隨着那次差到無倫的面試表現，在學院（社會學）中繼續學習及做學術研究的機會應該沒有了。面試表現差勁總有原因，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就是不夠好，這是無可否認的，no excuse。但無論如何，這起碼說明了我不是做學術研究的人才，至少，我沒有那種素質。未能投身學術研究的行列並非世界末日，但日後再以學生身份在學院裏鑽研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機會應該微乎其微，而且我應該也不會，亦沒有能力成為「生產知識」的那一群。能夠持之以恆地在書中或網上吸收學界最新的資訊及知識，讓自己繼續做個有批判與反思能力的人，固然最好；但也可能最終不敵營營役役的生活，變成典型的脫離公共生活（兼反智）的香港人。在我仍未脫離學生身份，仍在學院生活，仍未變成為生活而生活的動物的時候，有些東西應該要記下，作為日後的回顧、提醒或反思。
知識與知識分子
平日看新聞報道，不時會看到訪問學院教授或研究員的片段，他們會被冠以「學者」之名，但從來不是「知識分子」。彷彿在華人社會，知識分子從來都沒有甚麼社會地位。知識無價，你在香港跟別人說，你喜歡讀書或探求新知識，你只會得到「傻仔」的標籤，而依附在標籤的其他意思則包括：書呆子、不擅溝通、書蟲、與現實脫節等。香港人重「資訊」、重「資料」，但不重「知識」。最簡單的原因，莫過於「資料」和「資訊」都是容易消化的，不需要「用腦」。獲得知識的思考過程，總是花費腦汁的，生活忙碌如香港人，又如何有時間及精力去認真看待知識？
「知識」究竟是甚麼東西？標準答案：知識可分為兩方面，一是「知性」的增長，二是提升對世界或社會的理解。前者是個人的思考與理性分析能力的提升，即思維的進步與心靈素質的提升；而後者涉及的就是對現實世界運作的理解、行動與實踐。於我而言，知識的重要性在於對日常生活的理解與反思，以及建立對日常生活的批判能力。不久之前聽過一個比喻，指出我們日常看到的新聞、社會現象等等，其實等同大海中表層的海水，而推動這些海水前進的則是海洋中最底層的洋流，知識就好比大海中的洋流，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層現象之下縱橫交錯。獲得知識，就等同探索這些底層現象，理解它們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而要活得更好，就要從這些底層意象入手。
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常識」去處理生活的大小事務或理解社會上各種意象，就如你知道香港特區政府「信不過」，是因為你知道行政長官不是民選出來的；你知名牌產品貴，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其品牌效應，而它所帶來的邊際利潤可以很高。「常識就是埋藏在人們腦海裏片斷的、不一致的且未經批判的概念」，學者葛蘭西如是說。未經批判便被吸收的概念，每天都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指導着我們的行為模式，正如我們對「專家」確信不疑，相信他們規劃出來的樓宇及城市必定經過精密設計及有其專業考慮，而從不會思考他們的規劃是如何的非人性化（當今香港新型屋苑的大門的數量，相信比監獄還要多）。又或如我們買每一樣東西時從來不會想到製造那件產品的生產鏈中，究竟是如何剝削勞工或消耗了地球多少資源。憑常識生活，可以令你的生活安穩暢順，但在表層意象之中浮游，卻只能令你成為「順從分子」，因為當你對所有東西都take it for granted的時候，你只會一點一點的失去改變世界的能力。
掌握知識其實就等同對日常生活作「良好見地」（good sense），即對生活中的概念及活動作批判性的反思。當我們能夠穿透生活中的表層意象，透過批判分析及對概念或現象的詳細理解，辨認出日常生活中的底層意象時，我們正在建構改變生活及世界的可能性，脫離對常識的被動順從。例如當我們認識到以商品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糧食、日常用品及消費品，其實不是天掉下來的，而是經過了每天以不足兩美元過活的勞工的手而製成的，我們才有動力以消費者力量對這種狀況作出改變。又或者當我們看世博、看京奧時，意識到中國當前的偉大建設是靠無數農民工的血汗而建造出來的，進而理解到資本積累與循環過程所造成的不公義，我們才有能動力改變這些的狀況。知識分子就是最能夠對日常生活作「良好見地」的人，他們有能力（也應當）透過論述建構新的生活哲學，也有能力透過行動實踐造就新環境、新世界。正因如此，知識分子所做的研究並非空中樓閣、曲高和寡的東西，而是能夠回應社會、改變世界的事。理論、知識離不開生活，要做好理論就要入世，從生活中找尋建構理論的材料，用論述和行動來回應世界。
回到香港，知識從來都不是香港人重視的。社會上每一件事（小至物價，大至不公義收地），以及第一、二、三…..N世界發生的任何事，都似乎與香港人毫不相關，更遑論對它們作「良好見地」。「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是不少港人的生活態度，而普羅大眾以至政府也似乎和學院裏的知識分子甚為隔絕。知識分子除了在大型事件（如選舉）時有幾分鐘air time做一做時事評論，之後的時間便是自成一角地在學院裏做港人毫不關心的研究。知識進不了公共領域，也難引起社會討論與關注，香港人就像沒有反思與批判能力的動物。
香港人為何需要知識？
有時真的很討厭和香港人談話，因為你根本不知（也不太想）應該如何回應他們，而且和他們就某些議題討論，大都只能停留於「吹水」的層面，有「得啖笑」的味道。與香港人談事實、談論據，沒有人會理會你，而你則只會背上好辯之名，「我覺得，它就是」是很多香港人的生活態度。香港人是反智的動物，論據、論證不嚴謹，基本資料不完備，有懷疑時不驗證，簡而言之就是不尊重知識。何謂反智？不讀書卻愛用「專業」用語唬人，是反智；只憑感觀判斷，連資料也不查清楚，是反智；以為自己看了很多荷里活電影，便覺得自己很了解世界，是反智；以為世界上只有美國/歐盟/中國才算重要，其他國家只是蠻人之地，更是反智（也是港式沙文主義）﹗就如香港人看中國內地，往往只有「一黨專政」、「沒有言論自由」、「財大氣粗」、「十三億龐大市場」等粗疏印象，但中國為何遲遲未能發展出民主體制，除了「共產極權」這原因外，香港人能說得出其他解釋麼？如果對感觀印象不加思索，不能將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扣上歷史、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範疇來看，那麼你和那些被經濟發展論調洗了腦的人有甚麼分別？中國的中產/暴發戶財大氣粗，香港人能說出箇中原因嗎？十三億的人口，是否統統都有能力在市場上消費？對於糊口也成問題的那一群，香港人有關心過麼？
「知識」在香港是否應該獲得更多重視？我們最起碼、最基本都需知道自己日夜推崇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所指的究竟是甚麼，也應當道知自己最討厭的「共產主義」是所謂何物吧。掌握知識，是認識社會及時代脈絡的第一步；沒有紮實的知識基礎，對世界的理解是表面的，行動是亂衝亂撞的，甚至容易被人「誤導」。社會各界鼓吹通識，但如果沒有最基本的知識，又如何「通」？沒有知識作為「下層建築」，所謂批判性思考、理性分析等「上層建築」都不會穩固。難怪香港人討論公共問題時大多只能照抄報紙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論點，然後用「各打五十大板」式思維作分析和判斷。
香港人不尊重知識，特區政府施政也不見得是建基於專業知識。寫這篇廢話之時正值財政司司長公佈財政預算案，司長說退稅會刺激通脹，但從來沒有解釋兩者之間的因果機制是怎樣的，也沒有確實說明退稅會令通脹加劇到怎樣的程度，或為甚麼解決通脹不直接處理聯繫匯率的問題。這怎叫人不相信堂堂特區政府的施政是憑實證研究，有根有據地制定出來的？要說服人，就請拿出數據、研究或理論模型，而非製造恐慌或訴諸民粹，這才是理性及尊重知識的態度。沒有實證研究（及選民基礎）的支持，政府就只能憑長官意志施政。這樣的施政不但叫人難以信服，也是充滿風險的，因為施政的後果與影響都只是「估估下」，最安全的做法當然是保守一點，難怪特區政府的施政從來都是缺乏長遠方針的。
特區政府缺乏治港理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固然和香港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但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是政府長期忽視學界的參與及政策研究的匱乏。以往的殖民政府尚且可憑行政主導令施政保持順暢，不致引起民間強烈反彈。但缺乏認受性的特區政府，每一屆的政府本身都不是建基於甚麼管治理念，施政既沒有民意授權，也不會像西方的民選政府般需要智庫的具體支援。沒有民意基礎支持及執政的概念，政府本身已經難以推行長遠的治港策略，如果連嚴謹的政策研究也欠缺，香港還談甚麼長遠發展？以高鐵事件為例，為何要犧牲菜園村來成就這項「偉大建設」？為何要以西九為中心而造成「市區—新界」不平均地理發展？為何香港非要與內地「接軌」不可？這些問題是關乎特區政府的執政理念（在未有普選前都難望解決），是政治哲學處理的問題。但高鐵應如何建？高鐵會帶來甚麼經濟/社會/環境影響？外國有甚麼值得參考的例子？香港長遠應有怎樣的交通規劃？這些都是政策研究需要處理的問題﹗它們需要透過嚴謹的實證研究來解答。我們不時聽到政府制定政策時會邀請學者提供意見，但正如不少「行內人」所言，學界的意見對政策制定其實起不了甚麼作用。特區政府着重的不是知識分子在制定政策時的參與及所提供的意見，重視的不過是大學研究所用半年甚至數個月時間所做的研究或民意調查，而香港的智庫，到現時仍是一潭死水。
香港人需要的是甚麼知識？
作為一個讀過一點社會學及地理學的人，當然會答香港人需要的是社會科學的知識及思考方法。我不敢說社會科學的知識比其他的都好，我只知道經濟與金融的知識，香港人已經懂得太多，甚至懂得「分辨」學院裏的研究有哪些具市場價值，哪些沒有。香港其實真的很需要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不論是社會學那種從制度層面出發的思考方式，還是政治學所重視的對政治制度的構想與建立，抑或是地理學對空間生產、都市發展及環境問題的關注等等，對香港來說都十分重要。香港需要突破作為經濟城市的單一想像：香港不應只是讓人賺錢的地方（難民心態在今天已不適用），香港人也並非只有工具理性的動物。很多人對這城市愈來愈多鬱悶的感覺，但很少人能夠說得出個所以來；愈來愈多人想建立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或希望香港社會更公義，但多數說不出應從何做起。
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就是讓我們可以對社會的制度、價值規範、歷史發展、文化等有所了解及反思，從而建立行動的基礎。掌握社會科學的知識，讓我們在思考層面上擴闊對香港的城市想像，香港可以是政治城市（政治並非只討論權力的爭奪，而是討論人作為「人」，如何更好地活在一起）、環保城市（環保綠化不是用來吸引遊客的工具）、文化城市（西九文化區並非只是旅遊景點）、國際城市（並非政府的經濟/旅遊式定義，這裏的重點在於認識及實踐作為世界公民的身份，並了解香港在國際社會中各項議題上扮演的角色）等等。有了理想的城市圖像的構想，我們才有能動力去實踐，而社會科學的知識亦讓我們在操作層面上，了解建立不同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及基礎，以及認識有關香港歷史、文化、政治制度、香港人的身份構成等的不同論述，我們才有足夠力量在議會政治、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等不同場域中拓展新的空間。
社會學在做甚麼？
很多人讀過社會學之後都有種「唔知讀左d咩」的感覺，主要原因是社會學所牽涉的範疇實在非常廣泛，而社會學所提供的理論視野亦種類繁多，不同學派從不同角度出發看世界，各學派的觀點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難免令人感覺混亂。讀社會學不難，要真正懂社會學才有難度。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制度的學科，要將每件「個人之事」，宏觀至政治行動，微觀至生活習慣，由制度的層面研究和探索。探索的向度，由縱面的歷史，至橫面的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目標是一方面研究制度對社會行動者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微觀的層面探索行動者如何影響制度的形成（制度並非靜止不動的東西）。學習避免「見樹不見林」是社會學的（老掉了牙的）特色，但同時也要避免「只見林而不見樹」。
因此，「為何女生一定要着裙？」、「資本家如何透過大型商場剝削無產階級？」等似乎很顛覆性的問題，只不過是社會學最最最初階的提問。性別定型的過程及機制、我們的性別觀念是如何在社會中建構出來、大型商場如何隨後現代社會的來臨而大量湧現、大型商場如何體現現代社會的生產及消費關係、商場環境如何體現理性化及再理性化等等，才是社會學家最關心的問題。社會學要求你對每件事保持好奇、批判的態度，但不是要你將所有官方論述定性為「信不過」，或將現存的論述、意識型態和制度都推翻，社會學從來都不是要訓練你成為懷疑論者（Skeptics）或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社會學提供的是一套思考工具（Thinking tool），讓你掌握社會制度的全局觀。換句話說，社會學所做的「揭穿」（Debunking）的工作，就是看清社會運作的脈絡。社會學最大的功能是「解釋」社會現象，並點出每個社會以至整個時代的運作邏輯，提供解決方法並非社會學的任務，但能夠看清這些社會「真象」，卻是行動實踐的最重要一步（個人猜想：社會學之所以有「Queen of Social Sciences」的美譽，正因如此）。
社會學能改變世界麼？
讀社會學的人有種病，就是有種無力感，總是覺得自己所讀的不足以改變世界，正如上文所說，社會學提供的是「解釋」，不是「答案」。結果就是，99%的人不願/不敢/不希望直接參與社會，剩下的1%則天天精神自瀆，以為自己精研了馬克思紀登斯哈巴馬斯便看透了世情，然後隱居避世。
於我而言，社會學的確不會著眼於建立模型、制度或標準去「解決」問題。人類社會不斷在演變，模型、制度或標準卻只是在某一段時間適用的工具，更何況過分的制度或標準，反而會令人墜入了「鐵牢」的死胡同。社會學作為一門學問，它所提供「思考工具」讓我們認識社會及時代的脈絡，而在認識社會制度的同時，亦是讓作為社會基本單位（Unit act）的每一個人，確切認識人與人、人與社會在所身處的時代之中的關係，並透過自我反省的意識及人文關懷的力量去完善這些被權力、過度的規範或工具理性所破壞或僵化的關係。正因為人是構成社會的主體，自然也有改變的力量，而在「揭穿」的過程中，我們就是在一步一步建立這種改變的力量。讀社會學所帶來真正的反思，在於明白社會制度是如何形成及如何影響和塑造我們的生活之後，明白個人如何在社會生活與自處。個人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既是「行動者」，亦是「能動者」。
請別忘記，社會制度的形成與改變，始終要由社會行動者出發。也請記住，人總有意欲令自己活得更好。人是社會的動物，所以每個人在想令自己活得更好的時候，同時亦是在想如何和其他人活在一起的問題。人不但希望活得更好，同時也有改變現狀的能力。那麼我們可以做甚麼？最基本的是不要看輕個人的力量，每個人所嘗試做的每一次改變，都是對制度的一次衝擊。例如就算教育局將通識科課程「去政治化」，但學校裏很多老師都會依其良心、依其對社會及下一代的期望，跟學生說中國大地上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也會教導學生民主體制對香港及中國的重要性而很多讀過社會科學的人，面對官僚化、理性化的制度時都會採取較「輕鬆」的態度，以免被工具理性蠶食人性。個人的力量未必足以完全改變建制，但卻可以抗衡建制的不公義、不合理性，這正是Michel de Certeau所說，弱者總有不同的技倆（tactics）去對抗由權力操控者制訂的策略（strategy）。
但個人的力量，是否足以影響他人，並建立更強的行動基礎？社會學既是研究制度的學科，如何將所有東西都回歸個人心態與力量，豈不是「大逆不道」？個人力量不容忽視，但只建基於自我反省及人文關懷的力量又是否足夠抗衡過分理性化或腐敗的制度？有些時候，制度的事，最終都應該由制度入手解決。但社會學不會研究如何創建新制度或新模型解決問題，這如何是好？既然近十多年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邊界漸被打破，讀社會學的人，何不開開眼界，向其他學科找尋出路？每個學科的著眼點及處理的問題都不同，就如政治哲學從道德層面思考人如何活在一起，討論公民的平等與自由及政治制度的正當性的問題；政治學從實證研究的層面分析不同政治制度的優點和缺點，以及構成的條件；文化研究則從較微觀的層面，分析或批判社會上各種現象及活動的文化意義等等。不同的學科的著眼點雖然不同，但理論卻是共通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不同的入手點分析及理解，而要建立新制度也需不同學科的知識作為基礎。正如David Harvey會以馬克思的理論看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問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與符號互動學派（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不時會借用社會心理學來分析社會行為；Anthony Giddens亦曾任英國工黨「第三條路」的智囊；而Michel Foucault更是anti-discipline的代表人物。所以，不要以為自己在熟讀本科的東西便天下無敵，要改變世界便要「面面俱圓」。「理解—分析—反省—行動」（注意這並非線性的單向關係）需要不同的知識，不同範疇之間亦沒有絕對分明的界線，知識分子要參與社會、改變世界，就要懂得「踩界」。政治、地理、媒體研究，甚至社會科學的「邊緣科」如心理學、文化研究或經濟學，也要讀一點，它們都是新制度的建立的知識基礎。這樣說絕對沒有比較哪一科較好的意思，我只想說，社會學那種從制度層面出發思考社會結構與個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個體的自我反省與人文關懷，是行動的基礎，而其他範疇的學科同樣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們可以提供不同的視野去看世界，某些學科更同時扮演「提供答案」的角色。當然，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最重要的仍是不斷的批判，不斷的自我反省，並以人文關懷為不完善的制度作修補。
因此，要改變世界，就要成為「雜食性」好知分子，不要將視野局限於自己本科的理論，同時也要入世，親身體會生活中各種社會現象。這幾年來，我不斷提醒自己，不要為讀書而讀書，不要做「職業學生」。簡而言之，就是不要做學究。香港需要的，是「通識」而且懂得入世的知識分子。
是為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