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空間、發展、保育、集體回憶等詞彙，相信港人絕對不會感到陌生。自從保衛皇后、天星碼頭等對香港空間政治影響深遠的事件發生以來，港人對我城的面貌及歷史，無疑是多了點關注，但有關我城的空間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如何從生活改變我們的城市等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認真處理過。本地實驗劇團「進劇場」以「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方式，編作了《樓城》（2010續建版），探討自殖民地時代至今，香港的土地及房屋政策、土地規劃、樓宇建築密度、歷史建築保育等城市議題，從而反思這些議題與我們生活的切身關係。
為港人建「家」
《樓城》一劇並沒有一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而是以凌碎的，不同時期有關香港城市發展的事件切入，並輔以數十位與香港建築及城市規劃有關的人士，以及在不同居住環境下成長的市民的訪問語錄，將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與都市的面貌重構出來。《樓城》前半部分集中探討在殖民時期香港的居住及城市發展問題，描寫殖民政府如何從三、四十年代對木屋、寮屋等惡劣的居住環境視而不見，到逐步將基本生活設施（如食水）「施捨」予當時的港人，再到港督麥理浩上任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令港人的生活環境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種「從無到有」的過程，其實並非純粹如劇中所言，因為要回應一些關注人權的人士對本港居民的關注，以及有一位有遠見的港督麥理浩上任而發生的結果，而是反映了一種由殖民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事實上，香港有關勞工、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及保障，主要是自一九六六、六七年暴動之後才顯著走上軌道的。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或多或少是殖民政府一種自我完善的策略，為的是回應當時民間社會的壓力，舒緩暴動之後緊張的社會氣氛以及各項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見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後九七」香港〉，於《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時間》）。當時的公共房屋一方面如Alan Smart所言，作為一種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見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同時亦造就了本土意識的萌芽及「家」的概念的出現，舒緩了殖民政府與港人的對立狀態。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港人改善居住環境，乃屬一種管治手段，多於純粹空間改造。
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策略與新市鎮
第一代公共屋邨解決了內地移民的住屋需要，但戰後的嬰兒潮令城市人口急增，大部分人的居住空間仍十分狹窄，而屋邨內的基本設施，如獨立廁所皆不足。當時殖民政府開始發展新市鎮，而沙田與屯門則成為第一波的新界土地發展項目。透過井然有序的規劃，沙田成為一個設施完備的社區，亦為居民提供階級晉升的基礎，而「香港夢」的達成則令人漸漸將個人利益取代集體利益。如此自給自足、系統化、功能化的社區，成功凝造一種追求安穩、繁榮的中產價值，而這種「去集體化」的空間策略亦同時為殖民政府的管治帶來穩定（見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回溯「沙田價值」——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這種自給自足、有秩序的社區設計成為了新市鎮的規劃方程式，一一被複製到大埔、粉嶺，以至天水圍、將軍澳等新一代新市鎮，亦解釋了劇中對天水圍的空間設計乏味的控訴——高度與密度被嚴格控制的樓宇、一式一樣的內部裝修與設計、超市、馬路、輕鐵，沒有多餘的混集空間。高度理性化的社區設計不但斷絕了居民之間的人際交往，令其成為孤獨的個體，也斷絕了這些新市鎮與外面的交往——內面的人不需走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會走進來。
與此同時，由於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真正達至富裕水平，加上世界經濟環境不穩定，政府開始將建屋及一些公用事業交予私人發展商「代理」，並形成了「官商勾結」的雛型。因此，這便形成了劇中所說的「政府以高價將一片水氹（即淺灘）賣給發展商，而發展商則將這片水氹填平，這便成了一個新市鎮，而今天的沙田更可謂有聲有色的購物好地方」。同時，發展商亦藉此契機大手囤積農地，以及收集「甲/乙種換地權益書」，以支持其在新市鎮的大規模發展（見蘋果日報，2010年7月19日）。另一方面，這些財團亦透過控制公共交通工具此公用事業，如巴士、鐵路，主宰着新界區的交通規劃及沿線樓宇發展主動權。這種「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模式，影響了日後新市鎮內的規劃，例如天水圍嘉湖山莊、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巨型豪宅項目相繼在八十年代前後在新界出現，令新界成為了一個土地投機的好地方（見陳劍青，〈新界土地演義〉）。
這不但改變了新界的空間形態（農田、鄉村被鏟走，住宅項目相繼落成），亦或多或少改變了香港人的住屋觀念（以買豪宅為人生目標）。這基本上與上述提到，新市鎮成功凝造一種中產價值的概念一脈相承：七、八十年代新市鎮的空間規劃改變了一代人對香港的歸屬感，甘於在理性化的居住空間內追尋其香港夢，而七、八十年代由草根晉升至中產的過程進一步令他們肯定了專業、理性這些價值，這種價值投射到社會各階層，人人以追求更優質（及設計更理性化）的物業為目標。這亦與劇中提出的批判不謀而合：香港人一生努力希望有朝一日有能力買豪宅，又甘於被周圍都是保安、大閘的豪宅困住自己。
九七後的空間政治：誰的城市？
如果說新市鎮發展前的時代的城市規劃是殖民政府對港人的管治手後，新市鎮的規劃與發展是政府與私人財團的勾結與合謀，那麼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之後便是城市規劃的主動權的爭奪戰。《樓城》的後半部分主要探討重建、保育、集體回憶的問題，以回答「城市是為誰而設？」的問題。2003年，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揭開了這場城市空間爭奪戰的序幕，之後的利東街、灣仔等保育戰更將這場戰爭延續。劇中穿插了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士及決策者，如朱凱迪、黃英琦等人的訪問錄，反問既然香港已經不是被統治的殖民地，為甚麼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城市的發展權利。劇中提出社區的歷史、生活點滴是屬於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讓下一代認識本土歷史的基礎；而有關保育的運動正正就是在爭取城市規劃及空間的主動權。
這回應了由殖民時代至今，香港的城市規劃的問題：基本上所有城市建築及規劃都是由政府/規劃師/財團等權力核心主宰，製造一個他們認為符合人們需要（及自身的利益）的空間與建築，卻忽視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及考量，也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這就如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屬於構想及抽像（abstract）層面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概念，即城市的建築決定了城市的空間佈局，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階級和集團正是透過控制這些空間的主要特徵，來塑造和影響城市空間的形態和組織，以建立切合他們心中認為可供人們使用的城市。劇中提出這個被控制的城市讓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好像沒有能力改變這城市的一切，住在這裡的人要麼跟着這城市的空間的節奏「被生活」、「被規劃」，要麼便儲夠錢移民到其他地方去。
為港人建「家」
《樓城》一劇並沒有一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而是以凌碎的，不同時期有關香港城市發展的事件切入，並輔以數十位與香港建築及城市規劃有關的人士，以及在不同居住環境下成長的市民的訪問語錄，將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與都市的面貌重構出來。《樓城》前半部分集中探討在殖民時期香港的居住及城市發展問題，描寫殖民政府如何從三、四十年代對木屋、寮屋等惡劣的居住環境視而不見，到逐步將基本生活設施（如食水）「施捨」予當時的港人，再到港督麥理浩上任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令港人的生活環境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種「從無到有」的過程，其實並非純粹如劇中所言，因為要回應一些關注人權的人士對本港居民的關注，以及有一位有遠見的港督麥理浩上任而發生的結果，而是反映了一種由殖民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事實上，香港有關勞工、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及保障，主要是自一九六六、六七年暴動之後才顯著走上軌道的。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或多或少是殖民政府一種自我完善的策略，為的是回應當時民間社會的壓力，舒緩暴動之後緊張的社會氣氛以及各項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見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後九七」香港〉，於《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時間》）。當時的公共房屋一方面如Alan Smart所言，作為一種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見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同時亦造就了本土意識的萌芽及「家」的概念的出現，舒緩了殖民政府與港人的對立狀態。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港人改善居住環境，乃屬一種管治手段，多於純粹空間改造。
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策略與新市鎮
第一代公共屋邨解決了內地移民的住屋需要，但戰後的嬰兒潮令城市人口急增，大部分人的居住空間仍十分狹窄，而屋邨內的基本設施，如獨立廁所皆不足。當時殖民政府開始發展新市鎮，而沙田與屯門則成為第一波的新界土地發展項目。透過井然有序的規劃，沙田成為一個設施完備的社區，亦為居民提供階級晉升的基礎，而「香港夢」的達成則令人漸漸將個人利益取代集體利益。如此自給自足、系統化、功能化的社區，成功凝造一種追求安穩、繁榮的中產價值，而這種「去集體化」的空間策略亦同時為殖民政府的管治帶來穩定（見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回溯「沙田價值」——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這種自給自足、有秩序的社區設計成為了新市鎮的規劃方程式，一一被複製到大埔、粉嶺，以至天水圍、將軍澳等新一代新市鎮，亦解釋了劇中對天水圍的空間設計乏味的控訴——高度與密度被嚴格控制的樓宇、一式一樣的內部裝修與設計、超市、馬路、輕鐵，沒有多餘的混集空間。高度理性化的社區設計不但斷絕了居民之間的人際交往，令其成為孤獨的個體，也斷絕了這些新市鎮與外面的交往——內面的人不需走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會走進來。
與此同時，由於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真正達至富裕水平，加上世界經濟環境不穩定，政府開始將建屋及一些公用事業交予私人發展商「代理」，並形成了「官商勾結」的雛型。因此，這便形成了劇中所說的「政府以高價將一片水氹（即淺灘）賣給發展商，而發展商則將這片水氹填平，這便成了一個新市鎮，而今天的沙田更可謂有聲有色的購物好地方」。同時，發展商亦藉此契機大手囤積農地，以及收集「甲/乙種換地權益書」，以支持其在新市鎮的大規模發展（見蘋果日報，2010年7月19日）。另一方面，這些財團亦透過控制公共交通工具此公用事業，如巴士、鐵路，主宰着新界區的交通規劃及沿線樓宇發展主動權。這種「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模式，影響了日後新市鎮內的規劃，例如天水圍嘉湖山莊、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巨型豪宅項目相繼在八十年代前後在新界出現，令新界成為了一個土地投機的好地方（見陳劍青，〈新界土地演義〉）。
這不但改變了新界的空間形態（農田、鄉村被鏟走，住宅項目相繼落成），亦或多或少改變了香港人的住屋觀念（以買豪宅為人生目標）。這基本上與上述提到，新市鎮成功凝造一種中產價值的概念一脈相承：七、八十年代新市鎮的空間規劃改變了一代人對香港的歸屬感，甘於在理性化的居住空間內追尋其香港夢，而七、八十年代由草根晉升至中產的過程進一步令他們肯定了專業、理性這些價值，這種價值投射到社會各階層，人人以追求更優質（及設計更理性化）的物業為目標。這亦與劇中提出的批判不謀而合：香港人一生努力希望有朝一日有能力買豪宅，又甘於被周圍都是保安、大閘的豪宅困住自己。
九七後的空間政治：誰的城市？
如果說新市鎮發展前的時代的城市規劃是殖民政府對港人的管治手後，新市鎮的規劃與發展是政府與私人財團的勾結與合謀，那麼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之後便是城市規劃的主動權的爭奪戰。《樓城》的後半部分主要探討重建、保育、集體回憶的問題，以回答「城市是為誰而設？」的問題。2003年，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揭開了這場城市空間爭奪戰的序幕，之後的利東街、灣仔等保育戰更將這場戰爭延續。劇中穿插了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士及決策者，如朱凱迪、黃英琦等人的訪問錄，反問既然香港已經不是被統治的殖民地，為甚麼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城市的發展權利。劇中提出社區的歷史、生活點滴是屬於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讓下一代認識本土歷史的基礎；而有關保育的運動正正就是在爭取城市規劃及空間的主動權。
這回應了由殖民時代至今，香港的城市規劃的問題：基本上所有城市建築及規劃都是由政府/規劃師/財團等權力核心主宰，製造一個他們認為符合人們需要（及自身的利益）的空間與建築，卻忽視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及考量，也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這就如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屬於構想及抽像（abstract）層面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概念，即城市的建築決定了城市的空間佈局，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階級和集團正是透過控制這些空間的主要特徵，來塑造和影響城市空間的形態和組織，以建立切合他們心中認為可供人們使用的城市。劇中提出這個被控制的城市讓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好像沒有能力改變這城市的一切，住在這裡的人要麼跟着這城市的空間的節奏「被生活」、「被規劃」，要麼便儲夠錢移民到其他地方去。
《樓城》一劇最後提出香港人應該放慢自己的腳步，改變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要盲目追求更高更大更豪的樓房，也不要讓自己永遠困在這監獄裡。這和Henri Lefebvre樂觀的結論不謀而合，人們在城市中的生活節奏就如其身體的節奏，體現了城市的結構與形態。城市使用者可以身體努力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以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透過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和按生活的不同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的空間。從日常生活改變我城的空間，可說是《樓城》一劇對「生活—空間」這相互影響的關係的最大反思，也提醒了港人重新思考以一些自殖民地時代發展出來的價值觀。我城的人需要在城市的空間及建築規劃上扮演主動的角色，我們需要爭取讓屬於我們的歷史的空間及建築保留下來，從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進行空間實踐，開拓符合我們需要的生活空間。同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讓不同的聲音平等、民主地進入建制及規劃的過程，讓這城市成為真正屬於我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