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Miserables & 一月一日

昨日看完Les Miserables之後，腦裏只能不斷loop戲入面的歌。文化盲和歷史盲如我，沒有看過歌劇版，無法（也無能力）比較哪個版本較好。或許由於2012電影版上映時間巧合，Les Miserables的故事與人物背景令我聯想到今日香港的某些人和事：

Javert（Russell Crowe）：依著既有法律，維護既有秩序，就能體現正義，這可能就是Javert心中的「正義」圖像。但當既有社會秩序成為維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工具，這樣的社會就不再是讓人們安身立命之所；當用來保障每個人自由、平等的法律變成壓迫（那些權利本來就少得可憐的）低下階層的惡法，這樣的「法」就再難能體現它的「義」。不公義的制度，就是靠Javert這些的國家「機器」、這些對不公義視而不見的幫兇來維持的。結果，「正義之師」踐踏在人民的頭上。他就像今天的香港警察，以及那些坐喺屋企un un腳，以為「支持梁振英、等佢慢慢做d野、就是為了香港好」的香港人。

Jean Valjean（Hugh Jackman）： 為了一條麵包坐了十九年監，還要一世背負假釋犯的身份。其實他只想做個好人，只想好好的做一個「人」：有基本衣食、有權「愛」人、有權選擇人生的路。但不 公義的社會制度令他終生逃亡，甚至剝奪他做一個「人」的權利及作為「人」的尊嚴。他就像今天新界東北的村民、劏房居民、每月只能依靠生果金過活的老人家， 以及寧願搵工都唔攞綜援、但搵埋搵埋都唔夠交租的人。

Gavroche（Daniel Huttlestone）：一個戲份不多的小孩。在Gavroche眼中革命是不會「失敗」的，因為他眼裏只有一個美麗新世界：自由、平等、博愛。「Who will need charity?」，型到癲﹗在一眾起義軍成員都認為敵不過國家軍警時，竟然是他帶頭唱起「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就是霸氣﹗不知一眾飯民議員，以及那些諗住遊行完去打邊爐的香港人看到這位小孩，會不會感到汗顏？

當然，香港還未退步到十九世紀法國時那般，但如果讓你選擇，你會選擇做哪個角色？你又會選擇生活在怎樣的社會制度之下？

一月一日，你還坐在家，不出來遊行？

青春劇，還可以怎樣拍？

青春劇可謂是歷久不衰的劇種，雖然觀眾群未必很多，但總能令每個年代的年青人找到共鳴。香港電台的Y2K系列，已經成為近十年的「青春品牌」，並出產了方力申、余文樂、蔡卓妍、關智斌、唐詩詠、羅仲謙、Janice Man等大家熟悉的名字。回顧港台過往四輯Y2K，不難發現它們都很符合「青春」的公式。在四輯Y2K之中，「愛情」和「夢想」都佔相當重的份量，而圍繞這兩條主線的，就是一大夥朋友之間的友誼。有趣的是，四輯之中其中兩輯都以校園為背景，並且以運動為故事主線，以帶出年青人的「活力」。總括來說，以愛情和夢想為主線，加上年青人對生命的「煩惱」，再輔以校園生活及友誼的情節，得出來就是一套很符合成年人對年青人的想像的「青春劇」。青春理應意味着無限的可能性，但「青春劇」卻出奇地悶爆。不信的話，可以看看TVB拍攝的四葉草系列，其實都是應用着同一條公式。

這裏不是想對這些青春劇作出類似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我感興趣的，是為甚麼一輯又一輯的Y2K系列（及其他媒體的青春劇）竟然都是建基於同一種對年青人的想像？假設可以成為港台導演的都是起碼年過三十的「成年人」，他們對年青人的想像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兩條問題，或許需要對港台及其他媒體的製作過程作深入考察及對製作人員作訪談才能得知答案。但我嘗試從我個人對2012年新一輯的Y2K的觀感出發，探討它是如何突破了舊有的「青春公式」，從中窺探背後製作思維的轉變。

2012年新一輯的Y2K，雖然仍舊以新鮮出道或準備出道的靚仔靚女為賣點，劇情設計照舊有夢（理）想和愛情（雖然愛情元素明顯地比以往少），但出來的觀感卻令人耳目一新。新一輯的Y2K，正式名為DIY2K，故名思義，故事圍繞幾個剛剛於設計系畢業的年青人為主角，講述他們如何發展自己的設計志業。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可以解讀為年青人如何DIY（Do-it-yourself）自己的人生，而這和過往四輯Y2K中，年青的主角很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地成為一班主流社會要求的「有活力」、「有夢想」的年青人截然不同。從新一輯的故事背景來看，DIY2K則突破了「年青人=校園」的想像，因為這次正正是講述主角們由「校園」過渡至「社會」的經歷。

如果在既有的「青春公式」中，追求夢想是校園生活以及青春的一部分，那同樣意味着的，就是夢想只能在青春時想一想就好了，脫離「校園」之後就得「成熟」、放棄夢想。以往Y2K系列所描述的，不過是年青人如何從實踐夢想的過程中學習成長及過渡為所謂的成年人。可以說，過往的Y2K系列總是依着一條由成年人想像出來的青春公式，拍攝出來的「年青人」就是這條公式下的「有活力、有夢想」的形象，但卻從來沒有讓年青人質疑「夢想只能局限在校園」這條公式的合理性，或質問「誰的夢想？」（是年青人的夢想，還是社會期望/准許你擁有的夢想）這條問題。但DIY2K卻反其道而行，描述一班年青人面對「社會」、在主流世界中拒絕「成長」，並保持着青春應有的「拒絕妥協」。正如節目介紹中所言：「如果說，設計是要從平凡中變出美好，在困局裏創造出路，那麼，六位青春掛帥的追夢型人，在這個被物質堆砌得天花亂墜的城市，能否為自己創出一片異想天空？」DIY2K正正是將年青人從校園的「世外桃源」帶回「社會」，讓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子。這正正點出了過往Y2K系列的問題所在，因為每位年青人既是社會的一份子，也是社會的產物，你不去談年青人與社會環境（Social context）的互動，得出來的所謂的「年青人的追夢/思考生命的故事」，不過是空洞無物的東西，難以令人信服，更難叫人感動。得出來的結果，就是年青人永遠無法利用青春賦予他們的無限可能性，去製造一條屬於自己的「青春公式」。DIY2K最大的突破，正正是它放棄了「校園生活」這抽空的、狹隘的場景，並將年青人所身處的社會（大）環境勾畫出來。它從年青人追夢的過程與主流社會價值、慣習的緊張關係（tension）之中，將年青人改變世界的能動力（agency）及能量重新展現出來，而不是單單從視覺上的跑跑跳跳展現所謂活力。DIY2K選擇了以香港近年的社經環境為背景，而正因為有這社會背景的勾畫，才具體地表達了年青人面對此沉悶的、物質化的香港的鬱悶和無奈，而不是抽離具體社會現實的「青年煩惱」。因此，DIY2K的故事，比一般青春劇更令人感受到主角們天馬行空的追夢故事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因為它的確是為香港注入生氣，而不是再生產既有的青年形象。

既然年青人的故事必定要座落於大社會環境才會好看，那DIY2K要展示的「年青人夢想」，也是與社會互動性較強的，而不能局限於一個比賽獎杯、一個獎學金、一隊成功的球隊等偏向個人化的東西。在一個會「吃掉夢想」的香港社會，DIY2K一眾主角竟要改變生活、改變世界﹗既有制度一來不輕易被人改變，二來令你感到氣餒和無力。正如在第一集一眾主角大喊自己的夢想，明明Jason就是想要改變世界、改變當今破壞環境的人類生活，但說到一半，都要把要說的話吞落肚，半開玩笑地說其實只希望「凍飲以後唔使加兩蚊」。正因現實世界難被動搖，所以更需要有年青人追求不可能的能量，更能顯示青春的特質；正是年青人和世界的互動，才令整套劇生氣勃勃。DIY2K最好看的地方，是它在短短十三集中，展現了當今年青人回應或改變世界的不同方式：Jason面對主流社會價值及慣習永不妥協，對自己的環保理念寸步不讓；阿談在大型fashion design公司工作，學習在理想與現實中遊走，一步一步將既有框架打破/擴大；爆樽堅持理想與工作不能相容，因為只要兩個領域一重疊，fashion design就變得不好玩了；Chris努力突破怪獸家長對他的制肘，行自己的路、不行ready-made的路；任總先求金錢、才追求理想，但最後還是察覺有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無厘頭女孩海寶不理他人目光繼續無厘頭；Ranya在攝影工作中不忘身邊的人和事，努力讓工廈中的小人物小故事留下來，也令工廈成為有活力的地方。這些改變世界的故事體現了年青人追夢的過程與主流社會不同程度的緊張關係，而正正是從主角們的妥協、堅持或突破的經歷，才叫人（特別是年青人）產生共鳴。

如果以往Y2K系列談的是年青人的夢想，我更覺得DIY2K談的不是夢想，而是「理想」。前者是在年青時想想而已，永遠只能停留在校園中；後者是有計劃、有路向的，但同時不失對自我的堅持和追求突破框框的力量，在不可能中創造可能。同時，追求改變世界，則要求必需反思生命、反思社會，並從中建立更適合「人」居住的世界。如果你不作反思，就永遠無法介入社會、改變世界。故事的情景由一開始一個「悶到爆嘅香港」（爆樽語），收窄至反對工廈「生勾勾、被活化」的具體情景，但主角們所追求的理想，卻由以開辦Neverland來實現自己的設計夢，擴展至反對發展至上的主流價值、要讓香港成為更多年青人、設計師、畫家、小商店店主實踐夢想的地方。這種對比更能顯示出年青人的個人理想，根本就離不開社會的大環境。如果你不去反思及介入社會的大環境，所謂夢想就只是社會給你的「夢想」。相對於過往Y2K系列的主角們追求（與社會大環境抽離的）夢想的故事，DIY2K的主角們既追求個人的理想，也力圖改變那限制他們實現理想的大環境。這種故事，在2012年的香港，尤其叫人熱血沸騰。

DIY2K大大豐富了「青春」的意涵，雖然依舊包含「青春公式」的元素，但卻讓年青人成為規劃公式的主人，故事結尾更以主角們帶着V煞面具參與七一遊行作結，強烈地表達了要改變香港整個社、經、政結構的信息。在今天的香港，「超穩定」社經結構與半獨裁政體融為一體，能夠不隨波逐流成為既有制度下的一粒倒模螺絲釘，努力突破框框，追求自主規劃自己的人生，就是對既有制度的控訴，也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正如ToNick主唱的主題曲歌詞所言：「唔信個個要一樣嘅樣，唔信個世界得一個方向，唔驚出位跨張，唔稀罕攞咩獎，唔簡單普通自然唔一樣，就算個個笑我荒謬空想，就即管欣賞這個異相，就算一隻手拍掌，就算得我這模樣，我要發嘅夢仍然一樣，獨一的異相」。

在我看來，DIY2K也反映了港台背後的製作思維：青春劇不能只談年青人本身，而是要帶出當今他們身處的大環境，及其對年青人的限制，這樣才能繪畫出當下年青人的面貌。因為他們是社會重要的Stakeholder，這是一直以來主流社會從高而下的視角所忽視的。同時，他們更是徹底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一反以往「年青人就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意味延續多於改變）的論述。港台青春劇的製作思維的轉變，可能是因為其製作人員本身也看到近年香港社會的問題所在，年青人和港台本身都同是這大環境的受害者（當然原因不同）。當然，港台青春劇的的製作思維的轉變，以及是否真的有轉變，都只是我初步的猜想。但肯定的是，DIY2K超越了一貫青春劇的公式，它未必打動到社會主流的、多數的人，但它肯感動到我（雖然我不再青春年輕）。

P.S. 節目重温：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diy2k&p=5617

對反國教運動的一些感想

由於太多工作未做完，今晚做了逃兵，沒去政總。做完上fb，即見到大聯盟決定「撒離」（其實「撤離」這詞太負面，用「改變策略」似乎較恰當）的消息。人不在政總，難以感受參與者的失望心情。原先估計大聯盟會佔領多起碼幾天至一星期，畢竟很多人對狼英的「讓步」不收貨，而且大聯盟也可待立法會選舉有結果後才決定下一步策略何時做及如何做。當然，這是一個花生友的馬後炮。撤不撤及何時撤，任誰在那一刻做決定，也不能100%肯定那決定是正確的。對於現在在炮轟大聯盟決策失當的人，我只想說，賽後檢討是當然很重要（例如做決定前與群眾溝通是否有更佳的方法、在宣佈撤離一刻是否應同時公佈下一步行動以維持群眾的momentum），但不要因此而本末倒置，因不斷指摘做決定的人，而不去思考下一步如何行動。更何況，就資源及repertoire of action（要延續運動就不能只有一種行動模式）的角度來看，大聯盟今晚的決定是合情合理，也沒有違背任何原則。撤不撤及何時撤兩個問題，十二萬人內是不會有「一致共識」的，當中一定有人想留，有人想撤，如果你想繼續佔領的話，大可以繼承學民思潮的動員工作，但你便要思量資源及文宣的問題了，這些東西都不是在fb打兩個status便能解決的。「分歧」是民主社會的特質，最重要的是，別因此而拒絕與見解不同的人（但別忘記，他與你都是抱著共同目標的）在往後的行動中合作。對於在猜度大聯盟中是否有共產黨內奸、家長關注組是否另有詭計的人，我只想說，This is nothing material for the campaign!

上述這些是看完林輝與黎則奮兩位仁兄今晚的fb status的有感而發，本來不是想說這些的。言歸正傳：

既然大聯盟已決定離開廣場，就要盡快思量持續運動的抗爭模式，否則梁政府很快就會將現時因為公眾關注而決定不開科的學校吸納。反國教是全港性的全民運動，社會運動團體要延續抗爭，就要將組織轉型為長期性的、架構分明的團體，才可以持續有效地吸納資源及組織抗爭運動，這是社會運動理論的基本概念。家長關注組宣佈發展成註冊團體，應可更有效地連結各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一個我由細到大都覺得好撚廢、無撚用、但在今次反國教運動中發覺原來又廢唔晒的物體。要監察各學校是否偷偷被赤化，或教育局有否使陰招逼使學校就範，最好的方法自然是盡量吸納各學校的家長教師會成員，將監察的網絡擴大及系統化。所以大家現階段要踴躍捐款，將家長關注組的規模搞大（copy from潘小濤fb status：恒生銀行戶口787-352103-668；戶口持有人：So Mei Chi/Lai Pui Ying，兩名戶口持有人是關注組核心成員）。組織穩固的團體以外，在各中、小學作「落地式」抗爭亦是必要。反國教運動期間不少學校都成立了聯署小組，要延續抗爭，當然不可以讓聯署人輕易成為free rider，簽完名走人。大聯盟可呼籲各校友關注組轉型為監察學校的小組，讓被動參與的人扮演主動監察者的角色。而家長關注組與校友關注組的有機連結，則是監察網絡是否有效的關鍵。此外，青年學術界後援會及近150位大專學者的聯署，除了為罷課這最強的武器在操作層面上打好了基礎，也應開始在論述層面上為更廣闊的不合作運動打好根基，畢竟香港人很喜歡標籤社會/政治運動為「不理性」的。
 

現階段反國教運動最成功之處，是令不少港人的political consciousness及political efficacy得以大大提升，也讓港人再一次肯定了香港核心價值。現在正是將這些成果轉化為往後運動的基礎的時候。我們要吸納這些被喚醒的人，建立更龐大的submerged network（唔識譯，大概是指潛伏在日常生活中的抗爭群體），在生活中不同範疇進行對抗赤化的抗爭。其實回歸以來赤化（那些交流團、國民教育教材其實早已出現）一直都在進行中，過往這些東西彷彿都被去政治化，所以我們沒有理、沒有問、沒有反抗，到今天國民教育「米已成炊」才如夢初醒。所謂建立更龐大的submerged network，一方面是令這些剛被喚醒的人意覺到交流團、自由行、經濟融合等似乎與政治無關的議題，其實是很政治化的；另一方面是將抗爭力量散佈在生活不同範疇，令往後的群眾動員有一呼百應之效。這除了是意識提升的過程，也是為進步運動穩固群眾基礎。

其實最重要的是，即使日後離開了「反國教」這條戰線，這些陣營和網絡都會積極參與其他抗爭，好讓這些網絡的生命力得以維持，不要讓它們在一段時間後淪為沒人打理的fb群組。

洗腦的國民教育？（初稿）

（與成名教授合寫）

為了說服公眾國民教育科沒有「洗腦」的意圖，特首梁振英早前承諾會將科目中有關當代中國的教材上載網頁，讓公眾監察。然而，教材只是科目的一小部分，所謂「魔鬼在細節裏」，我們不妨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文件指引》（下稱《指引》）所建議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方式，仔細分析此科是否「洗腦」科目，以及「洗腦」對我們下一代的影響。

首先，我們應當先了解「洗腦」究竟所謂何事。冷戰時期，美國中情局曾經對共產國家對人民洗腦的方式進行研究，指出對人類行為控制的第一步，就是要讓人清楚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正如小孩知道父母、老師等人會透過責罵、訓導、評分等方式，對其行為加以操控。由於操控者與被操控者的關係往往是建基於極大的權力不對等，被操控者對操控者幾乎是完全的依賴，所以被操控者即使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也不能或極少作出反抗或挑戰權威的行為 [詮1]。正如學生雖然間中會違反老師訂下的班房規則，但卻不會推翻「老師/學生」整套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畢竟學生是需要依據老師的教導及評分來完成學校課程的。

但亦有學者指出，這種建基於「服從」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其實不能完全令被操控者「完全認同」或「內化」操控者所訂下的準則 [詮2]。因此，操控者需要透過多個層面的監察來確保被操控者的行為「達標」。同時，操控者也會透過控制環境因素，令人在社會壓力下產生服從，又會以各式各樣的懲罰方式來對被操控者的行為加以箝制，例如是在心理及心靈層面上令人感受到威逼、排擠等 [詮3]。所謂「洗腦」，正正就是透過權力不對等—監察—環境壓力—懲罰的連串關係而令被操控者在面對是非判斷時，繞過其理性思辨能力而直接認同操控者所給予的信息，達到所謂「洗腦」的效果。

事實上，當我們不難發現《指引》裏有關國民教育的建議教學方式及評核標準的描述，與上述有關「洗腦」的分析是頗為吻合的。特區政府經常強調國民教育科不涉及「洗腦」，但卻要求學生需要達到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感和歸屬感等以情感為主導的標準。《指引》明言，國民教育科的教學，將以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的方式推行（見第119-120頁）。同時，《指引》也要求學生了解國家憲法、承擔國民的責任，以及認同國家發展的努力及成就，但在一黨專政、法制不全、公民權利受壓制等問題上，卻以「客觀和理性」為名，將這些問題通通當成「困難與挑戰」。在評核方式上，國民教育科要求教師了解學生國民素質的轉變和發展，觀察學生有否在情感觸動以至態度上有所轉變，例如要求教師觀察學生有否因為成為升旗隊隊員而感到光榮 〈見第90頁〉、或問學生會否「像運動員一樣，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有感動流淚的感覺」（見「德育及公民教育資源網」內名為「生活事件：我學會了唱國歌」的教材）；《指引》又要求學生以問卷及分享方式互相評核。正如上述對「洗腦」的分析所言，基於學生對老師的服從及依賴，學生難免會不知不覺地調整自己的行為來達到所謂「愛國」或「認同國民身份」等標準；而同儕互評的方式，亦會製造一個互相監控的環境，令學生在群眾壓力下順從課程的要求。

我們當然相信香港教師的專業教學，但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一個名為「香港新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論壇上提到，「如果三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詮4]。根據此言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教育局將來大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而教師在壓力下，很可能會加大力度監控學生，務求令「製成品」達到教育局訂下的標準，學生面對「洗腦」的壓力亦自然大增。

如果國民教育科真的以上述「洗腦」方式，要求學生達到以情感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那後果將會不堪設想。正如學者Perry Elizabeth指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正是透過「批評及自我批評」、「思想改造」等洗腦方式來操控人民對共產黨的情感，達致群眾動員及打擊敵人的目的 [詮5]。熟悉香港歷史的讀者都會知道，這種盲目「愛國愛黨」的情感直接催生了六七暴動。毫無疑問，我們有需要叫停這種以「洗腦」方式來操控學生情感的教育，畢竟小學生仍未有足夠能力以自主思考抵抗「洗腦」。

讀者們當然會問，為何特區政府硬要推行問題多多的國民教育，寸步不讓？事實上，北京早於1991年，便為香港訂下了五大參與國家的項目，當中包括了「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範疇」。但回歸後，多項調查均顯示香港青年對國情認知「不理想」，不少人更不知道國家主席是誰等基本國情。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更加大力度推行「人心回歸」的工程，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回歸十周年訪港期間更指明特區政府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翌年4月14日，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隨即通過了一份名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的文件。文件應中央政府要求，指明「政府需要在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加大力度」，更建議以「潛移默化、先易後難」的方式滲透學校。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亦已在去年赤裸裸地表明，德育及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教育」，要教年青人「要聽中央政府的」。由此看來，國民教育根本就是一項迎合北京的政治任務﹗

同樣令人憂慮的是，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時對相關機構、活動、教材的鉅額資助，從來都不公開、不招標、不諮詢，當中包括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為人詬病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以及由教育局、中聯辦共同支持的「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滙聚火車團。即使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公開表明《手冊》部分內容偏頗，但卻沒有要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徹回《手冊》，或呼籲學校不要使用《手冊》，這令人懷疑國民教育的推展，其實是特區政府、北京與北京友好機構的黑箱作業。

諷刺的是，雖然特區政府不斷強調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但有研究發現公民教育是否獨立成科，對學習成果的影響其實微不足道 [詮6]。既然國民教育本身已問題多多，特區政府就更加不應硬推此科而犧牲學校教學的自主性。更甚的是，這種潛移默化的洗腦教育，比明刀明槍的廿三條立法更令人膽戰心驚，因為它足以剝奪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的思想自由。這種剝奪思想和教育自由的做法將嚴重侵蝕香港核心價值和摧毀一國兩制﹗

詮1：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5 April 1956, A Report on Communist Brainwashing, http://home.netcom.com/~ncoic/brainwsh.htm

詮2：Kelman H.C. & Hamilton V.L. 1989. Crimes of Obedience: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詮3：Pile, Lawrence A. Thought Refor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del

詮4：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3/1/7/1021317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31742&mdate=0608002457

詮5：Elizabeth, Perry. 2002. Moving the Mass: Emotional Work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2): 111-128.

詮6： Fairbrother, Gregory P. & Kennedy, Kerry J.. 2011. Civ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Hong Kong: What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41(4): 425-443.

A Few Remarks Before 7.1.2012

1.你可能是因為曾蔭權的貪婪，或梁振英的僭建而上街，但請注意，我們要反對的，除了是領導人的個人失德，更加是制度的腐敗﹗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人。民主制度未必可能完全阻止領導人的失德行為，但肯定可以讓我們在選舉前提名一個我們認為在才能上、品德上合適的人，更可以透過合法的程序令失德的領導人下台。我們箇然應該要求領導人才德兼備，但我們更加應當要求一套完善的制度，透過監察、透過程序、透過法律，阻止擁有權力的人為社會帶來傷害。因此，大家上街喊口號，千祈唔好學似話提選舉呈請提到冇晒影的民主黨咁依依哦哦，要喊，就喊「選舉無效，立即普選特首」（而唔係默認左梁振英上台的合法性才叫佢辭職）﹗

2.為甚麼要反狼？重申一句，七一上街不止是反狼，而是反對一個不民主的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正逐步侵蝕我們的自由及公民應有的權利。人人生而平等，而人作為人，亦應該有自主規劃人生的權利。記住，沒有人是皇帝，沒有誰比誰天生擁有更多權力，也沒有誰比我們自己更懂得如何規劃我們的人生。一個領袖需要透過民主選舉產生，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是經過我們的選票授權，得到其「合法性」，而有權力制定影響我們人生的政策。一個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的領袖，憑甚麼使用公權力，主牢我們的生命？你可能會說，「XX特首人品/能力好，信得過。」我會問：「憑甚麼？」我信一套好的制度，多於單單信一個人的「承諾」。因為只有一套好的制度，當權者才能真正經我「同意」下得到他的權力，也能監察當權者不會胡作非為，更重要的是當當權者侵犯我們的自由時，可予以懲罰。這些事，不是他一句「我會保障香港嘅核心價值」就過關的。我們上街，是反對一個沒有「合法性」的特首。

3.有些人心裡仍然有些疑問，包括「你反對人地上台，唔通畀你長毛/黃毓民做就得咩？﹗」、「大家理性d咁諗，其實梁振英唔差架喇，唔通畀唐英年做？」。對於這些問題，我想說的是，其實這是問錯了問題。大家慣常問的，是「誰有資格統治？」，再苦苦思索一個好的領導人應具備甚麼品格、甚應才能，然後得出「唐英年雖然資質平庸，但勝在有施政經驗」、「梁振英雖然今次說謊，但他很體諒基層老百姓」、「長毛淨係識嗌，邊做到特首」一類答案。但問題來了，為甚麼董建華有多年經商經驗，他在任時經濟會搞得一團糟？曾蔭權能在港英年代爬到財政司的高位，能力一定不差，何以在任七年香港社經政三方面沒有一樣是好的？事實上，要數一個領袖應具備的條件，幾時先數得完？小學生作文咩？與其問怎樣才算好的當權者，不如問：「一套怎樣的制度才能令好好監察當權者，並盡量減少無能的當權者為社會帶來的傷害？」如此一問，你會發現為甚麼官與商可以公然地卿卿我我而沒有人能阻止；你會發現為甚麼特首如此貪得無厭而沒有民選議員能予以監察或懲罰；你也會發現很多利民的政策不能早早實施而令香港「蹉跎歲月」。我沒有說當權者的才德不重要，但一套合乎公義的制度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4.最後，你可能會問：「中共好惡，你地班友係乜料？上街就改變到現狀？」如果你是哲學撚，我會答你：爭取自由是我們的「義務」。把人當為目的，追求自主與自由的人生，是人本來就應該做。所以無論你的行動是否可以取得（見得到）的成果，行動本身已有最高的道德價值。如果你是務實撚，我會答你：可以，因為中共這沒有民意授權的政權是最怕人民的，只要人民肯發聲，它就醜態畢露，你看那過千億的維穩費就知道。我們上街就是奪回（記住，不是「表達訴求」，他們不是我們的皇帝）被當權者侵蝕的基本自由及權利，而上街這行動本身亦是行使我們的自由。我們在此關鍵時刻行使我們的示威自由，正正就是說：「這些東西是我的，你沒權奪去它﹗」

5.我明白很多人都因為「暴力、激進」的報道，而刻意提醒自己要保持「和平、理性」，甚至對示威遊行活動很有戎心。在此我簡單回應兩點。1）示威集會要向警方申請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法例，早期殖民統治為了限制工會活動，集會是要得到殖民政府許可的，時至今天遊行集會仍是要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的。如果香港真的是「從水深火熱的殖民統治」中走出來，那麼我實在不明白為何仍要保留這條殖民惡法。試問，世界上會有自由民主的國家有這樣限制遊行集會的惡法嗎？2）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從來難以定分界，但當執法當局每一次都可以不停地將「公眾利益」的範圍愈劃愈大，拿走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卻愈來愈多（試想想那水馬陣﹗），而且「劃界」準則往往以「保障公眾安全」等含混不清的理由便說了過去（注意，警方從不交代示威者是如何「威脅」公眾安全，也不會解釋為何示威區一定要距離X百米才能保障安全），你認為你喪失的自由合理嗎？

說到底，示威遊行的「權利」話語仍有待深化。一般香港人（甚至是一些民主派領袖）往往將示威遊行與和理雙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掛鉤，即使示威遊行，也不會超越警方及當權者所設下的界線。如此，執法者及當權者便輕易地挪用「法治」的觀念，將法治矮化為「守法」及「秩序」。自67暴動以來，殖民政府的公安條例在社會一片「恐共」情緒之中得到合法性。而在這law and order discourse主導下，執法當局種種限制社會行動的手法不但不被挑戰，而每每有示威者作出「激進」行為（well，現在激進的定義可能要擴闊為「大聲叫喊」），公眾亦往往把他們標籤為「秩序破壞者」或「麻煩製造者」，卻毫不意識到，只要示威者沒有作暴力或傷害他人的行為，他不過是行使公民基本的示威及集會權。別忘記，這也是基本法賦予的。事實上，所謂的「法治」，不單是「守法」及「秩序」，更是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由此達致社會公義。對法治的解釋，戴耀延教授的十六字真言可謂易記易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以這四個標準來看，香港在頭兩個層次是合格有餘的。在第三個層次，只要不涉及中央釋法問題，香港也是可以的。在最後一個層次，所謂的「義」，是指社會公義，分為三方面：1)基本人權如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得到保障；2)市民享有選舉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3)社會弱勢社群能享有最起碼的社會資源。在這層面，香港肯定是不達標的。試想想，當示威區被隔離至母雷公咁遠，當示威者進行非暴力抗爭都被標籤為影響公眾安全，當大聲叫喊都被視為有可能破壞秩序，我們的「法」是否可達「義」？有人會問，示威遊行這些「激進」行為為甚麼與公民權利扯上關係？簡單來說，示威遊行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向當權者施壓。當遇到不合理政策或公民權利受侵犯時，示威遊行是制度以外的爭取手段或抗爭方式（well，這好像是中學EPA教的，實在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香港人會視示威遊行為「搞事」？），也是製造輿論壓力及發聲的主要途徑。所以示威遊行是公民（尤其是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的基本權利，不是執法當局「批准」的。我所說的「示威遊行作為權利」，不單是從基本法搬字過紙，而是指有些人被剝削了公民的fundamental rights（fundamental之所以為fundamental，是因為沒有了它們，你難以作為一個「人」而生存），而且在制度內難以取回這些東西，所以他們是「理所當然」地走到街頭抗爭的。因此，別跟我來「平衡論」那套。「示威者有權示威但也要顧及他人權利」這種論述根本沒有考慮抗爭者與非抗爭者的「起步點」是不同的，如果要「平衡」的話，就更應讓他們用盡一切不傷害他人的方法示威，即使對日常生活構成阻礙。事實上，今天不走到街上抗爭，香港人根本難以保障已逐漸減少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更遑論改變現有不公義的政經結構。總的來說，香港的執法者往往重「秩序」而輕「義」，而一般香港人亦似乎不太了解示威遊行對實踐、保障公民權利及社會公義的重要性。因此，如何深化「法治」的論述，以及推廣示威「權利」的話語，似乎是民間社會需要努力的。

這和七一有何關係？如果你是自認「保守、和平、理性」的一群，可以嘗試在行完七一後可以參與留守的行動（我這樣說，不是代表社記或人力發言），以行動實踐你應有的示威集會權，或以身體佔領屬於公民的空間（政府不是說門常開嗎？），或「見證」一班「激進」示威者是如何不合理地被嘖胡椒噴霧（你看過這些場面就知執法者是如何野蠻）。最重要的是，這可以告訴當權者，他們不需要，也不能使用防暴隊及催淚彈對付走上街頭的香港人，因為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有需要調節室溫嗎？

冷氣機這東西，早就成為每家每戶，以至每個室內空間必備的東西。說它是「科技進步」的象徵，絕對是過時。

天時暑熱，沒有人會不喜歡行街中途走入冷氣大開的商場享受一下；回到家，開大冷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筆者居住的屋苑，是典型的「蛋糕樓」（父母喜愛買這種樓，我也要被逼住在這兒），即樓下有大堂，要坐升降機才能上到墩座，再走一段路才能到達所住大廈。筆者曾經仔細觀察過整個屋苑的空間設計，原來由樓下大堂到墩座的升降機大堂，再到大廈大堂，全部都是有冷氣的地方（除了由升降機大堂到大廈大堂那段路）。筆者也曾經詢問過屋苑保安員，有沒有方法不經那兩個冷氣極凍的大堂，由地下一層直接行樓梯至墩座一層。得來的回覆是，只可以坐升降機，沒有樓梯可供使用，同時也意味著回家只有一條「冷氣路」（其實沒有樓梯也是不合理的，但筆者在此暫且忍手，不批評這設計）。事實上，如果要處理「衣、食、住」而不想行太遠的話（通常中產屋苑附近，方圓二百米都是四野無人的），就只可以到屋苑商場。這也代表，一日三餐，加上購物、娛樂（會所）、運動（健身房），全部都逃不出「冷氣房」。

筆者試過兩次到街上（對，不是有冷氣的健身房）跑步之後，因為抵抗不住屋苑三個大堂的冷氣而病倒了。其實，除非我選擇不回家，否則在冷氣下吹到病是避無可避的（在夏天，很難待身上汗水完全乾透才進去）。

冷氣，在內地叫做「空調」，即air-conditioner的直譯。但冷氣在香港的全面普及，似乎與室內空氣是否需要被調節沒有甚麼關係。在歐洲，夏天的日子也經常超過三十度，但去過歐洲的人都知道，歐洲人是絕少使用冷氣的。雖然同是現代社會，但在香港，無論是冬天還是夏天，商場、商店及食肆的冷氣機都是長開的。這似乎說明了，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冷氣不單是一種必需品，也是一種作為現代人「應份的」享受。對那些住在大型屋苑的中產來說，華麗的屋苑大堂是一種用來區分住宅級數的必要的身份象徵，無所不在的冷氣供應當然是「基本東西」。

「調節室溫」所指的，是自然的空氣及自來風令人感覺不舒服，而需要人為的調控。我們無必要全盤否定以冷氣調節室溫的需要及好處，但當我們太過習慣冷氣機調控出來的「冷/清涼」，我們似乎也逐步喪失感受「熱」的能力。人本應有能力適應自然環境的冷與熱，而不需依賴現代科技所為我們調控的「合適溫度」。冷氣的原初功用，不過是在炎熱的天氣下減低悶熱感，而不是讓人長期處於同一溫度下工作或生活。如果這些現代科技是用來改進人類生活，那麼因為冷氣的出現而令人一日十多小時都被關在密室內，不能開窗讓天然風帶走室內的混濁空氣，而令人患上各式各樣的呼吸道疾病，不是本末倒置是甚麼？那些生活在中產家庭尊貴的小孩，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在冷氣房裏生活，他們的身體會變成怎樣？據聞，當年人們如果多些打開窗門讓空氣流通，SARS的殺傷性未必那麼強勁（當然，這類「不科學」的研究，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受重視的）。

冷氣機這種現代科學的產品，無疑令人感覺舒適一點（這很視乎你如何界定「舒適」），但科技所帶來不合理性、非人性化的生活也是需要檢視的。歐洲人早在二十年前已提出反思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意指現代人需要反思科技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及對人類的危機，並重新檢視所謂「進步」的定義。香港其實早已過了高增長、高速經濟發展的年代，追求的理應是進步的「質」，而非「量」，以及生活素質的整體提升。沉醉於使用現代科技時的「享受」、不真正反思生活與生存的需要，以及迷信現代科技帶來的所謂「進步」，是將自己與自然隔絕（一個月一次去郊遊行山解決不到真正的問題），也是以科技摧毀現代社會的死亡之路（冷氣機會排放廢氣，只會越用越「熱」、地球繼續受破壞﹗）。

搵食

黃子華名句：「搵食嗜，犯法呀？」可謂深入香港人骨髓。在生存之上的大前提下，只要「守法」（不影響其他人的安全或權利），不斷的競爭、不停地「搵食」就是王道﹗其他人沒有權阻止你，你也可以不顧一切地盡情「搵食」。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之道﹗

「搵食」除了是一般香港人的問題外，也是很多似乎與經濟市場無關的人士及機構的煩惱，例如大學學院及教授。隨着新自由主義在八十年化起席捲全球，各社會機構都要受「資源優化」及「提高競爭力」等教條規管，意味着大專院校也要從以往的安樂窩，走進本地及國際市場裏互相競爭。「爭」的，是研究經費、軟硬件資源、收生素質、國際排名、口碑、名氣等等；而這些東西亦成為了判斷一間大學是否「優質」的指標。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競爭遊戲：今年沒有好的研究成果，下一年的研究經費便會被削減；沒有資源做好研究，國際排名自然相應降低；國際排名低則可能影響收生素質，而學生的就業出路不佳則影響大學口碑；大學管理層可能因此要多撥資源至教學方面，但這卻可能倒頭來影響研究質素。今天，大學要生存，就要在上述範疇積極「搵食」。

結果，大學方面要要求教授拼命做研究，特別是有「市場」價值的（如關於中國的題材），因為這對大學的國際排名尤關重要。學校課程要迎合市場及客人（學生）口味（例如課程不可以太艱深，因為作為evaluator的學生會不喜歡；不會理會學生的學習經歷，課程以最例行公事的內容及最方便的評核方法完成），因為教授們要在合約制下保住飯碗。學院也開辦各式各樣的自資碩士課程（雖然不同課程裏的科目其實是重疊的，也極可能只有學士的程度），因為要補助研究經費，搵食嘛﹗教學素質也顧不得了（例如上課用的powerpoint十年不更新一次），因為教授們要花時間在所謂的研究及出paper上。對大學生人文價值的培育也可以「放埋一邊」，因為這些東西不是評核標準之一。今天，我們見到的所謂大學，大都是著重研究多於教學、教育產品（懂得take荀科、讀master、以靚仔CV搵好工的學生）多於教學成果（具人文精神、對社會有抱負、有承擔的學生）、國際排名多於大學精神。這些現象當然不是香港獨有，但在教資會主牢大學大部分經費來源，以及大學學位的社會價值幾乎一面倒從「經濟」角度決定的情況下，香港的大學似乎比歐美的更易被新自由主義磨蝕。可悲的是，這種搵食至上、競爭至上、生存至上的精神將一代傳一代，生產出只懂眼前利益、不懂思考生命的「人」，而「搵食嗜，犯法呀？」精神則在香港社會裏「世代相傳」。

在大學教育新自由主義化下，各大專院校的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理應是守護大學精神及人文價值培育的最後堡壘，起碼他們會反思官僚體制的運作，也知甚麼叫價值理性。但很可惜，那邊很多教授及管理層，似乎已經忘記了這些基本的社會科學知識（看那位處清水灣、標榜工商金融及高科技的亞洲第一大學﹗而那在薄扶林的大學，也逐漸被攻陷了）。

六四晚會之後？

六四二十三週年的燭光晚會，大會公佈參與人數為十八萬。即是說，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連續四年超過十萬（保守估計）。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而能夠連續四年取得此人數，除了代表港人良心未死之外，亦意味著香港的社會運動，其實有一個為數不小的潛在群眾基礎。就算只能成功保住1/4人持續地參與抗爭運動，其實已足夠令特區政府及中央嚇到腳震。問題是，民間社會的各路人馬如何有效地將他們動員起來，持續地參與抗爭。面對廿三條分拆上市、梁振英上台兼大玩民粹、官僚/紅色資本主義即將橫掃中港，民間社會不但需要思考如何穩固已有的群眾基礎，更應開拓民主運動的新參與者及支持者，也要仔細調整動員策略，令群眾運動成為堅實的反抗力量。

以下提到的問題，相信很多已在反對派內開始討論，但小弟認為既然要討論，就應擴大討論的圈子，集思廣益。小弟乃小學雞一名，姑且在此整理一下這些問題，兼拋磚引玉。

新參與者及新支持者？
1. 九十後年青人：近年各項的示威/遊行/集會多了很多年青的面孔，以六四晚會尤其明顯，而他們的參與大都建基於互聯網的動員。要吸納更多九十後年青人持續地參與抗爭運動，反對派少不免先要「統戰」一班老師（尤其是八十後那班），讓他們成為群眾動員的meso factor。事實上，中共現時不只嘗試染紅大學學生會，在中學層面亦正做很多「搶人」的工作。面對這樣的環境，我相信有不少老師仍未想棄守城池的。反對派的工作，不但是爭取老師對民主運動的共嗚，更是幫助老師在現時殘缺不全的教育制度下在班房裏作工。例如以下三點。第一，鼓勵老師將政治帶黠通識科。現時通識科的設計不見得鼓勵學生「批判地」思考政治議題，也不會訓練學生思考香港究竟缺少了甚麼基本的公民權，更遑論會鼓勵學生身體力行爭取這些對其人生及整個社會尤關重要的基本公民權。我明白，把政治帶回通識科，對很多老師來說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所以反對派的工作，某程度上是要說服老師站在理想的一邊。第二，近年很多社會運動都被權力精英及主流媒體標籤為「暴力、激進」。面對「暴力 vs 非暴力」的論爭，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師會向學生釐清何謂「非暴力」，也不知有多少老師會反智地將「肢體碰撞+大聲」等同暴力並傳遞給學生。雖然學生會在網上接收不同資訊，但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仍是存在的。當然，老師也有權「保守」，但如果他們在選擇「保守」之前已對社運先入為主，這絕對不利於未來的社會運動動員。如何走入這群「保守老師」的世界，讓他們起碼知道社會運動及「非暴力」究竟是甚麼，是反對派需要思考的。第三，近年通識科的推行間接製造了更多機會給一些有心有力的老師，讓他們帶學生走出班房到反高鐵集會、六四晚會等認識中國及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這些都是極具意義的「活動教學」，因為有時親身感受比看書更能幫助學生達致Cognitive liberation。雖然會這樣做的老師為數不多（畢竟平日教學及行政工作已令老師忙透，畢竟很多學校的管理層是很保守的，畢竟香港很多怪獸家長），但反對派是否應主動接觸老師，提供更多「感受現場」的機會？就算只是參觀新菜園村，或看一看地產商在新界鄉村的所作所為等簡單活動，也比回家看網上新聞有意義得多。話說回來，反對派要吸納新血，除了對學民思潮、校園意志這類組織多加支援外，是否亦應加大力度連繫上這班老師，然後在上述幾個層面開展教育及動員工作？我明白社運界本身圈子不大，也知道部分社運人士與主流民主派（i.e.教協）仍有隔閡。但如要有效連繫老師以及將民主光譜上不同的思潮帶進中學校園，整個反對派是否應著手思量主流民主派與社運界如何對話/合作/互動（像反高鐵運動般，議會內外夾攻，打場漂亮的仗）？例如像參觀新菜園村般由社運界啟動的活動，是否可以利用教協的網絡宣傳？

2. 分裂出來的統治精英（高級公務員、香港財團）：我知這點有點無稽，但我想說的重點不是鼓動統治精英罷工或直接參與抗爭（這是沒可能的），而是藉統治階層的精英分裂，與民主運動產生串連。眾所周知，高級公務員一般對程序理性十分專重，而在行政主導的模式下，有規有矩的政策制定程序（由諮詢至正式提交立法會審議）一直都被視為香港成功的基石。某程度上，他們亦是以往殖民地政經制度之下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愈來愈多的「中央order」、梁振英視程序為無物的行事方式，以至梁振英用人唯親打造紅色政治團隊，正逐步將高級公務員的勢力瓦解以及被架空。他們面對的問題，不單單是被搶佔高薪厚職，而其一直堅守的價值與規範將被沖擊甚至破壞。其實自從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以來，行政長官與高級公務員已出現分裂，如今「董建華 version B」將推出5司14局，進一步架空公務員團隊。如AO團隊真的以不合作的態度對抗梁振英政府，民間的社會運動能否與此產生關聯，令統治精英支持民主改革？而當將來政府內部精英分裂，製造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時，民間力量能否逼使統治精英明白維護他們利益的最佳方案不是公務員黨回朝，而是發展健全的民主體制（及真正政治中立的官僚系統）？

梁振英上台後另一個有可能出現精英分裂的位置在於香港財團與一眾紅色財團及香港二、三線財團。雖然梁振英不會一下子將原本處於領導地位的大孖沙們踢走，但他上台之後政經利益會如何洗牌？洗牌對大孖沙的既得利益會有多少影響？八十年代時這班香港財團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到了今天他們的統戰價值已大不如前，因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開始成熟。到目前為止，一眾大孖沙似乎仍未高調開腔支持梁振英。為保長遠利益，這班大孖沙會否為民主改革背書？如果這種樂觀的預測有一天到來，民間的社會運動可以做甚麼去「吸納」這班民主運動的支持者？

上述這些問題聽來未免太過樂觀，但民主運動要成功，除了民間力量底氣要充足外，也不能像老一輩的社運份子般對政治結構上層的變動抱「唔關我事」的態度。社會運動需要把握任何潛在的政治機會及支持者。其實統治精英之所以選擇支持民主運動，說到底都是因為希望保障自身團體的利益及他們在統治架構中的地位（君不見唐英年為吸納泛民選委支持，竟在最後一次選舉論壇中表態「支持」盡快普選？）。反對派要爭取這班分裂出來的精英的支持，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下，他們有尋求社會運動力量串聯的意圖與需求？順帶一提，統治階層的精英分裂難免會令特區的運作嚴重失靈，尤其是沒有認授性的特區政府。反對派是否能夠把握上升中的民怨，做好議題設定的工作（準確來說，這叫構框，即framing），發展更強大的民主運動？當然，不能不提的是，北京方面也不會對精英分裂坐視不理而主動修補精英團體之間的關係，而這將不利於反對派爭取精英的支持。

動員策略
1. 認清及認識敵人：葉蔭聰今年6月4日在明報的〈中港的後極權秩序〉及去年6月6日的〈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寫得實在太好，小弟沒有補充。

2. 立場要清晰：這點主要是針對泛民主派的。主流民主派的一個「陋習」，是喜歡先承認現狀，然後才指出現狀是如何不濟，再「鏡頭一轉」指出普選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問題是，如果現狀是不合理的，為何要先接受它？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泛民主派不敢挑戰政府的合法性（在此我不作陰謀論猜測），直接指出這政府是不合法（Illegitimate）的。「不合法」，代表沒有經人民授權，代表港人其實可以直截了當地不承認它。不將「不合法」的慨念及其與當今香港腐敗的關係帶出來，根本不足以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抗爭，更遑論參與公民抗命。結果就是，民主運動的抗爭論述總是「不到肉」的，抗爭模式亦總要在這「不合法」政府下所謂的lawful acts作抗爭（有些人竟然還要為有份參與小圈子選舉而自high）。如果「反對派」的立場總是如此模糊，不合法的政府只會被反對派「合法化」。抗爭運動理應直視現有遊戲規則的不合理性，爭取奪回定義遊戲規則的話語權，這才是「港人治港」。如果一開始已經接受敵人設下的規則，未打先輸陣，又如何有能力去顛覆它？70年代部分社會行動者也曾以不承認殖民地法律之合法性的立場搞示威及集會（雖然當時社會大眾不完全認同此立場），自此以後反對派便甚少以「不承認現有政權」的姿態作抗爭。沒有人知道這樣的論述在當今的社會環境會有怎樣的動員效果，但反對派有責任對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堅守其反對立場，讓人們看清楚反抗的理由。

3. 論述要擊中要害：面對國家及資本在多個生活範疇的壓迫，抗爭運動的戰線自然相應地擴展開去，但亦要避免因戰線的擴展而失掉論述的聚焦點。論述無疑應因時制宜，就個別抗爭運動的不同議題作針對性部署，但亦應找出不同運動之間的有機連結，扣連上國家、資本兩大問題，令不同抗爭運動的論述匯集成更強的力量。保育、環保、新界農地、公共空間等議題固然較易入口和消化，但群眾對抗爭運動的認識如果只停留在這些層次，則難以匯聚起來成為更廣闊的反抗力量，對抗國家與資本兩大壓迫源頭。在「小問題」與「大問題」之間，論述應如何落墨？知識份子們的大智慧在這裏如何發揮？

又，面對梁振英的民粹威權治港年代，及其「政治上極保守、經濟上假左翼」的立場，民間社會的論述戰更需要「靈活走位」。平日宜多揭露其「以改善民生為名，勾結紅色資本家為實」的真面目，踢爆以語言修辭技術掩蓋的專權獨裁，到抗爭運動白熱化時則應直接挑戰其管治合法性。

4. 連結中間群眾：現時民主運動動員的問題，是如何令多達十多萬的潛在群眾不是「行完七一就走」或「六四悼念完就走」，而是積極地加入抗爭行列。這條問題注定難答，因為香港人向來難被動員。但肯定的是，「中間群眾」不是鐵板一塊，裏面包括多個不同群體，如專業人士、公營機構職員、青年、基層勞工、基層婦女等等。要將不同群體動員起來，先要了解它們各自關注的切身利益與價值取向，並將它們與民主運動的價值連繫起來。例如美孚新邨事件，正好反映要動員一班政治保守的中產社群的切身利益與價值取向（如物業價值、居住環境），是如何受官商勾結、非民主制度所影響。在接觸及動員不同群體的問題上，我想再一次提出社運界與主流民主派良性互動的重要性。泛民主派現有的區議會網絡雖然不及建制派，但也不是完全被比下去。社運界如果沒有泛民主派的區議會網絡，如何能穩定地網羅及動員為數龐大的中間群眾（不是每個議題都像反高鐵般具普遍性，而網絡動員效果也不穩定）？而泛民主派如果不走蛇齋餅糉路線，不在物質資源上和建制派硬撼，是否應向社運界借鏡甚至跟他們合作，將社運界推祟的日常生活民主/參與式民主思維在社區落實，擴展民主教育，以爭取更多既支持民主改革又願意身體力行的群眾？例如基層群眾，他們是最受現有不公制度影響的一群，但又往往最難被動員。既然區議員是與這群基層最接近的人，那麼利用現有泛民區議員的網絡，是讓基層認識不公義制度與民生的關係最快捷的方法。而當他們受參與式民主的思維充權，懂得利用自身力量參與政策討論以至改變既有制度，他們將成為抗爭運動的忠實支持者。「中間群眾」面目雖然有點模糊，但他們絕非不可能被動員參與抗爭運動的，重點是好好利用現有網絡，然後針對不同群體需要及利益爭取他們支持，同時擴展民主教育。

此外，近年社會運動多被權力精英及主流媒體標籤/抹黑為「激進」、「暴力」，難免令一些既想做些事，又不想「太激進」的人不知如何加入抗爭運動的行列。對於「應否衝擊？」這老問題，民間社會現正處於兩難局面：不衝便沒有soundbite，一衝擊就被人無限抹黑。事實上，被媒體標籤事小，衝擊最致命的問題是容易脫離群眾﹗衝擊之所以經常出現，是希望將不合理的制度喝停（如警權過大），又要取得公眾注目。但問題是：社會上大部分人是否認識衝的行動意義？退一步來說，即使用的是120%的非暴力抗爭手段，如堵路，但當大家不明白你為甚麼要這樣做時，你的行動已和群眾脫節，很多師奶阿叔阿嬸及其他「理性」的香港人就只會對著電視鬧句痴線。解釋行動意義，是事前功夫；事後才做，效果往往減半。雖然我不認為抗爭運動應刻意地避免所有衝擊行為（畢竟這樣做實在太防守性，而且有時衝擊是剎那間的決定），但起碼應在抗爭運動前決定（或估計）在甚麼時刻才發動衝擊。其實，最重要還是在運動初期建立論述基礎，引起群眾的共嗚及思考，即使之後發生肢體衝撞而被媒體抹黑，也不致否定整個抗爭運動的意義。當「激進」行動發生之後—例如衝破防線阻鄭汝樺離開立法會及菜園村巡守隊以身體阻擋工程車長驅直進—如何有效地將行動意義及成果向公眾交待亦是社運界及知識份子（他們的形象應該較「溫和」，他們的意見可能較能引起共嗚）需要思考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在零三七一後被神聖化，當前民間社會需要做的是更多將「激進的」社會運動之確實成果放在公眾眼前，讓他們明白成功的抗爭不一定局限於「七一模式」，而「非暴力」的定義也不是那麼狹窄的。

或許以上提出的問題及討論對部分人來說不算新鮮，但在民粹威權主義即將橫行的年代，最重要的是讓更多人知道香港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核心，讓更多人思考如何改變現狀。因為民主運動不是反對派的小圈子遊戲。最後，引用一句記者們經常說的話作結，「讓他們看見，讓他們思考」。

六四人數何處來？

參與六四二十三週年燭光晚會之前，我和友人預測今年的參與人數，我們都認為今年的人數不會比去年少，而我們當時認為，梁振英上台是主要原因。我相信沒有人會否定「梁振英」因素的影響力，但問題是，我們如何解釋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能夠連續四年超過十萬？我認為近年六四晚會人數再創新高有較為深遠的原因，而這些因素的出現，則建基於「後零三七一」的背景。

自從八九屠城以降，每年六月四日晚的維園都會點起燭光悼念死難者。如果說香港是中國境內最獨特的城市，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因為只有在這片土地人們才能公開、自由地進行六四悼念活動。六四晚會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歸根究底是建基於中國/香港的分別。這二分法自八九年以來已經被泛民主派挪用挪用再挪用，九一與九五直選，民主派以此武器輕易大勝親北京陣營。然而，如果中國/香港二分的原因是那麼重要，我們如何解釋六四二十至二十三週年晚會，與六四四至十九週年晚會有這麼大的落差（由四至五萬人的基本盤突然增加至二十萬人，並在之後三年保持十萬人以上）？由此可見，即使中國/香港二分的因素仍未完全失去解釋能力，也必須加以補充。另外，很多人以「逢五/十之年」的說法解釋六四二十週年突然急升。很明顯，這不足夠說明為何六四二十週年的人數會比十週年及十五週年多出接近兩倍，亦未能解釋何以六四二十一至二十三週年都能夠維持高參與人數。我認為要回答1) 為何六四二十週年晚會人數突然急升，及2) 為何六四二十週年之後的三年晚會都能保持極高的參與人數，我們需要追溯零三七一之後港人追求與實踐公民權的轉變，以及這些轉變對港人參與六四晚會的動力的關係。

根據T.H. Marshall的劃分，身為一個國家的公民，理應享有社會權利（如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民權（如言論、集會等自由）及政治權利（如平等的投票權）。眾所周知，港英殖民地政府在首兩個項目都「交足功課」，例如保障港人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也直接或間接地為港人提供不少社會福利，以保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低下階層的基本生活。然而，殖民地政府從來不鼓勵香港人平等投票的方式，選出代議士以去制定社會及公共政策。即使經過八十及九十年代的政制改革，香港亦從未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權利。加上殖民地去政治化的教育政策，香港人對自身的公民身份感及其基本公民權感覺陌生（曾榮光，2007）。由此可見，香港人對公民身份的認識長久以來都是不完整的。回歸之後，中共以穩定局勢為主要考慮，所以九七之後幾年對香港的干預並不明顯，而在社會權利及民權基本上得以維持下，港人對公民政治權利的追求不見得強烈。可是，九八年金融風暴，加上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以及政府愈見專制的管治（如強推廿三條），激發了零三七一的出現，為香港人追求公民權的轉變打開了契機。

零三七一是公民社會成長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但確立了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成為促進社會改變的常態力量（陳韜文，2006），也擴大了香港的民主論述，由主流民主派那匱乏的「普選」論述，擴展至現時大家耳熟能詳的「人民力量」、「還政於民」等論述（谷淑美，2009）。擴展了的民主論述，令香港人不再相信唯有政黨才能帶來改變，而政府暫時收回廿三條及董建華的下台，更令港人重拾對參與群眾運動的信心及政治能動力，也擴大了中產與草根階層的參與。當然，我們不能過份誇大零三七一的成就，但從對抗廿三條的經驗，港人更加肯定了維護民權的重要性及爭取政治權利的迫切性。零三七一以來公民社會的成長，加上其他因素（如2005年世貿韓農的抗爭模式及主流民主派愈來愈窩囊）的沖擊，催生了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也影響了行動者的抗爭模式。零三七一之後的社會運動，除了以直接行動的方法抗爭及以參與式民主為目標，成為爭取政治權利的民主運動的變奏。同時，人們主動介入都市治理及資源分配的政治過程，加強了對城市與地方的認同感，開始建立起公民主體，成為一種民主性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民主性公民身份所指的，是一種透過參與式民主及主動介入公共事務所建立的公民身份（Delanty, 2000）。傳統公民身份的討論著重公民權利，但「權利」本身是被動及靜態的，也有一種等待自上而下改變的傾向。相反，民主性公民身份更著眼於主動爭取參與公共決策及規劃，將公民身份從建立日常生活民主的過程中的實踐出來。換句話說，零三七一之後，港人在理念上更加肯定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選舉權與被選權等公民權利，而公民身份由被動漸漸轉化為主動，意味著當這些公民權利受到踐踏時，港人亦會積極地捍衛它們。在行動的過程中，人們一方面實踐公民身份，另一方面建立共識，建構及鞏固這城市的核心價值。

香港人公民身份轉變與近年的六四晚會參與人數不無關係。我們可以將零三年以來港人公民身份的轉變視為關鍵前期（Critical antecedent），為2009年六四集會的人數激增打下基礎。2009年，是六四二十週年，發揮「逢十之年」的影響力，加上2009年六四前夕陳一諤、曾蔭權及呂智偉的謬論，踐踏了港人所肯定的價值，而當時大家都憂慮若這些言論成為主流，港人僅餘的公民權利將岌岌可危。在這幾個月的關鍵時期（Critical juncture），香港人選擇身體力行對抗權力精英的洗腦工程及他們的「反回憶」論述，令當年集會人數達二十萬人之多（二十萬是包括未能進場人士）。雖然六四晚會是一悼念活動，形式上不及社會運動及其他公共參與般具能動性，但2009年的六四晚會卻增添了一種道德表態的意味，從實踐中表達出港人所肯定、擁護及追求的公民權利（如基本人權、自由、民主）。換句話說，參與六四晚會已經不僅是一個區分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標記，也不再局限於純粹區分共產黨的「壞」與香港的「好」，而是以行動表達維護及追求公民權利的決心，達到比每四年投一次票更有力的「發聲」效果，以及為對手（中共與特區政府）製造更大的壓力。這產生了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及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的效果，愈多人參與實踐及鞏固其公民權利及核心價值，道德表態的效能愈強，令之後三年的晚會都保持超過十萬的人數，甚至在今年創新高。如此看來，若香港或中國仍未出現重大政治改革，不同的抗爭運動將繼續成為港人追求及實踐公民權的助燃劑，也持續為以後的六四晚會提供「動力來源」。可以想像，未來幾年六四晚會的人數理應不會比這幾年的差太遠。

《陣頭》與本土文化

為捧台灣電影場，看了《陣頭》的特別放映場。老實說，故事並不吸引，只是老掉了牙的青春/勵志情節，但電影令人感動的地方在於它對台灣民俗文化的深度描寫。對台灣社會有基本認識的人都會感受到，台灣人不僅重視本土文化，更會為當地的文化而感到驕傲的。回家途中在想：香港有沒有可能打正旗號以本土文化為題材拍一部電影？近年香港有幾套電影都側重描寫本地的街頭風景，但一時間我只想起曾翠珊的《大藍湖》是重點描寫本土文化的。大家可能會想，香港的文化沒有台灣的那麼深厚，我們的文化又沒有人家的那麼有特色，所以很難以香港本土文化作題材的。但這樣說，其實有點不合情理。以「正統」歷史觀來看，香港開埠一百六十多年，而台灣「建國」才六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底蘊如何計算也不會輸給台灣吧。那究竟是香港真的「冇文化」，還是我們對本土文化不夠重視？

提到本土文化，大家都很熟悉長洲太平清醮、舞龍、龍舟等傳統文化，而這些文化傳統/活動亦已獲政府「看中」成為旅遊推廣項目。但事實上，本土文化的厚度一定不止於此。廣義來說，文化是一種生活經驗，經言語、文字、活動，及不同的象徵符號所傳承。因此，除了上述提及在香港流行的文化傳統/活動以外，本土文化必然也包括街頭巷尾的茶餐廳、深水埗的非洲及南亞社群、灣仔的喜帖街、廟街的小販攤檔及妓女……這些本土文化之所以值得尊重及重視，是因為它反映了社會裏不同社群的生活形態、人與人的之間的交往方式，以及社會的面貌。我們自小接觸的都是「勝利者的歷史」，據這些歷史論述所說，香港的文化就是「勢利文化」和「冇文化」，因為香港在「一百六十多年」歷史之中從來都是扮演經濟城市的角色。我們在日常生活所累積的寶貴的本土文化，從來被這些主流論述所活埋，它們和我們的距離就是「這麼近，那麼遠」。其實香港不是「冇文化」，只不過這些文化很多時候都在我們的視線範圍以外。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及生活形態如此輕視，又怎能像台灣人般敢於以電影等表述方式，向外展示本土文化？

實不相瞞，有時覺得香港人「感受」文化的能力很低。我想，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人對主體性探討仍有待加強，所以暫時很難像台灣人般，懂得從自身角度及生活經驗出發，審視本土文化的多樣性及價值，而上述「勢利文化」的主流論述或多或少亦令港人與日常生活的人和事產生疏離感。不知道將上任的文化局局長會否將「提升香港人的文化視野」視為任務之一，但肯定的是文化局局長必須有能力「感受」本土文化的多重厚度，並懂得尊重主流論述以外的文化論述，以免將香港文化本質化為「表演藝術」/「中國傳統習俗」/「具經濟效益的文化活動」。要做到這點，文化局局長當然必須具備自由的價值觀（這是最基本的）。因為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只有擁抱自由的價值觀，才能尊重、包容及欣賞不同的文化活動及論述。

電影節2012

從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節目表中選電影，心態其實有點像買大細。和到街市買菜不一樣，你沒有機會在付款前看一看要買的東西，而只能憑那段短短的電影介紹或那條trailer來判斷應否奉上65元。當然，能在電影節上映的電影，質素理應有保證。但於觀眾而言，電影是否真的好看而令其留下印象，甚至有所反思，始終是因人而異。幸好，近幾年來筆者在電影節看過的電影大都很不錯，而那些電影所涉獵的提材及拍攝的風格，又確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雖然我一直都沒有寫影評的習慣（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但記下電影節中看過的電影，做個小小的記錄，也是個不錯的主意。

《羊農保衛戰》
1971年法國，政府在無預先諮詢及知會的情況下決定擴充拉爾扎克軍營，一班本來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羊農集結起來抗爭，反對收地。由每天與軍隊角力力保所屬農田及道路不被侵佔，到徒步走到巴黎艾菲爾鐵塔下紮營抗議，足足十年的抗爭，終於成功保住農田。貫穿電影的兩條主線：非暴力抗爭及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非暴力抗爭的目的，是以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抵抗不公義的制度或法例，或推動某些變革；而採取非暴力抗爭的好處則是抗爭者可以「低成本」的手法進行抗爭活動，以及突顯「制度暴力」與暴力鎮壓的醜陋。至於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除了是爭取公民應有的政治及公民權利，在全球化的語景下，亦包括爭取生活權利（rights to everyday life）的生活民主化（everyday democracy）這條戰線。其實，這些事近幾年來不斷在香港發生。可惜，法國人對非暴力抗爭是大力支持，理性的香港人則是憑一、兩個在電視出現的畫面對非暴力抗爭大力抽水；法國人有的是示威與集會權，香港人有的卻是公然的暴力打壓……

《三人華爾茲》
已婚五年的中女在飛機上遇上一名靚仔，發現原來該名靚仔是自己的鄰居。中女原本只想柏拉圖式戀愛，但沉悶的婚姻生活卻令她心思思想突破「只談不做」的底線。本來最憎在「中間狀態」的感覺的中女，要在對婚姻忠誠及新歡之間做取捨。「這是二選一，還是只是開始另一段沉悶的婚姻？」這是我看完電影之後的問題。現代社會一夫一妻制度，將愛情、經濟、性需要、生育、居住、生養死葬通通打包在一段婚姻之中。我不是鼓吹要打破這種制度，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對愛情、婚姻的想像，其實狹窄得要死。正常人（筆者應該不是正常人）都渴望愛情、渴望家庭、渴望幸福，這似乎是無可口非。不妨想一想，現代社會之中所謂的愛情，其實不過是「男的要找個對自己好的女仔、女的要找個可以保護自己的男仔」，間中互相說句「我愛你」，而男要變得「溫柔體貼」，女的要扮Cute聲；所謂家庭就是有丈夫有妻子有子女有老爺奶奶，N代同堂；所謂幸福就是可以在XX歲之前買到房子一家人居住，然後，子女成才、父慈子孝。當愛情、家庭、幸福成為一堆方程式，愛情和幸福就是由A到B再到C，就算換個伴侶（即「換畫」），仍是依着同一堆公式生活。有意義麼？我很懷疑，現代人的婚姻/愛情，大多其實是有形式但沒內涵的。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學者Abbas以「消失」來形容香港的空間，在近年「推土機」式市區重建下，這見解顯得特別獨到。《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描述了三個正在「消失」中的空間：音樂的空間（工廈裏的Band房）、生活的空間（社區）及自由的空間（圍繞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的公共空間）。我們和這些空間的距離其實一點也不遠，只是我們都不會留意它們的存在，不會用心感受它們的價值，也不會去想如何保育它們，所以當它們被摧毀、被侵佔，我們都懵然不知。直到近年強拍條例、推土機、國家暴力（警察）一齊來了，大家終於察覺到有保衛這些空間的必要。其實這些空間的存在，讓我們從空間實踐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建立了這地方的藝術、文化、社區網絡、社區生活、自由氣息，以及民主的土壤。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東西是重要的話，那便請在這些空間消失之前，好好使用及保育它們，不要讓「人民的空間」被強權和官僚摧毀。

《普京之吻》
主角瑪莎是這套紀錄片的主角。她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立的青年團的成員，更曾經在青年團的核心領導層工作。事實上，瑪莎只要緊緊追隨青年團的路線，她的政治前途可謂一片光明。其實，這青年團有點像中國的紅衛兵。因為它的動員能力非同小可，也可以將所有反對普京的人打成國家敵人。這青年團極度擁護強人領袖普京，更說他是上帝派給俄羅斯的天使。某程度上，這是對的，因為普京的確將以往葉利欽統治時官商勾結、財閥獨大、民不聊生的情況完全扭轉過來。但強人統治，卻不容許異見的存在，凡發表反對普京的意見的人，都會受言語攻擊甚至是暴力對待。可能是因為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可怕，瑪莎最後選擇了淡出青年團。梁振英成新任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近日在討論梁振英會否以「普京模式」管治，似乎是因為他與普京的作風和政策理念，都頗為「相似」。明天的香港會否像今天的俄羅斯一樣，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發展與自由，絕不是二元對立；捍衛自由與改善民生，也不是非此即彼。送走了葉利欽，其實不一定要迎來普京；正如爛橙（唐）和爛蘋果（梁），其實可以兩者都不要。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條件，其實比很多半民主國家好得多，有時我很不明白，為甚麼香港人總是在「誰是lesser evil?」的問題上糾纏，而不是一鼓作氣追求民主？

《黑色星期四》
這是一套關於「波蘭的六四」的電影。1970年波蘭的Gdynia發生了軍隊射殺平民的事件（對，又是專制政權的國家）。事件的起因與過程，在此不贅。看完這套電影之後，我在想兩件事。第一，對「烏托邦」的想像，令我們生活在更恐怖，而不是更好的國度，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德國的希特拉和納粹、中國的毛澤東與共產黨、赤柬的波布與紅色高棉，都是因為對「烏托邦」的渴求，所以只為意識形態與權力服務，而忘記了「人」的價值。這不是本末倒置是甚麼？其實與其追求「烏托邦」，不如建立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盡量阻止不義之事的發生。第二，波蘭的工人階級是如此的團結，怪不得在80年代可以發動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推翻共產政權。香港人何時會有這種團結和能動力，一鼓作氣追求民主？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The organization is dead, the movement is alive」，社會行動者和能動力從來都是社會運動重要一環，波蘭的工人階級革命就是最佳的體現。香港要推展民主運動，理應在這兩方面多加思考。

《德國歡迎你》
談到土耳其裔德國人，球迷會想起Mesut Özil，去過德國旅行的人應該會想起「通街都係Kebab」的景觀。二次大戰後西德為發展工業大量輸入土耳其勞工，造就了第一代土耳其移民的來臨。今天大家在足球場上認識的Mesut Özil、Altintop兄弟、Ilkay Gündoğan等德國土生土長的土耳其裔球員，其父母大多是這第一代土耳其勞工的一分子。當今是全球化的年代，跨境旅遊以至移民都是司空見慣的事，而大家近年都會聽到不少XX裔運動員入籍X國的例子，（國民）身份認同的議題不單在香港熱爆，也在近年經濟不景的歐洲，成為不少右翼政客的政治本錢。電影主角Hussein，雖然移居德國多年，但心裏仍然記掛着自己「土耳其人」的文化身份。Hussein的老伴由當初抗拒移居德國，到今天嚮往取得德國護照；四名子女有的和了德國人結婚，年幼的孫兒是土/德混血，在學校裏不知應加入「德國隊」還是「土耳其隊」，而孫女卻和英國人拍拖，還「搞出了人命」，一家人各有各的「身份認同」。人們往往認為國族認同（即基於血緣及民族）和身份認同難以分清，但電影中的Hussein提醒我們，在身份認同其實可以是多元（Multiple）及異質（Heterogeneous）的，視乎不同場合與語景，你既可以認同自己是「德國人」，也可以是「土耳其人」，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和平地共處，即使是與土耳其曾有歷史恩怨的英國人。這裏說明的其實不過是世界公民的概念。雖然現時各國仍受國界所分，不同族裔的人要成為某國國家的公民，就要融入該社會的主流文化，以及遵守該社會的核心價值，但很多開放社會（即以尊重個人自由及人權為基石的社會，具有政治權力分散及文化多元的特徵，如德國、加拿大）都會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下，容許各族裔的人保留自己的生活習慣及宗教自由。如Hussein所言，護照不過是「一張紙」契約，只要各人抱着寬容、自由等價值，大家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分子。這套電影其實很切合香港今天的社會狀況。

《那年春夏．之後》
有關本地社會運動的獨立電影其實一直存在，但可以跳出小眾性質的放映會，在較大型的電影節放映，接觸到一些本來對社運並不暸解的觀眾群的電影，則是寥寥可數。相信有參與過社運的人也會在運動中見過這套電影的導演盧鎮業在拍片，可能是因為本片導演本身也積極參與社運，與社運活躍分子也是相識的，本片所表達觀點與信息其實和近年社運的理念也頗為相近。以下是筆者的兩點感想，大家如果有機會看這套電影（不管你當它是一套類似公民記者所拍攝的記錄片也好，是社運的文宣也好），又或者將來有機會參與社運，不妨思考一下是否合理。第一點，對於近年社運及示威的「激進化」，（所謂）保守的人會說社運人士在搞亂秩序，警方採取的一切行動只是為保障公眾利益和安全；（所謂）激進的人會說警方是代表國家政權的暴力，而既然警方不斷在侵犯公民權利，所以以衝擊的形式對抗制度暴力是合理的；（所謂）理性的人會說示威者激進行為令警方不得不使用更多暴力來「鎮壓」，而警方的行動又會製造更多的不滿，所以雙方對這因果循環都有責任。在三個觀點之中，第一和第三種觀點相信會得到最多香港人認同，但不知大家有否想過兩個簡單問題：1）示威集會要向警方申請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法例，世界上有哪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會有這樣的惡法？2）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從來都難以定分界，但為何執法當局每一次都可以不停地將「公眾利益」的範圍愈劃愈大，拿走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卻愈來愈多，而且不容許公眾參與「劃界」的過程？說到底，香港人對公民權的思考往往局限於社會（社會福利及保障）及經濟方面（參與及組織經濟活動），對政治性的公民權的思考則甚為貧乏，難怪大部分人都會很「自然」地擁護第一與第三種觀點。筆者不認為「衝擊」的最佳的社會行動形式（雖然有時有其必要），但大家必須對自己作為「政治人」，及香港作為「政治社會」有更多思考，才能充分理解「示威者究竟在做甚麼？」及「香港社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第二點，反資本主義是近幾年在社運界重新牽起的思潮，但筆者認為無論是社運參與者還是評論人，對這題目的認識似乎十分模糊。「資本主義」固然是一套經濟制度，但在這個年代，它所影響的不只是經濟活動的形式，還有我們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對身體和個人需要的理解，以至政商關係等等。因此，「反資本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口號。「反資本主義」所指的，究竟是反對私有產權、金錢制度、商品化、金融活動等資本主義的經濟面向，還是反對資本主義對我們的工具理性壓迫？抑或是爭取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制衡大財團的勢力？筆者相信在討論應否放棄資本主義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的不同面向有更深入的暸解。起碼，大家會更清楚知道「反」的究竟是甚麼，而在社運的動員（Mobilization，意指將坐喺屋企食花生的人號召上街）方面，亦會更為有效（正如社運人士梁穎禮在片中所言，「效率唔係要快，係要中」）。

《死亡讓我活多次》
死亡從來都是沉重的話題。年輕的人會百無禁忌，到了中年的人會避而不談，而電視編劇則多數會將死亡的結局放在奸角身上。提到死亡，對很多人來說是「那一刻」的事，因為「那一刻」之後所有生活中的快樂、疾病帶來的痛苦都會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因為只是「那一刻」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會去想死亡的意義。如果換個角度看，死亡不是「清除」生命中發生過的事，而是「留下」一些東西，死亡對於仍生存的人可能變得很有意義。正如電影中的杏平，雖然是從事清理遺物的工作，但正是因為與死亡接觸，讓他重構每一個死者生前點滴，感受生命的真實。這不但令他從童年所經歷的悲劇的陰霾中走出來，同時令很多死者的親人與死者的靈魂再次相擁。杏平的同事有紀，也是因為死去的腹中嬰兒，才能不斷提醒自己好好活下去，而與杏平這「死過翻生」的人相遇，也令有紀重新感受愛。現代城市中個體主義盛行，俗語即是「話之你死，關我X事」，大家彷彿都忘記了人與人之間是應該有愛，也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與生命是相連的。死亡的「經歷」讓人重新認識生命，也令人在悲痛中找到愛，去支撐活著的人的生命。這也許是死亡的意義。

其實近幾年筆者在不同電影節中看過不少很出色的電影，較為喜歡的有《蛋撻》、《一頁台北》、《Away we go》、《幸福的旁邊》、《一國雙城》、《大藍湖》，以及《足球有毒》等。由於已經是一、兩年前的事，所以難以逐一補寫介紹/感想。雖然本人語文能力非常普通，也不懂得寫甚麼影評，但始終覺得電影及藝術是需要時間消化及思考的，而將看過的電影記錄下來則是一個「再咀嚼」的過程。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電影/藝術（有意或無意）帶出的信息，令它們成為枯燥生活中的精神食糧。

是體育競技，不是嘉年華﹗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說了，香港國際馬拉松（即渣打馬拉松）只是一個全城盡慶狂歡的嘉年華，不是運動競技比賽。曾經有人跟我說，幹嘛執著甚麼運動比實的本質和意義，大家跑完覺得開心就好了（這是一位平日不會做運動，但卻走去跑了個十公里的仁姐的感想）。我當時在想，你只是在參與一個嘉年華，會有可能不開心嗎？但除了那個多小時的亢奮之外，你還得到甚麼？渣打馬拉松其實只是另一個新春花車巡遊、另一個長洲太平清醮、另一個書展。它們別無兩樣的原因，是因為它們都只是用來吸引遊客的工具，而不是推廣體育/文化/讀書氣氛。當這些本質都被抽空，對很多參加者來說，參加不外乎是「感受氣氛」。

當然，平時做些少運動都會「死」的人突然之間有強烈興致去跑渣打馬拉松此奇怪現象，原因除了包括「香港人喜歡湊熱鬧」此常識外，最根本的原因莫過於是主辦單位及特區政府從來都沒有將渣打馬拉松當成是體育活動來辦，而只是一個旅遊項目，或一個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都會」的手段。事實上，特區政府自董建華年代以降已極力希望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都會」，方便資本積累。他們如何以文化作為手段（興建西九文化區）來達成此願景，相信不用我多說（詳見Ku and Tsui, 2008, The “global city” as a cultural project: The case of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很明顯，特區政府近年已經找到新的手段：大型體育盛事。

先看看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對舉辦體育盛事的目標及發展方針：「為了扶植更多可持續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委員會於2004年11月設立了“M”品牌制度及支援計劃（“M”品牌制度），把“M”品牌授予在香港舉行並獲認可的大型體育活動。為迎合個別“M”品牌活動的需要，委員會將特別制定整套支援措施，以協助這些活動發展為市場主導及有利可圖的定期活動」，而建立品牌制度的目的，則是「發展大型體育活動可為香港培養可持續的體育文化，培養市民的自豪感和促進社會凝聚力，並為社會帶來實質的經濟利益，以及有助把香港的形象提高為亞洲體育盛事之都。」[1]近年香港舉辦的大型體育盛事多不勝數，除了渣打馬拉松之外，還有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世界女排大獎賽等等。如果依照引文，這些大型體育活動已不是運動比賽這般簡單，而是為了香港建立良好國際形象，以及作為資本增值的手段。再看一看早前為申辦亞運作諮詢時，曾德成局長的發言（因諮詢文件已從政府網頁中刪除）：「申辦亞運並非一盤生意，透過這國際級大型體育盛事的推動，以及體育場地的提升和普及，將大大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以及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和提倡健康生活，這都絕非金錢可以衡量，而是為我們下一代建立健康豐盛未來的投資。」[2]雖然局長多番強調申辦亞運並非只為了經濟利益，但在民政事務局網頁中的局長隨筆中，曾局長則有如此演繹：「香港是否『去馬』申辦亞運會的問題，受到各方關注。先前落敗於多哈的經歷，使人警惕。不過，多年過去，情況發生了不少變化。香港各方面的實力有所增強，體育健兒的成就尤其進步，而且積累了舉辦東亞運的經驗；更大的變化發生在香港的大後方，近在咫尺的珠三角發展速度令人咋舌，並且與香港建立更緊密關係。整個地區已成為國際矚目的超級城市區。這都值得計算在內。」[3]不需要我多解釋，大家都應該明白所謂的體育盛事，目的從來不是提升香港人的健康素質，或推廣健康生活及體育文化，而是打造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發展經濟。須知道，在全球化下的資本積累，著眼點不是一個城市可以生產甚麼，而是將城市以品味、文化、活力等符號來包裝，從而成為匯聚各地金融資本的世界中心城市之一。

走筆至此，有人可能會覺得我抽政府水，因為政府的文件裏常常都提到舉辦這些體育盛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藉此興建體育設施及促進體育發展，何以我視而不見？對對對，政府的文件及曾局長的發言確有提到這些，但究竟舉辦體育盛事的收益有多少會撥歸體育項目發展及地區體育建設之用？我從來沒有見過相關數據，也沒有聽聞過政府有就此訂下過任何指引。如果大家記性好，都應該會記得曾局長在申辦亞運諮詢時，就有關香港體育運動長遠發展的資金的問題都只是支吾以對。我只知道，如果這政府是重視體育發展的話，就不會讓多個體育總會的運作長期沒有監管，停留在業餘水平；如果這政府是重視體育建設的話，就不會令多項體育設施的建設多年來都只聞樓梯響（說好的場地呢？）；如果這政府是重視體育文化的話，就不會每年都要渣打馬拉松的跑手在渺無人煙的高速公路作賽，而不是彌敦道、告士打道或軒尼斯道等大街，好讓市民大眾一同感受體育賽事的氣氛和建立對運動員的尊重。

如斯的政府，如斯的主辦概念，弄出來的又怎會是好的「體育賽事」？雖然我不否定大家可以透過參與大型體育賽事發掘到做運動的樂趣或建立做運動的習慣的可能性，但當政府和主辦單位一味只顧體育運動的工具性價值，只重視參賽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不是著眼於透過體育賽事推廣香港的體育發展及建立體育文化，參加者即使在比賽當日high high的「動起來」，也難以領會到運動競技的真正意義。更何況，以湊熱鬧的態度來參與馬拉松，其實與玩命無異。近幾年有關渣打馬拉松的新聞報道，往往刻意提及比賽中抽筋及受傷（甚至是死亡）而需要接受治療的人數。其實正正反映很多人平時根本沒有足夠操練或準備就「上戰場」，而據我的觀察，有些人連甚麼是合適的運動裝（或配合比賽當日天氣的衣著）此基本知識都似乎不懂，受傷的機會又豈會不大增（當然我沒數據證明我的因果推論，請隨便抽水）？大家其實都忘記了，渣打馬拉松是運動比賽、是體育競技，不是嘉年華﹗

體育競技的本質是挑戰自我，而這是需要刻苦的練習來達成的（「開心」的練習做不到）。將運動比賽當作嘉年華的人，永遠體會不到挑戰自我的過程中及成功後的「開心」。

[1] http://www.mevents.org.hk/tc/about_introduction.php
[2]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11/15/P201011150230.htm
[3] http://www.hab.gov.hk/tc/about_us/from_the_desk_of_secretary_for_home_affairs/shaArticles65.htm

我們和他們

近來身份認同/本土性/香港人/內地人/排外/雙非/新移民/歧視/蝗蟲/D&G/城邦論/港獨等問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無論你我是否牽涉其中，或多或少也會感受到當中的民怨/仇恨情緒/對主體性的訴求/（假）理性思辨，等等。上述問題的根源固然是互相牽連，而我一次過用那麼多「/」將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及當中的爭論一次過串起來其實是很無賴的做法。一來是因為我腦中沒有甚麼學術框架去整合這些問題（平日太hea所致），二來是因為我對相關的政策討論及法例沒有太多概念（平日太懶看新聞所致）。但有兩點我是肯定的：（一）一群和「我們」香港人不同的人，在香港的人口比例（流動及常住）中佔着愈來愈高的比重，可以這樣說，「他們」正將香港「殖民」；（二）一些屬於香港人的獨特的生活經驗及價值正慢慢消失（或逐漸被陰乾），現在已差不多到了「臨界點」，令港人不得不起來保衛這些經驗及價值。這兩點觀察是否成立並不重要，反正以下說的只是我生活上的所見所聞；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討論，以及近月發生的事中，以香港的本位出發，重新思考「香港是甚麼」此問題。

既然我沒有甚麼嚴謹的分析框架，那便唯有以本人的生活體驗來說明吧。話說本人就讀的大學，每年都會招收很多內地研究生（其實間間大學都如是），而內地與本地研究生的比例，大概是九比一（非正式計算）。本人有幸成為那個唯「一」的本地生，平日碰口碰面的都是內地生。這和我在之前就讀的兩間大學都很不同：在港大，I speak English all the time；在中大，我上堂同傾計都係講廣東話；但在科大，我差不多每天都是說普通話。老實說，這經驗令我感覺很不爽。不是說我的內地同學不友善，也不是說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在香港的大學，不能說自己的最熟悉的語言，而要說一種雖然由小學已開始學習，但仍感覺異常陌生的語言——普通話。你可能會問：為甚麼在港大說英文又沒有問題？（愛國愛黨人士可能會加多句：你這殖民地走狗﹗）我當然明白主因之一是「英語霸權」的問題，但事實上，英文在我成長歷程及學習生涯中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普通話只是可有可無。我由幼稚園開始學習英文，中學七年都是在英文中學度過的，我知道長輩們都會期望我有不錯的英語水平，也知英語是我升學就業的必要條件。我雖然不會認同「英文好就萬事無憂、英文好就勝人一籌」此等說法，但至少不會像對普通話般抗拒英文，因為學習（港式）英語及以它來作溝通工具，就和廣東話一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否認的是，廣東話與（港式）英語，是構成的我個人身份的重要元素，而普通話卻不是。當然，若果有人問我的母語是甚麼，我一定會答是廣東話，而我也知道廣東話必定是這城市最廣泛認同的語言。在自己的城市說屬於該城市的語言，是正常不過的事；夾硬要我說一種「外來」的語言，就等於要我和這城市及和自己的身份認同抽離。屬於我和我的群體成員的語言，是廣東話（對部分人來說，也包括「港式」英文），我有不爽的感覺是因為我被逼說不屬於我的語言；而這不爽的感覺也說明了，說廣東話的「我們」和說普通話的「他們」有著明顯的分別。

上述的經驗當然不是說，本地人與在港的內地人沒有共同的語言就不能溝通，而是要說明，廣東話才是香港人集體認同的語言。來港的內地人很少（當然不是全部）會主動學好廣東話來融入香港人的群體，他們也不太明白廣東話最生動有趣之處（如各式各樣的詞組配搭）。這就是「我們」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共同的語言是群體認同的基本元素，亦是分辨「他者」的工具。當然，「我們」和「他們」最根本的不同之處，是價值觀。姑且用兩個例子說明。有一次兩位內地同學們在討論為何那陣子中國的意外特別多，我在旁（偷）聽著他們的對話，發覺他們重視的似乎只是甚麼天災、地方官員處理不當的問題。我想，大部分香港人一聽，就知這些「意外」其實是專制獨裁與地方貪腐惹的禍。又有一次，我和一位內地同學談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我問他內地的知識份子現在所享有的學術自由狀況如何。他說，內地知識份子還是有學術自由的，只是他們不能公開討論敏感的政治議題。我當時想，原來內地同學對「學術自由」的定義和標準是比我們低這麼多的，我有一刻還在想：「其實你知不知道學術自由和知識份子的責任是甚麼？」我們所相信的學術自由，是知識份子可以自由地發表其見解、思考一切「敏感」的議題，以及介入公共討論。郝鐵川與左報認為知識份子應該躲在學院裏自成一角地做「學術研究」，我們之所以覺得這是謬論，是因為我們對學術自由的重視程度和「他們」有著根本的分別。我並非指所有內地人都像郝鐵川與左報般以大幅收緊學術自由的定義來打壓異己，而是說，香港人所內化的那些價值，不一定在內地人心目中佔同等重的份量。就如很多內地同學都會讀有關民主的理論，但他們不一定如香港人般真心相信民主不單是一種普世接納的政治制度，也是規範社會的價值觀。

上面所提到的種種，其實只處理了我兩點觀察的第一點的頭半部分，後半部分有關「殖民」的問題，顧名思義是指一班不請自來的群體「住進來」我們的地方，並開始改造我們的生活習慣、思想、價值觀等。這和中共在香港的「再國族化」（又稱國民教育），以及中國的資本巨輪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時間所限，唯有留待另文再續。必須注意的是，我所強調的兩個群體的不同，並不是建基於七、八十年代「阿燦 vs 香港人」框架。亦即是說，我所說的「我們」，不是以貶低「他者」來建立自我優越的身份；而且，如果在港內地人能融入香港的語言、文化及價值，「我們」亦應主動歡迎，而不是像對著省港旗兵的大賊時的抗拒與仇恨。因此，承認這種差異，不等於民粹/極右/希特拉，而是從香港本位出發回應「我們是甚麼」的第一步。只有確立及守護了屬於「本土」的東西，我們才能發展出一種超越「經濟奇蹟/社會流動經驗」為基礎的本土論述，即一種以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的視野，面對「香港需要怎樣的人口結構」/「香港需要怎樣的政策來配合港人的需要」/「香港應否獨立」等問題才不致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