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聚令逐步放寬，各式各樣的抗爭行動全面「復活」，警暴和濫捕的問題再度呈現於公眾眼前。資深傳媒人呂秉權剛在《明報》撰文，指內地公安現在也開始講以法限權 [註1]。即是說，目前的香港警察，可謂公安都不如。稍有是非黑白觀念的香港人都不禁要問，反送中運動至今近一年，香港警察究竟學識寫個「醜」字未？
答案可能是yes and no。
先說no，會比較容易解釋。之所以說香港警察「唔知醜」，是因為明明自己是執法者，行為卻十足十施暴者：明明自己不守警例、破壞法規，卻說自己是在維護法治、伸張正義；明明自己是暴徒，卻說自己在止暴制亂；明明自己與黑社會勾三搭四，卻說自己忠誠勇毅 …… 這些都是近一年多以來大家耳熟能詳的事實，不用我再詳述。
但我想說的是，香港警察施暴成癮、濫捕成風，可能正正是因為他們也「知醜」。準確一點說，是羞恥感（shame）在他們身上產生作用。
讓我們先理解羞恥感所謂何物。進化論者達爾文曾經指出，人類會臉紅是一個普遍性的現象，而人類之所以有此反應，是因為意識到一股對自身的負面評價，亦即是羞恥感。社會學家Charles Cooley進一步指出，羞恥感這種情緒/情感不是內在於個人，而是建基於個人從別人的觀點出發，觀察自身行為並意識到對方的負面評價而得出來的情感反應。因此，羞恥感是一個社會性情感（social emotion / social self-feeling）[註2]。
建基於這些分析，另一位社會學家Thomas Scheff的研究針對羞恥感在社會團結（social bonding）和凝聚（solidarity）中的作用。Scheff提到，自豪感（pride）與羞恥感是人類社會兩大基本情感。前者讓個人感受到外在環境對自身的肯定和尊敬，令人感受到心理上正面回報，催化社會整合和團結。相反，後者令個人感受到被外界懲罰和不受尊敬。由於羞恥感是建基於個人的自我觀察，其所產生出來的負面情感會成為羞恥感的來源之一，令羞恥感不斷循環地出現，成為一種病態的螺旋。情感在現代社會本是被壓抑之物，羞恥感這種負面情感自然更難以被宣之於口。羞恥感被壓抑，所演化出來的就是憤怒和敵對情緒（aggression），甚至復仇心態（revenge）。Scheff引用法德兩國在1871-1945的關係作為案例，指出兩國在1871年（德軍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軍勝）的互動，在兩國各自種下一股羞恥感，互相復仇，最後引伸出第二次世界大戰 [註3]。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將警隊近一年來的野獸行徑，解讀為「知醜」的後果。但這種「知醜」與我們平常理解的「知廉恥」不同。「知廉恥」是個人肯直接面對自己的陰暗面，並嘗試解決問題，而這裡所說的「知醜」則是一種被壓抑的羞恥感。警隊三萬人作為香港一分子，不可能意識不到香港市民對其越來越負面的評價，以及自身行為與大眾對於「警察」期望的巨大落差，但沒有完善的機制（例如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分析和疏理這些負面評價的成因及自身所犯的過失，羞恥感便得不到妥善的宣洩和導向，結果不斷催生警員做出攻擊性甚至具復仇性質的行為，透過將武器公器私用、踐踏市民基本權利、羞辱記者等行徑，顯示自己比你強、比你大、比你威、比你正確。羞恥感得不到妥善的處理，反而被中共、港府，以及警隊高層以巧言令色煽風點火，將濫權濫暴說成是「維護法治」的光榮任務，甚至嘉許濫權行為，用以維繫警隊這個三萬人小型（黑）社會的自豪感，並且在內部產生過度的服從（rigid conformity）。結果是，曾經是世界最佳之一的紀律部隊，淪為政權維穩的condom。這個小型（黑）社會越來越不受730萬香港大社會的歡迎，羞恥感和復仇感不斷以幾何級數上升。可悲的是，這惡性循環仍未有停止的一日。
[註1] 呂秉權：〈從嚴治警 由香港開始〉，《明報》，5月13日。
[註2] Charles Cooley (192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
[註3] Thomas Scheff (1990). 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