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They are here to kill, what would/could you do?

經過近日黑警瘋狂開槍兼狂攻大學校園,我越來越相信,「攬抄」是不會出現的,至少不會是我們原初設想那樣子?

六月初街頭衝突冒起以來,我們一直相信,只要和勇合一,堅持抗爭,就會逼出兩個效果:1) 中共失去耐煩,出軍「平暴」,引起國際制裁,中共受壓,香港重生;2) 引起國際關注,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逼美國打出香港牌,逼中共對香港讓步。

但近日黑警的瘋狂舉動告訴我們,以上兩個邏輯已經不大可能出現。「攬炒」,是我們事先張揚的計謀,但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燈,不會自動申請跌入圈套。中共不會出軍隊鎮壓,但中共從來沒有放棄「殺200人保20年政權穩定」的思維。它沒有出動解放軍殺人,但它絕不介意,也不怕殺人,即使那些人叫「香港人」。

同時我也更肯定,黑警之所以如此張狂,不是特區政府監管不力,「縱容」警隊,而是一場刻意策劃的大龍鳳。這齣劇由七月底港澳辦第一次記者會褒揚警隊開始,將警隊推上鎮壓最前線,並時不時為黑警吶喊助威,盡量釋放黑警獸性。所有事情其實一早在中共劇本之內,最終目的就是用香港警隊取代解放軍的角色,做一件解放軍做不到的事:開槍鎮壓。

這幾天日後,我們必須認清抗爭形勢的兩個轉變:

一、鎮壓、殺人的空間分散化
八九六四中共出動解放軍於天安門屠城。自此,軍隊入城向天安門推進屠殺平民的空間想像,一直成為香港民間社會想像中共如何應對本地示威的重要參考。甚至到了2019年的時空,我們思考中共如何應對反送中示威的終極問題,就是中共會不會,或何時派解放軍入城「鎮暴」,所以引伸出之後街頭對抗的策略,以及「攬炒」的估算。

我們都錯了。

其實中共不會不知道在香港出動解放軍的後果,所以殺人「平暴」,不會像六四般以血洗天安門的形式進行。這亦意味著,開槍殺人不會再集中於一個地點、一個空間。軍隊不會勞師動眾進入香港市區,因為血染港島、九龍,等同將香港變成新彊和西藏,會引來國際制裁,會令中共失去香港這個經濟中樞。

但如何不用解放軍,又能消解反抗聲音呢?答案就是香港警察。作為半軍事組織,香港警察有解放軍沒有的(本地執法)權,也有媲美軍隊的(武)力。與此同時,香港警察有著理性的外殼,會(扮)文明地開記者會,(扮)回應外界質詢,所有殺人的魔獸行為,都在制服和法律的表皮下進行。更重要的是,香港警察三萬人遍佈十八區,殺人鎮暴不需要在同一空間,以大屠殺形式進行。只需要一句生命受威脅,就可以「合法」開槍。好處是,警察開槍「執法」,是每個國家每個城市每個區每天都會發生的事,這種事根本不會製造巨大而長久的國際輿論壓力。槍傷/殺一、兩個人,即使引來外媒報道或外國政府一兩句聲明,卻不會受到國際制裁。就算激起本地民憤,也只會成為魔警開第二、三、四槍的理由。空間分散化的殺人模式,對中共來說成本低,效益高。

更何況,香港警隊有解放軍沒有的基礎建設。解放軍在香港只有數個軍營,但香港警隊有的是遍佈全港數十個警署。每一個警署,其實就是他們殺人鎮暴的場域。軍隊入城完成任務之後會回軍營,從公眾視線內消失。但黑警「執法」之後有權將你帶回警署,以法律之名繼續行刑。那些多得不能再多的虐囚、性侵、浮屍案、自殺疑雲,根本不需要只在新屋嶺進行,而是可以在遍佈全港每一個角落的警署發生。既然香港警隊有這種空間基建,根本就沒有出動解放軍的必要。

因此,空間分散化的鎮壓和殺戮,就是一種可以將一個又一個抗爭者在不同場域處理掉,在本地社會製造白色恐怖效果,又令反抗聲音引不起國際迴響和壓力的殺人模式。還記得第一次民間記者會有記者問,解放軍出動的話抗爭者會如何應對,當時手足的答案是:「be water,返屋企瞓覺」。這個問題和答案在今天已經沒有意義,因為解放軍根本就不會出現。事實亦證明,中共其實也慬be water這套,而他們的鎮壓方式,就是靠魔警網絡,在任個地方、任個角落進行,同時避去國際社會的責難。

二、鎮壓、殺人的時間延長化
「攬炒」的原意,是一場終局之戰。換個方式說,既然不能一齊活,就一齊。這種不是生、就是死的抗爭思考方式,是一種與軍隊戰爭的時間觀,亦是香港人透過八九六四得出來理解。

過往的民主運動,就是透過各種和理非的抗爭方式,盡力避免那個不是生、就是死的處境,是一種持久的抗爭,但換來的卻是民主普選遙遙無期。今次反送中運動卻展現出與過往民主運動抗爭不同的時間性。「攬炒」的策略,就是要逼出不是生、就是死的戰爭狀態。但它同樣是一場「持久」的抗爭,特別之處在於不是「遊行完散band」的一日式抗爭,而是有著持久的韌力。這見諸早期「不撤不退」的目標,即使到了今天,抗爭者仍然堅持革命直到最後勝利,所以不惜一直以死抗爭,用現在換取長遠的未來。

愛面子的中共又豈會不奉陪到底,但中共現在不玩「一次性」屠城這套了。因為無論是戒嚴又或者軍隊入城,對中共都是弊多於利。對政權來說,香港警隊正是比解放軍更合適的鎮壓工具。警隊與軍隊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是在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下才會出動,前者則是每個社會必有的部門,可以恆常性執勤。這是為甚麼早前林鄭流出的錄音說中央政府沒有為處理這場運動訂下死線。這亦是為何林鄭仍可以在記者會中振振有詞,反問如果香港失去警隊,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市。歸根究底,就是中央將鎮壓和殺人的時間性拉長。他們不會像六四般將異見者一次過殺清光,但會透過本地警隊網絡,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等非即時致命性武器,持續鎮壓抗爭活動,又或者將抗爭者不斷地被自殺和被失蹤。

回想五年前的雨傘運動,特區政權以持久戰的方式將運動能量消耗掉。今次其實同樣是持久戰,不過今次的戰場轉到街頭各區,而警隊的身影更明顯。畢竟他們有三萬警力,而且有無窮無盡的子彈和催淚彈(就算外國供應商拒絕出售,也可以從大陸入貨),每星期對抗最多只有上千人的衝衝子也是應付有餘。就算是日前瘋警狂攻中大,我仍然覺得中共及特區政權的策略和時間觀沒有改變。他們打的仍然是消耗戰,一方面堅持不回應訴求,另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將街頭的抗爭者的能量一點一點消耗掉。試想想,中大地方廣閤、出入口多,瘋警真的要攻入大學中心,將抗爭者一網打盡,其實只需要派二十分一警力,從多個入口多路進攻就可以了。11.1111.12事件,不過是「毅進仔」想給抗爭主力團隊來一個下馬威,讓「垃圾大學生」們知道黑警的真正實力。他們的行動不是要大規模拘捕或「屠城」,而是要令你傷疲盡出,精力耗盡。

很明顯的是,中共政權並不打算向每星期的示威屈服,因為論資源、論人數他們仍佔上風。因此,大學抗暴過後,抗爭者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持續鎮壓、反覆地無聲殺人的時間性。

三、What is to be done?
在上述前題下,一場持久而地域分散的抗爭是不能避免的。最近有幾篇報道和文章探討勇武抗爭是否已經到了盡頭。對我來說,勇武派堅持每星期抗爭,以及各區開花的策略其實已經無可挑剔之處。問題是,和理非一翼似乎仍未發展出新抗爭策略配合勇武。運動至今靠不斷的街頭抗爭,令黑警一次又一次犯錯,而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民憤升溫。但如何將多個短期性的民憤大爆炸,真正轉化成長遠而持續的壓力,是我們(特別是和理非)仍要思考的問題。本人才疏學淺,也沒有水晶球,所以只能拋磚引玉,甚至拾人牙慧。以下是暫時想到幾個一般性方向:

1. 關於罷工:
罷工是一種透過阻礙日常經濟活動,從而向政權施壓的抗爭手段。這種手段必須是持久性的。有的工業行動會連續每日罷工,有些工會則會選擇預先宣布會在一個月內某些重要日子罷工。兩種模式重點同樣是不達目標,就會繼續罷工,作為持久性的抗爭。明顯地,就算反送中運動持續五個月,也未能夠搞出一次真正的大罷工。例如本星期初的三罷,由周同學的死而引發,是一種依靠道德感召的行動。但罷工不能只靠道德感召,也不能只靠「前線為你擋子彈,你願意罷工嗎?」這類口號。道德感召以外,物質基礎對罷工的重要性其實更加重要。例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數十萬本地工人就算失去工作,也有廣州國民政府及鄉下的家庭網絡支援,成為向港英政府成功施壓的關鍵。

反送中運動與其不斷搞一次性的罷工,我們不如由現在開始實實在在的搞一個罷工委員會,組織長遠性的罷工及支援工作。民間社會已經有有心人籌組罷工組,但泛民工會是否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令罷工組成為一個更穩固和更長遠的網絡?這裡想說的不是大台不大台的問題,畢竟我認為即使有大台,也應是大台跟著群眾步伐走。泛民工會本身有一定資源,也有國際工會的聯繫,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抗爭者因為罷工而被解僱,他/她需要的是一個有面目、不用facebooktelegram的牛頭角順嫂都認得的接頭人,與他/她商討支援事宜。

今場運動達到了和勇合一,下一步我們需要實驗組織型行動與非組織型行動的可行模式,善用泛民及其相關組織的資源、知名度和國際網絡,為民間行動補位(但不是作為大台領導)。

2. 身體之戰:
反送中運動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身體之戰。由運動一開始反修例,香港人憂慮自由行動的身軀會忽然被內地司法系統囚禁,到之後的街頭抗爭,爭取「蒙面權」,與黑警埋身肉搏,以身體擋子彈和警棍,都是香港人爭取自主的身軀、免受政權有形和無形操控的抗爭。

香港民主運動在和理非的模式主導下,一直以來都是在既定的時間、既定的地點,進行在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集會、遊行或示威,透過出席人數visible body)傳遞出反抗訊息反送中運動開始打破了我們長久以來對於身體在抗爭時如何活動、在甚麼地方活動,以及如何運用身體抵抗警權的既有想像和行動模式。這些突破在勇武派身上尤其明顯。至於和理非一翼,雖然其抗爭手段仍局限於遊行及唱歌,但從近日的中環快閃行動中,我們似乎看到了和理非進化的開端。

如果政權運用的空間策略,是在多個地方同時進行有形和無形的打壓,那麼我們需要的就是在不同地點,包括一些平時不屬抗爭場域的空間(例如中環鬧市),透過身軀違反不義之法,展現出我們對政權的反抗,將原先只是向外展示的身軀,轉化成抗爭性的身軀(defiant body)。即使只是留在馬路上叫口號、遊行,也足以成為一種宣示我們有面對武力的勇氣的方式。近日的中環快閃行動中那些戴上黑色口罩、拿起雨傘的西裝友和OL,正正這種關於抗爭身體的進化。

抵抗極權的操控,除了透過身體作公開反抗,我們同時需要轉變平日身體的習慣。例如反送中抗爭揭露了黨鐵與政權千絲萬縷的勾搭,我們其實應該反思平日依賴黨鐵的習慣,開始改用一些身體自主性更高的交通工具,例如單車,減低政權對我們的操控。又例如,發展黃色經濟圈的同時,我們其實可以更進一步,鼓勵市民光顧使用本地生產食材的店舖,間接鼓勵本地農業,減低中共透過壟斷食物供應鏈而對香港人的「錮身鎖命」(張少強教授語)。

對抗極權必然是一場在多個場域同時進行的身之戰,由街頭對抗到日常生活,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3. 國際線:
不是本人強項,不懂說太多,只有兩點。首先,國際連結不能只連結與香港相似的地方。加泰隆尼亞以外,其實全球抗爭對香港亦有關連。例如近月在智利的示威,同樣是爆頭、爆眼、虐囚、性侵樣樣齊 [1],恐怖程度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不同地方的抗爭者連結,不是誰得益誰著數的問題,而是將相似的事件一齊推上國際,一齊受到關注。雞蛋抗高牆,雞蛋首先要連結在一起,即使我們面對的不是同類性質的牆。

其次,國際線的論述其實不一定將香港類比為天安門。「天安門」論述無疑可以吸引歐美領袖的眼球,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全球關注及支持,國際線的論述就要更多元化。例如,對歐洲受眾,可以將香港黑警瘋狂開槍和射頭,扣連上烏克蘭廣場革命時警察射殺示威者的案例,或者北愛The Troubles時期惡名昭彰的皇家阿爾斯特警察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對美洲受眾,可以將黑警近月的暴行,比作阿根廷和智利軍政府時期,將異見者秘密處決或虐殺的行為。對亞洲受眾,則可將香港「一國兩制」被蠶食,比作喀什米爾被印度劃為中央直轄行政區這些都是為人熟悉的事件,在國際間有市場。國際線的諸位高人比我更適合詳談這些案例,但我覺得重點是,要在香港問題上開拓更多觀眾群,就要有更多元化的論述和連結。

[1] “‘It’s Mutilation’: The Police in Chile Are Blinding Protesters” https://www.nytimes.com/video/world/americas/100000006795557/chile-protesters-shot-eye.html?smid=fb-share&fbclid=IwAR2yEqbAO1UoiPVpudoppexE0thUE8uTQQjqNNjgBaHXkE7tEB6TuaH1Jho

2019年8月6日 星期二

從建制、反對陣營內外互動看反送中運動出路

如果我是林鄭月娥…

1. 如果我是林鄭,我會仔細咀嚼兩次港澳辦記者會的內容,明白自己只是被擺上枱的棋子。我會明白自己既不可能在短期內「被下台」,亦需要負責收拾自己一手搞出來的殘局。

2. 如果我是林鄭,我會明白這場殘局殘得幾乎沒法收拾。我會仔細看看民調,理解政府現時的處境,不是五年前雨傘運動剛開始時,支持與反對運動比率接近五五波(37.8% 支持 vs. 35.5%反對 [註1]),而是有69%反對逃犯條例修訂、61%不滿警隊表現,而我本人(林鄭)更被認為是造成現時管治危機的最重要因素 [註2]。如果這是一場球賽,那政府現時不是落後1:2,而是2:7。

3. 如果我是林鄭,理解這堆數據之後,我會重新考慮是否仍要擺出一副戰鬥格,像雨傘運動時日日開記招,靠打消耗戰、打民意戰就可以反敗為勝。因為我會理解支撐這場民意戰的,只是警隊3萬人,他們不單止是面對至少200萬抗爭者,而且他們每一次行動,就會得罪那一區的街坊,所以要扭轉「30,000 vs. 2,000,000 + n」的形勢,先要收起主攻戰述,以退為進。

4. 如果我是林鄭,我會明白當我放了1800杖催淚彈、300發橡膠子彈、170發海綿彈及無數的胡椒球也沒有令事情好轉,再射雙倍甚至三倍也不會改變形勢。因此,我會改變策略,首先叫CP盧偉聰停止被蟑螂協會主席林志偉騎劫。下次當示威者有行動時,即管讓他們做他們要做的事,停止武力驅散。反正今個星期驅散了,下星期他們又再來,那何必?警方先收起武力,就可以停止搞亂香港,停止得罪各區市民,停止令政府失分。

5. 如果我是林鄭,我會明白要解決事情,起碼需要滿足示威者五大訴求其中一二,但我也會明白,當港澳辦的記者會已經高度表揚警隊,並要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這就造成特區政府騎虎難下的局面。雙普選?不到我林鄭話事,可以暫時當聽不到。撒回條例?已經「暫緩」並「壽終正寢」了。撒回暴動定性、不檢控示威者?雖然中央要我依法辦事,不可能不檢控,也不可能收回已起訴的「暴動罪」,但我可以行使特首權力「特赦」犯罪分子,那中央和特區政府保面子之餘,又可以示息民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既不衝擊一國原則,亦在依法施政框架下執行。政府可先委任一個權威中立人士做主席(如李國能),再邀請幾個聲譽不俗的建制泛民(如胡紅玉、張炳良)、廣受敬重的中間派(如沈祖堯、沈旭暉),甚至前警隊領導(如李明逵),再訂明調查議程及時間表。調查或可避重就輕處理普選及政府認受性問題,但必需追查6至7月事件的民憤成因、政府處理手法、警隊及監警制度,最後用殖民年代起一直行之有效的技術語言交代事件。例如612驅散人群是「部署失當以致行動過急」,再拿一兩個警司級指揮官人頭落地;又例如元朗恐襲,警方事前的確「知悉事件」,但因與「保衛家園」的村民「溝通嚴重不足」,以致未能阻止暴力事件發生,再砍下新界西警區一兩個頭目。這樣既可暫時平息民怨兼給中央面子,也能讓警隊前線回復人類理智及冷靜一下頭腦,回歸理性執法,讓政府重回正軌。

如果我是抗爭者…

1. 如果我是前線抗爭者,我會汲取雨傘運動的教訓。傘運之後,大家都學懂了不割席、不篤灰、不分化,但有一件事很少人提及,就是推進運動的節奏。如果我是抗爭者,我會想想,為什麼當年傘運會弄至進退兩難的局面?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沒有為四大訴求(梁振英下台、公民提名、撤回831決定、重開公民廣場)設下輕重和難度之分,所以由運動開始至終結一直只堅持「枱面價」,而抗爭者之間卻一直沒有為「枱底價」訂下共識。

2. 如果我是前線抗爭者,我會在8.5大罷工之後檢討現有成果,再想想運動下一步如何推進。五大訴求當然有輕重之別,也有難度高低差異。撒回條例?林鄭已將條例「暫緩」並「壽終正寢」了,大家心知肚明,這訴求個已推得七七八八。撒回暴動定性、不檢控示威者?這樣的話,隨時被建制派反咬一口,說抗爭者不遵守法治,但如果是要求政府「特赦」示威者,這或可爭取開明建制支持,同時給特區政府一個下台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要,這是目前得到社會最廣泛支持的目標。雙普選?這是長遠目標,而且11月還有區選,目前卻只停留在口號階段。

3. 如果我是前線抗爭者,當然會堅持「枱面價」: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但我也會訂下爭取五大訴求的先後次序(而不是放棄任何一個)。訂下先後次序之後,當然是繼續每星期示威行動,畢竟干擾社會既有秩序,是抗爭運動最大力量來源。重要的事要說三次,要堅持每星期行動,要堅持每星期行動,要堅持每星期行動。但與此同時,我亦會明白,即使強如法國黃背心示威,也會出現疲憊的階段。因此,如何集中力量,對準最優先的目標,是將抗爭運動實力極大化的關鍵。

4. 如果我是前線抗爭者,我需要明白雖然現時民意大多數站在我這一邊,但隨時反膀為敗,畢竟社會上有44%市民認為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 [註2]。因此,我會汲取傘運經驗,理解要進一步擴大抗爭層面及爭取支持,抗爭手段就不可以獨沽一味。因此,每星期勇武抗爭雖然有堅持的必要,但亦要將抗爭手段多元化。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出一些「身位」和「空間」,令社會上不同崗位的人都有參與的可能,以及成為「主角」的機會。例如主流傳媒很快就將8.5大罷工行動的焦點,轉移到當日的街頭對抗,本應是主角的一般打工仔、和理非支持者反而失去擔大旗的機會。街頭對抗很重要,但發揮更多元化的和理非抗爭劇目同樣重要,因為運動同樣屬於那些參與過兩次大遊行的人、那些參與(或者支持但未能參與)罷工的普通打工仔,以及那些踢拖落街罵退警察的街坊。例如早前有人提過的「民間撤資」行動及「多交一蚊稅」行動便是街頭對抗以外,頗值得參考的行動 [註3]。只要發揮創意,就可以發掘更多可能性。

5. 如果我是和理非抗爭者,我除了會繼續以社交網絡、金錢、遊行等方式支援抗爭運動,亦會開始思考解決目前社會最大困局:警民矛盾。畢竟,除非香港走無政府主義的路,否則警隊只能改革,不能廢除或解散。改變的第一步,當然不是天真地說兩句「放下仇恨」,而是理解仇恨如何被政權操作。例如建制派的所謂「撐警」,其實一直是透過「撐警 = 嚴正執法 = 消滅暴徒 = 守護香港 = 警暴合理」的論述來操作,而他們的最大目標,莫過於是煽動警隊內部及社會大眾仇視抗爭人士。要擊破仇恨的操作,首先是建立「真.撐警」論述,將「撐警」的真正意義,改為「支持警隊理性、守法」,我在另一篇文章談過了,不贅 [註4]。這裡要補充的是,這樣做的目的,不但是要說明警民不一定是二元對立,而是展示抗爭者不是刻意為難警察的暴徒,而是一群要求真正的專業警隊和法治香港的人。這種工作,只有和理非及仍未直接面對警暴的人可以做到。

6. 如果我是和理非抗爭者及泛民政黨人士,我也會幫忙思考如何發展更多元化的抗爭劇目。上前線武鬥需要體力勞動兼有被捕風險,但作為和理非抗爭者,我也可以發揮文攻的力量。同時,我會更留意日常的政治修辭,透過語言將對手醜惡一面,用更加入耳的方式帶入平常百姓家。這兩點我在別處寫過了 [註5、6],不在此重覆。

上述各項,對進取的人來說必然太過保守,對保守的人來說必然太過進取。無論如何,大家各取所需就好了。

[註1]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意見調查 第二輪 調查結果:http://www.com.cuhk.edu.hk/ccpos/research/1410TaskForce_SurveyResult_141028b.pdf

[註2] 香港民意研究所 「修訂逃犯條例」民意調查:https://www.pori.hk/report/antiextraditionbillfreq

[註3] 王澄烽,〈遊行過、包圍過,當群眾運動陷入膠著,我們的下一步?〉,《立場新聞》: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81%8A%E8%A1%8C%E9%81%8E-%E5%8C%85%E5%9C%8D%E9%81%8E-%E7%95%B6%E7%BE%A4%E7%9C%BE%E9%81%8B%E5%8B%95%E9%99%B7%E5%85%A5%E8%86%A0%E8%91%97-%E6%88%91%E5%80%91%E7%9A%84%E4%B8%8B%E4%B8%80%E6%AD%A5/

[註4] Thomas Tang,〈國家、暴力、撐警 … 林鄭政權倒轉的三個概念〉,《立場新聞》: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C%8B%E5%AE%B6-%E6%9A%B4%E5%8A%9B-%E6%92%90%E8%AD%A6-%E6%9E%97%E9%84%AD%E6%94%BF%E6%AC%8A%E5%80%92%E8%BD%89%E7%9A%84%E4%B8%89%E5%80%8B%E6%A6%82%E5%BF%B5/

[註5] Thomas Tang,〈反送中運動必須開闢文攻戰線〉,《立場新聞》: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F%8D%E9%80%81%E4%B8%AD%E9%81%8B%E5%8B%95%E5%BF%85%E9%A0%88%E9%96%8B%E9%97%A2%E6%96%87%E6%94%BB%E6%88%B0%E7%B7%9A/

[註6] Thomas Tang,〈佔領立法會後 媒體論述戰幾點修辭建議〉,《立場新聞》: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D%94%E9%A0%98%E7%AB%8B%E6%B3%95%E6%9C%83%E5%BE%8C-%E5%AA%92%E9%AB%94%E8%AB%96%E8%BF%B0%E6%88%B0%E5%B9%BE%E9%BB%9E%E4%BF%AE%E8%BE%AD%E5%BB%BA%E8%AD%B0/?fbclid=IwAR39ouf7jyXLpLrlm7AvBD302NiSdYaQoEeB8AfPfEjz0Pa6YGHuQZj3aA0


立場新聞: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7%B5%A6%E6%9E%97%E9%84%AD%E5%92%8C%E5%89%8D%E7%B7%9A%E6%8A%97%E7%88%AD%E8%80%85%E7%9A%84-%E5%90%84%E8%87%AA%E5%B9%BE%E9%BB%9E%E5%BB%BA%E8%AD%B0/?fbclid=IwAR0DiGpBujBQzFFaDiXyRLmZcExQQrD11JWMug8UYJ0b1GgRRoGjx9kr6LI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反送中運動必須開闢文攻戰線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議題已經不再侷限於反送中修例。黑警多次違法開槍及襲擊平民反映警權過大問題;市民將黑警問題訴諸法律顯示監警制度失效;元朗恐襲凸顯新界官警商鄉黑問題;沙田衝突中新鴻基出賣港人,提醒我們在重要關頭,地產商始終會站在政權一邊;社會出現200萬反對聱音而無一個高官問責下台,更反映民主治港的必要性﹗

除了繼續在各區以地區議題動員,這場仗究竟還可以如何擴展下去?答案(之一)就是武鬥之餘,開闢文攻戰線,在林鄭正式蒲頭之時,一併痛擊特區政權及其統治盟友,而十月的施政報告正是這個政治機會出現之時。

可以預期,十月的施政報告一定會開展多項所謂利民指施,同時以「明日大嶼」及大灣區等計劃,製造發展假象,利誘一眾只求食買玩的港豬。如果我們繼續依賴傳統的抗爭模式,等官員先提政策,再提出否定,然後嗌一輪「林鄭下台」,這等同變相承認此政權的合法性。因此,我們必須另闢戰線,一方面繼續推進反送中運動,一方面重奪屬於人民的行政權力。

今年四月,泛民在真假法案委員會爭議中的「繼續開會」行動實現了真正的民主議政;7.21抗爭者更富遠見地表示考慮成立臨時立法會,捍衛香港民主。我們要將這兩個行動加以延伸,在林鄭十月出招之時,提出《民間施政報告》。事實上,在一眾有心人的努力下,民間社會過去幾年已經在多項政策範疇上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並發展出一系列抗衡式論述。我們要乘反送中運動的氣勢,在十月將民間政策研究的成果發揚光大,提出民間治港藍圖,例如改革警隊、改革監警會、廢除丁權、收回棕地(斷鄉黑財路)、訂立檔案法(追究官員責任)、重新審視現有跨境基建規劃、改革市建局、規管二手樓空置(斷地產商財路)、發展本地農業、發展社區經濟、檢視單程證制度、改革大學校董會、改革大學教資會、甚至提出民間立法會籌組方案及民間普選路線圖…… 之後,透過傘運後建立的社區組織網絡,以全民共議形式,討論及對比民間報告與官方報告的優劣,並將市民意見納入民間報告,落實真正的民主諮詢。

即使現實地說,短期內沒有一項《民間施政報告》的政策能真正實現,我們起碼能夠實驗政策制訂及議政全面民主化的實質操作方式,而這正是落實真正民間自治的重要一步。只要我們將民間政策制訂及議政程序和理念玩得熟練上手,到時民間自治就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一套有實質內涵的政治生活模式。正如前線抗爭者在一次又一次的示威中學習如何應對催淚彈、傳物資、築路障,我們也要在未有法律上(de jure)的獨立之前,先玩熟如何實質上 (de facto)獨立自治。

無可否認,所謂「民間」,並非一個同質的群體,而是包含不同的利益,引伸出千差萬異的意見。因此,我們更要百花齊放,要有左翼版施政報告、XYZ黨版施政報告,甚至連登版施政報告,務求做到給香港人的政策,由香港人提出,由香港人審議。同時,這亦是一個機會,讓民間社會透過上述全民共議的程序,實驗如何民主地商議及辯論,整合多元利益及意見。這樣更可以向政權及藍陣營示範,處理異議是透過理性討論,而不是打壓、暴力和殺戮。

一直以來,特區政權、建制派及一眾土豪劣紳均以「建制」之名,行「專制」之實;以「建設」之名,謀取私利,「破壞」平民生活環境及掠奪港人生活資源。當林鄭希望在十月翻身,我們就要以更大力度反擊,將反送中運動全面過渡至民主自治運動,向特區政權及一眾「專制派」全面開戰,十月圍城,光復香港﹗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F%8D%E9%80%81%E4%B8%AD%E9%81%8B%E5%8B%95%E5%BF%85%E9%A0%88%E9%96%8B%E9%97%A2%E6%96%87%E6%94%BB%E6%88%B0%E7%B7%9A/

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三個政權倒轉了的概念和三個民間自救方向

暴力面前,論述和語言顯得蒼白無力。畢竟失語才是當下這種環境的正常反應。如果你還如何君妖孽一樣,可以從容不逼侃侃而談,或者閣下應該審視一下身為人類的資格。可是,如果暴力的目的是要人噤聲。那麼應對暴力的最有力方法就是堅持話語、繼續發聲。當反送中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我要談的是林鄭(及中共政權倒轉了三個概念和三個民間自救方向。

1. 國家
當示威者用黑油塗污國微,大家早已估到當權者必定以「挑戰國家主權」等語語譴責。第一個撲出來發表偉論的是香江頭號敗類梁振英,之後是中聯辦和港澳辦。我沒想到的是,林鄭這個自稱讀社會科學出身的特首,竟然說得出連梁振英、中聯辦和港澳辦也不敢直接宣之口的邏輯:香港的治安、金融、日常生活重要,但維護一國兩制才是「至為重要」?﹗

相信只有中國式邏輯,才會將國家置於個人之上。國家理論入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強調,國家之所以可以合法地存在,是建基於它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和平等權利。另一理論入門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則指出,國家之所以有無上權威,以因為要避免在自然狀態中那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情況。但無論是那一種國家理論,以及無論是那一種國家理論發展出來的政治制度,歸根究底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狀態,是希望個人能夠在符合人性的條件下生存。如果國家無法保障甚至刻意危害個人安全,這種國家要來幹嘛?如果這種國家還需要維護,你還不算是真正暴徒、敗類?

近年專(建)制派小丑喜歡引用一種論述:「個人自由唔係大晒」。其實正確的邏輯應該倒轉過來,國家政權「唔係大晒」。只要國家傷害人民,人民就有權反抗。塗污國微,其實真係好有禮貌好斯文。

2. 暴力
近月示威,黑警最喜歡說一句話:「記者無特權。」我要針對的不是黑警對待記者的態度,而是背後引伸的一系列潛台詞:因為警察要做野,所記者無特權;因為「暴徒」很暴力,所以黑警可以有特權隨意使用任何暴力;因為有人犯法,所以黑警可以不擇手段違法對待「暴徒」,包括射頭、毆打、非法禁錮、僱用黑幫….. 這些歪理本身不值得花時間討論,因為對於正常人來說,執法者先要守法,過分使用武力就是不當和違法,這是基本常識。但只要上一上Yahoo新聞、Baby kingdom、香港討論區這些八婆網站,看看那些留言,你會發覺原來在二十一世紀香港,原來還有很多堅信以暴易「暴」的生蕃存在。特區政權正正是透過「因為要執法,所以可以無限使用暴力」這種倒轉了的邏輯,掩飾自己戕害人民性命安全,透過黑警/幫襲擊市民的罪行。

這種歪理邏輯之所以在香港仍有市場,背後是一個更大的論述及情感管理工程。我相信支撐那種暴力歪理的,是2012年以來專(建)制派建構出來的撐警論述。簡單地表述,「撐警」論述的運作邏輯就是「撐警 = 嚴正執法 = 消滅暴徒 = 守護香港 = 警暴合理」。這種論述厲害之處就是扣連上一般市民對示威「亂象」的厭惡及前線警員對部分違法進行的抗爭運動的敵視和怨恨,發展出一種強而有力的仇恨,合理化一切黑警暴力。

學者Sara Ahmed在文章〈The Organisation of Hate〉及〈In the Name of Love〉中指出,仇恨並非如我們一般所想般由內到外的心理現象,而是與愛這種情感緊密相連,透過建構一個正在傷害「我們」的「他們」,建立情感投注的對象。因為示威者「犯法」、「暴力」、「搞亂香港」,侵害了「我們」的繁榮安定,所以「愛國愛港」的「我們」應該仇恨「他們」,甚至將他們消滅。情況就好比西方社會排外及恐同組織製造出來仇恨罪案(Hate crime)。特區政權近年就是透過「撐警」論述,建構一個「正義 vs. 邪惡」、「我們 vs. 他們」的二元對立,而以前者則以保護香港之名,將任何形式的暴力合理化

3. 撐警
如前述,所謂撐警就是撐一個警權無限大的警隊:一個可以隨意不遵守任何法規、警例的警隊。不用我多言,大家已能看得出「撐警」這個概念荒謬之處。這種「撐警」,不但沒有達到「」的意義,更將香港警隊三十多年來建立專業形象毀於一旦,是名副其實的「戕害警隊」。警隊高層在反送中運動不顧後果推前線去死事小,專(建)制派、特區及中共政權推警隊去死事大。畢竟,對特區及中共政權來說,警隊只是工具,隨時可以黑社會或解放軍取而代之。在「撐警」論述推波助瀾下,香港警隊之死,似乎之一去不回頭。

如果林鄭(及中共)政權靠三個倒轉了的概念來支撐其紀治,那民間社會應如何自救?

1. 民間自治
政治從來不是靠工具理性計算就會得出預期結果,而社會運動最可愛之處,就是製造disruption,令權力機器無法運作暢順,並帶來一系列不可預計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果林鄭(及中共)政權期望以國家壓倒一切,甚至不惜動用黑幫襲擊市民,製造國家恐襲,那麼香港自治 / 獨立就是他們的詭計帶來的不可預計的後果。

有危必有機,既然林鄭(及中共)政權決心傷害人民,那麼人民自救就是自然反應。元朗和沙田已經出現民間自衛隊,這正是實驗香港自治 / 獨立的良機。今年四月,反送中運動泛民那次「繼續開會」行動後我說過:「泛民終於有勇氣打破虛擬自由主義之下的虛擬議會及虛擬遊戲規則 …… 將來不單止要有人民/民間/民主議會,更加要有人民/民間/民主立法會選舉、人民/民間/民主修憲、人民/民間/民主立憲、人民/民間/民主特首選舉、就像9年前五區公投一樣,一於假戲真做、戲假情真﹗﹗」

我們要化今次危機為機會,實驗人民自治的模式。事實上,過去的抗爭活動早已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源:2003-07年利東街運動及2009-10年保衛菜園村的自主生活實踐、2010年的人民公投、2013年佔領中環的商議式民主。我們要在這些基礎上,實驗和演練人民如何由下而上,建立一個可行的集體生活模式(這個新模式甚至可以不用「國家」之名),對抗極權欺壓,在香港重建人性化的生活。

2. 和理非、論述、修辭
如一開始所言,面對暴力,我們更要堅持說理的重要。正如許寶強教授在星期日明報〈暴力與民意〉一文中所言,暴力是失去民心者用來苟延殘喘的工具,所以暴力當前,我們更應避免墮入當權者編排的「暴力」劇目。

這樣說不是要反對在適當時候作武力還擊,而是抗爭者是時候發揮「Be water」精神,發展和實驗更多和理非的抗爭劇目。早前一段時間,我不太明白在旺角、上水、沙田的示威為何要堅持留守至夜晚(因為那些街道根本無險可守,也沒有明確進攻目標)。之後我想通,每一次和黑警正面交鋒,就是實驗和反覆演練組織、內部溝通、陣勢、進攻、防守的機會,是為日後的抗爭做準備。

同樣道理,和理非式抗爭其實亦需要這些實驗和反覆演練。和理非式抗爭不只限於遊行、集會、唱歌、絕食、連儂牆,其實還有很多摸式可以嘗試。例如由佔領和堵路(blockade)發展出來自鎖戰述(lock-on)(詳見詮釋),則適合圍堵政總時用。行動不但和理非、無攻擊性,如果一千人一起lock自己在政總外圍,更猶如一個集體大絕食和大控訴行動,這只是例子。我想說的是,對抗暴力不一定要以武抗暴,和理非式一翼其實仍有很大潛力和很大的實驗空間。

對抗暴力,其次要做的是論述及修辭。所謂文宣,其實很多時候是平日的政治話語中一點一滴做起。一般而言,就算抗爭陣營的文宣聲明寫得再好,也不會被對家陣營聽入耳。問題並不只在於媒體渠道,而是因為抗爭者的話語本身和一般受眾有太大落差。因此,這個問題一定要由日常政治用語著手。例如建制派會叫民主派做「反對派」,這不是他們要符合正式政治述語(在西方社會,在野黨普遍被稱為「反對黨」),而是他們要在香港的語境下,為民主派建構一個「反對」的負面形象。因此我經常強調的是,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了,正確叫法應是「專制派」,要由這一刻開始叫,一直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建制」在香港的語境是中性,「專制」才能真正突顯這班畜生的特徵。更重要的是,透過語言的轉換,提醒一般自稱為「建制」支持者的人,支持「專橫霸道」是一件羞恥的事。

又例如,「警暴」和「濫權」其實是相當離地的話語,所以要用「違法/犯法」來凸顯所謂執法的虛妄,所以近來出現「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這句口號非常好。但黑警近日的行動足以令到這句口號更加貼地,大家應該改口叫「香港警察,搞亂香港」、「追究警察襲擊平民」、「追究警察非法禁錮市民」、「將警隊暴徒繩之以法」、「反對黑幫治港」。

政治修辭之重要,是要令對家支持者「聽入耳」,改變他們的語言習慣,逐漸改變其意念、想法,以至行為。

3. 真.撐警
要對抗警暴,另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瓦解主流「撐警」論述中的情感操作,同時將「撐警」論述改頭換面,並賦予新的意義,擊破政權對仇恨的操弄。

我們是時候搞個「真.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抽出真黑警,黑白不兩立」、「撐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撐警察放病假」、「撐專業守法警隊」、「撐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詮釋:
http://www.historyisaweapon.com/defcon1/lockbox.html

《立場新聞》轉載: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C%8B%E5%AE%B6-%E6%9A%B4%E5%8A%9B-%E6%92%90%E8%AD%A6-%E6%9E%97%E9%84%AD%E6%94%BF%E6%AC%8A%E5%80%92%E8%BD%89%E7%9A%84%E4%B8%89%E5%80%8B%E6%A6%82%E5%BF%B5/

2019年7月18日 星期四

沙田衝突再詮釋

1. 我懷疑,黑警早在7.1已有計劃做這個「提升士氣」圍捕行動,所以擺先空城計、再圍捕,點知最後示威者自己撤退,搞唔成,所以今次再來一次。但問題是,住宅區人來人往,通道左穿右插、四通八達,不同金鐘立法會enclave式空間佈局,不可預計性高得多,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war game打唔成,黑警自己搞柒自己,被人民反圍攻

2. 我經常說,「警暴」和「濫權」是相當離地的話語,所以要用「違法/犯法」來凸顯所謂執法的虛妄。「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這句口號非常好,但今次黑警行動足以令到這句口號更加貼地,下星期的民陣遊行,大家應該改口叫「香港警察,搞亂香港」、「追究警察襲擊平民」、「追究警察非法禁錮市民」、「將警隊暴徒繩之以法」、「反對黑幫治港」

3. 如果如目擊者所言,沙田衝突中有很多「唔關事」的市民加入指罵黑警,為示威者通風報訊、提供物資,甚至加入掟野,那是否代表香港已出現民意「逆轉」?對比三年前的魚蛋事件,責難示威者的聲音已經不是那麼一面倒,那是否說明特區政權倚靠警權治港已開始失效?進一步從政治文化而言,那是否代表特區政權及專(建)制派靠警民衝突製造混亂畫面,再大肆抹黑抗爭運動的統治策略已經不是萬能藥方?

4. 個人估計,林鄭繼續龜縮的時間表是捱過八月,等所有學生返晒學無咁得閒。但問題是,開得學,就罷得課,那又是另一個抗爭劇目的開端,再過多個月,就是施政報告,再之後就是區選,柒婆究竟籬得幾耐?

5. 如果警隊這條支柱倒下,連港豬式保守政治文化都開始動搖,特區政權還可以靠甚麼統治(不是管治),唯一的答案,是「引清兵入關」,用解放軍處理示威活動,然後新彊式治港。所謂戒嚴,又或者行緊急狀態,其實離我們很近。

6. 又,既然如今黑警前線與高層已現裂痕,我們是時候搞個「真.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撐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撐警察放病假」、「撐警隊專業守法」、「撐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7. 最後一個的題外話。近來香港出現情感低氣壓,無力感極重,情況似比傘運後期更嚴重。我不會說甚麼「正向思維」(畢竟我很討厭這種偽科學),又或者「這是一場持久戰」這類空話。我只想說明社會運動及抗爭運動的一個基本邏輯。我們之所以參加抗爭運動,不是因為有機會贏,而是因為一路輸緊,而且有可能一路輸落去,極權機器如常運轉。如果有機會贏,其實一早就可以制度內解決,不需要訴諸制度外抗爭。因此,所有抗爭運動,其實都是「失敗者」的運動。這種邏輯不是阿Q精神,亦不是失敗主義,而是:正因為世界無改變,所以才要繼續做更多去令它改變。因此,不要因為一路輸緊,所以無力;而是因為一路輸緊,所以越要有力,腰骨越要挺直。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撐警邏輯

如果7.14沙田大衝突是黑警仇恨抗爭運動示威者的大爆發,那麼我們就更應該名正言順、堂堂正正搞一次和理非「真 · 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支持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支持警隊專業守法,執行職務」、「支持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過去15年多,前線警員對民主陣營抗爭者的怨恨邏輯就是:鎮壓示威 --> 被反擊 --> 仇恨「暴徒」 --> 升級示威 --> 再被反擊 --> 更仇恨「暴徒」。一直以來,「撐警」論述則以「撐警 = 嚴正執法 = 消滅暴徒 = 警暴合理」的方式運作。這種論述邏輯,正正是合理化警隊內部仇恨示威者的重要一環。要對抗警暴,首先要做的,就是瓦解主流「撐警」論述中的情感操作,同時將「撐警」論述改頭換面,並賦予新的意義,擊破政權對仇恨的操弄。

反送中運動有句口號,叫「Be water」。時而留守佔領,時而撤退回家,是Be water的體現;時而衝,時而守,亦是Be water的例子。按此邏輯,警民關係又是否只有「對立」一面?特別是7.14沙田大衝突之後,不少人都會覺得如此發展下去,結果不是警察死,就是示威者亡。離地的「大和解」在正義轉型前當然不會發生,但當下我們有沒有其他方式處理警民矛盾?

回顧反送中運動,勇武與和理非行動一直梅花間竹進行,令運動保持活力,持續至今。如果7.7、7.13、7.14連續三次和警隊正面交鋒,是透過衝突及對抗來展示對特區政府和警暴的憤怒,那麼現在是時候暫時回到和理非式抗爭,用別的方式展現憤怒,同時透過行動緩解警員對抗爭者的仇恨,可能的話,將他們一步一步爭取過來。抗爭者是時候發揮「Be water」精神,以創意攻陷警隊。

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反送中運動的政治修辭

搞場空城計大龍鳳,無非是想set個台給林鄭、黑警及專(建)制派盡情譴責「破壞社會安寧」及「目無法紀」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然後名正言順「對違法行為追究到底」。這場媒體論述戰注定難打,以下是幾個政治修辭建議,或許有用:

1. 612大衝突後我曾經說過,只要這場運動有一個人死亡,林鄭月娥就是香港第一個逃犯:殺人兇手。所謂好嘅唔靈醜嘅靈,至今已經有三條人命白白犧牲。因此,大家口號不應該再叫「林鄭下台」(當然formal聲明要keep),而是應該將林鄭正正式式叫做「殺人兇手」,要將「林鄭繩之於法」,「對林鄭殺人追究到底」。而現在的特區政權,就是名副其實的「殺人政權」(跟中共看齊了,厲害)。

2. 前幾日的文章說過,警察執法之不當不止在於過份暴力,更在於其「犯法」。因此,抗爭者最近新增的口號「香港警察,知法犯法」,我覺得叫得相當正確及應境。可以改進的是,這種修辭應該更多用於正式場合及論述。例如泛民見傳媒及出聲明時,不應只說「撤查警方濫權」,而是「撤查警方涉嫌違法」或「違法使用武力」。又或者,藝術界朋友可以設計一張類似警方黃/紅/黑旗的banner,寫明「警方 請遵守法/警例」,在抗爭場合與黑警對峙時用(即類似之前有人整過的「警方 請冷靜」橫旗)。

3. 過往的藍絲撐警/撐政府集會有多暴力不用我多說,昨天《蘋果》用「撐警暴徒」形容這班人其實相當貼切。不過,我認為直接稱呼其為「紅衛兵」其實更加恰當。如果大家身邊有一些像林太老公一樣不問世事的人問你這班「紅衛兵」在做甚麼,你可以答,他們正在「搞亂香港」、「破壞社會安寧」及「影響香港繁榮穩定」。

4. 同理,為何要堅持撤回送中條例?因為一旦恢復二讀甚至修法,會令港人無端端失蹤、外資撤出香港、外國人不敢來旅遊…(個別原因大家自己發揮),最後結果是「影響香港繁榮穩定」及「破壞香港發展基石」。

4. 最後,亦是我每出一次政治post都會強調一次的,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了,應該叫「專制派」,要由正式場合到非正式場合,由泛民扑咪見傳媒到平時寫文寫facebook status都要叫,要由現在開始叫,叫到11月區選及下年立法會選舉。

在這種時勢討論論述修辭或許有點離地,但我始終相信,改變人們的語言習慣,就可以漸漸改變其意念、想法,以至行為。(舉個例,昨日早上《立場》的live video無意中錄到有位警官用對講機對同僚說「喺公園附近有幾十個暴徒….」,如此你可以明白黑警的野獸行徑了。)

《立場新聞》轉載: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D%94%E9%A0%98%E7%AB%8B%E6%B3%95%E6%9C%83%E5%BE%8C-%E5%AA%92%E9%AB%94%E8%AB%96%E8%BF%B0%E6%88%B0%E5%B9%BE%E9%BB%9E%E4%BF%AE%E8%BE%AD%E5%BB%BA%E8%AD%B0/?fbclid=IwAR39ouf7jyXLpLrlm7AvBD302NiSdYaQoEeB8AfPfEjz0Pa6YGHuQZj3aA0

2019年6月22日 星期六

反送中抗惡法運動中期檢討

反送中抗惡法運動來到這一刻,惡法未撤,人民不退。在這時候,不妨來一個中期回顧,在6.26及7.1兩次大型行動之前,檢討得失,展望將來。

歷史里程碑:

1. 6.9和6.16兩次大遊行,人數高達103萬及200 + 1萬人,打破了八九六四及零三七一的遊行人數紀錄,成為香港史上最大型的政治運動,其歷史意義相信不需要我多解釋。

2. 五月的真假法案委員會爭議,泛民團結一致以「繼續開會」行動回應專(建)制派及立法會秘書處無法無天地將石禮謙送上「主席」位。從政治文化角度言,那次行動的意義,在於泛民終於有勇氣打破虛擬自由主義之下的虛擬議會及虛擬遊戲規則,首次以人民之名及人民之實進行立法會會議。

3. 今次運動是繼陳毓祥在保釣運動身亡後,首次有人因為抗爭而死。與1996年那次不同的是,保釣是愛國運動,反送中抗惡法是反中、本土運動。另一不同的是,那次是意外,今次是抗爭者是為了運動目標本身以死相諫。回顧本地抗爭史,90年代的本土運動試過兩次(i.e. 石湖新村抗爭及荃灣天台屋抗爭)嘗試點燃石油氣以死相脅,但畢竟只是擺擺姿態,沒有來真。即使是在本土運動的火紅70年代,記憶中亦沒有出現同類抗爭模式(有心人可以再fact check)。今次義士犧牲的震懾力,在於勾起一股無分左中右的大眾情緒:悲憤。以悲憤作為運動的道德基礎及動員手段,是八九六四後首見,其動員威力在616大遊行可見一斑。

4. 前日包圍黑警總部,是繼2009年反高鐵快樂抗爭及2012年反國教大絕食之後,(我認為)攻擊力最強而又能保持和理非的行動。抗爭者憤怒而不狂躁,勇武而不躁動,這正正是對狂暴黑警最大的羞辱。怒屌而不亂衝,充分顯示抗爭者的克制和智慧。或者徐克拍完《智取威虎山》,不妨考慮一下拍一部《智取黑警穴》。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另一個和理非得來又威力無窮的行動,當然是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了。這些行動在在說明,勇武和和理非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完美及有機地結合一體。

延續與轉化:

1. 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未有讓步意圖,用對付雨傘運動的同一模式,以消耗戰來對付反送中運動。當然,這和呂秉權在《明報》文章〈修逃犯例——你要知的「習近平對港全景圖」(上)〉所提及習近平的治港方針有關。他引述習近平在2013年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的講話:「要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決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開來,否則還有什麼法治可言呢?」可見,以「以法治國」仍然是對付示威的大方向。當然,這個「法」只是為政權服務,而且不會輕易後退。林鄭和鄭若樺道歉,自然只是針對個人的技術性失誤,而非政策調整。

2. 與2014年不同的是,今次香港的抗爭得到更多的國際關注和支持。這種支持不再是lip service,而是真的有可能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下成為實質支持。2014年時,佔領者曾經寄望11月的APEC會議可能為運動帶來轉機,但最終甚麼也沒有發生。今年六月的G20會議同樣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關鍵時機,Trump已表示可能向習總提香港問題,且看626的大吹雞能否逼Trump真正打出香港牌。

3. 就行動模式而言,如果2014年的關鍵詞是「佔領」,今次運動的關鍵詞則是「流動」。簡單點說,就是前天抗爭者掛在口邊的「Be water」。這幾星期黑警的行動明顯是要殺盡所有大規模佔領的苗頭,同時抗爭者亦深明大規模佔領可能令民意反彈,所以佔領不再是可行之法,而取而代之的是機動堵路及遍地開花式不合作運動,例如612警民大衝突後的短暫佔領畢打街、616的小規模佔領夏愨道、逼地鐵行動、死火行動、621包圍黑警總部、以及當日辦公時間堵塞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及政府合署。上述行動既是在黑警嚴密佈防下間接促成,亦是在「流動」的新行動邏輯下出現。這種新行動邏輯,一方比傘運時的鳩嗚團更具延續性及組織力,同時亦避免了警方的大規模攻擊及民意上的反彈,為日後政治行動提供重要參考。

行動方向:

我個人較為離地,所以戰述事宜留給前線抗爭者、連登仔及勇武派思考,以下集中討論論述及修辭(rhetoric)層面

1. 泛民主派一向不擅長製造貼地的論述,或用貼地的修辭向大眾解釋理念和行動。相反,專(建)制派則是這方面的能手。一個建立入屋話語的方法,就是將主流或對手的話語「據為己有、拿為己用」(appropriation)。可能是基於(無謂的)道德堅持,泛民從來不會這樣做,而只不斷重覆一般(偏藍)市民不會知你嗡乜春的「法治」、「公義」、「核心價值」等話語。舉個例,目前「黑警」和「警暴」兩套修辭已經較傘運或魚蛋事件時成功入屋,但對一般(偏藍)市民來說,可能仍會覺得是你班示威者抵死或示威者挑釁在先。更好的話語方式,是挪用專(建)制派及政府由朝講到晚的「守法」修辭,以「犯法」及其他類似字眼直接套用於譴責黑警暴行之上,突顯「執法」之不當正正在於其「違法」,而不單單止是過份暴力。因為暴力是相對的,可以人言人殊,但違法與否則有相對清晰的界線,能直接地引起一般市民關於黑警的印/想像。

2. 2003年七一之後的區議會選舉,泛民成功令專(建)制派大敗而言,但由於輕視地區工作,幾年之後專(建)制派完全收復失地。今年11月區議會選舉臨近,可以預期泛民會較上次區選成功,但如何避免當年的錯,就是應該由現在開始,將「反惡法 = 爭普選」的論述,在社區內落地生根。相信沒有人比14年後在社區工作的傘兵更明白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了。

3. 最後,每出一次政治post都要講一次,請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而是「專制派」,要由這一刻開始叫,一直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建制」在香港的語境是中性,「專制」才能真正突顯這班奴才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將「建制派」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建設」的形象置換為「專橫霸道」。正如專制派會叫民主派做「反對派」,道理其實是一樣的。一字之差,media framing的效果可以差天共地。689和777的例子說明,政治行動的第一步,是幫對家改個好名﹗

《立場新聞》轉載: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F%8D%E9%80%81%E4%B8%AD%E9%81%8B%E5%8B%95%E7%9A%84%E6%AD%B7%E5%8F%B2%E6%84%8F%E7%BE%A9-%E8%A1%8C%E5%8B%95%E6%A8%A1%E5%BC%8F%E8%88%87%E6%9C%AA%E4%BE%86%E6%96%B9%E5%90%91/

反引渡條例運動前路

此文寫於2019年6月16日:

黑警選擇唔清場,說明政府再一次想靠打消耗戰,所以我地必須汲取傘運教訓,以免流失民意:

1. 雖然人數已達200萬,但香港地,港豬多,必須立即落區,說明不完全撤回的後果,以免公眾對運動拖長產生厭惡

2. 因為黑警暴力及烈士犧牲,民意已一面倒傾向運動,要留住大多數,就要「和理非」,我們不需用憤怒,亦不需將運動快樂抗爭化,目前的悲憤作為社會主流情感,是前六四後前所未見的,這種情感就是運動的道德基礎,正如鄺神話齋,不要我們做先動手一方,而是要用溫柔對抗暴力

3. 但運動必須盡早升級,民陣必須盡快重提三罷,用目前小規模佔領的空間爭取時間,令林鄭一星期之內(目標依難度排列):撤法、撤暴動定性、查黑警、撤被補人士控罪、問責下台,否則23日再大遊行,然後該星期啟動三罷,到七一再大規模動員

4. 進一步而言,在論述層面上,應著手建構「反惡法 = 爭取普選」的關係

5. 每出一次政治post都要講一次,唔好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係「專制派」,要由呢一刻開始叫,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

運動要贏,就必須汲取傘運教訓,運動節奏、運動的形象面貌、戰述的多樣性要掌握得更好。

The Umbrella Movement 2.0: The 2019 Anti-Extradition Protest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on 13/6/2019:

In September 2014,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went onto the street, standing up against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 decision to bar Hong Kong from having a free and fair universal suffrage. Protesters occupied the roads arou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and confronted the police. After a tense day of stand-off, the police fired tear gas at the protester. The strategy to disperse the protesters, however, backfired and provoked mass anger among Hongkongers. Enraged by the police’s excessive use of violence, over a million ordinary citizens turned up and joined the protest, thereby producing the historic Umbrella Movemen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ong Kong’s sovereign master, nevertheless, stayed adamant and refused to give in. No fruitful outcome was achieved and the protesters’ goal to striv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failed. Yet on the last day of occupation, a big banner was left on the occupied zone, which wrote: “We Will be Back.”

Five years later,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once again, besieged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This time, the protesters were fighting against a controversial extradition bill with China. On 9 June 2019, 1.03 million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arched on the street to voice their disagreement with the bill. Ye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fused to withdraw the bill and even tried to push for passing it before July, forcing the protesters to escalate their action. Three days later, the day to sta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who are mostly at their early 20s, seized control of the area around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However, they succeeded only temporarily. Compared to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policing strategy was a lot tougher this time. Not only tear gas but also plastic bullets were fired. Trying to stop another large-scale occupy movement from happening, the Hong Kong police attacked protesters and even journalists aggressively. The protesters had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to some narrow streets. So far, more than 70 protesters were injured and some of them were in serious condition.

Despite increasing police violence, many youngsters still choose to stand in the frontline. Many of them see it as a desperate fight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Chinese government. As some of them call it, this is an endgame. What makes the young protesters feel the hopelessness and urgency to make the last roar?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on a rapid decline. In 2015, a local bookseller who sells books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as abducted and detained in China. In 2016, Edward Leung, a pro-independence young activist, was barred from running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stance. In 2017, six pro-democracy and pro-independence legislators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posts afte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unusually re-interpreted the Basic Law, the mini-constitution of Hong Kong, and claimed that the oaths they made during the commencing ceremony of the new legislative term were unqualified. From 2017 to 2019, several leading activists of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were sentenced to jail. Pro-independence activists, including Edward Leung, who were charged with initiating a “riot” in 2016, faced the same fate and they got a much heavier sentence. Two of them are now forced to seek asylum in Germany. For many Hong Kong people, the city is no longer the one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of the 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China in recent months came to be the last st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formally known as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Amendment, was tabled after a Hong Kong man murdered his girlfriend in Taiwan and then returned to Hong Kong last year. Since there has been no extradition agre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laimed it was a loophole to be plugged. An amendment to the current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was therefore proposed in February 2019, which would allow for extradition requests from authoriti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for criminal suspects. ​​​​​​​Once the amendment is adopted, anyone, including permanent Hong Kong citizens, businessmen, journalists, and visitors of whatever nationalities, could be accused to have violated Chinese laws in Hong Kong and extradited to China.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ten uses non-political charges to prosecute political dissent, and since there is no fair trial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deeply worrying that this would pose another great threat to the human rights of Hongkongers. Although the Taiwanese authority has stated its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aiwanese citizens in Hong Kong could be extradited to mainland China, and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for the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governments to make a one-time extradition agreemen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sisted on pushing forward the current version of amendment. Worse still, the government argued the urgency required to handle the current murder case allowed for only 20 day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Rejecting the extradition bill amendment, the civil society of Hong Kong, which had been low in morale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s become vibrant again. The fragmen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ate and the radical flanks has been glued. Apart from the demonstration and the occupy action mentioned above, there were 3,000 lawyers, prosecutors, law students, and academics marching in silence to request the government shelve the bill earlier this month.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lumni, overseas students, and many other civil society groups also started hundreds of petition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amendment. More actions are going to be held in coming days, including a creative action to “occupy” the cars of the underground train—a non-cooperative action attempting to paralyze the city without confronting the police directly. Also, more petitions are going o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uch as the one to request the U.S, British,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to block or reject the visas of the Hong Kong officials and the pro-China legislators—many of whom claim themselves as patriotic, loyal Chinese while holding a second nationality and lots of assets in the West. We do not know what will work, but as Lu Xun, a leading Chinese writer, famously said, “although originally there was no path on the ground,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walked through, it became a path.”

If you are willing to support us, please join the petition.

If you want to get the latest news, please follow these links: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Watch1/?fref=pb&hc_location=profile_browser
https://www.facebook.com/hkantiextradition/?fref=pb&hc_location=profile_browser
https://www.collaction.hk/discovery/project?q=%E5%8F%8D%E9%80%81%E4%B8%AD&fbclid=IwAR3UUw2pgpaCMEjBJId8QQvx2MwvHfZ0_bpB-aT_Yh2YVWTxqPkth5Q34t8
If you agree with our action, please spread our message far and wide. Monitor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best way to avoid bloodshed in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