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電影節（一）

《直擊柏克萊》

逾四小時的長片，紀錄全球排名長期高踞十大的老牌大學UC Berkeley的教學、傳統、及價值，如何被新自由主義侵蝕。電影開頭一段，紀錄一班師生上導修課，討論公共政策與貧窮問題的片段，正正表明，柏大致力為國民提供優質公共教育的傳統之衰亡，有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

全球資本主義走上大崩敗之路，沒有敲響警鐘，叫人反思世界的經濟結構問題，反而令削減公共開支、緊縮開支的呼聲更加響亮。面對美國政府連年削減公共教育經費，美國多間大學走上私有化、企業化之路，柏大也不例外。政府撒手不理，大學要在「市場」上競爭。加學費、收緊教授取得終身教職的資格不在話下。既要爭取從各國收錄「國際」學生，維持學校收入來源，又要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催谷教授「生產」論文。即使有片內教授向學生推銷課程時表明學院內生產出來的知識，是要推廣予大眾，為公共利益服務，但只要想想教授們在實驗室埋頭苦幹，為了所屬學系爭取更多研究經費（否則就是片中某位高層所說，不是好學者、不值得爭終身教職），就可想像到他們根本不會有閒暇做知識普及的工作。又只要想想在期刊發表的論文要付費才可以閱讀，就可以想像知識已成為象牙塔內的小圈子的玩兒。

學習成為商品、學生成為客人、教授成為服務提供者、學術只剩得工具性的價值，大學成為了擴大階級貧富差距的制度性因素之一，社會關係也因此而變得疏離和割裂。個人主義一抬頭，便是保守主義的狂歡節。作為美國社運重鎮的柏大，學生們曾經展開一場反對加學費、公共教育商品化的運動。承襲60年代反越戰、爭取公民權利、言論自由的社運傳統，學生們再度「Take over」校園圖書館。坐在冷氣房的大學高層繼續用其官僚式、企業管理式思維應對，理所當然地將示威視作「crisis」，最有趣是討論與加州其他大學定期互換保安及警察，讓他們熟悉每個校園的環境，出事時更有效應對，讓校園運作不被打擾，如企業般暢順便最好。學生與教授，兩者皆屬「共同體」的一分子，本應共同為大學的理念而努力，並就此作政治性的辯論。但在新自由化的語境中，學生是挑戰權威者、示威是客人不滿服務的表現。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授之間，不再一同建立「共同體」。共同體內的社會關係被金錢/利益關係、意見管理系統所轉化、吸納。示威失敗告終，未能撼動既有制度一條毛髮。事後大學高層們開檢討會，上一段提及的那位高層，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恥笑示威學生的戰術不濟、領導無方云云。這無疑是暴露了自己的無知，因為他們沒有勝利。最大贏家是新自由主義。因為它將每個人還原為獨立、原子化的個體，人與人之間沒有構成任何「共同體」。整段示威紀錄之中，最恐怖的一幕，莫過於當示威學生領佔圖書館之時，外面卻風平浪靜，那「沉默的大多數」繼續「書照讀、步照跑」，彷彿在告訴你，「理咁多做乜吖，讀好書好過啦」。正是校園新自由化，社會關係異化及去政治化的最佳體現。校園只是學位證書換領處，而非讓人學習如何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進而處理其中的權力關係，繼而學習如何改進現有的社會制度），眾人之事可以變得「唔關你事」。在新自由化的校園中，「製成品」只關注個人，對既有制度中的不公視而不見，任何對制度的改變，都可能被視為撼動他們弱小的個人世界的力量。知識理應讓人思想進步，但新自由化的大學，卻催生了保守力量。

新自由主義的幽靈正在各大學校園上空游盪。如果連名校柏克萊也如是，其他要「力爭上游」，在市場化的大學教育制度中生存的大學又會怎樣？

《廢物》

如果你不理解台灣人為甚麼要反服貿，《廢物》或可給你一些啟發。主角阿秀在台北這大都會打滾一段日子，鬱鬱不得志。作為城市吸納不了的「廢物」，阿秀打算回鄉種田，怎料鄉村已被城市化的洪流摧毀得七零八落。大財團對農地虎視眈眈，農民將土地待價而沽。農業被視為下等工，土地被廢置，年青人唯有出走大城市謀生，留下來的都是老弱婦孺。在這片廢墟，等待被收購，然後再發展，似乎是唯一命運。資本進入鄉村，將土地及人際關係商品化。土地變成商品，鄉村生活變成可買可賣的樓盤。

資本主義不但主導經濟生產領域，也改變人對社會關係及對自己的理解。建築工人在城市為建高樓大廈付出，受傷後沒有得到應得的尊重便遭遺棄，被逼返鄉，淪為小偷及毒犯；春梅的丈夫是台商、頻頻到大陸賺錢，自己雖住進高級別墅，但失去了對生活及生存的興趣；春梅的兒子在死寂的鄉村生活，與台商父親及情場職場皆失意的母親關係疏離，更染上毒癮。鄉村地方彷彿是「廢人」的大熔爐。可悲的是，當資本/發展主義成為霸權（即一種獲人「同意/認同」為合理的想法），鄉村的人也將「被發展」視為理所當然，電影中那位老師所說的「競爭」、「適者生存」變成金科玉律。「廢物」成為失敗主義者，被城市發展的洪流拋棄之餘，自己也將自己放到邊緣的位置。廢物/土地終需被發展/更生、被商品化。但究竟哪是因、哪是果？

在反服貿爭議下的今天，《廢物》正正提醒我們，當生活各個層面逐漸被資本控制，受影響的不只是那些將被大陸資本打擊的中小企服務業，還有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土地的關係、人對生活的想像、人對生產的理解……現代社會發展至今天，不應只談經濟生產（那是錢搵錢的炒賣﹗）、科技進步、城市發展，而需要反思性的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才不至讓現代性自我毀滅。如果你認為，今天反服貿的年青人是未經歷過苦難、入世未深、被政黨控制，才會出來反反反，變相成為保守/封閉主義者，那你是真正不懂，反思人的價值、土地的價值、社會關係的價值、以至整套經濟生產模式的合理性，不是鎖國，而是真正的進步，是阻止（大陸官僚及掠奪式）資本主義這火車將台灣撞至車毀人亡的唯一出路。那班年青人，就像電影中喜歡演戲劇的阿秀，咆哮要把那班逼到他走頭無路的人，一把火燒掉般，在大陸紅色資本及前現代的管治政治行政模式面前，作垂死的掙扎。

出走記/逃離香港

香港生活太焗促、太趕，需要找個地方慢下來。停一停、走一走路、吸一口氣。選擇去了台北，部分因為未去過，部分因為人去我去，也有部分是因為想體驗一些「正常」的生活速度。最後決定一個人，獨自上路，去台北過四日三夜。

從香港人的目光看台灣/從台灣見聞看香港

還有一個選擇去台北的理由，是因為那裏與香港的生活方式很近，自己比較易適應。到了才發覺，那裏其實「很香港」。事實上，香港有的，台灣一樣有。但一樣的硬件，台灣卻能為你帶出不一樣的感覺。舉幾個例子說明。首先，在台北信義區、市政府一帶，是一個商業及旅遊區，名店林立，大陸客及日本客絡繹不絕。但在此商業味濃的地帶，你卻會見到誠品的存在，令你在煩囂的都市中有一安靜思考的空間。以誠品旗艦店來說，除了二樓及三樓，其他樓層與一間百貨公司無異，但沒有人會質疑它「商業侵蝕文化」。這是因為它有一份對文化的尊重，不會因為它利潤少而將它放到次要的位置。

第二個例子，是對待小販及小商戶的政策。去台灣的人，不會不去逛當地的夜市，一嚐當地美食。除了聞名於世的士林夜市，各地皆有自己的夜市場。我去過的，就有寧夏夜市，我住的旅舍樓下，也有一個小小的松江夜市。台港兩地都有所謂的小販政策，為甚麼香港只有農曆新年那幾天小販管理隊放假，才出現一個「桂林街夜市」？我想說的是，這不是「嚴謹 vs 寬鬆」的比較，而是台灣夜市的成功，是因為對小市民、小商戶有一份尊重。尊重他們的職業是有價值的，同時透過交通管理、空間改造等方法幫助他們繼續生存。很多保育人士說，要保育一些舊東西，最好就是不要由上而下地搞它，讓它自自然然地生成。但可以做得更好的，是理解在那裏生活、工作的人們有何需要，然後幫他們（注意，前提是那些需要是由下而上地提出來，不是坐冷氣房的人構想出來的「需要」）。當然，也沒有人會認為那些市集是骯髒、不堪入目的，也不會有人認為市集內人多擠迫，就等於沒有秩序。這才令夜市、不被任何人看輕。類似的例子，有大同區的迪化街。那裏的老乾貨商店及布行至今屹立不倒。很大原因，是台北市政府沒有因為那些建築物殘舊而推倒重建，而是把它們復修，整全也保育下來。結果，它成為了台北現存最完整及最具歷史意義的老街。相信人們的空間實踐，尊重職業的多元性，不看輕平民社區的歷史價值，就是令小商店、老商戶在台灣生存（以至聞名於世）的因素。

另一例子，台北也有（而且更多）香港都有的藝術空間。例如信義區的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就好比石峽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淡水的文化園區，就好像香港的牛棚藝術村；西門町的西門紅樓，就像上環的西港城。這些藝術園區大都由舊建築改建而成，為藝術家及文化人提供生存空間。它們與香港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大眾對這些地方不會有疏離感。例如你會見到台灣人會一家大小到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消閒、看展覽。文化、舊建築像是台灣人生活一部分，甚至不會煞有介事地標誌那些是「文化」。這也當然是因為台灣的保育會從整全的角度入手，不會單單保存一件「死物」建築，而是思考如何將改建後的建築物融入當地環境，裏面再配以合適的藝文活動。

同樣的硬件，但比香港做得不一樣的例子，還有環保及垃圾處理方面。在台灣所見，垃圾分類基本上是常識。每一戶家庭，以至食肆、商店都會自動自覺做垃圾分類。我相信香港的環保回收箱不會比台灣少（以地區大小比例上而言），但香港的環保政策怎看也不算是成功。我相信，這是兩地的文化差異，引致兩地垃圾處理的分野。環保工作要做得好，最重要的是改變人們的文化觀念。其中之一，就是對生活及未來的想像。要令人相信環保工作是有價值的，首先是令人相信今天做的垃圾分類，會令明天更好。我雖然沒有就此議題與台灣人談論過，但從他們處理垃圾的方法所見，他們對居住的社區，有一份憧憬和期盼。這是香港人仍未足夠的。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我所見的台港差異。背後主要的分別，我相信是台灣比香港，對差異社群有多一份尊重、對多元價值有多一份堅持。歸根究底，是兩地的政治制度分別。「正常人」都知道，香港的是半民主選舉，台灣的是全民普選。這種因政治制度而引伸出來的差異，可由「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的所見所聞說明。我在台灣的第一個遊覽地點，就是二二八紀念館，當中展出了事件前因後果的各種證據、史料。最記得的是，展品當中有兩封信，是蔣介石與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通訊，說明當中派軍隊鎮壓民眾，是兩人的決定。展品介紹更清楚指出，兩人是要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的人。在那裏，你見到台灣人是個不會害怕談論歷史、不忘歷史教訓的民族。兩天後，是二二八事件六十七周年，當日下午官方有追思活動。為了打發上午的時間，我先到台灣地標中正紀念堂參觀，一來湊熱鬧、做個稱職的遊客，二來看看蔣介石如何被神化為開國及民主之父。下午，回到二二八紀念公園，遠觀（原本以為是公開活動，原來是官方的，所以只有媒體及相關家屬及人員才可進入）追思活動。因為這個活動，我的台灣之旅竟然可以親眼見一見總統馬英九。作為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可以對該黨當年所犯過錯毫不避諱，也向死難者獻花。他們就是這樣有趣，一方面對蔣介石歌功頌德，另一方面鞭撻他所犯罪行。這種對自身過錯的反思，不是香港特區政府、或中共政權可以比得上的。他們不害怕面對歷史，是因為他們有普選，不害怕面對人民。要執政，不是要將歷史活埋，而是要真誠面對歷史，才贏得人民信任。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另一有趣的場面，是當官方活動結束之後，民進黨人士立即「進駐」紀念碑旁，搞他們的「民間」追思悼念活動，同時高舉橫額，要求國民黨殖民政權下台。這在香港是難以見到的，因為示威者未開始叫口號，在官方活動進行期間，應已被保安抬到老遠的地方。但台灣人就是不怕，你搞你的民間活動，爭取人民支持，幾年後的選舉一較高下。多元的政治意見，可以在同一平台中發表。當然台灣的民主制度不是完美，但正因為有這制度，才迫使執政黨不能不對歷史自省。今天任何台灣執政黨，也不會搞一言堂，不搞打壓，容許人民自由發聲，尊重不同人的意見。我想，台灣人尊重他人、堅持多元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就是因為在民主制度下，一點一滴而形成的。

孤身上路記

未出發前，當然曾對獨自去旅行掙扎良久。畢竟人在異鄉，也要考慮安全問題。但其實即使有同伴，安全問題也存在的。與其是這樣，一人上路也無不可，小心一點就可以了，況且台北也不是罪案率高之地。在喧鬧中和其他孤獨的人勉強結連，平日已經試得夠多了。孤身上路，可以真正留空間給自己，看自己想看的，逛自己想逛的，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享受獨自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樂趣。

一定會有人質疑，一人旅行不會孤獨嗎？當然會的，特別是當你遇到問題時，例如迷路時。但只要踏前一步，向陌生人求助，你會感到，當你有問題時，全世畀都會來幫你的。特別是台灣這地方，很多人都很友善，是你會真誠地想向他/她說句「謝謝」那種，而不是在香港般，說「唔該」是為免他人黑面。解決問題以後，害怕一個人的感覺就會慢慢消退。至於一個人在途上，沒有人分享在誠品找到一本在香港找不到的書的興奮、一同在夜市搜羅美食、一起在西門町「昅美眉」、參觀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館、中正文物展示室及二二八紀念館之後交流對台灣歷史的看法、或欣賞淡水漁人碼頭日落的良辰美景，會否有點失落？有時會的，但我認為，在一個人的自由與幾個人偶而分享快樂（而更多時候可能只是無謂的吹水，或沉默）之間，我會寧可選擇前者。而且回到青年旅舍的大廳裏，就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跟你聊天。些少遺憾的是，由於我在香港近幾個月感覺太差，心理簡直是處於「不平衡」狀態，今次選擇了較自閉的生活方式，算是一個失敗的Backpacker了。

一個人旅行有甚麼好處？實際上來說，與同伴一起（不是說朋存們不好），難勉要在速度上、住宿上及景點選擇上有所遷就（甚至爭論）。特別是我在旅途中喜歡有點漫無目的地到處逛，有時景點與景點近（我所定義的近，大概是深水埗至油尖旺的距離），甚至不選擇坐車。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件很戇居的事，也十分累（當然我也會累，但我樂意這樣做）。一個人旅行的話，簡單來說，就是隨心而行，僅有的限制，就是時間、金錢（視乎你對旅程的要求如何而已）及體力。何況，我認為，雖然人是群體動物，但每個人都應學識一個人生存。這不是自閉，而是要學懂面對自己的內心，學識與自我「交談」，明白自己真正的心情是如何。也從實際的角度來說，一個人去旅行，就不可以依賴其他人，由計劃旅程至回程，全部自己一手準備（當然，有不懂的地方就要立即求助）。這次就是因為事前計劃得不太好，要買貴幾百元機票。要孤身走我路，學懂計劃周詳。

今次算是完滿地完成了第一次的一人旅行。由始至終，我都相信，旅行不只是飲飲食食，而是讓你離開你熟悉（但厭倦）的地方，從旅途上遇上的一切困難時、從在異地別處與他者相處時、從自己硬著頭皮去幹一些平時不會幹的事時，直視自己的「不可能」，並重新理解自己及自己所屬社群的面貌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