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慶典上高調接見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李嘉誠除了獲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外，更有機會與胡錦濤單獨會面十分鐘。據新華社報道，「胡錦濤在會面期間高度稱讚李嘉誠『愛國愛港愛鄉』，是傑出的工商家，為深圳改革和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此事不但成為傳媒的焦點，也為政商界帶來震盪。主流論述認為，胡錦濤高調會見李嘉誠是對中央對李家和港商的貢獻給予肯定，同時也希望商界對粵港、深港經濟發展以及香港社會繁榮繼續作出貢獻。
無疑，香港商人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得天獨厚的，而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功能亦是最受中央政府所重視的。但誠如毛澤東所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香港一眾富豪的地位不是靠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要了解中央對香港富豪的高度重視，以至這些富豪今天在香港政經範疇的巨大影響力，我們需要理解香港何以成為一個經濟主導的城市，以及政商之間的微妙關係。
香港：中英眼中的「經濟城市」
自十七世紀以來，大英帝國向外擴張，在十八世紀末開始對華進行鴉片、紡紗等貿易，並於十九世紀時窺伺中國沿海地方作為在遠東的貿易基地。其實早於十八世紀末，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便曾到大嶼山一帶勘察，並對當地留下詳細的紀錄；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向英政府指出香港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海港；1834年，律勞卑來華，看出香港有重要的戰略及商業價值，提出佔領香港的建議（馮邦彥，1996）。到了1840年及1856年，英政府發動兩次鴉片戰爭，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亦分別於1842及1860年割讓予英國。
香港優秀的地理條件令英國決定將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重要的貿易運輸樞紐及轉口港。英國選擇香港作為其在中國的「立足點」，主要目標是服務英國資本在華的需要及利益，所以香港「開埠」之後的主要經濟活動以轉口為主（謝均才，2002）。為了配合轉口貿易的發展，相關的行業如船塢、倉儲及銀行等相繼發展起來，而從事相關行業的怡和、太古、匯豐等英資財團亦漸漸壯大（馮邦彥，1996）。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之下，香港成為沒有出入境管制的自由港，令香港在世界體系之中在商貿、金融、投資等方面與國際接軌，以配合英國資本的利益。由此可見，香港作為一個「借來的地方」，經濟利益一直是英國方面最主要的目標；至少在冷戰之前，香港並沒有其他（如政治或文化）重大的戰略價值。
另一方面，無論從民間或是從官方政府的層面來說，香港對中國來說亦是重要的「經濟城市」。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內地大批華商因逃避太平天國的戰亂而移居香港，各種商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英國殖民政府開始統治香港之後，在港行商或從事買辦的華人亦隨外資洋行的湧現而增加，不少華人（如何東）更因此而致富。而二十世紀初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量華商再次因逃避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韓戰等事件而來港，並在港建立營商基地（馮邦彥，1997）。從這角度來看，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確是一個懂得「生金蛋」的好地方。
對中國政府來說，香港雖然在十九世紀中便受英國統治，但這在政治層面上不但有「分化、瓦解資本主義陣營」的作用，在社會層面上亦能為內地輸入石油、化學品等重要物資，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作為內地與「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香港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葉張瑜，2007）。香港對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功能，可見一斑。即使是九七回歸之後，中國政府也著力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城市，同時香港亦充當了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石，以及作為內地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謝均才，2002）。而事實上，香港健全的法治制度及國際網絡，仍比內地其他城市優勝（至少在未來數年這優勢應可持續），所以比上海、重慶等地更適合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此觀之，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除了作為向台灣示範此社會實驗的模範外，也在「大中華經濟圈」內扮演重要角色。
商界的優越地位：政商「同盟」
在香港作為一個中英眼中的「經濟城市」的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商界何以長久以來都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視。但要理解商界在香港社會中所佔據重要的地位及他們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則必須同時檢視政商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在香港「開埠」初期，一種政府與商人共同管治香港的「同盟」已經漸漸形成。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英資洋行的推波助瀾是不可忽視的，而有見及此，當時的英商已經要求進入政府的決策層，即當時的行政立法局（馮邦彥，1996）。1850年，怡和大班大衛．渣甸成為立法局的首位非官守議員，而到了1900年，商人已經佔據了近七成的立法局非官守成員職位（馮邦彥，1996）。英資財團往往直接或間接參與政府的施政過程，它們不但在過程中屢次獲益，同時亦成為了港英政府管治的重要支撐力量。事實上，怡和、匯豐及太古等主要英資財團的首腦通常都會兼任行政及立法兩局的議員，匯豐銀行當時更擔當了發鈔及中央票據結算管理的多項職能，對香港金融及經濟影響巨大（馮邦彥，1996）。在一個封閉的殖民地管治及權力架構下，商業與金融資本則成為殖民政府的長期結盟對象，而英資財團成為經濟結構以至社會中的主導階級。
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英資財團遭到新興華資財團的嚴峻挑戰，並逐漸失去主導地位。1979年，李嘉誠旗下的長實集團收購和記黃埔更是重要的轉折點。華資（代表人物有李嘉誠、李兆基、胡應湘等等）的抬頭，加上中英談判及九七回歸臨近，令資產階級成為中方積極拉攏的對象。正如上文所述，香港對於中央政府的經濟利益是無容置疑的，而為了更順利的收回香港，最可行也就是最佳的方法就是將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急凍」，維持不變。同時在社會文化層面，香港人彷彿也默許將殖民政府遺下的有利資產階級的制度保留下來。誠如呂大樂所言，「香港意識」是淺薄的，因為它不過是建基於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經驗的基礎上（呂大樂，1997）。這種意識在九七回歸期間簡單地約化成一種「馬照跑、舞照跳」的資本主義式生活，但這同時將殖民地時代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商界及資產階級在政經制度上的優越性，通通延續。因此，在現實政治及考慮下，中方想要收回的就是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香港（呂大樂，2002）。華資財團之所以成為中方積極拉攏的對象，主要原因是中方希望確保資金不會外逃，不會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造成打擊；同時，這些資產階級亦可在政治上擔當保守派的角色，維持特區政府的威權管治（呂大樂，2002）。
政商的結盟具體表現在商界於政治制度上的影響力逐漸增加。1880及1926年，分別有首位華人進入立法局及行政局。雖然殖民政府一直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將一些華人領袖納入管治架構中，但整體來說仍以英資財團為主導。但隨着九七回歸臨近，此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1995年，華人分別在行政局及立法局中佔9席及55席；而對經濟及商務政策有重要影響的總督商務委員會中，華商代表佔了12名，是英商代表的兩倍（馮邦彥，1997）。1996年，在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中，在150人之中，華商代表便佔了34名，華商的政治影響力愈見巨大（馮邦彥，1997）。到了今天，商界在立法會功能組別對政府施政的影響力仍是顯而易見。
胡李會晤的啟示
在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背景及城市想像下，香港往往在不同「主子」管治下扮演着種種經濟性的功能；而商界人物亦成為了社會中的主導階級。因此，商界所處的優越地位，以及受到的高度重視是有跡可尋的，而直到今天他們在政經兩方面的影響力依舊巨大。從上述的歷史角度出發，胡李會晤本身就是香港歷史發展下的「結果」。反而，胡李會晤引起的反響對香港的未來可能有深層的意義。我們能從這些反響中窺探出一個訊息：回歸以來中港兩方都曾經以為行之有效的「政商同盟」可能已受到動搖。
這可以從數方面分析。第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逐漸出現管治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不同利益團體及壓力團體，都開始意識到在封閉的「政商同盟」的制度下爭取更多利益的需要；第二，特區政府無法將力量「鑲嵌」入社會經濟集團及進行經濟管治，大財團不斷擴張，政府無力在「鑲嵌自主性」的關係中駕馭大財團，無法如殖民政府般在此關係中藉制度性權力保持自主性（羅金義，2000）；第三，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香港的公民社會漸漸成長，不同團體紛紛要求一個更開放的權力架構，並開始質疑香港純粹作為經濟城市的論述。上述提及的三股力量會否動搖「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的主流論述，以及改變商界長佔權力階級上層位置的情況或許需要時間證明，但值得重申的是，胡李會晤讓我們反思香港何以長期以經濟及商家主導，並帶出從政治經濟及歷史視角的重要性，這將對我們了解及檢視當今香港「官商勾結」或政府管治危機等議題有莫大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