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身份認同/本土性/香港人/內地人/排外/雙非/新移民/歧視/蝗蟲/D&G/城邦論/港獨等問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無論你我是否牽涉其中，或多或少也會感受到當中的民怨/仇恨情緒/對主體性的訴求/（假）理性思辨，等等。上述問題的根源固然是互相牽連，而我一次過用那麼多「/」將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及當中的爭論一次過串起來其實是很無賴的做法。一來是因為我腦中沒有甚麼學術框架去整合這些問題（平日太hea所致），二來是因為我對相關的政策討論及法例沒有太多概念（平日太懶看新聞所致）。但有兩點我是肯定的：（一）一群和「我們」香港人不同的人，在香港的人口比例（流動及常住）中佔着愈來愈高的比重，可以這樣說，「他們」正將香港「殖民」；（二）一些屬於香港人的獨特的生活經驗及價值正慢慢消失（或逐漸被陰乾），現在已差不多到了「臨界點」，令港人不得不起來保衛這些經驗及價值。這兩點觀察是否成立並不重要，反正以下說的只是我生活上的所見所聞；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討論，以及近月發生的事中，以香港的本位出發，重新思考「香港是甚麼」此問題。
既然我沒有甚麼嚴謹的分析框架，那便唯有以本人的生活體驗來說明吧。話說本人就讀的大學，每年都會招收很多內地研究生（其實間間大學都如是），而內地與本地研究生的比例，大概是九比一（非正式計算）。本人有幸成為那個唯「一」的本地生，平日碰口碰面的都是內地生。這和我在之前就讀的兩間大學都很不同：在港大，I speak English all the time；在中大，我上堂同傾計都係講廣東話；但在科大，我差不多每天都是說普通話。老實說，這經驗令我感覺很不爽。不是說我的內地同學不友善，也不是說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在香港的大學，不能說自己的最熟悉的語言，而要說一種雖然由小學已開始學習，但仍感覺異常陌生的語言——普通話。你可能會問：為甚麼在港大說英文又沒有問題？（愛國愛黨人士可能會加多句：你這殖民地走狗﹗）我當然明白主因之一是「英語霸權」的問題，但事實上，英文在我成長歷程及學習生涯中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普通話只是可有可無。我由幼稚園開始學習英文，中學七年都是在英文中學度過的，我知道長輩們都會期望我有不錯的英語水平，也知英語是我升學就業的必要條件。我雖然不會認同「英文好就萬事無憂、英文好就勝人一籌」此等說法，但至少不會像對普通話般抗拒英文，因為學習（港式）英語及以它來作溝通工具，就和廣東話一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否認的是，廣東話與（港式）英語，是構成的我個人身份的重要元素，而普通話卻不是。當然，若果有人問我的母語是甚麼，我一定會答是廣東話，而我也知道廣東話必定是這城市最廣泛認同的語言。在自己的城市說屬於該城市的語言，是正常不過的事；夾硬要我說一種「外來」的語言，就等於要我和這城市及和自己的身份認同抽離。屬於我和我的群體成員的語言，是廣東話（對部分人來說，也包括「港式」英文），我有不爽的感覺是因為我被逼說不屬於我的語言；而這不爽的感覺也說明了，說廣東話的「我們」和說普通話的「他們」有著明顯的分別。
上述的經驗當然不是說，本地人與在港的內地人沒有共同的語言就不能溝通，而是要說明，廣東話才是香港人集體認同的語言。來港的內地人很少（當然不是全部）會主動學好廣東話來融入香港人的群體，他們也不太明白廣東話最生動有趣之處（如各式各樣的詞組配搭）。這就是「我們」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共同的語言是群體認同的基本元素，亦是分辨「他者」的工具。當然，「我們」和「他們」最根本的不同之處，是價值觀。姑且用兩個例子說明。有一次兩位內地同學們在討論為何那陣子中國的意外特別多，我在旁（偷）聽著他們的對話，發覺他們重視的似乎只是甚麼天災、地方官員處理不當的問題。我想，大部分香港人一聽，就知這些「意外」其實是專制獨裁與地方貪腐惹的禍。又有一次，我和一位內地同學談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我問他內地的知識份子現在所享有的學術自由狀況如何。他說，內地知識份子還是有學術自由的，只是他們不能公開討論敏感的政治議題。我當時想，原來內地同學對「學術自由」的定義和標準是比我們低這麼多的，我有一刻還在想：「其實你知不知道學術自由和知識份子的責任是甚麼？」我們所相信的學術自由，是知識份子可以自由地發表其見解、思考一切「敏感」的議題，以及介入公共討論。郝鐵川與左報認為知識份子應該躲在學院裏自成一角地做「學術研究」，我們之所以覺得這是謬論，是因為我們對學術自由的重視程度和「他們」有著根本的分別。我並非指所有內地人都像郝鐵川與左報般以大幅收緊學術自由的定義來打壓異己，而是說，香港人所內化的那些價值，不一定在內地人心目中佔同等重的份量。就如很多內地同學都會讀有關民主的理論，但他們不一定如香港人般真心相信民主不單是一種普世接納的政治制度，也是規範社會的價值觀。
上面所提到的種種，其實只處理了我兩點觀察的第一點的頭半部分，後半部分有關「殖民」的問題，顧名思義是指一班不請自來的群體「住進來」我們的地方，並開始改造我們的生活習慣、思想、價值觀等。這和中共在香港的「再國族化」（又稱國民教育），以及中國的資本巨輪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時間所限，唯有留待另文再續。必須注意的是，我所強調的兩個群體的不同，並不是建基於七、八十年代「阿燦 vs 香港人」框架。亦即是說，我所說的「我們」，不是以貶低「他者」來建立自我優越的身份；而且，如果在港內地人能融入香港的語言、文化及價值，「我們」亦應主動歡迎，而不是像對著省港旗兵的大賊時的抗拒與仇恨。因此，承認這種差異，不等於民粹/極右/希特拉，而是從香港本位出發回應「我們是甚麼」的第一步。只有確立及守護了屬於「本土」的東西，我們才能發展出一種超越「經濟奇蹟/社會流動經驗」為基礎的本土論述，即一種以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的視野，面對「香港需要怎樣的人口結構」/「香港需要怎樣的政策來配合港人的需要」/「香港應否獨立」等問題才不致失語。
既然我沒有甚麼嚴謹的分析框架，那便唯有以本人的生活體驗來說明吧。話說本人就讀的大學，每年都會招收很多內地研究生（其實間間大學都如是），而內地與本地研究生的比例，大概是九比一（非正式計算）。本人有幸成為那個唯「一」的本地生，平日碰口碰面的都是內地生。這和我在之前就讀的兩間大學都很不同：在港大，I speak English all the time；在中大，我上堂同傾計都係講廣東話；但在科大，我差不多每天都是說普通話。老實說，這經驗令我感覺很不爽。不是說我的內地同學不友善，也不是說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在香港的大學，不能說自己的最熟悉的語言，而要說一種雖然由小學已開始學習，但仍感覺異常陌生的語言——普通話。你可能會問：為甚麼在港大說英文又沒有問題？（愛國愛黨人士可能會加多句：你這殖民地走狗﹗）我當然明白主因之一是「英語霸權」的問題，但事實上，英文在我成長歷程及學習生涯中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普通話只是可有可無。我由幼稚園開始學習英文，中學七年都是在英文中學度過的，我知道長輩們都會期望我有不錯的英語水平，也知英語是我升學就業的必要條件。我雖然不會認同「英文好就萬事無憂、英文好就勝人一籌」此等說法，但至少不會像對普通話般抗拒英文，因為學習（港式）英語及以它來作溝通工具，就和廣東話一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否認的是，廣東話與（港式）英語，是構成的我個人身份的重要元素，而普通話卻不是。當然，若果有人問我的母語是甚麼，我一定會答是廣東話，而我也知道廣東話必定是這城市最廣泛認同的語言。在自己的城市說屬於該城市的語言，是正常不過的事；夾硬要我說一種「外來」的語言，就等於要我和這城市及和自己的身份認同抽離。屬於我和我的群體成員的語言，是廣東話（對部分人來說，也包括「港式」英文），我有不爽的感覺是因為我被逼說不屬於我的語言；而這不爽的感覺也說明了，說廣東話的「我們」和說普通話的「他們」有著明顯的分別。
上述的經驗當然不是說，本地人與在港的內地人沒有共同的語言就不能溝通，而是要說明，廣東話才是香港人集體認同的語言。來港的內地人很少（當然不是全部）會主動學好廣東話來融入香港人的群體，他們也不太明白廣東話最生動有趣之處（如各式各樣的詞組配搭）。這就是「我們」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共同的語言是群體認同的基本元素，亦是分辨「他者」的工具。當然，「我們」和「他們」最根本的不同之處，是價值觀。姑且用兩個例子說明。有一次兩位內地同學們在討論為何那陣子中國的意外特別多，我在旁（偷）聽著他們的對話，發覺他們重視的似乎只是甚麼天災、地方官員處理不當的問題。我想，大部分香港人一聽，就知這些「意外」其實是專制獨裁與地方貪腐惹的禍。又有一次，我和一位內地同學談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我問他內地的知識份子現在所享有的學術自由狀況如何。他說，內地知識份子還是有學術自由的，只是他們不能公開討論敏感的政治議題。我當時想，原來內地同學對「學術自由」的定義和標準是比我們低這麼多的，我有一刻還在想：「其實你知不知道學術自由和知識份子的責任是甚麼？」我們所相信的學術自由，是知識份子可以自由地發表其見解、思考一切「敏感」的議題，以及介入公共討論。郝鐵川與左報認為知識份子應該躲在學院裏自成一角地做「學術研究」，我們之所以覺得這是謬論，是因為我們對學術自由的重視程度和「他們」有著根本的分別。我並非指所有內地人都像郝鐵川與左報般以大幅收緊學術自由的定義來打壓異己，而是說，香港人所內化的那些價值，不一定在內地人心目中佔同等重的份量。就如很多內地同學都會讀有關民主的理論，但他們不一定如香港人般真心相信民主不單是一種普世接納的政治制度，也是規範社會的價值觀。
上面所提到的種種，其實只處理了我兩點觀察的第一點的頭半部分，後半部分有關「殖民」的問題，顧名思義是指一班不請自來的群體「住進來」我們的地方，並開始改造我們的生活習慣、思想、價值觀等。這和中共在香港的「再國族化」（又稱國民教育），以及中國的資本巨輪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時間所限，唯有留待另文再續。必須注意的是，我所強調的兩個群體的不同，並不是建基於七、八十年代「阿燦 vs 香港人」框架。亦即是說，我所說的「我們」，不是以貶低「他者」來建立自我優越的身份；而且，如果在港內地人能融入香港的語言、文化及價值，「我們」亦應主動歡迎，而不是像對著省港旗兵的大賊時的抗拒與仇恨。因此，承認這種差異，不等於民粹/極右/希特拉，而是從香港本位出發回應「我們是甚麼」的第一步。只有確立及守護了屬於「本土」的東西，我們才能發展出一種超越「經濟奇蹟/社會流動經驗」為基礎的本土論述，即一種以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的視野，面對「香港需要怎樣的人口結構」/「香港需要怎樣的政策來配合港人的需要」/「香港應否獨立」等問題才不致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