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鐵了心和世界（西方）對抗的大環境下，民主 / 本土 / 抗爭派被大規模 DQ 本是意料中事。昨天一看被 DQ 名單，令我驚訝的是名單上居然出現梁繼昌和郭家麒兩個名字。吓，梁繼昌喎，郭家麒喎⋯⋯
這一 DQ，無非是為香港的「虛擬自由主義」（羅永生語）正式劃上句號。香港不會再有半桶水民主讓「中間溫和派」抱有幻想。香港也不會再有所謂的「又傾又砌」模式去讓「對話派」有生存空間。
DQ 已成定局，而無論之後的立法會選舉延期與否，往後的議事廳亦只會容得下對中共「底線」全面服從（或至少不會嘰嘰趷趷）的「議員」。而中共的底線，就是不能挑戰中央全面管治權，不管那是打著國安法、國歌法還是國教的名義。同時，中共要做的，就是將一切（曾經）主張本土 / 港獨的（如鄭錦滿、劉頴匡）、與西方有來往的（如黃之鋒、楊岳橋、郭榮鏗）、有群眾號召力的（如岑敖暉、袁嘉蔚、立場姐姐），全面切割出去，不容許他們有一絲生存空間。
那麼民主派的對策，是不是要找 plan B 再選？我的答案：不是。取得「35 +」固然是好事，但北京不會眼白白容許民主派得利，進而在特首選舉中「和平變革」。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我認為官方的「立法會」，根本不應是民主派的主戰場。我始終認為，民主派的戰場是在民間。
這裡要提一個民主派初選期間，我一直在想，但因為忙到發紫而無時間寫出來的疑問（或想法）：如果 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以民主黨為首的民主派所用的「又傾又砌」模式是議會抗爭模式 1.0；2000 年代中期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帶起的肢體抗爭是議會抗爭模式 2.0；傘後朱凱迪、姚松炎及他們身後的本土研究社團隊的政策研究是議會抗爭模式 3.0；那議會抗爭 4.0 應是甚麼樣子？應該有甚麼新元素呢？
否決財政預算案和一切不合乎公義原則的議案是新元素嗎？對我來說，那其實有些少新瓶舊酒，因為傳統民主派 70% 時間都會做，但因為要照顧界別利益，所以其餘時間做不到。抗爭派建基的，是「香港人 vs 中共極權」這個二元對立的 assumption ，所以可以用「堅定地 all-in」的模式進行抗爭。但這説服不到我，這是「新」的元素。那肢體抗爭、癱瘓議會又如何？那是近六至七年連傳統民主派也逼住要做的事，這更加不算是新事物。
我認為，如果要為議會抗爭加添新的元素，建構議會抗爭 4.0 的模式，需要的就是去年七月反送中抗爭者所提出的「臨時立法會」。或者換個講法，就是還「會」於民，將立法會搬到民間，實現全民議政。
民主派既然可以辦得成初選，這種選舉模式理應可以演化為真正的「選舉」，讓香港人在沒有 DQ 的情況下選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參與民間立法會選舉，同時亦可以是百多萬民主派支持者對官方選舉的集體杯葛行動）。如今區議會已成民主派的天下，借埸「開會」不會是問題。民間立法會可以透過近年不斷發展的社區組織網絡，以全民共議形式，邀請選民議政，落實真正的民主諮詢及政策制訂，抗衡「官方」立法會那些由上而下的政令。那資源又如何？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的多次眾籌，其實已經具備民間徵稅的雛形。民間立法會可以由地區建設和政策開始，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順帶 FF 一下，這樣發展下去，或可演化為拒向官方交税的不合作運動）。
即使現實地說，民間立法會可能只流於「齋 talk」，這起碼是一個實驗，試驗政策制訂及議政全面民主化的實質操作方式。只要將民間政策制訂及議政程序和理念玩得熟練上手，民間自治就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一套有實質內涵的政治生活模式。
如果否決議案、肢體抗爭、癱瘓議會是抗爭運動的防守端（事實上，由 23 條、國教，到逃犯條例，民間防守向來做得不錯，只是到近期國安法泰山壓頂才被攻陷），那麼運動的進攻端除了國際游說，就是在本土層面建立屬於自己的立法會，以 duo power 的姿態，抗衡官方那個活死人舉手機器議會。即使我們未有法律上（de jure）的獨立，也能先玩熟實質上 （de facto）獨立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