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讀了這麼多年書，現在才完整的讀完劉以鬯先生的經典著作《酒徒》。教我「香港社會」的老師曾說，要認識香港社會，《酒徒》是必讀之選。文學寫作與社會時代背景絕對是密不可分的。從《酒徒》裏那位小人物在香港這殖民城市的故事，我們窺見南來文人身處一個夾縫狀態下的壓抑，更可看到雙重的殖民性如何在香港這地方出現。
香港雖然在1842年已被英國佔領，但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邊緣城市，香港卻成為中原地區以外一個在經濟及政治上相對自由的空間。《酒徒》的主角經歷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後逃難至香港，在這個免於政治動盪的城市得到喘息的空間。如我們的中、小學教科書所說，這十多萬由內地來的人口為香港帶來資金和技術，推動了香港工業發展。事實上，這些南來人口也為香港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資本。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酒徒》的主角也是一位南來文人，並希望在香港延續他的文學理想。對於這些南來文人，雖然他們在香港免受政治動盪之苦，得以在香港宏揚中國新儒家文化，但他們的目標從來都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拯救危在旦夕的中國傳統文化。
然而，一如不少逃難來港的人，香港雖然給予他們喘息的空間，但他們從來不當此為「家」，而且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夠如錢穆般在香港堅持其理想。正如那個酒徒，他雖然逃離動盪的中國大陸，但香港這地方的「自由」對他來說也不是好東西。在他眼中，香港無疑是個自由世界，但這種自由卻用在寫作庸俗的四毫小說及黃色小說上、在盜印文學作品上、在出售自己的身體以換取金錢上……作為知識份子及作家，那位酒徒對這種商業至上、功利主義掛帥的「人吃人」的社會心痛惡絕。雖然他心底裏仍想為保存中國文化的元氣及復興中國文藝出一分力，但面對如斯現實環境，他身受其害。他的作品沒有人懂得欣賞，甚至被盜用。在既不可能「回歸」中國大陸，亦不可能認同這醜惡的殖民城市下，他唯有借酒逃避現實。
《酒徒》裏不但呈現了南來知識份子在夾縫狀態下的壓抑，也展露了這些「高等文人」審視香港這殖民城市的人和事時那殖民者的視角。在那位酒徒眼中，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商業味極濃的城市，更是一個文化沙漠。如上面所言，他認為香港人根本不懂得欣賞高雅文學，以致高質素的文學作品及文學雜誌不能在香港落地生根。那位酒徒鄙視那些自詡為「作家」的香港代表團，覺得他們思想守舊，不懂得世界文學最新的發展，無力復興中國文藝。即使是麥荷門，也不過是空有理想，而鑑賞文學能力差劣的年青人，不能帶領中國文學走上前衛的路線。從那位酒徒和麥荷門討論《前衛文學》的出版事宜時可見，作為知識份子，他覺得有需要將世界文學的新趨勢引到香港，提升香港的文化水準。
事實上，這種由上而下看待香港文化的態度，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南來文人獨有。過去由中國說的香港故事，大部分都是負面的。如《酒徒》裏的主角，他們批評的對象不是針對英國殖民者，反而是身處香港的華人。例如在十九世紀逃難到香港的王韜，便以中原視角，將香港視為蠻夷之地，將香港形容為「蕞爾絕島」，又以「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離」形容香港文化。有關中國大陸文人如何以「中心」視角看待香港這「邊緣」的蠻夷之地，盧瑋鑾的《香港的憂鬱》有詳細的紀錄，在此不贅。這裏想表達的是，香港本身已是一個被英國侵佔的城市，但同是華人的南來文人，不但沒有以「香港人」的本土視角出發，對抗殖民主義，反而以「中原者」的視角看待香港文化。這和十九世紀歐美殖民者自視為「文明開發者」（Civilizing missioner）的心態不謀而合。如果香港是如學者李歐梵所言，是「邊緣的邊緣」（意指香港既是中國大陸的蠻夷之地，又被外國人侵佔為殖民地），那麼《酒徒》裏那位被中原政權趕出來的「邊緣人」，對香港作出的論述便是邊緣對「邊緣的邊緣」的內部殖民。這位酒徒作為一個邊緣人，在文學成就不被認同及在物質條件匱乏下，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大/自卑感。他必需借助對世界文學最前沿的知識來對自己作出心理補償，肯定自己在文化上優越的地位，但這同時令他鄙視一切在香港出產的文學作品。在這種雙重殖民的狀態下，本土文化被壓抑，解殖遙遙無期。
無疑，《酒徒》對我們認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有極大的幫助。特別是它讓我們看見這個殖民城市時的壓抑，也讓我們看到一種「內部」殖民如何在香港發生作用，即一種不是由外來者侵略而成的殖民主義，而是同一民族內出現的不平等狀況。事實上，任何人要了解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構成，以致九七後的解殖狀態，《酒徒》都是不可不讀之作。這篇文章並非對《酒徒》仔細的文本分析，但希望為這本經典著作提供一個閱讀和分析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