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在全港十八區之中人均收入最低，是各區之中最貧窮的區域。雖然如此，不少人仍然以深水埗作為謀生的基地，例如基層市民、內地新移民、南亞裔人士、來港工作的非洲人士（例如在批發店購買成衣的商人，而幾年前也有報道指有不少在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球會效力的非洲外援在深水埗兼職「托布」），甚至是「一樓一」妓女。在如此多元的經濟活動之下，創造了香港獨有的城市生活空間，甚至體現了一眾處於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如何自食其力開拓城市的空間佈局。除了經濟活動之外，深水埗區內的公共屋邨亦可謂香港的「活化石」，讓我們體會英國殖民政府至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的轉變，同時感受這種屋邨生活如何塑造了一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此考察報告將會首先從大坑西邨、美荷樓（石峽尾邨）等早期公共屋邨入手，探討港英殖民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這些屋邨如何塑造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同時，此報告亦會從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等城市景觀，探討深水埗如何一方面作為基層市民積累資本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基層市民的生活及經濟活動則開創了香港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生活空間。最後，報告會討論為何需要及如何保育深水埗此居住及生活空間作為總結。
從舊式屋邨看港英政府的管治及香港人的生活經驗
石峽尾邨是香港最早建成的公共屋邨。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資料，石峽尾邨的興建，始於1953年聖誕夜的石峽尾寮屋區大火，是次大火造成了約5萬8000名無家可歸的災民，令港英政府不得不設法安置災民。事實上，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的人口急增，山坡上遍佈非法興建的寮屋，惡劣的居住環境為香港帶來了嚴重的衛生問題；同時非法興建的寮屋亦霸佔了不少土地，阻礙私人土地發展。有見及此，港英政府為了解決災民及香港人的長遠住屋問題，便開始興建設計簡單而且租金廉宜的徙置大廈。首批共八幢六層高的徙置大廈於1954年建成，而石峽尾邨正正就是香港第一期落成的公營房屋。自此之後，港英政府的公營房屋計劃在六、七十年代迅速發展，隨後落成的北角邨（1957年）、東頭邨（1959年）、蘇屋邨（1960年）、牛頭角下邨（1967年）、華富邨（1967年）、擴建的石峽尾邨等等，都為不少基層市民提供了廉價的住屋。
從上述的官方資料所見，公共屋邨無疑是滿足了大量香港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尤其是一眾在石峽尾寮屋區大火中喪失家園的災民，而他們在公共屋邨安居落戶的經驗更可說是香港社會發展歷程中的一次重要集體回憶。然而，上述這些都是從現今的角度去理解五、六十年代的房屋發展，憑「事後」的認識去理解當時港英政府的決定及居民的感受，對了解港英政府房屋政策的整個方針似乎有所不足。學者Alan Smart（1992）曾經仔細研究香港的公營房屋計劃，他指出四、五十年代寮屋區惡劣的居住環境、寮屋阻礙私人發展商的土地發展、為市民提供廉價房屋以為當時的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及處理石峽尾大火災民等主流論述固然是當時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但這些原因卻無法解釋港英政府為何非進行如此大型的公營房屋建屋計劃不可。他認為當年港英政府決定出手干預房屋市場，主要著眼點從來都不是要為香港人提供福利，或將寮屋清拆而謄出土地讓私人發展商發展。事實上，四、五十年代的寮屋抵禦天災能力差，經常發生火災，例如在1950及1951年九龍城及東頭村寮屋區的大火亦造成了數以萬計的災民，但港英政府卻一直沒有提供妥善的安置計劃，顯示殖民政府其實根本沒有將提供福利這考慮放在首位；而港英政府本身就是土地市場的最大地主，私人發展商要主導寮屋區的重建計劃是成本高的，所以私人市場根本無力或無意解決非法寮屋問題。
Alan Smart（2006）認為港英政府願意提供如此巨大的公營房屋計劃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鞏固其管治。他指出當時香港寮屋處處的情況本身已經對港英政府的形象及管治威信有一定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若寮屋區經常發生火災而港英政府未能為災民提供妥善的安置只會引發更多的不滿情緒及抗爭事件。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香港成為了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峙下的重要戰略據點。這意味着若港英政府決心要清拆寮屋，便一定要提供妥善安置，否則寮屋區民不滿的情緒被中共加以利用，後果將會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在寮屋區的原址進行重建，用最小的空間和最經濟的房屋設計來處理寮屋居民。由此可見，這個曾經有「全球最大的社會福利計劃」的美譽之稱的公營房屋計劃本身就只是港英政府的管治手段，而非殖民政府大發慈悲為人民謀福祉。
既然公營房屋計劃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港英政府主導的福利計劃，那麼其後在公共屋邨所孕育的本土意識或「家在香港」等觀念亦只能理解為公營房屋計劃的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學者呂大樂（2007）曾經指出，那些經常在官方紀錄中出現的論述，強調的是香港在五十年代的人口問題（尤其是戰後嬰兒潮）與公共房屋的關係，並指出當時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就是配合人口增長，並幫助一眾由內地來港的移民及其子女在香港建家。但事實上，在六十年代「抵壘政策」取消之前，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依然緊密，直至六十年代後期本地的政治及文化運動爆發之前，所謂的本土意識根本仍未成形；而港英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的房屋計劃亦往往未能附合香港人的意願。由此可見，公共屋邨與「家在香港」的意識的關係其實並非那麼必然。從石峽尾邨的考察所見，當年的徙置區基本上是問題多多：社區設施不足、衛生環境差劣、缺乏獨立廁所及廚房等（當然，這是以現今的標準來看）。但也許就是這種稠密的居住環境，造就了屋邨居民的公共生活。屋邨內狹小的居住空間雖然可能引發不少爭執，但惡劣的客觀環境卻反過來使人與人互相忍讓，甚至促使鄰居之間互相交往，正是俗語所謂的「朝見口晚見面」，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社區；而狹小的空間也令各戶互相「監視」，造就了夜不閉戶的安全環境。因此，鄰舍間守望相助、互助互愛雖然並非如官方論述般理所當然，但這種「意外後果」下的屋邨生活經驗卻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低下階層的經濟活動：由人活出來的城市空間
如果說深水埗的公共屋邨的社區生活空間是由鄰舍互相交往而形成，那麼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等街道的城市空間就是由人透過生活實踐所開拓出來的。大牌檔的出現，源於二次大戰之後港英政府為解決戰爭期間死傷公務員家屬的就業問題，批發特別牌照讓他們在路邊經營熟食檔。但由於政府在八十年代開始收回大牌檔牌照，令不少大牌檔因而結業或遷入店舖繼續經營，耀東街及中環一帶的大牌檔則成為現時碩果僅存的大牌檔。
耀東街大牌檔之外，福華街亦是深水埗其中一個重要景觀。福華街可謂一個「龍蛇混集」的地方，在日間福華街、北河街一帶的地面攤檔出售的不過是數十元的貨物，但卻是一眾基層市民謀生的場所。而福華街與桂林街交界一帶的經濟活動則極為多元化，除了有地面攤檔之外，亦有由高登及黃金電腦商場延伸出來的電腦產品及電話/電視月費計劃推銷，沿街也有不少熟食及賣小食的店鋪，蔚為奇觀。在晚上，很多熟食店舖都會經營至十二時才關門，而入夜之後亦是一眾流鶯出沒的時間（近年由於警方大力打擊，很多流鶯已經轉為「一樓一鳳」形式經營）。除了經濟活動，福華街一帶的樓房亦成為基層市民的居住地方，其中有不少都是唐樓，甚至是板間房，即使是洋樓，其樓齡也起碼超過二十年。由此可見，福華街可謂一個低下階層的經濟及居住場所。
要數深水埗的重要景觀，則必定會數到鴨寮街。自五、六十年代起，不少附近居民開始在鴨寮街擺賣舊物品、舊電器，至八、九十年代，鴨寮街已經成為全港首屈一指出售電器、玉石及雜貨的街道，貨物類型由貨品類型包括電器、影音、電腦、古董、汽車零件等等。鴨寮街到今天已經「升格」為香港的旅遊景點，是很多來港遊客必到之地。
上述三個地點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是形象低檔、凌亂不堪、衛生環境惡劣，但事實上這些地方不但對香港的低下階層來說是個低生活成本、有助積累資本的空間，更是香港數一數二最具生命力的城市空間。相比起大商場、旅遊區那種由上而下、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的城市空間規劃，深水埗的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絕對更能體現一種由下而上、由空間使用者透過生活實際需要而構成的城市空間。我們可以觀察到，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的空間使用者都是以一種「超越」官方空間規劃的方式生存，例如大牌檔的衛生及安全，以現今標準來說幾可肯定是不合格的；鴨寮街攤檔除了是進行交易的地方，亦是檔主與熟客交流心得的聚腳地；福華街的攤檔亦「半」非法地稍稍超出食環署所劃訂的區域；桂林街的食肆入夜後會將桌椅放出店外，開拓新的經營空間。這就如學者Michel de Certeau所說，城市使用者（深水埗的低下階層）以弱者的技倆（tactics）去對抗由權力操控者所制訂的空間策略（strategy），憑實際的生活及經營需要，巧妙地重新定義空間用途，令其成為一個更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城市使用者均以「身體」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就好像鴨寮街雖然狹窄，但攤檔之間卻好像互有共識般擺放貨物，令彼此的貨物有足夠空間展出，而無論街道有多狹窄，攤檔也總有辦法讓顧客有位置站着看到心儀貨品；各大牌檔像互有共識般將桌椅放在街上合適的位置，構成獨有的空間佈局；又或像福華街桂林街交界一帶，推銷電話月費計劃的推銷員以身體及其謀生工具（如廣告牌）「佔領」某一個地點，彼此不會互相侵佔；而福華街（未成為行人專用區之前）的地面攤檔及推銷員亦懂得何時要讓路予汽車行走，司機也懂得如何前進而不會發生碰撞。這就如學者Henri Lefebvre的空間實踐理論（spatial practice）所言，各人的行為及活動，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結構的重要完素，他們透過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同時按生活的實際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空間的結構與形態。與此同時，在這些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動之中，人與人的交往（大牌檔主、伙記與食客、攤檔檔主之間、檔主與顧客、檔主與樓上居民等等）則形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佈局，將地方重新塑造成一個合乎低下階層需要的生活空間。
結語：舊區的重建與保育
筆者從小到大都在深水埗居住，由海壇街（幼年時）到福華街（住了近二十年），到近幾年才搬到南昌站附近的新建樓宇。對比之下，更能體會深水埗舊區確實是一個充滿生命力而且人性化的社區。無疑新簇簇的住宅及商場為我們帶來了方便、衛生及井井有條的環境，但其實住在這些住宅中只有保安員會和你打招呼，因為樓宇的間格及設計根本不鼓勵鄰居之間交往；走到街上亦只有外表高檔的連鎖快餐店，生活就如像「被規劃」般，筆者更能感受到深水埗舊區的可愛之處。也許公共屋邨的居住環境差劣，深水埗舊區內的經濟活動也可能與現今香港「知識型經濟」脫節，但這些客觀環境卻「意外地」促進了我們的公共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同時也驅使生活在這些空間的人，透過實際行動去改變及重新定義固有的、冷冰冰的規劃。當然，舊區的社區生活與現代化的生活不一定是二元對立，但在現今只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的香港，我們有必要重新確認舊區的生活經驗及文化的重要性，保育舊區獨特的城市空間。保育深水埗等舊區並非要浪漫化舊區生活，也不是要說往日的生活總比現在好，而是要保育居民之間的社區網絡及保留舊區內一些碩果僅存的城市景觀，更重要的是豐富香港的論述與歷史。
正如我們從上述港英政府對房屋政策的官方論述所見，所謂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往往將歷史約化為由某些重要事件組成的線性歷史觀，將香港的經濟成功簡化為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所致，而與此同時，大敘述卻往往把真正的香港人生活體驗、文化，甚至是低下階層的聲音覆蓋，所謂的「香港故事」就被簡化為獅子山下精神；而引用馬國明（2009）的說法，香港就被約化為由太平山頂俯瞰下來的那個形象，只有高樓大廈而沒有地道的街道文化。正如學者張美君（2001）指出，對微觀歷史（micro-history）的書寫可以豐富甚至顛覆大敘述，令香港線性的歷史觀變得更為多元，所以我們需要從一個微觀的角度去檢視香港的歷史，老實面對民間生活的一點一滴，由下而上地透過香港人生活去書寫歷史（history from below）。以呂大樂（2007）的一句話總結，就是我們需要「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
因此，我們需要保育深水埗等舊區，重新確認早期屋邨歷史、舊區經濟活動及社區生活的重要性。但特區政府的舊區重建計劃如推土機般開動着，無視舊區獨特而可貴的歷史及文化，也無視由人透過生活實踐而構成的城市景觀，就像Ackbar Abbas（1997）所說般，香港的城市空間就只有消失的面向（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雖然政府近年在輿論壓力下開始進行一些保育計劃，但計劃往往只是將區內一些具有特色的建築物或文化活動保留，然後將其變成旅遊景點，就像即將興建的深水埗海壇街玉石市場。當然，舊區保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既不能鐵版一塊只著重保留舊區內的建築物；也不能如旅遊景點般抽空其歷史及文化意義，因為生活就是文化，居民的參與及活動是舊區生命的泉源。舊區的重建與保育的前提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藉居民、專業人士、保育團體、政府等多面的力量，在一個對等的平台下構想出完善的舊區保育方案。公民社會對舊區保育的重要性，可以在利東街保育運動中體現出來。雖然當時由民間團體提出的保育方案最終被否決，但卻反映到社會各界在保育運動中透過協商並達致共識的重要性；而一個對等而開放的平台，則可讓民間的取向及意見進入建制之中，並透過民間的參與將這些地方的歷史及文化意識「活出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以往「看不到」的歷史，同時將富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間好好保育，令它們不致消失於歷史洪流中，使香港成為真正的「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