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悼林尚義﹕阿叔與他的西德奇蹟……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明報》 文：沈旭暉

回想10歲時，剛懂得看足球比賽，那時一名評述員常說「中場(時間)要打電話給福士教他變陣」，又能預知德國隊的禾拉與奇連士文先後入球。那時，我是信以為真的。後來知道那名評述員叫「阿叔」，也發現福士時期的德國隊比起歷史的輝煌，已遜色不少。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下一步該怎樣走

陳一諤繼成為首個以「一人內閣」參選香港大學學生會後，再成為首個遭學生公投罷免的學生會長。無疑，陳同學的謬論實在太膠，怪論太怪。對於他遭罷免，我並不感到意外。

我不能贊同陳一諤所說的話，即使是他在網誌中那些論點較為清晰的文章，我亦不完全同意。大家不難發現陳一諤在「平反六四」的討論邏輯混淆，對錯焦點。首先，我們所相信的「平反六四」並非如陳同學所說般「只承認八九民運是一場愛國運動」。你可以不同意大家所相信的「平反六四」的定義，但請提出理據，也不要胡亂將「平反六四」的口號放進政綱中欺騙選民。第二，請認清「反思歷史」和「質疑事實」的分別。要是「質疑事實」，請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如果不能，你不是無情也是無聊。第三，「學生也有錯」並非一個去淡化或否定中共暴力鎮壓的理據。陳一諤的謬論太多，大眾已有公論，我在這裡不多談。

對於罷免陳一諤，權力鬥爭和民粹主義作祟，都不是不去罷免他的理據，正如上述「學生也有錯」並非否定中共暴力鎮壓的理據。但我會說，「罷免是道理，不罷免是人情」。賣這個人情，原因有二。第一，如果一位學生領袖只懂說政治正確的話，我不相信他會有甚麼作為。說出正確的話但原地踏步，這不是我希望見到的，可惜我在大學的頭兩年半中看到的正正就是這樣子。我不會說陳一諤所說所做的是正確，但在整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個「step forward」。當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出現，起碼能刺激同學去了解事件(相信讀了三年大學的同學們都不能否認現時的大學生大都只關心經濟，而非社會民生、政治、中國、國際.....)，而在辨證的過程中亦必然令大家更有力地去否定「不正確」，讓更多人認識並肯定「正確」的價值，這對於整個運動來說，已經一個進步。第二，我雖然並不支持他的觀點，但他提出觀點的勇氣是值得欣賞和鼓勵的。我不怕他說錯甚麼話，只怕不敢再說錯話。即使他的觀點是錯誤百出，抑或是誤打誤撞，只要有人能從其錯誤觀點中找到適當的切入點，例如從柴岭「走佬」的問題引伸至學生運動的合作、動員和組織，或從學生與中共對話及學生如何「不理性」的問題上引伸至研究學生當時的話語權等議題，就算只是錯有錯著，也未嘗不是推動整件事向前的方法。因此，就算這位「反派」的觀點是徹底錯誤，我並不介意多了這位「反派」的存在。

陳一諤選擇做「反派」，所做的by nature就是「不正確」，亦代表著他是製造亂子的人。「反派」的命運，就是註定有朝一日要被消滅。但消滅了「反派」，下一步又該怎樣做?

大家都批評陳一諤不能代表民意，沒資格做學生會會長，又認為「港大學生會會長應該分清是非黑白，要為其言論負責」。當大家都罵得太易，又有否想過這正正埋沒了「反派」出現時所引伸出來的討論?當我們集中注意力否定陳一諤那種「見樹不見林式」理性討論，我們又有否花時間想過我們需要的是那種可以擴闊視角的討論?而我更關心的是，下一任領袖如何繼續政治正確，為港大名聲負責，又如何從「正途」去令「平反六四」的運動更進一步。這是一個比爭取罷免陳一諤所需的一千多張票更難更吊詭的問題。

又，當我們發現原來支持和反對罷免的票數，只是六四之比，大家不禁會想，之後引伸出來的，會是如泰國般的亂局，還是一個「團結一致，獨立自主」的學生會。

（轉載）歷史不會自己說話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二日《明報》 文：毛國仁

港大學生會就「六四應否平反？」這個本來不用爭議的題目搞什麼全民投票，看似大條道理，之後又有一連串關於六四的謬論出籠，令人想起另一個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儘管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劣行鐵證如山，但仍然不斷有人試圖否定納粹大屠殺曾經發生。他們會以歷史研究、學術討論、言論自由的幌子，在各個領域，提出各種各樣的論點或疑問﹕「所謂納粹大屠殺，是否猶太人編出來的謊言？納粹黨是否有國策屠殺這麼多人？六百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是否誇大？所謂集中營是否存在？屠殺的照片是否真確？」等。他們不需要公眾全盤接受他們的說法，而只需要打開缺口，播下種子，把歷史上早就有定論的事件(closed conclusion)，變成一件可以重新討論、反問、仿彿有爭議性議題(open proposition)，他們的目的已達。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新納粹主義上台掃除第一道，也是最大的障礙。

化定論為爭議
在美國，有一個人叫Bradley Smith，領導一個名叫Committee for Open Debate on the Holocaust的組織，在大學的刊物裏刊登這類否認屠殺的廣告。天真的大學生相信言論自由的原則，往往允許廣告刊登，正中下懷。Bradley Smith自己也說﹕「我已經放棄了改變成年人的思想，我的對象是年輕人，只要他們開始反問、質疑屠殺是否發生過就夠了。」

歷史對共產黨比較仁慈，雖然在統計上，死在共產主義的人，比起死在納粹主義的數目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到目前為止，除了赤柬幾個頭目外，鮮有共產黨人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接受公開審判。現在中共政權如日中天、國勢日盛，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向它靠攏的人也愈來愈多，關於六四這個最刺痛它的議題，要打開缺口，對六四沒有回憶的青年學生是最佳對象。從最近王丹在英國被圍攻，城大學生會六四特刊事件，到現在港大學生會的所謂六四全民投票，都出現各種各樣試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這些謬論不外乎幾點﹕

一、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繁榮穩定，變成世界強國，證明政府當年的決定正確；
二、學生當年也有錯；
三、屠殺的各種各樣證據(如坦克壓死人的照片)是否真實？

對香港大學生特別有效
同樣，只要打開缺口，把二十年前這件大是大非的事件，變成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然後再讓各種各樣的謬論出籠，最終給年輕一代一個印象﹕「六四鎮壓是否正確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修正的目的已經達到。

這種修正的策略，對香港的大學生特別有效。香港的大學生很多都有惰性，他們都習慣被動地接受一些二手說法，對於艱深、有爭議性、資料難找的問題，少有好奇心和主動尋求真相；加上他們很多都染上中國人怕事、怕得罪權貴、怕出頭的性格，對於有爭議性的議題，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人的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自我安慰機制，對一些困擾自己良心，但又改變不了的醜惡事情(如對西藏的鎮壓)，往往不去面對，甚至合理化，讓自己好過一點。凡此種種，再加上港大內地生日多，他們在資訊封閉的環境，容易接受官方的說法，如果本地生對這事情冷漠，這樣，現在來一次全民投票，一旦有人發動組織投票，「應否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被反對完全不稀奇。這樣，社會上就得到一個印象﹕連「最高學府」的學生也認為應否平反六四也是可以爭議，何況其他人？

港大這件事，還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薄弱。有人說﹕「六四的時候我還未出生，我對這件事印象模糊的是應該的。」這說法似乎合情合理，但細心想，其實千瘡百孔。我們要反問﹕南京大屠殺你還未出生，為什麼又可以記憶猶新？人類歷史幾千年邪惡、不義的事情這麼多，難道統統都應該沒有印象？

選擇性失憶
歸根究柢，這都是我們選擇記得什麼、不去記得什麼的問題。翻開香港人的歷史記憶檔案，其實會發現一連串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失憶。我們可以對三年零八個月歷歷在目，但對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印象模糊；我們可以把香港如何從小漁村到經濟起飛，變成今日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娓娓道來，但對保釣、中文運動，甚至爭取八八直選的歷史含糊其辭，說到底，這都是因為我們放棄了訴說自己歷史的權利，而任由官方(無論是港英或特區政府)幫我們說故事的後果。

人間正道是滄桑，公義不會從天而降，歷史也不會自己說話。對於那種種企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民間提高警覺，一旦出現就高調地、大力地反駁，不讓這個缺口打開，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死去的人、對得起我們的子孫。

二零六四

今年的「六。四」似乎來得特別早。

可能是因為今年是「六。四」事件的二十週年。也可能是因為今年是「89」一代剛踏進大學的一年。

在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所舉辨的兩個有關「六。四」的論壇，內容雖不至於有大突破，但總算再一次提醒大家「毋忘六四」，也再一次叫人反思兩個問題：(1)應否平反「六。四」？ (2)要是平反的話，應該如何平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就是你不懂任何學說理論，只憑良心，都應該認為要還當年的學生一個公道。文字、圖片、數據都可以由不同角度去解讀，但中央政府至今一直未有公佈在「六。四」中傷亡的確實人數，而二十年來中央政府亦不斷淡化「六。四」事件，令事到今天竟然還有人質疑「六。四」事件「是否暴力鎮壓」。這的確要「讚」中央政府對事件的「模糊工作和教育」做得好。至於第二條問題，除了關乎中央政府的態度，還需要考慮到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大環境。

應該要平反!
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中的傷亡人數支吾以對，而在那個對外公佈的官方數字中，我們發現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有二百多人，受傷的則有七千多人。我們姑且不去質疑這個數字的真確性，但，一個國家政府竟然用槍射殺人民，就算只是射死一人，也嫌太多。就如程翔所說，學生的錯大不過國家的罪!當年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為的是實踐其「優生學說」，証明並且鞏固日耳曼民族的優異性。中國政府(的個別領導人)決定用槍射殺自己的人民，為的也是鞏固自己的政權。然而，相比之下，殺害自己的子民，比希特拉屠殺他國人民，似乎更是猶過之而無不及，更是瘋狂!

可能你會說我說得過份了(其實我覺得一點也不過份)，但實際上平反「六。四」除了是還學生一個公道，也是中國大國掘起的重要一步。二戰之後，德國人坦然承認自己的過錯，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更在猶太人墓前下跪。然而，當德國希望再一次成為歐洲的盟主，就意識到除了要解決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亦是不容忽視。德國在二戰之後一直視納粹主義為禁忌，但當要解決二戰的政治問題時，德國人再一之勇於面對納粹主義，正視當中的人性化問題。近十多年，德國影壇一直有談及，甚至描繪希特拉及納粹主義的電影。例如《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玩謝希特拉》等等，都是對希特拉晚年患上柏金遜症及納粹主義陣營內一些較人化的描述和諷刺。出奇地，這不但沒有刺激到德國人反納粹主義的神經，還反射出當年納粹主義的非人性和非理性。回到中國，要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面對「六。四」是中央政府必定要做的一步，而向「六。四」的死難者道歉以至將「六。四」的錯視為一個教訓，更是中國逐漸增強其軟實力的重要一步。

如何平反？
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質素成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議程。基本上，中央政府一直避免直接處理各項具爭議性的政治、民主議題，這在中央政府在釣魚台主權、南沙群島主權、日本就二戰道歉等問題上一直採取忍讓的態度可見一斑。對於「六。四」的問題，如之前所說，中央政府一直希望淡化事件。因此，平反「六。四」的可能性，還需視乎兩個問題：(1) 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 (2) 中國會否希望在國際上進佔更高的地位。事實上，現時很多具爭議性的問題都會「讓路」予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在國家領導人心目中，保持國家經濟平穩增長及增加內需，是增強國力的基本。觀乎本月初的G20峰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員，而中國亦幾乎和美國一起「主導」了整個會議。但在內需和人均收入仍遠低於美國的前題下，中國要「主宰」國際經濟仍有一段距離，而現時中國亦暫時不希望像美國般要「領導」世界。在此為前題下，現時中央政府似乎不會放心去面對「六。四」的問題。

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只要能保持平穩增長，在下一個十年不難成為世界的領導者，而當外圍環境因素成熟時，相信中國亦能在國際上取得更多話語權，希望能與美國一同取得領導地位。當中國真正希望領導世界時(這也是歷史發展的洪流，是無可避免)，不能逃避，要老老實實地面對「六。四」的問題。另一方面，到一下個十年，那一班曾經經歷「六。四」的一代坐上中共領導的位置，如何憑良心面對「六。四」、面對歷史將會是他們如何面對人民的重大考驗。當下個十年人民的知識水平和對民主的訴求進一步增加，中央政府更加不能避免地要處理平反「六。四」的問題。

平反「六。四」，似乎還要多等一個十年。但，無論過多少個十年，我們也不應淡忘「六。四」。要記住「六。四」的傷痛和歷史的教訓。

（轉載）球場上的人造衛星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明報》 文：安裕

我是貨真價實的利物浦鐵桿粉絲，辦公室裏的幾位紅軍擁躉之間都有某種秘密聯繫，利物浦大勝曼聯翌日，在窄窄的過道走廊擦身而過剎那的含笑眼神確認了這種在被壓迫空間下的地下黨式關係。去了牛津的肥仔聰至少一百次被迫聽我說一九八六年春天在倫敦一家餐廳攔下Kenny Douglish，死乞百賴要這位利記神射手簽名的往事。肥仔聰離港前我本來準備把那部簽了名的《Politics in the USA》送他，讓他有天親臨Anfield時，能夠擁有不同利物浦世代的時空跨越。但這傢伙說走就走，不及送上，始終緣慳一面。

其實，我還有另一個身分﹕香港老牌球會愉園的前鐵桿擁躉。愉園和利物浦是令人愛恨交加的球會，都是遇強愈強，遇弱更弱；八十年代愉園與精工南華三分天下，愉園每遇精南便打醒十二分精神，讓我和父親這些擁愉躉好不高興。鋤強扶弱固然是愉園成為第三勢力的原因，但更多潛藏在心裏的是，愉園是打正招牌的愛國球會。在風雨如晦的六七十年代，在港英台灣勢力壓倒一切的日子，愉園是香港心懷紅色祖國的左派人士明燈，尤其是在敵我鬥爭激烈的足球圈。

前幾天的屯門普高疑似放水事件，對手是愉園，我這退役擁愉躉是難過得想哭。七十年代末多少個星期五的下午，課後沿學校山路疾跑下亞皆老街，或是翻過後山圍欄奔過火車橋跑過大坑東道直插花墟球場，學生票三元入場看愉園對電話對駒騰對東昇對流浪。當同學還留在學校幾十人爭逐那個火車頭四號波時，我則整副心神在花墟與長髮飄逸的門神朱柏和、一夫當關的中堅鐵衛鄭潤如、五十碼長傳準確如裝上GPS的張子岱在一起。儘管校風開放，牧師仍說我喜愛左傾的愉園而不是華麗的精工或他家鄉的流浪是weird。

認識愉園是因為我那工會鐵桿會員父親的緣故。他同我們說到六七年「反英抗暴」期間，愉園退出足球圈，爾後又加入從丙組重新踢起的英雄故事。在親台勢力籠罩的六十年代香港體壇，打五星紅旗畢竟要有相當勇氣。傳奇中的傳奇，是緊跟愉園退出之後重新上路的不乏香港代表隊成員，如盧德權如廖錦明，多少年來，我一直納罕這些球員的政治覺悟真的高得願意以甲組腳之身在跑馬地踢免費入場的丙組乙組比賽。前些年祖雲達斯打假波降班後球星四散，意大利佬決不是《教父》電影裏那樣的全是義氣仔女，大難臨頭各自飛，與我們漢家子弟差遠了。

足球精神 Love and Hate
足球全然是love and hate的精神反映，洗衣街和亞皆老街交界的報紙檔是我的最愛，它總有一份《香港商報》與《香港時報》的拍拖報，像是專為我而設。一字之差足以謬之千里，《商報》是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左派報章，《時報》則是漢賊不兩立的親台傳媒，兩報的足球新聞極佳，前者的愉園消息是連球隊集宿吃牛排也圖文並茂，後者雖然對愛國球會諸多糟質，但間中也讚幾句「愉快完」踢得不錯——連敵人也盛讚，這輩子跟定愉園是錯不了的選擇。讀報多了，漸次發現內有文章，那便是「人造衛星」這四字詞。

人造衛星是什麼不必贅言，七十年代的足球圈有「人造衛星」卻是咄咄怪事，黃泥綠坪和太空科技是八竿子也打不的兩碼子，但因為九十分鐘的得失拉扯一起。原來，「人造衛星」是指球賽放水輸波，以保住同一陣營戰友免於降班。至於何以叫「人造衛星」，年代久遠，已不可考。

六七十年代 球場左右分明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不是今天晚間電視新聞報道前奏國歌的一片紅，當年台灣勢力在香港無處不在，足球圈更甚，台灣踢足球的人不多，中華民國足球隊全體成員便是香港球員，還曾經在亞洲賽亞運會踢出名堂，林尚義黃文偉應該是有功在身並且覲見過蔣介石的香港人。中共的勢力那年代也在這塊殖民地的體育圈暗爭一日長短，愉園是龍頭，之後有東昇，接下來是駒騰公民，俱是掛五星旗的核心左派，與親台的東方、光華隔著維港各據一方——愉園大本營在禮頓道口的蟾宮大廈，在埔頭大球場有半個主場之利；東方會址在深水大埔道，花墟距離那裏只一箭之遙，加上石硤尾山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有幾十平方米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政治意味是球圈以外所不能明白的。

既然各有地盤各有集團，在汰弱留強的球場唯一痛擊對手之道便是把對方殺得片甲不留，把一眾對頭人送下乙組；更重要的是，敵人少一個，在足總開會投票也就少一張反對票，要推動諸如「邀請中國隊來港表演」，或是「派隊到台灣參加邀請賽」無往而不利。香港也許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球隊升級降級與內戰延續接龍的地方。

作為天天關注球賽戰果的球迷，哪有可能不知足球賽是講實力的比併，但一些球賽結果卻不能不令人從另一個方向來想。左派強隊未到聯賽中段已經上岸，但身邊的兄弟卻在降班邊緣載浮載沉，於是就放出「人造衛星」，幫人一把，出現頗令球迷不能理解的非正常賽果。說也奇怪，那時候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有「人造衛星」這回事，我甚至在左報和右報體育版都讀過這詞，似乎是一種人人都能接受並覺得合乎情理的結果。

有一次，愉園在瀕於降班邊緣的電話腳下失分，我不敢相信饒勇善戰的愉園會輸給老弱殘兵的電話，翌日《香港時報》的報道中赫然出現意有所指的「人造衛星」。到今天，誰都不能夠指證當年球圈有放水成分，也沒有真憑實據能捉賊拿贓，但不妨到大學或中央圖書館找一下，也許讀了舊報紙後會有所得。同樣，每到季中便陷入降班危機的右派球會，往往在生死時刻無端在眾皆看淡下打幾場勝仗，保住甲組之身，翌日左報包管又見「人造衛星」一詞。

真實的體驗是一場甲組比賽結束後的事。花墟場的比賽完了，幾個同學蹲在觀眾席上吹牛吹得天花亂墜忘了散場，到了抬頭一看全場只走剩我們這幾個穿校服的。某甲忽說有尿意要上廁所，大伙陪他到鐵皮棚架後的球場廁所一道解決，甫進去，還未脫去球鞋的後衛球員，對尿兜與旁邊的人說，「我真係好怕佢射唔入」。說這話的球員名字已記不起，球隊也早已不復存在，但那句話在冬日的黑沉傍晚有如五雷轟頂，「下，唔通你真係放水？」

向這些老球員致敬
我不知道這些「人造衛星」是誰放出來，但從戰果來說人們有質疑並非怪事。足球場是英雄地，可是由於內戰的親痛仇快歷史，我們上一代經歷了兄弟相殘的民族悲劇，足球比賽fair play的真正意義蕩然無存，全場二十二個球員肩膀扛著他們這一生都不可能承受的重。我相信當年真的有「人造衛星」，更相信賽場上的幾十口人沒收過一分錢；他們有幸的是球技比我們這些業餘球員來得高強，不幸的是他們在國共鬥爭這齣政治荒謬劇裏擔任配角。然而我是打從心底向這些球員送上最高敬意，愉園東方心各所屬，胸懷毛主席敬愛蔣總統，那是對一種思想一種理想的尊重，絕非為了幾個銅板出賣靈魂，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

P.S.
發稿前一刻收到葉輝的訊息，「人造衛星」等於「假波」——人造即是「假」，衛星是圓的，喻意「波」。
謝謝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