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語言學的溝通

如果語言失效，溝通還有可能嗎？如果可以，溝通是好了，還是差了？

溝通理性的經典學說指出，人必須透過語言，才能有真實的、誠懇的、不受權力關係影響的溝通，特別是在理想的言說處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底下。提出這套學說的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型》更指出，要達致溝通理性，最佳的地點是隨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咖啡店、沙龍等公共空間。言下之意，溝通必須是面對面的交流，各方互相確認彼此的言辭行動，達致各方互相暸解的最佳狀態。而溝通理性的最終目標，就是重要尋回人類用作社會整合或社教化，但因金錢或官僚等現代媒介興起而日漸被蠶食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但，語言是否可能成為窒礙溝通的媒介？

電影《永遠的愛麗絲》女主角Alice Howland是享譽全球的語言學家，一生以懂得用最精確的詞語、最準確的發音、最流利的言辭將雜亂紛陳的世界表達出來引以自豪。無奈在事業高峰期確診患上早發性腦退化症，亦即俗稱的老人癡呆症。Alice在失去記憶的同時，也漸漸失去正常人的溝通能力，簡單如一支螢光筆，也無法以語言表達出來。與家人看似越走越遠的Alice無法與連結在一起，因為她成為了「病人」，為丈夫忙碌的研究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大女兒亦因為她是「病人」的原故，不情願讓她手抱孫女。反而一直與Alice不咬弦的小女兒Lydia，卻因為Alice的腦退化症，重新與她開展親密關係。

處於失語狀態的Alice，即使無法記得任何與Lydia有過的對內或爭吵內容，又或只能偶爾以視像通話與Lydia作一些無甚意義的聯絡，但Lydia反而比父親，以及不時探望Alice的哥哥姐姐，更懂得與患病母親相處。當Lydia面對失去逐漸語言及記憶能力的母親，關心的不是如何照顧病人的問題，而是透過人最直接、最真摰的情感，與母親重新建立關係。一直遊走主流以外的Lydia，比做教授的父親、做律師的姐姐、及讀醫的哥哥，更懂得跳出語言建構出來的秩序。當語言失效，其所附帶的身份、權威與秩序，所有由符號建構出來的世界即將土崩瓦解。Alice不是醫學話語中的「病人」，不是透過學術演講建構出來的「知名學者」，也不是透過世故說話建構的「母親」。對Lydia來說，Alice只是一個需要真挈對待、用心和花時間相處的一個人。甚至當Lydia發覺Alice偷看她的日記，由起初的盛怒到之後毫不介意讓母親再看。這不是因為她是病人，需要可憐，而是因為當語言及文字不再是溝通媒介，私隱/公開、與他人區隔的個體/要求個人犧牲而成就的（家庭）群體、女兒自主/母親權威等秩序亦隨之失效。Alice不再是一個因愛之名偷看女兒日記的母親，而就算她再看多少篇，也無法記在心上，甚至可能不記得Lydia就是她女兒；對她來說，有意義的只是閱讀當下一刻，一個免除身份阻隔、真正與Lydia進入愛的關係及真誠相處的時候。

對Alice來說，失去了語言能力，亦即同時失去了作為母親、妻子及學者的身份，這反而讓她真正以更「精確」的方式，表達愛。正如她起初對Lydia的勸告不以為然，企圖以科學權威的學者語言，在病人組織活動中演講。最後Alice修改講稿，贏盡掌聲，不是因為她為腦退化症提供權威答案，而是因為沒有了語言及其秩序帶來的隔閡，她和其他病人真正進入了「personal relationship」。在一個失去身份的原始狀態，Alice不是母親、妻子和學者，而只是Alice（Still Alice）。正因為她被還原為如此的一個個體，便需要和其他孤獨的個體連結。在此沒有正常人能想像的孤獨狀態下，亦是個體與個體真正平等的前題下，愛、關懷和尊重的關係才能發生。Alice最後病入膏肓，聽著女兒唸話劇劇本，知道文本意義，不是因為她理解文句，而是因為Lydia由洛杉磯回來照顧她的舉動——一個不計算身份、地位、成本的決定——讓她感受到愛。

語言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扮演傳遞意義、建立文化的功能，但卻未能捕捉人際關係最「真實」的一面，亦即當符號秩序瓦解後的世界。當人們仍樂此不疲，嘗試透過語言呈現對他人的「愛」，流於表面之餘，不自覺言語建構出來形形色色的秩序，阻隔互相暸解，結果在文字及言語遊戲中兜兜轉轉，無法進入真正的親密關係。就如電影開首，那些「I love」前、「I love」後的恭敬的愛的宣言，比起Alice與Lydia最後無聲勝有聲的關係，來得虛偽。真正的愛，是無法，也不需要用任何符號再現的。

從《飛氈》看香港歷史論述

相較於《我城》，《飛氈》或許不是香港人最熟悉的西西著作，但後者的重要性卻絕對不亞於前者。如果說，《我城》是以香港人作為主體出發，書寫對城市的盼望，那麼《飛氈》就是由香港人生活經驗出發，為這城市建構一套知識論述。主體建構離不開知識書寫與歷史敘述，《我城》和《飛氈》就是西西筆下的一對雙生兒。

香港的歷史故事應由哪裏說起呢？由座落於巨龍國南方一隅的肥土鎮說起。多年來肥土鎮是巨龍國的「窗口」。世界各地的人經肥土鎮往巨龍國去，巨龍國的人不但經肥土鎮，通往南洋、走向世界，有的甚至到那裏定居。肥土鎮彷如一張地毯，保護了很多人的腳。但同時，踏在它上面的人，不會留意它從哪裏來。人們只看見巨龍國，卻對這小小一張地毯視而不見，甚至因為嫌棄它污穢。就像肥土鎮花順記一家的突厥朋友花里耶所擁有的毯子，被人嫌棄圖案織錯，顏色不對稱，其實「缺點」正是毯子獨有特色。大家甚至不知道，地毯原來會飛，成為飛氈，是一塊瑰寶，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唯有仔細察看肥土鎮內的人和事，才能認識這張飛氈究竟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我特別喜歡《飛氈》裏各人物的背景設定。花家三位堂兄弟：花一、花二、和花初三，先後到日耳曼國留學，分別成為了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及考古學家。動植物之間環環相扣，形成生物圈；化學元素的不同組合，成為空氣、水和養分。不同生物及化學物質一環扣一環，組成日常生活的基礎。而考古則往泥土深處挖掘，知道自己的年歲，認識自己是如何一代接一代、一點一滴地形成。三位堂兄弟的旨趣，就像是一個一縱一橫的研究框架，讓西西帶領我們，從荷蘭水與蓮心茶、蜜蜂與蜂蜜、木頭與火災、電力與磚頭、自障葉與藥糖，認識肥土鎮如何由簡陋的木屋區發展成垂直社區，以及在這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失去的種種。

這既像神話又像寫實的歷史敘述，讓我們從花一、花二、花初三、葉重生、花艷顏、花里巴巴、花里耶、胡嘉、胡寧、羅微等人的故事，重新認識肥土鎮／香港的發展史。從平民的視角和生活出發，而非殖民管治者，建構屬於香港人的知識論述，顛覆由殖民者書寫的宏大論述。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1993／2003）曾說，被殖民者無法回溯自身歷史根源，唯有透過將歷史碎片，以「遊戲」（play）的方式挪用及拼湊，才能將身份再現 [1]。出版於1996年的《飛氈》，正值香港過渡期接近終結的時期。中英雙方各就這原先毫不起眼的小島的歷史，大書特書 [2]，作為主權交接主角的香港，反而被剝奪了發言權，本土身份更無從說起。西西的《飛氈》，正好為香港人身份建構，提供寶貴的論述資源。

[1] Hall, Staurt (2003).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Ngai, Pun and Lai-man, Yee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可參考王宏志的《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以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