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節目表中選電影，心態其實有點像買大細。和到街市買菜不一樣，你沒有機會在付款前看一看要買的東西，而只能憑那段短短的電影介紹或那條trailer來判斷應否奉上65元。當然，能在電影節上映的電影，質素理應有保證。但於觀眾而言，電影是否真的好看而令其留下印象，甚至有所反思，始終是因人而異。幸好，近幾年來筆者在電影節看過的電影大都很不錯，而那些電影所涉獵的提材及拍攝的風格，又確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雖然我一直都沒有寫影評的習慣（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但記下電影節中看過的電影，做個小小的記錄，也是個不錯的主意。
《羊農保衛戰》
1971年法國，政府在無預先諮詢及知會的情況下決定擴充拉爾扎克軍營，一班本來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羊農集結起來抗爭，反對收地。由每天與軍隊角力力保所屬農田及道路不被侵佔，到徒步走到巴黎艾菲爾鐵塔下紮營抗議，足足十年的抗爭，終於成功保住農田。貫穿電影的兩條主線：非暴力抗爭及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非暴力抗爭的目的，是以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抵抗不公義的制度或法例，或推動某些變革；而採取非暴力抗爭的好處則是抗爭者可以「低成本」的手法進行抗爭活動，以及突顯「制度暴力」與暴力鎮壓的醜陋。至於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除了是爭取公民應有的政治及公民權利，在全球化的語景下，亦包括爭取生活權利（rights to everyday life）的生活民主化（everyday democracy）這條戰線。其實，這些事近幾年來不斷在香港發生。可惜，法國人對非暴力抗爭是大力支持，理性的香港人則是憑一、兩個在電視出現的畫面對非暴力抗爭大力抽水；法國人有的是示威與集會權，香港人有的卻是公然的暴力打壓……
《三人華爾茲》
已婚五年的中女在飛機上遇上一名靚仔，發現原來該名靚仔是自己的鄰居。中女原本只想柏拉圖式戀愛，但沉悶的婚姻生活卻令她心思思想突破「只談不做」的底線。本來最憎在「中間狀態」的感覺的中女，要在對婚姻忠誠及新歡之間做取捨。「這是二選一，還是只是開始另一段沉悶的婚姻？」這是我看完電影之後的問題。現代社會一夫一妻制度，將愛情、經濟、性需要、生育、居住、生養死葬通通打包在一段婚姻之中。我不是鼓吹要打破這種制度，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對愛情、婚姻的想像，其實狹窄得要死。正常人（筆者應該不是正常人）都渴望愛情、渴望家庭、渴望幸福，這似乎是無可口非。不妨想一想，現代社會之中所謂的愛情，其實不過是「男的要找個對自己好的女仔、女的要找個可以保護自己的男仔」，間中互相說句「我愛你」，而男要變得「溫柔體貼」，女的要扮Cute聲；所謂家庭就是有丈夫有妻子有子女有老爺奶奶，N代同堂；所謂幸福就是可以在XX歲之前買到房子一家人居住，然後，子女成才、父慈子孝。當愛情、家庭、幸福成為一堆方程式，愛情和幸福就是由A到B再到C，就算換個伴侶（即「換畫」），仍是依着同一堆公式生活。有意義麼？我很懷疑，現代人的婚姻/愛情，大多其實是有形式但沒內涵的。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學者Abbas以「消失」來形容香港的空間，在近年「推土機」式市區重建下，這見解顯得特別獨到。《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描述了三個正在「消失」中的空間：音樂的空間（工廈裏的Band房）、生活的空間（社區）及自由的空間（圍繞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的公共空間）。我們和這些空間的距離其實一點也不遠，只是我們都不會留意它們的存在，不會用心感受它們的價值，也不會去想如何保育它們，所以當它們被摧毀、被侵佔，我們都懵然不知。直到近年強拍條例、推土機、國家暴力（警察）一齊來了，大家終於察覺到有保衛這些空間的必要。其實這些空間的存在，讓我們從空間實踐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建立了這地方的藝術、文化、社區網絡、社區生活、自由氣息，以及民主的土壤。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東西是重要的話，那便請在這些空間消失之前，好好使用及保育它們，不要讓「人民的空間」被強權和官僚摧毀。
《普京之吻》
主角瑪莎是這套紀錄片的主角。她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立的青年團的成員，更曾經在青年團的核心領導層工作。事實上，瑪莎只要緊緊追隨青年團的路線，她的政治前途可謂一片光明。其實，這青年團有點像中國的紅衛兵。因為它的動員能力非同小可，也可以將所有反對普京的人打成國家敵人。這青年團極度擁護強人領袖普京，更說他是上帝派給俄羅斯的天使。某程度上，這是對的，因為普京的確將以往葉利欽統治時官商勾結、財閥獨大、民不聊生的情況完全扭轉過來。但強人統治，卻不容許異見的存在，凡發表反對普京的意見的人，都會受言語攻擊甚至是暴力對待。可能是因為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可怕，瑪莎最後選擇了淡出青年團。梁振英成新任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近日在討論梁振英會否以「普京模式」管治，似乎是因為他與普京的作風和政策理念，都頗為「相似」。明天的香港會否像今天的俄羅斯一樣，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發展與自由，絕不是二元對立；捍衛自由與改善民生，也不是非此即彼。送走了葉利欽，其實不一定要迎來普京；正如爛橙（唐）和爛蘋果（梁），其實可以兩者都不要。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條件，其實比很多半民主國家好得多，有時我很不明白，為甚麼香港人總是在「誰是lesser evil?」的問題上糾纏，而不是一鼓作氣追求民主？
《黑色星期四》
這是一套關於「波蘭的六四」的電影。1970年波蘭的Gdynia發生了軍隊射殺平民的事件（對，又是專制政權的國家）。事件的起因與過程，在此不贅。看完這套電影之後，我在想兩件事。第一，對「烏托邦」的想像，令我們生活在更恐怖，而不是更好的國度，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德國的希特拉和納粹、中國的毛澤東與共產黨、赤柬的波布與紅色高棉，都是因為對「烏托邦」的渴求，所以只為意識形態與權力服務，而忘記了「人」的價值。這不是本末倒置是甚麼？其實與其追求「烏托邦」，不如建立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盡量阻止不義之事的發生。第二，波蘭的工人階級是如此的團結，怪不得在80年代可以發動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推翻共產政權。香港人何時會有這種團結和能動力，一鼓作氣追求民主？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The organization is dead, the movement is alive」，社會行動者和能動力從來都是社會運動重要一環，波蘭的工人階級革命就是最佳的體現。香港要推展民主運動，理應在這兩方面多加思考。
《德國歡迎你》
談到土耳其裔德國人，球迷會想起Mesut Özil，去過德國旅行的人應該會想起「通街都係Kebab」的景觀。二次大戰後西德為發展工業大量輸入土耳其勞工，造就了第一代土耳其移民的來臨。今天大家在足球場上認識的Mesut Özil、Altintop兄弟、Ilkay Gündoğan等德國土生土長的土耳其裔球員，其父母大多是這第一代土耳其勞工的一分子。當今是全球化的年代，跨境旅遊以至移民都是司空見慣的事，而大家近年都會聽到不少XX裔運動員入籍X國的例子，（國民）身份認同的議題不單在香港熱爆，也在近年經濟不景的歐洲，成為不少右翼政客的政治本錢。電影主角Hussein，雖然移居德國多年，但心裏仍然記掛着自己「土耳其人」的文化身份。Hussein的老伴由當初抗拒移居德國，到今天嚮往取得德國護照；四名子女有的和了德國人結婚，年幼的孫兒是土/德混血，在學校裏不知應加入「德國隊」還是「土耳其隊」，而孫女卻和英國人拍拖，還「搞出了人命」，一家人各有各的「身份認同」。人們往往認為國族認同（即基於血緣及民族）和身份認同難以分清，但電影中的Hussein提醒我們，在身份認同其實可以是多元（Multiple）及異質（Heterogeneous）的，視乎不同場合與語景，你既可以認同自己是「德國人」，也可以是「土耳其人」，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和平地共處，即使是與土耳其曾有歷史恩怨的英國人。這裏說明的其實不過是世界公民的概念。雖然現時各國仍受國界所分，不同族裔的人要成為某國國家的公民，就要融入該社會的主流文化，以及遵守該社會的核心價值，但很多開放社會（即以尊重個人自由及人權為基石的社會，具有政治權力分散及文化多元的特徵，如德國、加拿大）都會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下，容許各族裔的人保留自己的生活習慣及宗教自由。如Hussein所言，護照不過是「一張紙」契約，只要各人抱着寬容、自由等價值，大家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分子。這套電影其實很切合香港今天的社會狀況。
《那年春夏．之後》
有關本地社會運動的獨立電影其實一直存在，但可以跳出小眾性質的放映會，在較大型的電影節放映，接觸到一些本來對社運並不暸解的觀眾群的電影，則是寥寥可數。相信有參與過社運的人也會在運動中見過這套電影的導演盧鎮業在拍片，可能是因為本片導演本身也積極參與社運，與社運活躍分子也是相識的，本片所表達觀點與信息其實和近年社運的理念也頗為相近。以下是筆者的兩點感想，大家如果有機會看這套電影（不管你當它是一套類似公民記者所拍攝的記錄片也好，是社運的文宣也好），又或者將來有機會參與社運，不妨思考一下是否合理。第一點，對於近年社運及示威的「激進化」，（所謂）保守的人會說社運人士在搞亂秩序，警方採取的一切行動只是為保障公眾利益和安全；（所謂）激進的人會說警方是代表國家政權的暴力，而既然警方不斷在侵犯公民權利，所以以衝擊的形式對抗制度暴力是合理的；（所謂）理性的人會說示威者激進行為令警方不得不使用更多暴力來「鎮壓」，而警方的行動又會製造更多的不滿，所以雙方對這因果循環都有責任。在三個觀點之中，第一和第三種觀點相信會得到最多香港人認同，但不知大家有否想過兩個簡單問題：1）示威集會要向警方申請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法例，世界上有哪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會有這樣的惡法？2）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從來都難以定分界，但為何執法當局每一次都可以不停地將「公眾利益」的範圍愈劃愈大，拿走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卻愈來愈多，而且不容許公眾參與「劃界」的過程？說到底，香港人對公民權的思考往往局限於社會（社會福利及保障）及經濟方面（參與及組織經濟活動），對政治性的公民權的思考則甚為貧乏，難怪大部分人都會很「自然」地擁護第一與第三種觀點。筆者不認為「衝擊」的最佳的社會行動形式（雖然有時有其必要），但大家必須對自己作為「政治人」，及香港作為「政治社會」有更多思考，才能充分理解「示威者究竟在做甚麼？」及「香港社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第二點，反資本主義是近幾年在社運界重新牽起的思潮，但筆者認為無論是社運參與者還是評論人，對這題目的認識似乎十分模糊。「資本主義」固然是一套經濟制度，但在這個年代，它所影響的不只是經濟活動的形式，還有我們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對身體和個人需要的理解，以至政商關係等等。因此，「反資本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口號。「反資本主義」所指的，究竟是反對私有產權、金錢制度、商品化、金融活動等資本主義的經濟面向，還是反對資本主義對我們的工具理性壓迫？抑或是爭取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制衡大財團的勢力？筆者相信在討論應否放棄資本主義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的不同面向有更深入的暸解。起碼，大家會更清楚知道「反」的究竟是甚麼，而在社運的動員（Mobilization，意指將坐喺屋企食花生的人號召上街）方面，亦會更為有效（正如社運人士梁穎禮在片中所言，「效率唔係要快，係要中」）。
《死亡讓我活多次》
死亡從來都是沉重的話題。年輕的人會百無禁忌，到了中年的人會避而不談，而電視編劇則多數會將死亡的結局放在奸角身上。提到死亡，對很多人來說是「那一刻」的事，因為「那一刻」之後所有生活中的快樂、疾病帶來的痛苦都會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因為只是「那一刻」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會去想死亡的意義。如果換個角度看，死亡不是「清除」生命中發生過的事，而是「留下」一些東西，死亡對於仍生存的人可能變得很有意義。正如電影中的杏平，雖然是從事清理遺物的工作，但正是因為與死亡接觸，讓他重構每一個死者生前點滴，感受生命的真實。這不但令他從童年所經歷的悲劇的陰霾中走出來，同時令很多死者的親人與死者的靈魂再次相擁。杏平的同事有紀，也是因為死去的腹中嬰兒，才能不斷提醒自己好好活下去，而與杏平這「死過翻生」的人相遇，也令有紀重新感受愛。現代城市中個體主義盛行，俗語即是「話之你死，關我X事」，大家彷彿都忘記了人與人之間是應該有愛，也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與生命是相連的。死亡的「經歷」讓人重新認識生命，也令人在悲痛中找到愛，去支撐活著的人的生命。這也許是死亡的意義。
其實近幾年筆者在不同電影節中看過不少很出色的電影，較為喜歡的有《蛋撻》、《一頁台北》、《Away we go》、《幸福的旁邊》、《一國雙城》、《大藍湖》，以及《足球有毒》等。由於已經是一、兩年前的事，所以難以逐一補寫介紹/感想。雖然本人語文能力非常普通，也不懂得寫甚麼影評，但始終覺得電影及藝術是需要時間消化及思考的，而將看過的電影記錄下來則是一個「再咀嚼」的過程。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電影/藝術（有意或無意）帶出的信息，令它們成為枯燥生活中的精神食糧。
《羊農保衛戰》
1971年法國，政府在無預先諮詢及知會的情況下決定擴充拉爾扎克軍營，一班本來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羊農集結起來抗爭，反對收地。由每天與軍隊角力力保所屬農田及道路不被侵佔，到徒步走到巴黎艾菲爾鐵塔下紮營抗議，足足十年的抗爭，終於成功保住農田。貫穿電影的兩條主線：非暴力抗爭及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非暴力抗爭的目的，是以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抵抗不公義的制度或法例，或推動某些變革；而採取非暴力抗爭的好處則是抗爭者可以「低成本」的手法進行抗爭活動，以及突顯「制度暴力」與暴力鎮壓的醜陋。至於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除了是爭取公民應有的政治及公民權利，在全球化的語景下，亦包括爭取生活權利（rights to everyday life）的生活民主化（everyday democracy）這條戰線。其實，這些事近幾年來不斷在香港發生。可惜，法國人對非暴力抗爭是大力支持，理性的香港人則是憑一、兩個在電視出現的畫面對非暴力抗爭大力抽水；法國人有的是示威與集會權，香港人有的卻是公然的暴力打壓……
《三人華爾茲》
已婚五年的中女在飛機上遇上一名靚仔，發現原來該名靚仔是自己的鄰居。中女原本只想柏拉圖式戀愛，但沉悶的婚姻生活卻令她心思思想突破「只談不做」的底線。本來最憎在「中間狀態」的感覺的中女，要在對婚姻忠誠及新歡之間做取捨。「這是二選一，還是只是開始另一段沉悶的婚姻？」這是我看完電影之後的問題。現代社會一夫一妻制度，將愛情、經濟、性需要、生育、居住、生養死葬通通打包在一段婚姻之中。我不是鼓吹要打破這種制度，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對愛情、婚姻的想像，其實狹窄得要死。正常人（筆者應該不是正常人）都渴望愛情、渴望家庭、渴望幸福，這似乎是無可口非。不妨想一想，現代社會之中所謂的愛情，其實不過是「男的要找個對自己好的女仔、女的要找個可以保護自己的男仔」，間中互相說句「我愛你」，而男要變得「溫柔體貼」，女的要扮Cute聲；所謂家庭就是有丈夫有妻子有子女有老爺奶奶，N代同堂；所謂幸福就是可以在XX歲之前買到房子一家人居住，然後，子女成才、父慈子孝。當愛情、家庭、幸福成為一堆方程式，愛情和幸福就是由A到B再到C，就算換個伴侶（即「換畫」），仍是依着同一堆公式生活。有意義麼？我很懷疑，現代人的婚姻/愛情，大多其實是有形式但沒內涵的。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學者Abbas以「消失」來形容香港的空間，在近年「推土機」式市區重建下，這見解顯得特別獨到。《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描述了三個正在「消失」中的空間：音樂的空間（工廈裏的Band房）、生活的空間（社區）及自由的空間（圍繞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的公共空間）。我們和這些空間的距離其實一點也不遠，只是我們都不會留意它們的存在，不會用心感受它們的價值，也不會去想如何保育它們，所以當它們被摧毀、被侵佔，我們都懵然不知。直到近年強拍條例、推土機、國家暴力（警察）一齊來了，大家終於察覺到有保衛這些空間的必要。其實這些空間的存在，讓我們從空間實踐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建立了這地方的藝術、文化、社區網絡、社區生活、自由氣息，以及民主的土壤。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東西是重要的話，那便請在這些空間消失之前，好好使用及保育它們，不要讓「人民的空間」被強權和官僚摧毀。
《普京之吻》
主角瑪莎是這套紀錄片的主角。她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立的青年團的成員，更曾經在青年團的核心領導層工作。事實上，瑪莎只要緊緊追隨青年團的路線，她的政治前途可謂一片光明。其實，這青年團有點像中國的紅衛兵。因為它的動員能力非同小可，也可以將所有反對普京的人打成國家敵人。這青年團極度擁護強人領袖普京，更說他是上帝派給俄羅斯的天使。某程度上，這是對的，因為普京的確將以往葉利欽統治時官商勾結、財閥獨大、民不聊生的情況完全扭轉過來。但強人統治，卻不容許異見的存在，凡發表反對普京的意見的人，都會受言語攻擊甚至是暴力對待。可能是因為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可怕，瑪莎最後選擇了淡出青年團。梁振英成新任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近日在討論梁振英會否以「普京模式」管治，似乎是因為他與普京的作風和政策理念，都頗為「相似」。明天的香港會否像今天的俄羅斯一樣，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發展與自由，絕不是二元對立；捍衛自由與改善民生，也不是非此即彼。送走了葉利欽，其實不一定要迎來普京；正如爛橙（唐）和爛蘋果（梁），其實可以兩者都不要。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條件，其實比很多半民主國家好得多，有時我很不明白，為甚麼香港人總是在「誰是lesser evil?」的問題上糾纏，而不是一鼓作氣追求民主？
《黑色星期四》
這是一套關於「波蘭的六四」的電影。1970年波蘭的Gdynia發生了軍隊射殺平民的事件（對，又是專制政權的國家）。事件的起因與過程，在此不贅。看完這套電影之後，我在想兩件事。第一，對「烏托邦」的想像，令我們生活在更恐怖，而不是更好的國度，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德國的希特拉和納粹、中國的毛澤東與共產黨、赤柬的波布與紅色高棉，都是因為對「烏托邦」的渴求，所以只為意識形態與權力服務，而忘記了「人」的價值。這不是本末倒置是甚麼？其實與其追求「烏托邦」，不如建立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盡量阻止不義之事的發生。第二，波蘭的工人階級是如此的團結，怪不得在80年代可以發動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推翻共產政權。香港人何時會有這種團結和能動力，一鼓作氣追求民主？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The organization is dead, the movement is alive」，社會行動者和能動力從來都是社會運動重要一環，波蘭的工人階級革命就是最佳的體現。香港要推展民主運動，理應在這兩方面多加思考。
《德國歡迎你》
談到土耳其裔德國人，球迷會想起Mesut Özil，去過德國旅行的人應該會想起「通街都係Kebab」的景觀。二次大戰後西德為發展工業大量輸入土耳其勞工，造就了第一代土耳其移民的來臨。今天大家在足球場上認識的Mesut Özil、Altintop兄弟、Ilkay Gündoğan等德國土生土長的土耳其裔球員，其父母大多是這第一代土耳其勞工的一分子。當今是全球化的年代，跨境旅遊以至移民都是司空見慣的事，而大家近年都會聽到不少XX裔運動員入籍X國的例子，（國民）身份認同的議題不單在香港熱爆，也在近年經濟不景的歐洲，成為不少右翼政客的政治本錢。電影主角Hussein，雖然移居德國多年，但心裏仍然記掛着自己「土耳其人」的文化身份。Hussein的老伴由當初抗拒移居德國，到今天嚮往取得德國護照；四名子女有的和了德國人結婚，年幼的孫兒是土/德混血，在學校裏不知應加入「德國隊」還是「土耳其隊」，而孫女卻和英國人拍拖，還「搞出了人命」，一家人各有各的「身份認同」。人們往往認為國族認同（即基於血緣及民族）和身份認同難以分清，但電影中的Hussein提醒我們，在身份認同其實可以是多元（Multiple）及異質（Heterogeneous）的，視乎不同場合與語景，你既可以認同自己是「德國人」，也可以是「土耳其人」，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和平地共處，即使是與土耳其曾有歷史恩怨的英國人。這裏說明的其實不過是世界公民的概念。雖然現時各國仍受國界所分，不同族裔的人要成為某國國家的公民，就要融入該社會的主流文化，以及遵守該社會的核心價值，但很多開放社會（即以尊重個人自由及人權為基石的社會，具有政治權力分散及文化多元的特徵，如德國、加拿大）都會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下，容許各族裔的人保留自己的生活習慣及宗教自由。如Hussein所言，護照不過是「一張紙」契約，只要各人抱着寬容、自由等價值，大家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分子。這套電影其實很切合香港今天的社會狀況。
《那年春夏．之後》
有關本地社會運動的獨立電影其實一直存在，但可以跳出小眾性質的放映會，在較大型的電影節放映，接觸到一些本來對社運並不暸解的觀眾群的電影，則是寥寥可數。相信有參與過社運的人也會在運動中見過這套電影的導演盧鎮業在拍片，可能是因為本片導演本身也積極參與社運，與社運活躍分子也是相識的，本片所表達觀點與信息其實和近年社運的理念也頗為相近。以下是筆者的兩點感想，大家如果有機會看這套電影（不管你當它是一套類似公民記者所拍攝的記錄片也好，是社運的文宣也好），又或者將來有機會參與社運，不妨思考一下是否合理。第一點，對於近年社運及示威的「激進化」，（所謂）保守的人會說社運人士在搞亂秩序，警方採取的一切行動只是為保障公眾利益和安全；（所謂）激進的人會說警方是代表國家政權的暴力，而既然警方不斷在侵犯公民權利，所以以衝擊的形式對抗制度暴力是合理的；（所謂）理性的人會說示威者激進行為令警方不得不使用更多暴力來「鎮壓」，而警方的行動又會製造更多的不滿，所以雙方對這因果循環都有責任。在三個觀點之中，第一和第三種觀點相信會得到最多香港人認同，但不知大家有否想過兩個簡單問題：1）示威集會要向警方申請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法例，世界上有哪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會有這樣的惡法？2）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從來都難以定分界，但為何執法當局每一次都可以不停地將「公眾利益」的範圍愈劃愈大，拿走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卻愈來愈多，而且不容許公眾參與「劃界」的過程？說到底，香港人對公民權的思考往往局限於社會（社會福利及保障）及經濟方面（參與及組織經濟活動），對政治性的公民權的思考則甚為貧乏，難怪大部分人都會很「自然」地擁護第一與第三種觀點。筆者不認為「衝擊」的最佳的社會行動形式（雖然有時有其必要），但大家必須對自己作為「政治人」，及香港作為「政治社會」有更多思考，才能充分理解「示威者究竟在做甚麼？」及「香港社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第二點，反資本主義是近幾年在社運界重新牽起的思潮，但筆者認為無論是社運參與者還是評論人，對這題目的認識似乎十分模糊。「資本主義」固然是一套經濟制度，但在這個年代，它所影響的不只是經濟活動的形式，還有我們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對身體和個人需要的理解，以至政商關係等等。因此，「反資本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口號。「反資本主義」所指的，究竟是反對私有產權、金錢制度、商品化、金融活動等資本主義的經濟面向，還是反對資本主義對我們的工具理性壓迫？抑或是爭取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制衡大財團的勢力？筆者相信在討論應否放棄資本主義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的不同面向有更深入的暸解。起碼，大家會更清楚知道「反」的究竟是甚麼，而在社運的動員（Mobilization，意指將坐喺屋企食花生的人號召上街）方面，亦會更為有效（正如社運人士梁穎禮在片中所言，「效率唔係要快，係要中」）。
《死亡讓我活多次》
死亡從來都是沉重的話題。年輕的人會百無禁忌，到了中年的人會避而不談，而電視編劇則多數會將死亡的結局放在奸角身上。提到死亡，對很多人來說是「那一刻」的事，因為「那一刻」之後所有生活中的快樂、疾病帶來的痛苦都會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因為只是「那一刻」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會去想死亡的意義。如果換個角度看，死亡不是「清除」生命中發生過的事，而是「留下」一些東西，死亡對於仍生存的人可能變得很有意義。正如電影中的杏平，雖然是從事清理遺物的工作，但正是因為與死亡接觸，讓他重構每一個死者生前點滴，感受生命的真實。這不但令他從童年所經歷的悲劇的陰霾中走出來，同時令很多死者的親人與死者的靈魂再次相擁。杏平的同事有紀，也是因為死去的腹中嬰兒，才能不斷提醒自己好好活下去，而與杏平這「死過翻生」的人相遇，也令有紀重新感受愛。現代城市中個體主義盛行，俗語即是「話之你死，關我X事」，大家彷彿都忘記了人與人之間是應該有愛，也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與生命是相連的。死亡的「經歷」讓人重新認識生命，也令人在悲痛中找到愛，去支撐活著的人的生命。這也許是死亡的意義。
其實近幾年筆者在不同電影節中看過不少很出色的電影，較為喜歡的有《蛋撻》、《一頁台北》、《Away we go》、《幸福的旁邊》、《一國雙城》、《大藍湖》，以及《足球有毒》等。由於已經是一、兩年前的事，所以難以逐一補寫介紹/感想。雖然本人語文能力非常普通，也不懂得寫甚麼影評，但始終覺得電影及藝術是需要時間消化及思考的，而將看過的電影記錄下來則是一個「再咀嚼」的過程。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電影/藝術（有意或無意）帶出的信息，令它們成為枯燥生活中的精神食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