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高鐵廿三條 政府還在隱瞞甚麽？

轉載自http://www.betterrail4hk.org/

2009年12月1日政府本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68億元，興建只有一個西九龍總站，卻比全球最貴鐵路還貴三倍的高速鐵路。下列23條基本問題，政府卻一直未能解答：

1. 政府一直聲稱高鐵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卻違反政府自己的「公開資料守則」要求，拒絕公開可行性研究和經濟分析報告，使市民無從 評估政府的分析存在多少水份。為甚麼？

2. 政府估計有九成半旅客抵達西九總站後，必須轉車才能到達目的地，可是接駁不便，有半數旅客將被迫使用路面交通工具，但政府竟 然聲稱這是最方便市民的車站，製造「市中心迷思」。為甚麼？

3. 政府明知交通專家測算車站用量時，不會考慮超過五百米步行距離的人流，卻聲稱西九總站最方便，是因為在五公里的半徑範圍內，有二百萬市區人口(包括須游泳至對岸的港島區市民)，掩飾西九只是一個設於市區的接駁站的事實。為甚麼？

4. 政府聲稱西九總站的吸引力，在於為內地旅客提供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卻未有說明四成旅客須在地底轉車，一成旅客須步行12分鐘穿過商場轉車，四成半旅客在地面轉車時須面對連翔道的廢氣排放口；政府電腦模擬圖的園林景觀明顯誤導。為甚麼？

5. 政府明知西九道路規劃失誤，造成塞車死症，難以容納 西九總站每天五萬多的地面人流，更何況西九文化區還未完成設計，難以預測車流。政府建議多花118億元改造道路，聲稱能解決塞車，卻又在開會前幾天才容許議員查閱交通評估報告，使民間專家無法參與評核。為甚麼？

6. 高鐵須征用西九文化區約三份一土地作為施工用地至2015年，以及近半的海濱地段，用來搬運相當於六楝國金二期體積的泥 頭，但政府卻聲稱文化區將於2014年 落成。互相矛盾的時間表，引證了西九總站與文化區根本不宜並存。為甚麼？

7. 高鐵的延伸隧道座落在西九文化區地底，列車造成的震動和噪音使地面難以興建表演劇場，但政府卻拒絕解釋詳情，更禁止負責設計 的三組建築師向外透露半點訊息。為甚麼？

8. 政務司司長兼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在11月26日的會議中，對高鐵工程將會佔用西九文化區用地，向運輸局和路政署表達強烈不滿；既然政府內部仍未解決對高鐵工程的重大分歧，卻急於申請撥款。為甚麼？

9. 專家組建議的新方案把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另從機場快線的青衣站新建一段支線直達錦上路，估計較政府方案節省逾300億元。即使政府曲解專家組建議，也承認新方案能節省238億元，但政府卻拒絕聘請獨立顧問深入研究。為甚麼？

10. 機場鐵路中環站有22萬平方呎的月台荒廢12年，而機場快線的客運量在1998年啓用以來沒有增長，以致相等於200億元的資產廢置了12年。政府至今沒有提出改善方法，反而聲稱未來11年機場快線客運量會激增一倍，因此不能開展由香港站至錦上路的 新服務。為甚麼？

11. 專家組的新方案利用新建的港島快線，使香港站和九龍站的旅客可以在市區辦理登車手續，然後乘快線直達錦上路轉乘高鐵。政府明 知這方案可以充份利用廢置了12年的200億元機場鐵路資產，卻寧願繼續容許港鐵公司增加車費，以補貼虧 本的機場快線。為甚麼？

12. 政府聲稱每日99,000人次的預測已經很保守，卻拒絕公開客運估算的詳细報告，又沒有交待今天直通車只有9000人次，和過去交通流量估算的敗績：深港西部通道的車流量只有原 先估算的兩成，西鐵及機場快線的乘客量分別只有一半及四成。為甚麼？

13. 政府聲稱啓用後的營運利潤率達31%，但有關估算是以完全不回收668億元投資及永遠不計利息為前提，更何况有關估算是假設跨境客運量從2008年至2016年間，每年須有5.4%增長，若果增長率輕微下降0.5%至4.9%，高鐵便很可能出現虧損，需要市民每天補貼。為甚麼？

14. 由深圳去尖東，無論經西九龍還是錦上路，旅客同樣需轉一次車，同樣要坐西鐵接駁。比較而言，經西九龍只不過比經錦上路快七至十分鐘。政府寧願為了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幾分鐘的時間而多花300億元。為甚麼？

15. 政府認為多花300億元投資，讓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七至十分鐘，是物有所值；卻不願投入同等資源解決過海塞車的問題，或者回購東隧和西隧，使數量更多的旅客省回更多時間。為甚麼？

16. 專家組方案不但方便新界三百多萬市民，更使轉乘高鐵的機場旅客節省十分鐘；政府棄而不用，認為方便內地來港旅客更重要，即使他們只佔全部旅客的三成，而且大部份並非以西九龍為目的地，也在所不計。為甚麼？

17. 政府明知專家組方案可以帶動新界發展，為元朗、屯門、天水圍區民提多更多就業機會，有助降低貧窮率，卻堅持遷就權貴，把總站設在欠缺發展空間的西九，使市區與新界的發展更加失衡。為甚麼？

18. 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內認只需要6至7個長途車月台，但又堅持要興建9個長途車月台，自相矛盾，又沒有交代很多樓面面積的具體用途，造成西九站的體積比旺角站龐大30倍之多。為甚麼？

19. 專家組的新方案不用回收菜園村，因興建錦上路站而受影響的零散村民少於50户，不及政府方案的三份之一，但政府卻蓄意曲解走線，聲稱要把 錦田河改道，誇大影響範圍至300多 户。為甚麼？

20. 政府明知菜園村村民「不遷不拆」的訴求，和他們多年來對土地的感情，並非用金錢賠償可以簡單解決，卻拒絕考慮毋須 遷拆菜園村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1. 政府方案須鑽隧道入市區，影響大角咀14楝舊樓，5座葵涌及葵芳屋苑，更對西九豪宅造成噪音汚染，官員卻一直淡化影響和迴避居民質詢，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拒絕考慮能夠避免所有上述影響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2. 政府明知工程標價趨勢正在回落(例如鋼筋價格已在過去一年內下跌四成半)，工程界亦不希望政府工程過份集中，引致勞工短缺和推高標價，但政府卻以延誤開工會抬高造價和導致每天損失五百萬元為理由， 以不符合經濟邏輯的空話唬嚇市民。為甚麼？

23. 政府一方面表示了解市民憂慮，不願見到樓價過高，卻另一方面把幾百億資金硬塞在西九龍，間接推高市區樓價，讓市民百上加斤。為甚麼？

愈Lousy愈鐘意？

事實上，《宮心計》和《富貴門》這兩套劇的劇名互相調轉亦無不可。因為《宮心計》是以富貴華麗的皇宮和明星級演員陣容為賣點，和《富貴門》的意思無大差別；而《富貴門》講述的，亦不過是一個在大銀行和大家族之內的「攻心計」故事。作為一個非電視迷，筆者無從理解為何香港人可以看兩套根本是一模一樣的電視劇看得那麼如癡如醉。

筆者曾經以為，愛新鮮的香港人會很快對這些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肥皂劇失去興趣，而筆者亦曾經以為「大婆台」無線會因為編劇們江郎才盡，無法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劇集而沒落。當然，事實很快已經擺在眼前，無線的肥皂劇仍有市場，而它們的肥皂劇方程式：「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似乎是歷久常新、百戰百勝的。正所謂「愈Lousy愈鐘意」，香港人就是這樣。這似乎正正和一些研究大眾文化的學者所說一樣，為了迎合最多人的口味和取得最大的市場，肥皂劇就是以一種既單一，又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條「方程式」去令乎合大眾的口味，但這往往令劇集的題材和內容愈趨單一、中庸和保守。

曾經有不少人都以媒體自我審查為理由，去解釋電視劇內容愈趨保守的現象。香港回歸後，電視台製作電視劇時選材為免觸動到「某些人」的神經，必然會加倍小心，而一些含政治隱喻的電視劇如《變色龍》和《大時代》等今天已不復見。政治隱喻、同性戀（例如你到今天仍然不會看到某個角色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同性戀者身份示人）、粗口（例如今天你不會像當年看《真情》般聽到「仆街」二字）等，當然是「合情合理」地被刪去，但筆者不明白的是，為何很多很普通、很平民、很大眾化又的確令人會心微笑的題材都消失得一乾二淨。其實這都是近十一、二年的事，《美味天王》、《十月初五的月光》、《大澳的天空》、《美味情緣》、《廟街．媽．兄弟》等等，都是一些取材自大眾生活和文化，而且令人看得窩心的電視劇，但這類作品今天亦很難再在電視瑩光幕上找到了。

筆者的確解答不了這條問題。唯一的解釋可能是，無論是編劇抑或是觀眾，都已經和「生活」和「本土」距離愈來愈遠了。我們再也不懂欣賞最貼身、最地道的事物。相反，我們似乎特別偏好大場面、大堆頭的製作，愈Lousy愈鐘意；而本身已經脫離了「生活」的編劇們亦當然難以從多采多姿的生活及地道文化中取材，唯有在最多人喜歡的「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的方程式上創作。當然，這只是筆者的胡亂推論，但當看到今天的電視劇又吵耳又煩人，而且像香港的樓宇和街道設計般，漸漸變得一式一樣，筆者的確沒有胃口去用這些電視劇去「送飯」。或許，有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電視劇。

僱主與僱員

一個月前還是一個兩袖清風的量地官，一個月後的今天雖然未至於百務纏身，但今天的睡眠時間永遠都不太夠。經歷了十多二十年的校園生活，要適應一個新生活、新身份對於我來說是不容易的。尤其當自己已經不再處於一個「學習者」的位置的時候，你便更要用心把每件事做好，否則便要用心找工作了。另一件比較難適應的東西是人與人的關係：在工作間，永遠只有你需要那份工，而不是老闆一定需要你，老闆只需要一個可以幫他完成工作的員工。

回想找工作的時候，遇到的情況永遠都是「工作」選擇你，而不是你選擇「工作」。求職與招聘，永遠都存在著一個不平等的關係。「求職」，故名思義是你去尋求一份工作，你永遠都是「低聲下氣」，希望別人「施恩」的那一群。因此，你必須將自己裝備成為僱主喜愛聘用的那一類人，去迎合僱主的要求。這種情況就好比你因為不喜歡那份工而「放飛機」不去面試，僱主永遠都會覺得是你沒禮貌，不作事先通知；但若果情況是，僱主將你的求職信掉進垃圾箱內，他可以理所當然地不打電話告訴你已落選的消息。當現今香港人浮於事，每個人都只希望有一份工作保兩餐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僱員」或「求職者」，更加沒有權利去「say no」。即是說，永遠都是你去遷就「工作」的要求，而你沒有權利去選擇一份附合自己要求的工作。

況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產的人，無論在技能、創意方面都是差不多，即是說僱主可以隨便在勞動市場中找一個人（只要他不太差），便可以代替你的職務。僱主是永遠不會對某位員工的離去而受到打擊或感到後悔的，因為在技藝（craftsmanship）低落的現代社會中，除非你是特別出色或年資長經驗夠，不然很少人足以成為獨一無二的那一個。既然每名僱員都能輕易被取代，那麼僱主也必然可以輕易找其他人把任何一名員工取代。在這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作為僱員只能盡力把自己變成僱主心目中獨一無二的那一個，因為僱主可以隨時對你說：「我不再需要你」。

曾蔭權為什麼乞人憎？

施政報告公布之後，香港人怨聲載道，似乎特首曾蔭權的民望似乎又會進一步下跌。其實近年來，曾蔭權的民望只有跌，沒有升。雖然曾蔭權說「民望如浮雲，他個人並不在乎」，但民望始終是市民對政府及官員的滿意程度的指標，而民望持續下跌多多少少亦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其實是日益增加。因此，如果曾蔭權還有一點政治智慧，也許應該好好檢討一下自己那裡出了問題。

第一宗罪：反智
曾蔭權曾自稱是典型「香港仔」，所以筆者有理由相信他的腦袋也充滿著典型港式反智思維。香港人對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詞彙十分熟悉，諸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全球化」等等，都是香港人是朗朗上口的詞彙。然而，當你仔細問一問他們其實知不知道這些詞彙是怎麼解或是所指什麼的時候，筆者相信十個人之中起碼有八個是不知道的。可悲的是，香港人喜歡將這些似是而非的詞彙奉為教條。事實上，曾蔭權就如一般香港人一樣，喜歡將「某某主義」奉為教條，但實際上對那些教條一知半解。就拿「自由市場」這香港第一教條為例，曾蔭權和其管治班子曾多番表示「香港乃是奉行自由市場的地方」，所以對所謂政府干預市場都十分避忌。「自由市場」最最最基本的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與市場的競爭，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去確保每人都有公平的「參賽」機會，從而建立一個自由競爭和以市場力量調節的自由市場。不幸的是，當曾蔭權天天妁「自由市場」掛在口邊的時候，香港的自由市場已經變成「自由地壟斷市場」。受惠於政府的高地價及勾地政策、對地產和金融業(超)高利潤的容忍，和對公平競爭法及最低公資的長期漠視，香港的商界和地產巨鯨越來越自由地壟斷本地市場。香港人一方面要忍受那些大型商場和巨型發展商旗下的樓盤逐步蠶食香港的土地和空間，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日用品的物價一天比一天高(主要是因為兩間大型連鎖超市壟斷了日用品供應市場)，這怎叫香港人不會一肚怨氣？

第二宗罪：強權管治
回歸十二年，我們看到的香港特區政府所做的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權管治。這種管治由曾蔭權接任接首之後更見明顯。特區政府管治失效，除了是因為欠缺民意基礎這核心問題之外，亦是由於特區政府不能如以往殖民政府可以以一種與部分資產階級(英資)達成政治共識和凌駕於各利益集團的制度去維持其管治。政治環境的轉變令利益分配的問題表面化，而普遍香港人亦期望一種比的殖民管治更開放的制度(基本上以往權力架構是封閉的)。或許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認真審視過整個制度及社會基礎上的改變，所以當政府推出的政策不得民心時，往往顯得不知所措而變得「霸王硬上弓」和「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最近期的例子一定要數石崗菜園村的收地問題。筆者在中學時期已經聽聞過廣深港高鐵這基建項目，但筆者如不少香港人一樣，在過去數年間對高鐵的規劃和諮詢一直都被蒙在鼓裡，直至最近菜園村收地事件鬧大了才知道原來高鐵已經準備上馬。對菜園村的居民來說，這就等於政府可以不經諮詢而向他們收地，即使政府的賠償多少金錢，這實際上與掠奪私有財產無異。事實上，曾蔭權所領導的特區政府那種「先拍板決定，後諮詢」的假民主施政方針已經越來越不得民心。這是因為政府本身已經沒有民意基礎支持，而推行政策時亦沒有經過諮詢以達成社會共識，令香港人感覺到有一種強權壓在他們的頭上。視民意為洪水猛獸，就間接等於將人民排擠於決策之外。「我嘅意見，就係代表香港人整體既意見」這句話，潛台詞其實是「民意在我眼中從不重要」。這種強權管治絕對不是香港人想要的。

第三宗罪：沒有為香港的心
不少人說曾蔭權的管治比董建華更差，筆者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曾蔭權從來都不會將自己當作「公僕」。如上文所說，自稱為「香港仔」的曾蔭權的確遺傳了不少「香港仔」基因，例如縮骨、御膊、走精面等等，而當AO出身的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之位後，這些特徵更是表露無遺。譬如說，曾經在特首競選戰中表明要在任期之內訂出普選路線圖的曾蔭權，就以本屆特區政府不可處理2017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為由，不肯提出香港的普選終極路線圖。我們暫且不評論曾蔭權有沒有為香港人向中央表達對民主的訴求的勇氣和承擔，但我們明顯見到的是曾蔭權對這些敏感議題所採取的態度就是避之則吉，但求「做好呢份工」。就算我們討論的是最本土、最基層的議題，我們見到的是曾蔭權只聽見地產商賺少了錢的抱怨，卻聽不到123萬貧窮市民的訴求。這是一位「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這是一位特區首長應有的表現和態度嗎？

筆者相信上文只是香港人對曾蔭權的不滿的Snapshot，香港人真正不滿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曾蔭權與其一天到晚只懂在喊「我會做好呢份工」、「和諧家庭」等政治口號，不如花些時間想想為何港人對他和他的班子的不滿越來越強烈。正如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鏡頭前的把戲

筆者近來閒在家中當量地官，上網找了「本地政壇新星」季霆剛作客由鄭經翰主持的《星期日大班》的短片來看。一如大家所料(也許也如季霆剛本人所料)，鄭大班在節目中串盡季霆剛。無論是衣著品味抑或是季霆剛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的風波，季霆剛可說是毫無招架之力。如果季霆剛回家後好好研究一下傳播媒介的遊戲規則，他以後或許可以更安穩地在政治世界中生存。

自從電視面世之後，不少研究傳媒的學者(如Neil Postman)認為政客不再需要以印刷媒體面向公眾，向公眾解釋其施政或政治理念，而著重理性及邏輯思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政客透過電視以嘩眾取寵的表達方式和能為觀眾帶來感觀刺激的肢體語言，來吸引大眾的支持和喝采。這種傳播媒介的轉變，除了窒礙觀眾理性和邏輯地分析訊息之外，亦為不少政客提供了一個表演的場地。懂得利用這表演舞台的人，自然得到大眾的注目和支持。

有了電視這絕佳的傳播媒介，讓城中名人露面曝光的清談節目和人物專訪節目大量湧現，而《星期日大班》亦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姑勿論《星期日大班》每星期邀請甚麼嘉賓到訪，這節目的主角從來卻只有鄭大班本人，而不是來訪的嘉賓。這點大家只要看一看節目名稱便清楚明白。而鄭大班最為人熟悉的是甚麼？是他不留情面地串盡城中的人和事的風格。這樣說的話，《星期日大班》這節目是「set定炮台」讓一眾來訪的嘉賓被鄭大班「串」。

如此看來，「本地政壇新星」季霆剛在節目中受鄭大班魚肉是無可避免的事。但大家只要看看他在短短半個多小時之內由趾高氣揚變成極度無奈，就知他根本不明白整套遊戲規則是甚麼。由節目一開始鄭大班批評他的衣著品味，到鄭大班說他在大學選修法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再到重頭戲鄭大班批評他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是機會主義者所為，鄭大班都是佔盡上風，甚至可說是佔了整個節目的話語權。季霆剛雖然很想說明衣著品味是主觀這個道理，也很想在鏡頭面前說出他眼中的公民黨是何等不濟，但他從來都沒有察覺到，話語權根本不在他手上。這是因為《星期日大班》不是立法會，不需要講平等的發言權利；《星期日大班》也不是立法會選舉節目，不需讓你慢慢說你的道理。《星期日大班》是鄭大班嘩眾取寵的舞台，不是季霆剛在鏡頭面前談偉論和為自己「洗底」的場合。

如果季霆剛是想透過上《星期日大班》和鄭大班交鋒，來為自己「洗底」和為自己建立知名度的話，他也許選錯了場合，而且未免太不了解遊戲規則。只要掌握不同傳播媒介的特性和觀眾的心理，傳媒往往是政客最有力的武器，尤其現在是「web 2.0」的時代，傳媒的威力更是倍增。大家只要看看黃毓民選擇何時在鏡頭面前擲蕉，何時將自己的觀點說之以理便一清二楚。至於不懂得利用傳媒的人，往往只會在網絡上醜事傳千里。要成為政客，季霆剛除了要聽黃毓民說「喝多幾年中共奶水」之外，當然還要好好了解傳媒的遊戲規則。

（轉載）沒有出席，何來主角？

摘自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日《明報》 文：黑貓

近日有一爭論，指香港傳媒大肆報道自己記者被打，做法是否恰當。資深傳媒工作者閭丘露薇撰文指記者不應變成頭條，不應變成新聞主角，這會間接令觀眾忽略了真正應該關心的新聞本身，就是烏魯木齊的局勢。但另一方，兩名新聞工作者楊我及何文雯則反駁，指記者被打以至被誣衊，反而令一件發生在遠方的事變得更貼身，令香港人更有興趣關心烏魯木齊的狀況。我認為這種討論太抽象了。只要細看一下各個傳媒在新疆報道上的出品，你已可以看到，記者是否被打，記者有否成為主角，都不會影響香港傳媒去更深入報道烏魯木齊局勢的欲望。

我從2009年7月5日（即新疆第一次騷亂）開始以慧科搜查，發現香港報章有2000幾條關於烏魯木齊的報道，但大部分都是引述二手消息，如新華社美聯社等。銷量最高的幾份報紙上，關於烏魯木齊衝突的頭版相，都是使用外國通訊社的。原來除了我們看到被打被扣的幾名電視台和電台記者之外，大部分香港報章都沒有派員到新疆。那末，連香港記者都不到場，要在「記者vs.烏市局勢」之中選擇新聞主角的爭論，簡直是一場笑話。

表面上看來，閭丘露薇提到「記者搶佔了新聞版面」的情況，的確存在。讓我們做個粗略統計。在慧科網頁搜查，由7月5日到9月4日，即新疆出現動亂而港記又未被打之間，香港報章關於烏魯木齊的報道只有一成提及記者採訪的情（1800條中有250條）。但到了9月4日香港記者被打此文撰稿之日（9月17日），多達三分一關於烏魯木齊的報道是集中在記者被打一事上（700多條中的250條）。可見記者被打之後，本地傳媒對烏魯木齊局勢報道，比例上減少了。

記者被打後 採訪烏市報道增
有被派往新疆的港記說，他很用心撰寫了一篇過千字關於關於維吾爾族人民苦的報道，但出街之日，卻碰上新疆新聞辦誣衊港記「指手劃腳」「煽動鬧事」那一天。他那篇充滿「人文關懷」的報道，被大肆刪到剩下幾百字，因為要讓位給「記者被屈事件」。換句話說，因為記者成為了主角，「新聞主角本身」就被縮減了。似乎，閭丘露薇所指非虛。但這是否等於記者做主角，令版面減少對當地局勢的報道呢？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再問深一點，原來沒有記者被打事件，這個記者可能就不會踏足新疆，連僅僅數百字的「人文關懷」文章也根本沒法見報。何解？因為這名記者根本就不計劃到烏魯木齊採訪。9月初，當地出現針刺案，局勢開始不穩，不少香港報章都沒有計劃派員北上採訪。據一後來被派記者所說﹕「上司都話睇定d先。」直至9月4日3間電視台的記者在烏市被打，畫面傳送到香港。兩間不同報館加上一間電視台，都是在記者被打事件後（或因為看到催淚彈橫飛的畫面），才生起念頭派記者到烏魯木齊親身採訪。

原來，兩次新疆騷亂，分別為今年7月初和9月初，有派記者親自到新疆採訪的香港傳媒並不多。據知，電子媒體比較齊人，有無、亞視、有線NOW、商台、港台。但本地平面媒體，出席的就少得可憐。撇除《文匯報》、《大公報》等在內地有較多人力資源的報紙，在非傳統左派報章中，只有《明報》、《南華早報》和《亞洲週刊》有派人到場。反而外國傳媒，如日本NHK電視台及美國背景的自由亞洲電台則派人親身到新疆採訪。

讀者要吃「三手消息」
至於3份在香港銷售量最高的報紙，卻缺席新疆，讀者所看到的，大部分是職員在香港或北京的辦公室，看中央台或拿路透社、美聯社的稿子照片，炒雜起來的新聞。這種在冷氣房做新聞的方法難以做到深入的報道。新聞界都知，中央台和通訊社都帶有既定立場。須知道維人漢人的種族衝突，是涉及疆獨，非常政治化的議題。記者沒到場就只能用「二手消息」了。香港讀者看這些報章去了解新疆局勢，只能吃「三手消息」了。

要知道，傳媒機構會否派員到偏遠地區採訪絕對反映機構是否重視事件。機票食宿保險都是錢，香港這邊又少了一兩個人工作，所以不是重要新聞，公司不會隨意叫記者執行李。去年的四川大地震，大報小報前仆後繼，爭崩頭派記者到場，採訪一個又一個小故事大新聞，有傳媒用在該宗新聞的開銷多達100萬元。所以我們見到是相對廣闊的報道頻譜，從感人至深的英雄事到較尖銳的豆腐渣工程也得以見報。

缺席報道 政治取態
據知，今次記者被打時，當地只有香港的電子傳媒，大部分本港報紙是缺席的。反而，記者被打之後，事態嚴重了，促使了其他一兩份報紙和一間電視台的管理層對事件感興趣，派人到現場採訪。所以「記者成為主角」的事件，的確把更多香港記者吸引到新疆，轉而令本港媒體裏出現更多新疆局勢報道。所以，何文雯所說的不錯。記者被打之後，的確令市民更關心新疆。但我認為，記者被打事件，更直接是令到至少3間傳媒的管理層生了動機，派員去採訪當地局勢。亦即是，是記者先做了主角，新聞本身才得以進一步曝光。

但整體問題是，即使記者被打了，大部分本地媒體還是無動於中，沒計劃派人到新疆採訪。這裏顯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就是，傳媒管理層基於各種原因，或因為開支大，或因為政治取向，選擇缺席新疆。而這種集體缺席，正好反映的是，記者是否成為主角，根本不會對本地傳媒有大影響，令它們加深或減少對「新疆種族衝突」話題的興趣。不少傳媒就是不願意深究這個題目。它們認為，中央台新華社和外國電訊的資料已經足夠。

刪稿剪接 種族問題和諧掉
一名到場採訪的港記說，他並不滿意自己在新疆的報道。他說，他埋首在酒店裏，每天寫了很多資料傳回香港，但出街時已被上司刪減得七零八落。到最後曝光的故事，和通訊社的所差無幾，只是泛泛而談，道出市民恐慌心理，兩族互相猜疑的心態。我問﹕「那你有沒有寫出比較深入的報道？」（亦即閭丘露薇所提到的新聞本身）他說﹕「因為我想到之前出街的只寫出漢人感受，於是我後來寫了一篇近2000字的報道，是關於維族人感到被壓迫的心聲，我很用心去寫，但到今天，該報道卻石沉大海，上司亦沒有告知我原因。」他猜測，由於官方一直把維族人描繪為暴徒，將維族人寫成值得同情的報道未必合乎公司心水。

這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即使有沒有打記者的事件。各大本港新聞機構會花多少版位多少airtime去報道烏魯木齊的局勢是有更多內情的。報館不選擇派員到場，多少反映香港傳媒不願花精神時間去挖掘當地的民情怨情。即使派員到場了，也可以透過刪除稿件或剪接，把烏魯木齊的種族問題和諧掉。

將記者被打一事放大放上頭版，把種族仇恨簡化為通訊社照片上耀目的火光，這些處理，都是把敏感而艱澀的新疆種族問題淡化。閭丘露薇說，要把新聞主角還給新疆人，這種說法未免過於單純，彷彿這個口號叫了，便能提醒各傳媒多點關心新疆人，這種想法，實在忽略了新聞操作中複雜而細緻的政治經濟角力。

（轉載）城市絮語

文：胡恩威

1.倫敦有幾個古老的批發市集，蔬菜生果的，肉類的海鮮的。大都是晚上開始活動的，有一個叫Smithfield 的市場。黃黃白白的光，大大小小的貨車，豬牛羊一刀一刀新鮮的肉香，市集都是屬於夜晚的。我們要知道一個城市的夜晚，我們便要到那個城市的批發市集去看。香港油麻地的果欄也就是那種批發夜市集，是香港最古老的批發市集，建築也是原來的民間棚架式風味，晚上十二時開始一車又一車的水果來了，來自世界各個地方的水果，穿過這些果香，搬運工人的勞動，夏天的汗水混合了五顏六色的水果，冬天的寒冷水果好像一些精緻的寶物，下雨時候的水滴，像回到那些水果生命的源頭，十分美麗的想像。

2. 荷里活道，古物，二手市集，老餐廳，古廟，小公園，咖啡店，大樹。西洋菜街，滿街都是二拉架，都是電器店，都是人山人海。廟街，退色的街道，殘舊的衰落，大排檔和唱大戲的，曾經有過的興盛。波斯富街，電車路，消失的利舞臺，二樓咖啡店，自由行。廣東道，海運戲院，什麼都是名店，曾經有過的Noon D。

3. 在空中看香港那些密密麻麻的景觀，那些高樓大廈，那些我們天天都在行走的街道，巨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由金鐘海旁直昇機場出發，先圍堯香洗島一個，可迄著九龍一直飛到，可迄著九龍一直飛到深圳河，再飛到大嶼山大佛，和一些小島，再回到原來的出發點。

4. 因為到了郊外生活，才知道聲音的對比，郊外的靜，郊外的各種自然聲音。才知道城市聲音的不一樣，人的車的冷氣的電視的收音機的各種混含在一起的交響聲音。還有氣味都是人工的氣極度的香食物的香食物的臭，人的氣味濃烈的淡淡的，用鼻子起漫遊，走進百貨店的香水迷陣，走進超市的種捶冷氣人造香氣，走進灣仔舊區小販四處的小街，賣涼果的味道，賣花的草香花香，賣毛巾生活用品的那些新鮮質感。

5. 班雅明的巴黎商場研究計劃可以說是文化研究的經典研究模式，也是工業革命衍生了「城市」, 第一個具備現代觀念的城市研究模式，這個傳說中的研究計劃近年巳翻譯成英文。在這之前我也是在一些論文和書本中讀到這個末完成研究計劃的一些片斷和評論，後來讀了英文版本，最具啟蒙的是班雅明對城市研究的清醒和科學，透過商場這個資本主義建築形式，由建築營造開始，物料施工方法，到經濟社會層面的各種影響，而巴黎正正是處於城市現代的傳化期，那時候的巴黎被認為是世界城市的首都，第一個具備國際大都會條件的現代都市，世界藝術和思潮的中心，西方殖民資本主義的第一都。班雅明的巴黎商場研究到了今天仍然十分重要，我們可以以其結搆和提網，來研究我們身處的城市，北京,廣州,上海,南京,臺北,香港,武漢，成都,深圳，長沙。其實在七十年代倫敦出現的time out 雜誌就是受著班雅影響的城市指南，每一期的內容都是反映著那個時期的文化面貌，點點滴滴的系統性介紹，當然，現在的經濟成為了一切的意識形態之下，這些指南往往被異化為單純消費廣告指南，這種現像也是慢慢地把原來多元的城市文化導向為一種單元的文化消費，而全球化市場經濟帶來是更多元多樣的可能，這是越來越單一？也許我們可以透過研究目前中國射各種商場模式，知道一些情況。

6. 那一年第一次到東京，第一天是學習看地鐵圖，走了山手線一個圈，在原宿下車，四處亂走，表參道的那些小店，兩層高的，四層高，那就是東京像由很多小村組合而成的大都會，東京地鐵圖像密碼，我也是到了第四天才知道怎樣可以有效去理解，山手線是最重要，把柬京不問的主要區域連結起來，那時候的六本木有點像個特區，仍然沒有六本木山和mid town，但有家八層高的WAVE, 地下是一家專門播放歐州電影的電影院, 上面是一層又一層的CD和黑膠，還有剛大量出現的錄影帶，還是十分泠門的藝術片類型。東京是什麼都可以找到的，尤其是音樂和電影，就算今天有amazon，東京仍然是終極的購物大寶庫，但是需要很多耐性去尋找。在誠品敦化二十四小時出現之前，六本木己經有差不多二十四小時的ABC書店了。而且是藝術設計書為主的。東京一去再去，變化是很多的小變化，上野公園好像永遠不變，那個動物園，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動物園。動物園的氣味。街頭的音樂，彈彈結他唱著城市。在城市流浪。

7. 城市是越來越一樣了，機場越來越一樣，酒店房間也是一樣，電視也是播放著BBC,CNN, HBO之類的節目了。建築物的類型和設計也是差不多了。酒吧播放的音樂可以喝的酒也是差不多了。

8.城市的墓地，那些才是沒有變過的都市空間，那一年去尋找小津的墓地，看見很多過去的故事，一個又一個的名字和年份，一些鮮花，一些已經被人忘記的墓地，仍然是在城市裏面的安靜一百年後，二百年後，五百年後，城市也許像小津墓地那個「無」一樣了。城市的生命有多長呢？可以有多長呢？氣數五百年，一千年後香港仍然存在嗎？那些高樓會變成什麼樣子？那些商場是不是都是人？

以巴衝突──不止是宗教衝突

中東戰火連綿，和平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曾經有人說，以色列是中東的禍心。作為中東版圖之內唯一一個以猶太人為主及信奉猶太教的國家，以色列就像和整個阿拉伯世界角力，而這場角力就引來美國對中東內不少伊斯蘭國家的「粗暴干預」。始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一直都是中東地區之內最引人入勝(或最令人唏噓)的連續劇。

不是正義與邪惡之戰
二次大戰之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開始興起，猶太人開始響應號召回到《聖經》之中的應許之地－－巴勒斯坦地立國。然而，這塊巴勒斯坦地，早已住滿了巴勒斯坦人。要在這塊土地上立國，即是要把該處的巴人統統趕走。在猶太人心目中，他們才是巴勒斯坦地的主人，巴人根本不應該在這裡出現。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之後，以色列正式在巴勒斯坦地立國，而以色列更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分別從埃及和約旦手中取得近月再度戰火連天的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自此，以色列便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在巴勒斯坦地迅速建立其「主人」身份及軍事力量，即使巴人佔了這土地的七成人口。

多年來，以色列一直在有大量巴人聚居的西岸(West Bank)興建猶太屯墾區，為的是一步一步將巴勒斯坦自治區弄得支離破碎，令巴勒斯坦在地理上根本沒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在西岸的屯墾區及檢查站亦大大打擊了巴人的經濟和日常活動。此外，興建屯墾區也幫助以色列控制了水源，令猶太人可享受這在沙漠地帶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為了重奪聖城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沙龍曾下令軍隊硬闖東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而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興建屯墾區，目的就是為了將巴人逼出這個伊斯蘭教徒也視為聖城的地方。以色列一連串的建立勢力的活動，催生了世人視之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派和法塔赫等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結果，就是昨天哈馬斯送猶太人幾支火箭炮，今天猶太人便對準你的房子射一枚炮彈，明天哈馬斯再以自殺式炸彈還擊。總之，有你便沒有我。

最近，在美英兩國調停下，以巴雙方似乎有望再次達成所謂的協議。可是，對於以色到來說，要他們停止在西岸興建屯墾區的大前提是巴勒斯坦要先承認以色列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這即是說，巴人必先承認猶太人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另外，要以色列停建屯墾區是可以的，除非其他國家不干預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任何活動。另一邊廂，巴人也說除非以色列停止所有興建屯墾區的活動，否則他們不會妥協。

神的教誨往了哪兒？
也許流亡的歷史令猶太人這民族充滿悲劇性，但卻正正是這段流亡史和被屠殺的經歷，令猶太人明白立國的重要性，和懂得將自身的悲劇變成政治籌碼的技倆。一般人可能會問，《聖經》不是教我們要愛人如己嗎？然而，須知道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在信仰和對《聖經》的解讀上其實有很大分別，例如猶太教認為《聖經》的新約和《希伯來聖經》(即《聖經》的舊約)有衝突，而猶太教亦不認同耶穌就是《希伯來聖經》中的彌賽亞(即救主)。因此，我們不能單純以基督教的角度來理解猶太人的行為。雖然如此，但如果借《聖經》的舊約來評價這場沒完沒了的衝突，我們仍會質疑猶太人的行為是否合乎《聖經》的教誨。《聖經》的十誡說，「不可殺人」(第六誡)和「不可貪圖別人的房屋，也不可貪圖別人的妻子、奴婢、牛驢和屬於別人的任何東西」(第十誡)。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猶太人奉神之名肆意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侵佔巴人土地和壟斷區內資源。這些不正正就是徹頭徹尾「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第四誡)嗎？

至於巴勒斯坦人，則一直打著伊斯蘭教聖戰(Jihad)之名以暴力對抗猶太人的暴力。對穆斯林來說，武力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能使用的，而使用武力的原則是要將傷亡減至最低。但事實上，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同屬亞伯拉罕諸教的伊斯蘭教最終仍以倡導仁愛、公義和和平為大原則，而所謂聖戰亦不過是一種保護伊斯蘭免受侵略和消除暴力與不公義的一種手段。即是說，別人打你一拳，你要先勸導他而不是立即還以顏色，到必要時你才可以還他一拳，而且那拳不可以比別人打你的一拳大力。可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哈馬斯、法塔赫等打著聖戰旗號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又有否依著《可蘭經》的教誨，以最低武力來換取與猶太人和平共處，而他們所做的又是否以公義與和平為最終目標？

如果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爭是緣於宗教衝突的話，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對他們的宗教過份狂熱，還是他們根本誤讀了《聖經》和《可蘭經》？到了今天，要解決以巴衝突，不是將他們各打五十大板就可以讓他們和平共處。我們只能期望有一天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能真正受他們的神所感召，以土地換和平。

（轉載）誰和誰和誰爭氣

摘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明報》 文：陶囍

很多年前，有人對我說﹕「做我們這一行，每天打開門口，總會有點什麼無法預知的事發生，黃賭毒都有可能。我無欲無求，只望退休前不要有大件事，於願足矣。」說話的人不是警匪片裏的老差骨，而是一個年近六十的校長，斯時他領導一所「第五組別」學校，上學猶如上戰場。荒謬的是，真正的老差骨，說話卻又像謹小慎微的校長，有一回，警長勸我那些在課餘組織區內巡邏隊的老師朋友﹕「這些事還是少做為妙，萬一遇上壞分子插贓嫁禍，或者被女學生誣陷非禮，到時就水洗不清。學校外的事，由得外展社工操心吧。」

可能我眼淺，聽見這些話，我直想掉淚。那眼淚，為精疲力竭的校長流，為有心無力的老師流，為被處處提防的孩子流。

淚水雖然不能解決問題，至少不會衍生新的。校園自願驗毒計劃出台，翌日大量評論滿天飛，綜合起來，離不開對成效的質疑。本意是針對青少年毒禍的處方，在質疑聲中，反而變了另一個禍端，罪名包括破壞師生互信關係、影響學校和家庭文化，由於抽查的做法帶有一視同仁的意味，變相認可毒品已經成為生活一部分，意外地加強了它的普遍性，特別怕執輸的學生，說不定更難抵一試的誘惑。

教育本業的意義
練乙錚提到驗毒帶來的「商機」，這世界，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管你政府如何雷厲風行，神奇的市場自然懂得調節，到時候，又要想出另一套新的策略，那套新的方法，幾乎又肯定會引發出另一些對應方法。這樣想下去，怎不叫人心灰意冷？黑白對峙，白的那一方，似乎永遠不夠聰明，不夠醒目，思慮不周，守在正道這一方的人，明明應該正氣凜然，形象上卻如手忙腳亂的債仔，為求減債數數，結果落得舊債未清新債又至。

不要忘記除了毒品，學校還要面對以下問題﹕未婚懷孕、上網成癖、缺乏學習動機、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收生狀況、新高中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自我權益意識膨脹的學生和家長……各校情有別，要煩惱的事也有優次之別，但總也是煩，長期透支下，漸漸連最初那筆債是什麼都記不起，只能繼續頭痛醫頭，應付了燃眉之急再說。時日久了，連討論教育本業的意義，都變得奢侈。

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某校有一個容易情緒失控的學生，有幾回發起狂，直奔廁所，一拳打破玻璃鏡。那些鮮血和碎片，足叫校方相信那未必是「個別事件」，為怕發生同類事故，學校拆下男廁的鏡，換上打不爛的塑膠鏡。幾年後，狂生早畢業，鏡還是那樣的鏡，大家都習以為常，直到某天，一個轉校生問師長，這些鏡怎麼都像哈哈鏡，往事才被重提。轉校生說﹕「就是為了一個學生，要我們都不能好好的照一回鏡？」這問題如一記春雷，一下敲醒了被日常瑣碎勞心的工作磨蝕了的心。幾天後，學校重新換上了光潔明亮的玻璃鏡。

學校爭氣的機會
單是把這故事重述一遍，我仍能記得初聽時的感動。學校不能保證所有學生都是不會發脾氣的乖寶寶，但學校也不能假定所有學生都是只會破壞不會建設的魔怪，所有假設最終都會出現偏差，學生本來就不可能千人一面，更何況，正值青少年階段的人，性格和行為分分鐘都在微調，誰又能永遠早先機，做好一切預防工作？學校卻可以反求諸己，問自己希望為學生提供怎樣的校園生活？訂好了目標，就得咬緊牙關，從硬件到軟件，全力實踐信念。想學生感到校園有愛，就不要把學校裝修成高設防監獄；想校園有互相尊重的文化，就要約法三章，更要把規章背後的理念講明白，師生共同遵守。那所把鏡換回來的學校，不見得從此天下太平，但他們是爭氣的，他們撥開雲霧，重拾起最當初的教育理念，把信任和尊重交回學生手上。

可恨的是，學校能爭氣的機會實在不多，要抱持原初的宗旨辦學，愈來愈不由自己話事。現時提出的驗毒安排，透露了什麼教育理念？我只看到故作聰明的行政手段。為免掀起人權和私隱的爭議，計劃貼上了「自願」的標籤，益發顯得船頭驚鬼船尾驚賊。驗出有毒後的跟進措施不清不楚，目前的說法是學校只會輔導涉毒學生而不作懲處，問題是輔導有無期限？如果有期限，輔導失敗怎麼辦？如果沒有期限，學校人手怎麼辦？輔導期間是否要定期驗毒？是自願還是強制？費用由誰負責？這些問題層層相扣，不是稀鬆平常的一句「贊成」和「反對」處理得了的，但在熱烘烘的媒體討論中，學校又再一次被迫表態，又一次被抬上了轎，向下一個注定的失敗徒勞狂奔。末了，不要說爭氣，能不斷氣都算萬幸。

前行下去的勇氣
我真希望政府這一回爭氣，承認驗毒不等如解毒，現在一切的辯論，不是為了釐清驗尿或是驗髮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是要找出對付毒禍的方法。在鑽進技術細節以前，請把話說明白，這回大張旗鼓，為的是及早識別涉毒學生，還是為了阻嚇蠢蠢欲動的初哥？如果是前者，我懷疑老師家長同學不可能不察覺任何蛛絲馬，南島中學的經驗（參考八月七日明報社評）足以借鑑；如果是後者，那就不要假裝客氣，儘管打開天窗，說服公眾強制驗毒的必要，盡快諮詢和立法，同時開展另一些針對濫毒的計劃。

我更希望所有不願被看扁，不想被提防的孩子爭氣。近年流行「新一代沒什麼機會發展」之類的說法，說的人常常用犀利的言辭，道出大人的淺薄虛偽，點破一切皆是社會的錯。這些話聽來很有吸引力，它們會讓人忘記，社會再不濟，「我」是一個有思想有感情，能呼能吸能吃能喝的生命實體，「我」面對很多限制，但每一個決定，最終還是由「我」而來。社會或許真有對不起我的地方，但我總不能因此對不起自己。

我願意相信，當孩子認真爭氣，疲憊不堪的校長和老師，前路再苦，情勢再壞，他們都會甘之如飴，找到前行下去的勇氣。

書寫歷史

不知大家會否有以下的疑問：為什麼每逢新聞報道要找一張代表香港的相片時，永遠都是找來從太平山頂俯瞰，中銀及港島佔了圖片右下方三分之二位置的相片？細心留意及回憶一下，大家不難發現基本上所有教科書和網站，都有以這張圖片代表香港的習慣。可能大家都覺得這張相片沒太大問題，而且頗有氣勢。但其實，大家到底悶不悶？

沒有人會否定從太平山頂望下來時有「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的說法。也許我們很喜歡看到中銀大廈和國金高高的聳立在香港島上，因為金融業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而他們亦正正代表了香港的繁榮、富裕和國際性。望過對岸的九龍半島，最顯而易見一定是文化中心，然後就是坐落於尖沙咀的酒店和商業樓宇。而中間的維多利亞港，就是香港由漁港搖身一變成為轉口港的重要印記，「水深而闊」是每個小學生必定記得的形容詞。由維港到摩天大廈，就是香港人所認識的香港發跡史。當今時今日的香港已經站在成功的位置，那麼線性的歷史觀便一定要像進化論般，將「舊」、「不合時宜」和「落伍」的事物淘汰，並將它們打到我們看不見的角落去，來襯托出當下的光輝。

從來沒有人喜歡談及在中銀、匯豐和國金之下，我們看不到的橫街小巷和其中的小店、茶餐廳和市集。更沒有人喜歡提起尖沙咀以北（深水埗、油麻地和荃灣等）的香港故事。不是因為我們不認識，只是因為我們看不到。我們（喜歡）看到的，最多只有李嘉城等勝利者「穿膠花」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歷史，早已有幸地獲放進博物館裏了。然而，在很多人心底裏，看不到的歷史的重要性其實和我們看得到的歷史不相伯仲。如果不是，為什麼會有人因為天星皇后要清拆而去拍照留念？又為什麼會有人每逢星期天一定要到樓下的茶餐廳吃菠蘿包、喝奶茶？這些東西都令我們對香港建立一種以感情為基礎的城市意識，而非單單以制度為基礎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因此，我們看不到的歷史不是註定的失敗者，而是犧牲者。它們是犧牲在腦中只有資本主義的官員和只想天天歌舞昇平的統治者手上。

既然如此，我們的歷史便不可以缺少「看不到的歷史」這一章。細看之下，原來菠蘿包幾乎是每個香港人的成長和生活的印記。相信每個人都會記得每朝早一邊咬著菠蘿包，一邊上班上學的日子，或每日下午茶時間吃菠蘿包的時光。猶記得筆者讀幼稚園時，也是每朝吃一個菠蘿包才上學。那些吃菠蘿包的日子，正正代表著每個香港人生活和奮鬥的點滴。事實上，菠蘿包養大了不少香港人。還有，曾經何時滿佈街頭的流動小販，除了是製造出滋味小食和每位低下階層的主婦買入生活用品和水果，滿足生活所需的地方，也是低下勞動階層掙扎求存的最佳體現。另外，灣仔太原街/交加街的市集和北角的春映街，那看似是「人車爭路」但其實是有理不紊的景象，可算是在世界上難得一見的奇觀。這些我們看不見的歷史，除了為常常希望展現其與眾不同一面的香港加添獨特色彩之外，還作為香港人的生活、成長和奮鬥故事的載體。因此，我們要做的是將這些看不見的歷史重新放到一個看得見、與中銀和維港平起平坐的位置，再確認其重要性不下於中銀和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將那些消失的歷史浪漫化，而是把這些原本屬於我們、卻被白白犧牲的歷史找回來，來說明這裏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

因此，馬國明對菠蘿包、絲襪奶茶、灣仔市集和新舊荃灣的記述、羅永生對殖民/後殖民香港的論述、呂大樂對香港四代人的人文面貌的描寫和潘國靈對城市和街道景觀的書寫與解構等，才是值得我們細讀和認識的香港歷史。他們才是把香港的歷史真真正正的記述下來的人。其實只要我們像他們般對所記述的地方有感覺，感受到這地方的氣息，我們也可以找回那些看不見的歷史。看不到的歷史往往比「幻彩詠香江」更為燦爛。

（轉載）以人為本的城市道路

摘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明報》 文：蔡偉略

美國是帶領全球追逐效率的國家，利用高效率製造「美好生活」，什麼都要方便、快捷，用最省時省力達到預期目標：便利店、快餐店在高舉效率的美國中發迹絕不稀奇。在交通網絡及工具的設計上，非高速公路及汽車莫屬。亦因着美國許多城市設計所提供對汽車的方便，美國人已養成以車代步的習慣，即使路程不遠，必然會選擇汽車代步，加上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及寵幸汽車的停車位政策，讓開車及泊車變得非常方便，也推展了繁盛的汽車文化。

然而美式的汽車文化是否現代文明的唯一選擇？是否只有不斷增加交通道路網絡，甚至不惜填海造地（因此失去了天星皇后）、向郊外及遠離中心的地區伸展（因此可能會失去了以農為生的菜園村），才能打造現代的優質城市生活。我們又因此是否仍要將自身的健康成為祭品，繼續忍受主要由車輛排放的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又是否仍然接受「歧視行人」、街邊小商舖的道路設計？或是否繼續容忍道路網絡造成的封閉，還是願意打開一度活潑開放的城市移動空間？

荷蘭人的公共交通工具——單車世界上居然有國家嘗試解答以上的問題，在自己的國度實踐出有別於美國的另一種現代文明交通政策，而且已發展了30 多年，並將經驗及相關研究成果毫不吝嗇地展示。那國度，就在荷蘭。而秘密，就是單車。

荷蘭並非要一面倒的排斥汽車在道路行走，而是容讓道路有多樣性的流動工具，相互兼容並蓄，發揮所長。早在1976 年，荷蘭政府已察覺到大量的汽車在道路上行走及過分依賴汽車，會對於一個城市的宜居性（liveability）造成威脅，故此在交通政策上展開了一項單車友善政策（Cycling friendly policy），務使各地的城市設計，嵌入適度的路徑、道路及停泊設施予自行車，讓單車及汽車的道路涇渭分明，以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並藉此建造人車平權的城市。隨後的20 年，荷蘭城市的交通意外數字下降了75%，但政府的單車政策沒有因此而停下腳步，她於90年代開始在國家交通策劃（National Mobility Plan）中展開其「單車藍圖」（Bicycle Master Plan），使單車在交通工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投資40 億歐羅要求各地方政府實施單車共融政策（Cycling-Inclusive Policy），令該政策在全國城市之中遍地開花。其中一項政策的具體內容，是要求不單在一些主要交通紐帶中設置有管理的單車停車場，在公共交通工具裏頭還要設置可以容納單車及騎車人士的空間，例如在列車之中安排一卡單車車廂、巴士的車頭或車尾上裝設可放置單車的車架、設置室內停車場並輔以更衣室等等配套。

「停車熄匙」不治本
使用單車作為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首先帶來的效益是改善城市的環境。我們知道，汽車排放的有害物質對於空氣質素造成很大的破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大約有300 萬人死於有關空氣污染而患的疾病。但「停車熄匙」的推廣及引入電動汽車並不是治本的方法，只會繼續鼓勵市民使用汽車，繼續消耗能源。相反，使用單車是不消耗燃油的交通工具，大量減少排放二氧化碳或可吸入的懸浮粒子。荷蘭的單車共融政策，帶來的是綠化的社會。因為單車是沒有蓋頂的，故此需要在合適的單車道路兩旁種植樹木帶，為騎單車的市民提供遮蔭的作用，間接為城市帶來綠化的環境，改善了城市的景觀。

有了較綠化的生活環境，隨之而來的較為健康的身心。

其實香港城市人口近年來喜歡到室內健身室做運動，對於「單車機」的使用尤為熟悉。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之中都能與單車同行，相對於氣喘喘的趕到健身房，會否更有效益？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在一個介紹荷蘭單車共融政策的片段之中，有兩位年過60 的女性長者，半生都是騎單車往返工作、探朋友、買東西，退休之後打算騎着單車遊覽自己國家的每個城市。當我們看到片段中展示她們靈活的軀體，跳脫地駕着自己的單車，車尾擺放着背包，走自己喜歡的路時，會想望這也可能是我們的未來嗎？You-bike 微笑單車借鏡台灣最近筆者就到過台灣走一趟。在台北，她們有「You-bike 微笑單車」；在高雄，她們有「C-bike」，可以在甲處借、乙處還，鼓勵市民及旅遊人士在市內使用單車；在誠品的運動分類的書架上，最當眼的位置都是放着一整排有關單車及單車環台的工具書；在捷運系統，她們有單車車廂；道路使用方面，她們有自行車通道；關於旅遊發展資訊，政府新聞處印有「單車Tour 高雄」，讓旅客可以如何安全地騎單車遊覽城市及接駁市內其他交通工具等等。

香港，可以嗎？

當然，要在現時香港的環境之中實踐單車友善政策，並不是觸手可及的事。不少論者提出香港氣候潮濕、文化差異、道路斜道的行車困難、行人汽車道路分配及單車保險等問題，這些問題在荷蘭的單車友善政策手冊中亦有討論，並提供了可參考的解決方法，例如教育市民如何穿著合適布料的衣物來抵禦潮濕炎熱的天氣、為單車裝上小型摩托來行駛斜道、路旁種植樹木帶為單車駕駛者「遮陰擋雨」等等。但要認真實踐開來，委實是一個改造香港文化的大工程，當中所涉及的城市規劃、社會價值、教育、環境保護等意識轉向，也並非朝夕的事。希望我們將來的城市領導者，能以一種新的建設城市的遠見，集中能量於要解決的問題的本質上，為我們未來做好準備。

（轉載）七七到○八歷史之永劫輪迴

摘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星島日報》 文：方靜雯

百無一用是書生，恰恰中國政府就最怕拿著筆桿子的書生。○八憲章在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的發布後，劉曉波隨即被捕，有多少的中國人知道和關心他被捕的消息？幸福的香港人試想一下，一個本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客席學者的人，本可在異鄉撰寫文章對國家批評而免牢獄之災的人，他難道不知道回國參加八九民運的後果嗎？「戇居」也會知道吧！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也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他難道不知道發表○八憲章的後果嗎？「戇居」也會知道吧！明知山有虎的氣魄，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何少了像劉一樣的道德勇氣？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Havel)也曾在共產政權時代的捷克發布七七憲章，內容和今天的○八憲章類同，亦同樣曾因此受牢獄之苦。也許，他在八六年七月的一篇名為論七七憲章的意義可以為我說明劉曉波一切行動的價值。另外，同樣來自東歐的前共產集團國家，斯洛文尼亞學者齊澤克(Zizek)如何回應今天後現代情景下，人們開始對政治抱犬儒的態度？

七七憲章道德良心大於政治

哈維爾很明確指出，七七憲章的發布不是一種政治手段，而是要喚起國人的道德勇氣。在他心目中，極權主義不止是領導集團一方面的問題，而是全國人民在道德良知上墮落而形成的權力監察網絡，他謂：「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在集權主義下)，到處都籠罩恐懼。人們被逼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甚麼也不相信。」而他和一切參與撰寫及簽署憲章的人在在估計到他們會因發布而受到懲罰。正正是這去功利化、不問政治功效的態度，哈維爾認為七七憲章是道德良心呼喚大於政治行動，他稱為「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雖然出於的不是政治手段，但七七憲章到最後結果也是影響了捷克，也使哈維爾在十二年後成為捷克總統。哈維爾在劉曉波被當局帶走調查後，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支援○八憲章，當中指出現今的中國比七七年的捷克在很多方面都進步得多，但為何會發生相同的事？是中國人的道德良心去到了一個麻木的地步？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所以，當「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後現化的犬儒狀態

如果哈維爾說極權主義是整個社會道德良心被淹蓋，齊澤克會認為是在符號商品化的後現代狀態下人對一切的犬儒態度。人們甚麼也不相信，因此也失去了堅持的理由和勇氣。在符號商品化下，人只落得一種物化的戀物癖(fetishism)而失去了對人(理想)的戀物癖，簡單來說，對一個大學生，他的理想是盡快賺錢，買樓買車，對自身的意義追求愈來愈少。現在無論在香港或內地若有人向人說自己的理想是貢獻國家(無論是真心或虛偽)，也會被人譏為「戇居」，但為何相反我們在電視看到古裝片的角色這樣說不會認為他「戇居」呢？程翔之後，我們再一次活生生地看見一個真心為國家的「戇居仔」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我會再三問自己活在香港，在這個人身相對安全的小島，我有沒有像劉曉波一樣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

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下)

近年來，不少人都會發現香港的主流電影大都不會觸及到政治不正確的題材。然而，當我們追溯香港近年的電影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曾經有一段時間，香港的主流電影都毫不避忌，尖銳地回應當下社會及政治的議題。但九七之後，無論在題材及風格方面，香港的主流電影都愈趨保守。

在八十年代出現的新浪潮出產了一班「很香港」的導演，當中包括徐克、方育平和許鞍華等人，而他們亦透過電影表達了對香港社會和文化的不滿和無奈，並對那個時代作出最憤怒的呼叫。新浪潮之後的一段時間，以周星馳為首的一眾導演和演員都喜歡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來諷刺中國及香港的社會及政治問題，當中為人較熟悉的有《國產凌凌柒》及兩套《西遊記》。

可惜，當香港越來越接近回歸中國，香港主流電影亦越來越「收斂」，而九七之後，無論是像新浪潮時期中「明刀明槍」對社會咆哮的電影，還是像周星馳等人製作的「暗串」時弊及政客的電影，都在主流電影間消失得無影無踪。自此，這類電影似乎都只可以在非主流製作中出現。

這類所謂「政治敏感」的電影被逼至獨立電影的圈子裏最主要原因，莫過於是對內地市場的考慮。現時香港的電影製作要賣座、買賺錢，內地市場就是最大的「金礦」。正如電影公司大老闆林建岳所言，「內地市場幾乎佔一部電影的四、五成budget，如果你不要內地市場，便相對失去了四、五成budget！這是一個取捨的問題，不是creative的問題」。即是說香港的電影製作除了要過香港的電影分級審查，還要過內地的電影審查。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還有那些電影還會不知好歹地觸及那些「敏感」的題材。這即是說，要麼你便像杜琪峰般出名，將製作分類為「可以返大陸」和「不可以返大陸」，在失去內地市場的情況下都有能力生存，要麼你便要「曲高和寡」地去製作小本的獨立電影。

沒有在內地市場的收入保證，一般電影公司老闆大多不會支持太過「另類」的創作，而有心製作與別不同的電影的導演，亦只得靠藝發局或電影發展基金等來製作小本的電影。可惜，藝發局只能支持電影製作的一部分成本，而電影發展基金亦往往幫不上忙。曾經有報道指製作人申請電影基金獲批後，錢仍遲遲不到位，而另一方面，電影基金收支分戶的問題亦令申請人面對有錢不能用的問題*。即是說這基金對獨立電影製作人根本沒有幫助。電影的賣座程度及知名度往往與製作資金及製作規模掛鉤，因此這些另類電影的確難以在主流電影市場佔一席位。在難以得到大量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這班夠膽觸及「政治敏感」題材的導演能製作出高質素的電影已經很夠難，更遑論要在主流電影市場生存和吸引大量觀眾，因此觀眾現時很難在各大院線上映的主流電影中發現像新浪潮電影般「令人驚喜」的作品。

我們不得不承認，現時香港的主流電影的確是越來越「悶」。在種種因素影響下，一班能像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般夠膽以尖銳手法製作「另類電影」的電影工作者尚可在獨立電影的圈子中生存，但如果要像他們般又紅又賣座的確是有點痴人說夢話。香港的電影圈要百花齊放，就一定要容得下另類題材，而不是讓這些題材長期埋沒於小眾的獨立電影之中。

*詳見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328/4/beqf.html

（轉載）用眼睛聆聽小飛俠的尖叫

摘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明報》 文：葉輝

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遠去了，花拉科茜（Farrah　Fawcett）遠去了，翩娜包殊（Pina Bausch）遠去了，也許這說法不免有若干語病，我們活在這個疫症蔓延、政變頻密、飛機失事、塌房子、塌礦坑、恐怖主義猖獗、自殺無日無之……的年代，我們活在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所說的「走向閃電般的災難」的世界，每天都有這樣的人那樣的人遠去，那麼，為什麼只有少數的名人或藝人（諸如米高積遜、花拉科茜、翩娜包殊）在遠去之後才得到默許的公開悼念？

米高積遜的確有點特別
也許米高積遜的確有點特別，或者說，是傳媒機器告訴我們，他比很多無名的普通人要特別得多，他年逾半百，卻是世人心目中永遠（迷失的）小飛俠潘彼得（Peter Pan）；他是一名黑人，卻傾盡所能將自己變種成為白人；他背叛了基督，還原為穆斯林；他本來以歌聲為自己建立名聲和形象，卻像蒙克（Edvard　Munch）的《叫喊》（Scream，唔，就是那幅不斷被偷走的名畫）那樣長期靜默，世人好像只記得他「反常」的moonwalk，只能用眼睛聆聽他永遠凝止的尖叫聲。

《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道說﹕米高積遜「沒在中國正式登過台，卻讓中國第一次感知了身體解放」；米高積遜死了，「再也沒有人穿吊腳褲跳那麼帥的舞了」。「邁克爾．傑克遜、米高．積遜、麥可．傑克森，『他們』都是同一個人——Michael 　Jackson，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分別給他起了三個不同的中文譯名，在各自區域使用，並一直延續到今天。雖然中文名不同，但他是這三地共同的『流行曲之王』（King of Pop）」。對了，「貓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是「搖滾樂之王」（King Of Rock），而「小飛俠」MJ是「流行曲之王」。

這世上大概再無任何人比米高積遜擁有更多「外在的隱私」（external intimacy） ，他的樣貌（整容，或容），他的性取向（愛護兒童，或戀童），那是拉康所創造的一個詞﹕Lextimit﹕一個人的原質乃他的主體最最隱秘的核心，但它只是主體內的外來物，卻不是主體自身（in me and more than me）﹕這樣的一人的原質既存於內部，又現於外部，此所以是一種「外隱」（ex-timacy）而非「內隱」（intimacy），它的本質異於（或外於）主體，卻與主體異常親密，用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話來說，那就是「主體內部無法符號化的實在界」。

齊澤克在《實在界的面龐》（The Grimaces of the Real）的《中文版前言﹕災難重重的年代》引述了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一句話﹕「道德是為那些幸運兒設立的，只有他們才配擁有道德。」這句話本來「是以納粹集中營中的穆斯林的形象為典範的」﹕「他們處在人格的『零層面』上，是『活死人』，對基本的生物刺激都沒有反應，在受到攻擊時不知道自衛，甚至逐漸喪失了饑餓感，吃喝只是出於盲目的習慣，而不是出於本能的需要」。對不起，要是換掉處境和時代，這番話豈不就是衝著MJ說的？

「成人世界」容不下「夢幻樂園」
還記得米高積遜的「危險之旅」（Dangerous）與香港擦身而過嗎？那是1993年，香港原本是「危險之旅」其中一站，但十六年前的香港一如十六年後的香港，是一個容不下任何童心或童真、只有泛道德的成人世界，「小飛俠」最終不來了或來不了，因為在大球場的話，是「噪音擾民」。

香港這個「成人世界」似乎很熟悉丹基利（Dan Kiley）所說的「小飛俠症候群」（Peter Pan Syndrome），總是挖空心思去嘲笑不願長大的「超齡兒童」，但好像沒有多少人關心巴里（J. M. Barrie）筆下的人物原型﹕一個拒絕長大的小男孩，帶領一群孤兒在「夢幻樂園」（Neverland）歷險，也沒有多少人關心巴里七歲喪兄，他便穿上亡兄的衣服，以安慰母親，他並不完全是拒絕長大，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抵抗成人世界的悲哀。此所以永遠的「小飛俠」MJ也有一座Neverland，此所以他唱﹕Dangerous／The girl is so dangerous／I have to pray to God／Cause I know how／Lust can blind／It's a passion in my soul／But you're no damn lover／Friend of mine。

香港這個「成人世界」似乎真的容不下遠去的「小飛俠」。那麼，翩娜包殊呢？我在facebook說﹕「去年錯過了她的《月滿》，到了今天才明白，一次錯過就是一生錯過。」一位名叫Wai Verdy　Leung的朋友回應說﹕「還記得看《月滿》的時候，多種不同的感情與觸動就在瞬間凝聚……看罷演出整個人覺得好累，感情做了太多運動，甚至令人懼怕再去看她的演出，因裏面觸及到的，實在是人內心深處最令人恐懼的情感……」

對了，是內心深處最令人恐懼的情感。舞評家舒密特（Jochen　Schmidt）為《翩娜包殊》（Pina Bausch）這本舞者傳記起了個副題﹕Tanzen Gegen die Angst，英譯是Dance against the fear。
包殊的舞蹈原來就是為了抵抗恐懼，香港這個「成人世界」容不下遠去的「小飛俠」，也許就是因為不懂得用眼睛聽見他永遠凝止的尖叫聲，也不懂得包殊如何以肢體的吶喊來抵抗恐懼。

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上)

米高摩亞的《華氏9/11》是其中一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記錄片。此記錄片於二零零四年放映，片中描述了美國由9/11受到恐怖襲擊，到美國政府決定攻打伊拉克及阿富汗，當中一些不為人知的人和事。

導演米高摩亞首先「說之以理」：以二零零零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種種疑團來質疑布殊當選總統的合法性，再從布殊家族與拉登家族和沙特皇室在生意上的偶斷絲連，來証明所謂伊拉克和阿爾蓋達有緊密聯繫以及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說法只是一場騙子局。接著，就是一系列對戰爭「動之以情」的描繪：先是美軍在戰地裏的不道德行為，然後是美軍如何受到敵人的抵抗，以及美軍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戰事中傷亡慘重的情景等等。

眾所周知，米高摩亞在美國是出了名的「大左派」。除了《華氏9/11》外，米高摩亞還拍了其他不同類型的電影和出版了很多書籍，來批判全球化、布殊政府下美國槍權寬鬆及自由市場下大財團壟斷等問題。

同是美國荷里活的大紅人，米路吉遜的政治取態雖然沒有米高摩亞那麼明顯，但他所拍的電影同樣具豐富的政治色彩和時代意識。筆者所認識的米路吉遜，除了是那位在《轟天炮》系列的動作巨星，就是在《The Patriot》裏的Benjamin和《We were Soldiers》裏的Hal Moore。

顧名思義，《The Patriot》是一套「愛國電影」，當中講述十八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電影中提到美國人要起來反抗英國統治，爭取獨立的原因，就是要建立一個「新國度」：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國家。事實上，美國現時得享「超級大國」的地位，並有資格教導世界各國何謂「民主ABC」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美國是建基於一個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權利的聯邦制度，而《The Patriot》正正就是在宣揚這種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訊息。

米路吉遜的另一套賣座電影《We were Soldiers》則以美軍參與越戰為故事主線。當時實行共產主義的北越與實行資本主義的南越爆發戰爭，美國決定出兵支援南越，但面對北越軍隊在山區的游擊戰，美軍只得節節敗退，傷亡慘重。最後，美國政府在巨大壓力之下只好從越南徹軍，而南越最終亦被北越所滅。《We were Soldiers》描述當時美軍在越南戰事中的慘況，而血淋淋的鏡頭和妻子失去丈夫的情境亦正好道出戰爭殘酷的一面。不知有心還是無意，電影剛剛是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論調鬧得最熱烘烘的二零零二年上映，給當時的布殊政府來一記反高潮。

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大家除了同是「米」字輩之外，他們其實都是富時代感和政治意識的電影工作者。電影作為其中一種主要的傳播媒介，對社會的意識形態、人民的思想和政府的政策，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不論是反布殊、反戰還是鼓吹美國自由和平等精神，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所拍的電影的的確確在這大時代中擔當重要的角色。這亦反映了，美國荷里活最大的特點就是百花齊放，無論你的電影是左中右、黑白灰、正或邪。

如果要問，香港有米高摩亞和米路吉遜這類富時代感和政治意識的電影工作者嗎？答案是一定有的。可惜，他們大都游走於主流與非主流之間，而他們的作品亦大都不屬於賣座的主流電影圈子裏。

（轉載）梅窩人VS正生人：誰邊緣化了「你們」和「你們」

轉載自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85)

或者，梅窩鄉民只是借「正生」去表達他們長期以來的壓抑。

從電視新聞看了一小片。很留心地看居民舉出的抗議牌。看到，細心再想，其實居民真正要反對的，不是正生，不是學生們。而是..

1) 他們長久以來被政府忽視。沒有學校只是其一。

2) 怕「正生」影響旅遊業 ---正正反映他們生計問題。

3) 沒有民意諮詢。空降學校。怒氣中來。

我想，他們罵得狠，罵得惡。只是罵著，他們長久以來被邊緣了。

其實，不只「梅窩人」，他們的聲音，也代表了千千個「離島人」、居於香港的「鄉村人」。
作為一個半離島的鄉村人，或者我試一試代入角色，了解他們長久以來的訴求。

先從梅窩地緣分析。梅窩，一直以來也是漁村為主，漁民為多。但現在有多少人還從事這行業？正所謂只餘下老弱殘兵。東涌還未發展成新巿鎮時，大嶼山人要離開大嶼山，或我們要到大嶼山旅行，幾乎必經梅窩，那時，梅窩人總可算有一點旅遊業。可搞搞生意賺點轉車客的利錢。但東涌與東涌陸路建成，至少我，十年沒有經過梅窩了。相信一般人，除了行山者，不會走到梅窩去。昂坪、大澳位於西。南面有大嶼山南行山徑，北面有迪士尼，....東呢？一條新東涌路，把位處大嶼山東的梅窩邊緣去。可想唯一出路已被封殺。

學校問題。或者我們會認為，車，即使有一間學校給你，你都未必會讓子女入讀，出咩聲？你有幾多人口要讀書？大嶼山，(不計長洲、南Y島)，也不計東涌新巿鎮，要讀中學，只有一間西面的大澳佛教筏可中學；而東面的梅窩，已執笠了。這不單只是梅窩問題，而是整個大嶼山，只有大澳一間中學。你或會說，東涌學校多的是，乘車一小時便到，中環學校名校更多的是，乘船一小時便到，怎會沒有選擇？這正是「殺校」的禍根。為何從前人小小也有學校讀書，現在經濟利益下，因大嶼山學校收生不足，不合符經濟便不能辦學呢？小朋友每天一小時來、一小時去，難道是「應該」配合城巿社會發展？我們「城巿人」有選擇權，何不「鄉村人」?這也正是梅窩人的訴求。

漠視民意。這根本是大政府的處事手法。假如我一直視自己為被政府漠視的一群，沒有社經地位的一群。不作聲，你卻處處進迫，我還不作聲嗎？怎可沒有諮詢居民何如何處理？

再說學校，「正生」與「正生學生」值得同情問題。濫藥情況嚴重，急切需要解決。要。假若不在梅窩，為何必要梅窩，是梅窩人少，反抗較少？天馬行空的我，想到既然急切，何不ifc拿出第88層樓來當校舍、或者聖保祿校舍夠大，借出一座，更讓學生更易投入社會；何不在巿區，這裏還有大量被殺校的空置學校？何不政府空置的待拆宿舍大樓、辦公室？何不「城巿」，為何必須「鄉郊」？何不你屋企樓下、何要梅窩？「正生學生們」，其實你們的政府，城巿人。這才是歧視你們的大源頭。要哭，大聲一點，讓各位聽一聽，城巿人其實真正在歧視你們。我不相信，要改過自新，必須要去一個「隱世」的地方才是最為適合。

「正生人」打正旗號扶助社會弱者 --一群濫藥青少年要得到重新機會。「梅窩人」何不是弱者，需要正視他們生活在城巿邊緣缺乏援助？

這兩群人，其實同樣需要關注。但往往因為「誰較熱門、誰較迫切」，在要處理「濫藥」這個大議題下，梅窩人，一班早被邊緣的人，再被邊緣。因為，我們這班自以為「正義」、自以為「有同情心」、「不自私」」、「有良心」的「他者」，站錯了位置，去「關心」人。

請同樣關心梅窩人、正生人，他們同被政府邊緣了呢。

一個半鄉巴的大嶼山人上

記者不應是「中立」

你不可能要求一個記者「中立」。「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立場，而作為記者，亦不可能沒有一個立足點的。

「中立」，不過是一個犬儒主義下的修飾詞。

先讓我們了解為什麼記者「不能中立」。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傳媒企業，尤其是那些跨國傳媒機構，都受市場和商業化所影響。而商業化對新聞傳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新聞的選擇和報道手法上盡量迎合觀眾口味，製作大量為滿足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的小道新聞和假新聞 (rumor)。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而言，記者都是「打工仔」(除非你是公民記者)。不同記者所屬的傳媒機構，本身就受著不同意識形態所支配。例如在一個認為「專業意見就是王道」的社會，一家宣稱「不偏不倚」的傳媒機構會在豬流感爆發時，都會「很有立場」地叫旗下的記者去訪問不同醫生、傳染病學者和世衛等意見，而往往忽略了不少「毫不專業」的民間大眾的聲音。除了意識形態外，專業新聞機構往往有「捕捉新聞」的習慣，即是說新聞工作者一定會在「有大事件」發生的場地捕捉新聞，這不免令他們的報道只偏重某幾方面的消息和意見。以雷曼迷債事件為例子，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通常只會在立法會捕捉迷債苦主的示威、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和銀行代表的發言等等，但又有哪位新聞工作者會花時間採訪一般市民對事件看法？即是說，就算是在世界甚具公信力的BBC，和近年因為報道阿富汗戰事而獲西方世界稱為「阿拉伯BBC」的卡搭爾半島電視台，亦難以避免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影響，而不能完全「中立」。這就是受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傳媒生態。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的影響雖難以避免，但保持「專業」，還是一個記者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應該做的。

新聞製作，永遠是一個新聞選擇(selection)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捨(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過程。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獲得不同的資料後，就應該憑他們專業的知識，去決定一份資料的真確性(reliability)、可信性(credibility)和對公眾的影響(significance)，然後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作出判斷。而根據這種專業判斷下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就是對社會的不公義的一種回應，可說是「社會的良心」。說到這裡，不可以不提的是某些記者往往本末倒置，為所謂「社會公義」而製作新聞的情況。現時有不少記者，往往為自己預設了一些立場，然後才找尋不同資料去成為自己立場的論據和支持自己的立場。例如有記者會先認為現時市建局的市區重建政策不公義，然後四出找不同例子去說明不公義的情況。當然，覺得社會有不公義是人之常情，但作為記者，這樣子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比現實更「不公義」，因為他/她失去了「持平」這個專業守則。作為記者或傳媒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去讓不同團體或人士發聲。接下來的，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因此，記者是憑「專業」去製造「公義」，而不是先決定「那些是公義」，才製作新聞。

記者的專業的另一個用途，就是判斷那些新聞是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那些是符合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近年，香港的報紙，甚至電視新聞都充斥著不少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新聞。只顧及公眾興趣而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造成新聞娛樂化的現象。時下的記者喜歡以「爆料」方式來將轟動的新聞帶給觀眾，而這亦是新聞娛樂化的主因，通常那些新聞不但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且資料來源未必準確。當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則可算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爆料」之作了。一九七三年，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聯手披露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竊聽競選對手談話，而兩位記者亦堅拒透露爆料人「深喉」的真正身份(該人其實是當時的FBI副主任費特)，堅持捍衛言論自由。可見，公眾興趣和公共利益，其實只是一線之差。也許，就是這種專業判斷，可以讓記者知道那些新聞應該「爆」，那些新聞不應該「爆」。

記者在社會上往往都受到尊敬，這是因為記者有其「專業」(professionalism)，而這亦是他們最可貴和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希望香港的記者也可以賺得這份尊重。

P.S. 這也是我希望成為一個記者的原因

分歧終端機。六四。年青人

「當我們自以為對世界相當重要的時候，
其實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我們的幼稚。」
-陳凱歌《少年凱歌》(彭浩翔《AV》)

據說，分歧終端機可以解決搓包剪揼時「彈弓手」及「慢出」的問題。依照黃又南在《AV》所說，有了分歧終端機，「巴勒斯坦的問題可以很快解決」。

每個年代的年青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二十年前的五月中旬，有一班二十出頭的年青人，在北京街頭開始絕食，為的是承繼五四運動的精神，求民主、反貪瘸。他們說：「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六月上旬，北京開始戎嚴，學生們雖然留守陣地，但仍堅守不搞亂北京的大原則，直至軍隊入城清場，他們以鮮血作回應。當時，他們以為自己很重要。

今天，有人為那班年青人的行為，冷冷的拋下「不成熟」、「不理性」、「組織差」等評價。但更多的評價，是說他們繼承了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為中國的民主路及大歷史寫下新的一頁，也呼喚了香港人的民族自覺。原來，他們在以為自己很重要的時候，的確很幼稚。可幸的是，世界已經原諒了他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幼稚。

幼稚，源自無知。而無知，可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的無知，是連事實如何也不搞清楚，甚至沒有想過去搞清楚。別人說中國有貪污，你就信有貪污；別人說一黨專政不好不民主，你便對共產黨萬分討厭；別人說六四民運死了很多人很慘，你連他們為甚麼會死也不知道!

第二個層面的無知，是源於沒帶腦袋。對疑似具說服力的觀點唯唯諾諾，自己沒有腦袋，不懂去建立自己的一套觀點。是甚麼人告訴你六四是應該要平反？是你的老師？父母？抑或是泛民？Foucault說知識/論述就是力量。你不想像奴隸般屈服於二十年前中共的「硬力量」，難道你今天會想成為奴隸，屈服於別人的「軟力量」下？沒有分析能力，自己成為了民粹主義下的棋子也不知道。

今年四月，有位大學學生會會長說要為六四事件提出一個既理性又宏觀的討論。今個六月，香港有一班大學生在絕食64小時，以示人民不會忘記歷史的傷痛。在網上的虛擬世界，很多人(只)寫下「VIIV」等記念六四的代表符號，如果看到一些政治正確、義正詞嚴的文章，便click下「like this」，禮成，that’s it。他們都以為自己的行動很重要。

可是，世界會原諒他們的幼稚嗎？香港的年青人很奇怪。在資訊氾濫的世代，年青人不難去了解事實，偏偏很多人連上網上搜尋器找一找資料也懶得做。關於六四，我敢打賭每個香港中三以上的學生都可以說出「死過人」、「共產黨」、「鎮壓」等等似是而非的關聯詞。可是，當很多人連在自己家門口發生的事都不清楚的時候，會有多少人分得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又有多少年青人可以隨便提起一件世界大事，然後說出當中的來龍去脈？很多香港的年青人，連第一層面的無知的門檻都跨不過。基礎打不好，年青人便「憑良知」、「憑公義」地去對社會的不公提出控訴。結果，是邏輯混淆的「理性宏觀討論」。結果，是大量有「憤青神髓」但理據空洞、分析力欠奉的論述。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又一部分歧終端機。這次，世界不會原諒我們(對，是我們，連筆者在內)的幼稚，因為我們連自己無知也不知道。

年青，不是犯錯的理由。年青，不是狂莽的理由，更不是無知的理由!要擺脫無知，最簡單就是裝備自己。二十年前資訊匱乏，那班年青人尚可有條不紊地指出國家的問題在那裡。今天資訊科技發達，為何我們連認識事實都不去做？基礎打穩後，多看看不同人士的文章，理解他們的觀點，最好可以指出他們在邏輯上的謬誤，拆穿他們的謊言。拾人牙慧不是罪過，但我們要懂得如何在別人的觀點之上建立你自己的觀點。反思，是建基於了解事實和分析能力之上。

沒有年青人不是幼稚的，但要知自己無知，知自己不足，從而在各方面裝備自己。局限下極大化，在年青一刻，做到最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回望，你不免會覺得自己當時幼稚得很，也會知道可以做得更好，但你會知道你當時已做得最好，也會答得出「我知自己當時在幹甚麼」。世界亦會原諒我們的幼稚。

如果有一刻，你意識到分歧終端機只是將大家出手的時間反應差減低，也意識到原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分歧源於歷史問題，世界大概也會原諒我們的幼稚。

三套天水圍

《圍城》、《天水圍的日與夜》和《天水圍的夜與霧》都是以天水圍為題材的電影。觀眾對三套電影有好評，亦當然有劣評。當中的電影情節是確切地描繪天水圍，或是過份誇大天水圍的悲情；是過份平淡，或是渲染暴力，都不是最重要。我們要問的是，究竟天水圍發生了甚麼事？是天水圍註定悲情，抑或是整個香港都出了問題？

先談《圍城》。《圍城》以天水圍區內的青少年問題、童黨、黑社會及家庭問題為故事主線，所談及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惡性循環：家庭問題導致青少年失去健康的成長環境，以致他們終日與童黨及黑社會為伍，地下秩序亦漸漸取代傳統家庭及社會規範，而面對如斯環境，父母、學校以致警方都顯然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例如電影中「老師」及「警察」的角色被描繪成幾乎隱形或無能為力，而片中出現過的「父母」亦顯然採取「由它去」的態度，甚至被描繪成悲劇的始作俑者)，而這亦形成了一個「天水圍式」惡性循環。如果我們要理解電影中所談及的一系列青少年問題背後的原因，我們會從《圍城》的情節中追溯到家庭糾紛和暴力的問題。這問題一代傳一代般延續下去，像是天水圍的原罪一樣。然而，如果以社會學的理論去理解天水圍這區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導致青少年無法依從社會規範(anomie)及行為偏差(deviance)的主因是家庭結構出了問題，那麼導致傳統家庭結構倒下的原因是甚麼？而那在電影中近乎隱形的兩大社會制度：學校和政府對天水圍的青少年社教化的角色又是甚麼？這些問題似乎在電影中都沒有提及。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那麼我們也不能確定這些問題是天水圍青少年獨有，抑或天水圍的青少年只是被無限上綱。甚至，我們也解答不了天水圍的青少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這簡單的問題。對於一套電影描繪天水圍青少年的電影，我會期望更多。

說實在，另外兩套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和《天水圍的夜與霧》雖然同為本地導演許鞍華「孖生」作品，但兩套電影的所希望帶出的訊息、探討角度及拍攝風格都大相逕庭。因此，我們也無謂硬將兩套電影作比較。但有趣的是，前者是走入生活，以微觀看天水圍，後者則以小見大，以宏觀看天水圍、看香港。有人認為《天水圍的日與夜》的情節過份平淡，欠缺令人熱血沸騰的高潮。然而，既然這套電影是希望描繪一切日常生活上的最簡單的事︰親情、友情、工作、上學，那麼平淡的情節便是最佳的表達方法。試問有那個家庭天天都是溫情洋溢、感動流涕？原來最熱血沸騰的高潮，就是在最簡單事上。原來天水圍這一區，對於我們的感覺就是這麼近，那麼遠。正正就是因為一個正常人不會無端端說自己是正常人，也不會對人說「我有所有正常人都有的『特徵』」，所以《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在造作地表達天水圍和香港其他地方根本沒有大分別，而是在說一個小故事：一個普通香港人的故事(或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因此，片名其實大可以做《九龍城的日與夜》或《西環的日與夜》。至於為何要叫《天水圍》，gimmick而已。

相比起《天水圍的日與夜》的micro，《天水圍的夜與霧》說的可算是macro。正如之前所說，《天水圍的夜與霧》是以小見大、由內到外；由天水圍到香港、由香港到中國大陸。《天水圍的夜與霧》以一個「典型」天水圍家庭暴力慘劇作為電影中心，再以交錯不斷的回憶片段組成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並讓我們從中窺探政府不同政策的連繫和流弊，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因此，《天水圍的夜與霧》是具宏觀性的。由曉玲(張靜初飾)被殺開始，電影中不同角色的回憶片段引領我們一步一步看到香港社會政策的不同弊端，及政府部門行政上的官僚主義。先是由區議員口中帶出「其實政府的綜緩制度有很多流弊」，跟著那個缺社工當值的庇護中心和那位嬉皮笑臉的社工讓我們質疑政府對社福界的支援及訓練是否足夠(是否應該引入一筆過撥款來增加社福界競爭力和專業性？)，到最後那位警員冷冷的一句「警察不是社工」(何謂真正的Community Policing？！)，給政府來一記當頭棒喝。另外，我們又可以從那位怕事的鄰居看到，原來香港人還是慣了活在自己的私人領域，對於自發組織或參與民間團體乃並不熱心，這是給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諷刺。這些問題是天水圍獨有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個炸彈只不過是不幸地在天水圍爆發，但其實整條藥引是遍佈全港的。另一方面，《天水圍的夜與霧》也帶出了香港人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轉變。從李森(任達華飾)由一個好丈夫演變成殺人狂的心路歷程，我們看到他轉變的原因，除了是因為一個男人的尊嚴因申請綜緩而受挫之外，亦是因為一個香港人由以往有「幫助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大能，變成一個寄中國大陸籬下的受助者。當發現原來香港連深圳都比不上，自己竟然被當日的失敗者迎頭趕上，自大、自卑、妒忌、憤怒的感覺集於一身，似乎是不少香港人的寫照。

三套以天水圍為主軸的電影，描繪出來的天水圍有喜亦有悲，有美亦有醜，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知，天水圍沒有原罪。談天水圍，是手段；談香港，才是三套電影的目的。

環保是戰術

在過去八年，布殊政府雖然擁有「大國責任論」的最高話語權，但連美國自己在推動環境保護及提高能源效益方面一直都未有顯著成果。布殊政府就像慣了對其他「大國」指指點點，講多過做。到今年奧巴馬上台，美國在推動環保及發展再生能源的範疇上，亦開始擔起領導者的角色。無他，對人對己，這都是個最佳的選擇。

奧巴馬上台後，面對的最大難題當然是金融海嘯。偏偏奧巴馬最落力落實的，是一系列的推動環保及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奧巴馬甫上台，就宣佈投資發展低碳技術，為大廈及公共交通工具添加綠源設備。最近，奧巴馬政府再宣佈要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及提升汽車燃料的能源效益，致力減低汽車所導致的污染。無疑，奧巴馬比布殊聰明。相對於布殊花上以億計的軍費去攻打伊拉克，以奪取油田的控制權的打算，奧巴馬的投資顯然有效率得多。提升「能源效益」，顧名思義就是以相同甚至更少的能源來換取更高的經濟回報。這相對於布殊政府投入更多以換取更多回報的方針明顯聰明得多。事實上，企業花錢投資環保工業，著重的當然是經濟回報。發展再生能源及低碳技術，是幫助企業開拓對環保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的新興市場的重要途徑。瀕臨破產的通用汽車其中一個敗筆之處，正正是數年前未有重視消費者對小型慳油汽車的需求，以致今天在市場上被對手大幅拋離。

改善環境及推動經濟發展，固然是奧巴馬最希望達到的兩個目標。作為一個聰明人，奧巴馬的目標似乎不止於此。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一直以來都主宰了國際金融及政治的話語權。但美國現時正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究竟應否繼續由美國「領導世界」的疑問。這邊箱美國被金融海嘯轟得體無完膚，法德兩國又一起指責美國是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另一邊箱，中國又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作為儲備貨幣的角色，期望挑戰美元作為各國主要儲備和貿易貨幣的地位。奧巴馬在此時提出推動環保及發展再生能源，令美國擔起了可持續發展及保護環境的先驅者及領導者角色。環境、經濟的雙嬴局面亦正正是世界各官方及民間團體希望看到的。大家都喜歡談大國責任，美國這次挍盡腦汁保護地球環境及為全球長遠經濟發展謀出路，可謂「盡足大國責任」。又一次，美國擔當了世界的領導者。「巧合地」，提升能源效益原來是美國改善環境的重要一步，而生產環保車又正正是美國將近崩潰的汽車業的救星。原來，美國的「盡責方程式」是結合國際利益和自身利益。奧巴馬的環保政策，是一舉三得。

另一方面，當低碳技術及再生能源等環保科技成熟後，世界各國對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氣等)的依賴自然大大降低，我們可預期由能源危機所引發的地區性衝突，如美國攻打伊拉克般的石油政治戰爭及最近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糾紛可望漸漸減少。當石油不再是國際關係及經濟首要考慮的議程，地緣政治將會揭開新的一頁。也許奧巴馬未必會其任期內看到這些轉變，但姑勿論環境會否因發展低碳技術及再生能源而大幅改善、企業會否在金融海嘯下因發展環保科技找到新出路、中東局勢又會否因此而改善，奧巴馬都會是歷史上推動環保革命的第一人。

今天，推動環保已經不可能是一國之事。我們發現奧巴馬的環保革命不單單是一個針對改善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方案，亦是一個對世界經濟及地緣政治都有深遠影響的革命性政策。今年十二月在哥本哈根舉行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會議，除了有機會讓各國元首「update一下」京都條約的內容外，還可以讓各國開始爭奪對「環境保護」的話語權。

參考資料:
Obama to regulate 'pollutant' CO2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8004975.stm

Obama to curb vehicle emissions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8056908.stm

P.S.
現代文明隨著工業革命而來，而人類的生活亦隨著科技的發展而大大改善。二次大戰之後，急速工業化雖然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舒適生活，但事實上過度開採能源、大量燃燒煤及使用石油，卻直接產生大量溫室氣體，令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倒頭來，摧毀人類文明的可能會是工業和科技。不得不承認的是，人類過度生產及消費是導致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近二、三十年資本主義主導的「光輝歲月」，無疑是靠機器推動出來的。無論是福特主義底下的大量生產，抑或是為了迎合小眾市場的生產模式，依賴的都是機器，而機器所需的，正正是石油、媒及天然氣等燃料。當然，我們不是要轉為過著馬克斯所說般「日間耕田釣魚，晚上吟詩作對」的生活。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更有效益地使用能源，保護環境，不要下一代來給我們「還債」。

（轉載）發展智庫才能改善施政

摘自《亞洲週刊》二十三卷第十二期 文：胡恩威

香港現時政府弱勢、管治處處現危機，歸根究柢，是政策研究質量不足所致。特首曾蔭權下的政務官不重知識，只懂按行政程序處理政策問題。若曾特首的政府班子要繼續執政，公務員便須首先提升研究能力，不但要提升知識含量，也要開拓長遠的政策研究架構。由於進行長遠性的政策研究是構建知識型社會的關鍵，所以發展智庫，不論是從民間層面、大學層面、政府內部層面，都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國內地近二十年雖然也沒有全面選舉，民主政制的發展仍與香港有距離，但其智庫發展的蓬勃是香港不能美的。內地「十一五」政策文件是集多所智庫共同參與研究的成果，政策文件亦處處可見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

內地智庫的發展亦已相當具規模，不但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省也有社科院、各級政府亦有政策研究室，而國務院下又設發展研究中心。內地政策的公眾參與便是透過這些智庫不斷進行調查分析而體現出來的，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僅透過沒有深度的論壇、公聽會、發放心意卡來收集意見。從政策引入公眾參與來看，內地顯然高明得多。

至於香港的政黨也是缺乏參與政策研究工作。雖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香港跟英國不同，政黨、民選的立法會議員不能參政，故香港的政黨不會像英國政黨般定期開展政策研究，提升執政水平。香港的政黨只會參與地區工作，組織地區支部、群眾組織，推動地區事務的發展。在缺乏定期的政策研究支持下，香港的政黨在提供政策建議的時候，因而往往只能提出一些貧乏如「加強監管」、「多撥資源」的詞彙，充斥著民粹主義；亦正因香港普遍政黨的政策既沒有深度的內容，也沒有深入分析，令採取激進手段的社民連因而可更容易吸引選民的支持。

在特區政府架構下，則有中央政策組這個部門負責研究政策，擔當政府智囊。中央政策組成立於一九八九年，主要職能是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中央政策組編制有首席顧問、副首席顧問、顧問、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等全職核心人員及支援人員。此外還有近四百名不同界別的非全職顧問。

中央政策組的歷史可追溯至殖民時期衛奕信年代。衛奕信一九八九年創立了中央政策組，並特意揀選非公務員的學者、及從商界引入一些專家作為成員，以便引入官僚架構以外的政策建議。中央政策組扮演著政府的探熱針，整合政府未成形的政策，而其發展階段可按不同年代的領袖而劃分。

衛奕信時代的中央政策組是吸納經濟精英、培養政治人才的時期。因為當時殖民政府與市民的溝通普遍存在隔膜，往往要透過組內專業人士得知市民意見，所以中央政策組的人員質素相當重要。衛奕信揀選顧汝德出任首任首席顧問，顧汝德出身記者及經濟學家，任內負責就一系列經濟、政治及社會問題，制訂政策，表現獲認同。而顧汝德的職務亦延至彭定康時代，他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共達九年之多。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帶領中央政策組走向另一時期。這時期中央政策組有「政治心戰室」的稱號，組內人員當時專為彭定康商謀及推銷政策，促進各項政策的討論。

除繼續沿用顧汝德外，彭定康亦委任了韓新、戴彥森、黎偉略等人加入中央政策組。顧汝德負責收集各方意見供彭定康參詳；韓新為資訊統籌專員，負責發放政府消息和策略性公關工作，而戴彥森和黎偉略則是跟隨彭定康從英倫來港的私人助理。適逢當時中英政治爭拗激烈，「心戰室」的角色主要是進行公關、推銷政策，以為彭定康建立形象。

到董建華上任，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一改非公務員出任的慣例，由高級公務員蕭炯柱出任。蕭在一九九九年離職，由鄭維健博士接替。鄭維健是癌病專家，八十年代加入商界，他在任內三年積極統籌施政報告中的各項主要政策。董建華在任時，曾有意擴大中央政策組，可最終也突破不了官僚主導的短視本質。中央政策組現時由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劉兆佳任首席顧問。

中央政策組沒有一套完整的長期研究策略和人才庫培養計劃，香港政府所做的研究傾向以價低者得的招標模式，僱用顧問公司進行。政府內部不發展長期研究，自然也不會培養處理各政策問題的專家。政府現時用招標方法，只能滿足執行程序的方便，根本不能為改善政策研究質量作長期的貢獻。另一問題，政府研究政策的方法很多都是先有結論後做研究，透過研究結果引證原先假設的結論，譬如，政府認為小販是破壞市容的罪魁禍首，便會開展研究引證此假設。這種處理政策研究的態度不但局限了窺探問題的完整性，亦令政府往往只能應變問題而非藉深入分析的研究，預先推斷問題，繼而作出前瞻性反應。

（轉載）南京‧北京‧東京

摘自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明報》 文：張彧暋

《南京！南京！》是相當奇特的電影。選擇這爭議性題材，導演陸川打從開始就能預計各方面都難以滿足，吃力不討好，更何他說要拍給日本人看呢。日本媒體關於這套電影的第一單新聞，就是廣東省的觀眾因為看得太激動，把奶茶掉到銀幕去，結果日本保守派（又一次）證明中共虛構南京大屠殺30萬死者，進行民族主義的「反日愛國教育」。

如果你認為這些說法離譜，那麼當同一個政府說廣場一個人也沒死，而皇軍殺了30萬人，那麼這些說法對那些冥頑不靈的軍國殘餘來說，似乎也毫無說服力。從日本的保守勢力看過去，打從開始虛構史實的就是中國政府。這對各位中文讀者而言，這可能是接近精神錯亂的講法，但當我們高舉「以史為鑑」的口號，就變成了大家堆集與選擇史料的遊戲。

按當下需要而被扭曲的歷史
從中方望過去，日本自己做錯事還大條道理反咬中國不注重歷史。問題是，如陸川說，如果認識只停留在「30萬人給皇軍屠殺」的口號，那麼所謂以史為鑑，其實並不代表我們每個人都去做歷史學者去檢查史料。而日本保守派還認真的跟你一份一份資料與照片，說這是虛構，證明不少照片與傳言相當可疑。其實，你看看最近那麼多人為六四事件查考史料，就知道背後的最重要問題不是歷史的真偽判別，而是我們為了什麼當代社會需要而去認識歷史。

1990年代打後，日本良心派學者認為，你要是殺了人，才不會那麼笨留下證據吧？因此，日本的新史學也相當注重訪談，但史料變成證言的話，結果就更加羅生門，人人也可以質疑。因此，這些日本學者認為要根本地解決類似問題，就是要擺脫以國家的框架去詮釋歷史，並且清楚了解，歷史的構作、史料的選擇，往往根據當代的需要而來。講故事，你總有目的。

陸川導演聲言，要破除舊故事的虛妄，他要做的是「去符號化」，擺脫過往把皇軍描寫成禽獸的印象，而單純的把戰爭中的「普通人」呈現在觀眾的面前。導演的「去符號化」在電影中表現得相當成功，那種種電影藝術的鋪排與張力，我認為這是近來最要我命的電影。當電影一完，我是難以抗衡對「人」的種種悲劇所帶來的感覺。真好，這時代還有能如此令人肺腑為之動搖的電影。

可是陸川會不會是呈現更多的符號？那個很皇軍的「太陽」，很像黑澤明《羅生門》中那日光下的悲劇。那個被皇軍拉倒的銅像，很伊拉克。那些很令人發冷的情色場面，是不是日本AV？觀眾可以有很多空間去詮釋，但這一定不是歷史故事，而只是藝術。而如果這樣說北京的事件，你接不接受？陸川站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縱然我十分喜歡本電影，但我認為陸川處理日軍相當失敗，他根本不知道皇軍種種行為背後的社會邏輯，而無法呈現一個立體的日本士兵。整個日本戰爭體系的胡來，其實能以「恐懼」與「無知」來形容。日本皇軍主要由農民組成，面對中華文明幾千萬普通百姓，其實相當惶恐不安。補給差勁、完全沒有戰略，而日軍組織之毫無效率與山頭主義，才是戰爭罪行的社會組織原委。由恐懼與無知而導致的荒誕行為背後的社會原理，電影只能呈現空白，皇軍不再是禽獸，而只是毫無意義的符號。

這哪是人性的問題？背景就是一切（context is everything）。而缺乏任何背景、道理與合理的故事，只剩下一堆符號與人性，這才是南京、北京與東京的共同現代悲劇。同樣，我相信特首會很喜歡看一個「去符號化」的《南京！南京！》，講一個「去政治化」的、沒有故事的北京故事。

（轉載）悼林尚義﹕阿叔與他的西德奇蹟……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明報》 文：沈旭暉

回想10歲時，剛懂得看足球比賽，那時一名評述員常說「中場(時間)要打電話給福士教他變陣」，又能預知德國隊的禾拉與奇連士文先後入球。那時，我是信以為真的。後來知道那名評述員叫「阿叔」，也發現福士時期的德國隊比起歷史的輝煌，已遜色不少。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下一步該怎樣走

陳一諤繼成為首個以「一人內閣」參選香港大學學生會後，再成為首個遭學生公投罷免的學生會長。無疑，陳同學的謬論實在太膠，怪論太怪。對於他遭罷免，我並不感到意外。

我不能贊同陳一諤所說的話，即使是他在網誌中那些論點較為清晰的文章，我亦不完全同意。大家不難發現陳一諤在「平反六四」的討論邏輯混淆，對錯焦點。首先，我們所相信的「平反六四」並非如陳同學所說般「只承認八九民運是一場愛國運動」。你可以不同意大家所相信的「平反六四」的定義，但請提出理據，也不要胡亂將「平反六四」的口號放進政綱中欺騙選民。第二，請認清「反思歷史」和「質疑事實」的分別。要是「質疑事實」，請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如果不能，你不是無情也是無聊。第三，「學生也有錯」並非一個去淡化或否定中共暴力鎮壓的理據。陳一諤的謬論太多，大眾已有公論，我在這裡不多談。

對於罷免陳一諤，權力鬥爭和民粹主義作祟，都不是不去罷免他的理據，正如上述「學生也有錯」並非否定中共暴力鎮壓的理據。但我會說，「罷免是道理，不罷免是人情」。賣這個人情，原因有二。第一，如果一位學生領袖只懂說政治正確的話，我不相信他會有甚麼作為。說出正確的話但原地踏步，這不是我希望見到的，可惜我在大學的頭兩年半中看到的正正就是這樣子。我不會說陳一諤所說所做的是正確，但在整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個「step forward」。當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出現，起碼能刺激同學去了解事件(相信讀了三年大學的同學們都不能否認現時的大學生大都只關心經濟，而非社會民生、政治、中國、國際.....)，而在辨證的過程中亦必然令大家更有力地去否定「不正確」，讓更多人認識並肯定「正確」的價值，這對於整個運動來說，已經一個進步。第二，我雖然並不支持他的觀點，但他提出觀點的勇氣是值得欣賞和鼓勵的。我不怕他說錯甚麼話，只怕不敢再說錯話。即使他的觀點是錯誤百出，抑或是誤打誤撞，只要有人能從其錯誤觀點中找到適當的切入點，例如從柴岭「走佬」的問題引伸至學生運動的合作、動員和組織，或從學生與中共對話及學生如何「不理性」的問題上引伸至研究學生當時的話語權等議題，就算只是錯有錯著，也未嘗不是推動整件事向前的方法。因此，就算這位「反派」的觀點是徹底錯誤，我並不介意多了這位「反派」的存在。

陳一諤選擇做「反派」，所做的by nature就是「不正確」，亦代表著他是製造亂子的人。「反派」的命運，就是註定有朝一日要被消滅。但消滅了「反派」，下一步又該怎樣做?

大家都批評陳一諤不能代表民意，沒資格做學生會會長，又認為「港大學生會會長應該分清是非黑白，要為其言論負責」。當大家都罵得太易，又有否想過這正正埋沒了「反派」出現時所引伸出來的討論?當我們集中注意力否定陳一諤那種「見樹不見林式」理性討論，我們又有否花時間想過我們需要的是那種可以擴闊視角的討論?而我更關心的是，下一任領袖如何繼續政治正確，為港大名聲負責，又如何從「正途」去令「平反六四」的運動更進一步。這是一個比爭取罷免陳一諤所需的一千多張票更難更吊詭的問題。

又，當我們發現原來支持和反對罷免的票數，只是六四之比，大家不禁會想，之後引伸出來的，會是如泰國般的亂局，還是一個「團結一致，獨立自主」的學生會。

（轉載）歷史不會自己說話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二日《明報》 文：毛國仁

港大學生會就「六四應否平反？」這個本來不用爭議的題目搞什麼全民投票，看似大條道理，之後又有一連串關於六四的謬論出籠，令人想起另一個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儘管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劣行鐵證如山，但仍然不斷有人試圖否定納粹大屠殺曾經發生。他們會以歷史研究、學術討論、言論自由的幌子，在各個領域，提出各種各樣的論點或疑問﹕「所謂納粹大屠殺，是否猶太人編出來的謊言？納粹黨是否有國策屠殺這麼多人？六百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是否誇大？所謂集中營是否存在？屠殺的照片是否真確？」等。他們不需要公眾全盤接受他們的說法，而只需要打開缺口，播下種子，把歷史上早就有定論的事件(closed conclusion)，變成一件可以重新討論、反問、仿彿有爭議性議題(open proposition)，他們的目的已達。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新納粹主義上台掃除第一道，也是最大的障礙。

化定論為爭議
在美國，有一個人叫Bradley Smith，領導一個名叫Committee for Open Debate on the Holocaust的組織，在大學的刊物裏刊登這類否認屠殺的廣告。天真的大學生相信言論自由的原則，往往允許廣告刊登，正中下懷。Bradley Smith自己也說﹕「我已經放棄了改變成年人的思想，我的對象是年輕人，只要他們開始反問、質疑屠殺是否發生過就夠了。」

歷史對共產黨比較仁慈，雖然在統計上，死在共產主義的人，比起死在納粹主義的數目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到目前為止，除了赤柬幾個頭目外，鮮有共產黨人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接受公開審判。現在中共政權如日中天、國勢日盛，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向它靠攏的人也愈來愈多，關於六四這個最刺痛它的議題，要打開缺口，對六四沒有回憶的青年學生是最佳對象。從最近王丹在英國被圍攻，城大學生會六四特刊事件，到現在港大學生會的所謂六四全民投票，都出現各種各樣試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這些謬論不外乎幾點﹕

一、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繁榮穩定，變成世界強國，證明政府當年的決定正確；
二、學生當年也有錯；
三、屠殺的各種各樣證據(如坦克壓死人的照片)是否真實？

對香港大學生特別有效
同樣，只要打開缺口，把二十年前這件大是大非的事件，變成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然後再讓各種各樣的謬論出籠，最終給年輕一代一個印象﹕「六四鎮壓是否正確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修正的目的已經達到。

這種修正的策略，對香港的大學生特別有效。香港的大學生很多都有惰性，他們都習慣被動地接受一些二手說法，對於艱深、有爭議性、資料難找的問題，少有好奇心和主動尋求真相；加上他們很多都染上中國人怕事、怕得罪權貴、怕出頭的性格，對於有爭議性的議題，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人的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自我安慰機制，對一些困擾自己良心，但又改變不了的醜惡事情(如對西藏的鎮壓)，往往不去面對，甚至合理化，讓自己好過一點。凡此種種，再加上港大內地生日多，他們在資訊封閉的環境，容易接受官方的說法，如果本地生對這事情冷漠，這樣，現在來一次全民投票，一旦有人發動組織投票，「應否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被反對完全不稀奇。這樣，社會上就得到一個印象﹕連「最高學府」的學生也認為應否平反六四也是可以爭議，何況其他人？

港大這件事，還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薄弱。有人說﹕「六四的時候我還未出生，我對這件事印象模糊的是應該的。」這說法似乎合情合理，但細心想，其實千瘡百孔。我們要反問﹕南京大屠殺你還未出生，為什麼又可以記憶猶新？人類歷史幾千年邪惡、不義的事情這麼多，難道統統都應該沒有印象？

選擇性失憶
歸根究柢，這都是我們選擇記得什麼、不去記得什麼的問題。翻開香港人的歷史記憶檔案，其實會發現一連串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失憶。我們可以對三年零八個月歷歷在目，但對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印象模糊；我們可以把香港如何從小漁村到經濟起飛，變成今日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娓娓道來，但對保釣、中文運動，甚至爭取八八直選的歷史含糊其辭，說到底，這都是因為我們放棄了訴說自己歷史的權利，而任由官方(無論是港英或特區政府)幫我們說故事的後果。

人間正道是滄桑，公義不會從天而降，歷史也不會自己說話。對於那種種企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民間提高警覺，一旦出現就高調地、大力地反駁，不讓這個缺口打開，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死去的人、對得起我們的子孫。

二零六四

今年的「六。四」似乎來得特別早。

可能是因為今年是「六。四」事件的二十週年。也可能是因為今年是「89」一代剛踏進大學的一年。

在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所舉辨的兩個有關「六。四」的論壇，內容雖不至於有大突破，但總算再一次提醒大家「毋忘六四」，也再一次叫人反思兩個問題：(1)應否平反「六。四」？ (2)要是平反的話，應該如何平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就是你不懂任何學說理論，只憑良心，都應該認為要還當年的學生一個公道。文字、圖片、數據都可以由不同角度去解讀，但中央政府至今一直未有公佈在「六。四」中傷亡的確實人數，而二十年來中央政府亦不斷淡化「六。四」事件，令事到今天竟然還有人質疑「六。四」事件「是否暴力鎮壓」。這的確要「讚」中央政府對事件的「模糊工作和教育」做得好。至於第二條問題，除了關乎中央政府的態度，還需要考慮到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大環境。

應該要平反!
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中的傷亡人數支吾以對，而在那個對外公佈的官方數字中，我們發現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有二百多人，受傷的則有七千多人。我們姑且不去質疑這個數字的真確性，但，一個國家政府竟然用槍射殺人民，就算只是射死一人，也嫌太多。就如程翔所說，學生的錯大不過國家的罪!當年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為的是實踐其「優生學說」，証明並且鞏固日耳曼民族的優異性。中國政府(的個別領導人)決定用槍射殺自己的人民，為的也是鞏固自己的政權。然而，相比之下，殺害自己的子民，比希特拉屠殺他國人民，似乎更是猶過之而無不及，更是瘋狂!

可能你會說我說得過份了(其實我覺得一點也不過份)，但實際上平反「六。四」除了是還學生一個公道，也是中國大國掘起的重要一步。二戰之後，德國人坦然承認自己的過錯，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更在猶太人墓前下跪。然而，當德國希望再一次成為歐洲的盟主，就意識到除了要解決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亦是不容忽視。德國在二戰之後一直視納粹主義為禁忌，但當要解決二戰的政治問題時，德國人再一之勇於面對納粹主義，正視當中的人性化問題。近十多年，德國影壇一直有談及，甚至描繪希特拉及納粹主義的電影。例如《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玩謝希特拉》等等，都是對希特拉晚年患上柏金遜症及納粹主義陣營內一些較人化的描述和諷刺。出奇地，這不但沒有刺激到德國人反納粹主義的神經，還反射出當年納粹主義的非人性和非理性。回到中國，要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面對「六。四」是中央政府必定要做的一步，而向「六。四」的死難者道歉以至將「六。四」的錯視為一個教訓，更是中國逐漸增強其軟實力的重要一步。

如何平反？
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質素成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議程。基本上，中央政府一直避免直接處理各項具爭議性的政治、民主議題，這在中央政府在釣魚台主權、南沙群島主權、日本就二戰道歉等問題上一直採取忍讓的態度可見一斑。對於「六。四」的問題，如之前所說，中央政府一直希望淡化事件。因此，平反「六。四」的可能性，還需視乎兩個問題：(1) 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 (2) 中國會否希望在國際上進佔更高的地位。事實上，現時很多具爭議性的問題都會「讓路」予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在國家領導人心目中，保持國家經濟平穩增長及增加內需，是增強國力的基本。觀乎本月初的G20峰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員，而中國亦幾乎和美國一起「主導」了整個會議。但在內需和人均收入仍遠低於美國的前題下，中國要「主宰」國際經濟仍有一段距離，而現時中國亦暫時不希望像美國般要「領導」世界。在此為前題下，現時中央政府似乎不會放心去面對「六。四」的問題。

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只要能保持平穩增長，在下一個十年不難成為世界的領導者，而當外圍環境因素成熟時，相信中國亦能在國際上取得更多話語權，希望能與美國一同取得領導地位。當中國真正希望領導世界時(這也是歷史發展的洪流，是無可避免)，不能逃避，要老老實實地面對「六。四」的問題。另一方面，到一下個十年，那一班曾經經歷「六。四」的一代坐上中共領導的位置，如何憑良心面對「六。四」、面對歷史將會是他們如何面對人民的重大考驗。當下個十年人民的知識水平和對民主的訴求進一步增加，中央政府更加不能避免地要處理平反「六。四」的問題。

平反「六。四」，似乎還要多等一個十年。但，無論過多少個十年，我們也不應淡忘「六。四」。要記住「六。四」的傷痛和歷史的教訓。

（轉載）球場上的人造衛星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明報》 文：安裕

我是貨真價實的利物浦鐵桿粉絲，辦公室裏的幾位紅軍擁躉之間都有某種秘密聯繫，利物浦大勝曼聯翌日，在窄窄的過道走廊擦身而過剎那的含笑眼神確認了這種在被壓迫空間下的地下黨式關係。去了牛津的肥仔聰至少一百次被迫聽我說一九八六年春天在倫敦一家餐廳攔下Kenny Douglish，死乞百賴要這位利記神射手簽名的往事。肥仔聰離港前我本來準備把那部簽了名的《Politics in the USA》送他，讓他有天親臨Anfield時，能夠擁有不同利物浦世代的時空跨越。但這傢伙說走就走，不及送上，始終緣慳一面。

其實，我還有另一個身分﹕香港老牌球會愉園的前鐵桿擁躉。愉園和利物浦是令人愛恨交加的球會，都是遇強愈強，遇弱更弱；八十年代愉園與精工南華三分天下，愉園每遇精南便打醒十二分精神，讓我和父親這些擁愉躉好不高興。鋤強扶弱固然是愉園成為第三勢力的原因，但更多潛藏在心裏的是，愉園是打正招牌的愛國球會。在風雨如晦的六七十年代，在港英台灣勢力壓倒一切的日子，愉園是香港心懷紅色祖國的左派人士明燈，尤其是在敵我鬥爭激烈的足球圈。

前幾天的屯門普高疑似放水事件，對手是愉園，我這退役擁愉躉是難過得想哭。七十年代末多少個星期五的下午，課後沿學校山路疾跑下亞皆老街，或是翻過後山圍欄奔過火車橋跑過大坑東道直插花墟球場，學生票三元入場看愉園對電話對駒騰對東昇對流浪。當同學還留在學校幾十人爭逐那個火車頭四號波時，我則整副心神在花墟與長髮飄逸的門神朱柏和、一夫當關的中堅鐵衛鄭潤如、五十碼長傳準確如裝上GPS的張子岱在一起。儘管校風開放，牧師仍說我喜愛左傾的愉園而不是華麗的精工或他家鄉的流浪是weird。

認識愉園是因為我那工會鐵桿會員父親的緣故。他同我們說到六七年「反英抗暴」期間，愉園退出足球圈，爾後又加入從丙組重新踢起的英雄故事。在親台勢力籠罩的六十年代香港體壇，打五星紅旗畢竟要有相當勇氣。傳奇中的傳奇，是緊跟愉園退出之後重新上路的不乏香港代表隊成員，如盧德權如廖錦明，多少年來，我一直納罕這些球員的政治覺悟真的高得願意以甲組腳之身在跑馬地踢免費入場的丙組乙組比賽。前些年祖雲達斯打假波降班後球星四散，意大利佬決不是《教父》電影裏那樣的全是義氣仔女，大難臨頭各自飛，與我們漢家子弟差遠了。

足球精神 Love and Hate
足球全然是love and hate的精神反映，洗衣街和亞皆老街交界的報紙檔是我的最愛，它總有一份《香港商報》與《香港時報》的拍拖報，像是專為我而設。一字之差足以謬之千里，《商報》是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左派報章，《時報》則是漢賊不兩立的親台傳媒，兩報的足球新聞極佳，前者的愉園消息是連球隊集宿吃牛排也圖文並茂，後者雖然對愛國球會諸多糟質，但間中也讚幾句「愉快完」踢得不錯——連敵人也盛讚，這輩子跟定愉園是錯不了的選擇。讀報多了，漸次發現內有文章，那便是「人造衛星」這四字詞。

人造衛星是什麼不必贅言，七十年代的足球圈有「人造衛星」卻是咄咄怪事，黃泥綠坪和太空科技是八竿子也打不的兩碼子，但因為九十分鐘的得失拉扯一起。原來，「人造衛星」是指球賽放水輸波，以保住同一陣營戰友免於降班。至於何以叫「人造衛星」，年代久遠，已不可考。

六七十年代 球場左右分明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不是今天晚間電視新聞報道前奏國歌的一片紅，當年台灣勢力在香港無處不在，足球圈更甚，台灣踢足球的人不多，中華民國足球隊全體成員便是香港球員，還曾經在亞洲賽亞運會踢出名堂，林尚義黃文偉應該是有功在身並且覲見過蔣介石的香港人。中共的勢力那年代也在這塊殖民地的體育圈暗爭一日長短，愉園是龍頭，之後有東昇，接下來是駒騰公民，俱是掛五星旗的核心左派，與親台的東方、光華隔著維港各據一方——愉園大本營在禮頓道口的蟾宮大廈，在埔頭大球場有半個主場之利；東方會址在深水大埔道，花墟距離那裏只一箭之遙，加上石硤尾山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有幾十平方米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政治意味是球圈以外所不能明白的。

既然各有地盤各有集團，在汰弱留強的球場唯一痛擊對手之道便是把對方殺得片甲不留，把一眾對頭人送下乙組；更重要的是，敵人少一個，在足總開會投票也就少一張反對票，要推動諸如「邀請中國隊來港表演」，或是「派隊到台灣參加邀請賽」無往而不利。香港也許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球隊升級降級與內戰延續接龍的地方。

作為天天關注球賽戰果的球迷，哪有可能不知足球賽是講實力的比併，但一些球賽結果卻不能不令人從另一個方向來想。左派強隊未到聯賽中段已經上岸，但身邊的兄弟卻在降班邊緣載浮載沉，於是就放出「人造衛星」，幫人一把，出現頗令球迷不能理解的非正常賽果。說也奇怪，那時候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有「人造衛星」這回事，我甚至在左報和右報體育版都讀過這詞，似乎是一種人人都能接受並覺得合乎情理的結果。

有一次，愉園在瀕於降班邊緣的電話腳下失分，我不敢相信饒勇善戰的愉園會輸給老弱殘兵的電話，翌日《香港時報》的報道中赫然出現意有所指的「人造衛星」。到今天，誰都不能夠指證當年球圈有放水成分，也沒有真憑實據能捉賊拿贓，但不妨到大學或中央圖書館找一下，也許讀了舊報紙後會有所得。同樣，每到季中便陷入降班危機的右派球會，往往在生死時刻無端在眾皆看淡下打幾場勝仗，保住甲組之身，翌日左報包管又見「人造衛星」一詞。

真實的體驗是一場甲組比賽結束後的事。花墟場的比賽完了，幾個同學蹲在觀眾席上吹牛吹得天花亂墜忘了散場，到了抬頭一看全場只走剩我們這幾個穿校服的。某甲忽說有尿意要上廁所，大伙陪他到鐵皮棚架後的球場廁所一道解決，甫進去，還未脫去球鞋的後衛球員，對尿兜與旁邊的人說，「我真係好怕佢射唔入」。說這話的球員名字已記不起，球隊也早已不復存在，但那句話在冬日的黑沉傍晚有如五雷轟頂，「下，唔通你真係放水？」

向這些老球員致敬
我不知道這些「人造衛星」是誰放出來，但從戰果來說人們有質疑並非怪事。足球場是英雄地，可是由於內戰的親痛仇快歷史，我們上一代經歷了兄弟相殘的民族悲劇，足球比賽fair play的真正意義蕩然無存，全場二十二個球員肩膀扛著他們這一生都不可能承受的重。我相信當年真的有「人造衛星」，更相信賽場上的幾十口人沒收過一分錢；他們有幸的是球技比我們這些業餘球員來得高強，不幸的是他們在國共鬥爭這齣政治荒謬劇裏擔任配角。然而我是打從心底向這些球員送上最高敬意，愉園東方心各所屬，胸懷毛主席敬愛蔣總統，那是對一種思想一種理想的尊重，絕非為了幾個銅板出賣靈魂，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

P.S.
發稿前一刻收到葉輝的訊息，「人造衛星」等於「假波」——人造即是「假」，衛星是圓的，喻意「波」。
謝謝葉輝。

言之有物

牛頭角下邨(牛下)清拆在即，繼藍屋、天星和皇后碼頭等文化保育議題之後，再牽起一段本土文化熱潮。不少攝影發燒友都趁牛下仍「健在」時，急急拿起相機，去記錄低這香港早期公屋的面貌。平時不是特別愛好影相的市民，也響應這鼓熱潮到牛下湊一湊熱鬧，說「體驗香港舊生活」、「回味香港集體回憶」云云。彷彿，大家都再一次為這「消失中的香港式生活」而慨嘆，為「被毀滅的本土文化」同聲一哭。

在「發展主義」的洪流下，香港不少舊區被推土機輾過，很多特色街道也被納入重建計劃的議程內。種種客觀因素包圍底下，一方面很多「疑似港式茶餐廳」(如翠華)及「懷舊建築物」(如西港城)不斷湧現，另一方面「深水步唐樓」、「香港最早期公屋」、「舊區小店」及「奶茶+菠蘿油」等則一躍成為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代表。原來是不告別也不發現。原來是多得重建，才令我們重新認識香港，定義何謂(何謂不是)「香港特式」、「本土文化」。然而，當太多「特式」充斥底下，我們可否停一停、想一想，為何這是「香港特式」？當「因為它有價值有集體回憶，所以值得保留」成為文化保育的抗爭的論據，這樣又是否存在太多漏洞？

如何令本土文化的論述更實在、更豐富，的確是個大難題。又，要在本土論述中堅持某些價值的重要性，同時避免跌入將本土論述本質化的陷阱，亦是學者們爭論得面紅耳赤的話題。

梁款語，要延續新一代本土故事，在論說層面，要言之有物；在技術層面，要有根有據；在大眾層面，要貼近民心。言之有物，在於清楚認識香港歷史的回憶與詮釋。集體回憶，人人不同，而每人對歷史的詮釋亦有差異，所以要得到集體共識去決定某些本土價值的重要性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因此，將不同對集體回憶的詮釋結集起來，再與本土歷史和現今的發展模式加以整合，是挑戰香港政府「發展主義」的重要武器。在技術層面有根有據，在於集合民間智慧，配合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為社區發展訂出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替代方案。在大眾層面貼近民心，在於走進民間，體驗最真實的生活(而非純粹像遊客般以Tourist gaze來「睇」驗生活)。

補充一點，我認為知識下放亦是延續本土論述的重要一環。要將本土文化、保育等概念灌輸予社區百姓及公眾，讓大家明白所謂何事，才能真正動員公民社會的力量。這樣，大眾才會認真對待本土論述，在面對本土文化、文化保育等議題上顯得有心有力，而非停留在「因為它快要消失所以別具特色」或「因為有特色所以要保育」等吹水邏輯上，亦能避免不知如何將本土價值定位的困局。

本土論述，不應只是「吹吹水」；文化保育，應該有根有據出心出力。否則，香港只會出現一個又一個像「深水步唐樓」、「上環懷舊建築物」、「正宗港式茶餐廳」等供本地及外國遊客觀光的疑似博物館。

（轉載）哲古華拉的電郵與手機

摘自《亞洲週刊》二十三卷第九期 文：邱立本

古巴和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情緣，一度分享浪漫的革命情懷。古巴的革命之父哲古華拉其實對毛澤東的思想很有認同感，反對官僚，重視草根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後，他並沒有耽於享受榮華富貴，而是以整個拉丁美洲的命運為念。一九六六年，當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之際，他告別了哈瓦那舒服的部長級的職位，踏上自己的拉丁美洲革命之旅，餐風飲露，轉戰不同的叢林，一九六七年，他在玻利維亞被俘處決，得年三十九歲。

在他死的那一刻，他當然沒想到他所嚮往的中國，最後會揮別了毛澤東主義，也沒想到他的親密戰友卡斯特羅，半世紀後還萬壽無疆地執政，並將政治權力世襲，由弟弟勞爾接班。

這位有道德潔癖的革命家，會覺得中國和古巴的發展都讓他尷尬，儘管他為古巴的教育和醫療而自豪，發現它們意外地成為中國的鏡子，映照今日中國在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上匱乏的痛苦。

但這一位理想主義者，在慶祝古巴革命五十週年之際，也要面對新興的挑戰。當全球都進入了互聯網的世界，中國網民已高達兩億九千萬人之際，古巴的互聯網還是被嚴密控制，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設限重重，網民的數目極為有限，因而幾千名的中國留學生都叫苦連天，去古巴留學，陷進了一個網絡的荒原，與神州大地的紅火網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更不要說中國的手機用戶已超過六億，冠絕全球，而中國的手機短信的使用量和穿透力，也是獨步世界。相比之下，古巴的手機才只有幾十萬，並且要靠黑市的管道才可以搞到。

熟讀亞里士多德和濟慈的哲古華拉，應該不會反對互聯網和手機，不會讓他的古巴同胞，看不到維基百科上有關他的條目，不會讓他不能用手機打電話給卡斯特羅。古巴當局強調，互聯網與手機的短缺，都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禁運政策所造成。但聰明絕頂的哲古華拉曉得，這其實幫了古巴當局的大忙，因為如果古巴的互聯網和手機很發達，就會改變了整個社會的脈搏，也會推動變革的力量。在中國，從廈門PX事件到重慶釘子戶，都可以看到互聯網在改革過程中的重要角色。

哲古華拉還發現，古巴將會面對美國新總統奧巴馬的挑戰。這位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正在探索放寬美國政策，讓兩國加速交流，再續前緣。就好像當年美國的尼克遜總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帶來了中國的巨變。當古巴要融進全球化的體系時，它就不可能和北韓和緬甸那樣，在一個封閉的格局中自說自話。

哲古華拉也許會喜歡打一個電郵給奧巴馬的黑莓手機，約這位愛抽煙的總統來哈瓦那，抽一根古巴雪茄，聊聊雙贏的策略。

香港四代人續篇

由本地著名社會學家呂大樂所著的《香港四代人》，細緻地刻畫了香港四代人不同的精神面貌，同時也描繪了香港核心價值在過往數十年裏的轉變。依照作者劃分，香港第一代人是由大陸移居香港、飽經戰亂的老人家。他們安分守己，為下一代悉心打算，也同時忍受了下一代年青時的狂野，讓他們盡情享受其生活空間。第二代人享受了第一代人的照顧和「無限忍耐」，在香港經濟起飛的六、七十年代一展所長，令他們得到了社會的主導權，而他們的成功故事也成為他們努力讓第四代承繼者自己的想法的動力。第三代人在作者眼中是平庸的一代。他們在第二代人主宰的社會大環境中無法出頭，一於消費享樂至上，活在當下，但卻不成大器。第四代人生長於香港社會最富裕的年代，他們一方面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但卻成為第二代人「自我膨脹」下的犧牲品。作者認為，他們是被寵壞的一代，也是連反抗第二代人都不懂的的一代。

《香港四代人》這本書無疑為香港不同年代的人的文化面貌作了一個詳細的記錄。然而，本身為香港第二代的作者大致上都是依照自身經驗和自己所認識的人作為代表，不免會與一部人的生活體驗分離。我認為，要把這個香港四代人的故事說得更完滿、更充實，總要聽聽每一代人的自身說法，也要知道他們究竟如何看自己所屬一代以外其餘的幾代人。

我對第一代人認識不深，所以唯有從第二代人說起。如呂大樂所說，第二代人生長於充滿競爭、「香港夢」高漲的六、七十年代，他們的成功故事自然成為他們用來「合理化」今天一言一行最有力的武器，也令自己成為傲慢極權的表表者。出於(過份)愛護的心態下，他們總希望他們的子女像他們一樣，成為競爭中的勝利者，這可以理解。然而，他們似乎忘記社會是不停轉變的，不同世代的價值觀也各有不同。也許他們沒有意識到(就算意識到也不以為意)，把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那套價值觀和想法套在第四代人身上，是一種「錯配」。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下成長和取得成功，卻為第四代人製造最「有限度自由」的成長環境，因為他們早已把年青時代所相信的「自由」忘記得一乾二淨。如果要為這提供一個解釋，我認為一切只因第二代人「怕」：八十年代初他們怕回歸祖國會奪走他們在殖民地時代所得到的一切，到現在他們反而怕「太民主」、「太自由」，也怕他們的「成功方程式」以外的一切。經年月的打磨，他們知道現時的環境得來不易，所以反而怕轉變。他們認為夢想應該停留於「發夢」的層次，相信做人還是實際一點好。說到底，第二代人有幸生長於充滿機會的大環境下，令他們取得成功，到最後卻成為向大環境和現實低頭的可憐虫。

第三代人在呂大樂筆下是講求生活品味、相信活在當下、卻又遲遲不出頭的一群。相比起第二代人，第三代人所經歷的競爭和社會問題較少，可能因為這樣，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和演繹也大大不同。對於第三代人，他們在年青時期親眼目睹中英談判、八九民運、數次股災，令他們發覺活在當下的重要性，也知道「民主、自由」可貴。到他們親身經歷負資產、金融風暴、「七.一遊行」和今天的金融海嘯，令他們知道生命不應如第二代人所說般只有競爭和金錢，也認為香港的環境和制度，是需要有點改變。對於生活，他們認為應該要好好享受，也許是錯有錯著，這種價值觀正慢慢將香港由功能城市演變為宜居城市。今天的香港不只有金融和經濟，環保和文化等逐漸成為大眾關注的議題。對於香港的未來，他們比第二代人更相信「自由、民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更懂得去發聲爭取。也許第三代人仍未出頭，但事實上他們正一步一步地令香港變得更好。雖然未竟全功，但精神可嘉。

我生於八六年，是個不折不扣的第四代人。呂大樂在書中所舉的大部分例子，如被強迫玩樂器、選擇課外活動時被「指指點點」、被灌輸「加入校隊對日後有幫助」的觀念、選科時「被建議」讀某些科目等等，我全都經歷過。對於呂大樂在書中所言「不要問他們喜歡什麼，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絕對深感認同。也許和第二代人一樣，第四代人是向環境和現實低頭的一群。「二十多歲，還可以做甚麼?」是很多第四代人心底裏的問題，這確實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但事情卻不得不如此。第四代人曾經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喜歡的，但在大環境的薰陶下他們知道夢想難以實現，到發覺應該行動為夢想爭取時才發現原來一切已經太遲。不過，可悲歸可悲，事實上，第四代人知道「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的道理，也知道應該為自己喜歡的去堅持。其實，不是他們不知自己所喜歡，而是他們不敢說出自己所喜歡的。對於「二十多歲，還可以做甚麼?」的問題，第四代人其實有很多連第二、三代人都不敢想的瘋狂答案；對於第二代人夾硬灌輸的想法，第四代人其實討厭照單全收。但與此同時，他們知道社會不會有太多空間去容納他們的答案、他們的聲音。當第四代人跟第二代人談理想、談心中所想時，大概只會發現第二代人意見接受，但態度依舊。其實第四代人講不出答案，並不代表他們心底裏沒有答案。物極必反，被抑壓的終究會化成反抗的動力，第四代人仍相信終有他們發聲的一天。呂大樂認為第四代人一開始就是輸家，未踢先輸，但我覺得這場球賽才剛剛開始，哪怕這是一場逆境波。

細看之下，第二代人和第四代人同樣是向社會大環境、大氣候低頭的現實主義者，但不同的是，第二代人即將從高位退下來，第四代人卻磨拳擦掌企圖有朝一日把現實改變。至於第三代人，他們看似兩袖清風、享樂至上，其實他們正(企圖)靜靜地把香港變得更好更美。

（轉載）離不開Andy Warhol的魔掌

摘自二零零九年三月八日《明報》 文：林奕華

張栢芝接受有線 娛樂台訪問時我不在香港，雖然友人把YouTube 的連結電郵給我，但到了外地就是另一個世界，我沒有把它打開。八日後，阿嬌（鍾欣桐）上《志雲飯局》，播出前全港鋪天蓋地都是梨花帶雨的圖像和報道，配合三月黃梅天氣，周圍似是被淚水洗禮似的。剛巧前一晚我在看一部叫Factory Girl的電影，之前給學生上課，教材是戴安娜 王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接受BBC訪問時證實已與查理斯 王子分居，並一口氣澄清及承認之前的所有緋聞。這這些些加起來，沒法不讓我想到現代人的愛、恨、情、仇，大抵將來一百年依然離不開這個人的五指山，或魔掌——Andy Warhol。

那個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只對鏡頭說Yes或No的人。「你只會說『是』或『否』嗎？」「不是。」「接下來的問題你打算繼續以這態度回答嗎？」「是。」若論權力多寡，發明遊戲的人，到底不同按照規則玩遊戲的人。「訪問」，Interview，是Andy Warhol創辦的一本雜誌，至今在英文書報店仍可以港幣六十元上下買得到。每期以人物專訪做主菜，但從無出現華荷式答問法的第二篇，證明經「大師」點石成金，之後的均僅此而已——訪問的意義，不外乎「承認」與「否認」。當受訪者的答案變成只為訪問者有預設性的問題服務，Y也好N也好，僅形式而已。

《志雲飯局》才播了宣傳片，坊間已來不及比較阿嬌與栢芝的「表現」和誰的內容更勁爆。比較的焦點有兩個，淚眼照片和在他們口中的陳冠希 。理論上阿嬌的「菜式」尚未揭盅，但口碑已被栢芝贏了去。你或會說，有冇搞錯，如此痛苦的自我剖白也有星級評分？當然，誰身為娛樂人物，有生一日也是要娛樂別人。這個行業的宿命便是很難很難反被動為主動，所以Warhol的「是否」才會是行為藝術——看穿了內容不重要，形式才是一切的名人生存法則，才能練成金剛不壞，把媒體——也就是大眾的慾望（八卦）——玩弄得得心應手。

栢芝「江湖」阿嬌「童話」
一般人對栢芝叫好而對阿嬌抱持觀望，並非單只因為早一星期站出來的那位佔了先機，而是各種蛛絲馬迹令後來者看來顯得太被動。被動，當然有助加強「弱者」的感覺——我不敢說這正好切合坊間傳聞阿嬌是為了復工而鋪路。但媒體遊戲之所以引人入勝（也是「性」），皆因它是集天下各種權力進行鬥法的擂台。所謂「各施各法」，便是歡迎人人以出奇制勝證明自己手瓜更有力。相比阿嬌在宣傳片中頻頻垂淚、拭淚、眼中噙淚的「弱」，栢芝在提及陳冠希時的「咬牙切齒」便因強悍而「有戲」得多。

也就是說，栢芝可以被演繹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下面便是cliffhanger，教愛看熱鬧的人懸念無限。短短半小時的「訪問」裏，主持人（歐永權）近似「隱形」，又或，他只是人形mic stand，放在那裏讓栢芝的聲音得以被amplified（擴大）。與其說是「接受訪問」，不如說「訪問」純屬形式，它其實是一篇以自白書形式來寫的挑戰書。挑戰的矛頭，栢芝講得清楚，「（傷害我們的）不是傳媒」——即是所有恩恩怨怨與第三者無關——卻是「你」（陳冠希）。

當事人激動歸激動，我倒注意到有線對待栢芝的尊重﹕

（一）她說話的部分沒有加上配樂——這是保持當事人情緒的原汁原味，不加鹽加醋。試想，若在栢芝說到忿忿不平處以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襯底。那將是多麼「山雨欲來」；
（二）栢芝的思路在沒有細碎刪剪下使她看來暢所欲言。用另一種說法，是她能使人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Articulation的目的，除了是表達感情，也是明確清楚地讓所思所想曝光，栢芝的「站出來」獲得良性迴響，一般說法是欣賞她的堅強，我認為更與香港人對「一人做事一身當」的「江湖情結」不無關係。

一個很「江湖」，另一個很「童話」。阿嬌在《志雲飯局》宣傳片中儼如小公主還原灰姑娘——梳髻的栢芝看來精明果斷，有「經一事，長一智」的決心，阿嬌的長髮形象則相對吃虧在「沒有改變」，以致給人感覺「無甚驚喜」。栢芝穿黑白格子上鏡，襯托她的愛惡分明。阿嬌則是淡掃娥眉，繼續純情樸素。這麼「清淡」的「包裝」，換來周刊「要喊唔要笑，飯局照稿背」式還沒見官先打三十的評價。如果飯局的內容沒有超越栢芝的尺度，又或soundbite的精彩比不上栢芝的「我即刻入房抱起個仔，未抱起前唔識形容嘅驚，驚到腳軟……為咗個仔要企起身」、「我唔係受害者」、「好彩我一向爹哋媽咪教育我有錯就要認，打就要企定」、「自己就做一個法官，同時做埋犯罪人，判自己坐監」……等，阿嬌作為藝人的「娛樂價值」，也就是因復出而接受訪問的意義，便會有點流於「徒具形式」。

每條問題都有潛台詞
《志雲飯局》的主持人可有納悶——為什麼上節目的不是栢芝？栢芝會不會也有在無綫與有線的Y與N之間經歷抉擇？Pros and cons可以有一萬個，但我認為最關鍵性的只有一個﹕去了飯局，任何人的答案都有可能變成只是為「是」與「否」服務的「落口供」。
且看阿嬌受訪文字版本的飯局式問題（摘錄）﹕

（一）現在心情平復了？是否可以很坦承面對這件事？
（二）今年你廿八歲，入行前後一定試過拍拖，是否公司一直希望你保持玉女形象，就算拍拖也不能公開？
（三）你怎樣認識Edison？
（四）為何你會願意跟他拍一些親密照？
（五）影完這些相，有沒有擔心流傳出去？
（六）開始流傳這些相，你是怎知這件事？
（七）看到這些相後，有沒有找過Edison？
（八）他現在說希望受影響的女仔能過正常生活，你怎看他這番話？
（九）開記招是自己意思還是公司的意思？
（十）記招中說的話，是自己想還是公司替你想？
（十一）記者會的目的，是想認錯？還是對公司一個交代？
（十二）記者會後有更多抨擊，又說你沒誠意道歉，你的反應是怎樣？
（十三）有沒有對這行業心灰意冷？覺得自己不能再立足娛樂圈？
（十四）有沒有一刻想過輕生的念頭？
（十五）你準備怎樣爭取回這份自尊？
（十六）這麼大的傷害，你認為是誰造成的？
（十七）你憎恨他（陳冠希）嗎？
（十八）會否影響你將來再認識男朋友？
（十九）你是否很容易喜歡人，人家對你好些就可以？
（二十）Juno會否是最新近交的好朋友？他何時跟你合作過？
（廿一）跟Juno有沒有發展的可能？
（廿二）你有沒有想自己何時會結婚？
（廿三）萬一公眾不接受（你），你有什麼打算？

每條問題都有它的預設與潛台詞——簡單如「你怎樣認識Edison？」，其實在「認識」二字背後可以大有文章，例如俚語中的「帶眼識人」。這使看似as a matter of fact的一問一答潛藏被訪者與訪問者多少動機上的角力﹕是幫忙？是利用？是澄清？是標籤？

對受訪者而言最沒爭議性的做法，是「和盤托出」。但眾所周知，所謂的有碗說碗不外是「形式」，因為艷照門的當事人不可能在熒光幕前作出比相片更有真實感的解畫，阿嬌的劫後餘生記因此難免不被讀作「流水帳」——也許這亦是藝人與其所屬公司想要的效果﹕「覺今是而昨非」是形式，期望被賜予站起來的機會才是「目的」，而看來唯有以當事人現身說法重提舊事（但又淡化所有細節）冲淡大眾的想像，阿嬌才真有機會在眾目睽睽下「重新做人」。

消費「罪咎」的遊戲
上述况味，與栢芝的「不怕撕開傷口讓大眾看見血淋淋」形成強烈對比。二者的差異構成社會對栢芝與阿嬌產生不同觀感，也讓Andy Warhol的精神在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誰的華人世界得以發揚光大﹕一個絕對不喜歡自己，自卑、自恨，但又因此而絕對自戀的人，正因為深明不是唯一的一個，才會找到令他凌駕所有人而榮登「通俗藝術之父」的一條路——我們都生活在罪咎感揮之不去的時代（社會不會鼓勵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小」，慾望的「大」），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相信媒體（權威）所說的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然後，將焦慮投射——不，是寄情——將負能量情懷化、道德化——在別人為活着而付出的代價（所謂「犯錯」）之上，繼而以或隔岸觀火，或搖旗吶喊投入一干消費「罪咎」的遊戲中。Pop Art在二十一世紀文明社會的全面勝利，是因為愈來愈多人成為了Factory Girl（Edie Sedgwick）而不自知，以時尚、藝術、設計、多媒體之名，我們都在戮力製造可以被「愛」的自己，偏偏如影隨形的，卻是「恨鐵不成鋼」的「我」。

是這個「我」令艷照門事件一年後仍能令媒體再有機會炒作與熱賣，雖然社會成本不只是一檔炒栗子。又，栢芝和阿嬌真想從挫折中站起來，不妨參考二○○六年的傳記電影Factory Girl。

香港足球的集體回憶

本年度賀歲杯足球賽由南華天水圍飛馬聯隊奪得冠軍。縱然票房繼續失收，但本地球隊總算衛冕成功，為足總帶來一點安慰獎。另一邊箱，南華主席羅傑承繼續大灑金錢，一方面為球隊大攪形象宣傳，另一方面引入迪天奴、T.史高斯、卡卡及岡野雅行等高質外援。獎杯和球星似乎為本地球壇帶來小陽春，但如果你是本地足球的老球迷，可能會和我一樣覺得，現時的香港隊，不，是現時的香港足球是有點奇怪，像一個發育不良的小孩。的確，是缺少了一點東西。

先談一點歷史吧。相信老一輩的球迷一定對以下片段記憶猶新：胡國雄、張志德、黃文偉、尹志強等球星的精湛演出、佐治貝斯及連尼加賀夫等國腳級外援的超凡球技、「五·一九戰役」、有多名巴西國腳包括比利在內的聖保羅來港獻技、多場南華對精工的大戰、南華在黃興桂「英明領導」下降班……至於像我這些80後的球迷，陪伴成長的當然有「東方王朝」、東方對南華或南華對快譯通或南華對愉圓的多場精彩大戰、南美聰獨門秘技的香蕉球、李健和的一把長髮、南華力戰清水心跳、以譚拔士為首的一眾高質外援(例如奧沙、卡根洛夫、威拿、德普洛夫、加夫利等)、九十年代中轟動一時的假波案、港隊因實力不濟而在多場省港杯及世杯外慘敗等等。這些本地球壇的零碎片段，好的、壞的，通通寫進了球迷的腦海裏，成為了本地球迷的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

集體回憶的神奇之處，在於其能夠給予一個可用的過去(Usable past)，並為社群提供凝聚社會的歷史基礎。正如本地球迷的集體回憶，正正為凝聚香港足球提供重要基礎。君不見每逢港隊在賀歲杯、世杯外等賽事中遇上外隊的挑戰，場內此起彼落的「Hong Kong、Hong Kong」打氣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回憶的集體框架不是集個別記憶的大成而建構，也不是徒具形式而靠別處的記憶來填補出來的產物。同樣地，集體回憶不是存在於個別物件中，而是一個能勾起大眾回憶的歷史和印象的情境。現在的香港足球奇怪，是怪在足總總是希望透過(為港聯引入大量外援而嬴取)個別獎杯以企圖去建構集體回憶以凝聚球迷，也怪在足總在幾年前粗暴地干預聯賽升降制度而把傳奇球隊南華留在甲組以留住球迷。夾硬為香港足球建構記憶的集體框架，眼高手低也!

香港足總應該明白，推動香港足球發展不是靠「不明不白」地嬴回來的個別獎杯，也不是靠留住一、兩支歷史悠久的球會。首先，推動足球從來都是由基本做起，搞好青訓和場地基建乃是必須，有好球員自然吸引到球迷。接著，足總需要知道能凝聚球迷的，不是一、兩支球隊實體的存在或幾隻獎杯，而是一些能勾起大眾回憶的歷史和印象的情境，例如南華當年多場由落後變和/反勝的比賽(印象最深的有從5:1的劣勢下迫和快譯通)或港隊一些精彩代表作(印象中港隊/港聯佳作主要來自賀歲杯賽事)。能夠凝聚球迷的，當然成為本地球迷的集體回憶，不能夠的，往往成為集體失憶(Collective Amnesia)。看來足總近年來的舉動，只會令一切淪為後者。

當然，以上只是我的個人感覺。因對手太弱，港隊以至南華近兩年以「捨我其誰」姿態而取得的成功，能否刻入球迷腦海，成為將來凝聚球迷的力量，有待歷史証明。但比較肯定，也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和富大埔的出現和其神奇的表現，及東方事隔十多年重奪聯賽杯的事跡。這總比成功衛冕賀歲杯或南華聯賽三連冠更能凝聚和團結本地球迷。

又一套舊片

由林嘉欣和舒淇主演的《怪物》是一套驚慄片，但所謂「驚慄」其實只是在於那種對身邊的「怪物」的恐懼感。

電影講述一個精神失常的婦人(林嘉欣)「搵錯仔」及一個媽媽(舒淇)「搵仔」的故事，簡單得來其實有點無稽。林嘉欣所演的角色在戲中是一頭怪物，因為她失去理智兼把別人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兒子。雖然舒淇精神狀態正常，但在其他人眼中亦是一頭怪物，因為她把大廈弄得一團糟，別人也不明她為何如此歇斯底里。

其實所謂insider和outsider只不過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你覺得別人怪時，別人覺得你更怪。當我們都喜歡設下一大堆合情合理的規範去定義身邊「怪物」和「他者」的時候，我們似乎都忘記了所謂合情合理只是一堆一箱情願的想法。簡單來說，就是從不嘗試理解別人而又一箱情願地以為自己永遠是對的。正如叫人去看醫生的人，其實自己最需要去看醫生。因此，當舒淇明白為何林嘉欣會把她兒子捉走的時候，其實她早已沒把林嘉欣當作怪物，反而覺得她是同路人。

林嘉欣前夫在電影尾段對林嘉欣說：「不要再留在自己的世界裏，我們的家早已沒了」。這似乎是叫林嘉欣是時候去做一個「正常人」，去接受已被合理化及理性化的城市演變進程。然而，這句話似乎更想叫每個人去明白我們要跳出自己的框框，並站在別人那個很「怪」的角度去想一想。

無所謂正常，亦無所謂怪。

一套舊片和一套超舊片

先談超舊片：《江山美人》。Year 1時上林奕華的一個關於「靚女」的通識課，認識了好幾套五、六十年代的舊電影和幾個很「靚」的女影星。前幾天，因為手痕所以借了《江山美人》這套五十年代經典邵氏電影來看。《江山美人》中的林黛的確十分「靚」。說真的。

在五、六十年代，林黛就是「靚」的標準：高挑、豐滿、眼大大。除了林黛，《星星 月亮 太陽》裏的葛蘭、葉楓和尤敏都是當時一等一的「靚女」。作為一位二十出頭的學生，我承認對以上經典女影星認識不深，但卻不能否認這幾位女影星的確「靚」得很有味道。

舊片：《旺角卡門》。劇情在此不談，只覺得張曼玉真的很美。當時還是二十多歲的張曼玉，散發著的是十分清純的美。《花樣年華》中的張曼玉，一舉手一投足，都醞釀著既高貴又華麗的女人味。一個女人，不同年代，不同的美態。以前我並不太注意張曼玉和她拍的戲，更不認為她是一個美人。看來，不同年紀，對「美」的定義/標準/感覺都有所不同。

後記：
王家衛的電影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不同角色、場境、道具及畫面構圖都帶著不同奇特的符號，即使如《旺角卡門》般簡單的黑社會故事，有時你甚至不會明白那些符號出現的原因。

重慶森林

因為課程需要，所以我看了《花樣年華》；因為王家衛，所以我看了《重慶森林》。《重慶森林》由兩個獨立故事交錯而成。兩個大概是駐守同一區但互不相干的警察、兩個或許曾擦身而過的女人和一個聚腳點：快餐店。在這個森林裏，有一個關於時間、記憶和轉變的故事。

「每天你都有機會跟別人擦身而過，你也許對他一無所知，不過也許有一天，他會成為你朋友或是知己」。當人和時間都不停在流動和轉變時，你不知下一秒鐘你會遇上甚麼轉變。這一秒是新，下一秒變成舊。探員233於四月三十日凌晨知道自己舊的戀情過了期。與此同時，233和一名戴金假髮的女子擦身而過。六小時後他在酒吧愛上了這個女人。所有東西，包括記憶，都會由新變舊，由有到無。舊的東西，我們不愛。但當我們想把舊的東西好好保存的時候，記憶又能否幫我們一把?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下一秒擦身而過的人何時會變成知己，誰也不知何時忘掉誰，甚至，可悲得忘了原來已經忘記了。

探員233和快餐店新來的店員阿菲擦身而過。他對她一無所知。六小時後她愛上了警察663。有一天，663的女友選擇離開。有人因為有選擇，所以選擇轉變。也有人因為習慣，所以不想轉變。阿菲因為無意中得到了663家的鑰匙，常趁663不在家時悄悄潛入他家，並決定把屋裹的家具和日常用品逐一換掉。是663沒有發現嗎?不，是他已經習慣了。我們常常認為轉變是沒有甚麼大不了，只要本質沒有變就行。究竟是我們習慣了不斷轉變，抑或是已經習慣了轉變的本質?我不曉得。轉變過後，我們又會否記得事物的本質是甚麼?我不敢肯定。

時間、記憶和轉變三者可能是互相扣連。但三者之中，可否有其中一個能停下來?或許，有機會的。

金雞的香港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金雞》這套電影，可笑的是到今晚我才有機會看。有人說《金雞》和《無間道》是二千年初兩套最有質素的港產電影。如果《無間道》嬴的演技，那《金雞》嬴的相信是親切感。《金雞》所刻畫出的是一個又一個的香港故事，道出的是一個又一個香港人的心聲，最後帶出的是在逆境中對未來的希望。

香港故事
電影中藉阿金的故事來刻畫出香港由七十年代末至二千年初的香港短史。由七十年代末期，經濟開始起飛，到八十年代香港確定將要回歸中國及六四事件，到經歷股災，再到九七回歸，經濟再次走入谷底直至千禧年，電影成功將大量歷史片段融入至故事中，道出香港人如何努力向上和逆境自強的故事，亦將香港人複雜的心聲和集體回憶一一道出。例如電影中阿金的金句「努力努力阿金搵到食」令人想起香港人一直以努力實踐香港夢、六四的電視片段令人想起當年對大陸的恐懼、電盈出現負資產時李澤楷的口吃令人想到九十年代末香港的經濟困難(和官商勾結)等。另一方面，電影中阿金由「魚蛋妹」到「舞女」再到「骨妹」最後自己開「一樓一」做生意。阿金搵食方式的轉變正好凸顯香港人「識走位」、「識計數」的特點。電影中另一個成功的地方在於導演成功用幾位「香港的figure人物」來道出一些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金句，例如劉德華的「記住，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和曾志偉的「負資產，又唔係死全家，一家人呀嘛」。阿金的一生和她與不同嫖客的故事，正好道出最令人感到親切的香港故事和香港精神，同時刻畫出大家對香港和香港人的一份情。

中國。香港
電影中不忘刻畫中國與香港由八十年代末到現時糾纏不清的關係。由一幕六四事件開始，龍哥(杜汶澤)不斷強調移民潮，引出香港人當時對中國的不信任和恐懼。另一方面，導演以「北姑」入侵令包括阿金在內的一眾香港舞女無淡好食來強調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討厭。然而，如電影後段陳教授(梁家輝)所說，「我地要一齊學北姑口音」，香港對中國的關係似乎因為經濟上的聯繫而變得密切，而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感情亦由單純討厭變得又愛又恨。另外，導演亦似乎想藉阿金與一位「大圈」藕斷絲連的一段情來訴說香港人對大陸既肉麻又不敢張之於口的情感。

希望
電影推出期間正藉香港經濟處於最谷底的二零零二年，導演希望帶出的主題亦相當明顯。「阿金精神」的確為香港人打氣和帶來鼓勵，也告訴我們這個香港夢仍可發下去，而最後一幕阿金苦等七年終於等到那「大圈」還錢正好叫香港人堅持和繼續拼搏。與此同時，我們開始背靠祖國的同時，對大陸又會否愛得更深呢?

三套Batman

一口氣看了兩套Batman舊作：《Batman》和《Batman Returns》，連同之前看過的《Batman: The Dark Knight》，已看了Batman系列中的一半(據說亦是最精彩的三套)。老實說，Batman系列的故事主線不會有太大分別，都是依著「在一個充滿罪惡的城市，有一個比一般壞人更壞的人，然後Batman出現拯救城市」的方程式。文化研究學者通常都會將Batman、Superman、Spiderman等系列電影解讀為投射在大銀幕上的美式英雄主義。然而，我們還不禁要問為甚麼我們愛Batman?為何我們愛Batman之餘，更愛Joker，Penguin和Catwoman?

如果依照文化研究學者的解讀，Batman和其他卡通英雄電影廣受歡迎，是因為觀眾在電影世界中找到了實現他們對(美式)英雄維護世界和平的渴求的機會。另一方面，不斷輸出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亦為美國增加軟實力的機會。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似乎近年Batman的電影(其實Spiderman也是)的焦點，已從單單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主線，轉向Batman的面罩上。當所有人都希望Batman脫下面罩，當所有人都在問究竟Batman是朋友還是敵人的時候，《Batman: The Dark Knight》最後一幕Batman那句「把所有事都算在我頭上」正好說明英雄不需要別人的理解，也不需要受萬人敬仰(因為這才稱得上傳奇)。這種為人民不計代價的精神正正是Batman受愛戴的原因，同時亦把Batman不斷的神化。我們不其然會問，當布殊不理聯合國阻撓，堅持出兵伊拉克，背後的潛台詞，又是否「不理你們支持與否，我們正為世界和平努力」呢?當時在推波助瀾的一眾政客、傳媒和大部分美國人敢說他們不是站在這正義感作祟的道德高地嗎?

微觀一點來看，蝙蝠俠與一眾奸角的對立，的確為觀眾們實現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渴求。Joker只不過是一隻「mad dog」，但正如他自己所說「this city deserves a better class criminal」，所以他最壞的地方只是他比其他罪犯「不一樣」。他可以把錢一把火燒掉，也可以把二千萬元「周街派」。他也不如一般罪犯惡形惡相，他會說「why so serious」和「if you gonna go, then go with a smile」。我們愛Penguin，除了是因為他可憐的身世之外，還有是他完全否定「美/醜」的規範，正如他對Batman所說「You're just jealous, because I'm a genuine freak and you have to wear a mask!」。我們也喜歡Catwoman，除了是因為她散發著女性的野性美之外，還有的是她對女性能力的肯定和對父權say no的膽量。因此，我們愛一眾奸角，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奸到出汁」，而是因為我們愛看他們挑戰社會規範的遊戲!

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劇情講述一個在台灣小鎮所發生的故事。在生活簡樸、幾乎所有當地青年人都遷往大城市工作的恒春郡，一個在大型演唱會的暖場表演機會，把失意於台北、回恒春生活的代班郵差阿嘉、被工作煩透的日本籍監督友子、遠道而來到恒春推銷的小米酒業務員馬拉桑、一直暗戀老闆娘的汽車維修員水娃、由年輕時擔任霹靂隊員到現時只是小警察的原住民勞馬、自詡為國寶級樂手的老郵差茂伯、喜歡彈琴的小學生大大等人連在一起。當中所展現的，不只是追求夢想及永恆愛情的故事，而是一種跨越時空、地域和文化的交融。

電影宣傳的字句：「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封寄不出的情書，不管是寄到天涯，還是……」似乎是說思念是一封無目的地的郵件、一段單向的感情投射。電影中各人在晚宴後不約而同地到了海邊，想念著遠在天邊的那一位，像是這種思念只有隨在大海漂到不知在那兒處。然而，正如信中所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星光，是億萬年前的星球所發射出來的。當我們看見天上的星光，想起的只有在遠方正在想念著你的他/她?這不正正說明思念不只是一種跨越時空下互相交融的產物，也是一個對愛人永恆的祝福。

夢想是電影中另一個主題。樂團中每個人，似乎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失意：曾往台北尋他的音樂夢的阿嘉失意而回、茂伯彈了大半生月琴都沒人欣賞、大大因不懂掌握節奏而被教會「趕」了出來、勞馬有一手好唱腔卻苦無發揮機會。當友子一開始不斷強調大大年紀太小、茂伯太老不能當貝師手、口琴聲音太小不能在搖滾音樂中用得上、水娃長得太醜不夠舞台魅力，似乎把一切可能性都局限了，墮入了一個把所有事都「二分化」的思想。當電影中最後一幕出現了電結他、木結他、口琴、月琴等樂器「同台演出」，說明了凡事都有很多可能性，誰說小孩不能玩搖滾?誰又敢說八十歲的老人不可能追夢?這又是另一種交融－跨越界限的夢想和可能性。

電影中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對文化的細膩展現和一種文化融合的期盼。由一開始展現大城市台北和鄉村小鎮恒春郡的強烈對比，到阿嘉繼父對本地文化的堅持和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抗拒，都展現了一種對排他性。我們先看一看電影所定的歷史背景。二戰後日本戰敗，撤出台灣。因當時中國因忙於處理國內事務，無暇顧及台灣，而日本正正在統治台灣時期為其建立基建，為台灣人提供教育及改善民生。這套電影正正將這段台灣和日本深厚的感情，投射在兩個友子和台灣人的感情上，所帶出的不只是一段歷史的關係，而是一段跨越地域及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當我們發現像台北般的大城市已在全球化的洪流弄被各大國際商品和文化侵食得七七八八的時候，正如阿嘉繼父所憂慮，恒春的特色性將被逐漸被大財團、大酒店奪去。因此，以恒春這個小鎮作為電影場景，正好展現了一種全球化和地化的融合，一方面接受外來文化的融入，另一方面維持了本土最地道的獨特性和「風味」。這正是一種跨越地域界限的文化融合!

如果……

“Ask not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ountry”
John F. Kennedy

有錢佬問:「政府可否批多一、兩個發展項目給我?放寬一下樓宇高度限制，讓我的樓建高幾層、多幾個單位面向海景?國家又可否繼續給香港無限量支持，唱好大市，讓我股價再創新高?」

中產一族問:「政府可否減減稅?有盈餘時派派糖，困難時期千萬不要加稅?」

基層問:「政府可否創造多些就業職位，和多一些補貼?」

學生們問:「政府要搞好就業市場，別讓我們畢業等於失業!還有，別搞跨教育政策，因為我和我將來的孩子要學好英語!」

保皇黨們問:「國家可否給我們再多些資源，好讓我們成功爭取多一、兩盞紅綠燈和搞些盆菜宴，和市民“打好關係”?政府記住別給我取消功能組別，別讓我們失去優勢!」

泛民問:「政府最好能坐下來聽聽我們說話，有時也要多一、兩個行政失誤或爭議性決策，讓我們重新爭取在社會上設定議題的能力!」

政府問:「國家記住定時給香港支持一下，讓我們與珠三角多些融合，因為祖國好，香港好!」

如果……

有錢佬說:「我可以把我每個月的盈利捐一點出來，幫幫那些貧窮線下的市民。我也可以保障我旗下所有員工有足夠工資應付生活基本需要。我也會在賺錢同時注重一下環保、環境和文化。」

中產一族說:「我閒時會做做義工，也會一起參與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因為香港不能只有經濟，也要有民主。」

基層說:「我會緊守崗位努力工作，也會收起對弱勢社群和新移民的白眼。我也會多些增值，拒絕民粹主義，拒絕讓不能充當第四權的媒體為所欲為。」

學生們說:「我可以在最沒有利益衝突的年紀，多些參與討論社會、國家事務，在嘗試和互相衝擊中推動國家向前、改善社會。」

政黨們說:「我們可以放棄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一貫思想模式，在理性討論中為香港開闢新路。」

政府說:「我們拒絕繼續親疏有別，拒絕高高在上；施政時真正聽取民意，而非假諮詢；我們也是時候拒絕短視，要培養些國際視野；我們也不是單靠祖國好，因為香港的發展需要有自己特色!」

如果是這樣……香港會更好!

Cast Away

一套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荷里活巨著。這已是我第三次看這套電影，對Tom Hanks「一個人演戲」的演技除了驚嘆，就是驚嘆。

I’ve to keep breathing,
because tomorrow the sun will rise,
who knows what the tide would bring?

Hope, Courage and Survival當時間和邏輯成為了人的主宰，我們不期然就會像Chuck一樣，認為只要控制時間和按照邏輯，便能控制一切，甚至認為可以控制自己何時生、何時死。然而，當Chuck發現連尋死也無能為力的時候，我們大概意識到人是何其渺小，而一切時間和邏輯亦只是用來告訴自己「可以做甚麼」的框框。待在荒島一千五百多日，Chuck終於逃出生天。是時間和邏輯救了他嗎?可能是，但無論他的計算如何準確，都不能百分之百確保能戰勝大自然。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繼續留在荒島必死無疑，令他願意冒更大風險去嘗試製木伐去逃離荒島?或者是，但其實他早已掌握求生本能，安身覓食難不了他。是因為想念女朋友Kelly成為他一鼓作氣的推動力嗎?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其實他一早已打定輸數會失去女朋友了。或許，是對生命的信心救了他。相信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其實，有誰知道下一刻發生的會有多美好?從來希望都是捉不到、看不見；相信未來，活在當下，who knows what the tide would bring?

感情
流落荒島，一張褪色的相片成為Chuck唯一的精神寄託。儘管他明白“I will be right back”的承諾永不會兌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將會失去她，但他知道，最愛的人永遠是她。然而，到最後Chuck提醒Kelly「是時候回家」，這是他自己自相矛盾嗎?不，因為他倆都知道感情永不會磨滅。記憶會隨年月減退，只有感情永遠長埋心中。

倖存的Chuck應該怎也想不到，竟然可以因禍得福，交了一生中最好的「兄弟」。一千五百多天，每天都和一個不懂給他回應的排球說話，是他悶得發慌，失去了理智?絕對不是，失去理智的人不會懂得造木伐和計算風向。大概每個人天生都要和別人「發生感情」，分享自己的喜、怒、哀、樂，這是造物主給人最搞鬼又最寶貴的恩賜。即使Chuck到最後「救不了」Wilson，讓他漂走，但感情永遠長埋心中，好兄弟始終是好兄弟。

生活。生命
對比現代和荒島的生活，導演希望對照出現代人生活是多麼奢侈的動機其實頗為明顯。流落荒島，初時還未學懂鑽木取火的Chuck唯有生吃幾經辛苦才得來的魚肉，忍不住面露難色。四年過去了，原本滿身脂肪的他身型變得「標準」，生魚肉也成為最寶貴也是最滋味的肉食。回到孟菲斯，火一按便有，滿桌子都是吃剩的壽司、雪長蟹，這是連他自己也想像不到的奢華。原來，懂得享受最簡單的事物就是享受生活。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is,
of course, the world itself.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導演竟然也借機諷刺一下現代資本主義。開場場境是節奏慢條斯理、能準時已是萬幸的莫斯科，人物是一班一切講求效率的聯邦快遞工作人員。正如Chuck對下屬的訓話提到：「時間是我們無情的僱主」，現代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一回事。活在生產的巨輪下，人和人疏遠了，正如Chuck無暇陪伴女朋友一樣，也埋沒了最根本、最富創造力的自己。在荒島上，時間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工作，是為生存，不是為生活。也許，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是工作的主人，不是機器的奴隸。

後記聯邦快遞乃美國首屈一指的速遞公司，在電影中是一間與時間競賽、以快為本的商業機構。現實中，聯邦快遞曾在二零零五年颶風卡特里娜吹襲新奧爾良風災擔當重要角色，因其比官方救災隊伍更早投入前期救災工作。事實上，Chuck也多得那隨水漂上小島的聯邦快遞包裹才有足夠求生工具。一面在反諷資本主義的非人性，一面又忍不住「歌頌」資本主義下的產品如何為人帶來「美好生活」，導演，你好野!

一切從音樂開始

我承認，我在這一、兩年對香港樂壇的記憶近乎空白。對香港新晉歌手的認識，也近乎零。幸好，我對每年年尾的各大頒獎禮還略有所聞。一如近幾年，一眾歌手和音樂製作人除了一邊(扮)喊到豬頭地訴說在香港做音樂是如何艱難外，也總會記得呼籲一眾樂迷要尊重版權，別再下載歌曲。然而，無論林夕、陳輝陽等人如何努力，也似乎救不了這「夕陽工業」。香港樂壇，似乎只有「等死」的份兒。

沒有Marketing概念的音樂人
先說些所謂「結構性」的問題。低質情歌充斥樂壇、高質新人欠奉、樂迷「理你都傻」繼續網上下載、大量本地樂迷「轉戰」台灣和歐美歌曲……說到底，其實本地音樂人真的不太懂得追蹤「市場動態」去附合樂迷口味。馮禮慈的「從歌詞轉變看我們的愛情依歸」提到，本地流行音樂於七十年代開始成形，而情歌則成為主流。在八十年代，本地情歌「品種」之多令人乍舌。我依稀記得，就連Beyond剛出道時也要先走走主流情歌路線才正式由「地下」走上「舞台」。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樂迷開始厭倦本地情歌，加上網絡的興起，本地樂壇開始變得暗淡無光。本地樂迷自始喜歡周華健、迷上周杰倫的才華和愛上孫燕姿、梁靜茹等的甜美歌喉。另一方面，BritPop和美國Boy Band也漸成本地樂迷的寵兒。

是否因為香港樂迷品味高了，才唾棄本地樂壇?其實在大部分香港樂迷心目中，R&B等同慢歌、Hip Pop等於Rap、Rock n’ Roll是嘈的代名詞、Jazz是甚麼?不知道……香港樂迷其實不太懂音樂，但他們很會挑選音樂。在台灣和歐美市場，要抒情，他們找到周董、James Morrison、James Blunt、Coldplay；要抒發少男少女心事，他們找到王心凌、Westlife、BSB；要勵志，有五月天；要發洩，有Avril Lavigne、Linkin Park、Greenday和紅遍半邊天的Muse，還有舊一點的Kiss、Nirvana和Metallica。本地樂迷，其實只是想要多些選擇，無論在歌曲題材上抑或是歌手手的唱歌技巧上。整天只懂埋怨免費下載的音樂人，你明白嗎?

Mainstream-plus殺出條血路
情歌市場已經飽和，多一、兩個周柏豪、Stephy、黃宗澤，對樂迷來說，其實已經沒有所謂。反而，他們仍然會期待林夕和Wyman的下一首神作、仍然想知道Eason下一張唱片會如何「玩野」、仍然昐望樂壇有多一、兩個像王苑之、謝安琪和方大同般的另類新人。他們造/唱情歌，同時也告訴樂迷，流行曲可以講友情、講湊仔和講保育，也讓樂迷知道原來「三粒音可以唱到六粒音」。農夫的成功，某程度上在於他們懂得將最地道的人和事，融入香港人原本並不熟悉的Hip Hop裡。與其說因為香港樂迷不懂音樂而令另類音樂在香港沒有市場，不如說其實只是一眾音樂人不懂包裝和推銷而已。試問有那個樂迷喜歡天天只有情歌和K歌的生活，更遑論要付出八十幾元去買一張唱片?

世界，其實有很多可能性。本地樂壇仍需要有Fiona、阿Sa和方力申來滿足少男少女的感情需要，更需要有更多選擇來讓樂迷享受愛情以外的「另類需要」。「吃鯨魚的人」和「囍帖街」其實很不錯，本地樂壇還是有希望的。路，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