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與原則，仍是要堅守的

資訊、教育、娛樂，是傳媒的三大責任。而不偏不倚、不作任何政治歸邊、不向任何政權或金錢勢力靠攏，則是負責任的傳媒應肩負的原則。

然而，在日益商業化的傳媒生態下，保持所謂的「中立」，已經愈來愈難做到。事實上，不少傳媒機構本身也是牟利性質的，所以利潤似乎才是他們最大的關注。基於利潤的考慮，傳媒不可能不製作一些符合觀眾口味，能為它們謀求最大利益的節目。

商業電台接受民建聯的巨額贊助，讓其五位政壇新人參與主持節目，似乎也充分體現了商業化下的傳媒機構，必然是利潤至上的定律。所謂「打開門做生意」，有一個廣告時段，或有一個特約主持的空缺，有人真金白銀要買下來，也沒有拒絕的道理。作為一間「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機構，60萬的贊助的確難以拒絕。然而，這又是否代表商業傳媒機構接受「政治贊助」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便要倒過來問問，接受「政治贊助」是否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傳媒的責任就是提供資訊、教育、娛樂，其原則就是不偏不倚、不歸邊、不靠攏。即使是一間牟利的，商業性傳媒機構，其本質理應不變，依然應肩負作為傳媒的責任。若為了贊助而幫政黨作政治宣傳，已經是違反了作為一間傳媒機構的責任與原則-----編輯自主，不作任何政治歸邊(impartial)。如果說因為屬商業性質，所以利潤比傳媒的原則先行，實在說不過去，也是本末倒置的。香港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的有不少，但想不到連僅餘的「清泉」也漸漸走上魔途。

商台節目總監黃永說，寧可接受贊助，也要開放公眾討論的平台，讓不同聲音在大氣電波中發表，所以接受60萬贊助讓民建聯成員做客席主持是合理的事，而不是變相為其提供平台作政治宣傳。但不知黃永有沒有想過，所謂宣傳，不一定是明目張膽宣揚其立場，而讓民建聯成員成為客席主持，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傳媒的編輯自主。譬如說，現時很多大企業在廣告中不會硬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有多好，而是作企業形象上的宣傳，令觀眾對企業產生好感。這是一種足以漸漸改變觀眾的意識與取向的做法。因此，即使民建聯的客席主持不會在節目硬銷其政治立場，但其宣傳效果已經足以漸漸的滲到觀眾腦中。 如果說《十八仝人愛落區》只不過是一個「合作形式」辦的節目而沒有任何宣傳意味，也是說不過去的。

作為傳媒，即使是私營，都應當肩守作為傳媒的原則，履行傳媒作為「第四權」(Fourth estate)的責任。接受贊助與追求利潤，也應該以不影響編輯自主為大前題。

P.S. 購買大氣電波時段的，除了民建聯，當然還有劉慧卿。但據筆者的理解，劉慧卿的報時廣告是在「廣告時段」，當然可以打正旗號作宣傳，正如電視節目中間的廣告時段或報紙的廣告格，與所謂編輯自主並無太大關係。但民建聯的個案，是在商台的節目中作宣傳，很明顯這已直接干預到商台節目的自主性了。當然，這些「個人觀感」是假設了政治廣告可以在大氣電波中存在。

支配與被支配

不少與筆者同年畢業的朋友都說，開始上班之後私人時間少了很多，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工作。有些朋友，除了星期一至五工作時間由早上九、十時工作至晚上八、九時之外，工作繁忙的時候，甚至連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或回公司工作。有朋友說，每天下班的時間都已經是晚上八時或九時，下班之後也不想找朋友聚會，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且已經太累，令他們好像與世隔絕般。

忙碌歸忙碌，如果薪酬是不錯的，相信感覺還會好過一點。然而，由於他們都是新人，即今年才剛剛畢業，薪酬大都是在「起薪點」的階級。更何況金融海嘯才稍稍紓緩，今年市場裏大多數公司的起薪點都有所下調，令筆者不少朋友都是賺少少，卻要「做到隻積咁既樣」。

過這種非人生活的，還不只是一、兩位朋友。自畢業以來的大半年時間，不少朋友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離不開工作。這令他們切切實實的成為了他們的公司的忠心員工（或奴隸）。這其實也是無可口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資本家就是要透過用最廉價的工資，換取工人最大的勞動力，將你每一分的力量都「榨乾」，務求在市場中賺取最大的利潤。

筆者的工作情況比他們好一點，雖然都是以廉價的起薪點，但做的工作數量還算是可以在「控制範圍」之內；雖然很多時候都要加班工作，但也不至於完全的侵佔私人時間。筆者所屬的公司是中資的，雖然它們也會毫不猶豫的將你的勞動力「榨乾」得八八九九，但福利也十分好，例如過時過節會派鮑魚、定期搞免費聚餐等，令一眾員工得以在公司「快快樂樂」的工作。

這不期然令筆者聯想到以前讀媒體研究時，曾經讀過的一些理論，說資本家令工人階級不斷替其工作而不作階級革命的技倆，就是透過充滿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來「麻醉」工人階級，令其在一天辛勞之後得到感性上的緩解，而不去反思社會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筆者提及這些東西不是想亂用理論或胡亂作比較，而是想帶出資本家鞏固其階級地位的方法的確是層出不窮。不論是透過在文化工業中「做手腳」，還是派鮑魚、搞免費自助餐，都令初出社會工作的筆者大開眼界。

當然，作為初踏入社會工作的人，不應有這麼多的「抱怨」，不應計較現時薪酬和工作時間，因為新人應該著眼於工作中賺到的經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原來社會上還有一大班比我們這班大學畢業生可悲一萬倍、十萬倍的人。這班人每天工作十小時，甚至是十二小時，連吃飯和休息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而他們的時薪卻是可憐的二十多元，即每月大概五千元左右。

有勞工團體為這班高勞動、（超）低收入的人爭取最低工資，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卻被一位立法會議員以每小時二十元的建議「一盤冷水照頭沐」。對於這班勞動者，如果說他們的生活及私人時間被工作侵佔了，不如說他的生命已經被資本家完完全全的支配了，因為二十元的時薪，不僅保障不了基本生活，連基本生存條件也恐怕保障不了；如果說他們被資本家以巧妙的技倆麻醉了，令其不辭勞苦的工作，不如說他們連反思社會的制度有多不平等，將階級意識轉化為行動的空間也被資本家完全的奪走。

不甘心時薪僅得二十元的單親媽媽劉玉珍，在《城市論壇》上發言後連工作也丟了。但是，在香港極度扭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年紀頗大的她還是要繼續找工作，而找到的可能是一份更低薪的工作，而那不合理的制度卻仍然健在。對不合理的制度的咆哮沒有令人得到喘息，反而令其受到更無情的支配。

是的，大學生不應抱怨出來工作後沒有了私人時間，也不應抱怨生活被工作支配。因為社會上有一班人，不僅時間與生活被工作完完全全的支配，連生存的條件也被資本家完全的控制。可是，這支配着各人的畸形制度，卻不斷地蔓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