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0日 星期六

(轉載)梅窩人VS正生人:誰邊緣化了「你們」和「你們」

轉載自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85)



或者,梅窩鄉民只是借「正生」去表達他們長期以來的壓抑。


從電視新聞看了一小片。很留心地看居民舉出的抗議牌。看到,細心再想,其實居民真正要反對的,不是正生,不是學生們。而是..


1) 他們長久以來被政府忽視。沒有學校只是其一。

2) 怕「正生」影響旅遊業 ---正正反映他們生計問題。

3) 沒有民意諮詢。空降學校。怒氣中來。


我想,他們罵得狠,罵得惡。只是罵著,他們長久以來被邊緣了。


其實,不只「梅窩人」,他們的聲音,也代表了千千個「離島人」、居於香港的「鄉村人」。
作為一個半離島的鄉村人,或者我試一試代入角色,了解他們長久以來的訴求。



先從梅窩地緣分析。梅窩,一直以來也是漁村為主,漁民為多。但現在有多少人還從事這行業?正所謂只餘下老弱殘兵。東涌還未發展成新巿鎮時,大嶼山人要離開大嶼山,或我們要到大嶼山旅行,幾乎必經梅窩,那時,梅窩人總可算有一點旅遊業。可搞搞生意賺點轉車客的利錢。但東涌與東涌陸路建成,至少我,十年沒有經過梅窩了。相信一般人,除了行山者,不會走到梅窩去。昂坪、大澳位於西。南面有大嶼山南行山徑,北面有迪士尼,....東呢?一條新東涌路,把位處大嶼山東的梅窩邊緣去。可想唯一出路已被封殺。



學校問題。或者我們會認為,車,即使有一間學校給你,你都未必會讓子女入讀,出咩聲?你有幾多人口要讀書?大嶼山,(不計長洲、南Y島),也不計東涌新巿鎮,要讀中學,只有一間西面的大澳佛教筏可中學;而東面的梅窩,已執笠了。這不單只是梅窩問題,而是整個大嶼山,只有大澳一間中學。你或會說,東涌學校多的是,乘車一小時便到,中環學校名校更多的是,乘船一小時便到,怎會沒有選擇?這正是「殺校」的禍根。為何從前人小小也有學校讀書,現在經濟利益下,因大嶼山學校收生不足,不合符經濟便不能辦學呢?小朋友每天一小時來、一小時去,難道是「應該」配合城巿社會發展?我們「城巿人」有選擇權,何不「鄉村人」?這也正是梅窩人的訴求。

漠視民意。這根本是大政府的處事手法。假如我一直視自己為被政府漠視的一群,沒有社經地位的一群。不作聲,你卻處處進迫,我還不作聲嗎?怎可沒有諮詢居民何如何處理?

再說學校,「正生」與「正生學生」值得同情問題。濫藥情況嚴重,急切需要解決。要。假若不在梅窩,為何必要梅窩,是梅窩人少,反抗較少?天馬行空的我,想到既然急切,何不ifc拿出第88層樓來當校舍、或者聖保祿校舍夠大,借出一座,更讓學生更易投入社會;何不在巿區,這裏還有大量被殺校的空置學校?何不政府空置的待拆宿舍大樓、辦公室?何不「城巿」,為何必須「鄉郊」?何不你屋企樓下、何要梅窩?「正生學生們」,其實你們的政府,城巿人。這才是歧視你們的大源頭。要哭,大聲一點,讓各位聽一聽,城巿人其實真正在歧視你們。我不相信,要改過自新,必須要去一個「隱世」的地方才是最為適合。

「正生人」打正旗號扶助社會弱者 --一群濫藥青少年要得到重新機會。「梅窩人」何不是弱者,需要正視他們生活在城巿邊緣缺乏援助?

這兩群人,其實同樣需要關注。但往往因為「誰較熱門、誰較迫切」,在要處理「濫藥」這個大議題下,梅窩人,一班早被邊緣的人,再被邊緣。因為,我們這班自以為「正義」、自以為「有同情心」、「不自私」」、「有良心」的「他者」,站錯了位置,去「關心」人。

請同樣關心梅窩人、正生人,他們同被政府邊緣了呢。

一個半鄉巴的大嶼山人上

2009年6月13日 星期六

記者不應是「中立」

你不可能要求一個記者「中立」。「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立場,而作為記者,亦不可能沒有一個立足點的。

「中立」,不過是一個犬儒主義下的修飾詞。

先讓我們了解為什麼記者「不能中立」。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傳媒企業,尤其是那些跨國傳媒機構,都受市場和商業化所影響。而商業化對新聞傳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新聞的選擇和報道手法上盡量迎合觀眾口味,製作大量為滿足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的小道新聞和假新聞 (rumor)。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而言,記者都是「打工仔」(除非你是公民記者)。不同記者所屬的傳媒機構,本身就受著不同意識形態所支配。例如在一個認為「專業意見就是王道」的社會,一家宣稱「不偏不倚」的傳媒機構會在豬流感爆發時,都會「很有立場」地叫旗下的記者去訪問不同醫生、傳染病學者和世衛等意見,而往往忽略了不少「毫不專業」的民間大眾的聲音。除了意識形態外,專業新聞機構往往有「捕捉新聞」的習慣,即是說新聞工作者一定會在「有大事件」發生的場地捕捉新聞,這不免令他們的報道只偏重某幾方面的消息和意見。以雷曼迷債事件為例子,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通常只會在立法會捕捉迷債苦主的示威、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和銀行代表的發言等等,但又有哪位新聞工作者會花時間採訪一般市民對事件看法?即是說,就算是在世界甚具公信力的BBC,和近年因為報道阿富汗戰事而獲西方世界稱為「阿拉伯BBC」的卡搭爾半島電視台,亦難以避免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影響,而不能完全「中立」。這就是受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傳媒生態。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的影響雖難以避免,但保持「專業」,還是一個記者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應該做的。

新聞製作,永遠是一個新聞選擇(selection)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捨(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過程。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獲得不同的資料後,就應該憑他們專業的知識,去決定一份資料的真確性(reliability)、可信性(credibility)和對公眾的影響(significance),然後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作出判斷。而根據這種專業判斷下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就是對社會的不公義的一種回應,可說是「社會的良心」。說到這裡,不可以不提的是某些記者往往本末倒置,為所謂「社會公義」而製作新聞的情況。現時有不少記者,往往為自己預設了一些立場,然後才找尋不同資料去成為自己立場的論據和支持自己的立場。例如有記者會先認為現時市建局的市區重建政策不公義,然後四出找不同例子去說明不公義的情況。當然,覺得社會有不公義是人之常情,但作為記者,這樣子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比現實更「不公義」,因為他/她失去了「持平」這個專業守則。作為記者或傳媒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去讓不同團體或人士發聲。接下來的,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因此,記者是憑「專業」去製造「公義」,而不是先決定「那些是公義」,才製作新聞。

記者的專業的另一個用途,就是判斷那些新聞是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那些是符合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近年,香港的報紙,甚至電視新
聞都充斥著不少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新聞。只顧及公眾興趣而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造成新聞娛樂化的現象。時下的記者喜歡以「爆料」方式來將轟動的新聞帶給觀眾,而這亦是新聞娛樂化的主因,通常那些新聞不但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且資料來源未必準確。當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則可算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爆料」之作了。一九七三年,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聯手披露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竊聽競選對手談話,而兩位記者亦堅拒透露爆料人「深喉」的真正身份(該人其實是當時的FBI副主任費特),堅持捍衛言論自由。可見,公眾興趣和公共利益,其實只是一線之差。也許,就是這種專業判斷,可以讓記者知道那些新聞應該「爆」,那些新聞不應該「爆」。

記者在社會上往往都受到尊敬,這是因為記者有其「專業」(professionalism),而這亦是他們最可貴和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希望香港的記者也可以賺得這份尊重。

P.S. 這也是我希望成為一個記者的原因

2009年6月4日 星期四

分歧終端機。六四。年青人

「當我們自以為對世界相當重要的時候,
其實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我們的幼稚。」
-陳凱歌《少年凱歌》(彭浩翔《AV》)

據說,分歧終端機可以解決搓包剪揼時「彈弓手」及「慢出」的問題。依照黃又南在《AV》所說,有了分歧終端機,「巴勒斯坦的問題可以很快解決」。

每個年代的年青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二十年前的五月中旬,有一班二十出頭的年青人,在北京街頭開始絕食,為的是承繼五四運動的精神,求民主、反貪瘸。他們說:「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六月上旬,北京開始戎嚴,學生們雖然留守陣地,但仍堅守不搞亂北京的大原則,直至軍隊入城清場,他們以鮮血作回應。當時,他們以為自己很重要。

今天,有人為那班年青人的行為,冷冷的拋下「不成熟」、「不理性」、「組織差」等評價。但更多的評價,是說他們繼承了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為中國的民主路及大歷史寫下新的一頁,也呼喚了香港人的民族自覺。原來,他們在以為自己很重要的時候,的確很幼稚。可幸的是,世界已經原諒了他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幼稚。

幼稚,源自無知。而無知,可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的無知,是連事實如何也不搞清楚,甚至沒有想過去搞清楚。別人說中國有貪污,你就信有貪污;別人說一黨專政不好不民主,你便對共產黨萬分討厭;別人說六四民運死了很多人很慘,你連他們為甚麼會死也不知道!

第二個層面的無知,是源於沒帶腦袋。對疑似具說服力的觀點唯唯諾諾,自己沒有腦袋,不懂去建立自己的一套觀點。是甚麼人告訴你六四是應該要平反?是你的老師?父母?抑或是泛民?Foucault說知識/論述就是力量。你不想像奴隸般屈服於二十年前中共的「硬力量」,難道你今天會想成為奴隸,屈服於別人的「軟力量」下?沒有分析能力,自己成為了民粹主義下的棋子也不知道。

今年四月,有位大學學生會會長說要為六四事件提出一個既理性又宏觀的討論。今個六月,香港有一班大學生在絕食64小時,以示人民不會忘記歷史的傷痛。在網上的虛擬世界,很多人(只)寫下「VIIV」等記念六四的代表符號,如果看到一些政治正確、義正詞嚴的文章,便click下「like this」,禮成,that’s it。他們都以為自己的行動
很重要。

可是,世界會原諒他們的幼稚嗎?香港的年青人很奇怪。在資訊氾濫的世代,年青人不難去了解事實,偏偏很多人連上網上搜尋器找一找資料也懶得做。關於六四,我敢打賭每個香港中三以上的學生都可以說出「死過人」、「共產黨」、「鎮壓」等等似是而非的關聯詞。可是,當很多人連在自己家門口發生的事都不清楚的時候,會有多少人分得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又有多少年青人可以隨便提起一件世界大事,然後說出當中的來龍去脈?很多香港的年青人,連第一層面的無知的門檻都跨不過。基礎打不好,年青人便「憑良知」、「憑公義」地去對社會的不公提出控訴。結果,是邏輯混淆的「理性宏觀討論」。結果,是大量有「憤青神髓」但理據空洞、分析力欠奉的論述。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又一部分歧終端機。這次,世界不會原諒我們(對,是我們,連筆者在內)的幼稚,因為我們連自己無知也不知道。

年青,不是犯錯的理由。年青,不是狂莽的理由,更不是無知的理由!要擺脫無知,最簡單就是裝備自己。二十年前資訊匱乏,那班年青人尚可有條不紊地指出國家的問題在那裡。今天資訊科技發達,為何我們連認識事實都不去做?基礎打穩後,多看看不同人士的文章,理解他們的觀點,最好可以指出他們在邏輯上的謬誤,拆穿他們的謊言。拾人牙慧不是罪過,但我們要懂得如何在別人的觀點之上建立你自己的觀點。反思,是建基於了解事實和分析能力之上。

沒有年青人不是幼稚的,但要知自己無知,知自己不足,從而在各方面裝備自己。局限下極大化,在年青一刻,做到最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回望,你不免會覺得自己當時幼稚得很,也會知道可以做得更好,但你會知道你當時已做得最好,也會答得出「我知自己當時在幹甚麼」。世界亦會原諒我們的幼稚。

如果有一刻,你意識到分歧終端機只是將大家出手的時間反應差減低,也意識到原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分歧源於歷史問題,世界大概也會原諒我們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