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眾聲喧嘩，吵吵鬧鬧，素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都變得熱中討論政治。參與公共討論的群體的擴張，以及香港社會的政治化（不是建制派常常指控的那種定義），本是好事，但兩種出現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卻難令本地公共討論空間得到健康發展。
第一種政治，名為「去政治」，本地建制派的拿手好戲。學者林蔚文曾對此現象作研究，指出歷史上有關政治運動的公共論述中，香港社會的不同群體（不論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都有意無意慣於在「繁榮穩定」的主調子下，將政治事件去政治化。六七暴動之後，這種去政治化的現象更見明顯。近年在公共討論中出現的「去政治」現象，固然是上述現象的延續，但「去政治化」的支撐點，已不僅僅是動員大眾自六七以降對社會變革的恐懼，或對所謂繁榮穩定的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是引用一種偽理性的思維方式。這種偽理性思維，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各打五十大板」式思維。這種去政治技倆在六四二十週年時被「發揚光大」後，近年似乎更頻繁地在公共討論中出現。例子包括「六四時中國政府有錯，但學生也有錯，而政府開槍是因為沒有橡膠子彈，也是無可奈何的」、「你有示威自由，但我也有不被你示威遊行阻礙我回家時間的自由」、「中聯辦門外的花槽阻礙你示威，但中聯辦附近的居民也有享受綠代環境的權利啊」等等。
以偽理性支撐的公共討論，總以「事情又唔可以單方面咁睇嘅」的口吻包裝，將鐘擺由一邊轉到另一邊（即「人人都有唔同觀點同角度」），並挪用一大堆語言和符號，製造「既然各觀點都有道理/ 既然各人做事背後總有原因/ 既然各人都有錯，那麼各觀點都是可取的/ 各人做的事是都是合理的/ 各人的錯都不應被責難的」的邏輯。這種不置可否的偽理性思維，往往將證據擱在一邊和將事實模糊化，放棄進入問題核心思考最政治性的一面。更甚的是，這種方式將問題背後的道德及價值議題抽空，令它與思考者再沒有任何切身關係。甚麼「民主」、「自由」、「六四」等都是放在討論桌上的「議題」而已，取態和立場就是無可無不可，它們對參與者來說只是一堆異化的東西，思考-判斷-行動三者也被切割開來。理性思考根基未穩的香港社會[1]，經常被這種去政治技倆，打得陣腳大亂，令公共討論搔不著癢處。
以偽理性支撐的公共討論，總以「事情又唔可以單方面咁睇嘅」的口吻包裝，將鐘擺由一邊轉到另一邊（即「人人都有唔同觀點同角度」），並挪用一大堆語言和符號，製造「既然各觀點都有道理/ 既然各人做事背後總有原因/ 既然各人都有錯，那麼各觀點都是可取的/ 各人做的事是都是合理的/ 各人的錯都不應被責難的」的邏輯。這種不置可否的偽理性思維，往往將證據擱在一邊和將事實模糊化，放棄進入問題核心思考最政治性的一面。更甚的是，這種方式將問題背後的道德及價值議題抽空，令它與思考者再沒有任何切身關係。甚麼「民主」、「自由」、「六四」等都是放在討論桌上的「議題」而已，取態和立場就是無可無不可，它們對參與者來說只是一堆異化的東西，思考-判斷-行動三者也被切割開來。理性思考根基未穩的香港社會[1]，經常被這種去政治技倆，打得陣腳大亂，令公共討論搔不著癢處。
第二種政治，名為「消滅政治」，在近一、兩年間以驚人速度成長。準確點說，「消滅政治」是近年某些政治現象的結果，它的出現和敵我矛盾式思維近年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密不可分。近年，特別是梁振英上台以來，吸引眼球的政治事件特別多。公共討論亦迅速被兩股力量所主導：（支持狼英的）建制派及（自稱為）勇武的社群。前者喜歡以「敵我矛盾」來思考政治問題，固然不是新鮮事，但到了近年這種傾向在公共討論中可謂毫不掩飾地展露出來（背後的歷史因由在此不贅）。後者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共愈來愈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的反嚮，為了令香港不致成為一個極權的國度——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政治、只有暴力的國度——就要建立敵我矛盾中的「我」。簡單來說，為「自己」的核心價值和利益服務的，就是同路人，反之則是敵人。在「建制」和「勇武」兩股勢力拉扯下，「賣國」，「外國勢力干預」、「賣港」、「投共」之帽子在公共空間中橫飛，結果是將公共討論中的議題運轉速度加快，造成「思考短路」。
與前述去政治式思維的「拒絕取態」相反，這種思考短路，是連議題本身的事實和證據都未搞清楚就要取態和決定立場。沒有足夠討論和思辨空間的決定，從來都不是民主、自由的決定。姑勿論這些以敵我矛盾方式思考的人的原先意願是甚麼，這類公共討論的客觀效果，就是將公共討論的多元性，與政治一同徹底消滅——如果政治的意義是讓具差異性的人們進行言說活動，處理彼此的同共生活[2]，而不是將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們先還原為同質的社群，來達到為自由此最高目標的話[3]。公共領域，本為論述鬥爭的場域，所以必屬政治性的。但鬥爭，不等於二元對立；敵我分明，也不等於將所有論述二分為非此即彼的立場[4]。將公共討論空間的多元性消滅，就是消滅政治，同時也消滅了自由。
與前述去政治式思維的「拒絕取態」相反，這種思考短路，是連議題本身的事實和證據都未搞清楚就要取態和決定立場。沒有足夠討論和思辨空間的決定，從來都不是民主、自由的決定。姑勿論這些以敵我矛盾方式思考的人的原先意願是甚麼，這類公共討論的客觀效果，就是將公共討論的多元性，與政治一同徹底消滅——如果政治的意義是讓具差異性的人們進行言說活動，處理彼此的同共生活[2]，而不是將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們先還原為同質的社群，來達到為自由此最高目標的話[3]。公共領域，本為論述鬥爭的場域，所以必屬政治性的。但鬥爭，不等於二元對立；敵我分明，也不等於將所有論述二分為非此即彼的立場[4]。將公共討論空間的多元性消滅，就是消滅政治，同時也消滅了自由。
上述的兩種「政治」的出現，對正在急速政治化的香港社會，無疑是有害無益。香港人固然需要與那些打從心裡不相信自由、民主價值的人鬥爭，但其基石必定是建基於理性的。唯有理性，才能幫我們對抗上述兩種「政治」，為香港社會的民主化及政治化打好基礎。
[1] 本文所指的「理性」，不是建制派或飯民吹捧的那種，而是指一種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具批判性的思辨方式。
[2] 這裡並非指庸俗的多元文代主義論者所講的寬容、包容、尊重的問題，而是指與不同意見的他者相互交流，彼此說服。
[3] 在此意義下，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只有在具差異性的公共領域，才能享有自己自由。因為在與他者的言說活動中，他能從多個角度認識「真實」的世界，而多虧持不同觀點的的他者的在場及其平等地位，構成心智世界的真正自由。而當某種立場或觀點成為教條式（即超越人性的）「真理」，參與討論者的思考即被勒住了，其判斷及行動也不能得到自由。這點的概念引自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承諾》。
[4] 特此澄清，本文所指的鬥爭，是指與不相信平等、自由等民主價值的人的鬥爭；而維持差異性，則是指在相信民主、平等的社群中維持意見的多元性。本文堅信，後者固然要和前者鬥爭，但不是在自身的社群中以誅心論的方式，將不夠「勇武」的人打為敵人。
[4] 特此澄清，本文所指的鬥爭，是指與不相信平等、自由等民主價值的人的鬥爭；而維持差異性，則是指在相信民主、平等的社群中維持意見的多元性。本文堅信，後者固然要和前者鬥爭，但不是在自身的社群中以誅心論的方式，將不夠「勇武」的人打為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