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的成長故事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香港一上畫隨即登上票房冠軍，其實不是甚麼出奇的事。青春愛情小品，笑的哭的場景恰到好處，故事漫畫化得來卻予人「真實」的感覺，當然還有其勾起觀眾青春回憶的威力，加上作者/導演九把刀的流行作家效應，電影叫好叫座是意料中事。

《那些年》成功之處，除了是勾起了觀眾青澀的愛情回憶（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建基於柯騰和沈佳宜的故事而對「錯失的愛情」的想像而已），還有九把刀為（港台）年青人代言的功力。在合拍片、古裝武打片及中共偉大革命建國建黨片當道的香港電影市場，像《那些年》般以校園、青春為題材的電影固然少之有少，更遑論會有導演斗膽將校園反叛的荒唐事、對學業的厭倦、打手槍、「升旗」、看A片等「不堪入目」的情節搬上銀幕[1]。須知道，連《女王的教室》和《老婆大人II》都會被人投訴醜化老師和校長，萬一電影多幾句粗口，鏡頭拿揑得不太準確，電檢被降兩級，幾百萬投資就沒了。雖說電視劇與電影的檢測標準大不同，但若果有甚麼XX家長協會或XX教師委員會批評一下，這些電影的口碑還剩多少？
影評人家明問得好，為甚麼我們總是要向台灣電影找尋共嗚，「是我們社會對童年、少年的生活不夠關心？是我們覺得成長的題材不能登大雅之堂？是合拍片已經扼殺了我們的回憶、生活及想像？還是我們的流行文化欠缺像九把刀這種獨當一面的70後，能夠為自己一代發聲？！」畢竟香港是個對年青人太多規範的地方，對成長歷程太多限制，太少想像：學校是一傳授知識之地，也是培育德智體群美的「聖地」，其他與「學習」無關的事情則通通被定性為「沒意義」或「反叛行為」；在少年時怎樣反叛也好，到某個時候就要學懂「成熟」，在這文憑社會裏競爭至死，然後依着「人生方程式」結婚買樓生仔。我們對年青人/校園/成長的想像就是那麼刻板、那麼教條。但事實上你問任何一個經歷過中學生活的人，我相信十之八九會答你，他們最深刻最享受的時光，總不會是循規蹈矩上堂聽書，或學懂甚麼Differentiation或Plate tectonic theory的時候，而是友擠間一起吹水、一起練波練跑、一起作弄老師的經歷。那愉快、反叛、荒唐的時光，是我們都有過的自由自在的青蔥歲月，只是我們都不能想、不能提、不能回憶，就是因為我們要成熟，不能再幼稚下去。我們失去的不止是年青時的純愛，更是當年的「幼稚」，和那時甚麼都夠膽想夠膽試夠膽做的幹勁和精力。香港社會就是容不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成長故事，只有冷冰冰的成長方程式。究竟是甚麼將我們的青春與回憶都磨蝕了？

《那些年》的故事讓我們感到絲絲的哀愁，除了是因為柯騰和沈佳宜那段錯失的愛情令人惋惜，還因為它映照了我們在現實中對找回失落的青春的無奈；《那些年》裏面的校園故事叫人嚮往，因為它充滿了我們年青時都有過的有血有肉的的情感、遺憾、輕狂、苦澀；我們喜歡九把刀，是因為他提醒我們年青人應該要有不斷對抗主流價值的勇氣和熱血[2]。不要讓我們的青春埋葬在刻板的成長公式中。我們要有勇氣把有血有肉的成長經歷留住，不要將青春的色彩從生命中抹掉。「每個男生心中，都有一個沈佳宜」，所指其實是每個人都有一段難以忘懷的青春。那段年青的時光雖然總是帶着遺憾，但卻是人生中最寶貴、最燦爛的經歷。柯騰最後對沈佳宜說「那我就繼續幼稚下去咯」，也許就是說他要像年青時般一直喜歡她，一直把青春的烙印留住。

[1] 家明，〈那些年，我們一起念中學〉，明報，2011年9月18日。
[2] 健吾，〈寫作是一種戰鬥 專訪九把刀〉，明報，2009年2月22日。

《吉房》

何謂一齣好的話劇？大概是指故事原創性高，劇情夠張力，加上音效與舞台佈景設計出色的劇作。筆者看話劇的年資尚淺，只能交出這「行貨」答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齣話劇可以引領觀眾想像「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那麼它應該很難不歸入「出色劇作」之列。由資深演員陳煦莉編劇的《吉房》，以一個自殺故事為題材，帶領觀眾進入無限可能性的多元世界。故事富奇幻色彩之餘又感動人心，是難得一見的本地劇作。

「超越四維空間」
「只要你不要想那死的念頭，你就不會跳下去」/「只要你肯去想像，你就是那個人」，這些情節聽來帶點周星馳《回魂夜》那「只要你信，其實甚麼事都有可能」的影子。事實上，每個人小時候都必定會想像一些「無可能」發生的事，但隨着年齡的增長，那些「無可能」就漸漸從我們的想像空間中溜走。我們生命中「有可能」的事，就是那些依附着一個又一個的「名稱」及「定義」的東西，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就局限於那些標籤給予我們的想像。我們知道甚麼是「蘋果」，是因為我們老早就預設了「蘋果」的外表應該是紅色、果肉應該是肉色、味道應該是甜而且帶微微的酸味……但如果有人告訴你面前的是「A．P．P．L．E」而不是「Apple」，我們對這顆紅色物體的認識與想像就會截然不同。同樣道理，甚麼是「男仔」、「女仔」、「人類」、「社會」，甚至是何謂「快樂」、「痛苦」等等，其實都只是建基於我們一大堆既有的看法，或我們對那角色的期許。學術上，這叫「定型」（stereotype）；簡單來說，叫「先入為主」。嘗試放下對人/事物/世界的前設與標籤，我們的想像空間其實可以遼闊，世界也不是那麼單一，而我們的生活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If I were you / If you were me
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陌生人的世界。生活在城市之中，每個人都要「懂得」如何與陌生人擦身而過，也要學懂在交往時回應對方的說話，以及察看對方的神色及身體語言。這些技倆讓我們「了解」對方是甚麼人、具有甚麼性格、關心哪些利益等，而我們也因此而懂得回應對方。正如David Riesman在《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一書所言，現代人大都是「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的人，我們的行為取決於我們意識到的他人看法為何，而不是以自己內在的感受與情緒為行動基礎。但是當每個人都只依照對方的「眉頭眼額」來打量對方，而且以自己意識到的其他人對「正常反應」的觀感來作出反應，現代人所缺少的就是那些人與人發自內心的感情交流，結果便形成了一班「寂寞的群眾」。我們常常都說，聆聽是溝通的第一步，但現代社會人與人的交流往往只局限於我們在溝通場景中所需要的「資訊」：說話內容、語氣、表情及形體動作。我們所「了解」對方，往往只是我們「需要」了解的那個，亦即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即以自己為主角）而了解的。《吉房》一劇提醒我們，要真正了解一個人及真正的聆聽對方，就要「想對方所想的」，亦即「成為」他/她，讓對方成為主角而自己成為配角。嘗試不以表徵去判斷人，以及放下自己「主角」的身段，他/她的個性和想法往往比我們所設想的更豐富、更立體。正如我們有時會認為別人自以為是，其實會不會是我們自以為是地認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聆聽與了解，就是將一個空間完完全全的留給對方：「The magic if I were you」。而相對地，每個人都是藉着和別人溝通與交往來認識自己，以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們想認識「我」，便先要認識「你」（亦即成為「你」去認識「我」）；想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被愛/被人明白，便要先成為「你」去愛人/明白人；想別人懂得「the magic if you were me」，就要先懂得「the magic if I were you」。這樣，人與人才能真正的連在一起，我們才不致成為「寂寞的群眾」。

「房」，代表有邊界的空間；「吉」，卻是代表無限的可能性。「吉房」這詞，就像提醒我們，永遠在心裏留一個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位置，去認識別人、認識生活、認識世界。放下固有的想法與自己的角度，跳出框框，這個世界充滿無限的驚喜。

廿二年

真的，原來還有很多人願意當瘋子。廿二年了，燭光還在維園燃點着。你真的會相信，自由仍是會開花的。我們跟着幾乎一模一樣的流程、喊着一樣的口號、唱着千篇一律的歌，為的是悼念八九六四的死難者，每年如是，風雨不改。六四晚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將歷史事件再次鑲嵌在我們記憶之中，而是因為它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繫起來，讓我們不斷的重新理解事件，認識事年對當下一刻的意義，並以歷史的教訓與經驗，思考中國的未來。

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要求的當然是中共需要重新評價及交待事件，且對死難者家屬賠償及道歉，更要揪出下令開槍殺人的主事者，對其罪行作適當的裁決。一個國家政權對人民道歉，直接關係到的就是認授性的問題。政權認授性可以是基於領袖魅力（如毛澤東）、傳統（如作為「天子」的帝王）或法理（如民選政府）。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共再沒有出現魅力型領袖，而傳統的枷鎖也在急速的社會及經濟現代化下消退。更重要的是，中共自1949年執政至今，根本沒有自由而平等的選舉制度令其政權得以宣稱是基於人民授權而執政的。中共當年以子彈換穩定（今天以金錢換穩定），勉強保住了政權。今天我們要求中共將八九民運確認為愛國民主運動，就是希望中國經過幾千年的帝制及個別領袖的魅力型（及獨裁）統治之後，可以一步一步踏上政治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要求中共道歉及追究責任，就是要他們承認當年以「不合法」也不合乎現代社會道德標準的手段來保住政權，並需以政治改革來獲得現代政權所需要的合法性。

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並以民主政體來保障中國人作為「人」的權利與自由。幾千年來，多多少少生活在君主制及傳統小農社會的中國人，一生中只有「家庭」/「集體」而沒有「個人」，只能臣服於「王權」/「習俗」而不能作任何自由選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經濟、文化、社會關係等範疇上放權，使它們走上了自由化的道路，成績有目共睹，但在政治上卻緊握大權，令中國國民仍未能體現作為「自由人」的價值及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八九六四之後，死難者家屬被嚴密監控而失去行動自由，被以言入罪而失去政治上的思想自由的民運/維權人士愈來愈多，而不少人的家園及農田「被強拆」、「被乾旱」，也沒有制度上的渠道表達自己的訴求。一個「被」字，成為中國國民失去作為「人」的權利與自由的代表符號，也是當代中國社會與「只有集體/王權而沒有個人」的前現代社會的共通點。但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應該有屬於自己以及自由的意志來為自己生活及幸福作出抉擇，在文化、經濟、社會關係等層面上如是，在政治上也應如是。有人會質疑這是以西方自由主義對人及制度的理解梗生生套入中國身上，但人權、民主、自由等至今已成了世界上「制度化」了的價值，任何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建基於這些價值之上。事實上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強調建設和諧社會首要的是「民主法治」，姑勿論這真是國策還是辯詞，也證明了任何國家都不能逃避民主化的責任。八九六四前後正值東歐變天，世界踏入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這浪潮在中國卻被共產黨以武力鎮壓下來；二十二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堅持要建設民主中國，是因為我們希望祖國能闖過政治現代化這最後一關。

上述這些不是甚麼新觀點，我只是不厭其煩的再說一篇。「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二十多年來仍是我們的堅持。我們每年到維園，將這份堅持承傳下去。我們有時或會感到無奈或無力，覺得改變不了現狀。司徒華先生生前曾經說過，不要看輕寫給在囚八九民運人士的每一封信，因為中國共產黨每一封信都會記錄在案，只要一天還有人寫信給他們，中共都會害怕，怕這件事仍未被人忘記。所以我們要堅持每年悼念八九六四，不要讓中共令我們（如陳冠中的小說《盛世》般所言的）集體失憶，同時令八九六四的歷史連繫上中國當下的處境，讓歷史作為前路的指引。

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與邁向全球化的過程——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為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化已經踏入第二波的高峰。資金、資訊、各種文化符號在全球自由流動和傳遞，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各層面都影響着世界上每個國家以至每一個人。當中最顯著而又最為人所熟悉的現象，當然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和影響。科技的進步令資金得以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自由流動，而各民族國家的地區性整合更令經濟活動，例如貿易、生產工序等，不再受彊界所限制。有論者認為經濟活動自由化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消滅貧窮以至發展經濟甚為重要（Wolf, 2008）；但有另一派論者則認為，經濟全球化不但令發展中國家國內的低下階層及低技術勞工難以受惠，令國內出現社會分化，更導致了「新殖民主義」的出現（Rodrik, 2008; Weatherby, 2003）。雖然各學派的講者對全球化的影響評價不一，但無可否認的是，衝着全球化浪潮，尤其是針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而衍生的「反全球化運動」在近二十年間迅速成長，而反全球化的訊息亦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和公民組織網絡的複雜化而在全球散佈（Evans, 2008; McMichael, 2000）。作為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擊」，墨西哥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下稱EZLN）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可謂意義深遠。它不但揭開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降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也是作為反全球化運動之全球化的起步點。本文將首先回顧經濟全球化如何導致墨西哥國內衍生出反全球化運動，並以EZLN為個案研究，探討反全球化運動主要針對的議題，以及反全球化的訊息如何透過各種途徑在全球各地遍地開花。

歷史背景：墨西哥的發展歷程
墨西哥尚未立國之前，本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十五世紀，歐洲航海家哥倫布發現了拉丁美洲大陸，西班牙的殖民者首先帶來的是天花等傳染病，令大量印第安人死亡，之後更實施驅逐佔地及強制勞動等政策，而種族隔離的政策更將墨西哥土地上的居民分為三個階層：頂層是西班牙殖民者，之後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及非洲黑人的混血，而最底層的則是印第安人及非洲黑人（吳音寧，2003）。墨西哥被西班牙殖民者統治近三個多世紀，至1821年才正式獨立。然而，正式立國的墨西哥在社會及經濟結構上仍維持着嚴重的不平等。經濟上，財富仍留在少數外國投資者或本國的上層階級手中；社會上，印第安原住民仍然處於社會上的底層位置，瑪雅文明的傳承也愈來愈受到威脅。

獨立以來墨西哥國內的經濟及社會不平等一直持續，至19世紀中期更有獨裁者迪亞斯（Porfirio Diaz）掌權。迪亞斯雖然是位典型的拉丁美洲式獨裁者，但他的經濟政策卻促進了墨西哥的經濟現代化，他的經濟政策令國內的鐵路網絡增加了五倍，而對外貿易額更翻了九番，可謂當時墨西哥的經濟奇跡（Weatherby, 2003）。然而，迪亞斯的經濟政策卻無可避免地將墨西哥開放予美國資本家剝削，令對美洲實施「門羅主義」的美國進一步控制了墨西哥的經濟命脈，最重要的是打壓了墨西哥的本土意識，激化了城鄉矛盾與貧富懸殊（沈旭暉，2008）。在國內反美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墨西哥誕生了第一代的革命英雄：南部農民遊擊隊領袖查巴達（Emiliano Zapata）及北部遊撃隊領袖潘祖‧韋拉（Pancho Villa）。1910至1921年的革命不但推翻了獨裁者迪亞斯，更在1917年確立了土地改革憲法（Article 27），禁止外國人買入墨西哥土地，以及確立了土地集體公有制（Ejidos）。1934年，當時的總統卡丹拿斯（Lazaro Cardenas）更將4,400萬畝土地以公有制方式分配，並提供學校、醫院等設施予各公社的農民（Weatherby, 2003）。總括來說，墨西哥在上世紀三十至八十年代都實行「向美國說不」的政策，並在經濟上以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政策保護本國工業（諶國庭，2007）。

然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令原材料出口國的收入大減，而且進口貨品的價格卻急劇上升，令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墨西哥在內，陷入債務危機（Wallerstein, 2000）。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佈無力償還外債，被迫跟隨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計劃，進行一系列刪減福利及私有化政策，開始由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轉為向新自由主義靠攏（Harvey, 2008）。總統沙連拿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更提出「新民族主義」及「新社會主義」，指出墨西哥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及對外開放的需要，放棄反帝、反霸及反美的口號，改為以通過對話來捍衛主權及民族國家，避免在國際關係中採取對抗的態度（諶國庭，2007）。沙連拿斯除了讓墨西哥退出了代表發展中國家的G77而加入代表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加入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1990年，美國及墨西哥就簽署NAFTA達成了共識，其後加拿大加入了談判，而三國則於1992年8月正式簽署了NAFTA，並訂於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NAFTA的目標是在十至十五年間，在成員國之間取消各種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實行零關稅，以及商品及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等（諶國庭，2007）。自此，墨西哥便需要向美國開放國內的農業市場，讓美國農產品大量流入，同時工業市場也被打開，讓跨國資本及投資者到墨西哥投資及使用其廉價的勞工。

墨西哥經濟自由化與查巴達運動的興起
墨西哥自從與美、加兩國簽署NAFTA，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實行以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政策以來，整體經濟實力大幅提升。2004年，墨西哥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為5,940億美元，由1994年的世界排名第十五位躍升至當時的世界排名第九位，超越巴西成為拉丁美洲各國之首，並且成為了世界第七大的出口國（人民網，2004）。總括來說，NAFTA的確大大刺激了墨西哥的經濟增長，同時也降低了國內的通貨膨脹、促進了對外貿易（區域內貿易額由1993年的3,060億美元增加至2002年的6,210億美元），以及吸引了大量的外資（自1994年以來年均吸納120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諶國庭，2007）。

從上述的數據看來，實行經濟自由化及與全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接軌，對墨西哥來說可謂有利無弊，但為何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會激起了EZLN的農民武裝革命，至今天仍對墨西哥政府構成一大威脅？事實上，墨西哥自從實行經濟全面自由化的政策之後，經濟及社會資源分配愈見不均，財富正高度集中於一小撮大財團的手中，而墨西哥的本土市場，基本上只由二十二個龐大的本土金融集團及二十個外國集團佔領；而國內的出口商亦僅有十個生產集團，壟斷了整個製造業。這導致墨西哥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由1994年的百分之五十，上升至2006年的百分之六十多。因此，墨西哥的高增長對普羅大眾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不少人更因此而北望美國尋找出路，國內出現大批移民潮及偷渡潮（張翠容，2009）。

與此同時，NAFTA的簽訂雖然帶來更多來自美國的投資與貿易，並在美墨邊境的出口加工廠區（西班牙語為Maquiladora）創造了大量的製造業就業職位，但由於南部貧窮省份人口湧至該區，令勞動力過剩，勞工欠缺議價能力。當墨西哥製造業的總體生產力大幅上升時，勞工工資卻反而下降，令墨西哥成為全球化下的另一血汗工場（張翠容，2009）。此外，當大量外資工廠湧入，製造業產生的空氣污染比簽署之前增加了兩倍，而在NAFTA簽訂的頭四年，十多間美資林木公司集中在墨西哥南部未開發的森林區設廠，令墨西哥的森林覆蓋率由1990年的百分之三十下降至1999年的百分之二十八（諶國庭，2007）。正如學者Wallerstein（2000）所言，為了維持資本積累及保持債務週期的消費力，跨國資本企業往往傾向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工資較低、有大量農村人口作廉價勞動力、環境保條護例較寬鬆的邊陲國家進行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及將污染成本外化（Externalization），而這種情況亦正正在墨西哥國內出現。

經濟自由化對墨西哥最致命的影響，是在農業方面，而這亦成為了EZLN武裝革命的導火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墨西哥政府對農業一直採取高度保護的政策，並對進口農產品實行許可證的制度，又對國內的農業生產及農產品進行補貼。但自債務危機爆發之後，墨西哥政府的結構調整改革由城市逐漸擴展至農村，並開始清除對傳統農作物的生產補貼。1992年，墨西哥議會通過了對憲法Article 27的修改，宣佈停止實行土地分配，並對原本屬公有制的農地進行私有化，土地可自由買賣（王翠文，2007）。簽訂NAFTA之後，美墨兩國確立了逐步清除關稅的協定，來自美國的高梁、芝麻、種子及向日葵在零關稅下進入墨西哥市場，而在1995年起，墨西哥政府更對美國的小麥、玉米及大豆的每年進口配額增加，並在2007年12月對大豆及玉米實行進口零關稅（王翠文，2007）。

在簽訂NAFTA之後的六年，由墨西哥出口到美國的農產品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得益的主要是種植商業作物（如水果、蔬菜及花卉）的大農場，只有少部分小農戶有足夠的資金、技術及基礎設施，從種植傳統作物轉為種植商業作物。種植傳統農作物（如大豆、玉米）的農戶則要面對從美國進口的廉價農產品的競爭。由於糧食價格是由國際市場的供需所決定的，當墨西哥的主要糧食市場對外開放，大量的廉價進口農產品迅速地佔領墨西哥的糧食市場。美國對墨西哥的農產品進口不斷增加，水果進口增加兩倍多、棉籽增加1.6倍、大米增加65%、高梁增加36%。這些仍享受着巨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湧進墨西哥的糧食市場，在十年間導致了130萬的墨西哥農民破產（諶國庭，2007）。

EZLN的農民革命亦在此背景之下出現。位於墨西哥東南部的嘉巴斯洲（Chiapas）是墨西哥境內其中一個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地區。當地的農民以種植咖啡及玉米為生，墨西哥百分之三十五的咖啡便來自嘉巴斯洲。但咖啡及玉米屬傳統農作物，價格低廉，利潤本來已經不高，墨西哥簽訂NAFTA之後大量具競爭力的美國玉米湧入墨西哥糧食市場，令嘉巴斯洲的農民處於更不利的境況（郭少棠，1997）。當地基建落後，有近三成多人是文盲，而農民則處於極度貧窮狀況，甚至只能以咖啡代替奶粉來餵小孩。即使嘉巴斯洲本身擁有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但油氣只是不斷的向美國跨國企業輸出，當地的印第安原住民一點利益也分不到，晚上只能點蠟燭或煤油燈。這是因為自八十年代債務危機以來，墨西哥仍持續負債近千億美元，國家石油公司Pemex雖屬國營，但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石油是輸到美國以償還利息；而由於墨西哥缺乏煉油技術，所以只能從美國再購入汽油，但高昂的油價卻墨西哥貧民難以負擔（吳音寧，2003；張翠容，2009）。由此可見，嘉巴斯洲的貧窮狀況，其實是墨西哥整國貧富極度不均的縮影。

終於在1994年1月1日，即NAFTA正式生效那天，嘉巴斯洲爆發了農民武裝革命。當地農民組成了EZLN，帶上鴨嘴帽，把面蒙起來，開宗名義表明這是一場解放土地的革命，而其名字「查巴達」則正正是紀念1910年墨西哥南部農民革命領袖查巴達。EZLN表明， 1992年墨西哥議會對憲法Article 27的修改嚴重損害了印第安原住民的利益，令他們失去土地的擁有權，而利益卻一面倒傾向了生產商業作物的大農場和佔有比較優勢的美國農產品（McMichael, 2000）。《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指出，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令北部地區受益的同時，墨西哥南部的農民卻處於被政府遺棄的處境（王翠文，2007）。EZLN的武裝革命亦正正代表着本土居民對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全球化的反響，正如EZLN副總司令馬可斯（Subcomandante Marcos）一篇文章所稱（馬可斯，1994，引述自吳音寧，2003）：

嘉巴斯洲正從許多管道失血：從石油及天然氣管道，從電線、鐵道、銀行帳戶，從貨車、卡車、船和機器，從走私、縫隙及森林小徑，這塊土地持續向帝國主義者進貢，石油、電、牛隻、錢、咖啡、香蕉、蜂蜜、玉米、蔠草、可可、糖、鹽、高梁、芒果、羅望子、酪梨，嘉巴斯洲的血液流失了，因為數以萬計的管道插入墨西哥東南方的咽喉。成千上萬的資源被送往墨西哥的港口、火車站、飛機及貨運中心，再從那裏送到世界各地——美國、加拿大、荷蘭、德國、意大利、日本，但都是為了同一目的，餵飽帝國主義者……。

同時，EZLN的農民革命也是一場原住民文化保育之戰。雖然今天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墨西哥人都有着印第安的血統，但印第安原住民現時只佔墨西哥總人口大概百分之七，並有每年下降的趨勢。因此，EZLN也聲稱革命是為印第安原住民爭取權益，希望瑪雅文化得以維持。事實上，自墨西哥被西班牙人殖民以降，印第安原住民一直都處於社會的底層，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經濟自由化政策更對印第安原住民所居住的山區毫無好處，當地居民依然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醫療設施也欠奉。加上印第安瑪雅文化一直不受墨西哥政府重視，印第安人甚至認為政府鼓勵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傳播是意圖令瑪雅文化覆亡，所以極力排斥西班牙語言（郭少棠，1997）。EZLN的革命，正是要求保育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化，而在現時EZLN的自治區中亦致力保留印第安的語言、衣著、儀式等傳統。

由此可見，EZLN雖然是一場由農民發動的革命，但卻代表了廣泛墨西哥人民對新自由主義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回響。墨西哥加入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行列，無疑令整體國民收入增加，但問題卻同時出在如何將增加的收入，有效地惠及國內的低下階層。尤其當農業市場打開，農民未能受惠之餘，收入更受進口農產品打擊，顯示墨西哥政府未能有效對農民提供補貼以助他們轉種商業作物，適應新市場的環境。加上墨西哥本身受制於債務問題，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根本未能帶來充裕的收入，甚至加大了國內貧富懸殊的問題。種種因素成為了EZLN掘起的導火線，而在嘉巴斯洲發生的武裝革命，則成為了反對經濟全球化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斷擴張的象徵（張翠容，2009）。與此同時，EZLN的革命亦反映了全球化之下本土居民對國內精英階層未能照顧到國內不同階層的利益的不滿（McMichael, 2000）。當發展中國家國內的精英階層有權制訂國家發展藍圖，如決定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往往都忽視了國內不同階層，以至不同文化社群的需要，而EZLN的革命則正正展示了本土居民由下而上的力量，也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有需要檢視或改變以往由上而下精英管治的政治生態。正如學者Harvey（2008）所言，EZLN的革命並非奪取政權，而是追求一種更廣泛包容的政治，並藉此動員整個公民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下找尋新出路；並照顧到不同群體的特殊需要，讓他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查巴達運動的全球化
有「全球第一支後現代遊擊隊」之稱的EZLN發動的雖然是反新自由主義運動，但在宣揚此訊息上，EZLN（尤其是其副總司令馬可斯）可謂把握了全球化的「精粹」。早在1994年EZLN策動武裝革命那天，互聯網上竟然忽然同步出現了一批EZLN的網站，當武裝革命第二天各國驚訝地發現墨西哥東南部多個城市受武裝分子襲擊的新聞，同一時間全球各地都可從網絡上得悉，貧窮的印第安原住民村落發動襲擊的原因（沈旭暉，2008）。EZLN成功以最少的資源，將反新自由主義及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訊息傳到世界各地，需知道當時連不少國家政府也還未設有網頁，EZLN以網絡宣揚反全球化訊息，可謂震驚全球。自此，不論是EZLN的革命訊息、副總司令馬可斯創作的文學作品、EZLN遊擊隊那蒙面圖騰，抑或是世界各地「革命愛好者」及國際媒體與EZLN的通訊，都透過互聯網的散佈及傳遞。學者Giddens（2000）提出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出在現今高度現代化的時代，發生在遙遠地區的事件對我們的影響比以往的時代來得更直接、更迅速，而相對地個人或地區事件的影響卻又往往是全球性的。藉着互聯網的推動，在地與全球的關係得以延伸（Stretch），在全球化下的不同地方及區域亦得以像網絡般聯繫起來。從EZLN的例子所見，EZLN在地的武裝革命及反新自由主義的訊息，瞬間傳遞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個別國家的社會運動，其意義可以是跨越整個公民社會光譜的，並在跨國層面上推動了不同形式的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當中包括全球工人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等；而世界社會論壇則成為匯聚不同在地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平台，令它們成為跨越全球的組織性力量（Evans, 2008; Harvey, 2008）。

另一方面，EZLN也透過不同的文化符號擴展其的影響力及「知名度」。EZLN副總司令馬可斯曾經提到，他們蒙面是為了避免身份曝光，免遭政府逮捕，同時也是為了向世界揭開墨西哥的面罩，讓世人看清墨西哥國內底層生活的真實。但EZLN的面罩卻引發了極大的想像空間，成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象徵符號，更有意無意地成為了墨西哥流行的文化商品。據曾經到當地採訪的記者記錄，EZLN所佔領的自治區已成為墨西哥的旅遊熱點，區內有大量有關EZLN的商品供遊客購買，包括明信片、鑰匙圈、日曆、小木偶、馬可斯肖像汗衫、馬可斯創作的詩集及故事集、馬可斯筆下的黑色蒙面甲蟲，當然少不得EZLN的蒙面面罩（吳音寧，2003）。當年EZLN為了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才走上革命之路，但今天卻變成另一個哲古華拉——成為了文化商品，並在市場上大行其道。有論者甚至將此現像喻為「革命迪士尼化」，意指自治區彷彿已成為革命的「樂園」，以革命作為主題（Theming），讓遊客像置身革命基地，同時大街小卷都充斥着以革命為題材的商品（Dedifferentiation of consumption），讓遊客走到每個角落都像在「消費」革命思想（沈旭暉，2008；Bryman, 2001）。當然，這可能只是不經意的後果，但以此將反全球化思想傳遞的方式的威力卻是不容忽視的。

總結：EZLN對發展中國家及反全球化運動的啟示EZLN之所以成功掘起成為全球第一波的反全球化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墨西哥政府在參與經濟一體化的全球大趨勢時，忽視了國內不同群體的利益，而且沒有適當地處理國內貧窮懸殊的問題。這充分反映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必須照顧到國內低下階層的需要，尤其是農民及國內初生工業，否則隨時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正如Rodrik（2000）所言，國家政府需要在自由市場與本土需要之間作平衡，也不應濫用自由貿易中「公平」的概念，需要適切地干預市場以保障本土工業的權益。另外，對於國內不同的文化群體，如墨西哥的印第安原住民，政府也有責任確保他們的土地在經濟全球化下免遭大農場或大企業吞噬，讓他們有尊嚴地維持其生計及本土文化，因為這不只是經濟考慮，更是人權的問題。否則，只會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動力量。EZLN作為反全球化運動的起步點，反對自由市場的過度擴張及爭取原住民權益不過是運動的眾多議題之一，之後興起的還有針對環保、女權等，顯示出「反全球化」已成為了全球的大趨勢之一。同時，EZLN也代表了本土居民起來抗衡跨國資本企業及國內精英階層的起步點。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及組織的複雜化，不同形式的反全球化運動已在跨國層面上形成了龐大的網絡，在全球及在地的不同空間尺度上抗衡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資源掠奪、文化霸權等；而亦只有將全球公民社會的力量有機地連結，才足以抗衡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四散分離的勢力，自下而上地尋找替代出路。

需要

最近不知怎的，我媽竟然迷上了惠康儲印花換禮品的「遊戲」。無論是廚具、餐具、旅行袋……她都認為它們真的很有用、真的很「需要」將它們換回來（其實我懷疑直接到百貨公司購買，應該比不斷到惠康購物再換印花更實惠）。結果是逢星期六都有一次惠康大掃貨（因為要買夠一定金額才有數個印花），還動員了表弟及姨婆一家幫忙。表弟及姨婆一家還倒樂意幫忙，但難為的卻是我，因為每次掃貨買回來的，是一大堆我不大願意吃/喝的餅乾和飲料，包括最近一次的18包低糖維他奶（我始終認為低糖飲品是既on9又難飲的偽健康飲品）。

雖說有時買回來的東西也挻合我的口味，但其實份量多得我根本吃不完；加上不合我口味的東西也「總會有人吃」，所以每當我嘗試叫我媽不要買這樣那樣的時候，幾乎必定會被人以「你唔食咪人地食囉，況且放係度想食就有得食」回敬。但，那些食物幾乎每次都是放在家一段時間，或到差不多到期才會有人把它吃掉，以「總會有人吃」的邏輯來斷定這些食物真的符合我家需要，合理嗎？

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的確可以把人弄得「嗨嗨的」。在後工業的社會，生產商的著眼點由如何控制生產資料以減低生產成本，轉為控制一系列的新消費資料（new means of consumption），例如所謂的印花換禮品「優惠」，以吸引消費者不斷的購物來賺取利潤，無論廚具、餐具、旅行袋，抑或是「日常需要」的食物和飲料，都彷彿成為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哪怕只是令你感覺實在一點。

我想，這裏的重點不是要談資本家如何剝削我們（反正說太多定會被人當成是理論上腦的學究），而是反省原來我們的日常生活「所需」，全都幾乎「被定義」，而我們又大多不經思考地依照這些定義來選擇我們的生活方式：廚具要是易潔的、吃飯要到那些在開飯網多正面評價的、飲品要高纖及低糖、嬰兒吃的奶粉要令他們有便便的+要有DHA/PHD成份……。人生的各種需要，不知怎的被約化成特定的樣式，例如「健康」、「無添加」、「益智」、「多人like」等等，最糟糕的是大部分都需要我們付鈔才能換取的。

小學時老師常告訴我們，想一想非洲的兒童是多麼貧窮多麼可鄰，我們就明白平日不要浪費食物、不要吃那麼多對身體無益的垃圾食物、不要浪費金錢云云。但我始終覺得這種以想像他者的情況來判斷自己應有怎樣的生活的思考方式，只不過是場心理騙局，它根本不能引發我們去想人作為人，需要滿足的究竟是甚麼？應該滿足到甚麼的程度？我實在不明白，愈是生活在理性、文明社會的人，愈是不知自己需要的是甚麼，而要由「其他人」告訴我們。

大家想一想，下次我們吃甜品時，應該只吃十元的紅豆沙，還是到朗豪坊吃三十多元、甜到吃完要喝水的朱古力雪糕？還是，吃甜品只是多餘的環節？

雜感

隨着那次差到無倫的面試表現，在學院（社會學）中繼續學習及做學術研究的機會應該沒有了。面試表現差勁總有原因，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就是不夠好，這是無可否認的，no excuse。但無論如何，這起碼說明了我不是做學術研究的人才，至少，我沒有那種素質。未能投身學術研究的行列並非世界末日，但日後再以學生身份在學院裏鑽研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機會應該微乎其微，而且我應該也不會，亦沒有能力成為「生產知識」的那一群。能夠持之以恆地在書中或網上吸收學界最新的資訊及知識，讓自己繼續做個有批判與反思能力的人，固然最好；但也可能最終不敵營營役役的生活，變成典型的脫離公共生活（兼反智）的香港人。在我仍未脫離學生身份，仍在學院生活，仍未變成為生活而生活的動物的時候，有些東西應該要記下，作為日後的回顧、提醒或反思。

知識與知識分子
平日看新聞報道，不時會看到訪問學院教授或研究員的片段，他們會被冠以「學者」之名，但從來不是「知識分子」。彷彿在華人社會，知識分子從來都沒有甚麼社會地位。知識無價，你在香港跟別人說，你喜歡讀書或探求新知識，你只會得到「傻仔」的標籤，而依附在標籤的其他意思則包括：書呆子、不擅溝通、書蟲、與現實脫節等。香港人重「資訊」、重「資料」，但不重「知識」。最簡單的原因，莫過於「資料」和「資訊」都是容易消化的，不需要「用腦」。獲得知識的思考過程，總是花費腦汁的，生活忙碌如香港人，又如何有時間及精力去認真看待知識？

「知識」究竟是甚麼東西？標準答案：知識可分為兩方面，一是「知性」的增長，二是提升對世界或社會的理解。前者是個人的思考與理性分析能力的提升，即思維的進步與心靈素質的提升；而後者涉及的就是對現實世界運作的理解、行動與實踐。於我而言，知識的重要性在於對日常生活的理解與反思，以及建立對日常生活的批判能力。不久之前聽過一個比喻，指出我們日常看到的新聞、社會現象等等，其實等同大海中表層的海水，而推動這些海水前進的則是海洋中最底層的洋流，知識就好比大海中的洋流，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層現象之下縱橫交錯。獲得知識，就等同探索這些底層現象，理解它們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而要活得更好，就要從這些底層意象入手。

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常識」去處理生活的大小事務或理解社會上各種意象，就如你知道香港特區政府「信不過」，是因為你知道行政長官不是民選出來的；你知名牌產品貴，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其品牌效應，而它所帶來的邊際利潤可以很高。「常識就是埋藏在人們腦海裏片斷的、不一致的且未經批判的概念」，學者葛蘭西如是說。未經批判便被吸收的概念，每天都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指導着我們的行為模式，正如我們對「專家」確信不疑，相信他們規劃出來的樓宇及城市必定經過精密設計及有其專業考慮，而從不會思考他們的規劃是如何的非人性化（當今香港新型屋苑的大門的數量，相信比監獄還要多）。又或如我們買每一樣東西時從來不會想到製造那件產品的生產鏈中，究竟是如何剝削勞工或消耗了地球多少資源。憑常識生活，可以令你的生活安穩暢順，但在表層意象之中浮游，卻只能令你成為「順從分子」，因為當你對所有東西都take it for granted的時候，你只會一點一點的失去改變世界的能力。

掌握知識其實就等同對日常生活作「良好見地」（good sense），即對生活中的概念及活動作批判性的反思。當我們能夠穿透生活中的表層意象，透過批判分析及對概念或現象的詳細理解，辨認出日常生活中的底層意象時，我們正在建構改變生活及世界的可能性，脫離對常識的被動順從。例如當我們認識到以商品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糧食、日常用品及消費品，其實不是天掉下來的，而是經過了每天以不足兩美元過活的勞工的手而製成的，我們才有動力以消費者力量對這種狀況作出改變。又或者當我們看世博、看京奧時，意識到中國當前的偉大建設是靠無數農民工的血汗而建造出來的，進而理解到資本積累與循環過程所造成的不公義，我們才有能動力改變這些的狀況。知識分子就是最能夠對日常生活作「良好見地」的人，他們有能力（也應當）透過論述建構新的生活哲學，也有能力透過行動實踐造就新環境、新世界。正因如此，知識分子所做的研究並非空中樓閣、曲高和寡的東西，而是能夠回應社會、改變世界的事。理論、知識離不開生活，要做好理論就要入世，從生活中找尋建構理論的材料，用論述和行動來回應世界。

回到香港，知識從來都不是香港人重視的。社會上每一件事（小至物價，大至不公義收地），以及第一、二、三…..N世界發生的任何事，都似乎與香港人毫不相關，更遑論對它們作「良好見地」。「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是不少港人的生活態度，而普羅大眾以至政府也似乎和學院裏的知識分子甚為隔絕。知識分子除了在大型事件（如選舉）時有幾分鐘air time做一做時事評論，之後的時間便是自成一角地在學院裏做港人毫不關心的研究。知識進不了公共領域，也難引起社會討論與關注，香港人就像沒有反思與批判能力的動物。

香港人為何需要知識？
有時真的很討厭和香港人談話，因為你根本不知（也不太想）應該如何回應他們，而且和他們就某些議題討論，大都只能停留於「吹水」的層面，有「得啖笑」的味道。與香港人談事實、談論據，沒有人會理會你，而你則只會背上好辯之名，「我覺得，它就是」是很多香港人的生活態度。香港人是反智的動物，論據、論證不嚴謹，基本資料不完備，有懷疑時不驗證，簡而言之就是不尊重知識。何謂反智？不讀書卻愛用「專業」用語唬人，是反智；只憑感觀判斷，連資料也不查清楚，是反智；以為自己看了很多荷里活電影，便覺得自己很了解世界，是反智；以為世界上只有美國/歐盟/中國才算重要，其他國家只是蠻人之地，更是反智（也是港式沙文主義）﹗就如香港人看中國內地，往往只有「一黨專政」、「沒有言論自由」、「財大氣粗」、「十三億龐大市場」等粗疏印象，但中國為何遲遲未能發展出民主體制，除了「共產極權」這原因外，香港人能說得出其他解釋麼？如果對感觀印象不加思索，不能將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扣上歷史、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範疇來看，那麼你和那些被經濟發展論調洗了腦的人有甚麼分別？中國的中產/暴發戶財大氣粗，香港人能說出箇中原因嗎？十三億的人口，是否統統都有能力在市場上消費？對於糊口也成問題的那一群，香港人有關心過麼？

「知識」在香港是否應該獲得更多重視？我們最起碼、最基本都需知道自己日夜推崇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所指的究竟是甚麼，也應當道知自己最討厭的「共產主義」是所謂何物吧。掌握知識，是認識社會及時代脈絡的第一步；沒有紮實的知識基礎，對世界的理解是表面的，行動是亂衝亂撞的，甚至容易被人「誤導」。社會各界鼓吹通識，但如果沒有最基本的知識，又如何「通」？沒有知識作為「下層建築」，所謂批判性思考、理性分析等「上層建築」都不會穩固。難怪香港人討論公共問題時大多只能照抄報紙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論點，然後用「各打五十大板」式思維作分析和判斷。

香港人不尊重知識，特區政府施政也不見得是建基於專業知識。寫這篇廢話之時正值財政司司長公佈財政預算案，司長說退稅會刺激通脹，但從來沒有解釋兩者之間的因果機制是怎樣的，也沒有確實說明退稅會令通脹加劇到怎樣的程度，或為甚麼解決通脹不直接處理聯繫匯率的問題。這怎叫人不相信堂堂特區政府的施政是憑實證研究，有根有據地制定出來的？要說服人，就請拿出數據、研究或理論模型，而非製造恐慌或訴諸民粹，這才是理性及尊重知識的態度。沒有實證研究（及選民基礎）的支持，政府就只能憑長官意志施政。這樣的施政不但叫人難以信服，也是充滿風險的，因為施政的後果與影響都只是「估估下」，最安全的做法當然是保守一點，難怪特區政府的施政從來都是缺乏長遠方針的。

特區政府缺乏治港理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固然和香港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但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是政府長期忽視學界的參與及政策研究的匱乏。以往的殖民政府尚且可憑行政主導令施政保持順暢，不致引起民間強烈反彈。但缺乏認受性的特區政府，每一屆的政府本身都不是建基於甚麼管治理念，施政既沒有民意授權，也不會像西方的民選政府般需要智庫的具體支援。沒有民意基礎支持及執政的概念，政府本身已經難以推行長遠的治港策略，如果連嚴謹的政策研究也欠缺，香港還談甚麼長遠發展？以高鐵事件為例，為何要犧牲菜園村來成就這項「偉大建設」？為何要以西九為中心而造成「市區—新界」不平均地理發展？為何香港非要與內地「接軌」不可？這些問題是關乎特區政府的執政理念（在未有普選前都難望解決），是政治哲學處理的問題。但高鐵應如何建？高鐵會帶來甚麼經濟/社會/環境影響？外國有甚麼值得參考的例子？香港長遠應有怎樣的交通規劃？這些都是政策研究需要處理的問題﹗它們需要透過嚴謹的實證研究來解答。我們不時聽到政府制定政策時會邀請學者提供意見，但正如不少「行內人」所言，學界的意見對政策制定其實起不了甚麼作用。特區政府着重的不是知識分子在制定政策時的參與及所提供的意見，重視的不過是大學研究所用半年甚至數個月時間所做的研究或民意調查，而香港的智庫，到現時仍是一潭死水。

香港人需要的是甚麼知識？
作為一個讀過一點社會學及地理學的人，當然會答香港人需要的是社會科學的知識及思考方法。我不敢說社會科學的知識比其他的都好，我只知道經濟與金融的知識，香港人已經懂得太多，甚至懂得「分辨」學院裏的研究有哪些具市場價值，哪些沒有。香港其實真的很需要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不論是社會學那種從制度層面出發的思考方式，還是政治學所重視的對政治制度的構想與建立，抑或是地理學對空間生產、都市發展及環境問題的關注等等，對香港來說都十分重要。香港需要突破作為經濟城市的單一想像：香港不應只是讓人賺錢的地方（難民心態在今天已不適用），香港人也並非只有工具理性的動物。很多人對這城市愈來愈多鬱悶的感覺，但很少人能夠說得出個所以來；愈來愈多人想建立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或希望香港社會更公義，但多數說不出應從何做起。

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就是讓我們可以對社會的制度、價值規範、歷史發展、文化等有所了解及反思，從而建立行動的基礎。掌握社會科學的知識，讓我們在思考層面上擴闊對香港的城市想像，香港可以是政治城市（政治並非只討論權力的爭奪，而是討論人作為「人」，如何更好地活在一起）、環保城市（環保綠化不是用來吸引遊客的工具）、文化城市（西九文化區並非只是旅遊景點）、國際城市（並非政府的經濟/旅遊式定義，這裏的重點在於認識及實踐作為世界公民的身份，並了解香港在國際社會中各項議題上扮演的角色）等等。有了理想的城市圖像的構想，我們才有能動力去實踐，而社會科學的知識亦讓我們在操作層面上，了解建立不同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及基礎，以及認識有關香港歷史、文化、政治制度、香港人的身份構成等的不同論述，我們才有足夠力量在議會政治、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等不同場域中拓展新的空間。

社會學在做甚麼？
很多人讀過社會學之後都有種「唔知讀左d咩」的感覺，主要原因是社會學所牽涉的範疇實在非常廣泛，而社會學所提供的理論視野亦種類繁多，不同學派從不同角度出發看世界，各學派的觀點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難免令人感覺混亂。讀社會學不難，要真正懂社會學才有難度。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制度的學科，要將每件「個人之事」，宏觀至政治行動，微觀至生活習慣，由制度的層面研究和探索。探索的向度，由縱面的歷史，至橫面的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目標是一方面研究制度對社會行動者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微觀的層面探索行動者如何影響制度的形成（制度並非靜止不動的東西）。學習避免「見樹不見林」是社會學的（老掉了牙的）特色，但同時也要避免「只見林而不見樹」。

因此，「為何女生一定要着裙？」、「資本家如何透過大型商場剝削無產階級？」等似乎很顛覆性的問題，只不過是社會學最最最初階的提問。性別定型的過程及機制、我們的性別觀念是如何在社會中建構出來、大型商場如何隨後現代社會的來臨而大量湧現、大型商場如何體現現代社會的生產及消費關係、商場環境如何體現理性化及再理性化等等，才是社會學家最關心的問題。社會學要求你對每件事保持好奇、批判的態度，但不是要你將所有官方論述定性為「信不過」，或將現存的論述、意識型態和制度都推翻，社會學從來都不是要訓練你成為懷疑論者（Skeptics）或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社會學提供的是一套思考工具（Thinking tool），讓你掌握社會制度的全局觀。換句話說，社會學所做的「揭穿」（Debunking）的工作，就是看清社會運作的脈絡。社會學最大的功能是「解釋」社會現象，並點出每個社會以至整個時代的運作邏輯，提供解決方法並非社會學的任務，但能夠看清這些社會「真象」，卻是行動實踐的最重要一步（個人猜想：社會學之所以有「Queen of Social Sciences」的美譽，正因如此）。

社會學能改變世界麼？
讀社會學的人有種病，就是有種無力感，總是覺得自己所讀的不足以改變世界，正如上文所說，社會學提供的是「解釋」，不是「答案」。結果就是，99%的人不願/不敢/不希望直接參與社會，剩下的1%則天天精神自瀆，以為自己精研了馬克思紀登斯哈巴馬斯便看透了世情，然後隱居避世。

於我而言，社會學的確不會著眼於建立模型、制度或標準去「解決」問題。人類社會不斷在演變，模型、制度或標準卻只是在某一段時間適用的工具，更何況過分的制度或標準，反而會令人墜入了「鐵牢」的死胡同。社會學作為一門學問，它所提供「思考工具」讓我們認識社會及時代的脈絡，而在認識社會制度的同時，亦是讓作為社會基本單位（Unit act）的每一個人，確切認識人與人、人與社會在所身處的時代之中的關係，並透過自我反省的意識及人文關懷的力量去完善這些被權力、過度的規範或工具理性所破壞或僵化的關係。正因為人是構成社會的主體，自然也有改變的力量，而在「揭穿」的過程中，我們就是在一步一步建立這種改變的力量。讀社會學所帶來真正的反思，在於明白社會制度是如何形成及如何影響和塑造我們的生活之後，明白個人如何在社會生活與自處。個人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既是「行動者」，亦是「能動者」。

請別忘記，社會制度的形成與改變，始終要由社會行動者出發。也請記住，人總有意欲令自己活得更好。人是社會的動物，所以每個人在想令自己活得更好的時候，同時亦是在想如何和其他人活在一起的問題。人不但希望活得更好，同時也有改變現狀的能力。那麼我們可以做甚麼？最基本的是不要看輕個人的力量，每個人所嘗試做的每一次改變，都是對制度的一次衝擊。例如就算教育局將通識科課程「去政治化」，但學校裏很多老師都會依其良心、依其對社會及下一代的期望，跟學生說中國大地上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也會教導學生民主體制對香港及中國的重要性而很多讀過社會科學的人，面對官僚化、理性化的制度時都會採取較「輕鬆」的態度，以免被工具理性蠶食人性。個人的力量未必足以完全改變建制，但卻可以抗衡建制的不公義、不合理性，這正是Michel de Certeau所說，弱者總有不同的技倆（tactics）去對抗由權力操控者制訂的策略（strategy）。

但個人的力量，是否足以影響他人，並建立更強的行動基礎？社會學既是研究制度的學科，如何將所有東西都回歸個人心態與力量，豈不是「大逆不道」？個人力量不容忽視，但只建基於自我反省及人文關懷的力量又是否足夠抗衡過分理性化或腐敗的制度？有些時候，制度的事，最終都應該由制度入手解決。但社會學不會研究如何創建新制度或新模型解決問題，這如何是好？既然近十多年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邊界漸被打破，讀社會學的人，何不開開眼界，向其他學科找尋出路？每個學科的著眼點及處理的問題都不同，就如政治哲學從道德層面思考人如何活在一起，討論公民的平等與自由及政治制度的正當性的問題；政治學從實證研究的層面分析不同政治制度的優點和缺點，以及構成的條件；文化研究則從較微觀的層面，分析或批判社會上各種現象及活動的文化意義等等。不同的學科的著眼點雖然不同，但理論卻是共通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不同的入手點分析及理解，而要建立新制度也需不同學科的知識作為基礎。正如David Harvey會以馬克思的理論看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問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與符號互動學派（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不時會借用社會心理學來分析社會行為；Anthony Giddens亦曾任英國工黨「第三條路」的智囊；而Michel Foucault更是anti-discipline的代表人物。所以，不要以為自己在熟讀本科的東西便天下無敵，要改變世界便要「面面俱圓」。「理解—分析—反省—行動」（注意這並非線性的單向關係）需要不同的知識，不同範疇之間亦沒有絕對分明的界線，知識分子要參與社會、改變世界，就要懂得「踩界」。政治、地理、媒體研究，甚至社會科學的「邊緣科」如心理學、文化研究或經濟學，也要讀一點，它們都是新制度的建立的知識基礎。這樣說絕對沒有比較哪一科較好的意思，我只想說，社會學那種從制度層面出發思考社會結構與個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個體的自我反省與人文關懷，是行動的基礎，而其他範疇的學科同樣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們可以提供不同的視野去看世界，某些學科更同時扮演「提供答案」的角色。當然，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最重要的仍是不斷的批判，不斷的自我反省，並以人文關懷為不完善的制度作修補。

因此，要改變世界，就要成為「雜食性」好知分子，不要將視野局限於自己本科的理論，同時也要入世，親身體會生活中各種社會現象。這幾年來，我不斷提醒自己，不要為讀書而讀書，不要做「職業學生」。簡而言之，就是不要做學究。香港需要的，是「通識」而且懂得入世的知識分子。

是為告別。

個人意志的背後

美國攀山好手艾朗．羅爾斯頓（Aron Ralston）曾經在偏遠的藍約翰峽谷獨自攀山時，意外地被突然跌下來的大石壓住右臂，夾在一道約一米寬的狹縫之中。他在深谷之中被困足足五天，決定孤注一擲自行切斷右手前臂，最終成功逃出生天[1]。他的驚人事跡獲各大傳媒及電影公司爭相購下其故事版權，並在七年後拍成電影《127小時》。

意外前曾經征服猶他州49座海拔4200米以上山峰的羅爾斯頓信心爆澎，從來不認為有不可能自己獨自處理的事，所以他不喜歡家人、朋友及女友的束縛，也從不透露自己的登山行程。對他來說，生命中重要的只有自己、音樂和攀山鞋。將個人從群體中解放出來，無疑是自由的極致，但卻同時意味了，這對身邊的人來說是種「supreme selfish」的行為。

個體自由在現代社會有着祟高的位置，特別是自由主義興起以降，其追隨者喜歡主張個人應享有消極自由，即一種較為廣義的、不受外力所干預的自由行動權利。尤其在高度發展的現代城市，短期的感情關係、合約關係，以至經常轉變的工作及生活環境成為個體追求自由的象徵；傳統或長久的關係對現代人來說或多或少是種束縛。羅爾斯頓身處的美國社會，正正就是典範。但在個體愈趨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機制及互相信任，個人自由雖然得到「最大化」，但卻難以透過互相合作及參與，建立公民美德及社會資本。而事實上，羅爾斯頓之所以身陷險境而沒有人知道前來救援，都是由於太着重個人自由、太獨來獨往。由此觀之，將個體自由高舉於群體之上，不僅不利群體的成長，對個人的「自我實現」也沒甚好處。

其實就如羅爾斯頓事後所言，他之所以有強大的意志在峽谷中支持五天之久，並能頂得住斷臂之痛，是源自一股精神力量——親人、朋友，以及很多他根本不認識的人不斷在他的腦海中浮現——羅爾斯頓斷臂那天剛巧是全國祈禱日。「我所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來自許多人對我的鼓勵和祈禱，……在峽谷裏，我感到有人和我在一起，我感到親人和朋友和我在一起。」

羅爾斯頓的故事或許未能具體說明社區力量是如何支持着個人的意志與行動，但也帶出了一點啟示，就是當有一個與自己有緊密聯繫的群體，個人行動的力量往往更大。不少有關新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都指出，社區作為個體所歸屬的地方，不單如Robert Putnam所說是建立社會資本的地方，也是個體與個體之間建立共同感，來對抗現代社會中「流離漂泊」狀態的保護機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高度分工，道德對個體的規範不高，而且主張短期性的工作關係，個體變得「流離失所」，將成功或失敗都歸納為「個人之事」。不少近代社會學家（如Bellah）都認為，人本是互相依賴的動物，而透過社區，個體才能找到歸屬及依附的對象，才有力量對抗在新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

個人對生命的熱誠及意志固然值得肅然起敬，但個人意志背後的社會力量也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社區之所以值得「保育」，不僅是因為它是現代社會之中維持人與人關係的重要場所，更重要的是作為個人意志與行動的力量來源。

[1] 明報，〈「他很頑強，是個戰士」 攀山漢3吋摺刀壯士斷臂求生〉2003年5月4日

從「九七三部曲」看回歸時的香港

由陳果執導的《香港製造》（1997年）、《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年）及《細路祥》（1999年）合稱為「九七三部曲」，以臨近九七回歸、面對「九七大限」的香港為題材，並嘗試以社會中的低下階層的角度出發，描寫香港人如何看待及面對這歷史時刻，側面探討香港在中英兩個「殖民者」的夾縫下如何面對自己的將來。經過150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而面對九七回歸，一部分香港人會「大難臨頭各自飛，移民去也」（呂大樂語），但沒有能力移民的則要正面面對這歷史事實。雖然大部分香港不致於留戀殖民者的統治或天天「民主抗共」，但也不會如中方論述般「普天同慶迎回歸」，香港人的聲音從來都不如官方論述般單一。打從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香港人便沒有主體「發言」的權利。陳果的「九七三部曲」，正正從香港的主體出發，描寫身處於兩個殖民者的夾縫之間的香港，以及香港人那種在過渡期間錯綜複雜的心情：由對將來的恐懼，到不可能臣服於任何一個殖民者，再到尋找與「新殖民者」融合的可能性。

《香港製造》：對未來的不信任與恐懼
《香港製造》是三部曲之中的第一部，內容是描述一羣被社會遺忘的邊緣少年及弱勢社羣的故事。片中主角中秋是位終日無所事事的小流氓，圍繞着中秋身邊的是經常需要中秋保護的智障少年阿龍、患腎病的少女阿屏，以及根本不認識中秋，但因一封自殺遺書而經常在夢中纏繞中秋的少女阿珊。中秋自小便生活在一個破碎家庭，父親早已「包二奶」離他兩母子而去，但最後連他的母親也因為不想再承擔照顧中秋的責任而離家出走。中秋雖然一直跟黑幫老大榮少做「收數」等工作，但最後榮少卻利用阿龍帶白粉甚至把他殺掉。而另一方面，中秋的女友阿屏也因病去世。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令中秋對成人世界完全失去信任，甚至最後決定來一次大報復，把他憎恨的人一一殺掉。

邊緣少年，往往是被社會遺棄、厭惡的一羣，他們被定義為失敗、沒有希望。《香港製造》所展現的，不但是四位被社會遺忘的少年的故事，更是香港面對回歸時期的寫照。這樣的比喻，當然並非指香港被世界遺忘，而是說香港面對中國與英國兩個「成人世界」，香港人的聲音常被世人忽視。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香港打從八十年代的中英談判，已經是一個沒有發聲權利、沒有主體性的角色。由中英談判期間的「三腳凳」事件，香港在談判桌的聲音「被代表」，就連「港人治港」等管治方向都並非由香港提出來的。而在過渡期間，正如劉兆佳（1996）所言，香港沒有可能走上獨立的非殖化道路，難以進行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香港人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未來當家作主的權利，就如社會上的邊緣社羣，沒有發聲的權利。香港不但沒有發聲的權利，更是中英雙方之間的「雜種和孤兒」。對英國來說，香港本身就只是遠東的貿易基地，服務英國資本在華的利益及需要（謝均才，2002）。而當談及民族這概念的時候，基於過去歷史的「不純正」，對香港的「母親」中國來說，香港更只是一個擁護西方文化而對懷舊尋根不感興趣的反叛城市，特別是對照於北京、南京等中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時（周蕾，1995）。這就如《香港製造》中的中秋，對榮少來說，他只是一隻為他收數、做不法勾當的棋子，把他當成工具般利用；對他的父母，甚至是大社會來說，他的行為既不受社會接納，又是一件不事生產的廢物，所以從不重視他的聲音，甚至把他拋棄。

中秋等少年既不為社會所接納，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樣對成人世界充滿抗拒感，又沒有信任可言。從中秋的自白可以看出，他對成人世界的恐懼與不信任，一方面源於成人世界的滿口慌言，另一方面源於他們缺乏承擔及承諾：

成人世界好複雜，明明榮少係收數嘅，佢都話自己唔係……有時我覺得啲大人一有事就玩籮埋，玩走佬，真係冇叉用，我真係想搵把刀挖佢地個心出黎睇下究竟係咩色，話唔定連舊屎都不如……我老豆包二奶，對佢黎講係take two，我老母走佬亦都係take two，生命冇take two只不過係嚇人的藉口，我好憎啲大人一邊黎教你，一邊又黎害你。

事實上，香港人對中共的抗拒及對現實政治的不信任，其實與中秋的心情可謂大同小異。香港早期本身就是一個由內地移民所構成的社會，而這些移民很多都是因為受共產黨上台、大躍進、反右、文革等政治活動影響而來港的人。加上六七暴動，以至是往後的八九民運事件，港人對中共的恐懼與抗拒心態其實不難理解。基於中方反對及香港過份「溫和」、缺乏民族主義運動基礎的獨特環境，英國政府在撤退前並沒有如在其他殖民地般進行憲制發展程序，令香港往後的政制發展留下問號（劉兆佳，1996）。加上在中英談判及九七過渡期間的「政治騷」更加深了普羅大眾對現實的不信任：原來的港英悍將成為了民族主義者，曾大力主張港獨的成為了新的左派，而原本緊緊效忠中方的只能靠動員羣眾來找個政治位置（呂大樂，2007）。對現實的抗拒、恐懼與不信任，令人既無力、也無法改變世界，就好像電影中的中秋，雖然嚮往拿起手槍時主宰一切的感覺，但到真正要下手殺人時，卻只能退縮並落荒而逃，繼續虛無地面對現實生活。

面對不確定的將來與社會的不接納，要麼是繼續虛無地活下去，要麼是來一次轟轟烈烈的了斷。在兩者之間，中秋選擇了後者。他殺掉榮少，也殺掉仇人肥陳，最後在女友阿屏的墓前自殺，對他來說既是一種悲觀的解脫，也是對社會現實最強烈的控訴，因為他終於有權選擇想走的道路。在他最後的自白中說道：

呢個世界好唔公平，應該死嘅唔去死，唔應該死嘅就死晒……我而家諗清楚喇，橫豎我留係呢個世界都係害人嘅，不如死左罷就，最好地球上死晒我呢種人，世界就會太平……我地咁後生死，所以我地永遠都咁後生……生存嘅人鐘意去評價一啲死左嘅人，話罵地冇勇氣，冇志氣，其實有幾多人真正知道我、阿屏、阿龍、阿珊心裏面諗緊啲乜，我相信冇。但有一樣野我相信有嘅，就係我地而家好開心，因為要面對一個未知數嘅世界，我地已經得到免疫。

如果將這段對自白套入香港的語境，亦有雙重的涵意。第一重的意義，從保守（或悲觀）的角度看，有能力移民的中產階級「沒有勇氣地」逃避現實，移民去也；留下來的就只能寄託於「急凍香港」的想法，將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及「港式自由」一一凝固起來，即將現有的「青春」永遠保存（呂大樂，2002）。第二重的意義，就是如中秋般向現實開戰，以殺人、死亡等電影語言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並對現實制度徹底否定，正如此電影企圖以香港主體的身份在中英夾縫之下發聲，回應中英雙方為香港設下的議程和路向，重新尋找香港的主體位置。

《香港製造》最後以一段電台廣播作結，內容是毛澤東對年青人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希望之際，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現在收聽嘅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以上播送嘅係毛澤東同志對年青代表的談話。現在讓我們用普通話來學習一次。」年青人本是未來的希望，也是最有能力改變未來的一羣，但在現實世界中就只能被壓抑、被剝奪發聲的權利。這是全套電影中政治意味最明顯的一段，將這種對即將被中國統治的恐懼與無力感再一次表達出來。

《去年煙花特別多》：兩個殖民者之間的雙重不可能
《去年煙花特別多》是三部曲之中最明顯帶有政治訊息的一套，描寫的是因為九七回歸而被解散的一班華人英軍：家賢及其舊部屬退役後的生活。此電影特別著重線性的描寫，並不斷插入現實世界的電視畫面及以字幕顯示日期來增強電影的歷史感，讓觀眾感覺好像有九七歷史中穿插一樣。如果《香港製造》表現出來的是面對「九七大限」的恐懼與不信任，那麼《去年煙花特別多》表現的則是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將近，舊殖民者離去，「新宗主國」來臨時的那種「雙重不可能」的感覺。所謂「雙重不可能」，是基於香港與其他最終能夠走向獨立的殖民地不同，是由一個殖民者的手上交到另一個殖民者的手上，而香港過程中完全處於被動的位置，所以香港面對中英兩大強權，既不能屈服於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降臨，就如以往不可能完全臣服於英國殖民主義一樣（周蕾，1995；洛楓，1995）。在這背景底下，「我是誰？」的問題成為香港人難以回答的問題，正如電影中家賢也不知自己是位屬於英國的軍人，還是屬於有如黑社會的中共，抑或是屬於本土的「香港人」。

在這個特殊的殖民地例子中，究竟香港應該懷緬舊殖民者，還是憎恨它？香港又應該如何面對一個同樣是施行「帝國主義」的新殖民者？而在其後殖民文化中又如何面對自己一直被壓制的「血統」與「根源」的問題？有關第一個問題，其實不少香港人對英國那種既懷緬又討厭的曖昧感情或多或少和家賢及其舊部屬有點相似。畢竟英國在過去150多年一直沒有實行暴力或強權統治，甚至為香港帶來資本主義式的生活及經濟繁榮，特別是對比起中國大陸的共產統治，香港的法治、人權、言論自由等更見可貴。然而，香港人又不會完全擁抱殖民者的統治，面對其家長式管治，香港人的反殖意識又往往展露於各項社會運動，尤其是七十年代時（呂大樂，2007）。如今英國殖民者離去，香港人既懷緬在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國度下生活的日子，又卻痛恨英國人不給予港人多些承諾和保護去面對中國統治者的來臨！這種又愛又恨的感情就正如家賢及其舊部屬般，在生活中處處隱含其當英軍時的驕傲及懷緬（如在掛着英國旗的酒吧喝酒，看着英國旗徐徐落下時說「拜拜」），但在七月一日又親自到上水迎接解放軍進駐香港，甚至對他們行敬禮；他們懷緬以前當英軍時又安定，收入又高的日子，但又痛恨英國人離去前不為他們將來打算，將他們轉去其他公務員職位，甚至決定打劫英資銀行來報復。

香港人懷緬舊殖民者的同時，又對新殖民者感到極度厭惡。電影中將中共比喻為黑社會，而家賢即使在退役後沒有工作，也始終抗拒跟其弟家旋加入黑社會。這可以從家賢與其父的對話展現出來：

家賢：佢地係黑社會來架麻！
父親：車！搵食啫麻，又唔係叫你殺人放火，你知唔知我地第日老細係邊個呀，共產黨呀！共產黨以前都係個社團來的，劫富濟貧有咩唔好呀？

此外，從家賢與黑幫老大細榮哥的對話可以看出，即使他在半推半就下當上了黑社會老大細榮哥的司機，但他始終不會稱自己為黑社會成員，顯示出他對黑社會的抗拒，也反映出他作為香港人或前英國軍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地位。

（街上海報：在某一些國家（暗指中國共產黨），幸好不是香港，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射殺街童，原因是討厭他們，防止這類違反人權的事繼續發生，請支持國際特赦組織97年8月18日的活動）
細榮：係咪有感而發先？你細佬分分鐘都係呢種人啦。如果你細佬係啲咁嘅人，你會點先？
家賢：教佢囉，我會教佢脫離黑社會。
細榮：咩話，你而家舉着紅旗反紅旗呀？
家賢：我冇舉，我打份工啫。

面對中國共產黨這新殖民者，香港人究竟如何自處？在電影中，家賢在心底裏從不接受自己成為黑社會的一員，他由始至終都不肯承認自己是黑社會成員，也對其弟在黑幫打滾感到極度失望。他甚至在電影後段將在街上砍人的黑幫青年當成其弟，向着他不斷開槍洩忿。這或許說明了，香港是無法完全接受新殖民者的統治，同時也不可能以延續中國民族文化而引以自豪（周蕾，1995）。家賢與其舊部經常做的動作：舉中指，不但象徵他們對現實的不滿，也象徵了身處夾縫之下的矛盾。香港身處於中英兩個強權的中間，其歷史書寫被主宰，在英國人口中的「成功的殖民地」及中國口中的「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間，香港只能周旋其中努力尋找自我的空間。正如學者Mathews（2003）所述，當時面對九七回歸將至，即使香港默認了與中國大陸有着「血緣」上的關係，但香港人的身份永遠都不是純正的中國人，而是「中國 +」（Chineseness plus），即「中國 + 資本主義/富裕/國際化」，或「中國 + 英語教育」，或「中國 + 民主/人權/法治」。

然而，依着「中國」這概念而引伸出來的身份建構並不穩固，一方面因為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分野（特別在經濟上及國際化程度上）已經愈來愈小，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就如依附着新宗主國來建構自己身份一樣。或許導演陳果也有此同感，所以在電影最後部分也預示着香港尋找主體性的需要及可能性。港英政府離去前的最後大工程：青馬大橋及新機場，在電影前半部分不僅寓意舊殖民者為香港延續其繁榮，亦是香港與舊殖民者「藕斷絲連」的證據。但到電影的最後段，家賢在青馬大橋拋掉其弟家旋留下的電單車頭盔，顯示家賢決心放下「英」、「中」兩個包袱。英國殖民者從此與他毫不相關，即使經過中環的陣亡軍人紀念碑也再沒有感覺；而他也再不憎恨或企圖教化身為黑社會成員的弟弟。到最後，因後腦中槍而失憶的家賢放下軍人的自尊，成為一個小小的運貨員，而他所展露的笑容，似乎寓意着能夠脫離兩個強權之間的夾縫，走自己想走的道路而獲得的輕鬆感。

《細路祥》：尋找融合的可能性
與上述兩部電影不同，《細路祥》所表達出來對中國及未來的恐懼明顯較為溫和，甚至預示了「和解」、「融合」的可能性。與此同時，「英國」這舊宗主國的角色亦完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由小學生祥仔與內地來的小人蛇阿芬之間的交往所展現出來的對「回歸母體」的焦慮。貫穿《細路祥》整套電影的，是一個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名字「細路祥」，他是曾經由影星李小龍飾演的經典角色，而這套同名的電影除了是李小龍的成名作之外，最後一幕「行路上廣州」更為香港人耳熟能詳。另一個貫穿全套電影的人物，是「祥哥」新馬師曾。無論在電影裏或現實世界中，祥哥的歌聲早已深入民心，特別是老一輩南來的內地移民，而祥哥去世時的「爭家產」故事在九六至九七年期間更成為港人追看的「連續劇」。祥仔、細路祥（李小龍）、祥哥三者的連繫，隱喻了中國與香港其實無論是在地域或經濟上，甚至在文化歷史上的聯繫也並不薄弱。

中港的聯繫，源於一個「錢」字。正如電影一開始便以祥仔的自白說明，在回歸時期（電影字幕的年份為1996年）的香港，在這「借來的地方」，金錢就是各人的人生目標。金錢是香港人的共同目標，也是聯繫內地（小人蛇阿芬）的工具，而且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祥仔家的外傭Armi）來這裏淘金：

我老豆開茶餐廳係為錢，我屋企嘅賓妹係為錢，我媽咪成日去麻雀館打麻雀係為錢，連祥哥成日畀人請上電視唱歌賑災，都係為錢……錢係所有人嘅心目中係一個夢，係一個理想，甚至係一個將來……我而家跟緊嘅呢個女仔，都係為錢而來的。

經濟，是香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價值，至少在九七前如是。正如前文所述，香港對英國來說不過是一個遠東的貿易基地；對共產政權下的中國來說，香港可作為內地與「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香港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葉張瑜，2007）；而對中國的長遠發展而言，香港充當了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石，以及作為內地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因此，中國想要收回的就是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香港（呂大樂，2002）。香港不但被表述為一個經濟城市，連香港人的自我觀感也如是。誠如呂大樂（2007）所言，「香港意識」不過是建基於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經驗的基礎上，而回歸中國最大的訴求，就只是要一切資本主義式生活保持不變。由此可見，「金錢」成為了香港人建立自我認同的工具，也成為了連繫中國大陸與世界的工具。

「錢終於將我同阿芬拉埋一齊，嗰日開始，我地過得好開心。」金錢，令祥仔得以認識阿芬，但金錢不能令兩者融合，反而揭露了「回歸祖國」的矛盾。這裏所指的「回歸祖國」的矛盾，並非如《香港製造》之中對未來的極度恐懼與不信任，或如《去年煙花特別多》之中兩個殖民者之間的雙重不可能，而是香港人面對中國這「母親」要收回香港，而香港又要「回歸母體」時的焦慮：一方面與「新殖民者」在文化歷史及經濟上有緊密聯繫，但又害怕「新殖民者」會強力干預和「入侵」香港。從祥仔與阿芬一同騎單車遊九龍城及尖沙咀海旁的一段，及他們在海旁面向港島時的一段對白，將這些中港若隱若現的聯繫展現，也將香港面對「母親」的複雜感情表露無遺：

祥仔：「添馬艦呀！」
阿芬：「我知呀，第日就係解放軍架啦。」
祥仔：「會展呀！」
阿芬：「我知呀，第日江主席一來，香港就係我地架啦！係我地架！」
祥仔：（大叫）「係我地架！」
阿芬：（大叫）「唔係你地，係我地架！香港係我地架！」
[……..]
祥仔：（將值千多元的「他媽哥池」送給阿芬）
阿芬：幾多錢啫？
祥仔：唔好講錢啦，係我送畀你架嘛。
[……..]
阿芬：我媽咪話我地七月一號之後我地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喇，到時我地可以攞到香港身分證，我同細妹就唔做籬埋係屋企喇！阿芬：（與妹妹一起大叫）不如我地而家倒數囉….54321，好野，勝利﹗

短短幾分鐘的片段，將中港兩地的關係由經濟層面，推深至文化、「血緣」，甚至是政治的層面。祥仔和阿芬一同騎着的大單車，令人想起中國內地人民的生活情景，而事實上，祥仔的單車技術其實都是阿芬教他的。藉着一輛象徵中國大陸的單車，兩人開始了愉快的旅程。而阿芬作為一個在血緣上（與母親偷渡來港與父親會合）與香港有聯繫的小人蛇，她不但將香港當成其將來的居住地，也將香港當成是與中國其他城市無異的城市，七月一日之後，中國就可以名正言順「統治」香港。而對於祥仔來說，他和阿芬的確有很多愉快的回憶，更令他主動打破了由「錢」主導的關係，但面對「外來者」的入侵，他又不甘香港就此落在他人手裏。中國對香港來說既是「母親」，又是「他者」，彼此存在一段曖昧的關係。由此可見，雖然有了經濟利益作為中港兩地的聯繫，有了「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保證，也有着種種血緣與地緣的連繫，但作為「受政治傷害的一羣」（呂大樂語）及六四事件的陰霾，香港人又始終對中國有所抗拒、排斥。因此，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並非如《香港製造》及《去年煙花特別多》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或「母國與子國」的單向、清晰的由上而下的關係，而是因着在地緣、文化歷史及經濟上的緊密聯繫而構成的複雜多變的關係（洛楓，1995）。

但這些緊密的聯繫又是否可以成為兩者「融合」的契機？而所謂「融合」又是否表示香港成功「尋根」而香港則被同化為純正的中華民族的城市？當香港愈臨近回歸，回歸「母體」的感覺便愈強烈，似乎香港在文化歷史、生活方式、經濟等都要與內地趨同，就如電影中祥仔的學校升國旗的一幕，主講的老師開宗明義地解釋國旗上四粒小星與一粒大星的涵意，就是「表示全國人民跟着共產黨走」。但事實上，香港與中國的「融合」從來都不是如此順利。正如祥仔與阿芬，到電影中段還是因為兩個家庭彼此間的誤會而互不瞅睬，祥仔也以為阿芬出賣了他；而即使到最後兩個家庭冰釋前嫌，但最後阿芬與其母被警察遞補，祥仔想追上警車見阿芬最後一面時卻上錯了救護車，雙方緣慳一面。阿芬的自白將這種「融合」的失落表現得更為具體：

我以為祥仔想同我講拜拜，原來佢只係一直追緊架救傷車，喺呢條路上唔單止結束左我同祥仔嘅友誼，仲結束埋我地嘅童年，我永遠記得同祥仔係香港一齊嘅開心日子，但最可惜就係我唔可以同佢喺香港渡過呢個夏天。

這個「夏天」，本應是「母國」與「子國」再次走在一起的日子，但因為種種的陰差陽錯、隔膜及誤會，令兩者始終難以融合。「母國」未能完全同化「子國」，「子國」的尋根夢也落空。這個結局帶出的似乎是兩者「融合」的不可能，從較為悲觀的角度看，中港這個「母國與子國」的關係根本是不可能修復的。但同時也帶出另一個問題：「融合」是否有必然的需要？引用周蕾（1995）的對後殖民香港的論述，香港那不可抹掉的殖民地污點令香港對中國身份的追尋成為一部不可能的歷史，香港愈去追尋這中國身份的幻象，就愈顯得本身「中國特性」的缺乏；同樣地，香港在過去150多年本身就已經走在「中國」意識內的現代化的前沿，而中國要以「鄉土」、「血緣」等符號簡單地將香港還原為服膺民族主義的城市，也是不切實際的。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的聯繫因着種種因素而不可分割，但香港要「回歸母體」卻又因為其殖民地的歷史而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結語：從香港主體出發尋找自我的角色
從《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及《細路祥》三部電影，我們可以回顧面對「九七大限」香港人錯綜複雜的心情，同時也看到到底是甚麼力量影響了香港人對這地方的觀感及香港人的自我身份建構。從《香港製造》表現出來的恐懼心態及對未來世界不信任的態度，到《去年煙花特別多》之中面對兩個殖民者而表現出來的「雙重不可能」，再到尋找與「母體」融合的可能性的《細路祥》，面對九七回歸的香港就好像不斷地在兩個殖民者之間周旋，也像在不斷尋求與「母國」結連起來的「子國」。但在這過程之中，香港人需要的似乎並非一個「新宗主國」保護，也並非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度，而是一種具香港主體性的發聲權利，去表達香港人的恐懼、表達對兩個強權的不信任，以及在與「母國」融合的過程中尋求一個對等的地位。即是說香港需要在兩個殖民者之間，以及與「母體」融合的同時，以主體身份尋找香港的角色、身份及聲音。這正如一些後殖民論述所說，要讓「弱勢者」發聲，將以往被「壓迫」的殖民經驗展現，也將以往在宏觀歷史（macro-history）下未能展示的社會經驗表現出來，重奪書寫城市、身份的主體性（Chakrabarty，1998）。電影、文學等作為現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回應大時代的最佳工具。導演陳果以「九七三部曲」及其後的「回歸三部曲」書寫了幾乎被人遺忘的香港故事與香港人的心路歷程，又以一班業餘演員及最草根（如屋邨、油麻地）的場景，拍出「香港人」的心聲，本土人說本土故事，回應這段缺少了香港的聲音的九七回歸歷史。

這是一個痴線的世代

1. 想不到今天的香港，竟然可用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已是不爭的事實。有經濟學者嘗試用數據來說服我們，處於低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比起十年前有所下降，中高收入的人口比例上升，所以香港的貧富懸殊並不嚴重。但現實告訴我們，所謂的工資增長，其實是部分人收入的上升抵消甚至高於另一部分人收入的下降。加上以現今通漲的幅度和工資的增長水平，大部分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不升反趺，基層市民要維持生活已經是難題，而且結構性的流動機會愈來愈少，基層子女愈來愈看不到自己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要走出跨代貧窮又談何容易？社會平等又從何說起？

2. 當權者構想出「關愛基金」來「幫助」弱勢社群，要社會上的大富豪大財團捐錢來做做善事。任誰都知道，弱勢社群最需要的不是一些短期的援助，而是一份有尊嚴的工作。「關愛基金」不能解決資本主義中資產階級以剝削手段來獲利的結構性問題，反而以「慈善資本主義」之名強化了這些大富豪大財團的地位。結果就是，窮人一方面「受助」於基金，轉頭便在已經被大財團壟斷了的公共服務中，將這些錢送回大財團的口袋裏。

3. 政商同盟的關係，自從殖民地時代以降已經建立起來，這種關係自回歸以來更加被強化了。想不到到了今天，警察也成為了國家機器下維護當權者利益、強化政商同盟關係的工具。政府政策傾向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是甚麼新鮮事。但到了今天，連香港警察也愈來愈喜歡以擾亂公眾秩序之名將示威者拘捕，甚至看着示威者被人以暴力對待也袖手旁觀。這說明了甚麼？這是在說，當權者與資產階級已經連成一線，並以最明目張膽、最骯髒的手法，將資產階級的挑戰者通通掃走。

4. 要鞏固自己的權威地位，從而將對手擊敗，建立「稻草人」是常見手段。這就如美國的右派，喜歡將中國、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妖魔化，以製造「大敵當前」的假像，才能令增加軍費及展開軍備競賽等政策顯得合情合理。今天的香港情況也一樣，將「八十後」視為擾亂公眾秩序、「剛愎自用」、「不分青紅皂白」的分子，其最終目的在於建立矛盾，合理化自己的權威地位，將對「八十後」的打壓變得更順理成章。如此一來，最根本的問題也會被掩蓋，就如美國人忘記了「恐怖份子」之所以存在，是自己的外交政策與石油政策間接滋生的；香港的當權者也忘記了，「八十後」之所以出來抗爭，是官商勾結與封閉的政治制度逼出來的。

5. 受制於政治制度，香港從來都沒有長遠的發展策略與管治理念。維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所謂的港式自由），成為了香港幾十年來所奉行的「教條」。但沒有選民基礎支持，香港政府不可能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即使政策有多好都會顯得綁手綁腳，結果就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方案，這才是典型的「跛腳鴨政府」。對反對聲音的粗暴打壓，只會更顯得這「跛腳鴨政府」的無力。當強勢的經濟發展不再是必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神話破滅，甚至成為社會不平等的主要源頭，民怨沸騰是必然的。沒有具認授性的政府，香港能有長遠的發展路向嗎？政府會重視社會公義嗎？我們能成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嗎？溫水煮蛙，水已經沸了，當權者（及中南海的話事人），你們還感受不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