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消失中的社區

深水埗在全港十八區之中人均收入最低，是各區之中最貧窮的區域。雖然如此，不少人仍然以深水埗作為謀生的基地，例如基層市民、內地新移民、南亞裔人士、來港工作的非洲人士（例如在批發店購買成衣的商人，而幾年前也有報道指有不少在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球會效力的非洲外援在深水埗兼職「托布」），甚至是「一樓一」妓女。在如此多元的經濟活動之下，創造了香港獨有的城市生活空間，甚至體現了一眾處於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如何自食其力開拓城市的空間佈局。除了經濟活動之外，深水埗區內的公共屋邨亦可謂香港的「活化石」，讓我們體會英國殖民政府至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的轉變，同時感受這種屋邨生活如何塑造了一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此考察報告將會首先從大坑西邨、美荷樓（石峽尾邨）等早期公共屋邨入手，探討港英殖民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這些屋邨如何塑造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同時，此報告亦會從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等城市景觀，探討深水埗如何一方面作為基層市民積累資本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基層市民的生活及經濟活動則開創了香港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生活空間。最後，報告會討論為何需要及如何保育深水埗此居住及生活空間作為總結。

從舊式屋邨看港英政府的管治及香港人的生活經驗
石峽尾邨是香港最早建成的公共屋邨。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資料，石峽尾邨的興建，始於1953年聖誕夜的石峽尾寮屋區大火，是次大火造成了約5萬8000名無家可歸的災民，令港英政府不得不設法安置災民。事實上，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的人口急增，山坡上遍佈非法興建的寮屋，惡劣的居住環境為香港帶來了嚴重的衛生問題；同時非法興建的寮屋亦霸佔了不少土地，阻礙私人土地發展。有見及此，港英政府為了解決災民及香港人的長遠住屋問題，便開始興建設計簡單而且租金廉宜的徙置大廈。首批共八幢六層高的徙置大廈於1954年建成，而石峽尾邨正正就是香港第一期落成的公營房屋。自此之後，港英政府的公營房屋計劃在六、七十年代迅速發展，隨後落成的北角邨（1957年）、東頭邨（1959年）、蘇屋邨（1960年）、牛頭角下邨（1967年）、華富邨（1967年）、擴建的石峽尾邨等等，都為不少基層市民提供了廉價的住屋。

從上述的官方資料所見，公共屋邨無疑是滿足了大量香港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尤其是一眾在石峽尾寮屋區大火中喪失家園的災民，而他們在公共屋邨安居落戶的經驗更可說是香港社會發展歷程中的一次重要集體回憶。然而，上述這些都是從現今的角度去理解五、六十年代的房屋發展，憑「事後」的認識去理解當時港英政府的決定及居民的感受，對了解港英政府房屋政策的整個方針似乎有所不足。學者Alan Smart（1992）曾經仔細研究香港的公營房屋計劃，他指出四、五十年代寮屋區惡劣的居住環境、寮屋阻礙私人發展商的土地發展、為市民提供廉價房屋以為當時的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及處理石峽尾大火災民等主流論述固然是當時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但這些原因卻無法解釋港英政府為何非進行如此大型的公營房屋建屋計劃不可。他認為當年港英政府決定出手干預房屋市場，主要著眼點從來都不是要為香港人提供福利，或將寮屋清拆而謄出土地讓私人發展商發展。事實上，四、五十年代的寮屋抵禦天災能力差，經常發生火災，例如在1950及1951年九龍城及東頭村寮屋區的大火亦造成了數以萬計的災民，但港英政府卻一直沒有提供妥善的安置計劃，顯示殖民政府其實根本沒有將提供福利這考慮放在首位；而港英政府本身就是土地市場的最大地主，私人發展商要主導寮屋區的重建計劃是成本高的，所以私人市場根本無力或無意解決非法寮屋問題。

Alan Smart（2006）認為港英政府願意提供如此巨大的公營房屋計劃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鞏固其管治。他指出當時香港寮屋處處的情況本身已經對港英政府的形象及管治威信有一定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若寮屋區經常發生火災而港英政府未能為災民提供妥善的安置只會引發更多的不滿情緒及抗爭事件。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香港成為了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峙下的重要戰略據點。這意味着若港英政府決心要清拆寮屋，便一定要提供妥善安置，否則寮屋區民不滿的情緒被中共加以利用，後果將會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在寮屋區的原址進行重建，用最小的空間和最經濟的房屋設計來處理寮屋居民。由此可見，這個曾經有「全球最大的社會福利計劃」的美譽之稱的公營房屋計劃本身就只是港英政府的管治手段，而非殖民政府大發慈悲為人民謀福祉。

既然公營房屋計劃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港英政府主導的福利計劃，那麼其後在公共屋邨所孕育的本土意識或「家在香港」等觀念亦只能理解為公營房屋計劃的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學者呂大樂（2007）曾經指出，那些經常在官方紀錄中出現的論述，強調的是香港在五十年代的人口問題（尤其是戰後嬰兒潮）與公共房屋的關係，並指出當時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就是配合人口增長，並幫助一眾由內地來港的移民及其子女在香港建家。但事實上，在六十年代「抵壘政策」取消之前，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依然緊密，直至六十年代後期本地的政治及文化運動爆發之前，所謂的本土意識根本仍未成形；而港英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的房屋計劃亦往往未能附合香港人的意願。由此可見，公共屋邨與「家在香港」的意識的關係其實並非那麼必然。從石峽尾邨的考察所見，當年的徙置區基本上是問題多多：社區設施不足、衛生環境差劣、缺乏獨立廁所及廚房等（當然，這是以現今的標準來看）。但也許就是這種稠密的居住環境，造就了屋邨居民的公共生活。屋邨內狹小的居住空間雖然可能引發不少爭執，但惡劣的客觀環境卻反過來使人與人互相忍讓，甚至促使鄰居之間互相交往，正是俗語所謂的「朝見口晚見面」，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社區；而狹小的空間也令各戶互相「監視」，造就了夜不閉戶的安全環境。因此，鄰舍間守望相助、互助互愛雖然並非如官方論述般理所當然，但這種「意外後果」下的屋邨生活經驗卻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低下階層的經濟活動：由人活出來的城市空間
如果說深水埗的公共屋邨的社區生活空間是由鄰舍互相交往而形成，那麼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等街道的城市空間就是由人透過生活實踐所開拓出來的。大牌檔的出現，源於二次大戰之後港英政府為解決戰爭期間死傷公務員家屬的就業問題，批發特別牌照讓他們在路邊經營熟食檔。但由於政府在八十年代開始收回大牌檔牌照，令不少大牌檔因而結業或遷入店舖繼續經營，耀東街及中環一帶的大牌檔則成為現時碩果僅存的大牌檔。

耀東街大牌檔之外，福華街亦是深水埗其中一個重要景觀。福華街可謂一個「龍蛇混集」的地方，在日間福華街、北河街一帶的地面攤檔出售的不過是數十元的貨物，但卻是一眾基層市民謀生的場所。而福華街與桂林街交界一帶的經濟活動則極為多元化，除了有地面攤檔之外，亦有由高登及黃金電腦商場延伸出來的電腦產品及電話/電視月費計劃推銷，沿街也有不少熟食及賣小食的店鋪，蔚為奇觀。在晚上，很多熟食店舖都會經營至十二時才關門，而入夜之後亦是一眾流鶯出沒的時間（近年由於警方大力打擊，很多流鶯已經轉為「一樓一鳳」形式經營）。除了經濟活動，福華街一帶的樓房亦成為基層市民的居住地方，其中有不少都是唐樓，甚至是板間房，即使是洋樓，其樓齡也起碼超過二十年。由此可見，福華街可謂一個低下階層的經濟及居住場所。

要數深水埗的重要景觀，則必定會數到鴨寮街。自五、六十年代起，不少附近居民開始在鴨寮街擺賣舊物品、舊電器，至八、九十年代，鴨寮街已經成為全港首屈一指出售電器、玉石及雜貨的街道，貨物類型由貨品類型包括電器、影音、電腦、古董、汽車零件等等。鴨寮街到今天已經「升格」為香港的旅遊景點，是很多來港遊客必到之地。

上述三個地點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是形象低檔、凌亂不堪、衛生環境惡劣，但事實上這些地方不但對香港的低下階層來說是個低生活成本、有助積累資本的空間，更是香港數一數二最具生命力的城市空間。相比起大商場、旅遊區那種由上而下、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的城市空間規劃，深水埗的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絕對更能體現一種由下而上、由空間使用者透過生活實際需要而構成的城市空間。我們可以觀察到，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的空間使用者都是以一種「超越」官方空間規劃的方式生存，例如大牌檔的衛生及安全，以現今標準來說幾可肯定是不合格的；鴨寮街攤檔除了是進行交易的地方，亦是檔主與熟客交流心得的聚腳地；福華街的攤檔亦「半」非法地稍稍超出食環署所劃訂的區域；桂林街的食肆入夜後會將桌椅放出店外，開拓新的經營空間。這就如學者Michel de Certeau所說，城市使用者（深水埗的低下階層）以弱者的技倆（tactics）去對抗由權力操控者所制訂的空間策略（strategy），憑實際的生活及經營需要，巧妙地重新定義空間用途，令其成為一個更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城市使用者均以「身體」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就好像鴨寮街雖然狹窄，但攤檔之間卻好像互有共識般擺放貨物，令彼此的貨物有足夠空間展出，而無論街道有多狹窄，攤檔也總有辦法讓顧客有位置站着看到心儀貨品；各大牌檔像互有共識般將桌椅放在街上合適的位置，構成獨有的空間佈局；又或像福華街桂林街交界一帶，推銷電話月費計劃的推銷員以身體及其謀生工具（如廣告牌）「佔領」某一個地點，彼此不會互相侵佔；而福華街（未成為行人專用區之前）的地面攤檔及推銷員亦懂得何時要讓路予汽車行走，司機也懂得如何前進而不會發生碰撞。這就如學者Henri Lefebvre的空間實踐理論（spatial practice）所言，各人的行為及活動，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結構的重要完素，他們透過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同時按生活的實際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空間的結構與形態。與此同時，在這些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動之中，人與人的交往（大牌檔主、伙記與食客、攤檔檔主之間、檔主與顧客、檔主與樓上居民等等）則形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佈局，將地方重新塑造成一個合乎低下階層需要的生活空間。

結語：舊區的重建與保育
筆者從小到大都在深水埗居住，由海壇街（幼年時）到福華街（住了近二十年），到近幾年才搬到南昌站附近的新建樓宇。對比之下，更能體會深水埗舊區確實是一個充滿生命力而且人性化的社區。無疑新簇簇的住宅及商場為我們帶來了方便、衛生及井井有條的環境，但其實住在這些住宅中只有保安員會和你打招呼，因為樓宇的間格及設計根本不鼓勵鄰居之間交往；走到街上亦只有外表高檔的連鎖快餐店，生活就如像「被規劃」般，筆者更能感受到深水埗舊區的可愛之處。也許公共屋邨的居住環境差劣，深水埗舊區內的經濟活動也可能與現今香港「知識型經濟」脫節，但這些客觀環境卻「意外地」促進了我們的公共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同時也驅使生活在這些空間的人，透過實際行動去改變及重新定義固有的、冷冰冰的規劃。當然，舊區的社區生活與現代化的生活不一定是二元對立，但在現今只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的香港，我們有必要重新確認舊區的生活經驗及文化的重要性，保育舊區獨特的城市空間。保育深水埗等舊區並非要浪漫化舊區生活，也不是要說往日的生活總比現在好，而是要保育居民之間的社區網絡及保留舊區內一些碩果僅存的城市景觀，更重要的是豐富香港的論述與歷史。

正如我們從上述港英政府對房屋政策的官方論述所見，所謂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往往將歷史約化為由某些重要事件組成的線性歷史觀，將香港的經濟成功簡化為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所致，而與此同時，大敘述卻往往把真正的香港人生活體驗、文化，甚至是低下階層的聲音覆蓋，所謂的「香港故事」就被簡化為獅子山下精神；而引用馬國明（2009）的說法，香港就被約化為由太平山頂俯瞰下來的那個形象，只有高樓大廈而沒有地道的街道文化。正如學者張美君（2001）指出，對微觀歷史（micro-history）的書寫可以豐富甚至顛覆大敘述，令香港線性的歷史觀變得更為多元，所以我們需要從一個微觀的角度去檢視香港的歷史，老實面對民間生活的一點一滴，由下而上地透過香港人生活去書寫歷史（history from below）。以呂大樂（2007）的一句話總結，就是我們需要「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

因此，我們需要保育深水埗等舊區，重新確認早期屋邨歷史、舊區經濟活動及社區生活的重要性。但特區政府的舊區重建計劃如推土機般開動着，無視舊區獨特而可貴的歷史及文化，也無視由人透過生活實踐而構成的城市景觀，就像Ackbar Abbas（1997）所說般，香港的城市空間就只有消失的面向（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雖然政府近年在輿論壓力下開始進行一些保育計劃，但計劃往往只是將區內一些具有特色的建築物或文化活動保留，然後將其變成旅遊景點，就像即將興建的深水埗海壇街玉石市場。當然，舊區保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既不能鐵版一塊只著重保留舊區內的建築物；也不能如旅遊景點般抽空其歷史及文化意義，因為生活就是文化，居民的參與及活動是舊區生命的泉源。舊區的重建與保育的前提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藉居民、專業人士、保育團體、政府等多面的力量，在一個對等的平台下構想出完善的舊區保育方案。公民社會對舊區保育的重要性，可以在利東街保育運動中體現出來。雖然當時由民間團體提出的保育方案最終被否決，但卻反映到社會各界在保育運動中透過協商並達致共識的重要性；而一個對等而開放的平台，則可讓民間的取向及意見進入建制之中，並透過民間的參與將這些地方的歷史及文化意識「活出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以往「看不到」的歷史，同時將富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間好好保育，令它們不致消失於歷史洪流中，使香港成為真正的「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

胡錦濤高調會晤李嘉誠：一個政治經濟的分析

日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慶典上高調接見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李嘉誠除了獲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外，更有機會與胡錦濤單獨會面十分鐘。據新華社報道，「胡錦濤在會面期間高度稱讚李嘉誠『愛國愛港愛鄉』，是傑出的工商家，為深圳改革和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此事不但成為傳媒的焦點，也為政商界帶來震盪。主流論述認為，胡錦濤高調會見李嘉誠是對中央對李家和港商的貢獻給予肯定，同時也希望商界對粵港、深港經濟發展以及香港社會繁榮繼續作出貢獻。

無疑，香港商人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得天獨厚的，而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功能亦是最受中央政府所重視的。但誠如毛澤東所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香港一眾富豪的地位不是靠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要了解中央對香港富豪的高度重視，以至這些富豪今天在香港政經範疇的巨大影響力，我們需要理解香港何以成為一個經濟主導的城市，以及政商之間的微妙關係。

香港：中英眼中的「經濟城市」
自十七世紀以來，大英帝國向外擴張，在十八世紀末開始對華進行鴉片、紡紗等貿易，並於十九世紀時窺伺中國沿海地方作為在遠東的貿易基地。其實早於十八世紀末，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便曾到大嶼山一帶勘察，並對當地留下詳細的紀錄；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向英政府指出香港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海港；1834年，律勞卑來華，看出香港有重要的戰略及商業價值，提出佔領香港的建議（馮邦彥，1996）。到了1840年及1856年，英政府發動兩次鴉片戰爭，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亦分別於1842及1860年割讓予英國。

香港優秀的地理條件令英國決定將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重要的貿易運輸樞紐及轉口港。英國選擇香港作為其在中國的「立足點」，主要目標是服務英國資本在華的需要及利益，所以香港「開埠」之後的主要經濟活動以轉口為主（謝均才，2002）。為了配合轉口貿易的發展，相關的行業如船塢、倉儲及銀行等相繼發展起來，而從事相關行業的怡和、太古、匯豐等英資財團亦漸漸壯大（馮邦彥，1996）。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之下，香港成為沒有出入境管制的自由港，令香港在世界體系之中在商貿、金融、投資等方面與國際接軌，以配合英國資本的利益。由此可見，香港作為一個「借來的地方」，經濟利益一直是英國方面最主要的目標；至少在冷戰之前，香港並沒有其他（如政治或文化）重大的戰略價值。

另一方面，無論從民間或是從官方政府的層面來說，香港對中國來說亦是重要的「經濟城市」。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內地大批華商因逃避太平天國的戰亂而移居香港，各種商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英國殖民政府開始統治香港之後，在港行商或從事買辦的華人亦隨外資洋行的湧現而增加，不少華人（如何東）更因此而致富。而二十世紀初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量華商再次因逃避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韓戰等事件而來港，並在港建立營商基地（馮邦彥，1997）。從這角度來看，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確是一個懂得「生金蛋」的好地方。

對中國政府來說，香港雖然在十九世紀中便受英國統治，但這在政治層面上不但有「分化、瓦解資本主義陣營」的作用，在社會層面上亦能為內地輸入石油、化學品等重要物資，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作為內地與「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香港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葉張瑜，2007）。香港對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功能，可見一斑。即使是九七回歸之後，中國政府也著力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城市，同時香港亦充當了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石，以及作為內地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謝均才，2002）。而事實上，香港健全的法治制度及國際網絡，仍比內地其他城市優勝（至少在未來數年這優勢應可持續），所以比上海、重慶等地更適合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此觀之，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除了作為向台灣示範此社會實驗的模範外，也在「大中華經濟圈」內扮演重要角色。

商界的優越地位：政商「同盟」
在香港作為一個中英眼中的「經濟城市」的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商界何以長久以來都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視。但要理解商界在香港社會中所佔據重要的地位及他們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則必須同時檢視政商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在香港「開埠」初期，一種政府與商人共同管治香港的「同盟」已經漸漸形成。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英資洋行的推波助瀾是不可忽視的，而有見及此，當時的英商已經要求進入政府的決策層，即當時的行政立法局（馮邦彥，1996）。1850年，怡和大班大衛．渣甸成為立法局的首位非官守議員，而到了1900年，商人已經佔據了近七成的立法局非官守成員職位（馮邦彥，1996）。英資財團往往直接或間接參與政府的施政過程，它們不但在過程中屢次獲益，同時亦成為了港英政府管治的重要支撐力量。事實上，怡和、匯豐及太古等主要英資財團的首腦通常都會兼任行政及立法兩局的議員，匯豐銀行當時更擔當了發鈔及中央票據結算管理的多項職能，對香港金融及經濟影響巨大（馮邦彥，1996）。在一個封閉的殖民地管治及權力架構下，商業與金融資本則成為殖民政府的長期結盟對象，而英資財團成為經濟結構以至社會中的主導階級。

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英資財團遭到新興華資財團的嚴峻挑戰，並逐漸失去主導地位。1979年，李嘉誠旗下的長實集團收購和記黃埔更是重要的轉折點。華資（代表人物有李嘉誠、李兆基、胡應湘等等）的抬頭，加上中英談判及九七回歸臨近，令資產階級成為中方積極拉攏的對象。正如上文所述，香港對於中央政府的經濟利益是無容置疑的，而為了更順利的收回香港，最可行也就是最佳的方法就是將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急凍」，維持不變。同時在社會文化層面，香港人彷彿也默許將殖民政府遺下的有利資產階級的制度保留下來。誠如呂大樂所言，「香港意識」是淺薄的，因為它不過是建基於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經驗的基礎上（呂大樂，1997）。這種意識在九七回歸期間簡單地約化成一種「馬照跑、舞照跳」的資本主義式生活，但這同時將殖民地時代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商界及資產階級在政經制度上的優越性，通通延續。因此，在現實政治及考慮下，中方想要收回的就是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香港（呂大樂，2002）。華資財團之所以成為中方積極拉攏的對象，主要原因是中方希望確保資金不會外逃，不會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造成打擊；同時，這些資產階級亦可在政治上擔當保守派的角色，維持特區政府的威權管治（呂大樂，2002）。

政商的結盟具體表現在商界於政治制度上的影響力逐漸增加。1880及1926年，分別有首位華人進入立法局及行政局。雖然殖民政府一直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將一些華人領袖納入管治架構中，但整體來說仍以英資財團為主導。但隨着九七回歸臨近，此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1995年，華人分別在行政局及立法局中佔9席及55席；而對經濟及商務政策有重要影響的總督商務委員會中，華商代表佔了12名，是英商代表的兩倍（馮邦彥，1997）。1996年，在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中，在150人之中，華商代表便佔了34名，華商的政治影響力愈見巨大（馮邦彥，1997）。到了今天，商界在立法會功能組別對政府施政的影響力仍是顯而易見。

胡李會晤的啟示
在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背景及城市想像下，香港往往在不同「主子」管治下扮演着種種經濟性的功能；而商界人物亦成為了社會中的主導階級。因此，商界所處的優越地位，以及受到的高度重視是有跡可尋的，而直到今天他們在政經兩方面的影響力依舊巨大。從上述的歷史角度出發，胡李會晤本身就是香港歷史發展下的「結果」。反而，胡李會晤引起的反響對香港的未來可能有深層的意義。我們能從這些反響中窺探出一個訊息：回歸以來中港兩方都曾經以為行之有效的「政商同盟」可能已受到動搖。

這可以從數方面分析。第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逐漸出現管治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不同利益團體及壓力團體，都開始意識到在封閉的「政商同盟」的制度下爭取更多利益的需要；第二，特區政府無法將力量「鑲嵌」入社會經濟集團及進行經濟管治，大財團不斷擴張，政府無力在「鑲嵌自主性」的關係中駕馭大財團，無法如殖民政府般在此關係中藉制度性權力保持自主性（羅金義，2000）；第三，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香港的公民社會漸漸成長，不同團體紛紛要求一個更開放的權力架構，並開始質疑香港純粹作為經濟城市的論述。上述提及的三股力量會否動搖「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的主流論述，以及改變商界長佔權力階級上層位置的情況或許需要時間證明，但值得重申的是，胡李會晤讓我們反思香港何以長期以經濟及商家主導，並帶出從政治經濟及歷史視角的重要性，這將對我們了解及檢視當今香港「官商勾結」或政府管治危機等議題有莫大幫助。

反思我城

土地政策、空間、發展、保育、集體回憶等詞彙，相信港人絕對不會感到陌生。自從保衛皇后、天星碼頭等對香港空間政治影響深遠的事件發生以來，港人對我城的面貌及歷史，無疑是多了點關注，但有關我城的空間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如何從生活改變我們的城市等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認真處理過。本地實驗劇團「進劇場」以「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方式，編作了《樓城》（2010續建版），探討自殖民地時代至今，香港的土地及房屋政策、土地規劃、樓宇建築密度、歷史建築保育等城市議題，從而反思這些議題與我們生活的切身關係。

為港人建「家」
《樓城》一劇並沒有一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而是以凌碎的，不同時期有關香港城市發展的事件切入，並輔以數十位與香港建築及城市規劃有關的人士，以及在不同居住環境下成長的市民的訪問語錄，將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與都市的面貌重構出來。《樓城》前半部分集中探討在殖民時期香港的居住及城市發展問題，描寫殖民政府如何從三、四十年代對木屋、寮屋等惡劣的居住環境視而不見，到逐步將基本生活設施（如食水）「施捨」予當時的港人，再到港督麥理浩上任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令港人的生活環境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種「從無到有」的過程，其實並非純粹如劇中所言，因為要回應一些關注人權的人士對本港居民的關注，以及有一位有遠見的港督麥理浩上任而發生的結果，而是反映了一種由殖民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事實上，香港有關勞工、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及保障，主要是自一九六六、六七年暴動之後才顯著走上軌道的。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或多或少是殖民政府一種自我完善的策略，為的是回應當時民間社會的壓力，舒緩暴動之後緊張的社會氣氛以及各項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見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後九七」香港〉，於《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時間》）。當時的公共房屋一方面如Alan Smart所言，作為一種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見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同時亦造就了本土意識的萌芽及「家」的概念的出現，舒緩了殖民政府與港人的對立狀態。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港人改善居住環境，乃屬一種管治手段，多於純粹空間改造。

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策略與新市鎮
第一代公共屋邨解決了內地移民的住屋需要，但戰後的嬰兒潮令城市人口急增，大部分人的居住空間仍十分狹窄，而屋邨內的基本設施，如獨立廁所皆不足。當時殖民政府開始發展新市鎮，而沙田與屯門則成為第一波的新界土地發展項目。透過井然有序的規劃，沙田成為一個設施完備的社區，亦為居民提供階級晉升的基礎，而「香港夢」的達成則令人漸漸將個人利益取代集體利益。如此自給自足、系統化、功能化的社區，成功凝造一種追求安穩、繁榮的中產價值，而這種「去集體化」的空間策略亦同時為殖民政府的管治帶來穩定（見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回溯「沙田價值」——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這種自給自足、有秩序的社區設計成為了新市鎮的規劃方程式，一一被複製到大埔、粉嶺，以至天水圍、將軍澳等新一代新市鎮，亦解釋了劇中對天水圍的空間設計乏味的控訴——高度與密度被嚴格控制的樓宇、一式一樣的內部裝修與設計、超市、馬路、輕鐵，沒有多餘的混集空間。高度理性化的社區設計不但斷絕了居民之間的人際交往，令其成為孤獨的個體，也斷絕了這些新市鎮與外面的交往——內面的人不需走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會走進來。

與此同時，由於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真正達至富裕水平，加上世界經濟環境不穩定，政府開始將建屋及一些公用事業交予私人發展商「代理」，並形成了「官商勾結」的雛型。因此，這便形成了劇中所說的「政府以高價將一片水氹（即淺灘）賣給發展商，而發展商則將這片水氹填平，這便成了一個新市鎮，而今天的沙田更可謂有聲有色的購物好地方」。同時，發展商亦藉此契機大手囤積農地，以及收集「甲/乙種換地權益書」，以支持其在新市鎮的大規模發展（見蘋果日報，2010年7月19日）。另一方面，這些財團亦透過控制公共交通工具此公用事業，如巴士、鐵路，主宰着新界區的交通規劃及沿線樓宇發展主動權。這種「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模式，影響了日後新市鎮內的規劃，例如天水圍嘉湖山莊、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巨型豪宅項目相繼在八十年代前後在新界出現，令新界成為了一個土地投機的好地方（見陳劍青，〈新界土地演義〉）。

這不但改變了新界的空間形態（農田、鄉村被鏟走，住宅項目相繼落成），亦或多或少改變了香港人的住屋觀念（以買豪宅為人生目標）。這基本上與上述提到，新市鎮成功凝造一種中產價值的概念一脈相承：七、八十年代新市鎮的空間規劃改變了一代人對香港的歸屬感，甘於在理性化的居住空間內追尋其香港夢，而七、八十年代由草根晉升至中產的過程進一步令他們肯定了專業、理性這些價值，這種價值投射到社會各階層，人人以追求更優質（及設計更理性化）的物業為目標。這亦與劇中提出的批判不謀而合：香港人一生努力希望有朝一日有能力買豪宅，又甘於被周圍都是保安、大閘的豪宅困住自己。

九七後的空間政治：誰的城市？
如果說新市鎮發展前的時代的城市規劃是殖民政府對港人的管治手後，新市鎮的規劃與發展是政府與私人財團的勾結與合謀，那麼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之後便是城市規劃的主動權的爭奪戰。《樓城》的後半部分主要探討重建、保育、集體回憶的問題，以回答「城市是為誰而設？」的問題。2003年，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揭開了這場城市空間爭奪戰的序幕，之後的利東街、灣仔等保育戰更將這場戰爭延續。劇中穿插了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士及決策者，如朱凱迪、黃英琦等人的訪問錄，反問既然香港已經不是被統治的殖民地，為甚麼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城市的發展權利。劇中提出社區的歷史、生活點滴是屬於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讓下一代認識本土歷史的基礎；而有關保育的運動正正就是在爭取城市規劃及空間的主動權。

這回應了由殖民時代至今，香港的城市規劃的問題：基本上所有城市建築及規劃都是由政府/規劃師/財團等權力核心主宰，製造一個他們認為符合人們需要（及自身的利益）的空間與建築，卻忽視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及考量，也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這就如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屬於構想及抽像（abstract）層面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概念，即城市的建築決定了城市的空間佈局，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階級和集團正是透過控制這些空間的主要特徵，來塑造和影響城市空間的形態和組織，以建立切合他們心中認為可供人們使用的城市。劇中提出這個被控制的城市讓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好像沒有能力改變這城市的一切，住在這裡的人要麼跟着這城市的空間的節奏「被生活」、「被規劃」，要麼便儲夠錢移民到其他地方去。

《樓城》一劇最後提出香港人應該放慢自己的腳步，改變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要盲目追求更高更大更豪的樓房，也不要讓自己永遠困在這監獄裡。這和Henri Lefebvre樂觀的結論不謀而合，人們在城市中的生活節奏就如其身體的節奏，體現了城市的結構與形態。城市使用者可以身體努力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以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透過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和按生活的不同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的空間。從日常生活改變我城的空間，可說是《樓城》一劇對「生活—空間」這相互影響的關係的最大反思，也提醒了港人重新思考以一些自殖民地時代發展出來的價值觀。我城的人需要在城市的空間及建築規劃上扮演主動的角色，我們需要爭取讓屬於我們的歷史的空間及建築保留下來，從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進行空間實踐，開拓符合我們需要的生活空間。同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讓不同的聲音平等、民主地進入建制及規劃的過程，讓這城市成為真正屬於我們的地方。

責任與原則，仍是要堅守的

資訊、教育、娛樂，是傳媒的三大責任。而不偏不倚、不作任何政治歸邊、不向任何政權或金錢勢力靠攏，則是負責任的傳媒應肩負的原則。

然而，在日益商業化的傳媒生態下，保持所謂的「中立」，已經愈來愈難做到。事實上，不少傳媒機構本身也是牟利性質的，所以利潤似乎才是他們最大的關注。基於利潤的考慮，傳媒不可能不製作一些符合觀眾口味，能為它們謀求最大利益的節目。

商業電台接受民建聯的巨額贊助，讓其五位政壇新人參與主持節目，似乎也充分體現了商業化下的傳媒機構，必然是利潤至上的定律。所謂「打開門做生意」，有一個廣告時段，或有一個特約主持的空缺，有人真金白銀要買下來，也沒有拒絕的道理。作為一間「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機構，60萬的贊助的確難以拒絕。然而，這又是否代表商業傳媒機構接受「政治贊助」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便要倒過來問問，接受「政治贊助」是否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傳媒的責任就是提供資訊、教育、娛樂，其原則就是不偏不倚、不歸邊、不靠攏。即使是一間牟利的，商業性傳媒機構，其本質理應不變，依然應肩負作為傳媒的責任。若為了贊助而幫政黨作政治宣傳，已經是違反了作為一間傳媒機構的責任與原則-----編輯自主，不作任何政治歸邊(impartial)。如果說因為屬商業性質，所以利潤比傳媒的原則先行，實在說不過去，也是本末倒置的。香港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的有不少，但想不到連僅餘的「清泉」也漸漸走上魔途。

商台節目總監黃永說，寧可接受贊助，也要開放公眾討論的平台，讓不同聲音在大氣電波中發表，所以接受60萬贊助讓民建聯成員做客席主持是合理的事，而不是變相為其提供平台作政治宣傳。但不知黃永有沒有想過，所謂宣傳，不一定是明目張膽宣揚其立場，而讓民建聯成員成為客席主持，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傳媒的編輯自主。譬如說，現時很多大企業在廣告中不會硬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有多好，而是作企業形象上的宣傳，令觀眾對企業產生好感。這是一種足以漸漸改變觀眾的意識與取向的做法。因此，即使民建聯的客席主持不會在節目硬銷其政治立場，但其宣傳效果已經足以漸漸的滲到觀眾腦中。 如果說《十八仝人愛落區》只不過是一個「合作形式」辦的節目而沒有任何宣傳意味，也是說不過去的。

作為傳媒，即使是私營，都應當肩守作為傳媒的原則，履行傳媒作為「第四權」(Fourth estate)的責任。接受贊助與追求利潤，也應該以不影響編輯自主為大前題。

P.S. 購買大氣電波時段的，除了民建聯，當然還有劉慧卿。但據筆者的理解，劉慧卿的報時廣告是在「廣告時段」，當然可以打正旗號作宣傳，正如電視節目中間的廣告時段或報紙的廣告格，與所謂編輯自主並無太大關係。但民建聯的個案，是在商台的節目中作宣傳，很明顯這已直接干預到商台節目的自主性了。當然，這些「個人觀感」是假設了政治廣告可以在大氣電波中存在。

支配與被支配

不少與筆者同年畢業的朋友都說，開始上班之後私人時間少了很多，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工作。有些朋友，除了星期一至五工作時間由早上九、十時工作至晚上八、九時之外，工作繁忙的時候，甚至連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或回公司工作。有朋友說，每天下班的時間都已經是晚上八時或九時，下班之後也不想找朋友聚會，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且已經太累，令他們好像與世隔絕般。

忙碌歸忙碌，如果薪酬是不錯的，相信感覺還會好過一點。然而，由於他們都是新人，即今年才剛剛畢業，薪酬大都是在「起薪點」的階級。更何況金融海嘯才稍稍紓緩，今年市場裏大多數公司的起薪點都有所下調，令筆者不少朋友都是賺少少，卻要「做到隻積咁既樣」。

過這種非人生活的，還不只是一、兩位朋友。自畢業以來的大半年時間，不少朋友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離不開工作。這令他們切切實實的成為了他們的公司的忠心員工（或奴隸）。這其實也是無可口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資本家就是要透過用最廉價的工資，換取工人最大的勞動力，將你每一分的力量都「榨乾」，務求在市場中賺取最大的利潤。

筆者的工作情況比他們好一點，雖然都是以廉價的起薪點，但做的工作數量還算是可以在「控制範圍」之內；雖然很多時候都要加班工作，但也不至於完全的侵佔私人時間。筆者所屬的公司是中資的，雖然它們也會毫不猶豫的將你的勞動力「榨乾」得八八九九，但福利也十分好，例如過時過節會派鮑魚、定期搞免費聚餐等，令一眾員工得以在公司「快快樂樂」的工作。

這不期然令筆者聯想到以前讀媒體研究時，曾經讀過的一些理論，說資本家令工人階級不斷替其工作而不作階級革命的技倆，就是透過充滿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來「麻醉」工人階級，令其在一天辛勞之後得到感性上的緩解，而不去反思社會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筆者提及這些東西不是想亂用理論或胡亂作比較，而是想帶出資本家鞏固其階級地位的方法的確是層出不窮。不論是透過在文化工業中「做手腳」，還是派鮑魚、搞免費自助餐，都令初出社會工作的筆者大開眼界。

當然，作為初踏入社會工作的人，不應有這麼多的「抱怨」，不應計較現時薪酬和工作時間，因為新人應該著眼於工作中賺到的經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原來社會上還有一大班比我們這班大學畢業生可悲一萬倍、十萬倍的人。這班人每天工作十小時，甚至是十二小時，連吃飯和休息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而他們的時薪卻是可憐的二十多元，即每月大概五千元左右。

有勞工團體為這班高勞動、（超）低收入的人爭取最低工資，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卻被一位立法會議員以每小時二十元的建議「一盤冷水照頭沐」。對於這班勞動者，如果說他們的生活及私人時間被工作侵佔了，不如說他的生命已經被資本家完完全全的支配了，因為二十元的時薪，不僅保障不了基本生活，連基本生存條件也恐怕保障不了；如果說他們被資本家以巧妙的技倆麻醉了，令其不辭勞苦的工作，不如說他們連反思社會的制度有多不平等，將階級意識轉化為行動的空間也被資本家完全的奪走。

不甘心時薪僅得二十元的單親媽媽劉玉珍，在《城市論壇》上發言後連工作也丟了。但是，在香港極度扭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年紀頗大的她還是要繼續找工作，而找到的可能是一份更低薪的工作，而那不合理的制度卻仍然健在。對不合理的制度的咆哮沒有令人得到喘息，反而令其受到更無情的支配。

是的，大學生不應抱怨出來工作後沒有了私人時間，也不應抱怨生活被工作支配。因為社會上有一班人，不僅時間與生活被工作完完全全的支配，連生存的條件也被資本家完全的控制。可是，這支配着各人的畸形制度，卻不斷地蔓延着。

從「國際級賽事」看「國際級城市」

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馬拉松（即渣打馬拉松，下稱渣馬）今天舉行，一如前幾年，參與賽事的人數再創新高，而當中則以參加十公里賽事的人數最多。縱然人數每年上升，但參加者對渣馬的負面評價亦是每年上升。除了批評香港濕度太高，不宜比賽、賽道太多斜路、賽道太逼之外，更有人認為渣馬只是名義上的「國際」，實際上仍遠不及國際水平。

渣馬舉辦至今已經有超過十年，由當初不足一萬人到今年超過六萬人參與，其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那為甚麼說這「國際馬拉松」只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先說點基本資料，渣馬最多人參與的組別是十公里，其次是半馬拉松，最少人參加的反而是全程馬拉松，只有區區八千多人。近年，有鑑於報名參加十公里跑的人數急劇增加，賽會亦很「識做」地多開幾個組別，一方面讓參加者「一家大小」來參與，另一方面賽會亦可賺多些利潤。香港人工作忙碌，能捱得完全程或半程馬拉松的人不多是正常的，而參加者抱著參與一年一度嘉年華的心態來參與比賽亦是無可口非。然而，依近年所見，嘉年華的氣氛似乎有點喧賓奪主，以十公里賽事為例，當中真正有競爭意義的組別恐怕只是「十公里挑戰組」。至於其他組別，得罪說句，有心為賽事練跑而抱著「競技」的心態來比賽的人真的不太多。別忘記，這是一項體育比賽，參加者至少也不應抱著「柴娃娃」的心態來參與吧。這個「國際馬拉松」究竟是一項體育比賽，還是只是一個萬人嘉年華，也不用多說吧。

長跑愛好者莊曉陽撰文，認為渣打辦了十多年仍未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馬拉松」，主要原因有兩個：政府對體育項目的支持有限及香港的體育文化仍未成熟。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政府對體育、文化等「非地產項目」的支持是足夠的。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十分希望利用渣馬、西九文化區等大型項目來將香港打造成一個與紐約及倫敦齊名的國際城市，所以政府不惜工本花巨額投資在建設西九，又「不惜」封掉香港繁忙的街道及大橋來進行馬拉松比賽。但在此要點出的是，香港政府的邏輯永遠是本末倒置的。試問用一套「經濟思維」與「賺錢邏輯」來辦一項體育運動，其底蘊不過是經濟考慮，對體育文化的成長又有何幫助？舉個例子，自從政府成立了精英體育項目之後，政府對體育的資助一直嚴重傾斜往數個精英項目，因為這政策就是利字當頭，即「要有成績，政府才會資助」，但很多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卻長期受到忽視，以致它們的場地、運動員的訓練質素及運動員的水準一直停留在業餘的水平（即使是號稱「職業化」的足總，其制度與設施也不過是業餘級數）。這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精英項目受極度的重視，甚至不惜引入「國援」來爭取好成績，而其他體育項目的水平卻毫無寸進，對社會的體育文化的萌芽，甚至港人參與體育的意識毫無幫助。沒有健全的體育文化作基礎，參加馬拉松的跑手只會聽到途人大罵「你班人真無聊，阻住地球轉」，而不是歡呼打氣聲，試問這如何叫國際級的跑手來港參加比賽或吸引遊客來觀戰？而渣馬又何德何能稱得上是「國際馬拉松」？

事實上，體育文化在香港不可說是一潭死水。參加渣馬的人每年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證，而即使當中有不少是抱著參加嘉年華心態的人，也可以證明跑步對香港人來說不是一項陌生的運動。而當我們看見香港足球隊在東亞運奪金而全城狂熱時，我們知道即使是一些在國際賽沒有好成績的體育項目，在港人心目中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要令香港的體育文化更成熟，從而令在港舉行的大型比賽更國際化，並帶來政府想要的經濟利益，要做的不是像搞一個地產項目般辦體育項目，而是要讓每一項體育運動有機會萌芽。在支援職業運動員的層面，為他們興建足夠的場地（少一點豪宅可以嗎？）、有足夠的訓練資金（2010年財政預算對體育項目的撥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推動體育總會的改革，令其管治模式得以革新，務求令業餘的總會及體育會更具規模，職業化的總會更「職業」。而當不同體育會及體育總會發展成熟，自然能在社區及學校層面推廣不同的體育項目及訓練，令體育文化得以在社會植根。有了深厚的體育文化來支持，香港的國際級體育賽事才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賽事氣氛才會好，才能吸引國際級的運動員與不同國家的遊客，這樣的城市才算得上是國際級。

國際級的體育賽事是一個國際級城市的元素，而不是打造國際級城市的工具。要打造一個國際級的體育賽事，體育文化是先決條件，而體育文化亦不是靠一、兩個體育盛事而「爆」出來的（想當年香港政府申辦東亞運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要建立體育文化，大家現時可以評估一下成效如何）。體育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渣打馬拉松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香港國際馬拉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80s' Party Time (二)

近日的社運及遊行以「八十後」為主力，傳媒重點報道的是「八十後」的究竟在想甚麼。但事實上，不少傳媒的報道將不同層面的「八十後」觀點「炒埋一碟」，令人是難以真正認識社會上對「八十後」的想法是怎樣的。因此，我們需要將「八十後」作一個梳理。

第一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集中於經濟及物質上的層面。相信不少人仍然記得幾個月前政府公佈施政報告之後，一對年輕夫婦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致電予曾蔭權訴苦，說現時的「八十後」就算是醫生及律師等「高薪一族」，仍難以置業。這顯然道出了不少「八十後」的心聲：入讀大專院校的機會多了，學歷高了，但社會上的工種少、職位少、競爭大，年青人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少，往日那套肯拚搏便有機會上位的邏輯再行不通；而另一方面，樓價日日創新高，得益的是那班在幾十年前已經成功置業，「有樓在手」的第二代人，而對於剛投身社會工作的「八十後」，置業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這套以「上位」及「置業」為目標的想法，其實很大程度上和第二代人那種以經濟及物質生活為中心的思維如出一徹。簡而言之，就是這班「八十後」的年青人其實是認同上一代的想法的，只不過現時「香港夢」不再，所以他們希望有一條新途徑去達成「上位」及「置業」的目標。

第二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需由文化及政治層面說起，而這種想法亦是「八十後」社運人士所採納的觀點。這種想法的由來，可能又要數到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的事件。自從保衛皇后碼頭之戰後，不少香港人都醒覺原來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一個美好而可持續的社會應該需要發展其他層面，例如保存我們的集體回憶，令這社會成為一個有靈魂的社會。自此之後，近年間一系列對於時間（保存我們的歷史）和空間（保存屬於我們的地方）保衛戰，如反對清拆利東街、保育灣仔藍屋和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的論爭，都令「八十後」的文化身份有所覺醒，令他們知道要保存人與人在社區網絡和環境，而不是單單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宣稱這是「我們的時間」而不是「借來的時間」；是「我們的地方」而不是「借來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八十後」的想法並不將保育與發展處於對立面，而是認為香港除了有經濟發展之外，還需要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向度需要顧及。另外，由於他們認為香港不應由高官、財團中共中央主宰一切，所以他們更強調公民參與政策制定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才能制定出真真正正符合香港人的政策。這種文化身份的覺醒，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的訴求，成為了一眾「八十後」社運人士的主流看法。同樣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層面上的「八十後」想法並非出生在1980年之後的人獨有，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並不可以用出生年份來一刀切劃分，所以社會上不少「八十前」或「九十後」的人也有這種想法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兩種想法並非處於對立面，而社會上亦非只有這兩種對「八十後」的想法，因為多元的觀點是社會正常的特質。我們或許難以統計上述兩種較為人所知的想法之中，哪個是「八十後」社群中的主流，但從報章報道顯示，現時社會普遍認為一眾「八十後」是因為「上不到位」或找不到好工作（即上述的第一種想法）才會出來遊行示威。當然，「社會普遍」是指一眾佔據最強話語權、將「經濟發展觀」放在至高位的第二代人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舊有的觀點看，是永遠不能了解「八十後」的觀點，也永遠解不開「八十後」何以勞心勞力出來搞社運、搞遊行的。

80s' Party Time (一)

近來反高鐵、反政改方案、爭取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五區總辭等議題在社會鬧得熱哄哄，深入了大眾腦海的，未必是高鐵、政改方案的議題本身，而是一班以「八十後」為主力的社運人士。每當有大型遊行出現，傳媒總少不了報道「八十後」在當天的行動，而「八十後」幾次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亦成為了鎂光燈下的焦點。

隨著「八十後」成為了遊行示威的常客，追求「穩定社會」的港人自自然然將「激進分子」的標籤貼在「八十後」身上。大眾認為這班青年激進的原因很多，首當其衝是他們認為這班青年是一班失業分子，是社會競爭下失敗和無法上位的一群。另一方面，由於facebook及討論區成為「八十後」的主要動員途徑，不少人亦很自然地將「八十後」等同網民（及高登）。網民一詞，在香港人心目中幾乎等於「電車男」，即終日將自己困在家裡，只會在容許以匿名身份存在的網絡世界中才有機會及有勇氣發表己見的人。將「八十後」等同網民，潛台詞就是指他們是一班終日埋首家裡，在討論區吹水睇咸片打飛機的人，一字記之曰：「毒」。

「八十後」可能真的包括了一些「上不了位」的青年及網民，但事實上，這班「八十後」所包括的人，比你和我能想像的還要多。與其對他們一知半解甚至將他們標籤為「xx」分子，不如先好好了解一下他們是誰。這班在多次大型遊行及社會運動中走在最前線的人，其實自2007年皇后及天星碼頭兩次社運已經開始活躍起來。在皇后及天星碼頭事件中，他們靠網絡動員及組織，在一個鬆散的運動網絡上，催生了「本土行動」及「獨立媒體」兩個民間組織，成為日後「八十後」社運人士組織及動員的基礎。縱然有了組織的基礎，他們並不像傳統政黨或非牟利機構，以一大班固定的黨員或成員來支持組織的運作，或以某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吸納支持者，而是從不同途徑（例如網絡）及以廣泛的社會議題（當中以本土議題為主）不斷吸納支持者，所以「八十後」社運人士的組織仍維持在相對鬆散的狀態。除了有十數位中堅份子之外，基本上每次社會運動及遊行都不斷有新人加入，加入的人主要包括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在職青年，甚至包括了一些「九十後」的中學生和一些心態仍是「八十後」的中年或老年人士。

因此，將「八十後」定義為「xx份子」或「讀唔成書出來攪攪震的人」無疑是以偏概全的。因為簡單來說，「八十後」就是一班對社會有承擔、有訴求、有期盼的年青人，而他們難以被定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以某些組織或黨的成員來劃分，也不能被簡化為「關注某議題」的人士。若果以一套「八十前」的思維來理解他們是誰，那是注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