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語言失效，溝通還有可能嗎？如果可以，溝通是好了，還是差了？
溝通理性的經典學說指出，人必須透過語言，才能有真實的、誠懇的、不受權力關係影響的溝通，特別是在理想的言說處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底下。提出這套學說的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型》更指出，要達致溝通理性，最佳的地點是隨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咖啡店、沙龍等公共空間。言下之意，溝通必須是面對面的交流，各方互相確認彼此的言辭行動，達致各方互相暸解的最佳狀態。而溝通理性的最終目標，就是重要尋回人類用作社會整合或社教化，但因金錢或官僚等現代媒介興起而日漸被蠶食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但，語言是否可能成為窒礙溝通的媒介？
電影《永遠的愛麗絲》女主角Alice
Howland是享譽全球的語言學家，一生以懂得用最精確的詞語、最準確的發音、最流利的言辭將雜亂紛陳的世界表達出來引以自豪。無奈在事業高峰期確診患上早發性腦退化症，亦即俗稱的老人癡呆症。Alice在失去記憶的同時，也漸漸失去正常人的溝通能力，簡單如一支螢光筆，也無法以語言表達出來。與家人看似越走越遠的Alice無法與連結在一起，因為她成為了「病人」，為丈夫忙碌的研究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大女兒亦因為她是「病人」的原故，不情願讓她手抱孫女。反而一直與Alice不咬弦的小女兒Lydia，卻因為Alice的腦退化症，重新與她開展親密關係。
處於失語狀態的Alice，即使無法記得任何與Lydia有過的對內或爭吵內容，又或只能偶爾以視像通話與Lydia作一些無甚意義的聯絡，但Lydia反而比父親，以及不時探望Alice的哥哥姐姐，更懂得與患病母親相處。當Lydia面對失去逐漸語言及記憶能力的母親，關心的不是如何照顧病人的問題，而是透過人最直接、最真摰的情感，與母親重新建立關係。一直遊走主流以外的Lydia，比做教授的父親、做律師的姐姐、及讀醫的哥哥，更懂得跳出語言建構出來的秩序。當語言失效，其所附帶的身份、權威與秩序，所有由符號建構出來的世界即將土崩瓦解。Alice不是醫學話語中的「病人」，不是透過學術演講建構出來的「知名學者」，也不是透過世故說話建構的「母親」。對Lydia來說，Alice只是一個需要真挈對待、用心和花時間相處的一個人。甚至當Lydia發覺Alice偷看她的日記，由起初的盛怒到之後毫不介意讓母親再看。這不是因為她是病人，需要可憐，而是因為當語言及文字不再是溝通媒介，私隱/公開、與他人區隔的個體/要求個人犧牲而成就的（家庭）群體、女兒自主/母親權威等秩序亦隨之失效。Alice不再是一個因愛之名偷看女兒日記的母親，而就算她再看多少篇，也無法記在心上，甚至可能不記得Lydia就是她女兒；對她來說，有意義的只是閱讀當下一刻，一個免除身份阻隔、真正與Lydia進入愛的關係及真誠相處的時候。
對Alice來說，失去了語言能力，亦即同時失去了作為母親、妻子及學者的身份，這反而讓她真正以更「精確」的方式，表達愛。正如她起初對Lydia的勸告不以為然，企圖以科學權威的學者語言，在病人組織活動中演講。最後Alice修改講稿，贏盡掌聲，不是因為她為腦退化症提供權威答案，而是因為沒有了語言及其秩序帶來的隔閡，她和其他病人真正進入了「personal
relationship」。在一個失去身份的原始狀態，Alice不是母親、妻子和學者，而只是Alice（Still Alice）。正因為她被還原為如此的一個個體，便需要和其他孤獨的個體連結。在此沒有正常人能想像的孤獨狀態下，亦是個體與個體真正平等的前題下，愛、關懷和尊重的關係才能發生。Alice最後病入膏肓，聽著女兒唸話劇劇本，知道文本意義，不是因為她理解文句，而是因為Lydia由洛杉磯回來照顧她的舉動——一個不計算身份、地位、成本的決定——讓她感受到愛。
語言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扮演傳遞意義、建立文化的功能，但卻未能捕捉人際關係最「真實」的一面，亦即當符號秩序瓦解後的世界。當人們仍樂此不疲，嘗試透過語言呈現對他人的「愛」，流於表面之餘，不自覺言語建構出來形形色色的秩序，阻隔互相暸解，結果在文字及言語遊戲中兜兜轉轉，無法進入真正的親密關係。就如電影開首，那些「I
love」前、「I love」後的恭敬的愛的宣言，比起Alice與Lydia最後無聲勝有聲的關係，來得虛偽。真正的愛，是無法，也不需要用任何符號再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