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蘋果日報和黎智英

 自蘋果日報創報以來，我已是它的讀者。但老實說，我對蘋果日報從來沒有甚麼深厚感情。我不會像某些朋友般覺得蘋果日報是公義、良知和新聞自由的化身。我只會覺得它只是一份商業為主的民粹報章。我尤其記得2011-2012年間，在梁振英「嗰朵」未係咁臭之時，蘋果日報正是在輿論層面上砌低不知民間疾苦的唐英年，然後將梁振英演繹為基層發聲的推手之一。我對蘋果日報的觀感，甚至不如某些評論員般，覺得有蘋果日報，起碼代表香港仍有「多元」聲音。我只會覺得，有蘋果（特別是體育版），生活多一點趣味；沒有它，也可以讀明報、端傳媒、立場、News Lens ……

對於黎智英，我更加沒有感情可言。對於這個人，我從來只抱一份好奇和疑惑。我總是不太明白，為甚麼中共一定要啄著這個人不放。黎智英是有錢，但絕對不至於富可敵國。說黎智英用「黑金」資助民主運動，這種論述根本只能夠用來呃阿婆。黎智英的確不時參與國際遊說，但論影響力，他在整個民主陣營中又算老幾呢？黎智英也無疑是民主運動中其中一位具影響力的人物，但在運動參與者心目中，又有幾多人是因為黎智英而被號召出來呢？

若果這仍然是2003年那個依靠大眾傳播媒介的年代，我仍可明白為何中共要針對「一報一刊兩支咪」（註：意思是蘋果日報、壹周刊、黃毓民和鄭大班）。因為那時蘋果和黎智英的確有有形的影響力。但在這個無大台、傳統媒體頂多是資訊來源「之一」的年代，我不明白為何中共仍覺得有必要對蘋果拉人封艇？

直到近期整理報章資料，我開始有些頭緒。原來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內地官媒，「三日唔埋兩日」就會以黎智英或「禍港四人幫」（即黎智英、李柱銘、陳太、陳日君，近年陳日君漸漸隱退，所以換上了何俊仁 (??!!) 的名字，夠有趣未？）為題材發表評論文章，內容大多是是甚麼勾結外國勢力、賣港、漢奸、毒果、毒媒等等。按邏輯，這些文章的讀者是內地人。這些文章的目的，除了是向內地人述說香港近年「暴亂」的「實況」和「主因」，更重要的恐怕是用來配合中共的民族主義工程。民族主義，特別是極端民族主義，需要一個「他者」作為敵人去維繫「我們」，鞏固政權認援性。正如當年德國需要猶太人，今天的中共則需要一大堆「港奸」來營造內憂外患的危機感。

美國剛剛公佈制裁真‧禍港11人的名單，中美金融戰即將開打，中共黔驢技窮，無法以同等力度的制裁來回應，唯有以「掃場式」查封蘋果，透過製造內部敵人來放大外部敵人的威脅，擺出一副「老子不怕你」的氣勢，同時合理化中共極權的存在需要。甚麼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國家安全，不過是幌子。

大國搏弈，港人成為磨心。

被 DQ 後，民主派需要的不是 plan B

在中共鐵了心和世界（西方）對抗的大環境下，民主 / 本土 / 抗爭派被大規模 DQ 本是意料中事。昨天一看被 DQ 名單，令我驚訝的是名單上居然出現梁繼昌和郭家麒兩個名字。吓，梁繼昌喎，郭家麒喎⋯⋯

這一 DQ，無非是為香港的「虛擬自由主義」（羅永生語）正式劃上句號。香港不會再有半桶水民主讓「中間溫和派」抱有幻想。香港也不會再有所謂的「又傾又砌」模式去讓「對話派」有生存空間。

DQ 已成定局，而無論之後的立法會選舉延期與否，往後的議事廳亦只會容得下對中共「底線」全面服從（或至少不會嘰嘰趷趷）的「議員」。而中共的底線，就是不能挑戰中央全面管治權，不管那是打著國安法、國歌法還是國教的名義。同時，中共要做的，就是將一切（曾經）主張本土 / 港獨的（如鄭錦滿、劉頴匡）、與西方有來往的（如黃之鋒、楊岳橋、郭榮鏗）、有群眾號召力的（如岑敖暉、袁嘉蔚、立場姐姐），全面切割出去，不容許他們有一絲生存空間。

那麼民主派的對策，是不是要找 plan B 再選？我的答案：不是。取得「35 +」固然是好事，但北京不會眼白白容許民主派得利，進而在特首選舉中「和平變革」。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我認為官方的「立法會」，根本不應是民主派的主戰場。我始終認為，民主派的戰場是在民間。

這裡要提一個民主派初選期間，我一直在想，但因為忙到發紫而無時間寫出來的疑問（或想法）：如果 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以民主黨為首的民主派所用的「又傾又砌」模式是議會抗爭模式 1.0；2000 年代中期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帶起的肢體抗爭是議會抗爭模式 2.0；傘後朱凱迪、姚松炎及他們身後的本土研究社團隊的政策研究是議會抗爭模式 3.0；那議會抗爭 4.0 應是甚麼樣子？應該有甚麼新元素呢？

否決財政預算案和一切不合乎公義原則的議案是新元素嗎？對我來說，那其實有些少新瓶舊酒，因為傳統民主派 70% 時間都會做，但因為要照顧界別利益，所以其餘時間做不到。抗爭派建基的，是「香港人 vs 中共極權」這個二元對立的 assumption ，所以可以用「堅定地 all-in」的模式進行抗爭。但這説服不到我，這是「新」的元素。那肢體抗爭、癱瘓議會又如何？那是近六至七年連傳統民主派也逼住要做的事，這更加不算是新事物。

我認為，如果要為議會抗爭加添新的元素，建構議會抗爭 4.0 的模式，需要的就是去年七月反送中抗爭者所提出的「臨時立法會」。或者換個講法，就是還「會」於民，將立法會搬到民間，實現全民議政。

民主派既然可以辦得成初選，這種選舉模式理應可以演化為真正的「選舉」，讓香港人在沒有 DQ 的情況下選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參與民間立法會選舉，同時亦可以是百多萬民主派支持者對官方選舉的集體杯葛行動）。如今區議會已成民主派的天下，借埸「開會」不會是問題。民間立法會可以透過近年不斷發展的社區組織網絡，以全民共議形式，邀請選民議政，落實真正的民主諮詢及政策制訂，抗衡「官方」立法會那些由上而下的政令。那資源又如何？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的多次眾籌，其實已經具備民間徵稅的雛形。民間立法會可以由地區建設和政策開始，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順帶 FF 一下，這樣發展下去，或可演化為拒向官方交税的不合作運動）。

即使現實地說，民間立法會可能只流於「齋 talk」，這起碼是一個實驗，試驗政策制訂及議政全面民主化的實質操作方式。只要將民間政策制訂及議政程序和理念玩得熟練上手，民間自治就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一套有實質內涵的政治生活模式。

如果否決議案、肢體抗爭、癱瘓議會是抗爭運動的防守端（事實上，由 23 條、國教，到逃犯條例，民間防守向來做得不錯，只是到近期國安法泰山壓頂才被攻陷），那麼運動的進攻端除了國際游說，就是在本土層面建立屬於自己的立法會，以 duo power 的姿態，抗衡官方那個活死人舉手機器議會。即使我們未有法律上（de jure）的獨立，也能先玩熟實質上 （de facto）獨立自治。

港警究竟知醜未？

限聚令逐步放寬，各式各樣的抗爭行動全面「復活」，警暴和濫捕的問題再度呈現於公眾眼前。資深傳媒人呂秉權剛在《明報》撰文，指內地公安現在也開始講以法限權 [註1]。即是說，目前的香港警察，可謂公安都不如。稍有是非黑白觀念的香港人都不禁要問，反送中運動至今近一年，香港警察究竟學識寫個「醜」字未？

答案可能是yes and no。

先說no，會比較容易解釋。之所以說香港警察「唔知醜」，是因為明明自己是執法者，行為卻十足十施暴者：明明自己不守警例、破壞法規，卻說自己是在維護法治、伸張正義；明明自己是暴徒，卻說自己在止暴制亂；明明自己與黑社會勾三搭四，卻說自己忠誠勇毅 …… 這些都是近一年多以來大家耳熟能詳的事實，不用我再詳述。

但我想說的是，香港警察施暴成癮、濫捕成風，可能正正是因為他們也「知醜」。準確一點說，是羞恥感（shame）在他們身上產生作用。

讓我們先理解羞恥感所謂何物。進化論者達爾文曾經指出，人類會臉紅是一個普遍性的現象，而人類之所以有此反應，是因為意識到一股對自身的負面評價，亦即是羞恥感。社會學家Charles Cooley進一步指出，羞恥感這種情緒/情感不是內在於個人，而是建基於個人從別人的觀點出發，觀察自身行為並意識到對方的負面評價而得出來的情感反應。因此，羞恥感是一個社會性情感（social emotion / social self-feeling）[註2]。

建基於這些分析，另一位社會學家Thomas Scheff的研究針對羞恥感在社會團結（social bonding）和凝聚（solidarity）中的作用。Scheff提到，自豪感（pride）與羞恥感是人類社會兩大基本情感。前者讓個人感受到外在環境對自身的肯定和尊敬，令人感受到心理上正面回報，催化社會整合和團結。相反，後者令個人感受到被外界懲罰和不受尊敬。由於羞恥感是建基於個人的自我觀察，其所產生出來的負面情感會成為羞恥感的來源之一，令羞恥感不斷循環地出現，成為一種病態的螺旋。情感在現代社會本是被壓抑之物，羞恥感這種負面情感自然更難以被宣之於口。羞恥感被壓抑，所演化出來的就是憤怒和敵對情緒（aggression），甚至復仇心態（revenge）。Scheff引用法德兩國在1871-1945的關係作為案例，指出兩國在1871年（德軍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軍勝）的互動，在兩國各自種下一股羞恥感，互相復仇，最後引伸出第二次世界大戰 [註3]。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將警隊近一年來的野獸行徑，解讀為「知醜」的後果。但這種「知醜」與我們平常理解的「知廉恥」不同。「知廉恥」是個人肯直接面對自己的陰暗面，並嘗試解決問題，而這裡所說的「知醜」則是一種被壓抑的羞恥感。警隊三萬人作為香港一分子，不可能意識不到香港市民對其越來越負面的評價，以及自身行為與大眾對於「警察」期望的巨大落差，但沒有完善的機制（例如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分析和疏理這些負面評價的成因及自身所犯的過失，羞恥感便得不到妥善的宣洩和導向，結果不斷催生警員做出攻擊性甚至具復仇性質的行為，透過將武器公器私用、踐踏市民基本權利、羞辱記者等行徑，顯示自己比你強、比你大、比你威、比你正確。羞恥感得不到妥善的處理，反而被中共、港府，以及警隊高層以巧言令色煽風點火，將濫權濫暴說成是「維護法治」的光榮任務，甚至嘉許濫權行為，用以維繫警隊這個三萬人小型（黑）社會的自豪感，並且在內部產生過度的服從（rigid conformity）。結果是，曾經是世界最佳之一的紀律部隊，淪為政權維穩的condom。這個小型（黑）社會越來越不受730萬香港大社會的歡迎，羞恥感和復仇感不斷以幾何級數上升。可悲的是，這惡性循環仍未有停止的一日。


[註1] 呂秉權：〈從嚴治警 由香港開始〉，《明報》，5月13日。
[註2] Charles Cooley (192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
[註3] Thomas Scheff (1990). 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