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飛氈》看香港歷史論述

相較於《我城》，《飛氈》或許不是香港人最熟悉的西西著作，但後者的重要性卻絕對不亞於前者。如果說，《我城》是以香港人作為主體出發，書寫對城市的盼望，那麼《飛氈》就是由香港人生活經驗出發，為這城市建構一套知識論述。主體建構離不開知識書寫與歷史敘述，《我城》和《飛氈》就是西西筆下的一對雙生兒。

香港的歷史故事應由哪裏說起呢？由座落於巨龍國南方一隅的肥土鎮說起。多年來肥土鎮是巨龍國的「窗口」。世界各地的人經肥土鎮往巨龍國去，巨龍國的人不但經肥土鎮，通往南洋、走向世界，有的甚至到那裏定居。肥土鎮彷如一張地毯，保護了很多人的腳。但同時，踏在它上面的人，不會留意它從哪裏來。人們只看見巨龍國，卻對這小小一張地毯視而不見，甚至因為嫌棄它污穢。就像肥土鎮花順記一家的突厥朋友花里耶所擁有的毯子，被人嫌棄圖案織錯，顏色不對稱，其實「缺點」正是毯子獨有特色。大家甚至不知道，地毯原來會飛，成為飛氈，是一塊瑰寶，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唯有仔細察看肥土鎮內的人和事，才能認識這張飛氈究竟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我特別喜歡《飛氈》裏各人物的背景設定。花家三位堂兄弟：花一、花二、和花初三，先後到日耳曼國留學，分別成為了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及考古學家。動植物之間環環相扣，形成生物圈；化學元素的不同組合，成為空氣、水和養分。不同生物及化學物質一環扣一環，組成日常生活的基礎。而考古則往泥土深處挖掘，知道自己的年歲，認識自己是如何一代接一代、一點一滴地形成。三位堂兄弟的旨趣，就像是一個一縱一橫的研究框架，讓西西帶領我們，從荷蘭水與蓮心茶、蜜蜂與蜂蜜、木頭與火災、電力與磚頭、自障葉與藥糖，認識肥土鎮如何由簡陋的木屋區發展成垂直社區，以及在這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失去的種種。

這既像神話又像寫實的歷史敘述，讓我們從花一、花二、花初三、葉重生、花艷顏、花里巴巴、花里耶、胡嘉、胡寧、羅微等人的故事，重新認識肥土鎮／香港的發展史。從平民的視角和生活出發，而非殖民管治者，建構屬於香港人的知識論述，顛覆由殖民者書寫的宏大論述。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1993／2003）曾說，被殖民者無法回溯自身歷史根源，唯有透過將歷史碎片，以「遊戲」（play）的方式挪用及拼湊，才能將身份再現 [1]。出版於1996年的《飛氈》，正值香港過渡期接近終結的時期。中英雙方各就這原先毫不起眼的小島的歷史，大書特書 [2]，作為主權交接主角的香港，反而被剝奪了發言權，本土身份更無從說起。西西的《飛氈》，正好為香港人身份建構，提供寶貴的論述資源。

[1] Hall, Staurt (2003).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Ngai, Pun and Lai-man, Yee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可參考王宏志的《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以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