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與2009，當六四扣連上本土

寫以下這些，源於我一直不太明白，為甚麼「（去維園）悼念六四 = 身中大中華情花毒 = 被民族主義綁架」可以劃上等號。

「施毒 / 中毒」、「綁架 / 被綁架」，從來都牽涉兩個parties。有班愛國傻佬/ 婆向你落毒，你受唔受，從來都由自己決定。如果支聯會有這超能力下這毒手，去過維園的人，應該早已「毒發身亡」，忙於搞愛國民主運動，而從來不會發生以「香港人」為主體的反國教、雨傘革命等社會/政治運動。

只要翻查數據，重溫歷史，不難發現，實情並不如本土青年所言般悲觀。「愛國民主運動 vs 本土民主運動」、「大中華膠 vs 本土身份」無非是一堆虛假的二元對立，除了在公民社會提起一場頗為無謂口舌之爭，卻無助我們思考六四的本土意義。

如果悼念六四是大中華情意結洗腦，那麼本土身份的建立，理應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但翻查過去幾年的數據，兩者其實並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時間回到2009年，當時正值六四20週年，15萬人參與支聯會六四悼念晚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09年6月8至13日的身份認同調查發現，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比例，由上一年年尾21.8%回升至24.7%；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則由08年汶川大地震時38.6%（08年中）及34.4%（08年尾）的高位，回落至29.3%。如果六四晚會可以成功將參加者洗腦成為大中華膠，只顧參與愛國民主建設的話，那之後時期的「香港人」認同的百分比，邏輯上只會下跌，至少不會超過當時的水平。但實情是，到2009年尾另一輪民意調查，認同為「香港人」的百分比，卻急升至37.6%，而「中國人」認同則繼續下跌至24.2% [註1]。

與此同時，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人，亦沒有因2009年起六四晚會人數大幅上升而顯著增加。港大民研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0年間，支持上述說法的百分比，一直徘徊於約75至77%水平，至2011年才顯著回落 [註2]。換句話說，那幾年間的確是多了人去維園唱k，卻不一定代表多了人浪費精力於愛國民主運動上，而吸乾本土民主運動的能量。相反在2010年年中，香港人在創六四晚會人數新高時，還有心力搞了個史無前例的五區公投。如果說悼念六四等於浪費時間和精力的話，這說法未免太低估香港人鳥。

我想透過以上數字說的，不是支聯會舉辦的晚會實際上有多大效能，當然亦不是替支聯會多年來圍城偏安心態和對較細小團體的「蝦蝦霸霸」辯護，而是要說明，（去維園）悼念六四與參與本土民主運動本身就不是對立。重點是，參加者本身有詮釋活動的能力，他們不一定先要完全認同支聯會綱領才去參與集會，也不會因為參與而被主辦者的受國民族主義綁架。反之，他們會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為活動增加新的（本土）意義。如果硬要將支聯會說成是影響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心智，壞了你偉大的本土民主大業的罪魁禍首，那恐怕說不過去。這種邏輯，和大公文匯那些「泛民政黨操控年青人」、當人無腦諗野的自大兼硬膠說法，又有甚麼分別？

再者，我從來認為，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應各施各法。不同意的，最多各有各做，我實在想不到要在公民社會內部惡言相向，非要將對方置諸死地不可的理由。如果你有「生於89年後，與中國內地毫無感情可言」的歷史經驗，也請尊重社會上有人「在97大限前，由極端無助和恐懼發展出民主抗共策略」的歷史經驗。那從來不是世代差異的問題，而是民主運動參與者面對異議的應有態度。

既然六四晚會無關「大中華 / 本土」對立的問題，那麼它的本土意義又是甚麼？

不少論者認為，八九六四是香港人的政治啟蒙，開始告別難民社會，建立道德共同體。但當年參與者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恐懼、悲憤，而站在邪惡的對立面。所謂「民主」、「人權」、「自由」的內涵，始終不明不白，或輕輕帶過。八九六四，無疑是「破」了香港人與政治絕緣的難民心態，但建「立」的本土意義和香港核心價值又是甚麼？對於我這八十後來說，為六四賦予本土意義的工程，其實一直含糊不清，直至2009年。

時間再一次來到2009年。如上文所述，參與悼念六四的人，會因為社會環境因素而為其添加新的意義。我認為，正是當年的所發生一連串的事件和社會運動，令六四的「本土」內涵真正豐富起來。

隨便Wiki一下，你會發現六四20週年前夕，出現過三大經典謬論。第一，是曾蔭權回應六四時說「我嘅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嘅整體意見」。第二，是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陳一諤指鎮壓是「有啲問題」，但學生過激都有錯。第三，是呂智偉的「六四不算是屠城」論。相信大家都記得，當年出席六四晚會的15萬人，正是被這堆言論激發出來的。那便證明香港人念茲在茲的，正正是爭取拒絕被強權代表的自由、拒絕「1+1 = 3」的謊言、拒絕「人人都有責任，所以殺人錯唔晒」的假理性、真犬儒邏輯、拒絕被失憶的權利。這些都是繼承八九年港人一種是非黑白分明的公義觀，而將這種公義觀延續至二十年後，甚至以後的香港，仍是將自己與大陸共產政權、以及與滿腦子充滿犬儒歪理的強國人區別開來的重要工具。這些聲音，不就是香港人在反國教、雨傘革命一直拼命追求的嗎？

但當平反六四難以因悼念而有寸進（因為連佔領運動也未能撼動中共），我們就該改以冷漠看待，從此讓六四脫離新一代香港民主運動嗎？我認為，如果六四對今天的參與者仍有上述意義，以至仍可以作為定義本土身份的手段的話，那便需要將六四重新扣連上本土民主運動。2009年尾那場浩浩蕩蕩的反高鐵運動，正好將兩者結合，成為民主運動的兩把利刀。反高鐵運動息乘03年後保衛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的氣勢，教曉香港人主動介入都市治理及資源分配的政治過程的重要性，開始建立起公民主體，指向一種民主性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 [註3]。傳統公民身份著重公民的政治、經濟及社福權利，但「權利」本身是被動及靜態的，也有一種等待自上而下改變的傾向。民主性公民身份則著眼於主動爭取參與公共決策及規劃，將公民身份從建立日常生活民主的過程中的實踐出來。與此同時，這種主動參與的行動，不單有力地反對由上而下的中港融合，更讓人加強了對本土社區作為地方（place）——一個具有日常生活意義、讓人紮根的地方——的認同感，為「民主」（議會的民主與日常生活的民主）和「自由」（拒絕為所謂「國家」犧牲所謂「小我」的自由）添上實質意義。

如果反高鐵運動為香港人宣告成為「公民」的起點，認清「呢度我主場」，那之後一年的五區公投便將「自決」（雖然當年沒有用上這詞彙）的理念深化，進一步確立香港人的主體性。2009年起連續數年六四晚會超過15萬的人數，正好說明參與六四晚會已經不僅是一個區分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標記，也不再局限於純粹區分共產黨的「壞」與香港的「好」，而是為香港人這共同體賦予實質的「核心價值」。09年起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將香港人重視的價值與公民權利反覆演練，悼念六四則作為一個具震懾力、保存共同體集體回憶的儀式。當然有人會反對所謂的「行禮如儀」，但悼念六四作為儀式，卻是讓共同體立根於某一傳統之上的重要過程，為共同體日後的集體行動，提供道德資源和基礎。

悼念六四與本土民主運動的關係是共生的，互相借力。沒有反高鐵運動，就沒有六四晚會連年創新高。反之，沒有悼念六四，就不會有之後以香港人和本土價值為核心的一連串社會及政治運動。

如果是單純地拒絕悼念六四，那恐怕只是拿起石頭砸自己本土運動的腳。八九六四以來，香港大大小小的社會/民主運動都以「抵抗式」的：反人大釋法、反廿三條、反高鐵、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國教、雨傘革命（反八三一決定）等等。簡而言之，就是中共殺到埋身就抵抗他。重點是，如果不去認識悼念六四此儀式中的道德意義，與香港近20年的抵抗運動的扣連，而單單視之為與愛國民族主義捆綁，只會抹殺六四對本土民主運動深化為「進取型運動」（「我是甚麼」、「我要甚麼」，而非只是「我不是、不要甚麼」）的意義，把嬰兒連同髒水一併倒掉。

[1] 港大民研「巿民的身份認同感」調查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datatables.html

[2] 港大民研「六四事件民意調查」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features/june4/datatables.html#q5

[3] Xia, Ying (2011). Citizenship in Practice: “Post-80” Activists in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