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要求一個記者「中立」。「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立場，而作為記者，亦不可能沒有一個立足點的。
「中立」，不過是一個犬儒主義下的修飾詞。
先讓我們了解為什麼記者「不能中立」。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傳媒企業，尤其是那些跨國傳媒機構，都受市場和商業化所影響。而商業化對新聞傳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新聞的選擇和報道手法上盡量迎合觀眾口味，製作大量為滿足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的小道新聞和假新聞 (rumor)。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而言，記者都是「打工仔」(除非你是公民記者)。不同記者所屬的傳媒機構，本身就受著不同意識形態所支配。例如在一個認為「專業意見就是王道」的社會，一家宣稱「不偏不倚」的傳媒機構會在豬流感爆發時，都會「很有立場」地叫旗下的記者去訪問不同醫生、傳染病學者和世衛等意見，而往往忽略了不少「毫不專業」的民間大眾的聲音。除了意識形態外，專業新聞機構往往有「捕捉新聞」的習慣，即是說新聞工作者一定會在「有大事件」發生的場地捕捉新聞，這不免令他們的報道只偏重某幾方面的消息和意見。以雷曼迷債事件為例子，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通常只會在立法會捕捉迷債苦主的示威、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和銀行代表的發言等等，但又有哪位新聞工作者會花時間採訪一般市民對事件看法？即是說，就算是在世界甚具公信力的BBC，和近年因為報道阿富汗戰事而獲西方世界稱為「阿拉伯BBC」的卡搭爾半島電視台，亦難以避免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影響，而不能完全「中立」。這就是受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傳媒生態。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的影響雖難以避免，但保持「專業」，還是一個記者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應該做的。
新聞製作，永遠是一個新聞選擇(selection)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捨(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過程。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獲得不同的資料後，就應該憑他們專業的知識，去決定一份資料的真確性(reliability)、可信性(credibility)和對公眾的影響(significance)，然後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作出判斷。而根據這種專業判斷下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就是對社會的不公義的一種回應，可說是「社會的良心」。說到這裡，不可以不提的是某些記者往往本末倒置，為所謂「社會公義」而製作新聞的情況。現時有不少記者，往往為自己預設了一些立場，然後才找尋不同資料去成為自己立場的論據和支持自己的立場。例如有記者會先認為現時市建局的市區重建政策不公義，然後四出找不同例子去說明不公義的情況。當然，覺得社會有不公義是人之常情，但作為記者，這樣子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比現實更「不公義」，因為他/她失去了「持平」這個專業守則。作為記者或傳媒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去讓不同團體或人士發聲。接下來的，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因此，記者是憑「專業」去製造「公義」，而不是先決定「那些是公義」，才製作新聞。
記者的專業的另一個用途，就是判斷那些新聞是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那些是符合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近年，香港的報紙，甚至電視新聞都充斥著不少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新聞。只顧及公眾興趣而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造成新聞娛樂化的現象。時下的記者喜歡以「爆料」方式來將轟動的新聞帶給觀眾，而這亦是新聞娛樂化的主因，通常那些新聞不但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且資料來源未必準確。當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則可算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爆料」之作了。一九七三年，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聯手披露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竊聽競選對手談話，而兩位記者亦堅拒透露爆料人「深喉」的真正身份(該人其實是當時的FBI副主任費特)，堅持捍衛言論自由。可見，公眾興趣和公共利益，其實只是一線之差。也許，就是這種專業判斷，可以讓記者知道那些新聞應該「爆」，那些新聞不應該「爆」。
記者在社會上往往都受到尊敬，這是因為記者有其「專業」(professionalism)，而這亦是他們最可貴和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希望香港的記者也可以賺得這份尊重。
P.S. 這也是我希望成為一個記者的原因
「中立」，不過是一個犬儒主義下的修飾詞。
先讓我們了解為什麼記者「不能中立」。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傳媒企業，尤其是那些跨國傳媒機構，都受市場和商業化所影響。而商業化對新聞傳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新聞的選擇和報道手法上盡量迎合觀眾口味，製作大量為滿足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的小道新聞和假新聞 (rumor)。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而言，記者都是「打工仔」(除非你是公民記者)。不同記者所屬的傳媒機構，本身就受著不同意識形態所支配。例如在一個認為「專業意見就是王道」的社會，一家宣稱「不偏不倚」的傳媒機構會在豬流感爆發時，都會「很有立場」地叫旗下的記者去訪問不同醫生、傳染病學者和世衛等意見，而往往忽略了不少「毫不專業」的民間大眾的聲音。除了意識形態外，專業新聞機構往往有「捕捉新聞」的習慣，即是說新聞工作者一定會在「有大事件」發生的場地捕捉新聞，這不免令他們的報道只偏重某幾方面的消息和意見。以雷曼迷債事件為例子，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通常只會在立法會捕捉迷債苦主的示威、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和銀行代表的發言等等，但又有哪位新聞工作者會花時間採訪一般市民對事件看法？即是說，就算是在世界甚具公信力的BBC，和近年因為報道阿富汗戰事而獲西方世界稱為「阿拉伯BBC」的卡搭爾半島電視台，亦難以避免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影響，而不能完全「中立」。這就是受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傳媒生態。意識形態和「技術限制」的影響雖難以避免，但保持「專業」，還是一個記者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應該做的。
新聞製作，永遠是一個新聞選擇(selection)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捨(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過程。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獲得不同的資料後，就應該憑他們專業的知識，去決定一份資料的真確性(reliability)、可信性(credibility)和對公眾的影響(significance)，然後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作出判斷。而根據這種專業判斷下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就是對社會的不公義的一種回應，可說是「社會的良心」。說到這裡，不可以不提的是某些記者往往本末倒置，為所謂「社會公義」而製作新聞的情況。現時有不少記者，往往為自己預設了一些立場，然後才找尋不同資料去成為自己立場的論據和支持自己的立場。例如有記者會先認為現時市建局的市區重建政策不公義，然後四出找不同例子去說明不公義的情況。當然，覺得社會有不公義是人之常情，但作為記者，這樣子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比現實更「不公義」，因為他/她失去了「持平」這個專業守則。作為記者或傳媒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去讓不同團體或人士發聲。接下來的，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因此，記者是憑「專業」去製造「公義」，而不是先決定「那些是公義」，才製作新聞。
記者的專業的另一個用途，就是判斷那些新聞是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那些是符合公眾興趣(Public’s interest)。近年，香港的報紙，甚至電視新聞都充斥著不少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新聞。只顧及公眾興趣而製作出來的新聞，往往造成新聞娛樂化的現象。時下的記者喜歡以「爆料」方式來將轟動的新聞帶給觀眾，而這亦是新聞娛樂化的主因，通常那些新聞不但只符合公眾興趣，而且資料來源未必準確。當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則可算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爆料」之作了。一九七三年，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聯手披露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竊聽競選對手談話，而兩位記者亦堅拒透露爆料人「深喉」的真正身份(該人其實是當時的FBI副主任費特)，堅持捍衛言論自由。可見，公眾興趣和公共利益，其實只是一線之差。也許，就是這種專業判斷，可以讓記者知道那些新聞應該「爆」，那些新聞不應該「爆」。
記者在社會上往往都受到尊敬，這是因為記者有其「專業」(professionalism)，而這亦是他們最可貴和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希望香港的記者也可以賺得這份尊重。
P.S. 這也是我希望成為一個記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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