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責任

如果我身在香港，今年的六四晚會還是會選擇去的，理由其實好簡單：

1. 我知道有不少人會覺得悼念六四不是香港這個共同體的事。但當我知道雨傘運動時，身在極權國度的蘇昌蘭、陳啟棠、王默、謝文飛、張聖雨、梁勤輝、甄江華及很多支援者，因為聲援傘運相繼入獄，或被監控。他們在爭取「自己的國家」的人權自由公義民主的時候，沒有因為香港只是偏遠的南方一隅而選擇對不公義視而不見。如果共產黨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的話，那麼去六四晚會，喊結束一黨專政，就是一種道義責任，也是對同路人的道謝。

2. 我知道不少人會覺得現在談六四事件只是鞏固家國情懷（雖然這種說法已被反駁過很多次），但我會仍會強調一點：這種說法對上一輩來說可能是valid，但由我這一輩80後開始肯定不是。我第一次去六四晚會是09年，亦即是反高鐵運動那一年。對我來說，平反六四，跟反高鐵的不公義，從來都是一體兩面的事，而從09、10那兩年六四晚會人數創新高來看，我相信這種說法都apply在他們身上的。因此我相信，年復年爭取平反六四，就是對本土民主運動的另一種參與。

3. 早前讀一篇關於六四事件的英國檔案解密報道，見到報道下面有個留言：「又消費六四情意結」。我驚訝，原本咁都叫消費？唔係fa？對很多人而言，參加六四晚會既然「沒有用」，那只會成為一個幫泛民和支聯會「吸金」的場合。事實上，李卓人何俊仁張文光長毛等等等等，從來沒有因為29年來的六四晚會而變成富豪。相反，不少晚會得來的資金的確是落在中國民運人士手上，發展公民社會。司徙華生前提過，每一封由支聯會寄給在囚民運人士的信，每一年六四晚會的人數，共產黨都會數著。你可以不滿意支聯會這班人做事守舊保守老套，但如果肉眼見不到「功效」，就等於「沒有用」，就等於消費情感，那無疑是對希望政治一個極度狹窄的理解。情感往往依附於一種時間性（temporality），如果你要求一種短期目標的效果論，要證明「因為我參加了六四晚會，而今年的晚會又成功令共產黨削弱了xx%」，這無疑是不切實際，甚至變成一種虛無主義（邏輯上你今晚如常食飯瞓覺，都唔保證你長命百歲的）。但如果我們將時間性拉長一點，對目標的理解闊一點，六四晚會（及其他民主運動的episodes）其實已經發揮了不少肉眼見不到效用。例如09年後年青人政治參與大幅提升，而共產黨的authority亦由爭取認同、統戰，變成赤裸裸的鎮壓，正正反映政權的合法性不斷被削弱。因此我們不應因為覺得「做乜都無用」，而絕望，遠離政治，拒絕理會六四。如果改變對情感的時間性的理解，現在正是希望的開始。

虛無主義是極權統治的最佳戰友。我知道決定了不去晚會的人不會因為我講幾句cliché 的話而改變主意。我失望的不是香港未有民主，共產黨未被推翻，六四未被平反（again，這是情感的時間性的問題），而是發覺原來身邊不少朋友已經慢慢被虛無的氣息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