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沒有恐懼的理由

 一直以來,我都不認為中共政權近年(即2014年後)的對港政策是經過仔細計算得出來的周詳計劃,而是因應國內、外形勢,以及香港本土力量掘起而見步行步得出來的結果。與其討論中共政權如何透過監禁和監控去為香港社會製造恐懼,不如討論中共自身的恐懼。

恐懼在政治行動中是雙面刃。對民間社會行動者來說,恐懼會令人對集體行動卻步,而克服恐懼則是參與行動的最低門檻。對當權者來說,恐懼社會變革及失去權力會令他們加大力度打壓,但同時又可能間接製造社會變革的契機。例如社會學者Jack Barbalet的研究便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的英國,英國政府因為懼怕急速掘起的工人階級力量,所以逐步將工會分子納入體制,讓他們參與決策,平息激進工人運動。這一舉動看似是「行政吸納政治」,但確實令工人薪酬及福利保障得到提升,而選舉權亦得以擴大。

回到今天的中國,可以令當權者恐懼的事多的是。先不計香港、新彊的反對力量。經濟下行(詳見孔誥烽教授的多篇分析)、中美關係、中共內部權鬥等等,都足以令決策者(數到最後,即習近平本人)做出看似合理但其實錯誤的決定。我們當然不能用上述英國的正面例子直接比較,畢竟會否出現正面的結果必定取決於很多未知因素。但重點是,社會/政治行動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為它們除了有我們眼所能見的後果(manifest effect),亦必定有隱藏的後果(latent effect)或不經意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所以會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轉折點(critical juncture)。例如近日傳出的選舉制度改革的新聞,隨時大大削弱民建聯的力量(詳見林輝的分析)。將來沒有了民建聯的蛇齋餅糭和地區動員,有誰敢肯定選舉制度改革一定有利當權者的長治久安?比賽一日未完,一日都未知最後結果呢。

處身極權社會及鬥爭年代,重點是調整希望的timescale(這一點我之前說過,但錯手delete左個post)。我們不要期望一些眼所能見的效果,也不要執著計算每一個行動的成功率,因為這些東西現在都變成unforeseeable,做好當下最immediate可以做的事,就是最好的處世方式。只要你還有自己的崗位,就在該崗位努力,那怕只是令一個人由藍轉黃,那怕只是自己真誠磊落地做人,那怕只是將自己的子女教育成有尊嚴的人。我肯定有些人會很看不起(或者嚴重誤解)everyday resistance的意義和力量,但做好自己範疇的事,對於整場抗爭運動即使不是sufficient condition,也是necessary condition。何桂藍可以在法院內腰板挺直,其實每個人每日在每個生活範疇都可以。

對家而家驚到瀨屎瀨尿,我地有乜好恐懼?有乜需要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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