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為什麼乞人憎？

施政報告公布之後，香港人怨聲載道，似乎特首曾蔭權的民望似乎又會進一步下跌。其實近年來，曾蔭權的民望只有跌，沒有升。雖然曾蔭權說「民望如浮雲，他個人並不在乎」，但民望始終是市民對政府及官員的滿意程度的指標，而民望持續下跌多多少少亦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其實是日益增加。因此，如果曾蔭權還有一點政治智慧，也許應該好好檢討一下自己那裡出了問題。

第一宗罪：反智
曾蔭權曾自稱是典型「香港仔」，所以筆者有理由相信他的腦袋也充滿著典型港式反智思維。香港人對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詞彙十分熟悉，諸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全球化」等等，都是香港人是朗朗上口的詞彙。然而，當你仔細問一問他們其實知不知道這些詞彙是怎麼解或是所指什麼的時候，筆者相信十個人之中起碼有八個是不知道的。可悲的是，香港人喜歡將這些似是而非的詞彙奉為教條。事實上，曾蔭權就如一般香港人一樣，喜歡將「某某主義」奉為教條，但實際上對那些教條一知半解。就拿「自由市場」這香港第一教條為例，曾蔭權和其管治班子曾多番表示「香港乃是奉行自由市場的地方」，所以對所謂政府干預市場都十分避忌。「自由市場」最最最基本的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與市場的競爭，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去確保每人都有公平的「參賽」機會，從而建立一個自由競爭和以市場力量調節的自由市場。不幸的是，當曾蔭權天天妁「自由市場」掛在口邊的時候，香港的自由市場已經變成「自由地壟斷市場」。受惠於政府的高地價及勾地政策、對地產和金融業(超)高利潤的容忍，和對公平競爭法及最低公資的長期漠視，香港的商界和地產巨鯨越來越自由地壟斷本地市場。香港人一方面要忍受那些大型商場和巨型發展商旗下的樓盤逐步蠶食香港的土地和空間，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日用品的物價一天比一天高(主要是因為兩間大型連鎖超市壟斷了日用品供應市場)，這怎叫香港人不會一肚怨氣？

第二宗罪：強權管治
回歸十二年，我們看到的香港特區政府所做的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權管治。這種管治由曾蔭權接任接首之後更見明顯。特區政府管治失效，除了是因為欠缺民意基礎這核心問題之外，亦是由於特區政府不能如以往殖民政府可以以一種與部分資產階級(英資)達成政治共識和凌駕於各利益集團的制度去維持其管治。政治環境的轉變令利益分配的問題表面化，而普遍香港人亦期望一種比的殖民管治更開放的制度(基本上以往權力架構是封閉的)。或許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認真審視過整個制度及社會基礎上的改變，所以當政府推出的政策不得民心時，往往顯得不知所措而變得「霸王硬上弓」和「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最近期的例子一定要數石崗菜園村的收地問題。筆者在中學時期已經聽聞過廣深港高鐵這基建項目，但筆者如不少香港人一樣，在過去數年間對高鐵的規劃和諮詢一直都被蒙在鼓裡，直至最近菜園村收地事件鬧大了才知道原來高鐵已經準備上馬。對菜園村的居民來說，這就等於政府可以不經諮詢而向他們收地，即使政府的賠償多少金錢，這實際上與掠奪私有財產無異。事實上，曾蔭權所領導的特區政府那種「先拍板決定，後諮詢」的假民主施政方針已經越來越不得民心。這是因為政府本身已經沒有民意基礎支持，而推行政策時亦沒有經過諮詢以達成社會共識，令香港人感覺到有一種強權壓在他們的頭上。視民意為洪水猛獸，就間接等於將人民排擠於決策之外。「我嘅意見，就係代表香港人整體既意見」這句話，潛台詞其實是「民意在我眼中從不重要」。這種強權管治絕對不是香港人想要的。

第三宗罪：沒有為香港的心
不少人說曾蔭權的管治比董建華更差，筆者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曾蔭權從來都不會將自己當作「公僕」。如上文所說，自稱為「香港仔」的曾蔭權的確遺傳了不少「香港仔」基因，例如縮骨、御膊、走精面等等，而當AO出身的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之位後，這些特徵更是表露無遺。譬如說，曾經在特首競選戰中表明要在任期之內訂出普選路線圖的曾蔭權，就以本屆特區政府不可處理2017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為由，不肯提出香港的普選終極路線圖。我們暫且不評論曾蔭權有沒有為香港人向中央表達對民主的訴求的勇氣和承擔，但我們明顯見到的是曾蔭權對這些敏感議題所採取的態度就是避之則吉，但求「做好呢份工」。就算我們討論的是最本土、最基層的議題，我們見到的是曾蔭權只聽見地產商賺少了錢的抱怨，卻聽不到123萬貧窮市民的訴求。這是一位「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這是一位特區首長應有的表現和態度嗎？

筆者相信上文只是香港人對曾蔭權的不滿的Snapshot，香港人真正不滿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曾蔭權與其一天到晚只懂在喊「我會做好呢份工」、「和諧家庭」等政治口號，不如花些時間想想為何港人對他和他的班子的不滿越來越強烈。正如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