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化已經踏入第二波的高峰。資金、資訊、各種文化符號在全球自由流動和傳遞，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各層面都影響着世界上每個國家以至每一個人。當中最顯著而又最為人所熟悉的現象，當然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和影響。科技的進步令資金得以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自由流動，而各民族國家的地區性整合更令經濟活動，例如貿易、生產工序等，不再受彊界所限制。有論者認為經濟活動自由化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消滅貧窮以至發展經濟甚為重要（Wolf, 2008）；但有另一派論者則認為，經濟全球化不但令發展中國家國內的低下階層及低技術勞工難以受惠，令國內出現社會分化，更導致了「新殖民主義」的出現（Rodrik, 2008; Weatherby, 2003）。雖然各學派的講者對全球化的影響評價不一，但無可否認的是，衝着全球化浪潮，尤其是針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而衍生的「反全球化運動」在近二十年間迅速成長，而反全球化的訊息亦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和公民組織網絡的複雜化而在全球散佈（Evans, 2008; McMichael, 2000）。作為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擊」，墨西哥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下稱EZLN）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可謂意義深遠。它不但揭開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降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也是作為反全球化運動之全球化的起步點。本文將首先回顧經濟全球化如何導致墨西哥國內衍生出反全球化運動，並以EZLN為個案研究，探討反全球化運動主要針對的議題，以及反全球化的訊息如何透過各種途徑在全球各地遍地開花。
歷史背景：墨西哥的發展歷程
墨西哥尚未立國之前，本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十五世紀，歐洲航海家哥倫布發現了拉丁美洲大陸，西班牙的殖民者首先帶來的是天花等傳染病，令大量印第安人死亡，之後更實施驅逐佔地及強制勞動等政策，而種族隔離的政策更將墨西哥土地上的居民分為三個階層：頂層是西班牙殖民者，之後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及非洲黑人的混血，而最底層的則是印第安人及非洲黑人（吳音寧，2003）。墨西哥被西班牙殖民者統治近三個多世紀，至1821年才正式獨立。然而，正式立國的墨西哥在社會及經濟結構上仍維持着嚴重的不平等。經濟上，財富仍留在少數外國投資者或本國的上層階級手中；社會上，印第安原住民仍然處於社會上的底層位置，瑪雅文明的傳承也愈來愈受到威脅。
獨立以來墨西哥國內的經濟及社會不平等一直持續，至19世紀中期更有獨裁者迪亞斯（Porfirio Diaz）掌權。迪亞斯雖然是位典型的拉丁美洲式獨裁者，但他的經濟政策卻促進了墨西哥的經濟現代化，他的經濟政策令國內的鐵路網絡增加了五倍，而對外貿易額更翻了九番，可謂當時墨西哥的經濟奇跡（Weatherby, 2003）。然而，迪亞斯的經濟政策卻無可避免地將墨西哥開放予美國資本家剝削，令對美洲實施「門羅主義」的美國進一步控制了墨西哥的經濟命脈，最重要的是打壓了墨西哥的本土意識，激化了城鄉矛盾與貧富懸殊（沈旭暉，2008）。在國內反美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墨西哥誕生了第一代的革命英雄：南部農民遊擊隊領袖查巴達（Emiliano Zapata）及北部遊撃隊領袖潘祖‧韋拉（Pancho Villa）。1910至1921年的革命不但推翻了獨裁者迪亞斯，更在1917年確立了土地改革憲法（Article 27），禁止外國人買入墨西哥土地，以及確立了土地集體公有制（Ejidos）。1934年，當時的總統卡丹拿斯（Lazaro Cardenas）更將4,400萬畝土地以公有制方式分配，並提供學校、醫院等設施予各公社的農民（Weatherby, 2003）。總括來說，墨西哥在上世紀三十至八十年代都實行「向美國說不」的政策，並在經濟上以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政策保護本國工業（諶國庭，2007）。
然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令原材料出口國的收入大減，而且進口貨品的價格卻急劇上升，令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墨西哥在內，陷入債務危機（Wallerstein, 2000）。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佈無力償還外債，被迫跟隨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計劃，進行一系列刪減福利及私有化政策，開始由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轉為向新自由主義靠攏（Harvey, 2008）。總統沙連拿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更提出「新民族主義」及「新社會主義」，指出墨西哥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及對外開放的需要，放棄反帝、反霸及反美的口號，改為以通過對話來捍衛主權及民族國家，避免在國際關係中採取對抗的態度（諶國庭，2007）。沙連拿斯除了讓墨西哥退出了代表發展中國家的G77而加入代表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加入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1990年，美國及墨西哥就簽署NAFTA達成了共識，其後加拿大加入了談判，而三國則於1992年8月正式簽署了NAFTA，並訂於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NAFTA的目標是在十至十五年間，在成員國之間取消各種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實行零關稅，以及商品及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等（諶國庭，2007）。自此，墨西哥便需要向美國開放國內的農業市場，讓美國農產品大量流入，同時工業市場也被打開，讓跨國資本及投資者到墨西哥投資及使用其廉價的勞工。
墨西哥經濟自由化與查巴達運動的興起
墨西哥自從與美、加兩國簽署NAFTA，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實行以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政策以來，整體經濟實力大幅提升。2004年，墨西哥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為5,940億美元，由1994年的世界排名第十五位躍升至當時的世界排名第九位，超越巴西成為拉丁美洲各國之首，並且成為了世界第七大的出口國（人民網，2004）。總括來說，NAFTA的確大大刺激了墨西哥的經濟增長，同時也降低了國內的通貨膨脹、促進了對外貿易（區域內貿易額由1993年的3,060億美元增加至2002年的6,210億美元），以及吸引了大量的外資（自1994年以來年均吸納120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諶國庭，2007）。
從上述的數據看來，實行經濟自由化及與全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接軌，對墨西哥來說可謂有利無弊，但為何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會激起了EZLN的農民武裝革命，至今天仍對墨西哥政府構成一大威脅？事實上，墨西哥自從實行經濟全面自由化的政策之後，經濟及社會資源分配愈見不均，財富正高度集中於一小撮大財團的手中，而墨西哥的本土市場，基本上只由二十二個龐大的本土金融集團及二十個外國集團佔領；而國內的出口商亦僅有十個生產集團，壟斷了整個製造業。這導致墨西哥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由1994年的百分之五十，上升至2006年的百分之六十多。因此，墨西哥的高增長對普羅大眾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不少人更因此而北望美國尋找出路，國內出現大批移民潮及偷渡潮（張翠容，2009）。
與此同時，NAFTA的簽訂雖然帶來更多來自美國的投資與貿易，並在美墨邊境的出口加工廠區（西班牙語為Maquiladora）創造了大量的製造業就業職位，但由於南部貧窮省份人口湧至該區，令勞動力過剩，勞工欠缺議價能力。當墨西哥製造業的總體生產力大幅上升時，勞工工資卻反而下降，令墨西哥成為全球化下的另一血汗工場（張翠容，2009）。此外，當大量外資工廠湧入，製造業產生的空氣污染比簽署之前增加了兩倍，而在NAFTA簽訂的頭四年，十多間美資林木公司集中在墨西哥南部未開發的森林區設廠，令墨西哥的森林覆蓋率由1990年的百分之三十下降至1999年的百分之二十八（諶國庭，2007）。正如學者Wallerstein（2000）所言，為了維持資本積累及保持債務週期的消費力，跨國資本企業往往傾向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工資較低、有大量農村人口作廉價勞動力、環境保條護例較寬鬆的邊陲國家進行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及將污染成本外化（Externalization），而這種情況亦正正在墨西哥國內出現。
經濟自由化對墨西哥最致命的影響，是在農業方面，而這亦成為了EZLN武裝革命的導火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墨西哥政府對農業一直採取高度保護的政策，並對進口農產品實行許可證的制度，又對國內的農業生產及農產品進行補貼。但自債務危機爆發之後，墨西哥政府的結構調整改革由城市逐漸擴展至農村，並開始清除對傳統農作物的生產補貼。1992年，墨西哥議會通過了對憲法Article 27的修改，宣佈停止實行土地分配，並對原本屬公有制的農地進行私有化，土地可自由買賣（王翠文，2007）。簽訂NAFTA之後，美墨兩國確立了逐步清除關稅的協定，來自美國的高梁、芝麻、種子及向日葵在零關稅下進入墨西哥市場，而在1995年起，墨西哥政府更對美國的小麥、玉米及大豆的每年進口配額增加，並在2007年12月對大豆及玉米實行進口零關稅（王翠文，2007）。
在簽訂NAFTA之後的六年，由墨西哥出口到美國的農產品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得益的主要是種植商業作物（如水果、蔬菜及花卉）的大農場，只有少部分小農戶有足夠的資金、技術及基礎設施，從種植傳統作物轉為種植商業作物。種植傳統農作物（如大豆、玉米）的農戶則要面對從美國進口的廉價農產品的競爭。由於糧食價格是由國際市場的供需所決定的，當墨西哥的主要糧食市場對外開放，大量的廉價進口農產品迅速地佔領墨西哥的糧食市場。美國對墨西哥的農產品進口不斷增加，水果進口增加兩倍多、棉籽增加1.6倍、大米增加65%、高梁增加36%。這些仍享受着巨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湧進墨西哥的糧食市場，在十年間導致了130萬的墨西哥農民破產（諶國庭，2007）。
EZLN的農民革命亦在此背景之下出現。位於墨西哥東南部的嘉巴斯洲（Chiapas）是墨西哥境內其中一個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地區。當地的農民以種植咖啡及玉米為生，墨西哥百分之三十五的咖啡便來自嘉巴斯洲。但咖啡及玉米屬傳統農作物，價格低廉，利潤本來已經不高，墨西哥簽訂NAFTA之後大量具競爭力的美國玉米湧入墨西哥糧食市場，令嘉巴斯洲的農民處於更不利的境況（郭少棠，1997）。當地基建落後，有近三成多人是文盲，而農民則處於極度貧窮狀況，甚至只能以咖啡代替奶粉來餵小孩。即使嘉巴斯洲本身擁有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但油氣只是不斷的向美國跨國企業輸出，當地的印第安原住民一點利益也分不到，晚上只能點蠟燭或煤油燈。這是因為自八十年代債務危機以來，墨西哥仍持續負債近千億美元，國家石油公司Pemex雖屬國營，但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石油是輸到美國以償還利息；而由於墨西哥缺乏煉油技術，所以只能從美國再購入汽油，但高昂的油價卻墨西哥貧民難以負擔（吳音寧，2003；張翠容，2009）。由此可見，嘉巴斯洲的貧窮狀況，其實是墨西哥整國貧富極度不均的縮影。
終於在1994年1月1日，即NAFTA正式生效那天，嘉巴斯洲爆發了農民武裝革命。當地農民組成了EZLN，帶上鴨嘴帽，把面蒙起來，開宗名義表明這是一場解放土地的革命，而其名字「查巴達」則正正是紀念1910年墨西哥南部農民革命領袖查巴達。EZLN表明， 1992年墨西哥議會對憲法Article 27的修改嚴重損害了印第安原住民的利益，令他們失去土地的擁有權，而利益卻一面倒傾向了生產商業作物的大農場和佔有比較優勢的美國農產品（McMichael, 2000）。《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指出，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令北部地區受益的同時，墨西哥南部的農民卻處於被政府遺棄的處境（王翠文，2007）。EZLN的武裝革命亦正正代表着本土居民對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全球化的反響，正如EZLN副總司令馬可斯（Subcomandante Marcos）一篇文章所稱（馬可斯，1994，引述自吳音寧，2003）：
嘉巴斯洲正從許多管道失血：從石油及天然氣管道，從電線、鐵道、銀行帳戶，從貨車、卡車、船和機器，從走私、縫隙及森林小徑，這塊土地持續向帝國主義者進貢，石油、電、牛隻、錢、咖啡、香蕉、蜂蜜、玉米、蔠草、可可、糖、鹽、高梁、芒果、羅望子、酪梨，嘉巴斯洲的血液流失了，因為數以萬計的管道插入墨西哥東南方的咽喉。成千上萬的資源被送往墨西哥的港口、火車站、飛機及貨運中心，再從那裏送到世界各地——美國、加拿大、荷蘭、德國、意大利、日本，但都是為了同一目的，餵飽帝國主義者……。
同時，EZLN的農民革命也是一場原住民文化保育之戰。雖然今天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墨西哥人都有着印第安的血統，但印第安原住民現時只佔墨西哥總人口大概百分之七，並有每年下降的趨勢。因此，EZLN也聲稱革命是為印第安原住民爭取權益，希望瑪雅文化得以維持。事實上，自墨西哥被西班牙人殖民以降，印第安原住民一直都處於社會的底層，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經濟自由化政策更對印第安原住民所居住的山區毫無好處，當地居民依然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醫療設施也欠奉。加上印第安瑪雅文化一直不受墨西哥政府重視，印第安人甚至認為政府鼓勵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傳播是意圖令瑪雅文化覆亡，所以極力排斥西班牙語言（郭少棠，1997）。EZLN的革命，正是要求保育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化，而在現時EZLN的自治區中亦致力保留印第安的語言、衣著、儀式等傳統。
由此可見，EZLN雖然是一場由農民發動的革命，但卻代表了廣泛墨西哥人民對新自由主義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回響。墨西哥加入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行列，無疑令整體國民收入增加，但問題卻同時出在如何將增加的收入，有效地惠及國內的低下階層。尤其當農業市場打開，農民未能受惠之餘，收入更受進口農產品打擊，顯示墨西哥政府未能有效對農民提供補貼以助他們轉種商業作物，適應新市場的環境。加上墨西哥本身受制於債務問題，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根本未能帶來充裕的收入，甚至加大了國內貧富懸殊的問題。種種因素成為了EZLN掘起的導火線，而在嘉巴斯洲發生的武裝革命，則成為了反對經濟全球化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斷擴張的象徵（張翠容，2009）。與此同時，EZLN的革命亦反映了全球化之下本土居民對國內精英階層未能照顧到國內不同階層的利益的不滿（McMichael, 2000）。當發展中國家國內的精英階層有權制訂國家發展藍圖，如決定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往往都忽視了國內不同階層，以至不同文化社群的需要，而EZLN的革命則正正展示了本土居民由下而上的力量，也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有需要檢視或改變以往由上而下精英管治的政治生態。正如學者Harvey（2008）所言，EZLN的革命並非奪取政權，而是追求一種更廣泛包容的政治，並藉此動員整個公民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下找尋新出路；並照顧到不同群體的特殊需要，讓他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查巴達運動的全球化
有「全球第一支後現代遊擊隊」之稱的EZLN發動的雖然是反新自由主義運動，但在宣揚此訊息上，EZLN（尤其是其副總司令馬可斯）可謂把握了全球化的「精粹」。早在1994年EZLN策動武裝革命那天，互聯網上竟然忽然同步出現了一批EZLN的網站，當武裝革命第二天各國驚訝地發現墨西哥東南部多個城市受武裝分子襲擊的新聞，同一時間全球各地都可從網絡上得悉，貧窮的印第安原住民村落發動襲擊的原因（沈旭暉，2008）。EZLN成功以最少的資源，將反新自由主義及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訊息傳到世界各地，需知道當時連不少國家政府也還未設有網頁，EZLN以網絡宣揚反全球化訊息，可謂震驚全球。自此，不論是EZLN的革命訊息、副總司令馬可斯創作的文學作品、EZLN遊擊隊那蒙面圖騰，抑或是世界各地「革命愛好者」及國際媒體與EZLN的通訊，都透過互聯網的散佈及傳遞。學者Giddens（2000）提出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出在現今高度現代化的時代，發生在遙遠地區的事件對我們的影響比以往的時代來得更直接、更迅速，而相對地個人或地區事件的影響卻又往往是全球性的。藉着互聯網的推動，在地與全球的關係得以延伸（Stretch），在全球化下的不同地方及區域亦得以像網絡般聯繫起來。從EZLN的例子所見，EZLN在地的武裝革命及反新自由主義的訊息，瞬間傳遞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個別國家的社會運動，其意義可以是跨越整個公民社會光譜的，並在跨國層面上推動了不同形式的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當中包括全球工人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等；而世界社會論壇則成為匯聚不同在地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平台，令它們成為跨越全球的組織性力量（Evans, 2008; Harvey, 2008）。
另一方面，EZLN也透過不同的文化符號擴展其的影響力及「知名度」。EZLN副總司令馬可斯曾經提到，他們蒙面是為了避免身份曝光，免遭政府逮捕，同時也是為了向世界揭開墨西哥的面罩，讓世人看清墨西哥國內底層生活的真實。但EZLN的面罩卻引發了極大的想像空間，成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象徵符號，更有意無意地成為了墨西哥流行的文化商品。據曾經到當地採訪的記者記錄，EZLN所佔領的自治區已成為墨西哥的旅遊熱點，區內有大量有關EZLN的商品供遊客購買，包括明信片、鑰匙圈、日曆、小木偶、馬可斯肖像汗衫、馬可斯創作的詩集及故事集、馬可斯筆下的黑色蒙面甲蟲，當然少不得EZLN的蒙面面罩（吳音寧，2003）。當年EZLN為了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才走上革命之路，但今天卻變成另一個哲古華拉——成為了文化商品，並在市場上大行其道。有論者甚至將此現像喻為「革命迪士尼化」，意指自治區彷彿已成為革命的「樂園」，以革命作為主題（Theming），讓遊客像置身革命基地，同時大街小卷都充斥着以革命為題材的商品（Dedifferentiation of consumption），讓遊客走到每個角落都像在「消費」革命思想（沈旭暉，2008；Bryman, 2001）。當然，這可能只是不經意的後果，但以此將反全球化思想傳遞的方式的威力卻是不容忽視的。
總結：EZLN對發展中國家及反全球化運動的啟示EZLN之所以成功掘起成為全球第一波的反全球化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墨西哥政府在參與經濟一體化的全球大趨勢時，忽視了國內不同群體的利益，而且沒有適當地處理國內貧窮懸殊的問題。這充分反映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必須照顧到國內低下階層的需要，尤其是農民及國內初生工業，否則隨時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正如Rodrik（2000）所言，國家政府需要在自由市場與本土需要之間作平衡，也不應濫用自由貿易中「公平」的概念，需要適切地干預市場以保障本土工業的權益。另外，對於國內不同的文化群體，如墨西哥的印第安原住民，政府也有責任確保他們的土地在經濟全球化下免遭大農場或大企業吞噬，讓他們有尊嚴地維持其生計及本土文化，因為這不只是經濟考慮，更是人權的問題。否則，只會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動力量。EZLN作為反全球化運動的起步點，反對自由市場的過度擴張及爭取原住民權益不過是運動的眾多議題之一，之後興起的還有針對環保、女權等，顯示出「反全球化」已成為了全球的大趨勢之一。同時，EZLN也代表了本土居民起來抗衡跨國資本企業及國內精英階層的起步點。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及組織的複雜化，不同形式的反全球化運動已在跨國層面上形成了龐大的網絡，在全球及在地的不同空間尺度上抗衡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資源掠奪、文化霸權等；而亦只有將全球公民社會的力量有機地連結，才足以抗衡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四散分離的勢力，自下而上地尋找替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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