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年

真的，原來還有很多人願意當瘋子。廿二年了，燭光還在維園燃點着。你真的會相信，自由仍是會開花的。我們跟着幾乎一模一樣的流程、喊着一樣的口號、唱着千篇一律的歌，為的是悼念八九六四的死難者，每年如是，風雨不改。六四晚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將歷史事件再次鑲嵌在我們記憶之中，而是因為它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繫起來，讓我們不斷的重新理解事件，認識事年對當下一刻的意義，並以歷史的教訓與經驗，思考中國的未來。

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要求的當然是中共需要重新評價及交待事件，且對死難者家屬賠償及道歉，更要揪出下令開槍殺人的主事者，對其罪行作適當的裁決。一個國家政權對人民道歉，直接關係到的就是認授性的問題。政權認授性可以是基於領袖魅力（如毛澤東）、傳統（如作為「天子」的帝王）或法理（如民選政府）。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共再沒有出現魅力型領袖，而傳統的枷鎖也在急速的社會及經濟現代化下消退。更重要的是，中共自1949年執政至今，根本沒有自由而平等的選舉制度令其政權得以宣稱是基於人民授權而執政的。中共當年以子彈換穩定（今天以金錢換穩定），勉強保住了政權。今天我們要求中共將八九民運確認為愛國民主運動，就是希望中國經過幾千年的帝制及個別領袖的魅力型（及獨裁）統治之後，可以一步一步踏上政治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要求中共道歉及追究責任，就是要他們承認當年以「不合法」也不合乎現代社會道德標準的手段來保住政權，並需以政治改革來獲得現代政權所需要的合法性。

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並以民主政體來保障中國人作為「人」的權利與自由。幾千年來，多多少少生活在君主制及傳統小農社會的中國人，一生中只有「家庭」/「集體」而沒有「個人」，只能臣服於「王權」/「習俗」而不能作任何自由選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經濟、文化、社會關係等範疇上放權，使它們走上了自由化的道路，成績有目共睹，但在政治上卻緊握大權，令中國國民仍未能體現作為「自由人」的價值及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八九六四之後，死難者家屬被嚴密監控而失去行動自由，被以言入罪而失去政治上的思想自由的民運/維權人士愈來愈多，而不少人的家園及農田「被強拆」、「被乾旱」，也沒有制度上的渠道表達自己的訴求。一個「被」字，成為中國國民失去作為「人」的權利與自由的代表符號，也是當代中國社會與「只有集體/王權而沒有個人」的前現代社會的共通點。但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應該有屬於自己以及自由的意志來為自己生活及幸福作出抉擇，在文化、經濟、社會關係等層面上如是，在政治上也應如是。有人會質疑這是以西方自由主義對人及制度的理解梗生生套入中國身上，但人權、民主、自由等至今已成了世界上「制度化」了的價值，任何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建基於這些價值之上。事實上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強調建設和諧社會首要的是「民主法治」，姑勿論這真是國策還是辯詞，也證明了任何國家都不能逃避民主化的責任。八九六四前後正值東歐變天，世界踏入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這浪潮在中國卻被共產黨以武力鎮壓下來；二十二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堅持要建設民主中國，是因為我們希望祖國能闖過政治現代化這最後一關。

上述這些不是甚麼新觀點，我只是不厭其煩的再說一篇。「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二十多年來仍是我們的堅持。我們每年到維園，將這份堅持承傳下去。我們有時或會感到無奈或無力，覺得改變不了現狀。司徒華先生生前曾經說過，不要看輕寫給在囚八九民運人士的每一封信，因為中國共產黨每一封信都會記錄在案，只要一天還有人寫信給他們，中共都會害怕，怕這件事仍未被人忘記。所以我們要堅持每年悼念八九六四，不要讓中共令我們（如陳冠中的小說《盛世》般所言的）集體失憶，同時令八九六四的歷史連繫上中國當下的處境，讓歷史作為前路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