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說服公眾國民教育科沒有「洗腦」的意圖，特首梁振英早前承諾會將科目中有關當代中國的教材上載網頁，讓公眾監察。然而，教材只是科目的一小部分，所謂「魔鬼在細節裏」，我們不妨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文件指引》（下稱《指引》）所建議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方式，仔細分析此科是否「洗腦」科目，以及「洗腦」對我們下一代的影響。
首先，我們應當先了解「洗腦」究竟所謂何事。冷戰時期，美國中情局曾經對共產國家對人民洗腦的方式進行研究，指出對人類行為控制的第一步，就是要讓人清楚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正如小孩知道父母、老師等人會透過責罵、訓導、評分等方式，對其行為加以操控。由於操控者與被操控者的關係往往是建基於極大的權力不對等，被操控者對操控者幾乎是完全的依賴，所以被操控者即使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也不能或極少作出反抗或挑戰權威的行為 [詮1]。正如學生雖然間中會違反老師訂下的班房規則，但卻不會推翻「老師/學生」整套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畢竟學生是需要依據老師的教導及評分來完成學校課程的。
但亦有學者指出，這種建基於「服從」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其實不能完全令被操控者「完全認同」或「內化」操控者所訂下的準則 [詮2]。因此，操控者需要透過多個層面的監察來確保被操控者的行為「達標」。同時，操控者也會透過控制環境因素，令人在社會壓力下產生服從，又會以各式各樣的懲罰方式來對被操控者的行為加以箝制，例如是在心理及心靈層面上令人感受到威逼、排擠等 [詮3]。所謂「洗腦」，正正就是透過權力不對等—監察—環境壓力—懲罰的連串關係而令被操控者在面對是非判斷時，繞過其理性思辨能力而直接認同操控者所給予的信息，達到所謂「洗腦」的效果。
事實上，當我們不難發現《指引》裏有關國民教育的建議教學方式及評核標準的描述，與上述有關「洗腦」的分析是頗為吻合的。特區政府經常強調國民教育科不涉及「洗腦」，但卻要求學生需要達到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感和歸屬感等以情感為主導的標準。《指引》明言，國民教育科的教學，將以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的方式推行（見第119-120頁）。同時，《指引》也要求學生了解國家憲法、承擔國民的責任，以及認同國家發展的努力及成就，但在一黨專政、法制不全、公民權利受壓制等問題上，卻以「客觀和理性」為名，將這些問題通通當成「困難與挑戰」。在評核方式上，國民教育科要求教師了解學生國民素質的轉變和發展，觀察學生有否在情感觸動以至態度上有所轉變，例如要求教師觀察學生有否因為成為升旗隊隊員而感到光榮 〈見第90頁〉、或問學生會否「像運動員一樣，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有感動流淚的感覺」（見「德育及公民教育資源網」內名為「生活事件：我學會了唱國歌」的教材）；《指引》又要求學生以問卷及分享方式互相評核。正如上述對「洗腦」的分析所言，基於學生對老師的服從及依賴，學生難免會不知不覺地調整自己的行為來達到所謂「愛國」或「認同國民身份」等標準；而同儕互評的方式，亦會製造一個互相監控的環境，令學生在群眾壓力下順從課程的要求。
我們當然相信香港教師的專業教學，但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一個名為「香港新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論壇上提到，「如果三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詮4]。根據此言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教育局將來大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而教師在壓力下，很可能會加大力度監控學生，務求令「製成品」達到教育局訂下的標準，學生面對「洗腦」的壓力亦自然大增。
如果國民教育科真的以上述「洗腦」方式，要求學生達到以情感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那後果將會不堪設想。正如學者Perry Elizabeth指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正是透過「批評及自我批評」、「思想改造」等洗腦方式來操控人民對共產黨的情感，達致群眾動員及打擊敵人的目的 [詮5]。熟悉香港歷史的讀者都會知道，這種盲目「愛國愛黨」的情感直接催生了六七暴動。毫無疑問，我們有需要叫停這種以「洗腦」方式來操控學生情感的教育，畢竟小學生仍未有足夠能力以自主思考抵抗「洗腦」。
讀者們當然會問，為何特區政府硬要推行問題多多的國民教育，寸步不讓？事實上，北京早於1991年，便為香港訂下了五大參與國家的項目，當中包括了「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範疇」。但回歸後，多項調查均顯示香港青年對國情認知「不理想」，不少人更不知道國家主席是誰等基本國情。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更加大力度推行「人心回歸」的工程，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回歸十周年訪港期間更指明特區政府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翌年4月14日，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隨即通過了一份名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的文件。文件應中央政府要求，指明「政府需要在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加大力度」，更建議以「潛移默化、先易後難」的方式滲透學校。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亦已在去年赤裸裸地表明，德育及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教育」，要教年青人「要聽中央政府的」。由此看來，國民教育根本就是一項迎合北京的政治任務﹗
同樣令人憂慮的是，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時對相關機構、活動、教材的鉅額資助，從來都不公開、不招標、不諮詢，當中包括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為人詬病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以及由教育局、中聯辦共同支持的「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滙聚火車團。即使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公開表明《手冊》部分內容偏頗，但卻沒有要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徹回《手冊》，或呼籲學校不要使用《手冊》，這令人懷疑國民教育的推展，其實是特區政府、北京與北京友好機構的黑箱作業。
諷刺的是，雖然特區政府不斷強調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但有研究發現公民教育是否獨立成科，對學習成果的影響其實微不足道 [詮6]。既然國民教育本身已問題多多，特區政府就更加不應硬推此科而犧牲學校教學的自主性。更甚的是，這種潛移默化的洗腦教育，比明刀明槍的廿三條立法更令人膽戰心驚，因為它足以剝奪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的思想自由。這種剝奪思想和教育自由的做法將嚴重侵蝕香港核心價值和摧毀一國兩制﹗
詮1：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5 April 1956, A Report on Communist Brainwashing, http://home.netcom.com/~ncoic/brainwsh.htm
詮2：Kelman H.C. & Hamilton V.L. 1989. Crimes of Obedience: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詮3：Pile, Lawrence A. Thought Refor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del
詮4：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3/1/7/1021317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31742&mdate=0608002457
詮5：Elizabeth, Perry. 2002. Moving the Mass: Emotional Work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2): 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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