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再思國民教育、愛港力、愛港之聲、香港青年關愛協會的前世今生

近兩、三年間，香港社會出現了一大堆左派「奇人異士」。他們「愛」字行頭，不但在國民教育的教材明刀明槍地宣揚愛國訊息，更以各種方式大力支持左派特首梁振英。回顧歷史，雖然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自97以來已經加緊推行一系列的國民教育工程，務求重塑香港人的國族意識，達致人心回歸 [1]，但這些「愛國愛港」工程在幾年前仍以「偷雞摸狗」的形式進行。例如特區政府之前推行的國民教育，一直都以德育及公民教育為名的框架下推行，而2008年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發表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也只是建議以「潛移默化、先易後難」的方式滲透學校。像《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如此明目張膽在香港宣揚中共「偉、光、正」的愛國教育，之前從未發生。另一方面，即使一眾親共政黨在董、曾兩朝，都在立法會大力為特區政府護航，在梁振英上任之前亦一直未見有類似「愛」字頭的團體，以打記者、搞遊行、在立法會直接與民主派開火等方式為政府搖旗吶喊。

雖然很多專制國家都曾出現明刀明槍地支持政府的團體及遊行 [2]，但這些東西近年突然在香港大量湧現 [3]，絕對是我們需要理解現象。要了解這些國民教育的出現及愛得瘋狂的愛國團體（特別是梁振英上任以來）何以會選擇用如此明目張膽的「鬥爭」策略，我們必須從土共（即在香港的親共人士）在六七暴動所經歷的創傷——被中共「拋棄」——開始說起。我們或者可以參考張家偉在2012年所著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正如作者在自序中道，雖然六七暴動對香港社會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但這段歷史在主流論述中一直被輕輕帶過。立體地認識這段歷史，除了有助我們擺脫「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加快社會建設」或「左派暴徒在六七破壞香港」等片面理解，這些資料對於我們理解土共在六七暴經歷的創傷，以至他們何以在近年大舉反撲，亦有很大幫助。

稍有涉獵香港歷史的人都知道，六七暴動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引發的。然而，中國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已經展開，當時香港的左派並沒有借機發動反「民族壓迫」的抗爭。香港左派甚至沒有參與在1966年發生的九龍暴動，他們何以在1967年借一動普通的勞資糾紛而開展他們的鬥爭？《六七暴動》書中提到，1966及67年間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對六七暴動的形成尤其重要。第一是1966年尾澳門的「一二三事年」。1966年11月，中國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得如火如荼，澳門左派借一場警民衝突挑起事端，大舉發動示威、罷市等抗爭。12月3日，澳葡政府為控制局面，不惜出動軍隊射殺群眾，造成11名華人死亡、逾百人受傷。廣東政府隨即禁止輸出糧食和食水予澳門，最後澳葡政府屈服，向左派道歉賠償及驅逐國民黨在澳門的人員。澳門左派的大勝，猶如為香港左派打了一支強心針，在香港發動反英抗暴的抗爭。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影響下，香港的左派已經躍躍欲試。但準確來說，直接促成六七暴動的原因，是中共內部權鬥 [4]。長久以來，中共對港的策略一直都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中共建國後，一直以香港此英國殖民地為輸入外匯的「窗口」而沒有急於收回。然而，1967年1月，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被「革命造反派」奪權，一直主張「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對港英當局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的周恩來（及廖承志等人）已告失勢，港澳地區自此融入國內文革工作之中。香港新華社內一些由內地調派來港的官員也想將文革的極左鬥爭搬來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梁威林及祈烽備受壓力下，新華社成為六七暴動的真正領導及策劃者。本地左派工會在新華社支持下，在1967年5月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爆發勞資衝突後借機發難，成立鬥委會，並將事件定性為「民族壓迫」，並策劃一系列「反英抗暴」鬥爭。

1967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令香港左派得到強大的聲援。不少本地左派更誤以為中國即將收回香港。6月10日，《人民日報》更發表〈針鋒相對 堅決鬥爭〉的評論文章，新華社及本地左派在此高調聲援下更在六月下旬發動大罷工和罷市，企圖重演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癱瘓香港的場面。之後，他們更發動「真假菠蘿陣」，在香港各處擺放真假炸彈，令港英當局疲於奔命。然而，一如港英當局所料，國內的強大聲援始終沒有以實際行動配合。除了在罷工、罷市期間繼續向香港付運糧食（運輸人員在收到罷市後才折返內地），也沒有在左派發動「真假菠蘿陣」時提供武力支援，令左派的鬥爭的影響力大減，亦令本地民眾對左派怨聲載道。1967年8月，北京發生了紅衛兵火燒英代辦事件，周恩來親自向英國方面道歉，間接表明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1968年春，周恩來擺平了國內的奪權武鬥，隨即下令本地左派停止放真假炸彈，並令新華社糾正錯誤，進行總結，為時逾半年的「反英抗暴」終告結束。

由此可見，六七暴動的成因，是源於中共內部的權鬥引起，而新華社香港分社，則以「上有決策，下有對策」的方式，不理中共為香港定下的長遠策略，轉以文攻武鬥的方式配合內地的極左鬥爭。六七暴動雖然是本地左派跟從北京的（錯誤）指示而起的，但中共卻一直不肯承認責任，亦從來沒有就此明確肯定本地左派的愛國熱情。六七暴動令香港社會產生恐共情緒，左派勢力從此失勢 [5]。但與此同時，六七暴動也令很多本地左派受傷或入獄，左派工會勢力亦大受打擊。如工聯會黃國健在《六七暴動》中訪問所言，六七事件後，左派採取自我孤立政策，自覺被主流傳媒抹黑，形成一種「被圍困心態」及「被迫害情緒」。

本地左派一直依著鄧小平「韜光養晦，不當出頭鳥」的要求，隱忍四十多年，但他們壓抑的心理狀態，到回歸後仍一直未能釋懷。九七後北京為與資產階級結成管治聯盟，先以商人治港，再以AO（或用左派語言：港英餘孽）治港，本地左派一直未受重用。正如左派重要人物曾鈺成所言，左派這麼多年來都是「有辱無榮」。回歸祖國卻不受重用的酸溜溜心態可見一斑。直至梁振英意外上台，本地左派的情緒大爆發，彷彿再一次「頭腦發熱」。他們以「愛」字頭團體打頭陣，大力搶攻輿論陣地，到近月甚至採用四十多年前「武鬥」的方式，攻擊泛民主派支持者；在立法會內則不惜以罵戰方式（如馬恩國、蔣麗芸之流）與泛民主派開火，而早前王國興「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言論，便將這種「鬥到底」的心態表露無遺。本土左派近兩、三年的文攻武鬥，明顯就是六七暴動受創後的「大翻身」心態促成的。

這次本地左派的強勢回朝，是否如正如四十多年前一樣，是源於國內政治局勢的轉變 [6]，尚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社會正如六七暴動時一樣，逐步走向「反對派 vs 愛國派」、「自由 vs 共產」等二元對立的狀態。發掘及回顧六七暴動的歷史，不是要為誰翻案，也不是要證明誰應為當年的事悔疚，而是要老實面對自身的過去。六七暴動，是香港各派都應該認識的一段歷史，只有立體地認識歷史，才能走出對/錯、害人/被害等短路式思維，為香港的將來打下理性的基礎。

[1] Tse, Kwan Choi (2007), “Remaking Chinese identity: hegemonic struggles over 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3): 231-248.

[2] 阿藹《編輯室週記：還有甚麼國家有撐政府示威？》，於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201311

[3] 順帶一提，其實我們亦可稱撐政府運動為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簡單來說，反制運動就是社會某些團體，以社會動員的方式來反對他們不認同的主張或「對家」的社會運動。在香港而言，愛港力等團體近年的行動，可視為對民主運動的反制運動。自中英談判以來，中共雖然以各種或明或暗的方式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但卻從未以反制運動的方式對抗民主運動。

[4] 西方學者早已對國家政治對社會運動的構成有深入研究，詳見Sidney Tarrow, David Meyer, Hanspeter Kriesi等學者的著作。

[5] 孔誥峰（1997），〈論說六七〉，載羅永生編《誰的城市》。

[6] 以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以來的政策及言論觀之（例如打壓《南周》、維護毛澤東思想、「七不講」政策），他似乎並不是評論家所估計的改革者，而是一位像江澤民、普京般保守的領導人。本土左派近一、兩年的愈趨暴力的行為，似乎是得到中央的默許甚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