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面前，為甚麼需要思考？——《責任與判斷》的洞見

香港的政治文化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研究範疇。當近年政治鬥爭及政治辯論愈趨激烈的同時，卻有不少人仍以「我討厭政治」為名，將自己隔絕於政治社會。他們往往拒絕參與政治討論，迴避政治表態。在各種公民自由都被迅速收緊的環境下，他們選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沒有人會比道德哲學家Hannah Arendt更熟悉這種「沉默」所帶來的禍害，而《責任與判斷》則收錄了此現象背後成因——惡的本質及道德抉擇——的相關討論。Arendt是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逃往美國，並成為該地公民。戰後，她獲《紐約客》雜誌邀請前往耶路撒冷，聆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訊過程，並以文紀實。對Arendt而言，艾希曼雖然位居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之位，但他就像很多普通德國平民一樣，個性平庸，絕非本性兇殘之徒。但正正是這種普通人，選擇以沉默面對納粹政權，一一接受了納粹指鹿為馬的謊言及其荒謬的道德價值，結果成為了兇殘政權的幫兇。

就此現象，Arendt提出了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指出拒絕思考、不願意為自己所做的事下判斷的人，都會引「惡」入室。Arendt指出，雖然平常人皆有思考能力，但並非人人都願意運用。她引用蘇格拉底的洞見，認為思考即是在獨處時自己與心靈中的自我——即我的「朋友」——無聲對話。既然沒有人會容忍自己與一個曾經作惡的朋友共處，所以在思考的時候，我也不會容許自己和自己發生矛盾，即不會容許自己作惡。在思考中產生的自我一致性，是判斷是非的基礎，而在顛倒是非黑白的世代，這些判斷往往決定了一個人會否成為了邪惡政權的共犯。拒絕思考的人之所以選擇以「和稀泥」的所謂理性來辨別是非，是因為他們拒絕回顧思索自己的生命、拒絕在價值層面（即如何實現「人」和「生命」）思考問題，所以在面臨道德抉擇時，他們並無能力判斷，只能沉默地接受當權者安排的「現實」。

由此觀之，思考對我們人生至關重要，因為它呼喚我們的良知，幫助我們在危機時作正確、善良的決定。正如蘇格拉底所言，「未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一過的」。思考或會帶來痛苦，因為我們可能要作與主流不同的決定，但正如約翰．密爾所言，「寧做一個痛苦的人，也不要做一隻開心的豬」。大多數香港人一直以「經濟動物」自居（或為榮），但從來沒有認真想想自己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應該身處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在政治環境愈來愈專制的今天，我們是時候開始思考人生，老實面對「自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