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海裏的匠人精神

隨著電子讀物及電子產品的普及，資訊流動速度大大加快。這引伸了近年一些為人注視的問題：究竟電子書/電子讀物會否有一天完全取代實體書？在講求讀者可以參與即興創作的世代，實體書如何能做到所謂「互動」的功能？實體書的出版又如何能夠追得上讀者迅速轉變的口味及需要？在這些問題上，主流的討論似乎都錯置了問題焦點。最值得我們注視的問題，其實不是「實體書 vs 電子書」，而是在書籍出版的轉變過程中，文字工作中的匠人精神，正逐步失落。

電影《字裡人間》的一眾人物——辭典編輯——的故事正正對照出這種精神的失落。在玄武書房一個被眾人遺忘的一角，老總編輯松本正籌備出版名為《大波海》的新辭典。可是，編輯部面臨「人口老化」，老臣子荒木在這時決定退休，年輕編輯西崗也對編輯工作愛理不理。在西崗的女友介紹下，被錯編入市場部的語言學碩士馬締——一位愛讀書，但不善辭令、形象是典型宅男及「學究」的年青人——加入了編輯部，而《大渡海》的出版計劃亦正式展開。

可是，辭典作為文字生產最基本但相信是近年最少人翻閱的一類書籍，在電子辭典的普及下，正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故事背景設在1995年，正是手提電子產品開始普及的年代，實體的辭典開始變得可有可無，而玄武書房的社長更打算中止這個賺不到錢的出版計劃——一個預計需時十五年的計劃。在編輯部眾人努力下，出版計劃得以保住，但編輯部的人手卻因「成本效益」之名而被削減，只剩下松本、馬締及一位合約員工主理《大渡海》的編寫。這幾個人，以西崗自我辯護（及自嘲）的話來說，編輯部的人就像一班瘋子。事實上，他們「瘋」，不只是因為他們熱愛文字，準確來說是因為他們對文字工作有著Richard Sennett筆下的匠人般的技藝（craftsmanship）。

所謂技藝，就是一種抱着不求其他回報，只求把事情做到最好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講求「成效」、「靈活變通」、「即時回報」的新資本主義中日漸消亡，而電影開首荒木/馬締與西崗對文字工作的態度的對比正正說明這點。前者樂於埋首文字，追尋精確詞意，務求提升辭典質素，後者對工作抽離，並與生產出來的東西「異化」（或用香港人語，「打份工啫」）。前者對質素的追求，正好體現在他們每天的工作之中。他們在編寫新辭典頭數年的工作，就是每天對比現有辭典的詞彙及其註解，為其入檔，以及寫「詞彙卡」，即搜羅日常生活中較新的詞彙及為其加上註解。經過多年的詞彙蒐集，才能開始排版及校對（電影中的編輯們需要進行五輪校對及排版，比一般書籍都多）。這正是電影用「大海」作為其意像的原因。因為詞彙的蒐集，就像跳進大海，打撈值得收編的詞彙。電影中的新舊編輯，都沒有看輕年青人慣用的「潮語」。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們會仔細思考每一個詞彙背後的意義，並將之紀錄，而不是像當今的人打facebook status般「是是但但」寫了出來便算。這種對文字意義的執著——即使他們知道這些詞彙在十五年後未必流行——正正體現匠人精神。此外，松本對文字與圖畫主次之分的一絲不苟、馬締對辭典紙張「翻書感」的執著及絕不容許新辭典遺漏任何一個詞彙的態度，都是這種將質素放在首位的匠人精神的最佳體現。其實，馬締、松本、荒木都知道一本「完美」的辭典永遠都是一個生成的過程（所以馬締在新辭典的出版日便對荒木說：「明天就要開始做修訂版的工作」），但他們就是會不斷的將辭典改進，將每一次的修訂校對都做到最好。

編寫新辭典的工作，在外人（或觀眾）眼中極為沉悶。馬締、松本和荒木這些人，究竟是如何掌握技藝，以及讓其精神走進自己的生命？其實，寫字卡及校對等貌似十分機械化的過程，與福特式經濟生產並不相同。技藝不是單單依規則、程序來完成工作。它不但要求要求編輯熱愛文字，更在每天反覆演練（即手和腦反覆「對話」）的過程中，手和腦、實踐與思考達致合一，就像孩子在遊戲的過程中，與物件不斷互動對話，從而掌握技藝。在「慢工出細貨」的過程中，匠人在過程中得到愉悅，因為工作和製造物本身與其生活連結起來。換句話說，電影中馬締、松本和荒木在每天寫詞彙卡的過程中，不但將新詞彙記錄，每張詞彙卡到了他們的手，就等於走進了他們的生命，因為追求精確的詞意就是他們一生的志業（vocation）。正正因為字辭像海水般無窮無盡，所以每一個新詞彙就是他們追求更高質素和蒐集更多詞彙的動力。在這過程中，文字豐富了他們的生命（雖然他們不以此為工作本身的目的），讓他們得到最大的滿足感。就如松本一開始對新來報到的馬締說：「翻開文字，就好像翻開生命」。事實上，電影中除了有這幾個辭典編輯匠人，馬締的妻子香具矢也可算是一名匠人。她對不同刀子特點的講究、對磨刀的專注，以及不理世俗眼光成為女料理師傅，並以刀切技藝為馬締煮出各種食品，其實也豐富了馬締的生命。也許馬締認為香具矢煮的料理好吃，並非為味道本身「好吃」（例如香具矢自己及竹婆常常嫌味道太淡，馬締有時甚至會因工作太忙而沒有吃香具矢的料理），而是因為他從香具矢的技藝精神中感受到她對自己的照顧。

如此看來，實體書——特別是實體辭典——的存在價值，不是因為它們「有用」，而是因為它們提醒我們一種日漸失落的人文價值，即一種對質素的要求，以及對工作的專注和耐性。在電子讀物當道的今天，文字生產愈來愈粗製濫造（當然，實體書也有不少是文字垃圾），文字閱讀者也愈來愈不願意花時間在文字內容上，過目即忘。筆者曾任教科書編輯，親眼見證電子課本如何逐步成為出版商的主要推廣產品。這些產品多講求連接互聯網的各項資訊及學生可以互動參與其中。這些設計未必不好，但學生及現代人更需要學習的，是《字裡人間》中對文字深耕細作的技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