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與筆者同年畢業的朋友都說,開始上班之後私人時間少了很多,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工作。有些朋友,除了星期一至五工作時間由早上九、十時工作至晚上八、九時之外,工作繁忙的時候,甚至連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或回公司工作。有朋友說,每天下班的時間都已經是晚上八時或九時,下班之後也不想找朋友聚會,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且已經太累,令他們好像與世隔絕般。
忙碌歸忙碌,如果薪酬是不錯的,相信感覺還會好過一點。然而,由於他們都是新人,即今年才剛剛畢業,薪酬大都是在「起薪點」的階級。更何況金融海嘯才稍稍紓緩,今年市場裏大多數公司的起薪點都有所下調,令筆者不少朋友都是賺少少,卻要「做到隻積咁既樣」。
過這種非人生活的,還不只是一、兩位朋友。自畢業以來的大半年時間,不少朋友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離不開工作。這令他們切切實實的成為了他們的公司的忠心員工(或奴隸)。這其實也是無可口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資本家就是要透過用最廉價的工資,換取工人最大的勞動力,將你每一分的力量都「榨乾」,務求在市場中賺取最大的利潤。
筆者的工作情況比他們好一點,雖然都是以廉價的起薪點,但做的工作數量還算是可以在「控制範圍」之內;雖然很多時候都要加班工作,但也不至於完全的侵佔私人時間。筆者所屬的公司是中資的,雖然它們也會毫不猶豫的將你的勞動力「榨乾」得八八九九,但福利也十分好,例如過時過節會派鮑魚、定期搞免費聚餐等,令一眾員工得以在公司「快快樂樂」的工作。
這不期然令筆者聯想到以前讀媒體研究時,曾經讀過的一些理論,說資本家令工人階級不斷替其工作而不作階級革命的技倆,就是透過充滿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來「麻醉」工人階級,令其在一天辛勞之後得到感性上的緩解,而不去反思社會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筆者提及這些東西不是想亂用理論或胡亂作比較,而是想帶出資本家鞏固其階級地位的方法的確是層出不窮。不論是透過在文化工業中「做手腳」,還是派鮑魚、搞免費自助餐,都令初出社會工作的筆者大開眼界。
當然,作為初踏入社會工作的人,不應有這麼多的「抱怨」,不應計較現時薪酬和工作時間,因為新人應該著眼於工作中賺到的經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原來社會上還有一大班比我們這班大學畢業生可悲一萬倍、十萬倍的人。這班人每天工作十小時,甚至是十二小時,連吃飯和休息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而他們的時薪卻是可憐的二十多元,即每月大概五千元左右。
有勞工團體為這班高勞動、(超)低收入的人爭取最低工資,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卻被一位立法會議員以每小時二十元的建議「一盤冷水照頭沐」。對於這班勞動者,如果說他們的生活及私人時間被工作侵佔了,不如說他的生命已經被資本家完完全全的支配了,因為二十元的時薪,不僅保障不了基本生活,連基本生存條件也恐怕保障不了;如果說他們被資本家以巧妙的技倆麻醉了,令其不辭勞苦的工作,不如說他們連反思社會的制度有多不平等,將階級意識轉化為行動的空間也被資本家完全的奪走。
不甘心時薪僅得二十元的單親媽媽劉玉珍,在《城市論壇》上發言後連工作也丟了。但是,在香港極度扭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年紀頗大的她還是要繼續找工作,而找到的可能是一份更低薪的工作,而那不合理的制度卻仍然健在。對不合理的制度的咆哮沒有令人得到喘息,反而令其受到更無情的支配。
是的,大學生不應抱怨出來工作後沒有了私人時間,也不應抱怨生活被工作支配。因為社會上有一班人,不僅時間與生活被工作完完全全的支配,連生存的條件也被資本家完全的控制。可是,這支配着各人的畸形制度,卻不斷地蔓延着。
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從「國際級賽事」看「國際級城市」
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馬拉松(即渣打馬拉松,下稱渣馬)今天舉行,一如前幾年,參與賽事的人數再創新高,而當中則以參加十公里賽事的人數最多。縱然人數每年上升,但參加者對渣馬的負面評價亦是每年上升。除了批評香港濕度太高,不宜比賽、賽道太多斜路、賽道太逼之外,更有人認為渣馬只是名義上的「國際」,實際上仍遠不及國際水平。
渣馬舉辦至今已經有超過十年,由當初不足一萬人到今年超過六萬人參與,其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那為甚麼說這「國際馬拉松」只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先說點基本資料,渣馬最多人參與的組別是十公里,其次是半馬拉松,最少人參加的反而是全程馬拉松,只有區區八千多人。近年,有鑑於報名參加十公里跑的人數急劇增加,賽會亦很「識做」地多開幾個組別,一方面讓參加者「一家大小」來參與,另一方面賽會亦可賺多些利潤。香港人工作忙碌,能捱得完全程或半程馬拉松的人不多是正常的,而參加者抱著參與一年一度嘉年華的心態來參與比賽亦是無可口非。然而,依近年所見,嘉年華的氣氛似乎有點喧賓奪主,以十公里賽事為例,當中真正有競爭意義的組別恐怕只是「十公里挑戰組」。至於其他組別,得罪說句,有心為賽事練跑而抱著「競技」的心態來比賽的人真的不太多。別忘記,這是一項體育比賽,參加者至少也不應抱著「柴娃娃」的心態來參與吧。這個「國際馬拉松」究竟是一項體育比賽,還是只是一個萬人嘉年華,也不用多說吧。
長跑愛好者莊曉陽撰文,認為渣打辦了十多年仍未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馬拉松」,主要原因有兩個:政府對體育項目的支持有限及香港的體育文化仍未成熟。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政府對體育、文化等「非地產項目」的支持是足夠的。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十分希望利用渣馬、西九文化區等大型項目來將香港打造成一個與紐約及倫敦齊名的國際城市,所以政府不惜工本花巨額投資在建設西九,又「不惜」封掉香港繁忙的街道及大橋來進行馬拉松比賽。但在此要點出的是,香港政府的邏輯永遠是本末倒置的。試問用一套「經濟思維」與「賺錢邏輯」來辦一項體育運動,其底蘊不過是經濟考慮,對體育文化的成長又有何幫助?舉個例子,自從政府成立了精英體育項目之後,政府對體育的資助一直嚴重傾斜往數個精英項目,因為這政策就是利字當頭,即「要有成績,政府才會資助」,但很多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卻長期受到忽視,以致它們的場地、運動員的訓練質素及運動員的水準一直停留在業餘的水平(即使是號稱「職業化」的足總,其制度與設施也不過是業餘級數)。這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精英項目受極度的重視,甚至不惜引入「國援」來爭取好成績,而其他體育項目的水平卻毫無寸進,對社會的體育文化的萌芽,甚至港人參與體育的意識毫無幫助。沒有健全的體育文化作基礎,參加馬拉松的跑手只會聽到途人大罵「你班人真無聊,阻住地球轉」,而不是歡呼打氣聲,試問這如何叫國際級的跑手來港參加比賽或吸引遊客來觀戰?而渣馬又何德何能稱得上是「國際馬拉松」?
事實上,體育文化在香港不可說是一潭死水。參加渣馬的人每年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證,而即使當中有不少是抱著參加嘉年華心態的人,也可以證明跑步對香港人來說不是一項陌生的運動。而當我們看見香港足球隊在東亞運奪金而全城狂熱時,我們知道即使是一些在國際賽沒有好成績的體育項目,在港人心目中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要令香港的體育文化更成熟,從而令在港舉行的大型比賽更國際化,並帶來政府想要的經濟利益,要做的不是像搞一個地產項目般辦體育項目,而是要讓每一項體育運動有機會萌芽。在支援職業運動員的層面,為他們興建足夠的場地(少一點豪宅可以嗎?)、有足夠的訓練資金(2010年財政預算對體育項目的撥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推動體育總會的改革,令其管治模式得以革新,務求令業餘的總會及體育會更具規模,職業化的總會更「職業」。而當不同體育會及體育總會發展成熟,自然能在社區及學校層面推廣不同的體育項目及訓練,令體育文化得以在社會植根。有了深厚的體育文化來支持,香港的國際級體育賽事才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賽事氣氛才會好,才能吸引國際級的運動員與不同國家的遊客,這樣的城市才算得上是國際級。
國際級的體育賽事是一個國際級城市的元素,而不是打造國際級城市的工具。要打造一個國際級的體育賽事,體育文化是先決條件,而體育文化亦不是靠一、兩個體育盛事而「爆」出來的(想當年香港政府申辦東亞運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要建立體育文化,大家現時可以評估一下成效如何)。體育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渣打馬拉松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香港國際馬拉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渣馬舉辦至今已經有超過十年,由當初不足一萬人到今年超過六萬人參與,其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那為甚麼說這「國際馬拉松」只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先說點基本資料,渣馬最多人參與的組別是十公里,其次是半馬拉松,最少人參加的反而是全程馬拉松,只有區區八千多人。近年,有鑑於報名參加十公里跑的人數急劇增加,賽會亦很「識做」地多開幾個組別,一方面讓參加者「一家大小」來參與,另一方面賽會亦可賺多些利潤。香港人工作忙碌,能捱得完全程或半程馬拉松的人不多是正常的,而參加者抱著參與一年一度嘉年華的心態來參與比賽亦是無可口非。然而,依近年所見,嘉年華的氣氛似乎有點喧賓奪主,以十公里賽事為例,當中真正有競爭意義的組別恐怕只是「十公里挑戰組」。至於其他組別,得罪說句,有心為賽事練跑而抱著「競技」的心態來比賽的人真的不太多。別忘記,這是一項體育比賽,參加者至少也不應抱著「柴娃娃」的心態來參與吧。這個「國際馬拉松」究竟是一項體育比賽,還是只是一個萬人嘉年華,也不用多說吧。
長跑愛好者莊曉陽撰文,認為渣打辦了十多年仍未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馬拉松」,主要原因有兩個:政府對體育項目的支持有限及香港的體育文化仍未成熟。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政府對體育、文化等「非地產項目」的支持是足夠的。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十分希望利用渣馬、西九文化區等大型項目來將香港打造成一個與紐約及倫敦齊名的國際城市,所以政府不惜工本花巨額投資在建設西九,又「不惜」封掉香港繁忙的街道及大橋來進行馬拉松比賽。但在此要點出的是,香港政府的邏輯永遠是本末倒置的。試問用一套「經濟思維」與「賺錢邏輯」來辦一項體育運動,其底蘊不過是經濟考慮,對體育文化的成長又有何幫助?舉個例子,自從政府成立了精英體育項目之後,政府對體育的資助一直嚴重傾斜往數個精英項目,因為這政策就是利字當頭,即「要有成績,政府才會資助」,但很多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卻長期受到忽視,以致它們的場地、運動員的訓練質素及運動員的水準一直停留在業餘的水平(即使是號稱「職業化」的足總,其制度與設施也不過是業餘級數)。這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精英項目受極度的重視,甚至不惜引入「國援」來爭取好成績,而其他體育項目的水平卻毫無寸進,對社會的體育文化的萌芽,甚至港人參與體育的意識毫無幫助。沒有健全的體育文化作基礎,參加馬拉松的跑手只會聽到途人大罵「你班人真無聊,阻住地球轉」,而不是歡呼打氣聲,試問這如何叫國際級的跑手來港參加比賽或吸引遊客來觀戰?而渣馬又何德何能稱得上是「國際馬拉松」?
事實上,體育文化在香港不可說是一潭死水。參加渣馬的人每年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證,而即使當中有不少是抱著參加嘉年華心態的人,也可以證明跑步對香港人來說不是一項陌生的運動。而當我們看見香港足球隊在東亞運奪金而全城狂熱時,我們知道即使是一些在國際賽沒有好成績的體育項目,在港人心目中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要令香港的體育文化更成熟,從而令在港舉行的大型比賽更國際化,並帶來政府想要的經濟利益,要做的不是像搞一個地產項目般辦體育項目,而是要讓每一項體育運動有機會萌芽。在支援職業運動員的層面,為他們興建足夠的場地(少一點豪宅可以嗎?)、有足夠的訓練資金(2010年財政預算對體育項目的撥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推動體育總會的改革,令其管治模式得以革新,務求令業餘的總會及體育會更具規模,職業化的總會更「職業」。而當不同體育會及體育總會發展成熟,自然能在社區及學校層面推廣不同的體育項目及訓練,令體育文化得以在社會植根。有了深厚的體育文化來支持,香港的國際級體育賽事才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賽事氣氛才會好,才能吸引國際級的運動員與不同國家的遊客,這樣的城市才算得上是國際級。
國際級的體育賽事是一個國際級城市的元素,而不是打造國際級城市的工具。要打造一個國際級的體育賽事,體育文化是先決條件,而體育文化亦不是靠一、兩個體育盛事而「爆」出來的(想當年香港政府申辦東亞運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要建立體育文化,大家現時可以評估一下成效如何)。體育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渣打馬拉松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香港國際馬拉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80s' Party Time (二)
近日的社運及遊行以「八十後」為主力,傳媒重點報道的是「八十後」的究竟在想甚麼。但事實上,不少傳媒的報道將不同層面的「八十後」觀點「炒埋一碟」,令人是難以真正認識社會上對「八十後」的想法是怎樣的。因此,我們需要將「八十後」作一個梳理。
第一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集中於經濟及物質上的層面。相信不少人仍然記得幾個月前政府公佈施政報告之後,一對年輕夫婦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致電予曾蔭權訴苦,說現時的「八十後」就算是醫生及律師等「高薪一族」,仍難以置業。這顯然道出了不少「八十後」的心聲:入讀大專院校的機會多了,學歷高了,但社會上的工種少、職位少、競爭大,年青人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少,往日那套肯拚搏便有機會上位的邏輯再行不通;而另一方面,樓價日日創新高,得益的是那班在幾十年前已經成功置業,「有樓在手」的第二代人,而對於剛投身社會工作的「八十後」,置業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這套以「上位」及「置業」為目標的想法,其實很大程度上和第二代人那種以經濟及物質生活為中心的思維如出一徹。簡而言之,就是這班「八十後」的年青人其實是認同上一代的想法的,只不過現時「香港夢」不再,所以他們希望有一條新途徑去達成「上位」及「置業」的目標。
第二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需由文化及政治層面說起,而這種想法亦是「八十後」社運人士所採納的觀點。這種想法的由來,可能又要數到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的事件。自從保衛皇后碼頭之戰後,不少香港人都醒覺原來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一個美好而可持續的社會應該需要發展其他層面,例如保存我們的集體回憶,令這社會成為一個有靈魂的社會。自此之後,近年間一系列對於時間(保存我們的歷史)和空間(保存屬於我們的地方)保衛戰,如反對清拆利東街、保育灣仔藍屋和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的論爭,都令「八十後」的文化身份有所覺醒,令他們知道要保存人與人在社區網絡和環境,而不是單單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宣稱這是「我們的時間」而不是「借來的時間」;是「我們的地方」而不是「借來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八十後」的想法並不將保育與發展處於對立面,而是認為香港除了有經濟發展之外,還需要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向度需要顧及。另外,由於他們認為香港不應由高官、財團中共中央主宰一切,所以他們更強調公民參與政策制定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才能制定出真真正正符合香港人的政策。這種文化身份的覺醒,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的訴求,成為了一眾「八十後」社運人士的主流看法。同樣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層面上的「八十後」想法並非出生在1980年之後的人獨有,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並不可以用出生年份來一刀切劃分,所以社會上不少「八十前」或「九十後」的人也有這種想法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兩種想法並非處於對立面,而社會上亦非只有這兩種對「八十後」的想法,因為多元的觀點是社會正常的特質。我們或許難以統計上述兩種較為人所知的想法之中,哪個是「八十後」社群中的主流,但從報章報道顯示,現時社會普遍認為一眾「八十後」是因為「上不到位」或找不到好工作(即上述的第一種想法)才會出來遊行示威。當然,「社會普遍」是指一眾佔據最強話語權、將「經濟發展觀」放在至高位的第二代人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舊有的觀點看,是永遠不能了解「八十後」的觀點,也永遠解不開「八十後」何以勞心勞力出來搞社運、搞遊行的。
第一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集中於經濟及物質上的層面。相信不少人仍然記得幾個月前政府公佈施政報告之後,一對年輕夫婦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致電予曾蔭權訴苦,說現時的「八十後」就算是醫生及律師等「高薪一族」,仍難以置業。這顯然道出了不少「八十後」的心聲:入讀大專院校的機會多了,學歷高了,但社會上的工種少、職位少、競爭大,年青人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少,往日那套肯拚搏便有機會上位的邏輯再行不通;而另一方面,樓價日日創新高,得益的是那班在幾十年前已經成功置業,「有樓在手」的第二代人,而對於剛投身社會工作的「八十後」,置業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這套以「上位」及「置業」為目標的想法,其實很大程度上和第二代人那種以經濟及物質生活為中心的思維如出一徹。簡而言之,就是這班「八十後」的年青人其實是認同上一代的想法的,只不過現時「香港夢」不再,所以他們希望有一條新途徑去達成「上位」及「置業」的目標。
第二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需由文化及政治層面說起,而這種想法亦是「八十後」社運人士所採納的觀點。這種想法的由來,可能又要數到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的事件。自從保衛皇后碼頭之戰後,不少香港人都醒覺原來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一個美好而可持續的社會應該需要發展其他層面,例如保存我們的集體回憶,令這社會成為一個有靈魂的社會。自此之後,近年間一系列對於時間(保存我們的歷史)和空間(保存屬於我們的地方)保衛戰,如反對清拆利東街、保育灣仔藍屋和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的論爭,都令「八十後」的文化身份有所覺醒,令他們知道要保存人與人在社區網絡和環境,而不是單單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宣稱這是「我們的時間」而不是「借來的時間」;是「我們的地方」而不是「借來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八十後」的想法並不將保育與發展處於對立面,而是認為香港除了有經濟發展之外,還需要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向度需要顧及。另外,由於他們認為香港不應由高官、財團中共中央主宰一切,所以他們更強調公民參與政策制定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才能制定出真真正正符合香港人的政策。這種文化身份的覺醒,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的訴求,成為了一眾「八十後」社運人士的主流看法。同樣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層面上的「八十後」想法並非出生在1980年之後的人獨有,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並不可以用出生年份來一刀切劃分,所以社會上不少「八十前」或「九十後」的人也有這種想法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兩種想法並非處於對立面,而社會上亦非只有這兩種對「八十後」的想法,因為多元的觀點是社會正常的特質。我們或許難以統計上述兩種較為人所知的想法之中,哪個是「八十後」社群中的主流,但從報章報道顯示,現時社會普遍認為一眾「八十後」是因為「上不到位」或找不到好工作(即上述的第一種想法)才會出來遊行示威。當然,「社會普遍」是指一眾佔據最強話語權、將「經濟發展觀」放在至高位的第二代人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舊有的觀點看,是永遠不能了解「八十後」的觀點,也永遠解不開「八十後」何以勞心勞力出來搞社運、搞遊行的。
2010年1月2日 星期六
80s' Party Time (一)
近來反高鐵、反政改方案、爭取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五區總辭等議題在社會鬧得熱哄哄,深入了大眾腦海的,未必是高鐵、政改方案的議題本身,而是一班以「八十後」為主力的社運人士。每當有大型遊行出現,傳媒總少不了報道「八十後」在當天的行動,而「八十後」幾次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亦成為了鎂光燈下的焦點。
隨著「八十後」成為了遊行示威的常客,追求「穩定社會」的港人自自然然將「激進分子」的標籤貼在「八十後」身上。大眾認為這班青年激進的原因很多,首當其衝是他們認為這班青年是一班失業分子,是社會競爭下失敗和無法上位的一群。另一方面,由於facebook及討論區成為「八十後」的主要動員途徑,不少人亦很自然地將「八十後」等同網民(及高登)。網民一詞,在香港人心目中幾乎等於「電車男」,即終日將自己困在家裡,只會在容許以匿名身份存在的網絡世界中才有機會及有勇氣發表己見的人。將「八十後」等同網民,潛台詞就是指他們是一班終日埋首家裡,在討論區吹水睇咸片打飛機的人,一字記之曰:「毒」。
「八十後」可能真的包括了一些「上不了位」的青年及網民,但事實上,這班「八十後」所包括的人,比你和我能想像的還要多。與其對他們一知半解甚至將他們標籤為「xx」分子,不如先好好了解一下他們是誰。這班在多次大型遊行及社會運動中走在最前線的人,其實自2007年皇后及天星碼頭兩次社運已經開始活躍起來。在皇后及天星碼頭事件中,他們靠網絡動員及組織,在一個鬆散的運動網絡上,催生了「本土行動」及「獨立媒體」兩個民間組織,成為日後「八十後」社運人士組織及動員的基礎。縱然有了組織的基礎,他們並不像傳統政黨或非牟利機構,以一大班固定的黨員或成員來支持組織的運作,或以某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吸納支持者,而是從不同途徑(例如網絡)及以廣泛的社會議題(當中以本土議題為主)不斷吸納支持者,所以「八十後」社運人士的組織仍維持在相對鬆散的狀態。除了有十數位中堅份子之外,基本上每次社會運動及遊行都不斷有新人加入,加入的人主要包括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在職青年,甚至包括了一些「九十後」的中學生和一些心態仍是「八十後」的中年或老年人士。
因此,將「八十後」定義為「xx份子」或「讀唔成書出來攪攪震的人」無疑是以偏概全的。因為簡單來說,「八十後」就是一班對社會有承擔、有訴求、有期盼的年青人,而他們難以被定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以某些組織或黨的成員來劃分,也不能被簡化為「關注某議題」的人士。若果以一套「八十前」的思維來理解他們是誰,那是注定不行的。
隨著「八十後」成為了遊行示威的常客,追求「穩定社會」的港人自自然然將「激進分子」的標籤貼在「八十後」身上。大眾認為這班青年激進的原因很多,首當其衝是他們認為這班青年是一班失業分子,是社會競爭下失敗和無法上位的一群。另一方面,由於facebook及討論區成為「八十後」的主要動員途徑,不少人亦很自然地將「八十後」等同網民(及高登)。網民一詞,在香港人心目中幾乎等於「電車男」,即終日將自己困在家裡,只會在容許以匿名身份存在的網絡世界中才有機會及有勇氣發表己見的人。將「八十後」等同網民,潛台詞就是指他們是一班終日埋首家裡,在討論區吹水睇咸片打飛機的人,一字記之曰:「毒」。
「八十後」可能真的包括了一些「上不了位」的青年及網民,但事實上,這班「八十後」所包括的人,比你和我能想像的還要多。與其對他們一知半解甚至將他們標籤為「xx」分子,不如先好好了解一下他們是誰。這班在多次大型遊行及社會運動中走在最前線的人,其實自2007年皇后及天星碼頭兩次社運已經開始活躍起來。在皇后及天星碼頭事件中,他們靠網絡動員及組織,在一個鬆散的運動網絡上,催生了「本土行動」及「獨立媒體」兩個民間組織,成為日後「八十後」社運人士組織及動員的基礎。縱然有了組織的基礎,他們並不像傳統政黨或非牟利機構,以一大班固定的黨員或成員來支持組織的運作,或以某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吸納支持者,而是從不同途徑(例如網絡)及以廣泛的社會議題(當中以本土議題為主)不斷吸納支持者,所以「八十後」社運人士的組織仍維持在相對鬆散的狀態。除了有十數位中堅份子之外,基本上每次社會運動及遊行都不斷有新人加入,加入的人主要包括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在職青年,甚至包括了一些「九十後」的中學生和一些心態仍是「八十後」的中年或老年人士。
因此,將「八十後」定義為「xx份子」或「讀唔成書出來攪攪震的人」無疑是以偏概全的。因為簡單來說,「八十後」就是一班對社會有承擔、有訴求、有期盼的年青人,而他們難以被定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以某些組織或黨的成員來劃分,也不能被簡化為「關注某議題」的人士。若果以一套「八十前」的思維來理解他們是誰,那是注定不行的。
2009年12月2日 星期三
(轉載)高鐵廿三條 政府還在隱瞞甚麽?
轉載自http://www.betterrail4hk.org/
2009年12月1日政府本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68億元,興建只有一個西九龍總站,卻比全球最貴鐵路還貴三倍的高速鐵路。下列23條基本問題,政府卻一直未能解答:
2009年12月1日政府本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68億元,興建只有一個西九龍總站,卻比全球最貴鐵路還貴三倍的高速鐵路。下列23條基本問題,政府卻一直未能解答:
1. 政府一直聲稱高鐵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卻違反政府自己的「公開資料守則」要求,拒絕公開可行性研究和經濟分析報告,使市民無從 評估政府的分析存在多少水份。為甚麼?
2. 政府估計有九成半旅客抵達西九總站後,必須轉車才能到達目的地,可是接駁不便,有半數旅客將被迫使用路面交通工具,但政府竟 然聲稱這是最方便市民的車站,製造「市中心迷思」。為甚麼?
3. 政府明知交通專家測算車站用量時,不會考慮超過五百米步行距離的人流,卻聲稱西九總站最方便,是因為在五公里的半徑範圍內,有二百萬市區人口(包括須游泳至對岸的港島區市民),掩飾西九只是一個設於市區的接駁站的事實。為甚麼?
4. 政府聲稱西九總站的吸引力,在於為內地旅客提供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卻未有說明四成旅客須在地底轉車,一成旅客須步行12分鐘穿過商場轉車,四成半旅客在地面轉車時須面對連翔道的廢氣排放口;政府電腦模擬圖的園林景觀明顯誤導。為甚麼?
5. 政府明知西九道路規劃失誤,造成塞車死症,難以容納 西九總站每天五萬多的地面人流,更何況西九文化區還未完成設計,難以預測車流。政府建議多花118億元改造道路,聲稱能解決塞車,卻又在開會前幾天才容許議員查閱交通評估報告,使民間專家無法參與評核。為甚麼?
6. 高鐵須征用西九文化區約三份一土地作為施工用地至2015年,以及近半的海濱地段,用來搬運相當於六楝國金二期體積的泥 頭,但政府卻聲稱文化區將於2014年 落成。互相矛盾的時間表,引證了西九總站與文化區根本不宜並存。為甚麼?
7. 高鐵的延伸隧道座落在西九文化區地底,列車造成的震動和噪音使地面難以興建表演劇場,但政府卻拒絕解釋詳情,更禁止負責設計 的三組建築師向外透露半點訊息。為甚麼?
8. 政務司司長兼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在11月26日的會議中,對高鐵工程將會佔用西九文化區用地,向運輸局和路政署表達強烈不滿;既然政府內部仍未解決對高鐵工程的重大分歧,卻急於申請撥款。為甚麼?
9. 專家組建議的新方案把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另從機場快線的青衣站新建一段支線直達錦上路,估計較政府方案節省逾300億元。即使政府曲解專家組建議,也承認新方案能節省238億元,但政府卻拒絕聘請獨立顧問深入研究。為甚麼?
10. 機場鐵路中環站有22萬平方呎的月台荒廢12年,而機場快線的客運量在1998年啓用以來沒有增長,以致相等於200億元的資產廢置了12年。政府至今沒有提出改善方法,反而聲稱未來11年機場快線客運量會激增一倍,因此不能開展由香港站至錦上路的 新服務。為甚麼?
11. 專家組的新方案利用新建的港島快線,使香港站和九龍站的旅客可以在市區辦理登車手續,然後乘快線直達錦上路轉乘高鐵。政府明 知這方案可以充份利用廢置了12年的200億元機場鐵路資產,卻寧願繼續容許港鐵公司增加車費,以補貼虧 本的機場快線。為甚麼?
12. 政府聲稱每日99,000人次的預測已經很保守,卻拒絕公開客運估算的詳细報告,又沒有交待今天直通車只有9000人次,和過去交通流量估算的敗績:深港西部通道的車流量只有原 先估算的兩成,西鐵及機場快線的乘客量分別只有一半及四成。為甚麼?
13. 政府聲稱啓用後的營運利潤率達31%,但有關估算是以完全不回收668億元投資及永遠不計利息為前提,更何况有關估算是假設跨境客運量從2008年至2016年間,每年須有5.4%增長,若果增長率輕微下降0.5%至4.9%,高鐵便很可能出現虧損,需要市民每天補貼。為甚麼?
14. 由深圳去尖東,無論經西九龍還是錦上路,旅客同樣需轉一次車,同樣要坐西鐵接駁。比較而言,經西九龍只不過比經錦上路快七至十分鐘。政府寧願為了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幾分鐘的時間而多花300億元。為甚麼?
15. 政府認為多花300億元投資,讓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七至十分鐘,是物有所值;卻不願投入同等資源解決過海塞車的問題,或者回購東隧和西隧,使數量更多的旅客省回更多時間。為甚麼?
16. 專家組方案不但方便新界三百多萬市民,更使轉乘高鐵的機場旅客節省十分鐘;政府棄而不用,認為方便內地來港旅客更重要,即使他們只佔全部旅客的三成,而且大部份並非以西九龍為目的地,也在所不計。為甚麼?
17. 政府明知專家組方案可以帶動新界發展,為元朗、屯門、天水圍區民提多更多就業機會,有助降低貧窮率,卻堅持遷就權貴,把總站設在欠缺發展空間的西九,使市區與新界的發展更加失衡。為甚麼?
18. 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內認只需要6至7個長途車月台,但又堅持要興建9個長途車月台,自相矛盾,又沒有交代很多樓面面積的具體用途,造成西九站的體積比旺角站龐大30倍之多。為甚麼?
19. 專家組的新方案不用回收菜園村,因興建錦上路站而受影響的零散村民少於50户,不及政府方案的三份之一,但政府卻蓄意曲解走線,聲稱要把 錦田河改道,誇大影響範圍至300多 户。為甚麼?
20. 政府明知菜園村村民「不遷不拆」的訴求,和他們多年來對土地的感情,並非用金錢賠償可以簡單解決,卻拒絕考慮毋須 遷拆菜園村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1. 政府方案須鑽隧道入市區,影響大角咀14楝舊樓,5座葵涌及葵芳屋苑,更對西九豪宅造成噪音汚染,官員卻一直淡化影響和迴避居民質詢,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拒絕考慮能夠避免所有上述影響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2. 政府明知工程標價趨勢正在回落(例如鋼筋價格已在過去一年內下跌四成半),工程界亦不希望政府工程過份集中,引致勞工短缺和推高標價,但政府卻以延誤開工會抬高造價和導致每天損失五百萬元為理由, 以不符合經濟邏輯的空話唬嚇市民。為甚麼?
23. 政府一方面表示了解市民憂慮,不願見到樓價過高,卻另一方面把幾百億資金硬塞在西九龍,間接推高市區樓價,讓市民百上加斤。為甚麼?
2009年11月30日 星期一
愈Lousy愈鐘意?
事實上,《宮心計》和《富貴門》這兩套劇的劇名互相調轉亦無不可。因為《宮心計》是以富貴華麗的皇宮和明星級演員陣容為賣點,和《富貴門》的意思無大差別;而《富貴門》講述的,亦不過是一個在大銀行和大家族之內的「攻心計」故事。作為一個非電視迷,筆者無從理解為何香港人可以看兩套根本是一模一樣的電視劇看得那麼如癡如醉。
筆者曾經以為,愛新鮮的香港人會很快對這些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肥皂劇失去興趣,而筆者亦曾經以為「大婆台」無線會因為編劇們江郎才盡,無法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劇集而沒落。當然,事實很快已經擺在眼前,無線的肥皂劇仍有市場,而它們的肥皂劇方程式:「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似乎是歷久常新、百戰百勝的。正所謂「愈Lousy愈鐘意」,香港人就是這樣。這似乎正正和一些研究大眾文化的學者所說一樣,為了迎合最多人的口味和取得最大的市場,肥皂劇就是以一種既單一,又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條「方程式」去令乎合大眾的口味,但這往往令劇集的題材和內容愈趨單一、中庸和保守。
曾經有不少人都以媒體自我審查為理由,去解釋電視劇內容愈趨保守的現象。香港回歸後,電視台製作電視劇時選材為免觸動到「某些人」的神經,必然會加倍小心,而一些含政治隱喻的電視劇如《變色龍》和《大時代》等今天已不復見。政治隱喻、同性戀(例如你到今天仍然不會看到某個角色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同性戀者身份示人)、粗口(例如今天你不會像當年看《真情》般聽到「仆街」二字)等,當然是「合情合理」地被刪去,但筆者不明白的是,為何很多很普通、很平民、很大眾化又的確令人會心微笑的題材都消失得一乾二淨。其實這都是近十一、二年的事,《美味天王》、《十月初五的月光》、《大澳的天空》、《美味情緣》、《廟街.媽.兄弟》等等,都是一些取材自大眾生活和文化,而且令人看得窩心的電視劇,但這類作品今天亦很難再在電視瑩光幕上找到了。
筆者的確解答不了這條問題。唯一的解釋可能是,無論是編劇抑或是觀眾,都已經和「生活」和「本土」距離愈來愈遠了。我們再也不懂欣賞最貼身、最地道的事物。相反,我們似乎特別偏好大場面、大堆頭的製作,愈Lousy愈鐘意;而本身已經脫離了「生活」的編劇們亦當然難以從多采多姿的生活及地道文化中取材,唯有在最多人喜歡的「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的方程式上創作。當然,這只是筆者的胡亂推論,但當看到今天的電視劇又吵耳又煩人,而且像香港的樓宇和街道設計般,漸漸變得一式一樣,筆者的確沒有胃口去用這些電視劇去「送飯」。或許,有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電視劇。
筆者曾經以為,愛新鮮的香港人會很快對這些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肥皂劇失去興趣,而筆者亦曾經以為「大婆台」無線會因為編劇們江郎才盡,無法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劇集而沒落。當然,事實很快已經擺在眼前,無線的肥皂劇仍有市場,而它們的肥皂劇方程式:「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似乎是歷久常新、百戰百勝的。正所謂「愈Lousy愈鐘意」,香港人就是這樣。這似乎正正和一些研究大眾文化的學者所說一樣,為了迎合最多人的口味和取得最大的市場,肥皂劇就是以一種既單一,又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條「方程式」去令乎合大眾的口味,但這往往令劇集的題材和內容愈趨單一、中庸和保守。
曾經有不少人都以媒體自我審查為理由,去解釋電視劇內容愈趨保守的現象。香港回歸後,電視台製作電視劇時選材為免觸動到「某些人」的神經,必然會加倍小心,而一些含政治隱喻的電視劇如《變色龍》和《大時代》等今天已不復見。政治隱喻、同性戀(例如你到今天仍然不會看到某個角色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同性戀者身份示人)、粗口(例如今天你不會像當年看《真情》般聽到「仆街」二字)等,當然是「合情合理」地被刪去,但筆者不明白的是,為何很多很普通、很平民、很大眾化又的確令人會心微笑的題材都消失得一乾二淨。其實這都是近十一、二年的事,《美味天王》、《十月初五的月光》、《大澳的天空》、《美味情緣》、《廟街.媽.兄弟》等等,都是一些取材自大眾生活和文化,而且令人看得窩心的電視劇,但這類作品今天亦很難再在電視瑩光幕上找到了。
筆者的確解答不了這條問題。唯一的解釋可能是,無論是編劇抑或是觀眾,都已經和「生活」和「本土」距離愈來愈遠了。我們再也不懂欣賞最貼身、最地道的事物。相反,我們似乎特別偏好大場面、大堆頭的製作,愈Lousy愈鐘意;而本身已經脫離了「生活」的編劇們亦當然難以從多采多姿的生活及地道文化中取材,唯有在最多人喜歡的「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的方程式上創作。當然,這只是筆者的胡亂推論,但當看到今天的電視劇又吵耳又煩人,而且像香港的樓宇和街道設計般,漸漸變得一式一樣,筆者的確沒有胃口去用這些電視劇去「送飯」。或許,有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電視劇。
2009年11月21日 星期六
僱主與僱員
一個月前還是一個兩袖清風的量地官,一個月後的今天雖然未至於百務纏身,但今天的睡眠時間永遠都不太夠。經歷了十多二十年的校園生活,要適應一個新生活、新身份對於我來說是不容易的。尤其當自己已經不再處於一個「學習者」的位置的時候,你便更要用心把每件事做好,否則便要用心找工作了。另一件比較難適應的東西是人與人的關係:在工作間,永遠只有你需要那份工,而不是老闆一定需要你,老闆只需要一個可以幫他完成工作的員工。
回想找工作的時候,遇到的情況永遠都是「工作」選擇你,而不是你選擇「工作」。求職與招聘,永遠都存在著一個不平等的關係。「求職」,故名思義是你去尋求一份工作,你永遠都是「低聲下氣」,希望別人「施恩」的那一群。因此,你必須將自己裝備成為僱主喜愛聘用的那一類人,去迎合僱主的要求。這種情況就好比你因為不喜歡那份工而「放飛機」不去面試,僱主永遠都會覺得是你沒禮貌,不作事先通知;但若果情況是,僱主將你的求職信掉進垃圾箱內,他可以理所當然地不打電話告訴你已落選的消息。當現今香港人浮於事,每個人都只希望有一份工作保兩餐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僱員」或「求職者」,更加沒有權利去「say no」。即是說,永遠都是你去遷就「工作」的要求,而你沒有權利去選擇一份附合自己要求的工作。
況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產的人,無論在技能、創意方面都是差不多,即是說僱主可以隨便在勞動市場中找一個人(只要他不太差),便可以代替你的職務。僱主是永遠不會對某位員工的離去而受到打擊或感到後悔的,因為在技藝(craftsmanship)低落的現代社會中,除非你是特別出色或年資長經驗夠,不然很少人足以成為獨一無二的那一個。既然每名僱員都能輕易被取代,那麼僱主也必然可以輕易找其他人把任何一名員工取代。在這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作為僱員只能盡力把自己變成僱主心目中獨一無二的那一個,因為僱主可以隨時對你說:「我不再需要你」。
回想找工作的時候,遇到的情況永遠都是「工作」選擇你,而不是你選擇「工作」。求職與招聘,永遠都存在著一個不平等的關係。「求職」,故名思義是你去尋求一份工作,你永遠都是「低聲下氣」,希望別人「施恩」的那一群。因此,你必須將自己裝備成為僱主喜愛聘用的那一類人,去迎合僱主的要求。這種情況就好比你因為不喜歡那份工而「放飛機」不去面試,僱主永遠都會覺得是你沒禮貌,不作事先通知;但若果情況是,僱主將你的求職信掉進垃圾箱內,他可以理所當然地不打電話告訴你已落選的消息。當現今香港人浮於事,每個人都只希望有一份工作保兩餐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僱員」或「求職者」,更加沒有權利去「say no」。即是說,永遠都是你去遷就「工作」的要求,而你沒有權利去選擇一份附合自己要求的工作。
況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產的人,無論在技能、創意方面都是差不多,即是說僱主可以隨便在勞動市場中找一個人(只要他不太差),便可以代替你的職務。僱主是永遠不會對某位員工的離去而受到打擊或感到後悔的,因為在技藝(craftsmanship)低落的現代社會中,除非你是特別出色或年資長經驗夠,不然很少人足以成為獨一無二的那一個。既然每名僱員都能輕易被取代,那麼僱主也必然可以輕易找其他人把任何一名員工取代。在這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作為僱員只能盡力把自己變成僱主心目中獨一無二的那一個,因為僱主可以隨時對你說:「我不再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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