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 星期六

反思我城

土地政策、空間、發展、保育、集體回憶等詞彙,相信港人絕對不會感到陌生。自從保衛皇后、天星碼頭等對香港空間政治影響深遠的事件發生以來,港人對我城的面貌及歷史,無疑是多了點關注,但有關我城的空間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如何從生活改變我們的城市等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認真處理過。本地實驗劇團「進劇場」以「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方式,編作了《樓城》(2010續建版),探討自殖民地時代至今,香港的土地及房屋政策、土地規劃、樓宇建築密度、歷史建築保育等城市議題,從而反思這些議題與我們生活的切身關係。

為港人建「家」
《樓城》一劇並沒有一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而是以凌碎的,不同時期有關香港城市發展的事件切入,並輔以數十位與香港建築及城市規劃有關的人士,以及在不同居住環境下成長的市民的訪問語錄,將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與都市的面貌重構出來。《樓城》前半部分集中探討在殖民時期香港的居住及城市發展問題,描寫殖民政府如何從三、四十年代對木屋、寮屋等惡劣的居住環境視而不見,到逐步將基本生活設施(如食水)「施捨」予當時的港人,再到港督麥理浩上任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令港人的生活環境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種「從無到有」的過程,其實並非純粹如劇中所言,因為要回應一些關注人權的人士對本港居民的關注,以及有一位有遠見的港督麥理浩上任而發生的結果,而是反映了一種由殖民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事實上,香港有關勞工、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及保障,主要是自一九六六、六七年暴動之後才顯著走上軌道的。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或多或少是殖民政府一種自我完善的策略,為的是回應當時民間社會的壓力,舒緩暴動之後緊張的社會氣氛以及各項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見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後九七」香港〉,於《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時間》)。當時的公共房屋一方面如Alan Smart所言,作為一種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見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同時亦造就了本土意識的萌芽及「家」的概念的出現,舒緩了殖民政府與港人的對立狀態。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港人改善居住環境,乃屬一種管治手段,多於純粹空間改造。

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策略與新市鎮
第一代公共屋邨解決了內地移民的住屋需要,但戰後的嬰兒潮令城市人口急增,大部分人的居住空間仍十分狹窄,而屋邨內的基本設施,如獨立廁所皆不足。當時殖民政府開始發展新市鎮,而沙田與屯門則成為第一波的新界土地發展項目。透過井然有序的規劃,沙田成為一個設施完備的社區,亦為居民提供階級晉升的基礎,而「香港夢」的達成則令人漸漸將個人利益取代集體利益。如此自給自足、系統化、功能化的社區,成功凝造一種追求安穩、繁榮的中產價值,而這種「去集體化」的空間策略亦同時為殖民政府的管治帶來穩定(見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回溯「沙田價值」——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這種自給自足、有秩序的社區設計成為了新市鎮的規劃方程式,一一被複製到大埔、粉嶺,以至天水圍、將軍澳等新一代新市鎮,亦解釋了劇中對天水圍的空間設計乏味的控訴——高度與密度被嚴格控制的樓宇、一式一樣的內部裝修與設計、超市、馬路、輕鐵,沒有多餘的混集空間。高度理性化的社區設計不但斷絕了居民之間的人際交往,令其成為孤獨的個體,也斷絕了這些新市鎮與外面的交往——內面的人不需走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會走進來。

與此同時,由於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真正達至富裕水平,加上世界經濟環境不穩定,政府開始將建屋及一些公用事業交予私人發展商「代理」,並形成了「官商勾結」的雛型。因此,這便形成了劇中所說的「政府以高價將一片水氹(即淺灘)賣給發展商,而發展商則將這片水氹填平,這便成了一個新市鎮,而今天的沙田更可謂有聲有色的購物好地方」。同時,發展商亦藉此契機大手囤積農地,以及收集「甲/乙種換地權益書」,以支持其在新市鎮的大規模發展(見蘋果日報,2010年7月19日)。另一方面,這些財團亦透過控制公共交通工具此公用事業,如巴士、鐵路,主宰着新界區的交通規劃及沿線樓宇發展主動權。這種「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模式,影響了日後新市鎮內的規劃,例如天水圍嘉湖山莊、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巨型豪宅項目相繼在八十年代前後在新界出現,令新界成為了一個土地投機的好地方(見陳劍青,〈新界土地演義〉)。

這不但改變了新界的空間形態(農田、鄉村被鏟走,住宅項目相繼落成),亦或多或少改變了香港人的住屋觀念(以買豪宅為人生目標)。這基本上與上述提到,新市鎮成功凝造一種中產價值的概念一脈相承:七、八十年代新市鎮的空間規劃改變了一代人對香港的歸屬感,甘於在理性化的居住空間內追尋其香港夢,而七、八十年代由草根晉升至中產的過程進一步令他們肯定了專業、理性這些價值,這種價值投射到社會各階層,人人以追求更優質(及設計更理性化)的物業為目標。這亦與劇中提出的批判不謀而合:香港人一生努力希望有朝一日有能力買豪宅,又甘於被周圍都是保安、大閘的豪宅困住自己。

九七後的空間政治:誰的城市?
如果說新市鎮發展前的時代的城市規劃是殖民政府對港人的管治手後,新市鎮的規劃與發展是政府與私人財團的勾結與合謀,那麼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之後便是城市規劃的主動權的爭奪戰。《樓城》的後半部分主要探討重建、保育、集體回憶的問題,以回答「城市是為誰而設?」的問題。2003年,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揭開了這場城市空間爭奪戰的序幕,之後的利東街、灣仔等保育戰更將這場戰爭延續。劇中穿插了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士及決策者,如朱凱迪、黃英琦等人的訪問錄,反問既然香港已經不是被統治的殖民地,為甚麼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城市的發展權利。劇中提出社區的歷史、生活點滴是屬於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讓下一代認識本土歷史的基礎;而有關保育的運動正正就是在爭取城市規劃及空間的主動權。

這回應了由殖民時代至今,香港的城市規劃的問題:基本上所有城市建築及規劃都是由政府/規劃師/財團等權力核心主宰,製造一個他們認為符合人們需要(及自身的利益)的空間與建築,卻忽視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及考量,也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這就如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屬於構想及抽像(abstract)層面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概念,即城市的建築決定了城市的空間佈局,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階級和集團正是透過控制這些空間的主要特徵,來塑造和影響城市空間的形態和組織,以建立切合他們心中認為可供人們使用的城市。劇中提出這個被控制的城市讓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好像沒有能力改變這城市的一切,住在這裡的人要麼跟着這城市的空間的節奏「被生活」、「被規劃」,要麼便儲夠錢移民到其他地方去。

《樓城》一劇最後提出香港人應該放慢自己的腳步,改變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要盲目追求更高更大更豪的樓房,也不要讓自己永遠困在這監獄裡。這和Henri Lefebvre樂觀的結論不謀而合,人們在城市中的生活節奏就如其身體的節奏,體現了城市的結構與形態。城市使用者可以身體努力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以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透過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和按生活的不同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的空間。從日常生活改變我城的空間,可說是《樓城》一劇對「生活—空間」這相互影響的關係的最大反思,也提醒了港人重新思考以一些自殖民地時代發展出來的價值觀。我城的人需要在城市的空間及建築規劃上扮演主動的角色,我們需要爭取讓屬於我們的歷史的空間及建築保留下來,從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進行空間實踐,開拓符合我們需要的生活空間。同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讓不同的聲音平等、民主地進入建制及規劃的過程,讓這城市成為真正屬於我們的地方。

2010年4月30日 星期五

責任與原則,仍是要堅守的

資訊、教育、娛樂,是傳媒的三大責任。而不偏不倚、不作任何政治歸邊、不向任何政權或金錢勢力靠攏,則是負責任的傳媒應肩負的原則。

然而,在日益商業化的傳媒生態下,保持所謂的「中立」,已經愈來愈難做到。事實上,不少傳媒機構本身也是牟利性質的,所以利潤似乎才是他們最大的關注。基於利潤的考慮,傳媒不可能不製作一些符合觀眾口味,能為它們謀求最大利益的節目。

商業電台接受民建聯的巨額贊助,讓其五位政壇新人參與主持節目,似乎也充分體現了商業化下的傳媒機構,必然是利潤至上的定律。所謂「打開門做生意」,有一個廣告時段,或有一個特約主持的空缺,有人真金白銀要買下來,也沒有拒絕的道理。作為一間「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機構,60萬的贊助的確難以拒絕。然而,這又是否代表商業傳媒機構接受「政治贊助」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便要倒過來問問,接受「政治贊助」是否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傳媒的責任就是提供資訊、教育、娛樂,其原則就是不偏不倚、不歸邊、不靠攏。即使是一間牟利的,商業性傳媒機構,其本質理應不變,依然應肩負作為傳媒的責任。若為了贊助而幫政黨作政治宣傳,已經是違反了作為一間傳媒機構的責任與原則-----編輯自主,不作任何政治歸邊(impartial)。如果說因為屬商業性質,所以利潤比傳媒的原則先行,實在說不過去,也是本末倒置的。香港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的有不少,但想不到連僅餘的「清泉」也漸漸走上魔途。

商台節目總監黃永說,寧可接受贊助,也要開放公眾討論的平台,讓不同聲音在大氣電波中發表,所以接受60萬贊助讓民建聯成員做客席主持是合理的事,而不是變相為其提供平台作政治宣傳。但不知黃永有沒有想過,所謂宣傳,不一定是明目張膽宣揚其立場,而讓民建聯成員成為客席主持,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傳媒的編輯自主。譬如說,現時很多大企業在廣告中不會硬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有多好,而是作企業形象上的宣傳,令觀眾對企業產生好感。這是一種足以漸漸改變觀眾的意識與取向的做法。因此,即使民建聯的客席主持不會在節目硬銷其政治立場,但其宣傳效果已經足以漸漸的滲到觀眾腦中。 如果說《十八仝人愛落區》只不過是一個「合作形式」辦的節目而沒有任何宣傳意味,也是說不過去的。

作為傳媒,即使是私營,都應當肩守作為傳媒的原則,履行傳媒作為「第四權」(Fourth estate)的責任。接受贊助與追求利潤,也應該以不影響編輯自主為大前題。

P.S. 購買大氣電波時段的,除了民建聯,當然還有劉慧卿。但據筆者的理解,劉慧卿的報時廣告是在「廣告時段」,當然可以打正旗號作宣傳,正如電視節目中間的廣告時段或報紙的廣告格,與所謂編輯自主並無太大關係。但民建聯的個案,是在商台的節目中作宣傳,很明顯這已直接干預到商台節目的自主性了。當然,這些「個人觀感」是假設了政治廣告可以在大氣電波中存在。

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支配與被支配

不少與筆者同年畢業的朋友都說,開始上班之後私人時間少了很多,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工作。有些朋友,除了星期一至五工作時間由早上九、十時工作至晚上八、九時之外,工作繁忙的時候,甚至連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或回公司工作。有朋友說,每天下班的時間都已經是晚上八時或九時,下班之後也不想找朋友聚會,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且已經太累,令他們好像與世隔絕般。

忙碌歸忙碌,如果薪酬是不錯的,相信感覺還會好過一點。然而,由於他們都是新人,即今年才剛剛畢業,薪酬大都是在「起薪點」的階級。更何況金融海嘯才稍稍紓緩,今年市場裏大多數公司的起薪點都有所下調,令筆者不少朋友都是賺少少,卻要「做到隻積咁既樣」。

過這種非人生活的,還不只是一、兩位朋友。自畢業以來的大半年時間,不少朋友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離不開工作。這令他們切切實實的成為了他們的公司的忠心員工(或奴隸)。這其實也是無可口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資本家就是要透過用最廉價的工資,換取工人最大的勞動力,將你每一分的力量都「榨乾」,務求在市場中賺取最大的利潤。

筆者的工作情況比他們好一點,雖然都是以廉價的起薪點,但做的工作數量還算是可以在「控制範圍」之內;雖然很多時候都要加班工作,但也不至於完全的侵佔私人時間。筆者所屬的公司是中資的,雖然它們也會毫不猶豫的將你的勞動力「榨乾」得八八九九,但福利也十分好,例如過時過節會派鮑魚、定期搞免費聚餐等,令一眾員工得以在公司「快快樂樂」的工作。

這不期然令筆者聯想到以前讀媒體研究時,曾經讀過的一些理論,說資本家令工人階級不斷替其工作而不作階級革命的技倆,就是透過充滿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來「麻醉」工人階級,令其在一天辛勞之後得到感性上的緩解,而不去反思社會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筆者提及這些東西不是想亂用理論或胡亂作比較,而是想帶出資本家鞏固其階級地位的方法的確是層出不窮。不論是透過在文化工業中「做手腳」,還是派鮑魚、搞免費自助餐,都令初出社會工作的筆者大開眼界。

當然,作為初踏入社會工作的人,不應有這麼多的「抱怨」,不應計較現時薪酬和工作時間,因為新人應該著眼於工作中賺到的經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原來社會上還有一大班比我們這班大學畢業生可悲一萬倍、十萬倍的人。這班人每天工作十小時,甚至是十二小時,連吃飯和休息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而他們的時薪卻是可憐的二十多元,即每月大概五千元左右。

有勞工團體為這班高勞動、(超)低收入的人爭取最低工資,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卻被一位立法會議員以每小時二十元的建議「一盤冷水照頭沐」。對於這班勞動者,如果說他們的生活及私人時間被工作侵佔了,不如說他的生命已經被資本家完完全全的支配了,因為二十元的時薪,不僅保障不了基本生活,連基本生存條件也恐怕保障不了;如果說他們被資本家以巧妙的技倆麻醉了,令其不辭勞苦的工作,不如說他們連反思社會的制度有多不平等,將階級意識轉化為行動的空間也被資本家完全的奪走。

不甘心時薪僅得二十元的單親媽媽劉玉珍,在《城市論壇》上發言後連工作也丟了。但是,在香港極度扭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年紀頗大的她還是要繼續找工作,而找到的可能是一份更低薪的工作,而那不合理的制度卻仍然健在。對不合理的制度的咆哮沒有令人得到喘息,反而令其受到更無情的支配。

是的,大學生不應抱怨出來工作後沒有了私人時間,也不應抱怨生活被工作支配。因為社會上有一班人,不僅時間與生活被工作完完全全的支配,連生存的條件也被資本家完全的控制。可是,這支配着各人的畸形制度,卻不斷地蔓延着。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從「國際級賽事」看「國際級城市」

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馬拉松(即渣打馬拉松,下稱渣馬)今天舉行,一如前幾年,參與賽事的人數再創新高,而當中則以參加十公里賽事的人數最多。縱然人數每年上升,但參加者對渣馬的負面評價亦是每年上升。除了批評香港濕度太高,不宜比賽、賽道太多斜路、賽道太逼之外,更有人認為渣馬只是名義上的「國際」,實際上仍遠不及國際水平。

渣馬舉辦至今已經有超過十年,由當初不足一萬人到今年超過六萬人參與,其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那為甚麼說這「國際馬拉松」只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先說點基本資料,渣馬最多人參與的組別是十公里,其次是半馬拉松,最少人參加的反而是全程馬拉松,只有區區八千多人。近年,有鑑於報名參加十公里跑的人數急劇增加,賽會亦很「識做」地多開幾個組別,一方面讓參加者「一家大小」來參與,另一方面賽會亦可賺多些利潤。香港人工作忙碌,能捱得完全程或半程馬拉松的人不多是正常的,而參加者抱著參與一年一度嘉年華的心態來參與比賽亦是無可口非。然而,依近年所見,嘉年華的氣氛似乎有點喧賓奪主,以十公里賽事為例,當中真正有競爭意義的組別恐怕只是「十公里挑戰組」。至於其他組別,得罪說句,有心為賽事練跑而抱著「競技」的心態來比賽的人真的不太多。別忘記,這是一項體育比賽,參加者至少也不應抱著「柴娃娃」的心態來參與吧。這個「國際馬拉松」究竟是一項體育比賽,還是只是一個萬人嘉年華,也不用多說吧。

長跑愛好者莊曉陽撰文,認為渣打辦了十多年仍未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馬拉松」,主要原因有兩個:政府對體育項目的支持有限及香港的體育文化仍未成熟。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政府對體育、文化等「非地產項目」的支持是足夠的。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十分希望利用渣馬、西九文化區等大型項目來將香港打造成一個與紐約及倫敦齊名的國際城市,所以政府不惜工本花巨額投資在建設西九,又「不惜」封掉香港繁忙的街道及大橋來進行馬拉松比賽。但在此要點出的是,香港政府的邏輯永遠是本末倒置的。試問用一套「經濟思維」與「賺錢邏輯」來辦一項體育運動,其底蘊不過是經濟考慮,對體育文化的成長又有何幫助?舉個例子,自從政府成立了精英體育項目之後,政府對體育的資助一直嚴重傾斜往數個精英項目,因為這政策就是利字當頭,即「要有成績,政府才會資助」,但很多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卻長期受到忽視,以致它們的場地、運動員的訓練質素及運動員的水準一直停留在業餘的水平(即使是號稱「職業化」的足總,其制度與設施也不過是業餘級數)。這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精英項目受極度的重視,甚至不惜引入「國援」來爭取好成績,而其他體育項目的水平卻毫無寸進,對社會的體育文化的萌芽,甚至港人參與體育的意識毫無幫助。沒有健全的體育文化作基礎,參加馬拉松的跑手只會聽到途人大罵「你班人真無聊,阻住地球轉」,而不是歡呼打氣聲,試問這如何叫國際級的跑手來港參加比賽或吸引遊客來觀戰?而渣馬又何德何能稱得上是「國際馬拉松」?

事實上,體育文化在香港不可說是一潭死水。參加渣馬的人每年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證,而即使當中有不少是抱著參加嘉年華心態的人,也可以證明跑步對香港人來說不是一項陌生的運動。而當我們看見香港足球隊在東亞運奪金而全城狂熱時,我們知道即使是一些在國際賽沒有好成績的體育項目,在港人心目中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要令香港的體育文化更成熟,從而令在港舉行的大型比賽更國際化,並帶來政府想要的經濟利益,要做的不是像搞一個地產項目般辦體育項目,而是要讓每一項體育運動有機會萌芽。在支援職業運動員的層面,為他們興建足夠的場地(少一點豪宅可以嗎?)、有足夠的訓練資金(2010年財政預算對體育項目的撥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推動體育總會的改革,令其管治模式得以革新,務求令業餘的總會及體育會更具規模,職業化的總會更「職業」。而當不同體育會及體育總會發展成熟,自然能在社區及學校層面推廣不同的體育項目及訓練,令體育文化得以在社會植根。有了深厚的體育文化來支持,香港的國際級體育賽事才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賽事氣氛才會好,才能吸引國際級的運動員與不同國家的遊客,這樣的城市才算得上是國際級。

國際級的體育賽事是一個國際級城市的元素,而不是打造國際級城市的工具。要打造一個國際級的體育賽事,體育文化是先決條件,而體育文化亦不是靠一、兩個體育盛事而「爆」出來的(想當年香港政府申辦東亞運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要建立體育文化,大家現時可以評估一下成效如何)。體育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渣打馬拉松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香港國際馬拉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80s' Party Time (二)

近日的社運及遊行以「八十後」為主力,傳媒重點報道的是「八十後」的究竟在想甚麼。但事實上,不少傳媒的報道將不同層面的「八十後」觀點「炒埋一碟」,令人是難以真正認識社會上對「八十後」的想法是怎樣的。因此,我們需要將「八十後」作一個梳理。

第一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集中於經濟及物質上的層面。相信不少人仍然記得幾個月前政府公佈施政報告之後,一對年輕夫婦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致電予曾蔭權訴苦,說現時的「八十後」就算是醫生及律師等「高薪一族」,仍難以置業。這顯然道出了不少「八十後」的心聲:入讀大專院校的機會多了,學歷高了,但社會上的工種少、職位少、競爭大,年青人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少,往日那套肯拚搏便有機會上位的邏輯再行不通;而另一方面,樓價日日創新高,得益的是那班在幾十年前已經成功置業,「有樓在手」的第二代人,而對於剛投身社會工作的「八十後」,置業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這套以「上位」及「置業」為目標的想法,其實很大程度上和第二代人那種以經濟及物質生活為中心的思維如出一徹。簡而言之,就是這班「八十後」的年青人其實是認同上一代的想法的,只不過現時「香港夢」不再,所以他們希望有一條新途徑去達成「上位」及「置業」的目標。

第二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需由文化及政治層面說起,而這種想法亦是「八十後」社運人士所採納的觀點。這種想法的由來,可能又要數到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的事件。自從保衛皇后碼頭之戰後,不少香港人都醒覺原來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一個美好而可持續的社會應該需要發展其他層面,例如保存我們的集體回憶,令這社會成為一個有靈魂的社會。自此之後,近年間一系列對於時間(保存我們的歷史)和空間(保存屬於我們的地方)保衛戰,如反對清拆利東街、保育灣仔藍屋和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的論爭,都令「八十後」的文化身份有所覺醒,令他們知道要保存人與人在社區網絡和環境,而不是單單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宣稱這是「我們的時間」而不是「借來的時間」;是「我們的地方」而不是「借來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八十後」的想法並不將保育與發展處於對立面,而是認為香港除了有經濟發展之外,還需要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向度需要顧及。另外,由於他們認為香港不應由高官、財團中共中央主宰一切,所以他們更強調公民參與政策制定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才能制定出真真正正符合香港人的政策。這種文化身份的覺醒,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的訴求,成為了一眾「八十後」社運人士的主流看法。同樣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層面上的「八十後」想法並非出生在1980年之後的人獨有,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並不可以用出生年份來一刀切劃分,所以社會上不少「八十前」或「九十後」的人也有這種想法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兩種想法並非處於對立面,而社會上亦非只有這兩種對「八十後」的想法,因為多元的觀點是社會正常的特質。我們或許難以統計上述兩種較為人所知的想法之中,哪個是「八十後」社群中的主流,但從報章報道顯示,現時社會普遍認為一眾「八十後」是因為「上不到位」或找不到好工作(即上述的第一種想法)才會出來遊行示威。當然,「社會普遍」是指一眾佔據最強話語權、將「經濟發展觀」放在至高位的第二代人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舊有的觀點看,是永遠不能了解「八十後」的觀點,也永遠解不開「八十後」何以勞心勞力出來搞社運、搞遊行的。

2010年1月2日 星期六

80s' Party Time (一)

近來反高鐵、反政改方案、爭取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五區總辭等議題在社會鬧得熱哄哄,深入了大眾腦海的,未必是高鐵、政改方案的議題本身,而是一班以「八十後」為主力的社運人士。每當有大型遊行出現,傳媒總少不了報道「八十後」在當天的行動,而「八十後」幾次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亦成為了鎂光燈下的焦點。

隨著「八十後」成為了遊行示威的常客,追求「穩定社會」的港人自自然然將「激進分子」的標籤貼在「八十後」身上。大眾認為這班青年激進的原因很多,首當其衝是他們認為這班青年是一班失業分子,是社會競爭下失敗和無法上位的一群。另一方面,由於facebook及討論區成為「八十後」的主要動員途徑,不少人亦很自然地將「八十後」等同網民(及高登)。網民一詞,在香港人心目中幾乎等於「電車男」,即終日將自己困在家裡,只會在容許以匿名身份存在的網絡世界中才有機會及有勇氣發表己見的人。將「八十後」等同網民,潛台詞就是指他們是一班終日埋首家裡,在討論區吹水睇咸片打飛機的人,一字記之曰:「毒」。

「八十後」可能真的包括了一些「上不了位」的青年及網民,但事實上,這班「八十後」所包括的人,比你和我能想像的還要多。與其對他們一知半解甚至將他們標籤為「xx」分子,不如先好好了解一下他們是誰。這班在多次大型遊行及社會運動中走在最前線的人,其實自2007年皇后及天星碼頭兩次社運已經開始活躍起來。在皇后及天星碼頭事件中,他們靠網絡動員及組織,在一個鬆散的運動網絡上,催生了「本土行動」及「獨立媒體」兩個民間組織,成為日後「八十後」社運人士組織及動員的基礎。縱然有了組織的基礎,他們並不像傳統政黨或非牟利機構,以一大班固定的黨員或成員來支持組織的運作,或以某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吸納支持者,而是從不同途徑(例如網絡)及以廣泛的社會議題(當中以本土議題為主)不斷吸納支持者,所以「八十後」社運人士的組織仍維持在相對鬆散的狀態。除了有十數位中堅份子之外,基本上每次社會運動及遊行都不斷有新人加入,加入的人主要包括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在職青年,甚至包括了一些「九十後」的中學生和一些心態仍是「八十後」的中年或老年人士。

因此,將「八十後」定義為「xx份子」或「讀唔成書出來攪攪震的人」無疑是以偏概全的。因為簡單來說,「八十後」就是一班對社會有承擔、有訴求、有期盼的年青人,而他們難以被定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以某些組織或黨的成員來劃分,也不能被簡化為「關注某議題」的人士。若果以一套「八十前」的思維來理解他們是誰,那是注定不行的。

2009年12月2日 星期三

(轉載)高鐵廿三條 政府還在隱瞞甚麽?

轉載自http://www.betterrail4hk.org/

2009年12月1日政府本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68億元,興建只有一個西九龍總站,卻比全球最貴鐵路還貴三倍的高速鐵路。下列23條基本問題,政府卻一直未能解答:


1. 政府一直聲稱高鐵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卻違反政府自己的「公開資料守則」要求,拒絕公開可行性研究和經濟分析報告,使市民無從 評估政府的分析存在多少水份。為甚麼?


2. 政府估計有九成半旅客抵達西九總站後,必須轉車才能到達目的地,可是接駁不便,有半數旅客將被迫使用路面交通工具,但政府竟 然聲稱這是最方便市民的車站,製造「市中心迷思」。為甚麼?

3. 政府明知交通專家測算車站用量時,不會考慮超過五百米步行距離的人流,卻聲稱西九總站最方便,是因為在五公里的半徑範圍內,有二百萬市區人口(包括須游泳至對岸的港島區市民),掩飾西九只是一個設於市區的接駁站的事實。為甚麼?

4. 政府聲稱西九總站的吸引力,在於為內地旅客提供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卻未有說明四成旅客須在地底轉車,一成旅客須步行12分鐘穿過商場轉車,四成半旅客在地面轉車時須面對連翔道的廢氣排放口;政府電腦模擬圖的園林景觀明顯誤導。為甚麼?

5. 政府明知西九道路規劃失誤,造成塞車死症,難以容納 西九總站每天五萬多的地面人流,更何況西九文化區還未完成設計,難以預測車流。政府建議多花118億元改造道路,聲稱能解決塞車,卻又在開會前幾天才容許議員查閱交通評估報告,使民間專家無法參與評核。為甚麼?

6. 高鐵須征用西九文化區約三份一土地作為施工用地至2015年,以及近半的海濱地段,用來搬運相當於六楝國金二期體積的泥 頭,但政府卻聲稱文化區將於2014年 落成。互相矛盾的時間表,引證了西九總站與文化區根本不宜並存。為甚麼?

7. 高鐵的延伸隧道座落在西九文化區地底,列車造成的震動和噪音使地面難以興建表演劇場,但政府卻拒絕解釋詳情,更禁止負責設計 的三組建築師向外透露半點訊息。為甚麼?

8. 政務司司長兼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在11月26日的會議中,對高鐵工程將會佔用西九文化區用地,向運輸局和路政署表達強烈不滿;既然政府內部仍未解決對高鐵工程的重大分歧,卻急於申請撥款。為甚麼?

9. 專家組建議的新方案把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另從機場快線的青衣站新建一段支線直達錦上路,估計較政府方案節省逾300億元。即使政府曲解專家組建議,也承認新方案能節省238億元,但政府卻拒絕聘請獨立顧問深入研究。為甚麼?

10. 機場鐵路中環站有22萬平方呎的月台荒廢12年,而機場快線的客運量在1998年啓用以來沒有增長,以致相等於200億元的資產廢置了12年。政府至今沒有提出改善方法,反而聲稱未來11年機場快線客運量會激增一倍,因此不能開展由香港站至錦上路的 新服務。為甚麼?

11. 專家組的新方案利用新建的港島快線,使香港站和九龍站的旅客可以在市區辦理登車手續,然後乘快線直達錦上路轉乘高鐵。政府明 知這方案可以充份利用廢置了12年的200億元機場鐵路資產,卻寧願繼續容許港鐵公司增加車費,以補貼虧 本的機場快線。為甚麼?

12. 政府聲稱每日99,000人次的預測已經很保守,卻拒絕公開客運估算的詳细報告,又沒有交待今天直通車只有9000人次,和過去交通流量估算的敗績:深港西部通道的車流量只有原 先估算的兩成,西鐵及機場快線的乘客量分別只有一半及四成。為甚麼?

13. 政府聲稱啓用後的營運利潤率達31%,但有關估算是以完全不回收668億元投資及永遠不計利息為前提,更何况有關估算是假設跨境客運量從2008年至2016年間,每年須有5.4%增長,若果增長率輕微下降0.5%至4.9%,高鐵便很可能出現虧損,需要市民每天補貼。為甚麼?

14. 由深圳去尖東,無論經西九龍還是錦上路,旅客同樣需轉一次車,同樣要坐西鐵接駁。比較而言,經西九龍只不過比經錦上路快七至十分鐘。政府寧願為了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幾分鐘的時間而多花300億元。為甚麼?

15. 政府認為多花300億元投資,讓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七至十分鐘,是物有所值;卻不願投入同等資源解決過海塞車的問題,或者回購東隧和西隧,使數量更多的旅客省回更多時間。為甚麼?

16. 專家組方案不但方便新界三百多萬市民,更使轉乘高鐵的機場旅客節省十分鐘;政府棄而不用,認為方便內地來港旅客更重要,即使他們只佔全部旅客的三成,而且大部份並非以西九龍為目的地,也在所不計。為甚麼?

17. 政府明知專家組方案可以帶動新界發展,為元朗、屯門、天水圍區民提多更多就業機會,有助降低貧窮率,卻堅持遷就權貴,把總站設在欠缺發展空間的西九,使市區與新界的發展更加失衡。為甚麼?

18. 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內認只需要6至7個長途車月台,但又堅持要興建9個長途車月台,自相矛盾,又沒有交代很多樓面面積的具體用途,造成西九站的體積比旺角站龐大30倍之多。為甚麼?

19. 專家組的新方案不用回收菜園村,因興建錦上路站而受影響的零散村民少於50户,不及政府方案的三份之一,但政府卻蓄意曲解走線,聲稱要把 錦田河改道,誇大影響範圍至300多 户。為甚麼?

20. 政府明知菜園村村民「不遷不拆」的訴求,和他們多年來對土地的感情,並非用金錢賠償可以簡單解決,卻拒絕考慮毋須 遷拆菜園村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1. 政府方案須鑽隧道入市區,影響大角咀14楝舊樓,5座葵涌及葵芳屋苑,更對西九豪宅造成噪音汚染,官員卻一直淡化影響和迴避居民質詢,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拒絕考慮能夠避免所有上述影響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2. 政府明知工程標價趨勢正在回落(例如鋼筋價格已在過去一年內下跌四成半),工程界亦不希望政府工程過份集中,引致勞工短缺和推高標價,但政府卻以延誤開工會抬高造價和導致每天損失五百萬元為理由, 以不符合經濟邏輯的空話唬嚇市民。為甚麼?

23. 政府一方面表示了解市民憂慮,不願見到樓價過高,卻另一方面把幾百億資金硬塞在西九龍,間接推高市區樓價,讓市民百上加斤。為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