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面前，論述和語言顯得蒼白無力。畢竟失語才是當下這種環境的正常反應。如果你還如何君妖孽一樣，可以從容不逼侃侃而談，或者閣下應該審視一下身為人類的資格。可是，如果暴力的目的是要人噤聲。那麼應對暴力的最有力方法就是堅持話語、繼續發聲。當反送中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我要談的是林鄭（及中共）政權倒轉了的三個概念和三個民間自救方向。
1. 國家
當示威者用黑油塗污國微，大家早已估到當權者必定以「挑戰國家主權」等語語譴責。第一個撲出來發表偉論的是香江頭號敗類梁振英，之後是中聯辦和港澳辦。我沒想到的是，林鄭這個自稱讀社會科學出身的特首，竟然說得出連梁振英、中聯辦和港澳辦也不敢直接宣之於口的邏輯：香港的治安、金融、日常生活重要，但維護一國兩制才是「至為重要」？﹗
相信只有中國式邏輯，才會將國家置於個人之上。國家理論入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強調，國家之所以可以合法地存在，是建基於它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和平等權利。另一理論入門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則指出，國家之所以有無上權威，以因為要避免在自然狀態中那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情況。但無論是那一種國家理論，以及無論是那一種國家理論發展出來的政治制度，歸根究底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狀態，是希望個人能夠在符合人性的條件下生存。如果國家無法保障甚至刻意危害個人安全，這種國家要來幹嘛？如果這種國家還需要維護，你還不算是真正暴徒、敗類？
近年專（建）制派小丑喜歡引用一種論述：「個人自由唔係大晒」。其實正確的邏輯應該倒轉過來，國家政權「唔係大晒」。只要國家傷害人民，人民就有權反抗。塗污國微，其實真係好有禮貌好斯文。
2. 暴力
近月示威，黑警最喜歡說一句話：「記者無特權。」我要針對的不是黑警對待記者的態度，而是背後引伸的一系列潛台詞：因為警察要做野，所以記者無特權；因為「暴徒」很暴力，所以黑警可以有特權隨意使用任何暴力；因為有人犯法，所以黑警可以不擇手段違法對待「暴徒」，包括射頭、毆打、非法禁錮、僱用黑幫…..
這些歪理本身不值得花時間討論，因為對於正常人來說，執法者先要守法，過分使用武力就是不當和違法，這是基本常識。但只要上一上Yahoo新聞、Baby
kingdom、香港討論區這些八婆網站，看看那些留言，你會發覺原來在二十一世紀香港，原來還有很多堅信以暴易「暴」的生蕃存在。特區政權正正是透過「因為要執法，所以可以無限使用暴力」這種倒轉了的邏輯，掩飾自己戕害人民性命安全，透過黑警/黑幫襲擊市民的罪行。
這種歪理邏輯之所以在香港仍有市場，背後是一個更大的論述及情感管理工程。我相信支撐那種暴力歪理的，是2012年以來專（建）制派建構出來的撐警論述。簡單地表述，「撐警」論述的運作邏輯就是「撐警 = 嚴正執法 = 消滅暴徒
= 守護香港 = 警暴合理」。這種論述厲害之處就是扣連上一般市民對示威「亂象」的厭惡及前線警員對部分違法進行的抗爭運動的敵視和怨恨，發展出一種強而有力的仇恨，合理化一切黑警暴力。
學者Sara Ahmed在文章〈The
Organisation of Hate〉及〈In the Name of Love〉中指出，仇恨並非如我們一般所想般由內到外的心理現象，而是與愛這種情感緊密相連，透過建構一個正在傷害「我們」的「他們」，建立情感投注的對象。因為示威者「犯法」、「暴力」、「搞亂香港」，侵害了「我們」的繁榮安定，所以「愛國愛港」的「我們」應該仇恨「他們」，甚至將他們消滅。情況就好比西方社會排外及恐同組織製造出來仇恨罪案（Hate
crime）。特區政權近年就是透過「撐警」論述，建構一個「正義 vs. 邪惡」、「我們 vs. 他們」的二元對立，而以前者則以保護香港之名，將任何形式的暴力合理化。
3. 撐警
如前述，所謂撐警就是撐一個警權無限大的警隊：一個可以隨意不遵守任何法規、警例的警隊。不用我多言，大家已能看得出「撐警」這個概念荒謬之處。這種「撐警」，不但沒有達到「撐」的意義，更將香港警隊三十多年來建立專業形象毀於一旦，是名副其實的「戕害警隊」。警隊高層在反送中運動不顧後果推前線去死事小，專（建）制派、特區及中共政權推警隊去死事大。畢竟，對特區及中共政權來說，警隊只是工具，隨時可以黑社會或解放軍取而代之。在「撐警」論述推波助瀾下，香港警隊之死，似乎之一去不回頭。
如果林鄭（及中共）政權靠三個倒轉了的概念來支撐其紀治，那民間社會應如何自救？
1. 民間自治
政治從來不是靠工具理性計算就會得出預期結果，而社會運動最可愛之處，就是製造disruption，令權力機器無法運作暢順，並帶來一系列不可預計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果林鄭（及中共）政權期望以國家壓倒一切，甚至不惜動用黑幫襲擊市民，製造國家恐襲，那麼香港自治 / 獨立就是他們的詭計帶來的不可預計的後果。
有危必有機，既然林鄭（及中共）政權決心傷害人民，那麼人民自救就是自然反應。元朗和沙田已經出現民間自衛隊，這正是實驗香港自治 / 獨立的良機。今年四月，反送中運動泛民那次「繼續開會」行動後我說過：「泛民終於有勇氣打破虛擬自由主義之下的虛擬議會及虛擬遊戲規則 …… 將來不單止要有人民/民間/民主議會，更加要有人民/民間/民主立法會選舉、人民/民間/民主修憲、人民/民間/民主立憲、人民/民間/民主特首選舉、就像9年前五區公投一樣，一於假戲真做、戲假情真﹗﹗」
我們要化今次危機為機會，實驗人民自治的模式。事實上，過去的抗爭活動早已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源：2003-07年利東街運動及2009-10年保衛菜園村的自主生活實踐、2010年的人民公投、2013年佔領中環的商議式民主。我們要在這些基礎上，實驗和演練人民如何由下而上，建立一個可行的集體生活模式（這個新模式甚至可以不用「國家」之名），對抗極權欺壓，在香港重建人性化的生活。
2. 和理非、論述、修辭
如一開始所言，面對暴力，我們更要堅持說理的重要。正如許寶強教授在星期日明報〈暴力與民意〉一文中所言，暴力是失去民心者用來苟延殘喘的工具，所以暴力當前，我們更應避免墮入當權者編排的「暴力」劇目。
這樣說不是要反對在適當時候作武力還擊，而是抗爭者是時候發揮「Be
water」精神，發展和實驗更多和理非的抗爭劇目。早前一段時間，我不太明白在旺角、上水、沙田的示威為何要堅持留守至夜晚（因為那些街道根本無險可守，也沒有明確進攻目標）。之後我想通，每一次和黑警正面交鋒，就是實驗和反覆演練組織、內部溝通、陣勢、進攻、防守的機會，是為日後的抗爭做準備。
同樣道理，和理非式抗爭其實亦需要這些實驗和反覆演練。和理非式抗爭不只限於遊行、集會、唱歌、絕食、連儂牆，其實還有很多摸式可以嘗試。例如由佔領和堵路（blockade）發展出來自鎖戰述（lock-on）（詳見詮釋），則適合圍堵政總時用。行動不但和理非、無攻擊性，如果一千人一起lock自己在政總外圍，更猶如一個集體大絕食和大控訴行動，這只是例子。我想說的是，對抗暴力不一定要以武抗暴，和理非式一翼其實仍有很大潛力和很大的實驗空間。
對抗暴力，其次要做的是論述及修辭。所謂文宣，其實很多時候是平日的政治話語中一點一滴做起。一般而言，就算抗爭陣營的文宣聲明寫得再好，也不會被對家陣營聽入耳。問題並不只在於媒體渠道，而是因為抗爭者的話語本身和一般受眾有太大落差。因此，這個問題一定要由日常政治用語著手。例如建制派會叫民主派做「反對派」，這不是他們要符合正式政治述語（在西方社會，在野黨普遍被稱為「反對黨」），而是他們要在香港的語境下，為民主派建構一個「反對」的負面形象。因此，我經常強調的是，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了，正確叫法應是「專制派」，要由這一刻開始叫，一直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建制」在香港的語境是中性，「專制」才能真正突顯這班畜生的特徵。更重要的是，透過語言的轉換，提醒一般自稱為「建制」支持者的人，支持「專橫霸道」是一件羞恥的事。
又例如，「警暴」和「濫權」其實是相當離地的話語，所以要用「違法/犯法」來凸顯所謂執法的虛妄，所以近來出現「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這句口號非常好。但黑警近日的行動足以令到這句口號更加貼地，大家應該改口叫「香港警察，搞亂香港」、「追究警察襲擊平民」、「追究警察非法禁錮市民」、「將警隊暴徒繩之以法」、「反對黑幫治港」。
政治修辭之重要，是要令對家支持者「聽入耳」，改變他們的語言習慣，逐漸改變其意念、想法，以至行為。
3. 真．撐警
要對抗警暴，另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瓦解主流「撐警」論述中的情感操作，同時將「撐警」論述改頭換面，並賦予新的意義，擊破政權對仇恨的操弄。
我們是時候搞個「真．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抽出真黑警，黑白不兩立」、「撐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撐警察放病假」、「撐專業守法警隊」、「撐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詮釋：
http://www.historyisaweapon.com/defcon1/lockbox.html《立場新聞》轉載：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C%8B%E5%AE%B6-%E6%9A%B4%E5%8A%9B-%E6%92%90%E8%AD%A6-%E6%9E%97%E9%84%AD%E6%94%BF%E6%AC%8A%E5%80%92%E8%BD%89%E7%9A%84%E4%B8%89%E5%80%8B%E6%A6%82%E5%BF%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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