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七三部曲」看回歸時的香港

由陳果執導的《香港製造》（1997年）、《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年）及《細路祥》（1999年）合稱為「九七三部曲」，以臨近九七回歸、面對「九七大限」的香港為題材，並嘗試以社會中的低下階層的角度出發，描寫香港人如何看待及面對這歷史時刻，側面探討香港在中英兩個「殖民者」的夾縫下如何面對自己的將來。經過150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而面對九七回歸，一部分香港人會「大難臨頭各自飛，移民去也」（呂大樂語），但沒有能力移民的則要正面面對這歷史事實。雖然大部分香港不致於留戀殖民者的統治或天天「民主抗共」，但也不會如中方論述般「普天同慶迎回歸」，香港人的聲音從來都不如官方論述般單一。打從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香港人便沒有主體「發言」的權利。陳果的「九七三部曲」，正正從香港的主體出發，描寫身處於兩個殖民者的夾縫之間的香港，以及香港人那種在過渡期間錯綜複雜的心情：由對將來的恐懼，到不可能臣服於任何一個殖民者，再到尋找與「新殖民者」融合的可能性。

《香港製造》：對未來的不信任與恐懼
《香港製造》是三部曲之中的第一部，內容是描述一羣被社會遺忘的邊緣少年及弱勢社羣的故事。片中主角中秋是位終日無所事事的小流氓，圍繞着中秋身邊的是經常需要中秋保護的智障少年阿龍、患腎病的少女阿屏，以及根本不認識中秋，但因一封自殺遺書而經常在夢中纏繞中秋的少女阿珊。中秋自小便生活在一個破碎家庭，父親早已「包二奶」離他兩母子而去，但最後連他的母親也因為不想再承擔照顧中秋的責任而離家出走。中秋雖然一直跟黑幫老大榮少做「收數」等工作，但最後榮少卻利用阿龍帶白粉甚至把他殺掉。而另一方面，中秋的女友阿屏也因病去世。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令中秋對成人世界完全失去信任，甚至最後決定來一次大報復，把他憎恨的人一一殺掉。

邊緣少年，往往是被社會遺棄、厭惡的一羣，他們被定義為失敗、沒有希望。《香港製造》所展現的，不但是四位被社會遺忘的少年的故事，更是香港面對回歸時期的寫照。這樣的比喻，當然並非指香港被世界遺忘，而是說香港面對中國與英國兩個「成人世界」，香港人的聲音常被世人忽視。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香港打從八十年代的中英談判，已經是一個沒有發聲權利、沒有主體性的角色。由中英談判期間的「三腳凳」事件，香港在談判桌的聲音「被代表」，就連「港人治港」等管治方向都並非由香港提出來的。而在過渡期間，正如劉兆佳（1996）所言，香港沒有可能走上獨立的非殖化道路，難以進行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香港人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未來當家作主的權利，就如社會上的邊緣社羣，沒有發聲的權利。香港不但沒有發聲的權利，更是中英雙方之間的「雜種和孤兒」。對英國來說，香港本身就只是遠東的貿易基地，服務英國資本在華的利益及需要（謝均才，2002）。而當談及民族這概念的時候，基於過去歷史的「不純正」，對香港的「母親」中國來說，香港更只是一個擁護西方文化而對懷舊尋根不感興趣的反叛城市，特別是對照於北京、南京等中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時（周蕾，1995）。這就如《香港製造》中的中秋，對榮少來說，他只是一隻為他收數、做不法勾當的棋子，把他當成工具般利用；對他的父母，甚至是大社會來說，他的行為既不受社會接納，又是一件不事生產的廢物，所以從不重視他的聲音，甚至把他拋棄。

中秋等少年既不為社會所接納，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樣對成人世界充滿抗拒感，又沒有信任可言。從中秋的自白可以看出，他對成人世界的恐懼與不信任，一方面源於成人世界的滿口慌言，另一方面源於他們缺乏承擔及承諾：

成人世界好複雜，明明榮少係收數嘅，佢都話自己唔係……有時我覺得啲大人一有事就玩籮埋，玩走佬，真係冇叉用，我真係想搵把刀挖佢地個心出黎睇下究竟係咩色，話唔定連舊屎都不如……我老豆包二奶，對佢黎講係take two，我老母走佬亦都係take two，生命冇take two只不過係嚇人的藉口，我好憎啲大人一邊黎教你，一邊又黎害你。

事實上，香港人對中共的抗拒及對現實政治的不信任，其實與中秋的心情可謂大同小異。香港早期本身就是一個由內地移民所構成的社會，而這些移民很多都是因為受共產黨上台、大躍進、反右、文革等政治活動影響而來港的人。加上六七暴動，以至是往後的八九民運事件，港人對中共的恐懼與抗拒心態其實不難理解。基於中方反對及香港過份「溫和」、缺乏民族主義運動基礎的獨特環境，英國政府在撤退前並沒有如在其他殖民地般進行憲制發展程序，令香港往後的政制發展留下問號（劉兆佳，1996）。加上在中英談判及九七過渡期間的「政治騷」更加深了普羅大眾對現實的不信任：原來的港英悍將成為了民族主義者，曾大力主張港獨的成為了新的左派，而原本緊緊效忠中方的只能靠動員羣眾來找個政治位置（呂大樂，2007）。對現實的抗拒、恐懼與不信任，令人既無力、也無法改變世界，就好像電影中的中秋，雖然嚮往拿起手槍時主宰一切的感覺，但到真正要下手殺人時，卻只能退縮並落荒而逃，繼續虛無地面對現實生活。

面對不確定的將來與社會的不接納，要麼是繼續虛無地活下去，要麼是來一次轟轟烈烈的了斷。在兩者之間，中秋選擇了後者。他殺掉榮少，也殺掉仇人肥陳，最後在女友阿屏的墓前自殺，對他來說既是一種悲觀的解脫，也是對社會現實最強烈的控訴，因為他終於有權選擇想走的道路。在他最後的自白中說道：

呢個世界好唔公平，應該死嘅唔去死，唔應該死嘅就死晒……我而家諗清楚喇，橫豎我留係呢個世界都係害人嘅，不如死左罷就，最好地球上死晒我呢種人，世界就會太平……我地咁後生死，所以我地永遠都咁後生……生存嘅人鐘意去評價一啲死左嘅人，話罵地冇勇氣，冇志氣，其實有幾多人真正知道我、阿屏、阿龍、阿珊心裏面諗緊啲乜，我相信冇。但有一樣野我相信有嘅，就係我地而家好開心，因為要面對一個未知數嘅世界，我地已經得到免疫。

如果將這段對自白套入香港的語境，亦有雙重的涵意。第一重的意義，從保守（或悲觀）的角度看，有能力移民的中產階級「沒有勇氣地」逃避現實，移民去也；留下來的就只能寄託於「急凍香港」的想法，將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及「港式自由」一一凝固起來，即將現有的「青春」永遠保存（呂大樂，2002）。第二重的意義，就是如中秋般向現實開戰，以殺人、死亡等電影語言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並對現實制度徹底否定，正如此電影企圖以香港主體的身份在中英夾縫之下發聲，回應中英雙方為香港設下的議程和路向，重新尋找香港的主體位置。

《香港製造》最後以一段電台廣播作結，內容是毛澤東對年青人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希望之際，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現在收聽嘅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以上播送嘅係毛澤東同志對年青代表的談話。現在讓我們用普通話來學習一次。」年青人本是未來的希望，也是最有能力改變未來的一羣，但在現實世界中就只能被壓抑、被剝奪發聲的權利。這是全套電影中政治意味最明顯的一段，將這種對即將被中國統治的恐懼與無力感再一次表達出來。

《去年煙花特別多》：兩個殖民者之間的雙重不可能
《去年煙花特別多》是三部曲之中最明顯帶有政治訊息的一套，描寫的是因為九七回歸而被解散的一班華人英軍：家賢及其舊部屬退役後的生活。此電影特別著重線性的描寫，並不斷插入現實世界的電視畫面及以字幕顯示日期來增強電影的歷史感，讓觀眾感覺好像有九七歷史中穿插一樣。如果《香港製造》表現出來的是面對「九七大限」的恐懼與不信任，那麼《去年煙花特別多》表現的則是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將近，舊殖民者離去，「新宗主國」來臨時的那種「雙重不可能」的感覺。所謂「雙重不可能」，是基於香港與其他最終能夠走向獨立的殖民地不同，是由一個殖民者的手上交到另一個殖民者的手上，而香港過程中完全處於被動的位置，所以香港面對中英兩大強權，既不能屈服於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降臨，就如以往不可能完全臣服於英國殖民主義一樣（周蕾，1995；洛楓，1995）。在這背景底下，「我是誰？」的問題成為香港人難以回答的問題，正如電影中家賢也不知自己是位屬於英國的軍人，還是屬於有如黑社會的中共，抑或是屬於本土的「香港人」。

在這個特殊的殖民地例子中，究竟香港應該懷緬舊殖民者，還是憎恨它？香港又應該如何面對一個同樣是施行「帝國主義」的新殖民者？而在其後殖民文化中又如何面對自己一直被壓制的「血統」與「根源」的問題？有關第一個問題，其實不少香港人對英國那種既懷緬又討厭的曖昧感情或多或少和家賢及其舊部屬有點相似。畢竟英國在過去150多年一直沒有實行暴力或強權統治，甚至為香港帶來資本主義式的生活及經濟繁榮，特別是對比起中國大陸的共產統治，香港的法治、人權、言論自由等更見可貴。然而，香港人又不會完全擁抱殖民者的統治，面對其家長式管治，香港人的反殖意識又往往展露於各項社會運動，尤其是七十年代時（呂大樂，2007）。如今英國殖民者離去，香港人既懷緬在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國度下生活的日子，又卻痛恨英國人不給予港人多些承諾和保護去面對中國統治者的來臨！這種又愛又恨的感情就正如家賢及其舊部屬般，在生活中處處隱含其當英軍時的驕傲及懷緬（如在掛着英國旗的酒吧喝酒，看着英國旗徐徐落下時說「拜拜」），但在七月一日又親自到上水迎接解放軍進駐香港，甚至對他們行敬禮；他們懷緬以前當英軍時又安定，收入又高的日子，但又痛恨英國人離去前不為他們將來打算，將他們轉去其他公務員職位，甚至決定打劫英資銀行來報復。

香港人懷緬舊殖民者的同時，又對新殖民者感到極度厭惡。電影中將中共比喻為黑社會，而家賢即使在退役後沒有工作，也始終抗拒跟其弟家旋加入黑社會。這可以從家賢與其父的對話展現出來：

家賢：佢地係黑社會來架麻！
父親：車！搵食啫麻，又唔係叫你殺人放火，你知唔知我地第日老細係邊個呀，共產黨呀！共產黨以前都係個社團來的，劫富濟貧有咩唔好呀？

此外，從家賢與黑幫老大細榮哥的對話可以看出，即使他在半推半就下當上了黑社會老大細榮哥的司機，但他始終不會稱自己為黑社會成員，顯示出他對黑社會的抗拒，也反映出他作為香港人或前英國軍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地位。

（街上海報：在某一些國家（暗指中國共產黨），幸好不是香港，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射殺街童，原因是討厭他們，防止這類違反人權的事繼續發生，請支持國際特赦組織97年8月18日的活動）
細榮：係咪有感而發先？你細佬分分鐘都係呢種人啦。如果你細佬係啲咁嘅人，你會點先？
家賢：教佢囉，我會教佢脫離黑社會。
細榮：咩話，你而家舉着紅旗反紅旗呀？
家賢：我冇舉，我打份工啫。

面對中國共產黨這新殖民者，香港人究竟如何自處？在電影中，家賢在心底裏從不接受自己成為黑社會的一員，他由始至終都不肯承認自己是黑社會成員，也對其弟在黑幫打滾感到極度失望。他甚至在電影後段將在街上砍人的黑幫青年當成其弟，向着他不斷開槍洩忿。這或許說明了，香港是無法完全接受新殖民者的統治，同時也不可能以延續中國民族文化而引以自豪（周蕾，1995）。家賢與其舊部經常做的動作：舉中指，不但象徵他們對現實的不滿，也象徵了身處夾縫之下的矛盾。香港身處於中英兩個強權的中間，其歷史書寫被主宰，在英國人口中的「成功的殖民地」及中國口中的「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間，香港只能周旋其中努力尋找自我的空間。正如學者Mathews（2003）所述，當時面對九七回歸將至，即使香港默認了與中國大陸有着「血緣」上的關係，但香港人的身份永遠都不是純正的中國人，而是「中國 +」（Chineseness plus），即「中國 + 資本主義/富裕/國際化」，或「中國 + 英語教育」，或「中國 + 民主/人權/法治」。

然而，依着「中國」這概念而引伸出來的身份建構並不穩固，一方面因為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分野（特別在經濟上及國際化程度上）已經愈來愈小，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就如依附着新宗主國來建構自己身份一樣。或許導演陳果也有此同感，所以在電影最後部分也預示着香港尋找主體性的需要及可能性。港英政府離去前的最後大工程：青馬大橋及新機場，在電影前半部分不僅寓意舊殖民者為香港延續其繁榮，亦是香港與舊殖民者「藕斷絲連」的證據。但到電影的最後段，家賢在青馬大橋拋掉其弟家旋留下的電單車頭盔，顯示家賢決心放下「英」、「中」兩個包袱。英國殖民者從此與他毫不相關，即使經過中環的陣亡軍人紀念碑也再沒有感覺；而他也再不憎恨或企圖教化身為黑社會成員的弟弟。到最後，因後腦中槍而失憶的家賢放下軍人的自尊，成為一個小小的運貨員，而他所展露的笑容，似乎寓意着能夠脫離兩個強權之間的夾縫，走自己想走的道路而獲得的輕鬆感。

《細路祥》：尋找融合的可能性
與上述兩部電影不同，《細路祥》所表達出來對中國及未來的恐懼明顯較為溫和，甚至預示了「和解」、「融合」的可能性。與此同時，「英國」這舊宗主國的角色亦完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由小學生祥仔與內地來的小人蛇阿芬之間的交往所展現出來的對「回歸母體」的焦慮。貫穿《細路祥》整套電影的，是一個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名字「細路祥」，他是曾經由影星李小龍飾演的經典角色，而這套同名的電影除了是李小龍的成名作之外，最後一幕「行路上廣州」更為香港人耳熟能詳。另一個貫穿全套電影的人物，是「祥哥」新馬師曾。無論在電影裏或現實世界中，祥哥的歌聲早已深入民心，特別是老一輩南來的內地移民，而祥哥去世時的「爭家產」故事在九六至九七年期間更成為港人追看的「連續劇」。祥仔、細路祥（李小龍）、祥哥三者的連繫，隱喻了中國與香港其實無論是在地域或經濟上，甚至在文化歷史上的聯繫也並不薄弱。

中港的聯繫，源於一個「錢」字。正如電影一開始便以祥仔的自白說明，在回歸時期（電影字幕的年份為1996年）的香港，在這「借來的地方」，金錢就是各人的人生目標。金錢是香港人的共同目標，也是聯繫內地（小人蛇阿芬）的工具，而且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祥仔家的外傭Armi）來這裏淘金：

我老豆開茶餐廳係為錢，我屋企嘅賓妹係為錢，我媽咪成日去麻雀館打麻雀係為錢，連祥哥成日畀人請上電視唱歌賑災，都係為錢……錢係所有人嘅心目中係一個夢，係一個理想，甚至係一個將來……我而家跟緊嘅呢個女仔，都係為錢而來的。

經濟，是香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價值，至少在九七前如是。正如前文所述，香港對英國來說不過是一個遠東的貿易基地；對共產政權下的中國來說，香港可作為內地與「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香港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葉張瑜，2007）；而對中國的長遠發展而言，香港充當了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石，以及作為內地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因此，中國想要收回的就是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香港（呂大樂，2002）。香港不但被表述為一個經濟城市，連香港人的自我觀感也如是。誠如呂大樂（2007）所言，「香港意識」不過是建基於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經驗的基礎上，而回歸中國最大的訴求，就只是要一切資本主義式生活保持不變。由此可見，「金錢」成為了香港人建立自我認同的工具，也成為了連繫中國大陸與世界的工具。

「錢終於將我同阿芬拉埋一齊，嗰日開始，我地過得好開心。」金錢，令祥仔得以認識阿芬，但金錢不能令兩者融合，反而揭露了「回歸祖國」的矛盾。這裏所指的「回歸祖國」的矛盾，並非如《香港製造》之中對未來的極度恐懼與不信任，或如《去年煙花特別多》之中兩個殖民者之間的雙重不可能，而是香港人面對中國這「母親」要收回香港，而香港又要「回歸母體」時的焦慮：一方面與「新殖民者」在文化歷史及經濟上有緊密聯繫，但又害怕「新殖民者」會強力干預和「入侵」香港。從祥仔與阿芬一同騎單車遊九龍城及尖沙咀海旁的一段，及他們在海旁面向港島時的一段對白，將這些中港若隱若現的聯繫展現，也將香港面對「母親」的複雜感情表露無遺：

祥仔：「添馬艦呀！」
阿芬：「我知呀，第日就係解放軍架啦。」
祥仔：「會展呀！」
阿芬：「我知呀，第日江主席一來，香港就係我地架啦！係我地架！」
祥仔：（大叫）「係我地架！」
阿芬：（大叫）「唔係你地，係我地架！香港係我地架！」
[……..]
祥仔：（將值千多元的「他媽哥池」送給阿芬）
阿芬：幾多錢啫？
祥仔：唔好講錢啦，係我送畀你架嘛。
[……..]
阿芬：我媽咪話我地七月一號之後我地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喇，到時我地可以攞到香港身分證，我同細妹就唔做籬埋係屋企喇！阿芬：（與妹妹一起大叫）不如我地而家倒數囉….54321，好野，勝利﹗

短短幾分鐘的片段，將中港兩地的關係由經濟層面，推深至文化、「血緣」，甚至是政治的層面。祥仔和阿芬一同騎着的大單車，令人想起中國內地人民的生活情景，而事實上，祥仔的單車技術其實都是阿芬教他的。藉着一輛象徵中國大陸的單車，兩人開始了愉快的旅程。而阿芬作為一個在血緣上（與母親偷渡來港與父親會合）與香港有聯繫的小人蛇，她不但將香港當成其將來的居住地，也將香港當成是與中國其他城市無異的城市，七月一日之後，中國就可以名正言順「統治」香港。而對於祥仔來說，他和阿芬的確有很多愉快的回憶，更令他主動打破了由「錢」主導的關係，但面對「外來者」的入侵，他又不甘香港就此落在他人手裏。中國對香港來說既是「母親」，又是「他者」，彼此存在一段曖昧的關係。由此可見，雖然有了經濟利益作為中港兩地的聯繫，有了「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保證，也有着種種血緣與地緣的連繫，但作為「受政治傷害的一羣」（呂大樂語）及六四事件的陰霾，香港人又始終對中國有所抗拒、排斥。因此，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並非如《香港製造》及《去年煙花特別多》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或「母國與子國」的單向、清晰的由上而下的關係，而是因着在地緣、文化歷史及經濟上的緊密聯繫而構成的複雜多變的關係（洛楓，1995）。

但這些緊密的聯繫又是否可以成為兩者「融合」的契機？而所謂「融合」又是否表示香港成功「尋根」而香港則被同化為純正的中華民族的城市？當香港愈臨近回歸，回歸「母體」的感覺便愈強烈，似乎香港在文化歷史、生活方式、經濟等都要與內地趨同，就如電影中祥仔的學校升國旗的一幕，主講的老師開宗明義地解釋國旗上四粒小星與一粒大星的涵意，就是「表示全國人民跟着共產黨走」。但事實上，香港與中國的「融合」從來都不是如此順利。正如祥仔與阿芬，到電影中段還是因為兩個家庭彼此間的誤會而互不瞅睬，祥仔也以為阿芬出賣了他；而即使到最後兩個家庭冰釋前嫌，但最後阿芬與其母被警察遞補，祥仔想追上警車見阿芬最後一面時卻上錯了救護車，雙方緣慳一面。阿芬的自白將這種「融合」的失落表現得更為具體：

我以為祥仔想同我講拜拜，原來佢只係一直追緊架救傷車，喺呢條路上唔單止結束左我同祥仔嘅友誼，仲結束埋我地嘅童年，我永遠記得同祥仔係香港一齊嘅開心日子，但最可惜就係我唔可以同佢喺香港渡過呢個夏天。

這個「夏天」，本應是「母國」與「子國」再次走在一起的日子，但因為種種的陰差陽錯、隔膜及誤會，令兩者始終難以融合。「母國」未能完全同化「子國」，「子國」的尋根夢也落空。這個結局帶出的似乎是兩者「融合」的不可能，從較為悲觀的角度看，中港這個「母國與子國」的關係根本是不可能修復的。但同時也帶出另一個問題：「融合」是否有必然的需要？引用周蕾（1995）的對後殖民香港的論述，香港那不可抹掉的殖民地污點令香港對中國身份的追尋成為一部不可能的歷史，香港愈去追尋這中國身份的幻象，就愈顯得本身「中國特性」的缺乏；同樣地，香港在過去150多年本身就已經走在「中國」意識內的現代化的前沿，而中國要以「鄉土」、「血緣」等符號簡單地將香港還原為服膺民族主義的城市，也是不切實際的。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的聯繫因着種種因素而不可分割，但香港要「回歸母體」卻又因為其殖民地的歷史而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結語：從香港主體出發尋找自我的角色
從《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及《細路祥》三部電影，我們可以回顧面對「九七大限」香港人錯綜複雜的心情，同時也看到到底是甚麼力量影響了香港人對這地方的觀感及香港人的自我身份建構。從《香港製造》表現出來的恐懼心態及對未來世界不信任的態度，到《去年煙花特別多》之中面對兩個殖民者而表現出來的「雙重不可能」，再到尋找與「母體」融合的可能性的《細路祥》，面對九七回歸的香港就好像不斷地在兩個殖民者之間周旋，也像在不斷尋求與「母國」結連起來的「子國」。但在這過程之中，香港人需要的似乎並非一個「新宗主國」保護，也並非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度，而是一種具香港主體性的發聲權利，去表達香港人的恐懼、表達對兩個強權的不信任，以及在與「母國」融合的過程中尋求一個對等的地位。即是說香港需要在兩個殖民者之間，以及與「母體」融合的同時，以主體身份尋找香港的角色、身份及聲音。這正如一些後殖民論述所說，要讓「弱勢者」發聲，將以往被「壓迫」的殖民經驗展現，也將以往在宏觀歷史（macro-history）下未能展示的社會經驗表現出來，重奪書寫城市、身份的主體性（Chakrabarty，1998）。電影、文學等作為現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回應大時代的最佳工具。導演陳果以「九七三部曲」及其後的「回歸三部曲」書寫了幾乎被人遺忘的香港故事與香港人的心路歷程，又以一班業餘演員及最草根（如屋邨、油麻地）的場景，拍出「香港人」的心聲，本土人說本土故事，回應這段缺少了香港的聲音的九七回歸歷史。

這是一個痴線的世代

1. 想不到今天的香港，竟然可用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已是不爭的事實。有經濟學者嘗試用數據來說服我們，處於低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比起十年前有所下降，中高收入的人口比例上升，所以香港的貧富懸殊並不嚴重。但現實告訴我們，所謂的工資增長，其實是部分人收入的上升抵消甚至高於另一部分人收入的下降。加上以現今通漲的幅度和工資的增長水平，大部分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不升反趺，基層市民要維持生活已經是難題，而且結構性的流動機會愈來愈少，基層子女愈來愈看不到自己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要走出跨代貧窮又談何容易？社會平等又從何說起？

2. 當權者構想出「關愛基金」來「幫助」弱勢社群，要社會上的大富豪大財團捐錢來做做善事。任誰都知道，弱勢社群最需要的不是一些短期的援助，而是一份有尊嚴的工作。「關愛基金」不能解決資本主義中資產階級以剝削手段來獲利的結構性問題，反而以「慈善資本主義」之名強化了這些大富豪大財團的地位。結果就是，窮人一方面「受助」於基金，轉頭便在已經被大財團壟斷了的公共服務中，將這些錢送回大財團的口袋裏。

3. 政商同盟的關係，自從殖民地時代以降已經建立起來，這種關係自回歸以來更加被強化了。想不到到了今天，警察也成為了國家機器下維護當權者利益、強化政商同盟關係的工具。政府政策傾向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是甚麼新鮮事。但到了今天，連香港警察也愈來愈喜歡以擾亂公眾秩序之名將示威者拘捕，甚至看着示威者被人以暴力對待也袖手旁觀。這說明了甚麼？這是在說，當權者與資產階級已經連成一線，並以最明目張膽、最骯髒的手法，將資產階級的挑戰者通通掃走。

4. 要鞏固自己的權威地位，從而將對手擊敗，建立「稻草人」是常見手段。這就如美國的右派，喜歡將中國、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妖魔化，以製造「大敵當前」的假像，才能令增加軍費及展開軍備競賽等政策顯得合情合理。今天的香港情況也一樣，將「八十後」視為擾亂公眾秩序、「剛愎自用」、「不分青紅皂白」的分子，其最終目的在於建立矛盾，合理化自己的權威地位，將對「八十後」的打壓變得更順理成章。如此一來，最根本的問題也會被掩蓋，就如美國人忘記了「恐怖份子」之所以存在，是自己的外交政策與石油政策間接滋生的；香港的當權者也忘記了，「八十後」之所以出來抗爭，是官商勾結與封閉的政治制度逼出來的。

5. 受制於政治制度，香港從來都沒有長遠的發展策略與管治理念。維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所謂的港式自由），成為了香港幾十年來所奉行的「教條」。但沒有選民基礎支持，香港政府不可能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即使政策有多好都會顯得綁手綁腳，結果就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方案，這才是典型的「跛腳鴨政府」。對反對聲音的粗暴打壓，只會更顯得這「跛腳鴨政府」的無力。當強勢的經濟發展不再是必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神話破滅，甚至成為社會不平等的主要源頭，民怨沸騰是必然的。沒有具認授性的政府，香港能有長遠的發展路向嗎？政府會重視社會公義嗎？我們能成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嗎？溫水煮蛙，水已經沸了，當權者（及中南海的話事人），你們還感受不到嗎？

尋找消失中的社區

深水埗在全港十八區之中人均收入最低，是各區之中最貧窮的區域。雖然如此，不少人仍然以深水埗作為謀生的基地，例如基層市民、內地新移民、南亞裔人士、來港工作的非洲人士（例如在批發店購買成衣的商人，而幾年前也有報道指有不少在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球會效力的非洲外援在深水埗兼職「托布」），甚至是「一樓一」妓女。在如此多元的經濟活動之下，創造了香港獨有的城市生活空間，甚至體現了一眾處於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如何自食其力開拓城市的空間佈局。除了經濟活動之外，深水埗區內的公共屋邨亦可謂香港的「活化石」，讓我們體會英國殖民政府至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的轉變，同時感受這種屋邨生活如何塑造了一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此考察報告將會首先從大坑西邨、美荷樓（石峽尾邨）等早期公共屋邨入手，探討港英殖民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這些屋邨如何塑造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同時，此報告亦會從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等城市景觀，探討深水埗如何一方面作為基層市民積累資本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基層市民的生活及經濟活動則開創了香港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生活空間。最後，報告會討論為何需要及如何保育深水埗此居住及生活空間作為總結。

從舊式屋邨看港英政府的管治及香港人的生活經驗
石峽尾邨是香港最早建成的公共屋邨。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資料，石峽尾邨的興建，始於1953年聖誕夜的石峽尾寮屋區大火，是次大火造成了約5萬8000名無家可歸的災民，令港英政府不得不設法安置災民。事實上，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的人口急增，山坡上遍佈非法興建的寮屋，惡劣的居住環境為香港帶來了嚴重的衛生問題；同時非法興建的寮屋亦霸佔了不少土地，阻礙私人土地發展。有見及此，港英政府為了解決災民及香港人的長遠住屋問題，便開始興建設計簡單而且租金廉宜的徙置大廈。首批共八幢六層高的徙置大廈於1954年建成，而石峽尾邨正正就是香港第一期落成的公營房屋。自此之後，港英政府的公營房屋計劃在六、七十年代迅速發展，隨後落成的北角邨（1957年）、東頭邨（1959年）、蘇屋邨（1960年）、牛頭角下邨（1967年）、華富邨（1967年）、擴建的石峽尾邨等等，都為不少基層市民提供了廉價的住屋。

從上述的官方資料所見，公共屋邨無疑是滿足了大量香港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尤其是一眾在石峽尾寮屋區大火中喪失家園的災民，而他們在公共屋邨安居落戶的經驗更可說是香港社會發展歷程中的一次重要集體回憶。然而，上述這些都是從現今的角度去理解五、六十年代的房屋發展，憑「事後」的認識去理解當時港英政府的決定及居民的感受，對了解港英政府房屋政策的整個方針似乎有所不足。學者Alan Smart（1992）曾經仔細研究香港的公營房屋計劃，他指出四、五十年代寮屋區惡劣的居住環境、寮屋阻礙私人發展商的土地發展、為市民提供廉價房屋以為當時的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及處理石峽尾大火災民等主流論述固然是當時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但這些原因卻無法解釋港英政府為何非進行如此大型的公營房屋建屋計劃不可。他認為當年港英政府決定出手干預房屋市場，主要著眼點從來都不是要為香港人提供福利，或將寮屋清拆而謄出土地讓私人發展商發展。事實上，四、五十年代的寮屋抵禦天災能力差，經常發生火災，例如在1950及1951年九龍城及東頭村寮屋區的大火亦造成了數以萬計的災民，但港英政府卻一直沒有提供妥善的安置計劃，顯示殖民政府其實根本沒有將提供福利這考慮放在首位；而港英政府本身就是土地市場的最大地主，私人發展商要主導寮屋區的重建計劃是成本高的，所以私人市場根本無力或無意解決非法寮屋問題。

Alan Smart（2006）認為港英政府願意提供如此巨大的公營房屋計劃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鞏固其管治。他指出當時香港寮屋處處的情況本身已經對港英政府的形象及管治威信有一定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若寮屋區經常發生火災而港英政府未能為災民提供妥善的安置只會引發更多的不滿情緒及抗爭事件。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香港成為了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峙下的重要戰略據點。這意味着若港英政府決心要清拆寮屋，便一定要提供妥善安置，否則寮屋區民不滿的情緒被中共加以利用，後果將會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在寮屋區的原址進行重建，用最小的空間和最經濟的房屋設計來處理寮屋居民。由此可見，這個曾經有「全球最大的社會福利計劃」的美譽之稱的公營房屋計劃本身就只是港英政府的管治手段，而非殖民政府大發慈悲為人民謀福祉。

既然公營房屋計劃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港英政府主導的福利計劃，那麼其後在公共屋邨所孕育的本土意識或「家在香港」等觀念亦只能理解為公營房屋計劃的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學者呂大樂（2007）曾經指出，那些經常在官方紀錄中出現的論述，強調的是香港在五十年代的人口問題（尤其是戰後嬰兒潮）與公共房屋的關係，並指出當時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就是配合人口增長，並幫助一眾由內地來港的移民及其子女在香港建家。但事實上，在六十年代「抵壘政策」取消之前，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依然緊密，直至六十年代後期本地的政治及文化運動爆發之前，所謂的本土意識根本仍未成形；而港英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的房屋計劃亦往往未能附合香港人的意願。由此可見，公共屋邨與「家在香港」的意識的關係其實並非那麼必然。從石峽尾邨的考察所見，當年的徙置區基本上是問題多多：社區設施不足、衛生環境差劣、缺乏獨立廁所及廚房等（當然，這是以現今的標準來看）。但也許就是這種稠密的居住環境，造就了屋邨居民的公共生活。屋邨內狹小的居住空間雖然可能引發不少爭執，但惡劣的客觀環境卻反過來使人與人互相忍讓，甚至促使鄰居之間互相交往，正是俗語所謂的「朝見口晚見面」，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社區；而狹小的空間也令各戶互相「監視」，造就了夜不閉戶的安全環境。因此，鄰舍間守望相助、互助互愛雖然並非如官方論述般理所當然，但這種「意外後果」下的屋邨生活經驗卻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低下階層的經濟活動：由人活出來的城市空間
如果說深水埗的公共屋邨的社區生活空間是由鄰舍互相交往而形成，那麼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等街道的城市空間就是由人透過生活實踐所開拓出來的。大牌檔的出現，源於二次大戰之後港英政府為解決戰爭期間死傷公務員家屬的就業問題，批發特別牌照讓他們在路邊經營熟食檔。但由於政府在八十年代開始收回大牌檔牌照，令不少大牌檔因而結業或遷入店舖繼續經營，耀東街及中環一帶的大牌檔則成為現時碩果僅存的大牌檔。

耀東街大牌檔之外，福華街亦是深水埗其中一個重要景觀。福華街可謂一個「龍蛇混集」的地方，在日間福華街、北河街一帶的地面攤檔出售的不過是數十元的貨物，但卻是一眾基層市民謀生的場所。而福華街與桂林街交界一帶的經濟活動則極為多元化，除了有地面攤檔之外，亦有由高登及黃金電腦商場延伸出來的電腦產品及電話/電視月費計劃推銷，沿街也有不少熟食及賣小食的店鋪，蔚為奇觀。在晚上，很多熟食店舖都會經營至十二時才關門，而入夜之後亦是一眾流鶯出沒的時間（近年由於警方大力打擊，很多流鶯已經轉為「一樓一鳳」形式經營）。除了經濟活動，福華街一帶的樓房亦成為基層市民的居住地方，其中有不少都是唐樓，甚至是板間房，即使是洋樓，其樓齡也起碼超過二十年。由此可見，福華街可謂一個低下階層的經濟及居住場所。

要數深水埗的重要景觀，則必定會數到鴨寮街。自五、六十年代起，不少附近居民開始在鴨寮街擺賣舊物品、舊電器，至八、九十年代，鴨寮街已經成為全港首屈一指出售電器、玉石及雜貨的街道，貨物類型由貨品類型包括電器、影音、電腦、古董、汽車零件等等。鴨寮街到今天已經「升格」為香港的旅遊景點，是很多來港遊客必到之地。

上述三個地點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是形象低檔、凌亂不堪、衛生環境惡劣，但事實上這些地方不但對香港的低下階層來說是個低生活成本、有助積累資本的空間，更是香港數一數二最具生命力的城市空間。相比起大商場、旅遊區那種由上而下、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的城市空間規劃，深水埗的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絕對更能體現一種由下而上、由空間使用者透過生活實際需要而構成的城市空間。我們可以觀察到，耀東街大牌檔、福華街、鴨寮街的空間使用者都是以一種「超越」官方空間規劃的方式生存，例如大牌檔的衛生及安全，以現今標準來說幾可肯定是不合格的；鴨寮街攤檔除了是進行交易的地方，亦是檔主與熟客交流心得的聚腳地；福華街的攤檔亦「半」非法地稍稍超出食環署所劃訂的區域；桂林街的食肆入夜後會將桌椅放出店外，開拓新的經營空間。這就如學者Michel de Certeau所說，城市使用者（深水埗的低下階層）以弱者的技倆（tactics）去對抗由權力操控者所制訂的空間策略（strategy），憑實際的生活及經營需要，巧妙地重新定義空間用途，令其成為一個更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城市使用者均以「身體」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就好像鴨寮街雖然狹窄，但攤檔之間卻好像互有共識般擺放貨物，令彼此的貨物有足夠空間展出，而無論街道有多狹窄，攤檔也總有辦法讓顧客有位置站着看到心儀貨品；各大牌檔像互有共識般將桌椅放在街上合適的位置，構成獨有的空間佈局；又或像福華街桂林街交界一帶，推銷電話月費計劃的推銷員以身體及其謀生工具（如廣告牌）「佔領」某一個地點，彼此不會互相侵佔；而福華街（未成為行人專用區之前）的地面攤檔及推銷員亦懂得何時要讓路予汽車行走，司機也懂得如何前進而不會發生碰撞。這就如學者Henri Lefebvre的空間實踐理論（spatial practice）所言，各人的行為及活動，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結構的重要完素，他們透過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同時按生活的實際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空間的結構與形態。與此同時，在這些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動之中，人與人的交往（大牌檔主、伙記與食客、攤檔檔主之間、檔主與顧客、檔主與樓上居民等等）則形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佈局，將地方重新塑造成一個合乎低下階層需要的生活空間。

結語：舊區的重建與保育
筆者從小到大都在深水埗居住，由海壇街（幼年時）到福華街（住了近二十年），到近幾年才搬到南昌站附近的新建樓宇。對比之下，更能體會深水埗舊區確實是一個充滿生命力而且人性化的社區。無疑新簇簇的住宅及商場為我們帶來了方便、衛生及井井有條的環境，但其實住在這些住宅中只有保安員會和你打招呼，因為樓宇的間格及設計根本不鼓勵鄰居之間交往；走到街上亦只有外表高檔的連鎖快餐店，生活就如像「被規劃」般，筆者更能感受到深水埗舊區的可愛之處。也許公共屋邨的居住環境差劣，深水埗舊區內的經濟活動也可能與現今香港「知識型經濟」脫節，但這些客觀環境卻「意外地」促進了我們的公共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同時也驅使生活在這些空間的人，透過實際行動去改變及重新定義固有的、冷冰冰的規劃。當然，舊區的社區生活與現代化的生活不一定是二元對立，但在現今只有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的香港，我們有必要重新確認舊區的生活經驗及文化的重要性，保育舊區獨特的城市空間。保育深水埗等舊區並非要浪漫化舊區生活，也不是要說往日的生活總比現在好，而是要保育居民之間的社區網絡及保留舊區內一些碩果僅存的城市景觀，更重要的是豐富香港的論述與歷史。

正如我們從上述港英政府對房屋政策的官方論述所見，所謂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往往將歷史約化為由某些重要事件組成的線性歷史觀，將香港的經濟成功簡化為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所致，而與此同時，大敘述卻往往把真正的香港人生活體驗、文化，甚至是低下階層的聲音覆蓋，所謂的「香港故事」就被簡化為獅子山下精神；而引用馬國明（2009）的說法，香港就被約化為由太平山頂俯瞰下來的那個形象，只有高樓大廈而沒有地道的街道文化。正如學者張美君（2001）指出，對微觀歷史（micro-history）的書寫可以豐富甚至顛覆大敘述，令香港線性的歷史觀變得更為多元，所以我們需要從一個微觀的角度去檢視香港的歷史，老實面對民間生活的一點一滴，由下而上地透過香港人生活去書寫歷史（history from below）。以呂大樂（2007）的一句話總結，就是我們需要「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

因此，我們需要保育深水埗等舊區，重新確認早期屋邨歷史、舊區經濟活動及社區生活的重要性。但特區政府的舊區重建計劃如推土機般開動着，無視舊區獨特而可貴的歷史及文化，也無視由人透過生活實踐而構成的城市景觀，就像Ackbar Abbas（1997）所說般，香港的城市空間就只有消失的面向（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雖然政府近年在輿論壓力下開始進行一些保育計劃，但計劃往往只是將區內一些具有特色的建築物或文化活動保留，然後將其變成旅遊景點，就像即將興建的深水埗海壇街玉石市場。當然，舊區保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既不能鐵版一塊只著重保留舊區內的建築物；也不能如旅遊景點般抽空其歷史及文化意義，因為生活就是文化，居民的參與及活動是舊區生命的泉源。舊區的重建與保育的前提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藉居民、專業人士、保育團體、政府等多面的力量，在一個對等的平台下構想出完善的舊區保育方案。公民社會對舊區保育的重要性，可以在利東街保育運動中體現出來。雖然當時由民間團體提出的保育方案最終被否決，但卻反映到社會各界在保育運動中透過協商並達致共識的重要性；而一個對等而開放的平台，則可讓民間的取向及意見進入建制之中，並透過民間的參與將這些地方的歷史及文化意識「活出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以往「看不到」的歷史，同時將富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間好好保育，令它們不致消失於歷史洪流中，使香港成為真正的「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

胡錦濤高調會晤李嘉誠：一個政治經濟的分析

日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慶典上高調接見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李嘉誠除了獲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外，更有機會與胡錦濤單獨會面十分鐘。據新華社報道，「胡錦濤在會面期間高度稱讚李嘉誠『愛國愛港愛鄉』，是傑出的工商家，為深圳改革和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此事不但成為傳媒的焦點，也為政商界帶來震盪。主流論述認為，胡錦濤高調會見李嘉誠是對中央對李家和港商的貢獻給予肯定，同時也希望商界對粵港、深港經濟發展以及香港社會繁榮繼續作出貢獻。

無疑，香港商人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得天獨厚的，而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功能亦是最受中央政府所重視的。但誠如毛澤東所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香港一眾富豪的地位不是靠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要了解中央對香港富豪的高度重視，以至這些富豪今天在香港政經範疇的巨大影響力，我們需要理解香港何以成為一個經濟主導的城市，以及政商之間的微妙關係。

香港：中英眼中的「經濟城市」
自十七世紀以來，大英帝國向外擴張，在十八世紀末開始對華進行鴉片、紡紗等貿易，並於十九世紀時窺伺中國沿海地方作為在遠東的貿易基地。其實早於十八世紀末，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便曾到大嶼山一帶勘察，並對當地留下詳細的紀錄；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向英政府指出香港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海港；1834年，律勞卑來華，看出香港有重要的戰略及商業價值，提出佔領香港的建議（馮邦彥，1996）。到了1840年及1856年，英政府發動兩次鴉片戰爭，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亦分別於1842及1860年割讓予英國。

香港優秀的地理條件令英國決定將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重要的貿易運輸樞紐及轉口港。英國選擇香港作為其在中國的「立足點」，主要目標是服務英國資本在華的需要及利益，所以香港「開埠」之後的主要經濟活動以轉口為主（謝均才，2002）。為了配合轉口貿易的發展，相關的行業如船塢、倉儲及銀行等相繼發展起來，而從事相關行業的怡和、太古、匯豐等英資財團亦漸漸壯大（馮邦彥，1996）。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之下，香港成為沒有出入境管制的自由港，令香港在世界體系之中在商貿、金融、投資等方面與國際接軌，以配合英國資本的利益。由此可見，香港作為一個「借來的地方」，經濟利益一直是英國方面最主要的目標；至少在冷戰之前，香港並沒有其他（如政治或文化）重大的戰略價值。

另一方面，無論從民間或是從官方政府的層面來說，香港對中國來說亦是重要的「經濟城市」。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內地大批華商因逃避太平天國的戰亂而移居香港，各種商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英國殖民政府開始統治香港之後，在港行商或從事買辦的華人亦隨外資洋行的湧現而增加，不少華人（如何東）更因此而致富。而二十世紀初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量華商再次因逃避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韓戰等事件而來港，並在港建立營商基地（馮邦彥，1997）。從這角度來看，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確是一個懂得「生金蛋」的好地方。

對中國政府來說，香港雖然在十九世紀中便受英國統治，但這在政治層面上不但有「分化、瓦解資本主義陣營」的作用，在社會層面上亦能為內地輸入石油、化學品等重要物資，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作為內地與「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香港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葉張瑜，2007）。香港對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功能，可見一斑。即使是九七回歸之後，中國政府也著力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城市，同時香港亦充當了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石，以及作為內地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謝均才，2002）。而事實上，香港健全的法治制度及國際網絡，仍比內地其他城市優勝（至少在未來數年這優勢應可持續），所以比上海、重慶等地更適合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此觀之，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除了作為向台灣示範此社會實驗的模範外，也在「大中華經濟圈」內扮演重要角色。

商界的優越地位：政商「同盟」
在香港作為一個中英眼中的「經濟城市」的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商界何以長久以來都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視。但要理解商界在香港社會中所佔據重要的地位及他們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則必須同時檢視政商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在香港「開埠」初期，一種政府與商人共同管治香港的「同盟」已經漸漸形成。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英資洋行的推波助瀾是不可忽視的，而有見及此，當時的英商已經要求進入政府的決策層，即當時的行政立法局（馮邦彥，1996）。1850年，怡和大班大衛．渣甸成為立法局的首位非官守議員，而到了1900年，商人已經佔據了近七成的立法局非官守成員職位（馮邦彥，1996）。英資財團往往直接或間接參與政府的施政過程，它們不但在過程中屢次獲益，同時亦成為了港英政府管治的重要支撐力量。事實上，怡和、匯豐及太古等主要英資財團的首腦通常都會兼任行政及立法兩局的議員，匯豐銀行當時更擔當了發鈔及中央票據結算管理的多項職能，對香港金融及經濟影響巨大（馮邦彥，1996）。在一個封閉的殖民地管治及權力架構下，商業與金融資本則成為殖民政府的長期結盟對象，而英資財團成為經濟結構以至社會中的主導階級。

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英資財團遭到新興華資財團的嚴峻挑戰，並逐漸失去主導地位。1979年，李嘉誠旗下的長實集團收購和記黃埔更是重要的轉折點。華資（代表人物有李嘉誠、李兆基、胡應湘等等）的抬頭，加上中英談判及九七回歸臨近，令資產階級成為中方積極拉攏的對象。正如上文所述，香港對於中央政府的經濟利益是無容置疑的，而為了更順利的收回香港，最可行也就是最佳的方法就是將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急凍」，維持不變。同時在社會文化層面，香港人彷彿也默許將殖民政府遺下的有利資產階級的制度保留下來。誠如呂大樂所言，「香港意識」是淺薄的，因為它不過是建基於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經驗的基礎上（呂大樂，1997）。這種意識在九七回歸期間簡單地約化成一種「馬照跑、舞照跳」的資本主義式生活，但這同時將殖民地時代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商界及資產階級在政經制度上的優越性，通通延續。因此，在現實政治及考慮下，中方想要收回的就是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香港（呂大樂，2002）。華資財團之所以成為中方積極拉攏的對象，主要原因是中方希望確保資金不會外逃，不會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造成打擊；同時，這些資產階級亦可在政治上擔當保守派的角色，維持特區政府的威權管治（呂大樂，2002）。

政商的結盟具體表現在商界於政治制度上的影響力逐漸增加。1880及1926年，分別有首位華人進入立法局及行政局。雖然殖民政府一直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將一些華人領袖納入管治架構中，但整體來說仍以英資財團為主導。但隨着九七回歸臨近，此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1995年，華人分別在行政局及立法局中佔9席及55席；而對經濟及商務政策有重要影響的總督商務委員會中，華商代表佔了12名，是英商代表的兩倍（馮邦彥，1997）。1996年，在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中，在150人之中，華商代表便佔了34名，華商的政治影響力愈見巨大（馮邦彥，1997）。到了今天，商界在立法會功能組別對政府施政的影響力仍是顯而易見。

胡李會晤的啟示
在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背景及城市想像下，香港往往在不同「主子」管治下扮演着種種經濟性的功能；而商界人物亦成為了社會中的主導階級。因此，商界所處的優越地位，以及受到的高度重視是有跡可尋的，而直到今天他們在政經兩方面的影響力依舊巨大。從上述的歷史角度出發，胡李會晤本身就是香港歷史發展下的「結果」。反而，胡李會晤引起的反響對香港的未來可能有深層的意義。我們能從這些反響中窺探出一個訊息：回歸以來中港兩方都曾經以為行之有效的「政商同盟」可能已受到動搖。

這可以從數方面分析。第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逐漸出現管治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不同利益團體及壓力團體，都開始意識到在封閉的「政商同盟」的制度下爭取更多利益的需要；第二，特區政府無法將力量「鑲嵌」入社會經濟集團及進行經濟管治，大財團不斷擴張，政府無力在「鑲嵌自主性」的關係中駕馭大財團，無法如殖民政府般在此關係中藉制度性權力保持自主性（羅金義，2000）；第三，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香港的公民社會漸漸成長，不同團體紛紛要求一個更開放的權力架構，並開始質疑香港純粹作為經濟城市的論述。上述提及的三股力量會否動搖「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的主流論述，以及改變商界長佔權力階級上層位置的情況或許需要時間證明，但值得重申的是，胡李會晤讓我們反思香港何以長期以經濟及商家主導，並帶出從政治經濟及歷史視角的重要性，這將對我們了解及檢視當今香港「官商勾結」或政府管治危機等議題有莫大幫助。

反思我城

土地政策、空間、發展、保育、集體回憶等詞彙，相信港人絕對不會感到陌生。自從保衛皇后、天星碼頭等對香港空間政治影響深遠的事件發生以來，港人對我城的面貌及歷史，無疑是多了點關注，但有關我城的空間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如何從生活改變我們的城市等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認真處理過。本地實驗劇團「進劇場」以「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方式，編作了《樓城》（2010續建版），探討自殖民地時代至今，香港的土地及房屋政策、土地規劃、樓宇建築密度、歷史建築保育等城市議題，從而反思這些議題與我們生活的切身關係。

為港人建「家」
《樓城》一劇並沒有一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而是以凌碎的，不同時期有關香港城市發展的事件切入，並輔以數十位與香港建築及城市規劃有關的人士，以及在不同居住環境下成長的市民的訪問語錄，將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與都市的面貌重構出來。《樓城》前半部分集中探討在殖民時期香港的居住及城市發展問題，描寫殖民政府如何從三、四十年代對木屋、寮屋等惡劣的居住環境視而不見，到逐步將基本生活設施（如食水）「施捨」予當時的港人，再到港督麥理浩上任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令港人的生活環境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種「從無到有」的過程，其實並非純粹如劇中所言，因為要回應一些關注人權的人士對本港居民的關注，以及有一位有遠見的港督麥理浩上任而發生的結果，而是反映了一種由殖民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事實上，香港有關勞工、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及保障，主要是自一九六六、六七年暴動之後才顯著走上軌道的。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或多或少是殖民政府一種自我完善的策略，為的是回應當時民間社會的壓力，舒緩暴動之後緊張的社會氣氛以及各項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見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後九七」香港〉，於《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時間》）。當時的公共房屋一方面如Alan Smart所言，作為一種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見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同時亦造就了本土意識的萌芽及「家」的概念的出現，舒緩了殖民政府與港人的對立狀態。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港人改善居住環境，乃屬一種管治手段，多於純粹空間改造。

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策略與新市鎮
第一代公共屋邨解決了內地移民的住屋需要，但戰後的嬰兒潮令城市人口急增，大部分人的居住空間仍十分狹窄，而屋邨內的基本設施，如獨立廁所皆不足。當時殖民政府開始發展新市鎮，而沙田與屯門則成為第一波的新界土地發展項目。透過井然有序的規劃，沙田成為一個設施完備的社區，亦為居民提供階級晉升的基礎，而「香港夢」的達成則令人漸漸將個人利益取代集體利益。如此自給自足、系統化、功能化的社區，成功凝造一種追求安穩、繁榮的中產價值，而這種「去集體化」的空間策略亦同時為殖民政府的管治帶來穩定（見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回溯「沙田價值」——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這種自給自足、有秩序的社區設計成為了新市鎮的規劃方程式，一一被複製到大埔、粉嶺，以至天水圍、將軍澳等新一代新市鎮，亦解釋了劇中對天水圍的空間設計乏味的控訴——高度與密度被嚴格控制的樓宇、一式一樣的內部裝修與設計、超市、馬路、輕鐵，沒有多餘的混集空間。高度理性化的社區設計不但斷絕了居民之間的人際交往，令其成為孤獨的個體，也斷絕了這些新市鎮與外面的交往——內面的人不需走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會走進來。

與此同時，由於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真正達至富裕水平，加上世界經濟環境不穩定，政府開始將建屋及一些公用事業交予私人發展商「代理」，並形成了「官商勾結」的雛型。因此，這便形成了劇中所說的「政府以高價將一片水氹（即淺灘）賣給發展商，而發展商則將這片水氹填平，這便成了一個新市鎮，而今天的沙田更可謂有聲有色的購物好地方」。同時，發展商亦藉此契機大手囤積農地，以及收集「甲/乙種換地權益書」，以支持其在新市鎮的大規模發展（見蘋果日報，2010年7月19日）。另一方面，這些財團亦透過控制公共交通工具此公用事業，如巴士、鐵路，主宰着新界區的交通規劃及沿線樓宇發展主動權。這種「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模式，影響了日後新市鎮內的規劃，例如天水圍嘉湖山莊、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巨型豪宅項目相繼在八十年代前後在新界出現，令新界成為了一個土地投機的好地方（見陳劍青，〈新界土地演義〉）。

這不但改變了新界的空間形態（農田、鄉村被鏟走，住宅項目相繼落成），亦或多或少改變了香港人的住屋觀念（以買豪宅為人生目標）。這基本上與上述提到，新市鎮成功凝造一種中產價值的概念一脈相承：七、八十年代新市鎮的空間規劃改變了一代人對香港的歸屬感，甘於在理性化的居住空間內追尋其香港夢，而七、八十年代由草根晉升至中產的過程進一步令他們肯定了專業、理性這些價值，這種價值投射到社會各階層，人人以追求更優質（及設計更理性化）的物業為目標。這亦與劇中提出的批判不謀而合：香港人一生努力希望有朝一日有能力買豪宅，又甘於被周圍都是保安、大閘的豪宅困住自己。

九七後的空間政治：誰的城市？
如果說新市鎮發展前的時代的城市規劃是殖民政府對港人的管治手後，新市鎮的規劃與發展是政府與私人財團的勾結與合謀，那麼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之後便是城市規劃的主動權的爭奪戰。《樓城》的後半部分主要探討重建、保育、集體回憶的問題，以回答「城市是為誰而設？」的問題。2003年，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揭開了這場城市空間爭奪戰的序幕，之後的利東街、灣仔等保育戰更將這場戰爭延續。劇中穿插了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士及決策者，如朱凱迪、黃英琦等人的訪問錄，反問既然香港已經不是被統治的殖民地，為甚麼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城市的發展權利。劇中提出社區的歷史、生活點滴是屬於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讓下一代認識本土歷史的基礎；而有關保育的運動正正就是在爭取城市規劃及空間的主動權。

這回應了由殖民時代至今，香港的城市規劃的問題：基本上所有城市建築及規劃都是由政府/規劃師/財團等權力核心主宰，製造一個他們認為符合人們需要（及自身的利益）的空間與建築，卻忽視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及考量，也將人民的聲音排除於規劃過程之外。這就如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屬於構想及抽像（abstract）層面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概念，即城市的建築決定了城市的空間佈局，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階級和集團正是透過控制這些空間的主要特徵，來塑造和影響城市空間的形態和組織，以建立切合他們心中認為可供人們使用的城市。劇中提出這個被控制的城市讓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好像沒有能力改變這城市的一切，住在這裡的人要麼跟着這城市的空間的節奏「被生活」、「被規劃」，要麼便儲夠錢移民到其他地方去。

《樓城》一劇最後提出香港人應該放慢自己的腳步，改變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要盲目追求更高更大更豪的樓房，也不要讓自己永遠困在這監獄裡。這和Henri Lefebvre樂觀的結論不謀而合，人們在城市中的生活節奏就如其身體的節奏，體現了城市的結構與形態。城市使用者可以身體努力爭取和開拓他們生活的空間，以身體佔據實質的空間，透過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和按生活的不同需要來重新組織城市的空間。從日常生活改變我城的空間，可說是《樓城》一劇對「生活—空間」這相互影響的關係的最大反思，也提醒了港人重新思考以一些自殖民地時代發展出來的價值觀。我城的人需要在城市的空間及建築規劃上扮演主動的角色，我們需要爭取讓屬於我們的歷史的空間及建築保留下來，從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進行空間實踐，開拓符合我們需要的生活空間。同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讓不同的聲音平等、民主地進入建制及規劃的過程，讓這城市成為真正屬於我們的地方。

責任與原則，仍是要堅守的

資訊、教育、娛樂，是傳媒的三大責任。而不偏不倚、不作任何政治歸邊、不向任何政權或金錢勢力靠攏，則是負責任的傳媒應肩負的原則。

然而，在日益商業化的傳媒生態下，保持所謂的「中立」，已經愈來愈難做到。事實上，不少傳媒機構本身也是牟利性質的，所以利潤似乎才是他們最大的關注。基於利潤的考慮，傳媒不可能不製作一些符合觀眾口味，能為它們謀求最大利益的節目。

商業電台接受民建聯的巨額贊助，讓其五位政壇新人參與主持節目，似乎也充分體現了商業化下的傳媒機構，必然是利潤至上的定律。所謂「打開門做生意」，有一個廣告時段，或有一個特約主持的空缺，有人真金白銀要買下來，也沒有拒絕的道理。作為一間「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機構，60萬的贊助的確難以拒絕。然而，這又是否代表商業傳媒機構接受「政治贊助」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便要倒過來問問，接受「政治贊助」是否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傳媒的責任就是提供資訊、教育、娛樂，其原則就是不偏不倚、不歸邊、不靠攏。即使是一間牟利的，商業性傳媒機構，其本質理應不變，依然應肩負作為傳媒的責任。若為了贊助而幫政黨作政治宣傳，已經是違反了作為一間傳媒機構的責任與原則-----編輯自主，不作任何政治歸邊(impartial)。如果說因為屬商業性質，所以利潤比傳媒的原則先行，實在說不過去，也是本末倒置的。香港有違傳媒的責任與原則的有不少，但想不到連僅餘的「清泉」也漸漸走上魔途。

商台節目總監黃永說，寧可接受贊助，也要開放公眾討論的平台，讓不同聲音在大氣電波中發表，所以接受60萬贊助讓民建聯成員做客席主持是合理的事，而不是變相為其提供平台作政治宣傳。但不知黃永有沒有想過，所謂宣傳，不一定是明目張膽宣揚其立場，而讓民建聯成員成為客席主持，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傳媒的編輯自主。譬如說，現時很多大企業在廣告中不會硬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有多好，而是作企業形象上的宣傳，令觀眾對企業產生好感。這是一種足以漸漸改變觀眾的意識與取向的做法。因此，即使民建聯的客席主持不會在節目硬銷其政治立場，但其宣傳效果已經足以漸漸的滲到觀眾腦中。 如果說《十八仝人愛落區》只不過是一個「合作形式」辦的節目而沒有任何宣傳意味，也是說不過去的。

作為傳媒，即使是私營，都應當肩守作為傳媒的原則，履行傳媒作為「第四權」(Fourth estate)的責任。接受贊助與追求利潤，也應該以不影響編輯自主為大前題。

P.S. 購買大氣電波時段的，除了民建聯，當然還有劉慧卿。但據筆者的理解，劉慧卿的報時廣告是在「廣告時段」，當然可以打正旗號作宣傳，正如電視節目中間的廣告時段或報紙的廣告格，與所謂編輯自主並無太大關係。但民建聯的個案，是在商台的節目中作宣傳，很明顯這已直接干預到商台節目的自主性了。當然，這些「個人觀感」是假設了政治廣告可以在大氣電波中存在。

支配與被支配

不少與筆者同年畢業的朋友都說，開始上班之後私人時間少了很多，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工作。有些朋友，除了星期一至五工作時間由早上九、十時工作至晚上八、九時之外，工作繁忙的時候，甚至連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或回公司工作。有朋友說，每天下班的時間都已經是晚上八時或九時，下班之後也不想找朋友聚會，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且已經太累，令他們好像與世隔絕般。

忙碌歸忙碌，如果薪酬是不錯的，相信感覺還會好過一點。然而，由於他們都是新人，即今年才剛剛畢業，薪酬大都是在「起薪點」的階級。更何況金融海嘯才稍稍紓緩，今年市場裏大多數公司的起薪點都有所下調，令筆者不少朋友都是賺少少，卻要「做到隻積咁既樣」。

過這種非人生活的，還不只是一、兩位朋友。自畢業以來的大半年時間，不少朋友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離不開工作。這令他們切切實實的成為了他們的公司的忠心員工（或奴隸）。這其實也是無可口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資本家就是要透過用最廉價的工資，換取工人最大的勞動力，將你每一分的力量都「榨乾」，務求在市場中賺取最大的利潤。

筆者的工作情況比他們好一點，雖然都是以廉價的起薪點，但做的工作數量還算是可以在「控制範圍」之內；雖然很多時候都要加班工作，但也不至於完全的侵佔私人時間。筆者所屬的公司是中資的，雖然它們也會毫不猶豫的將你的勞動力「榨乾」得八八九九，但福利也十分好，例如過時過節會派鮑魚、定期搞免費聚餐等，令一眾員工得以在公司「快快樂樂」的工作。

這不期然令筆者聯想到以前讀媒體研究時，曾經讀過的一些理論，說資本家令工人階級不斷替其工作而不作階級革命的技倆，就是透過充滿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來「麻醉」工人階級，令其在一天辛勞之後得到感性上的緩解，而不去反思社會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筆者提及這些東西不是想亂用理論或胡亂作比較，而是想帶出資本家鞏固其階級地位的方法的確是層出不窮。不論是透過在文化工業中「做手腳」，還是派鮑魚、搞免費自助餐，都令初出社會工作的筆者大開眼界。

當然，作為初踏入社會工作的人，不應有這麼多的「抱怨」，不應計較現時薪酬和工作時間，因為新人應該著眼於工作中賺到的經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原來社會上還有一大班比我們這班大學畢業生可悲一萬倍、十萬倍的人。這班人每天工作十小時，甚至是十二小時，連吃飯和休息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而他們的時薪卻是可憐的二十多元，即每月大概五千元左右。

有勞工團體為這班高勞動、（超）低收入的人爭取最低工資，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卻被一位立法會議員以每小時二十元的建議「一盤冷水照頭沐」。對於這班勞動者，如果說他們的生活及私人時間被工作侵佔了，不如說他的生命已經被資本家完完全全的支配了，因為二十元的時薪，不僅保障不了基本生活，連基本生存條件也恐怕保障不了；如果說他們被資本家以巧妙的技倆麻醉了，令其不辭勞苦的工作，不如說他們連反思社會的制度有多不平等，將階級意識轉化為行動的空間也被資本家完全的奪走。

不甘心時薪僅得二十元的單親媽媽劉玉珍，在《城市論壇》上發言後連工作也丟了。但是，在香港極度扭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年紀頗大的她還是要繼續找工作，而找到的可能是一份更低薪的工作，而那不合理的制度卻仍然健在。對不合理的制度的咆哮沒有令人得到喘息，反而令其受到更無情的支配。

是的，大學生不應抱怨出來工作後沒有了私人時間，也不應抱怨生活被工作支配。因為社會上有一班人，不僅時間與生活被工作完完全全的支配，連生存的條件也被資本家完全的控制。可是，這支配着各人的畸形制度，卻不斷地蔓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