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2日 星期五

去「藍營」親戚拜年 觀察他們如何理解魚蛋革命

(寫於二月九日晚,即年初一旺角騷亂之後,原本為facebook status,不算是完整文章,意外獲《立場新聞》轉載,標題為編輯所擬)

新年流流,一定要去「藍營」親戚拜年,因為一定可以聽到一大堆哽耳說話。作為一名社會觀察者(亦即花生友),哽耳的話比順耳的話來得珍貴,因為它們代表著一大堆未知。歸邊容易,各打五十大板也是易事,小弟始終覺得,要跳出二元對立,甚或爭取這班人的支持(或起碼放棄企硬建制一方),首先要理解和消化他們在「怒屌暴徒」視角以外,如何理解魚蛋革命。幾點簡單觀察如下(慎入,大部分均為老掉牙的東西):

1. 原來某位親戚好快已經將旺角騷亂,等同HKU衝擊校委事件,認定昨晚騷亂,必定是港大學生所為云云(最勁係佢話我阿哥當年離開港大決定好正確,因為政府及商界已經有黑名單)。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這個association,但較為肯定的是,當衝突畫面佔據日常新聞(無論係互動新聞台、有線,定係現在),建制派便更容易玩這個logic of equivalence的把戲,「港大生 = 廢青 = 暴徒 =(勇武)本土派 = 香港公敵」。所以無論係邊件事,總之就係你班人搞搞震。

2. 睇得多互動新聞台會唔會令人中毒?會,不過我想話,睇其他台都唔guarantee你唔中毒。喺畫面主導的年代,新聞一定係「靚shot」行先,無論係無綫定有線(p.s. 尋日miss左now隻頭條),皆用示威者圍交通警一段行先,perception is the reality,示威者係「暴徒」已經定調,貫穿成隻3分幾鐘故仔。退一萬步來說,每個人必定帶著自己既有的認知去理解一則新聞。如果你的姨媽姑姐本身是偏藍,加上「示威者 = 人民公敵」已定調,我唔認為畀佢地睇第二個台呢招係有用。面對主流媒體的representation,唯一可行的處理辦法,可能是re-representation,即將所有畫面、資料,用你的方法,向佢地重新decode一次。

3. 話說我阿媽曾經喺食環署規管下的女人街過擺檔,喺食環僵化制度下生活過一段日子,點都算係由上而下空間規劃的受害者之一。又話說原來我有位親戚,曾經同朋友喺金魚街經營過一間小鋪,最後不敵租金摺左。但你問佢地會唔會因此而好支持小販、好支持社區經濟、好討厭地產霸權、好憎食環?答案係唔會,即使他們都認定(半)自發經濟喺香港係無得做。原因係,環顧廣東、深圳,好多由政府主導的市集搞得有聲有色,用我老豆的話就係,政府話乜,即刻做到,經濟就好起來。結果又係回到大家熟悉的(偽)命題:民主是否阻住地球轉(即使香港無)?專權是否更有效率?我想說的是,升斗市民諗野其實好直觀,自身的遭遇不一定能讓他們看清所謂的「結構性問題」,反而是和周遭環境直接對比之下,他們往往選擇方便得來又熟悉的解決辦法----即是投向威權,所以梁振英點解咁「受歡迎」,係因為唔少沉默的大多數相信,只要唔搞事,自然有保障。你可以話呢啲諗法好港豬,不過,大佬,唔係個個有你班廢青咁postmaterialist,即使是在你角度看來,權力之手已經入侵日常生活空間,起來反抗好似好必然。你必須接受,民主運動爭取支持的對象,好多都係關心immediate needs的。民主運動的論述策略,不能只談既有制度的「壞」(過去十年聽得太多,聽到厭),而是要多談新制度「好」,而這種「好」,必須是tangible、而可以被一般市民感受到的「有得做」的感覺。簡單來說,要玩的是politics of hope,不是politics of hate。

廢up多幾句:

1. follow up on (1):如果建制派的民粹技倆是如此成功,民間社會又有沒有可能learning from CY?即將建制派的民粹邏輯拆解再重組,變成「陳文敏事件 = 李國章事件 = 政府拒發小販牌……. = 真.反抗有理」。暫時來說,是far from success。例如好多人講過,主流泛民連在初一晚到旺角小販檔撐下場的觸覺都缺乏,好難期望佢地可以將一系列事件的共同性展述出來。

2. follow up on (2) and (3):我之所以強調要同身邊藍絲人「傾」,是因為我始終相信,要在極權(及中國)社會下開展民主運動,必先由重構社會關係做起。極權社會下人人都是atomized,因為身邊的人沒有一個可以信任,每一個人都可以potentially隨時可以做你一鑊。而香港人,也好像除了自己的(網上)小圈子外,甚麼事都聽不入耳。正如《十年》所說,「這十年來,我們學得最多的,是陰謀論,而我們失去最多的,是信任」。相反,香港近十年「增值」最多的,是恐懼及焦慮。黃絲怕共產黨殺到黎,怕港共治下香港unlivable;上年紀藍絲怕經濟不再(官方定義下的)繁榮,怕黃絲越搞越亂。但兩者共通的,是大家都怕失去一個「熟悉的香港」。而事實上,各人定義下所失去的香港,分別又不是那麼大:安居樂業、經濟ok、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我所謂的「傾」,不是天真社工撚式打開心窗,而是要說明白,當大家身處共同的民間社會,你覺得唔順眼嗰班人,不是你的敵人,只係佢地搵番佢地個香港的手法,同你唔同,有人選擇抗爭、有人選擇相信權威。如果你不相信「鬥」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那重新建立信任(起碼不互相敵視),恐怕是其餘任何方案(包括我而家老細好鐘意講的community planning)的先決條件。

3. 上一段啲野好離地同和理非非,應該好多人好不屑, 講返一個較實在的問題:六七暴動以一宗工人示威為藥引,將多年來積累的民怨一次過爆發。但暴動不但沒有令本來同情左派的民眾反抗港英政府,反而令左派成為眾矢之的。借用Ian Scott對六七暴動的經典說法:「諷刺地,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原來的目標,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和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份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將這段說話帶到當下,絕對不是要說明武力必然令群眾投向另一邊,而是你在批評港共政府如何殘暴不仁的同時,如何frame自己的目標,而令人覺得你的行動目標是justifiable,以及是可以帶給他們改變的希望。例如你認為自己的行動是撐小販,那你在行動時有嘗試involve小販在其中嗎?又或者,你如何能夠說明,武力行動以後,至少能成功爭取小販成為民主運動一分子?或者有人會說,搞得就預左有人抹黑,預左大眾唔接受,但一旦成功,就可以「救贖眾生」。我尊重這種想法,但我想說:1) 一個沒有群眾基礎的行動註定是unsustainable的;2) 如此top-down的運動思維,與梁共政府有何分別?

5. 承上。小弟年老,有啲失憶,前年佔中的頭幾日及中期,好似有人試過在金鐘擺BBQ及旺角開枱打邊爐及打麻雀而被人怒屌,話將運動嘉年華化云云。想問下,其實當時屌人嗰班人,是否今次撐小販的本土派?當年佔中開拓了一個異質空間,開展一大堆可能性、實驗新制度。如果當時有人邀請小販「進駐」佔領區,實驗空間自主、基層市民重奪城市權利的新模式,今天的抗爭會是甚麼樣的光景?當然這是馬後炮,但我想說,參與民主運動的同路人,不要一開始便否定某些自己認為唔work的抗爭模式,無論那是和理非非、快樂抗爭、還是勇武抗爭。因為民主運動本應是體現多元,即使你不同意其他人的手法,各有各做、各自承擔責任好了,不要永遠以否定和攻擊來抹殺一切可能性。所以我期望廣義地支持民主的人,有關魚蛋革命的討論,應朝向開拓「多元化」勇武抗爭模式的方向(有沒有非流血而勇武的模式?例如佔領食環總部火燒文件然後喺佢天台打邊爐食咖哩魚蛋),而非廉價的「譴責暴力」。

《立場新聞》連結網址: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E%BB-%E8%97%8D%E7%87%9F-%E8%A6%AA%E6%88%9A%E6%8B%9C%E5%B9%B4-%E8%A7%80%E5%AF%9F%E4%BB%96%E5%80%91%E5%A6%82%E4%BD%95%E7%90%86%E8%A7%A3%E9%AD%9A%E8%9B%8B%E9%9D%A9%E5%91%BD/

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超越語言學的溝通

如果語言失效,溝通還有可能嗎?如果可以,溝通是好了,還是差了?

溝通理性的經典學說指出,人必須透過語言,才能有真實的、誠懇的、不受權力關係影響的溝通,特別是在理想的言說處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底下。提出這套學說的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型》更指出,要達致溝通理性,最佳的地點是隨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咖啡店、沙龍等公共空間。言下之意,溝通必須是面對面的交流,各方互相確認彼此的言辭行動,達致各方互相暸解的最佳狀態。而溝通理性的最終目標,就是重要尋回人類用作社會整合或社教化,但因金錢或官僚等現代媒介興起而日漸被蠶食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但,語言是否可能成為窒礙溝通的媒介?

電影《永遠的愛麗絲》女主角Alice Howland是享譽全球的語言學家,一生以懂得用最精確的詞語、最準確的發音、最流利的言辭將雜亂紛陳的世界表達出來引以自豪。無奈在事業高峰期確診患上早發性腦退化症,亦即俗稱的老人癡呆症。Alice在失去記憶的同時,也漸漸失去正常人的溝通能力,簡單如一支螢光筆,也無法以語言表達出來。與家人看似越走越遠的Alice無法與連結在一起,因為她成為了「病人」,為丈夫忙碌的研究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大女兒亦因為她是「病人」的原故,不情願讓她手抱孫女。反而一直與Alice不咬弦的小女兒Lydia,卻因為Alice的腦退化症,重新與她開展親密關係。

處於失語狀態的Alice,即使無法記得任何與Lydia有過的對內或爭吵內容,又或只能偶爾以視像通話與Lydia作一些無甚意義的聯絡,但Lydia反而比父親,以及不時探望Alice的哥哥姐姐,更懂得與患病母親相處。當Lydia面對失去逐漸語言及記憶能力的母親,關心的不是如何照顧病人的問題,而是透過人最直接、最真摰的情感,與母親重新建立關係。一直遊走主流以外的Lydia,比做教授的父親、做律師的姐姐、及讀醫的哥哥,更懂得跳出語言建構出來的秩序。當語言失效,其所附帶的身份、權威與秩序,所有由符號建構出來的世界即將土崩瓦解。Alice不是醫學話語中的「病人」,不是透過學術演講建構出來的「知名學者」,也不是透過世故說話建構的「母親」。對Lydia來說,Alice只是一個需要真挈對待、用心和花時間相處的一個人。甚至當Lydia發覺Alice偷看她的日記,由起初的盛怒到之後毫不介意讓母親再看。這不是因為她是病人,需要可憐,而是因為當語言及文字不再是溝通媒介,私隱/公開、與他人區隔的個體/要求個人犧牲而成就的(家庭)群體、女兒自主/母親權威等秩序亦隨之失效。Alice不再是一個因愛之名偷看女兒日記的母親,而就算她再看多少篇,也無法記在心上,甚至可能不記得Lydia就是她女兒;對她來說,有意義的只是閱讀當下一刻,一個免除身份阻隔、真正與Lydia進入愛的關係及真誠相處的時候。

對Alice來說,失去了語言能力,亦即同時失去了作為母親、妻子及學者的身份,這反而讓她真正以更「精確」的方式,表達愛。正如她起初對Lydia的勸告不以為然,企圖以科學權威的學者語言,在病人組織活動中演講。最後Alice修改講稿,贏盡掌聲,不是因為她為腦退化症提供權威答案,而是因為沒有了語言及其秩序帶來的隔閡,她和其他病人真正進入了「personal relationship」。在一個失去身份的原始狀態,Alice不是母親、妻子和學者,而只是Alice(Still Alice)。正因為她被還原為如此的一個個體,便需要和其他孤獨的個體連結。在此沒有正常人能想像的孤獨狀態下,亦是個體與個體真正平等的前題下,愛、關懷和尊重的關係才能發生。Alice最後病入膏肓,聽著女兒唸話劇劇本,知道文本意義,不是因為她理解文句,而是因為Lydia由洛杉磯回來照顧她的舉動——一個不計算身份、地位、成本的決定——讓她感受到愛。

語言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扮演傳遞意義、建立文化的功能,但卻未能捕捉人際關係最「真實」的一面,亦即當符號秩序瓦解後的世界。當人們仍樂此不疲,嘗試透過語言呈現對他人的「愛」,流於表面之餘,不自覺言語建構出來形形色色的秩序,阻隔互相暸解,結果在文字及言語遊戲中兜兜轉轉,無法進入真正的親密關係。就如電影開首,那些「I love」前、「I love」後的恭敬的愛的宣言,比起Alice與Lydia最後無聲勝有聲的關係,來得虛偽。真正的愛,是無法,也不需要用任何符號再現的。

2015年2月19日 星期四

從《飛氈》看香港歷史論述

相較於《我城》,《飛氈》或許不是香港人最熟悉的西西著作,但後者的重要性卻絕對不亞於前者。如果說,《我城》是以香港人作為主體出發,書寫對城市的盼望,那麼《飛氈》就是由香港人生活經驗出發,為這城市建構一套知識論述。主體建構離不開知識書寫與歷史敘述,《我城》和《飛氈》就是西西筆下的一對雙生兒。

香港的歷史故事應由哪裏說起呢?由座落於巨龍國南方一隅的肥土鎮說起。多年來肥土鎮是巨龍國的「窗口」。世界各地的人經肥土鎮往巨龍國去,巨龍國的人不但經肥土鎮,通往南洋、走向世界,有的甚至到那裏定居。肥土鎮彷如一張地毯,保護了很多人的腳。但同時,踏在它上面的人,不會留意它從哪裏來。人們只看見巨龍國,卻對這小小一張地毯視而不見,甚至因為嫌棄它污穢。就像肥土鎮花順記一家的突厥朋友花里耶所擁有的毯子,被人嫌棄圖案織錯,顏色不對稱,其實「缺點」正是毯子獨有特色。大家甚至不知道,地毯原來會飛,成為飛氈,是一塊瑰寶,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唯有仔細察看肥土鎮內的人和事,才能認識這張飛氈究竟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我特別喜歡《飛氈》裏各人物的背景設定。花家三位堂兄弟:花一、花二、和花初三,先後到日耳曼國留學,分別成為了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及考古學家。動植物之間環環相扣,形成生物圈;化學元素的不同組合,成為空氣、水和養分。不同生物及化學物質一環扣一環,組成日常生活的基礎。而考古則往泥土深處挖掘,知道自己的年歲,認識自己是如何一代接一代、一點一滴地形成。三位堂兄弟的旨趣,就像是一個一縱一橫的研究框架,讓西西帶領我們,從荷蘭水與蓮心茶、蜜蜂與蜂蜜、木頭與火災、電力與磚頭、自障葉與藥糖,認識肥土鎮如何由簡陋的木屋區發展成垂直社區,以及在這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失去的種種。

這既像神話又像寫實的歷史敘述,讓我們從花一、花二、花初三、葉重生、花艷顏、花里巴巴、花里耶、胡嘉、胡寧、羅微等人的故事,重新認識肥土鎮/香港的發展史。從平民的視角和生活出發,而非殖民管治者,建構屬於香港人的知識論述,顛覆由殖民者書寫的宏大論述。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1993/2003)曾說,被殖民者無法回溯自身歷史根源,唯有透過將歷史碎片,以「遊戲」(play)的方式挪用及拼湊,才能將身份再現 [1]。出版於1996年的《飛氈》,正值香港過渡期接近終結的時期。中英雙方各就這原先毫不起眼的小島的歷史,大書特書 [2],作為主權交接主角的香港,反而被剝奪了發言權,本土身份更無從說起。西西的《飛氈》,正好為香港人身份建構,提供寶貴的論述資源。

[1] Hall, Staurt (2003).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Ngai, Pun and Lai-man, Yee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可參考王宏志的《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以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的講話。

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閨密》:不說教的女人戲

暑假檔期的電影很難選,因為不是卡通片、大路地感人的愛情片,就是大明星撐場的荷里活片。對於提材貌似破格的《LUCY》,我也沒興趣。兩個多月以來,主流電影只看過擺明是感觀刺激的《猿人爭霸戰2》及《忍者龜2》,以及因九把刀之名,看了平平無奇的青春愛情片《等一個人咖啡》,但統統難留下深刻印象。反而是最近一套女人戲,令我最難忘、最感動,那是黃真真的《閨密》。

黃真真的《閨密》,其實也是一套很商業化、很明星效應的電影。看看主演陣容,六名主演的男女明星,中港台三地各找兩人。這個配搭在香港觀眾的口味而言不算突出,但在中國大陸及台灣,幾乎肯定賣座。於我而言,入場當然不是為了看主演的幾位明星。事實上,我也不是黃真真的忠實支持者,過往只看過她的《六樓后座》及約半套《女人那話兒》。記憶中,黃真真不是那類技巧很高超、構思劇情很有深度的導演/編劇,但我認為她對於自己有親身經歷過、感受過的某些年齡、性別群體,拍出來的效果特別「真」,所以特別能打動觀眾。這就是我選擇入場看這套女人戲的原因。

話說回來,《閨密》這套電影,幾乎每個場口的設計都有很「商業」的考慮。例如三個女生所住的千呎連天台大屋,無論是在台北還是在中國大陸,也夠超現實。又例如電影中出現的浮誇派對、豪華跑車、沙灘演唱會,也明顯是「吸晴」之作。加上找來香港新一代電影天后薛凱琪演 Kimmy,以及找台灣小美人陳意涵來演希汶。前者以典型港女「很mean」的方式演活誘人、挑逗的女性,及後者那種嬌嗲、誇張的演繹,這套女人戲事實上也挻照顧男性口味(正因如此,我更喜歡在三人之中較為平實的楊子珊,她演的小美雖然內斂,卻更有深度)。不過,正正是這些商業化的設計,將《女人那話兒》帶點「戰鬥格式」談女性的味道拿走,從女性的日常生活、女生與女生的交往,及女生與男生的日常互動,帶出女性的自主性和獨特性,讓黃真真那些對女性經驗的書寫——一種有別於男性導演對女性定型印象——更容易入口、更打動人。

《閨密》中三女的角色設定,對自身期望、對男性及愛情的看法及價值觀,就大相徑庭,但三人湊成的閨密,卻為女性保留了她們的私密空間,而不受男性視野主導。Kimmy不相信愛情,喜歡每天和不同男士「握手」、希汶對愛情有著很受資本主義熏陶的憧憬、小美也有著少女對初戀的典型幻想,但卻不放棄自己的導演夢。三名女生走在一起,既可支持對方追求社會規範下的愛情標準,但也可如男性般大膽談性;她們的生活領域看似互相矛盾,但對方有危難時又二話不說互相支持;她們互相幫助的行為舉止看似瘋狂,但在對方眼中這又是最深入內心的支持;她們的另一半可以是男性,但也有另一個「另一半」是女性。她們彼此的性格上有著張力,但也是互相補足、支持和安慰。三位女生親密而充滿不穩定性的關係、互相牽引而接近瘋狂的故事,不僅讓女性觀眾檢視自身的生活經驗,這種複雜性也讓男性觀眾不自覺地載上另一副眼鏡去欣賞。作為男性觀眾,觀看這套女性電影,要學的不是所謂的「理解女性」,而是去除定型,謙卑地承認自己「不理解」這些從女性角度出發的愛情觀、友情觀、事業觀等等,以尊重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凝視眼光,看待這些寶貴的女性經驗書寫。畢竟,現代的男女平等,不是單單指男性可以做到的,女性一樣可以做,而是承認差異、承認每個人及每個群體的獨特性,如女性的陰柔、互助、分享等特徵。因著每人的獨特性,男女都是平等的。

《閨密》此電影,可說是以瘋狂及誇張作為方法,道出生活中獨特、但不受注目的女性經驗。或許這種幾近瘋狂的表達方法、不按傳統說教式電影的出牌,是女性導演才夠膽做的嘗試。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一個人的旅程


一個人旅行,最大的敵人是孤獨。今次跑到去九份、金瓜石、基隆、東北角、及宜蘭。獨自上路,原初是希望換取更大的自由度,但一路走來,發覺人最需要的,是個體與集體之間取得平衡。

我一直相信,人不是天生就附屬某個群體,以任何強制形式組成的集體,只會導向壓迫和專制。我也相信,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間和時間,與自己對話,聆聽自己的聲音,這才是了解自己及思考的開始。

但問題來了,沒有外來的思想衝擊,人只能局限於自己的觀感和視野,任何的自我對話,意義也不會大。兩次獨自上路的經驗告訴我,身處異鄉、獨自解決問題的經歷固然可貴,但認識新朋友,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同樣重要。如此看來,在青年旅舍中,我也未免太自閉。那裏理應是與同行者(意思是抱著放眼世界的理念的背包客)交流心得、體現尊重和平等關係(一些在主流資本主義社會中難以找到的價值)的好地方。在「途中.九份」青年旅舍的最後一晚,我其實十分享受那段與不同異鄉人交流的時光。但似乎我最大的「不可能」,仍是面對一大群陌生人時,那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及自我疏離感。如果旅行的意義,在於重新發現自己,創造真正的自我「革命」,那麼我就更加需要喝下苦杯、直視自己的「不可能」,衝破面對集體時的恐懼感及距離感。個體與集體的平衡,我需要拿揑得更好。

個體不必然附屬於集體,但也不必要恐懼成為集體的一部分。

P.S. 這趟旅程有兩個經歷必需記下。在基隆,本來才算去看炮台,在地圖上找來找不到下,決定轉去和平島公園,但因修路問題,巴士停在終站前一個站。遲遲找不到公園位置,心感「中伏」之時,一股莫名的動力叫我找下去。終於找到公園,裏面的風景,比我預期的還要壯觀。第二天,打算去完南雅及鼻頭兩個風景區後往南走,到台灣最東之端——三貂角燈塔。但原來很少客運巴士會途經那處,所以輾轉到了福隆,再想辦法。最後發現原來可從福隆北上到達三貂角,還可順道遊覽舊草嶺隧道。那天收穫甚豐,十分滿足。兩個故事說明,覺得中伏之時,咬住一口氣,堅持下去,結果可能出乎意料地好。正如我很喜歡朋友的一句話:堅持就是勝利。

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香港國際電影節(一)


《直擊柏克萊》
逾四小時的長片,紀錄全球排名長期高踞十大的老牌大學UC Berkeley的教學、傳統、及價值,如何被新自由主義侵蝕。電影開頭一段,紀錄一班師生上導修課,討論公共政策與貧窮問題的片段,正正表明,柏大致力為國民提供優質公共教育的傳統之衰亡,有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

全球資本主義走上大崩敗之路,沒有敲響警鐘,叫人反思世界的經濟結構問題,反而令削減公共開支、緊縮開支的呼聲更加響亮。面對美國政府連年削減公共教育經費,美國多間大學走上私有化、企業化之路,柏大也不例外。政府撒手不理,大學要在「市場」上競爭。加學費、收緊教授取得終身教職的資格不在話下。既要爭取從各國收錄「國際」學生,維持學校收入來源,又要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催谷教授「生產」論文。即使有片內教授向學生推銷課程時表明學院內生產出來的知識,是要推廣予大眾,為公共利益服務,但只要想想教授們在實驗室埋頭苦幹,為了所屬學系爭取更多研究經費(否則就是片中某位高層所說,不是好學者、不值得爭終身教職),就可想像到他們根本不會有閒暇做知識普及的工作。又只要想想在期刊發表的論文要付費才可以閱讀,就可以想像知識已成為象牙塔內的小圈子的玩兒。

學習成為商品、學生成為客人、教授成為服務提供者、學術只剩得工具性的價值,大學成為了擴大階級貧富差距的制度性因素之一,社會關係也因此而變得疏離和割裂。個人主義一抬頭,便是保守主義的狂歡節。作為美國社運重鎮的柏大,學生們曾經展開一場反對加學費、公共教育商品化的運動。承襲60年代反越戰、爭取公民權利、言論自由的社運傳統,學生們再度「Take over」校園圖書館。坐在冷氣房的大學高層繼續用其官僚式、企業管理式思維應對,理所當然地將示威視作「crisis」,最有趣是討論與加州其他大學定期互換保安及警察,讓他們熟悉每個校園的環境,出事時更有效應對,讓校園運作不被打擾,如企業般暢順便最好。學生與教授,兩者皆屬「共同體」的一分子,本應共同為大學的理念而努力,並就此作政治性的辯論。但在新自由化的語境中,學生是挑戰權威者、示威是客人不滿服務的表現。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授之間,不再一同建立「共同體」。共同體內的社會關係被金錢/利益關係、意見管理系統所轉化、吸納。示威失敗告終,未能撼動既有制度一條毛髮。事後大學高層們開檢討會,上一段提及的那位高層,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恥笑示威學生的戰術不濟、領導無方云云。這無疑是暴露了自己的無知,因為他們沒有勝利。最大贏家是新自由主義。因為它將每個人還原為獨立、原子化的個體,人與人之間沒有構成任何「共同體」。整段示威紀錄之中,最恐怖的一幕,莫過於當示威學生領佔圖書館之時,外面卻風平浪靜,那「沉默的大多數」繼續「書照讀、步照跑」,彷彿在告訴你,「理咁多做乜吖,讀好書好過啦」。正是校園新自由化,社會關係異化及去政治化的最佳體現。校園只是學位證書換領處,而非讓人學習如何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進而處理其中的權力關係,繼而學習如何改進現有的社會制度),眾人之事可以變得「唔關你事」。在新自由化的校園中,「製成品」只關注個人,對既有制度中的不公視而不見,任何對制度的改變,都可能被視為撼動他們弱小的個人世界的力量。知識理應讓人思想進步,但新自由化的大學,卻催生了保守力量。

新自由主義的幽靈正在各大學校園上空游盪。如果連名校柏克萊也如是,其他要「力爭上游」,在市場化的大學教育制度中生存的大學又會怎樣?

《廢物》
如果你不理解台灣人為甚麼要反服貿,《廢物》或可給你一些啟發。主角阿秀在台北這大都會打滾一段日子,鬱鬱不得志。作為城市吸納不了的「廢物」,阿秀打算回鄉種田,怎料鄉村已被城市化的洪流摧毀得七零八落。大財團對農地虎視眈眈,農民將土地待價而沽。農業被視為下等工,土地被廢置,年青人唯有出走大城市謀生,留下來的都是老弱婦孺。在這片廢墟,等待被收購,然後再發展,似乎是唯一命運。資本進入鄉村,將土地及人際關係商品化。土地變成商品,鄉村生活變成可買可賣的樓盤。

資本主義不但主導經濟生產領域,也改變人對社會關係及對自己的理解。建築工人在城市為建高樓大廈付出,受傷後沒有得到應得的尊重便遭遺棄,被逼返鄉,淪為小偷及毒犯;春梅的丈夫是台商、頻頻到大陸賺錢,自己雖住進高級別墅,但失去了對生活及生存的興趣;春梅的兒子在死寂的鄉村生活,與台商父親及情場職場皆失意的母親關係疏離,更染上毒癮。鄉村地方彷彿是「廢人」的大熔爐。可悲的是,當資本/發展主義成為霸權(即一種獲人「同意/認同」為合理的想法),鄉村的人也將「被發展」視為理所當然,電影中那位老師所說的「競爭」、「適者生存」變成金科玉律。「廢物」成為失敗主義者,被城市發展的洪流拋棄之餘,自己也將自己放到邊緣的位置。廢物/土地終需被發展/更生、被商品化。但究竟哪是因、哪是果?

在反服貿爭議下的今天,《廢物》正正提醒我們,當生活各個層面逐漸被資本控制,受影響的不只是那些將被大陸資本打擊的中小企服務業,還有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土地的關係、人對生活的想像、人對生產的理解……現代社會發展至今天,不應只談經濟生產(那是錢搵錢的炒賣﹗)、科技進步、城市發展,而需要反思性的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才不至讓現代性自我毀滅。如果你認為,今天反服貿的年青人是未經歷過苦難、入世未深、被政黨控制,才會出來反反反,變相成為保守/封閉主義者,那你是真正不懂,反思人的價值、土地的價值、社會關係的價值、以至整套經濟生產模式的合理性,不是鎖國,而是真正的進步,是阻止(大陸官僚及掠奪式)資本主義這火車將台灣撞至車毀人亡的唯一出路。那班年青人,就像電影中喜歡演戲劇的阿秀,咆哮要把那班逼到他走頭無路的人,一把火燒掉般,在大陸紅色資本及前現代的管治政治行政模式面前,作垂死的掙扎。

2014年3月2日 星期日

出走記/逃離香港


香港生活太焗促、太趕,需要找個地方慢下來。停一停、走一走路、吸一口氣。選擇去了台北,部分因為未去過,部分因為人去我去,也有部分是因為想體驗一些「正常」的生活速度。最後決定一個人,獨自上路,去台北過四日三夜。

從香港人的目光看台灣/從台灣見聞看香港
還有一個選擇去台北的理由,是因為那裏與香港的生活方式很近,自己比較易適應。到了才發覺,那裏其實「很香港」。事實上,香港有的,台灣一樣有。但一樣的硬件,台灣卻能為你帶出不一樣的感覺。舉幾個例子說明。首先,在台北信義區、市政府一帶,是一個商業及旅遊區,名店林立,大陸客及日本客絡繹不絕。但在此商業味濃的地帶,你卻會見到誠品的存在,令你在煩囂的都市中有一安靜思考的空間。以誠品旗艦店來說,除了二樓及三樓,其他樓層與一間百貨公司無異,但沒有人會質疑它「商業侵蝕文化」。這是因為它有一份對文化的尊重,不會因為它利潤少而將它放到次要的位置。

第二個例子,是對待小販及小商戶的政策。去台灣的人,不會不去逛當地的夜市,一嚐當地美食。除了聞名於世的士林夜市,各地皆有自己的夜市場。我去過的,就有寧夏夜市,我住的旅舍樓下,也有一個小小的松江夜市。台港兩地都有所謂的小販政策,為甚麼香港只有農曆新年那幾天小販管理隊放假,才出現一個「桂林街夜市」?我想說的是,這不是「嚴謹 vs 寬鬆」的比較,而是台灣夜市的成功,是因為對小市民、小商戶有一份尊重。尊重他們的職業是有價值的,同時透過交通管理、空間改造等方法幫助他們繼續生存。很多保育人士說,要保育一些舊東西,最好就是不要由上而下地搞它,讓它自自然然地生成。但可以做得更好的,是理解在那裏生活、工作的人們有何需要,然後幫他們(注意,前提是那些需要是由下而上地提出來,不是坐冷氣房的人構想出來的「需要」)。當然,也沒有人會認為那些市集是骯髒、不堪入目的,也不會有人認為市集內人多擠迫,就等於沒有秩序。這才令夜市、不被任何人看輕。類似的例子,有大同區的迪化街。那裏的老乾貨商店及布行至今屹立不倒。很大原因,是台北市政府沒有因為那些建築物殘舊而推倒重建,而是把它們復修,整全也保育下來。結果,它成為了台北現存最完整及最具歷史意義的老街。相信人們的空間實踐,尊重職業的多元性,不看輕平民社區的歷史價值,就是令小商店、老商戶在台灣生存(以至聞名於世)的因素。

另一例子,台北也有(而且更多)香港都有的藝術空間。例如信義區的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就好比石峽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淡水的文化園區,就好像香港的牛棚藝術村;西門町的西門紅樓,就像上環的西港城。這些藝術園區大都由舊建築改建而成,為藝術家及文化人提供生存空間。它們與香港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大眾對這些地方不會有疏離感。例如你會見到台灣人會一家大小到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消閒、看展覽。文化、舊建築像是台灣人生活一部分,甚至不會煞有介事地標誌那些是「文化」。這也當然是因為台灣的保育會從整全的角度入手,不會單單保存一件「死物」建築,而是思考如何將改建後的建築物融入當地環境,裏面再配以合適的藝文活動。

同樣的硬件,但比香港做得不一樣的例子,還有環保及垃圾處理方面。在台灣所見,垃圾分類基本上是常識。每一戶家庭,以至食肆、商店都會自動自覺做垃圾分類。我相信香港的環保回收箱不會比台灣少(以地區大小比例上而言),但香港的環保政策怎看也不算是成功。我相信,這是兩地的文化差異,引致兩地垃圾處理的分野。環保工作要做得好,最重要的是改變人們的文化觀念。其中之一,就是對生活及未來的想像。要令人相信環保工作是有價值的,首先是令人相信今天做的垃圾分類,會令明天更好。我雖然沒有就此議題與台灣人談論過,但從他們處理垃圾的方法所見,他們對居住的社區,有一份憧憬和期盼。這是香港人仍未足夠的。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我所見的台港差異。背後主要的分別,我相信是台灣比香港,對差異社群有多一份尊重、對多元價值有多一份堅持。歸根究底,是兩地的政治制度分別。「正常人」都知道,香港的是半民主選舉,台灣的是全民普選。這種因政治制度而引伸出來的差異,可由「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的所見所聞說明。我在台灣的第一個遊覽地點,就是二二八紀念館,當中展出了事件前因後果的各種證據、史料。最記得的是,展品當中有兩封信,是蔣介石與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通訊,說明當中派軍隊鎮壓民眾,是兩人的決定。展品介紹更清楚指出,兩人是要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的人。在那裏,你見到台灣人是個不會害怕談論歷史、不忘歷史教訓的民族。兩天後,是二二八事件六十七周年,當日下午官方有追思活動。為了打發上午的時間,我先到台灣地標中正紀念堂參觀,一來湊熱鬧、做個稱職的遊客,二來看看蔣介石如何被神化為開國及民主之父。下午,回到二二八紀念公園,遠觀(原本以為是公開活動,原來是官方的,所以只有媒體及相關家屬及人員才可進入)追思活動。因為這個活動,我的台灣之旅竟然可以親眼見一見總統馬英九。作為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可以對該黨當年所犯過錯毫不避諱,也向死難者獻花。他們就是這樣有趣,一方面對蔣介石歌功頌德,另一方面鞭撻他所犯罪行。這種對自身過錯的反思,不是香港特區政府、或中共政權可以比得上的。他們不害怕面對歷史,是因為他們有普選,不害怕面對人民。要執政,不是要將歷史活埋,而是要真誠面對歷史,才贏得人民信任。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另一有趣的場面,是當官方活動結束之後,民進黨人士立即「進駐」紀念碑旁,搞他們的「民間」追思悼念活動,同時高舉橫額,要求國民黨殖民政權下台。這在香港是難以見到的,因為示威者未開始叫口號,在官方活動進行期間,應已被保安抬到老遠的地方。但台灣人就是不怕,你搞你的民間活動,爭取人民支持,幾年後的選舉一較高下。多元的政治意見,可以在同一平台中發表。當然台灣的民主制度不是完美,但正因為有這制度,才迫使執政黨不能不對歷史自省。今天任何台灣執政黨,也不會搞一言堂,不搞打壓,容許人民自由發聲,尊重不同人的意見。我想,台灣人尊重他人、堅持多元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就是因為在民主制度下,一點一滴而形成的。

孤身上路記
未出發前,當然曾對獨自去旅行掙扎良久。畢竟人在異鄉,也要考慮安全問題。但其實即使有同伴,安全問題也存在的。與其是這樣,一人上路也無不可,小心一點就可以了,況且台北也不是罪案率高之地。在喧鬧中和其他孤獨的人勉強結連,平日已經試得夠多了。孤身上路,可以真正留空間給自己,看自己想看的,逛自己想逛的,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享受獨自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樂趣。

一定會有人質疑,一人旅行不會孤獨嗎?當然會的,特別是當你遇到問題時,例如迷路時。但只要踏前一步,向陌生人求助,你會感到,當你有問題時,全世畀都會來幫你的。特別是台灣這地方,很多人都很友善,是你會真誠地想向他/她說句「謝謝」那種,而不是在香港般,說「唔該」是為免他人黑面。解決問題以後,害怕一個人的感覺就會慢慢消退。至於一個人在途上,沒有人分享在誠品找到一本在香港找不到的書的興奮、一同在夜市搜羅美食、一起在西門町「昅美眉」、參觀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館、中正文物展示室及二二八紀念館之後交流對台灣歷史的看法、或欣賞淡水漁人碼頭日落的良辰美景,會否有點失落?有時會的,但我認為,在一個人的自由與幾個人偶而分享快樂(而更多時候可能只是無謂的吹水,或沉默)之間,我會寧可選擇前者。而且回到青年旅舍的大廳裏,就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跟你聊天。些少遺憾的是,由於我在香港近幾個月感覺太差,心理簡直是處於「不平衡」狀態,今次選擇了較自閉的生活方式,算是一個失敗的Backpacker了。

一個人旅行有甚麼好處?實際上來說,與同伴一起(不是說朋存們不好),難勉要在速度上、住宿上及景點選擇上有所遷就(甚至爭論)。特別是我在旅途中喜歡有點漫無目的地到處逛,有時景點與景點近(我所定義的近,大概是深水埗至油尖旺的距離),甚至不選擇坐車。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件很戇居的事,也十分累(當然我也會累,但我樂意這樣做)。一個人旅行的話,簡單來說,就是隨心而行,僅有的限制,就是時間、金錢(視乎你對旅程的要求如何而已)及體力。何況,我認為,雖然人是群體動物,但每個人都應學識一個人生存。這不是自閉,而是要學懂面對自己的內心,學識與自我「交談」,明白自己真正的心情是如何。也從實際的角度來說,一個人去旅行,就不可以依賴其他人,由計劃旅程至回程,全部自己一手準備(當然,有不懂的地方就要立即求助)。這次就是因為事前計劃得不太好,要買貴幾百元機票。要孤身走我路,學懂計劃周詳。

今次算是完滿地完成了第一次的一人旅行。由始至終,我都相信,旅行不只是飲飲食食,而是讓你離開你熟悉(但厭倦)的地方,從旅途上遇上的一切困難時、從在異地別處與他者相處時、從自己硬著頭皮去幹一些平時不會幹的事時,直視自己的「不可能」,並重新理解自己及自己所屬社群的面貌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