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s' Party Time (二)

近日的社運及遊行以「八十後」為主力，傳媒重點報道的是「八十後」的究竟在想甚麼。但事實上，不少傳媒的報道將不同層面的「八十後」觀點「炒埋一碟」，令人是難以真正認識社會上對「八十後」的想法是怎樣的。因此，我們需要將「八十後」作一個梳理。

第一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集中於經濟及物質上的層面。相信不少人仍然記得幾個月前政府公佈施政報告之後，一對年輕夫婦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致電予曾蔭權訴苦，說現時的「八十後」就算是醫生及律師等「高薪一族」，仍難以置業。這顯然道出了不少「八十後」的心聲：入讀大專院校的機會多了，學歷高了，但社會上的工種少、職位少、競爭大，年青人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少，往日那套肯拚搏便有機會上位的邏輯再行不通；而另一方面，樓價日日創新高，得益的是那班在幾十年前已經成功置業，「有樓在手」的第二代人，而對於剛投身社會工作的「八十後」，置業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這套以「上位」及「置業」為目標的想法，其實很大程度上和第二代人那種以經濟及物質生活為中心的思維如出一徹。簡而言之，就是這班「八十後」的年青人其實是認同上一代的想法的，只不過現時「香港夢」不再，所以他們希望有一條新途徑去達成「上位」及「置業」的目標。

第二種對「八十後」的想法需由文化及政治層面說起，而這種想法亦是「八十後」社運人士所採納的觀點。這種想法的由來，可能又要數到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的事件。自從保衛皇后碼頭之戰後，不少香港人都醒覺原來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一個美好而可持續的社會應該需要發展其他層面，例如保存我們的集體回憶，令這社會成為一個有靈魂的社會。自此之後，近年間一系列對於時間（保存我們的歷史）和空間（保存屬於我們的地方）保衛戰，如反對清拆利東街、保育灣仔藍屋和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的論爭，都令「八十後」的文化身份有所覺醒，令他們知道要保存人與人在社區網絡和環境，而不是單單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宣稱這是「我們的時間」而不是「借來的時間」；是「我們的地方」而不是「借來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八十後」的想法並不將保育與發展處於對立面，而是認為香港除了有經濟發展之外，還需要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向度需要顧及。另外，由於他們認為香港不應由高官、財團中共中央主宰一切，所以他們更強調公民參與政策制定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才能制定出真真正正符合香港人的政策。這種文化身份的覺醒，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的訴求，成為了一眾「八十後」社運人士的主流看法。同樣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層面上的「八十後」想法並非出生在1980年之後的人獨有，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並不可以用出生年份來一刀切劃分，所以社會上不少「八十前」或「九十後」的人也有這種想法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兩種想法並非處於對立面，而社會上亦非只有這兩種對「八十後」的想法，因為多元的觀點是社會正常的特質。我們或許難以統計上述兩種較為人所知的想法之中，哪個是「八十後」社群中的主流，但從報章報道顯示，現時社會普遍認為一眾「八十後」是因為「上不到位」或找不到好工作（即上述的第一種想法）才會出來遊行示威。當然，「社會普遍」是指一眾佔據最強話語權、將「經濟發展觀」放在至高位的第二代人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舊有的觀點看，是永遠不能了解「八十後」的觀點，也永遠解不開「八十後」何以勞心勞力出來搞社運、搞遊行的。

80s' Party Time (一)

近來反高鐵、反政改方案、爭取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五區總辭等議題在社會鬧得熱哄哄，深入了大眾腦海的，未必是高鐵、政改方案的議題本身，而是一班以「八十後」為主力的社運人士。每當有大型遊行出現，傳媒總少不了報道「八十後」在當天的行動，而「八十後」幾次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亦成為了鎂光燈下的焦點。

隨著「八十後」成為了遊行示威的常客，追求「穩定社會」的港人自自然然將「激進分子」的標籤貼在「八十後」身上。大眾認為這班青年激進的原因很多，首當其衝是他們認為這班青年是一班失業分子，是社會競爭下失敗和無法上位的一群。另一方面，由於facebook及討論區成為「八十後」的主要動員途徑，不少人亦很自然地將「八十後」等同網民（及高登）。網民一詞，在香港人心目中幾乎等於「電車男」，即終日將自己困在家裡，只會在容許以匿名身份存在的網絡世界中才有機會及有勇氣發表己見的人。將「八十後」等同網民，潛台詞就是指他們是一班終日埋首家裡，在討論區吹水睇咸片打飛機的人，一字記之曰：「毒」。

「八十後」可能真的包括了一些「上不了位」的青年及網民，但事實上，這班「八十後」所包括的人，比你和我能想像的還要多。與其對他們一知半解甚至將他們標籤為「xx」分子，不如先好好了解一下他們是誰。這班在多次大型遊行及社會運動中走在最前線的人，其實自2007年皇后及天星碼頭兩次社運已經開始活躍起來。在皇后及天星碼頭事件中，他們靠網絡動員及組織，在一個鬆散的運動網絡上，催生了「本土行動」及「獨立媒體」兩個民間組織，成為日後「八十後」社運人士組織及動員的基礎。縱然有了組織的基礎，他們並不像傳統政黨或非牟利機構，以一大班固定的黨員或成員來支持組織的運作，或以某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吸納支持者，而是從不同途徑（例如網絡）及以廣泛的社會議題（當中以本土議題為主）不斷吸納支持者，所以「八十後」社運人士的組織仍維持在相對鬆散的狀態。除了有十數位中堅份子之外，基本上每次社會運動及遊行都不斷有新人加入，加入的人主要包括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在職青年，甚至包括了一些「九十後」的中學生和一些心態仍是「八十後」的中年或老年人士。

因此，將「八十後」定義為「xx份子」或「讀唔成書出來攪攪震的人」無疑是以偏概全的。因為簡單來說，「八十後」就是一班對社會有承擔、有訴求、有期盼的年青人，而他們難以被定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以某些組織或黨的成員來劃分，也不能被簡化為「關注某議題」的人士。若果以一套「八十前」的思維來理解他們是誰，那是注定不行的。

（轉載）高鐵廿三條 政府還在隱瞞甚麽？

轉載自http://www.betterrail4hk.org/

2009年12月1日政府本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68億元，興建只有一個西九龍總站，卻比全球最貴鐵路還貴三倍的高速鐵路。下列23條基本問題，政府卻一直未能解答：

1. 政府一直聲稱高鐵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卻違反政府自己的「公開資料守則」要求，拒絕公開可行性研究和經濟分析報告，使市民無從 評估政府的分析存在多少水份。為甚麼？

2. 政府估計有九成半旅客抵達西九總站後，必須轉車才能到達目的地，可是接駁不便，有半數旅客將被迫使用路面交通工具，但政府竟 然聲稱這是最方便市民的車站，製造「市中心迷思」。為甚麼？

3. 政府明知交通專家測算車站用量時，不會考慮超過五百米步行距離的人流，卻聲稱西九總站最方便，是因為在五公里的半徑範圍內，有二百萬市區人口(包括須游泳至對岸的港島區市民)，掩飾西九只是一個設於市區的接駁站的事實。為甚麼？

4. 政府聲稱西九總站的吸引力，在於為內地旅客提供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卻未有說明四成旅客須在地底轉車，一成旅客須步行12分鐘穿過商場轉車，四成半旅客在地面轉車時須面對連翔道的廢氣排放口；政府電腦模擬圖的園林景觀明顯誤導。為甚麼？

5. 政府明知西九道路規劃失誤，造成塞車死症，難以容納 西九總站每天五萬多的地面人流，更何況西九文化區還未完成設計，難以預測車流。政府建議多花118億元改造道路，聲稱能解決塞車，卻又在開會前幾天才容許議員查閱交通評估報告，使民間專家無法參與評核。為甚麼？

6. 高鐵須征用西九文化區約三份一土地作為施工用地至2015年，以及近半的海濱地段，用來搬運相當於六楝國金二期體積的泥 頭，但政府卻聲稱文化區將於2014年 落成。互相矛盾的時間表，引證了西九總站與文化區根本不宜並存。為甚麼？

7. 高鐵的延伸隧道座落在西九文化區地底，列車造成的震動和噪音使地面難以興建表演劇場，但政府卻拒絕解釋詳情，更禁止負責設計 的三組建築師向外透露半點訊息。為甚麼？

8. 政務司司長兼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在11月26日的會議中，對高鐵工程將會佔用西九文化區用地，向運輸局和路政署表達強烈不滿；既然政府內部仍未解決對高鐵工程的重大分歧，卻急於申請撥款。為甚麼？

9. 專家組建議的新方案把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另從機場快線的青衣站新建一段支線直達錦上路，估計較政府方案節省逾300億元。即使政府曲解專家組建議，也承認新方案能節省238億元，但政府卻拒絕聘請獨立顧問深入研究。為甚麼？

10. 機場鐵路中環站有22萬平方呎的月台荒廢12年，而機場快線的客運量在1998年啓用以來沒有增長，以致相等於200億元的資產廢置了12年。政府至今沒有提出改善方法，反而聲稱未來11年機場快線客運量會激增一倍，因此不能開展由香港站至錦上路的 新服務。為甚麼？

11. 專家組的新方案利用新建的港島快線，使香港站和九龍站的旅客可以在市區辦理登車手續，然後乘快線直達錦上路轉乘高鐵。政府明 知這方案可以充份利用廢置了12年的200億元機場鐵路資產，卻寧願繼續容許港鐵公司增加車費，以補貼虧 本的機場快線。為甚麼？

12. 政府聲稱每日99,000人次的預測已經很保守，卻拒絕公開客運估算的詳细報告，又沒有交待今天直通車只有9000人次，和過去交通流量估算的敗績：深港西部通道的車流量只有原 先估算的兩成，西鐵及機場快線的乘客量分別只有一半及四成。為甚麼？

13. 政府聲稱啓用後的營運利潤率達31%，但有關估算是以完全不回收668億元投資及永遠不計利息為前提，更何况有關估算是假設跨境客運量從2008年至2016年間，每年須有5.4%增長，若果增長率輕微下降0.5%至4.9%，高鐵便很可能出現虧損，需要市民每天補貼。為甚麼？

14. 由深圳去尖東，無論經西九龍還是錦上路，旅客同樣需轉一次車，同樣要坐西鐵接駁。比較而言，經西九龍只不過比經錦上路快七至十分鐘。政府寧願為了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幾分鐘的時間而多花300億元。為甚麼？

15. 政府認為多花300億元投資，讓少量九龍區的旅客節省七至十分鐘，是物有所值；卻不願投入同等資源解決過海塞車的問題，或者回購東隧和西隧，使數量更多的旅客省回更多時間。為甚麼？

16. 專家組方案不但方便新界三百多萬市民，更使轉乘高鐵的機場旅客節省十分鐘；政府棄而不用，認為方便內地來港旅客更重要，即使他們只佔全部旅客的三成，而且大部份並非以西九龍為目的地，也在所不計。為甚麼？

17. 政府明知專家組方案可以帶動新界發展，為元朗、屯門、天水圍區民提多更多就業機會，有助降低貧窮率，卻堅持遷就權貴，把總站設在欠缺發展空間的西九，使市區與新界的發展更加失衡。為甚麼？

18. 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內認只需要6至7個長途車月台，但又堅持要興建9個長途車月台，自相矛盾，又沒有交代很多樓面面積的具體用途，造成西九站的體積比旺角站龐大30倍之多。為甚麼？

19. 專家組的新方案不用回收菜園村，因興建錦上路站而受影響的零散村民少於50户，不及政府方案的三份之一，但政府卻蓄意曲解走線，聲稱要把 錦田河改道，誇大影響範圍至300多 户。為甚麼？

20. 政府明知菜園村村民「不遷不拆」的訴求，和他們多年來對土地的感情，並非用金錢賠償可以簡單解決，卻拒絕考慮毋須 遷拆菜園村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1. 政府方案須鑽隧道入市區，影響大角咀14楝舊樓，5座葵涌及葵芳屋苑，更對西九豪宅造成噪音汚染，官員卻一直淡化影響和迴避居民質詢，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拒絕考慮能夠避免所有上述影響的專家組方案。為甚麼？

22. 政府明知工程標價趨勢正在回落(例如鋼筋價格已在過去一年內下跌四成半)，工程界亦不希望政府工程過份集中，引致勞工短缺和推高標價，但政府卻以延誤開工會抬高造價和導致每天損失五百萬元為理由， 以不符合經濟邏輯的空話唬嚇市民。為甚麼？

23. 政府一方面表示了解市民憂慮，不願見到樓價過高，卻另一方面把幾百億資金硬塞在西九龍，間接推高市區樓價，讓市民百上加斤。為甚麼？

愈Lousy愈鐘意？

事實上，《宮心計》和《富貴門》這兩套劇的劇名互相調轉亦無不可。因為《宮心計》是以富貴華麗的皇宮和明星級演員陣容為賣點，和《富貴門》的意思無大差別；而《富貴門》講述的，亦不過是一個在大銀行和大家族之內的「攻心計」故事。作為一個非電視迷，筆者無從理解為何香港人可以看兩套根本是一模一樣的電視劇看得那麼如癡如醉。

筆者曾經以為，愛新鮮的香港人會很快對這些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肥皂劇失去興趣，而筆者亦曾經以為「大婆台」無線會因為編劇們江郎才盡，無法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劇集而沒落。當然，事實很快已經擺在眼前，無線的肥皂劇仍有市場，而它們的肥皂劇方程式：「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似乎是歷久常新、百戰百勝的。正所謂「愈Lousy愈鐘意」，香港人就是這樣。這似乎正正和一些研究大眾文化的學者所說一樣，為了迎合最多人的口味和取得最大的市場，肥皂劇就是以一種既單一，又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條「方程式」去令乎合大眾的口味，但這往往令劇集的題材和內容愈趨單一、中庸和保守。

曾經有不少人都以媒體自我審查為理由，去解釋電視劇內容愈趨保守的現象。香港回歸後，電視台製作電視劇時選材為免觸動到「某些人」的神經，必然會加倍小心，而一些含政治隱喻的電視劇如《變色龍》和《大時代》等今天已不復見。政治隱喻、同性戀（例如你到今天仍然不會看到某個角色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同性戀者身份示人）、粗口（例如今天你不會像當年看《真情》般聽到「仆街」二字）等，當然是「合情合理」地被刪去，但筆者不明白的是，為何很多很普通、很平民、很大眾化又的確令人會心微笑的題材都消失得一乾二淨。其實這都是近十一、二年的事，《美味天王》、《十月初五的月光》、《大澳的天空》、《美味情緣》、《廟街．媽．兄弟》等等，都是一些取材自大眾生活和文化，而且令人看得窩心的電視劇，但這類作品今天亦很難再在電視瑩光幕上找到了。

筆者的確解答不了這條問題。唯一的解釋可能是，無論是編劇抑或是觀眾，都已經和「生活」和「本土」距離愈來愈遠了。我們再也不懂欣賞最貼身、最地道的事物。相反，我們似乎特別偏好大場面、大堆頭的製作，愈Lousy愈鐘意；而本身已經脫離了「生活」的編劇們亦當然難以從多采多姿的生活及地道文化中取材，唯有在最多人喜歡的「愛情crossover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打、鬧、喊」的方程式上創作。當然，這只是筆者的胡亂推論，但當看到今天的電視劇又吵耳又煩人，而且像香港的樓宇和街道設計般，漸漸變得一式一樣，筆者的確沒有胃口去用這些電視劇去「送飯」。或許，有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電視劇。

僱主與僱員

一個月前還是一個兩袖清風的量地官，一個月後的今天雖然未至於百務纏身，但今天的睡眠時間永遠都不太夠。經歷了十多二十年的校園生活，要適應一個新生活、新身份對於我來說是不容易的。尤其當自己已經不再處於一個「學習者」的位置的時候，你便更要用心把每件事做好，否則便要用心找工作了。另一件比較難適應的東西是人與人的關係：在工作間，永遠只有你需要那份工，而不是老闆一定需要你，老闆只需要一個可以幫他完成工作的員工。

回想找工作的時候，遇到的情況永遠都是「工作」選擇你，而不是你選擇「工作」。求職與招聘，永遠都存在著一個不平等的關係。「求職」，故名思義是你去尋求一份工作，你永遠都是「低聲下氣」，希望別人「施恩」的那一群。因此，你必須將自己裝備成為僱主喜愛聘用的那一類人，去迎合僱主的要求。這種情況就好比你因為不喜歡那份工而「放飛機」不去面試，僱主永遠都會覺得是你沒禮貌，不作事先通知；但若果情況是，僱主將你的求職信掉進垃圾箱內，他可以理所當然地不打電話告訴你已落選的消息。當現今香港人浮於事，每個人都只希望有一份工作保兩餐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僱員」或「求職者」，更加沒有權利去「say no」。即是說，永遠都是你去遷就「工作」的要求，而你沒有權利去選擇一份附合自己要求的工作。

況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產的人，無論在技能、創意方面都是差不多，即是說僱主可以隨便在勞動市場中找一個人（只要他不太差），便可以代替你的職務。僱主是永遠不會對某位員工的離去而受到打擊或感到後悔的，因為在技藝（craftsmanship）低落的現代社會中，除非你是特別出色或年資長經驗夠，不然很少人足以成為獨一無二的那一個。既然每名僱員都能輕易被取代，那麼僱主也必然可以輕易找其他人把任何一名員工取代。在這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作為僱員只能盡力把自己變成僱主心目中獨一無二的那一個，因為僱主可以隨時對你說：「我不再需要你」。

曾蔭權為什麼乞人憎？

施政報告公布之後，香港人怨聲載道，似乎特首曾蔭權的民望似乎又會進一步下跌。其實近年來，曾蔭權的民望只有跌，沒有升。雖然曾蔭權說「民望如浮雲，他個人並不在乎」，但民望始終是市民對政府及官員的滿意程度的指標，而民望持續下跌多多少少亦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其實是日益增加。因此，如果曾蔭權還有一點政治智慧，也許應該好好檢討一下自己那裡出了問題。

第一宗罪：反智
曾蔭權曾自稱是典型「香港仔」，所以筆者有理由相信他的腦袋也充滿著典型港式反智思維。香港人對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詞彙十分熟悉，諸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全球化」等等，都是香港人是朗朗上口的詞彙。然而，當你仔細問一問他們其實知不知道這些詞彙是怎麼解或是所指什麼的時候，筆者相信十個人之中起碼有八個是不知道的。可悲的是，香港人喜歡將這些似是而非的詞彙奉為教條。事實上，曾蔭權就如一般香港人一樣，喜歡將「某某主義」奉為教條，但實際上對那些教條一知半解。就拿「自由市場」這香港第一教條為例，曾蔭權和其管治班子曾多番表示「香港乃是奉行自由市場的地方」，所以對所謂政府干預市場都十分避忌。「自由市場」最最最基本的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與市場的競爭，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去確保每人都有公平的「參賽」機會，從而建立一個自由競爭和以市場力量調節的自由市場。不幸的是，當曾蔭權天天妁「自由市場」掛在口邊的時候，香港的自由市場已經變成「自由地壟斷市場」。受惠於政府的高地價及勾地政策、對地產和金融業(超)高利潤的容忍，和對公平競爭法及最低公資的長期漠視，香港的商界和地產巨鯨越來越自由地壟斷本地市場。香港人一方面要忍受那些大型商場和巨型發展商旗下的樓盤逐步蠶食香港的土地和空間，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日用品的物價一天比一天高(主要是因為兩間大型連鎖超市壟斷了日用品供應市場)，這怎叫香港人不會一肚怨氣？

第二宗罪：強權管治
回歸十二年，我們看到的香港特區政府所做的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權管治。這種管治由曾蔭權接任接首之後更見明顯。特區政府管治失效，除了是因為欠缺民意基礎這核心問題之外，亦是由於特區政府不能如以往殖民政府可以以一種與部分資產階級(英資)達成政治共識和凌駕於各利益集團的制度去維持其管治。政治環境的轉變令利益分配的問題表面化，而普遍香港人亦期望一種比的殖民管治更開放的制度(基本上以往權力架構是封閉的)。或許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認真審視過整個制度及社會基礎上的改變，所以當政府推出的政策不得民心時，往往顯得不知所措而變得「霸王硬上弓」和「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最近期的例子一定要數石崗菜園村的收地問題。筆者在中學時期已經聽聞過廣深港高鐵這基建項目，但筆者如不少香港人一樣，在過去數年間對高鐵的規劃和諮詢一直都被蒙在鼓裡，直至最近菜園村收地事件鬧大了才知道原來高鐵已經準備上馬。對菜園村的居民來說，這就等於政府可以不經諮詢而向他們收地，即使政府的賠償多少金錢，這實際上與掠奪私有財產無異。事實上，曾蔭權所領導的特區政府那種「先拍板決定，後諮詢」的假民主施政方針已經越來越不得民心。這是因為政府本身已經沒有民意基礎支持，而推行政策時亦沒有經過諮詢以達成社會共識，令香港人感覺到有一種強權壓在他們的頭上。視民意為洪水猛獸，就間接等於將人民排擠於決策之外。「我嘅意見，就係代表香港人整體既意見」這句話，潛台詞其實是「民意在我眼中從不重要」。這種強權管治絕對不是香港人想要的。

第三宗罪：沒有為香港的心
不少人說曾蔭權的管治比董建華更差，筆者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曾蔭權從來都不會將自己當作「公僕」。如上文所說，自稱為「香港仔」的曾蔭權的確遺傳了不少「香港仔」基因，例如縮骨、御膊、走精面等等，而當AO出身的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之位後，這些特徵更是表露無遺。譬如說，曾經在特首競選戰中表明要在任期之內訂出普選路線圖的曾蔭權，就以本屆特區政府不可處理2017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為由，不肯提出香港的普選終極路線圖。我們暫且不評論曾蔭權有沒有為香港人向中央表達對民主的訴求的勇氣和承擔，但我們明顯見到的是曾蔭權對這些敏感議題所採取的態度就是避之則吉，但求「做好呢份工」。就算我們討論的是最本土、最基層的議題，我們見到的是曾蔭權只聽見地產商賺少了錢的抱怨，卻聽不到123萬貧窮市民的訴求。這是一位「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這是一位特區首長應有的表現和態度嗎？

筆者相信上文只是香港人對曾蔭權的不滿的Snapshot，香港人真正不滿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曾蔭權與其一天到晚只懂在喊「我會做好呢份工」、「和諧家庭」等政治口號，不如花些時間想想為何港人對他和他的班子的不滿越來越強烈。正如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鏡頭前的把戲

筆者近來閒在家中當量地官，上網找了「本地政壇新星」季霆剛作客由鄭經翰主持的《星期日大班》的短片來看。一如大家所料(也許也如季霆剛本人所料)，鄭大班在節目中串盡季霆剛。無論是衣著品味抑或是季霆剛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的風波，季霆剛可說是毫無招架之力。如果季霆剛回家後好好研究一下傳播媒介的遊戲規則，他以後或許可以更安穩地在政治世界中生存。

自從電視面世之後，不少研究傳媒的學者(如Neil Postman)認為政客不再需要以印刷媒體面向公眾，向公眾解釋其施政或政治理念，而著重理性及邏輯思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政客透過電視以嘩眾取寵的表達方式和能為觀眾帶來感觀刺激的肢體語言，來吸引大眾的支持和喝采。這種傳播媒介的轉變，除了窒礙觀眾理性和邏輯地分析訊息之外，亦為不少政客提供了一個表演的場地。懂得利用這表演舞台的人，自然得到大眾的注目和支持。

有了電視這絕佳的傳播媒介，讓城中名人露面曝光的清談節目和人物專訪節目大量湧現，而《星期日大班》亦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姑勿論《星期日大班》每星期邀請甚麼嘉賓到訪，這節目的主角從來卻只有鄭大班本人，而不是來訪的嘉賓。這點大家只要看一看節目名稱便清楚明白。而鄭大班最為人熟悉的是甚麼？是他不留情面地串盡城中的人和事的風格。這樣說的話，《星期日大班》這節目是「set定炮台」讓一眾來訪的嘉賓被鄭大班「串」。

如此看來，「本地政壇新星」季霆剛在節目中受鄭大班魚肉是無可避免的事。但大家只要看看他在短短半個多小時之內由趾高氣揚變成極度無奈，就知他根本不明白整套遊戲規則是甚麼。由節目一開始鄭大班批評他的衣著品味，到鄭大班說他在大學選修法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再到重頭戲鄭大班批評他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是機會主義者所為，鄭大班都是佔盡上風，甚至可說是佔了整個節目的話語權。季霆剛雖然很想說明衣著品味是主觀這個道理，也很想在鏡頭面前說出他眼中的公民黨是何等不濟，但他從來都沒有察覺到，話語權根本不在他手上。這是因為《星期日大班》不是立法會，不需要講平等的發言權利；《星期日大班》也不是立法會選舉節目，不需讓你慢慢說你的道理。《星期日大班》是鄭大班嘩眾取寵的舞台，不是季霆剛在鏡頭面前談偉論和為自己「洗底」的場合。

如果季霆剛是想透過上《星期日大班》和鄭大班交鋒，來為自己「洗底」和為自己建立知名度的話，他也許選錯了場合，而且未免太不了解遊戲規則。只要掌握不同傳播媒介的特性和觀眾的心理，傳媒往往是政客最有力的武器，尤其現在是「web 2.0」的時代，傳媒的威力更是倍增。大家只要看看黃毓民選擇何時在鏡頭面前擲蕉，何時將自己的觀點說之以理便一清二楚。至於不懂得利用傳媒的人，往往只會在網絡上醜事傳千里。要成為政客，季霆剛除了要聽黃毓民說「喝多幾年中共奶水」之外，當然還要好好了解傳媒的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