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俊華學習

人老轉數慢，想梳理一下「曾俊華現象」一些有關政治情感的問題，想了幾天還是想不通。只能草草地總結幾點：

1. 所謂政治情感，不單單是公關技巧的問題，亦不是因為你思想不夠精闢敏銳而被政壇騙子蒙騙。情感存在於社會關係中，有其結構性。情感是個人感受到的，亦是屬於社會大眾的。所謂情感，是政治論述、影像及行動產生出來的「後果」，不是單純發自內心的生理「感受」。每個社會有其主流情感，是社會成員共同感受到的。權力關係既影響政治論述及行動，亦塑造主流情感的建構，但主流情感可以被挑戰，製造另類情感。曾俊華過去兩個多月給予香港人的，正是一個透過生產另類情感，挑戰恐懼、焦慮、仇恨等主流情感的政治動員。

2. 社會學家Arlie R. Hochschild說，我們正身處一個時刻都在「管理情感」的年代。服務員對你笑，不是真心歡迎你，而是透過管理自己的情感和情感表達方式，令你感覺良好，從而增加消費。此邏輯在政治領域同樣適用。在擠眉弄眼的年代，當權者天天對你說國家是在關心你、為你好；要你愛國、對著國旗心情激動。但Hochschild指出，情感愈是被管理，人們便愈追求所謂「真摰」的情感和「發自內心」的舉動。曾俊華比林鄭受歡迎，除了是因為林鄭面目猙獰，更加是因為曾俊華夠「真」。仁慈的劍擊教練、熱愛中國武術、和下屬玩埋一堆、和市民玩「曾．connect」、「曾．心mean」，全都是展示最「曾」一面。

3. 「希望」是曾俊華競選口號其中一個主打重點。現於浸大任教的社會學家Jack M. Barbalet指出，情感往往與回憶及過去經驗扣連，從而指導未來的行動方向。「希望」之所以成功動員群眾，除了是對比起當下的恐懼、焦慮、仇恨所產生出來的效果，亦是因為重新勾起在90年代香港出現的一系列美好（但回歸後一直未能落實的）想像：繁榮安定、社會穩定、遠離政治（而前設僅是有一個正正常常、循規蹈矩的政府及官僚架構）。曾俊華所說的「休養生息」，換個說法就是90年代的「維持現狀」。還是杜sir的話夠精警：「未來要睇到嘅和諧嘅香港……為未來三十年好好地建立番一個我地由細到大，只有希望嘅香港」。這個香港，其實就是90年代只管經濟發展、去政治化的香港社會。今天社會、政治烏煙瘴氣的環境下，90年代再次成為香港人對未來的寄託，而「曾俊華」就好像一個empty signifier，讓大家將所有美好想像通通投射進去，團結香港人。

4. 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一班進步左派會看這場選戰看到咬牙切齒。「希望」本是他們的「專用主打」情感，這次卻被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建制派中人挪用，而玩得有聲有色，出神入化，做到不少社運都做不到的動員效果。如何向曾俊華學習，奪回對「希望」的發言權，導向進步、民主自由的方向，必然成為一眾民主派、左派的新難題。在此搬字過紙，引用幾篇文章談過的幾個觀點。雖然聽起來無甚新意，但希望拋磚引玉，刺激思考社會運動如何重奪情感動員的主導權。

Ron Aminzade及Doug McAdam在一篇討論情感與社會運動的文章中指出，憤怒必須結合希望才能成功動員群眾。至於如何燃起希望，主要有以下幾點：

4a. 廣義的文化轉向，令人憧憬改變未來，造就社運形成，例如近年香港年青人的後物質價值轉向，造就多場大大小小的社會行動。但文化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要深耕細作，才能改變主導文化話語權。例如梁啟智博士日前發表的「對抗林鄭行動綱領」所言，胡官也不是一早懂得談棕土，而是靠多個民間團體近年的努力才能帶起議題。因此，還是老套那句，要有希望，首先是不要絕望。深耕細作，自有回報。

4b. 政治機會的出現，是指既有政治版圖中的權力移位，為社會運動員帶來較大空間，令公民社會感覺到一絲取勝希望。雖然在港式精英分裂中，建制派的內部矛盾往往會隨著中央一鎚定音而火速歸位，令民主派拉攏部分商界的希望瞬間幻滅。但社會學家Jack M. Barbalet提到，恐懼不只局限於缺乏權力的人，手握權力的人有時亦會因恐懼（elite fear），怕自己既有地位動搖，而作出制度性的變革。商界在5年前梁振英上台時所出現的反彈，正好說明這種情緒。雖然本地商界與中共/紅色資本的裂痕會否進一步加深並非民主派能完全控制的事，但我們或者可以透過行動，讓本地商界體會封閉的政治制度及其衍生的官商勾結，會令其自食其果。例如幫襯小店、罷買四大地產商旗下的所有貨/樓，逼他們親嘗自己種下的惡果，變相拉攏/逼使他們成為民主運動一分子。這些都是我們能做的一小步。

4c. 累積每場小勝利的能量。雖然民主運動至今未成功，但由03七一計起，公民社會「贏粒糖」的次數也不少：利東街運動的由下而上重建方案、藍屋保育、菜園村成功爭取的集體搬村、雨傘運動中首次逼使政府對話…….雖然這些真的只是「小」勝利，但重提這些事件既不是失敗主義，亦不是打飛機自我安慰。須知道，即使成功如美國民權運動，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完全改變不公平的社經制度。公民社會不需要妄自菲薄，因為「希望」的底氣就是從過去的小勝仗中積累出來的，重點是如何包裝和策略性運用這些資源。

5. 仇恨是過去兩、三年公民社會用來動員的主要情感。正如社會學家Helena Flam所言，當一個政體愈來愈封閉，仇恨作為動員的情感機會就愈大。但Flam亦指到，動員社運的情感可以由不同情感組合而成，帶來不同的動員效果和行動模式。世上沒有必勝的情感動員formula，學術研究不是包生仔。曾俊華選戰的成功，正正提醒我們，要檢視當下香港人不同的情感經驗和各種情感組合的可能性。如果大家recall一下看曾俊華宣傳片的經驗，相信都有一面看，一面會心微笑的時刻。今天，我們是否應重新檢視快樂抗爭的可能性及其能量？快樂又如何可以和信心、樂觀及希望等情感結合，產生不同的動員力。我只是想說，我們既不需摒棄憤怒和仇恨，也不需將快樂抗爭等同和理非非。我們不應過份標榜或污名化某一情感，因為成功的社運動員需要不同情感組合。例如雨運頭十多日的強大動員能力，正正是憤怒、仇恨、希望、快樂、樂觀、恐懼的有機組合。雨運最終的失敗，不是簡單的退場與否的問題，而是未能隨著形勢轉變而改變情感動員的模式，讓一、兩種情感（e.g. 憤怒、仇恨）過份主導，令運動逐漸失去本來擁有動員能力。

（轉載於《立場新聞》，題為「「曾俊華現象」背後的政治情感動員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B%BE%E4%BF%8A%E8%8F%AF%E7%8F%BE%E8%B1%A1-%E8%83%8C%E5%BE%8C%E7%9A%84%E6%94%BF%E6%B2%BB%E6%83%85%E6%84%9F%E5%8B%95%E5%93%A1/）

只有兩條路：玩盡佢令議席過半 完全唔玩癱瘓制度

（寫於2016年8月2日）

1. 先殺在公眾知名度及支持度不高的陳浩天和楊繼昌，再殺在公眾心目中為畸呢怪一名的中出羊子，見你所謂民主派只是口頭譴責、網上鳩屌，大型動員欠奉，就可以放心做野。這叫試水溫。

2. 其實只要有正常智力，也能判斷確認書根本沒有法理依據，選管會只是一個行政機構，沒有權作政治決定，完。這點你知，我知，粱振英知、林鄭知、袁國強知，但既然你民主派沒有大型動員，極其量也只能申請不能改變任何決定的選舉呈請及遠水不能救近火的司法覆核，殺埋你梁天琦又如何？

3. 泛民眼前的選擇不多，但不應局限於司法覆核或衝台搶咪。司法覆核係要做，衝係要繼續衝，我對這兩個方法沒有負面評價，只是覺得不限於此。抗爭repertoire要常更新，如果只如何秀蘭所言「一眾泛民主流政黨回立法會後…嚴正跟進」，港共政權真係開心都來唔切，因為在現有議會制度下，建制派真係驚你有牙。

4. 港共政權殺民族黨、梁天琦，但放青年新政、熱普城參選，分別在於前者打正旗號獨立，是完全否定現有憲法及議會制度，而後者充其量是推動意義仍相當模糊的民族自決，甚至只是所謂的永續基本法，對現有制度衝擊有限。如果如熱普城支持者話齌，對抗今次確認書事件的方法是將狂人帶入議會、以癲制癲，恐怕真係諗多左。因為「狂」最終只會被制度邏輯吸納，就如當年的掟蕉、掟杯，今天只等同R痕。

5. 改變現狀的路只有兩條，一是玩盡佢，令議席過半；二是完全唔玩。

前者的願景固然美好，但雷動計劃協調之困難，在此不贅。後者從來都是泛民禁忌，對於他們來說，失去議席就如失去打位置之戰的本錢。但今天已入閘的泛民是否應該想想，面對今天一個已經完全失去法理基礎的立法會選舉，玩下去又是否值得？玩下去的話固然可以藉今次議題，多贏一兩席，但是否亦同時加強了一個有確認書「僭建」的選舉的認受性？其實共產黨最不想見到的，不是一個有很多泛民的議會，而是一個都沒有泛民的議會，因為這才突顯它一言堂的真面目。

如果失去了所謂的否決權，而建制派藉此通過惡法，泛民換來的是更大的道德光環及更多的動員本錢。如果現在要說一句老土話，「團結一致，槍口對外」，那泛民可以做的就是集體杯葛選舉，以極低投票率突顯今次選舉的荒謬，同時將動員火力集中推倒2017小圈子特狗選舉，並借反確認書的餘勢，舉行自決公投，以（預料）進一步上升的港獨支持率向中共施壓。

又或者，泛民當選後立即辭職，就確認書議題舉行公投，將數年後司法覆核勝出後的重新選舉，變相提前舉行，將篩選制度徹底摧毀。只有集體唔玩，或集體走人，才能真正癱瘓一個失去法理基礎的制度。

【頭盔】係，我知，咁講係120%離地及理想化，所以我相信一切也不會發生。

（轉載於《立場新聞》：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F%AA%E6%9C%89%E5%85%A9%E6%A2%9D%E8%B7%AF-%E7%8E%A9%E7%9B%A1%E4%BD%A2%E4%BB%A4%E8%AD%B0%E5%B8%AD%E9%81%8E%E5%8D%8A-%E5%AE%8C%E5%85%A8%E5%94%94%E7%8E%A9%E7%99%B1%E7%98%93%E5%88%B6%E5%BA%A6/）

1989與2009，當六四扣連上本土

寫以下這些，源於我一直不太明白，為甚麼「（去維園）悼念六四 = 身中大中華情花毒 = 被民族主義綁架」可以劃上等號。

「施毒 / 中毒」、「綁架 / 被綁架」，從來都牽涉兩個parties。有班愛國傻佬/ 婆向你落毒，你受唔受，從來都由自己決定。如果支聯會有這超能力下這毒手，去過維園的人，應該早已「毒發身亡」，忙於搞愛國民主運動，而從來不會發生以「香港人」為主體的反國教、雨傘革命等社會/政治運動。

只要翻查數據，重溫歷史，不難發現，實情並不如本土青年所言般悲觀。「愛國民主運動 vs 本土民主運動」、「大中華膠 vs 本土身份」無非是一堆虛假的二元對立，除了在公民社會提起一場頗為無謂口舌之爭，卻無助我們思考六四的本土意義。

如果悼念六四是大中華情意結洗腦，那麼本土身份的建立，理應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但翻查過去幾年的數據，兩者其實並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時間回到2009年，當時正值六四20週年，15萬人參與支聯會六四悼念晚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09年6月8至13日的身份認同調查發現，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比例，由上一年年尾21.8%回升至24.7%；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則由08年汶川大地震時38.6%（08年中）及34.4%（08年尾）的高位，回落至29.3%。如果六四晚會可以成功將參加者洗腦成為大中華膠，只顧參與愛國民主建設的話，那之後時期的「香港人」認同的百分比，邏輯上只會下跌，至少不會超過當時的水平。但實情是，到2009年尾另一輪民意調查，認同為「香港人」的百分比，卻急升至37.6%，而「中國人」認同則繼續下跌至24.2% [註1]。

與此同時，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人，亦沒有因2009年起六四晚會人數大幅上升而顯著增加。港大民研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0年間，支持上述說法的百分比，一直徘徊於約75至77%水平，至2011年才顯著回落 [註2]。換句話說，那幾年間的確是多了人去維園唱k，卻不一定代表多了人浪費精力於愛國民主運動上，而吸乾本土民主運動的能量。相反在2010年年中，香港人在創六四晚會人數新高時，還有心力搞了個史無前例的五區公投。如果說悼念六四等於浪費時間和精力的話，這說法未免太低估香港人鳥。

我想透過以上數字說的，不是支聯會舉辦的晚會實際上有多大效能，當然亦不是替支聯會多年來圍城偏安心態和對較細小團體的「蝦蝦霸霸」辯護，而是要說明，（去維園）悼念六四與參與本土民主運動本身就不是對立。重點是，參加者本身有詮釋活動的能力，他們不一定先要完全認同支聯會綱領才去參與集會，也不會因為參與而被主辦者的受國民族主義綁架。反之，他們會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為活動增加新的（本土）意義。如果硬要將支聯會說成是影響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心智，壞了你偉大的本土民主大業的罪魁禍首，那恐怕說不過去。這種邏輯，和大公文匯那些「泛民政黨操控年青人」、當人無腦諗野的自大兼硬膠說法，又有甚麼分別？

再者，我從來認為，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應各施各法。不同意的，最多各有各做，我實在想不到要在公民社會內部惡言相向，非要將對方置諸死地不可的理由。如果你有「生於89年後，與中國內地毫無感情可言」的歷史經驗，也請尊重社會上有人「在97大限前，由極端無助和恐懼發展出民主抗共策略」的歷史經驗。那從來不是世代差異的問題，而是民主運動參與者面對異議的應有態度。

既然六四晚會無關「大中華 / 本土」對立的問題，那麼它的本土意義又是甚麼？

不少論者認為，八九六四是香港人的政治啟蒙，開始告別難民社會，建立道德共同體。但當年參與者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恐懼、悲憤，而站在邪惡的對立面。所謂「民主」、「人權」、「自由」的內涵，始終不明不白，或輕輕帶過。八九六四，無疑是「破」了香港人與政治絕緣的難民心態，但建「立」的本土意義和香港核心價值又是甚麼？對於我這八十後來說，為六四賦予本土意義的工程，其實一直含糊不清，直至2009年。

時間再一次來到2009年。如上文所述，參與悼念六四的人，會因為社會環境因素而為其添加新的意義。我認為，正是當年的所發生一連串的事件和社會運動，令六四的「本土」內涵真正豐富起來。

隨便Wiki一下，你會發現六四20週年前夕，出現過三大經典謬論。第一，是曾蔭權回應六四時說「我嘅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嘅整體意見」。第二，是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陳一諤指鎮壓是「有啲問題」，但學生過激都有錯。第三，是呂智偉的「六四不算是屠城」論。相信大家都記得，當年出席六四晚會的15萬人，正是被這堆言論激發出來的。那便證明香港人念茲在茲的，正正是爭取拒絕被強權代表的自由、拒絕「1+1 = 3」的謊言、拒絕「人人都有責任，所以殺人錯唔晒」的假理性、真犬儒邏輯、拒絕被失憶的權利。這些都是繼承八九年港人一種是非黑白分明的公義觀，而將這種公義觀延續至二十年後，甚至以後的香港，仍是將自己與大陸共產政權、以及與滿腦子充滿犬儒歪理的強國人區別開來的重要工具。這些聲音，不就是香港人在反國教、雨傘革命一直拼命追求的嗎？

但當平反六四難以因悼念而有寸進（因為連佔領運動也未能撼動中共），我們就該改以冷漠看待，從此讓六四脫離新一代香港民主運動嗎？我認為，如果六四對今天的參與者仍有上述意義，以至仍可以作為定義本土身份的手段的話，那便需要將六四重新扣連上本土民主運動。2009年尾那場浩浩蕩蕩的反高鐵運動，正好將兩者結合，成為民主運動的兩把利刀。反高鐵運動息乘03年後保衛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的氣勢，教曉香港人主動介入都市治理及資源分配的政治過程的重要性，開始建立起公民主體，指向一種民主性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 [註3]。傳統公民身份著重公民的政治、經濟及社福權利，但「權利」本身是被動及靜態的，也有一種等待自上而下改變的傾向。民主性公民身份則著眼於主動爭取參與公共決策及規劃，將公民身份從建立日常生活民主的過程中的實踐出來。與此同時，這種主動參與的行動，不單有力地反對由上而下的中港融合，更讓人加強了對本土社區作為地方（place）——一個具有日常生活意義、讓人紮根的地方——的認同感，為「民主」（議會的民主與日常生活的民主）和「自由」（拒絕為所謂「國家」犧牲所謂「小我」的自由）添上實質意義。

如果反高鐵運動為香港人宣告成為「公民」的起點，認清「呢度我主場」，那之後一年的五區公投便將「自決」（雖然當年沒有用上這詞彙）的理念深化，進一步確立香港人的主體性。2009年起連續數年六四晚會超過15萬的人數，正好說明參與六四晚會已經不僅是一個區分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標記，也不再局限於純粹區分共產黨的「壞」與香港的「好」，而是為香港人這共同體賦予實質的「核心價值」。09年起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將香港人重視的價值與公民權利反覆演練，悼念六四則作為一個具震懾力、保存共同體集體回憶的儀式。當然有人會反對所謂的「行禮如儀」，但悼念六四作為儀式，卻是讓共同體立根於某一傳統之上的重要過程，為共同體日後的集體行動，提供道德資源和基礎。

悼念六四與本土民主運動的關係是共生的，互相借力。沒有反高鐵運動，就沒有六四晚會連年創新高。反之，沒有悼念六四，就不會有之後以香港人和本土價值為核心的一連串社會及政治運動。

如果是單純地拒絕悼念六四，那恐怕只是拿起石頭砸自己本土運動的腳。八九六四以來，香港大大小小的社會/民主運動都以「抵抗式」的：反人大釋法、反廿三條、反高鐵、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國教、雨傘革命（反八三一決定）等等。簡而言之，就是中共殺到埋身就抵抗他。重點是，如果不去認識悼念六四此儀式中的道德意義，與香港近20年的抵抗運動的扣連，而單單視之為與愛國民族主義捆綁，只會抹殺六四對本土民主運動深化為「進取型運動」（「我是甚麼」、「我要甚麼」，而非只是「我不是、不要甚麼」）的意義，把嬰兒連同髒水一併倒掉。

[1] 港大民研「巿民的身份認同感」調查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datatables.html

[2] 港大民研「六四事件民意調查」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features/june4/datatables.html#q5

[3] Xia, Ying (2011). Citizenship in Practice: “Post-80” Activists in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去「藍營」親戚拜年 觀察他們如何理解魚蛋革命

（寫於二月九日晚，即年初一旺角騷亂之後，原本為facebook status，不算是完整文章，意外獲《立場新聞》轉載，標題為編輯所擬）

新年流流，一定要去「藍營」親戚拜年，因為一定可以聽到一大堆哽耳說話。作為一名社會觀察者（亦即花生友），哽耳的話比順耳的話來得珍貴，因為它們代表著一大堆未知。歸邊容易，各打五十大板也是易事，小弟始終覺得，要跳出二元對立，甚或爭取這班人的支持（或起碼放棄企硬建制一方），首先要理解和消化他們在「怒屌暴徒」視角以外，如何理解魚蛋革命。幾點簡單觀察如下（慎入，大部分均為老掉牙的東西）：

1. 原來某位親戚好快已經將旺角騷亂，等同HKU衝擊校委事件，認定昨晚騷亂，必定是港大學生所為云云（最勁係佢話我阿哥當年離開港大決定好正確，因為政府及商界已經有黑名單）。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這個association，但較為肯定的是，當衝突畫面佔據日常新聞（無論係互動新聞台、有線，定係現在），建制派便更容易玩這個logic of equivalence的把戲，「港大生 = 廢青 = 暴徒 =（勇武）本土派 = 香港公敵」。所以無論係邊件事，總之就係你班人搞搞震。

2. 睇得多互動新聞台會唔會令人中毒？會，不過我想話，睇其他台都唔guarantee你唔中毒。喺畫面主導的年代，新聞一定係「靚shot」行先，無論係無綫定有線（p.s. 尋日miss左now隻頭條），皆用示威者圍交通警一段行先，perception is the reality，示威者係「暴徒」已經定調，貫穿成隻3分幾鐘故仔。退一萬步來說，每個人必定帶著自己既有的認知去理解一則新聞。如果你的姨媽姑姐本身是偏藍，加上「示威者 = 人民公敵」已定調，我唔認為畀佢地睇第二個台呢招係有用。面對主流媒體的representation，唯一可行的處理辦法，可能是re-representation，即將所有畫面、資料，用你的方法，向佢地重新decode一次。

3. 話說我阿媽曾經喺食環署規管下的女人街過擺檔，喺食環僵化制度下生活過一段日子，點都算係由上而下空間規劃的受害者之一。又話說原來我有位親戚，曾經同朋友喺金魚街經營過一間小鋪，最後不敵租金摺左。但你問佢地會唔會因此而好支持小販、好支持社區經濟、好討厭地產霸權、好憎食環？答案係唔會，即使他們都認定（半）自發經濟喺香港係無得做。原因係，環顧廣東、深圳，好多由政府主導的市集搞得有聲有色，用我老豆的話就係，政府話乜，即刻做到，經濟就好起來。結果又係回到大家熟悉的（偽）命題：民主是否阻住地球轉（即使香港無）？專權是否更有效率？我想說的是，升斗市民諗野其實好直觀，自身的遭遇不一定能讓他們看清所謂的「結構性問題」，反而是和周遭環境直接對比之下，他們往往選擇方便得來又熟悉的解決辦法----即是投向威權，所以梁振英點解咁「受歡迎」，係因為唔少沉默的大多數相信，只要唔搞事，自然有保障。你可以話呢啲諗法好港豬，不過，大佬，唔係個個有你班廢青咁postmaterialist，即使是在你角度看來，權力之手已經入侵日常生活空間，起來反抗好似好必然。你必須接受，民主運動爭取支持的對象，好多都係關心immediate needs的。民主運動的論述策略，不能只談既有制度的「壞」（過去十年聽得太多，聽到厭），而是要多談新制度「好」，而這種「好」，必須是tangible、而可以被一般市民感受到的「有得做」的感覺。簡單來說，要玩的是politics of hope，不是politics of hate。

廢up多幾句：

1. follow up on (1)：如果建制派的民粹技倆是如此成功，民間社會又有沒有可能learning from CY？即將建制派的民粹邏輯拆解再重組，變成「陳文敏事件 = 李國章事件 = 政府拒發小販牌……. = 真．反抗有理」。暫時來說，是far from success。例如好多人講過，主流泛民連在初一晚到旺角小販檔撐下場的觸覺都缺乏，好難期望佢地可以將一系列事件的共同性展述出來。

2. follow up on (2) and (3)：我之所以強調要同身邊藍絲人「傾」，是因為我始終相信，要在極權（及中國）社會下開展民主運動，必先由重構社會關係做起。極權社會下人人都是atomized，因為身邊的人沒有一個可以信任，每一個人都可以potentially隨時可以做你一鑊。而香港人，也好像除了自己的（網上）小圈子外，甚麼事都聽不入耳。正如《十年》所說，「這十年來，我們學得最多的，是陰謀論，而我們失去最多的，是信任」。相反，香港近十年「增值」最多的，是恐懼及焦慮。黃絲怕共產黨殺到黎，怕港共治下香港unlivable；上年紀藍絲怕經濟不再（官方定義下的）繁榮，怕黃絲越搞越亂。但兩者共通的，是大家都怕失去一個「熟悉的香港」。而事實上，各人定義下所失去的香港，分別又不是那麼大：安居樂業、經濟ok、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我所謂的「傾」，不是天真社工撚式打開心窗，而是要說明白，當大家身處共同的民間社會，你覺得唔順眼嗰班人，不是你的敵人，只係佢地搵番佢地個香港的手法，同你唔同，有人選擇抗爭、有人選擇相信權威。如果你不相信「鬥」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那重新建立信任（起碼不互相敵視），恐怕是其餘任何方案（包括我而家老細好鐘意講的community planning）的先決條件。

3. 上一段啲野好離地同和理非非，應該好多人好不屑， 講返一個較實在的問題：六七暴動以一宗工人示威為藥引，將多年來積累的民怨一次過爆發。但暴動不但沒有令本來同情左派的民眾反抗港英政府，反而令左派成為眾矢之的。借用Ian Scott對六七暴動的經典說法：「諷刺地，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原來的目標，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和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份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將這段說話帶到當下，絕對不是要說明武力必然令群眾投向另一邊，而是你在批評港共政府如何殘暴不仁的同時，如何frame自己的目標，而令人覺得你的行動目標是justifiable，以及是可以帶給他們改變的希望。例如你認為自己的行動是撐小販，那你在行動時有嘗試involve小販在其中嗎？又或者，你如何能夠說明，武力行動以後，至少能成功爭取小販成為民主運動一分子？或者有人會說，搞得就預左有人抹黑，預左大眾唔接受，但一旦成功，就可以「救贖眾生」。我尊重這種想法，但我想說：1) 一個沒有群眾基礎的行動註定是unsustainable的；2) 如此top-down的運動思維，與梁共政府有何分別？

5. 承上。小弟年老，有啲失憶，前年佔中的頭幾日及中期，好似有人試過在金鐘擺BBQ及旺角開枱打邊爐及打麻雀而被人怒屌，話將運動嘉年華化云云。想問下，其實當時屌人嗰班人，是否今次撐小販的本土派？當年佔中開拓了一個異質空間，開展一大堆可能性、實驗新制度。如果當時有人邀請小販「進駐」佔領區，實驗空間自主、基層市民重奪城市權利的新模式，今天的抗爭會是甚麼樣的光景？當然這是馬後炮，但我想說，參與民主運動的同路人，不要一開始便否定某些自己認為唔work的抗爭模式，無論那是和理非非、快樂抗爭、還是勇武抗爭。因為民主運動本應是體現多元，即使你不同意其他人的手法，各有各做、各自承擔責任好了，不要永遠以否定和攻擊來抹殺一切可能性。所以我期望廣義地支持民主的人，有關魚蛋革命的討論，應朝向開拓「多元化」勇武抗爭模式的方向（有沒有非流血而勇武的模式？例如佔領食環總部火燒文件然後喺佢天台打邊爐食咖哩魚蛋），而非廉價的「譴責暴力」。

《立場新聞》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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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語言學的溝通

如果語言失效，溝通還有可能嗎？如果可以，溝通是好了，還是差了？

溝通理性的經典學說指出，人必須透過語言，才能有真實的、誠懇的、不受權力關係影響的溝通，特別是在理想的言說處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底下。提出這套學說的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型》更指出，要達致溝通理性，最佳的地點是隨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咖啡店、沙龍等公共空間。言下之意，溝通必須是面對面的交流，各方互相確認彼此的言辭行動，達致各方互相暸解的最佳狀態。而溝通理性的最終目標，就是重要尋回人類用作社會整合或社教化，但因金錢或官僚等現代媒介興起而日漸被蠶食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但，語言是否可能成為窒礙溝通的媒介？

電影《永遠的愛麗絲》女主角Alice Howland是享譽全球的語言學家，一生以懂得用最精確的詞語、最準確的發音、最流利的言辭將雜亂紛陳的世界表達出來引以自豪。無奈在事業高峰期確診患上早發性腦退化症，亦即俗稱的老人癡呆症。Alice在失去記憶的同時，也漸漸失去正常人的溝通能力，簡單如一支螢光筆，也無法以語言表達出來。與家人看似越走越遠的Alice無法與連結在一起，因為她成為了「病人」，為丈夫忙碌的研究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大女兒亦因為她是「病人」的原故，不情願讓她手抱孫女。反而一直與Alice不咬弦的小女兒Lydia，卻因為Alice的腦退化症，重新與她開展親密關係。

處於失語狀態的Alice，即使無法記得任何與Lydia有過的對內或爭吵內容，又或只能偶爾以視像通話與Lydia作一些無甚意義的聯絡，但Lydia反而比父親，以及不時探望Alice的哥哥姐姐，更懂得與患病母親相處。當Lydia面對失去逐漸語言及記憶能力的母親，關心的不是如何照顧病人的問題，而是透過人最直接、最真摰的情感，與母親重新建立關係。一直遊走主流以外的Lydia，比做教授的父親、做律師的姐姐、及讀醫的哥哥，更懂得跳出語言建構出來的秩序。當語言失效，其所附帶的身份、權威與秩序，所有由符號建構出來的世界即將土崩瓦解。Alice不是醫學話語中的「病人」，不是透過學術演講建構出來的「知名學者」，也不是透過世故說話建構的「母親」。對Lydia來說，Alice只是一個需要真挈對待、用心和花時間相處的一個人。甚至當Lydia發覺Alice偷看她的日記，由起初的盛怒到之後毫不介意讓母親再看。這不是因為她是病人，需要可憐，而是因為當語言及文字不再是溝通媒介，私隱/公開、與他人區隔的個體/要求個人犧牲而成就的（家庭）群體、女兒自主/母親權威等秩序亦隨之失效。Alice不再是一個因愛之名偷看女兒日記的母親，而就算她再看多少篇，也無法記在心上，甚至可能不記得Lydia就是她女兒；對她來說，有意義的只是閱讀當下一刻，一個免除身份阻隔、真正與Lydia進入愛的關係及真誠相處的時候。

對Alice來說，失去了語言能力，亦即同時失去了作為母親、妻子及學者的身份，這反而讓她真正以更「精確」的方式，表達愛。正如她起初對Lydia的勸告不以為然，企圖以科學權威的學者語言，在病人組織活動中演講。最後Alice修改講稿，贏盡掌聲，不是因為她為腦退化症提供權威答案，而是因為沒有了語言及其秩序帶來的隔閡，她和其他病人真正進入了「personal relationship」。在一個失去身份的原始狀態，Alice不是母親、妻子和學者，而只是Alice（Still Alice）。正因為她被還原為如此的一個個體，便需要和其他孤獨的個體連結。在此沒有正常人能想像的孤獨狀態下，亦是個體與個體真正平等的前題下，愛、關懷和尊重的關係才能發生。Alice最後病入膏肓，聽著女兒唸話劇劇本，知道文本意義，不是因為她理解文句，而是因為Lydia由洛杉磯回來照顧她的舉動——一個不計算身份、地位、成本的決定——讓她感受到愛。

語言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扮演傳遞意義、建立文化的功能，但卻未能捕捉人際關係最「真實」的一面，亦即當符號秩序瓦解後的世界。當人們仍樂此不疲，嘗試透過語言呈現對他人的「愛」，流於表面之餘，不自覺言語建構出來形形色色的秩序，阻隔互相暸解，結果在文字及言語遊戲中兜兜轉轉，無法進入真正的親密關係。就如電影開首，那些「I love」前、「I love」後的恭敬的愛的宣言，比起Alice與Lydia最後無聲勝有聲的關係，來得虛偽。真正的愛，是無法，也不需要用任何符號再現的。

從《飛氈》看香港歷史論述

相較於《我城》，《飛氈》或許不是香港人最熟悉的西西著作，但後者的重要性卻絕對不亞於前者。如果說，《我城》是以香港人作為主體出發，書寫對城市的盼望，那麼《飛氈》就是由香港人生活經驗出發，為這城市建構一套知識論述。主體建構離不開知識書寫與歷史敘述，《我城》和《飛氈》就是西西筆下的一對雙生兒。

香港的歷史故事應由哪裏說起呢？由座落於巨龍國南方一隅的肥土鎮說起。多年來肥土鎮是巨龍國的「窗口」。世界各地的人經肥土鎮往巨龍國去，巨龍國的人不但經肥土鎮，通往南洋、走向世界，有的甚至到那裏定居。肥土鎮彷如一張地毯，保護了很多人的腳。但同時，踏在它上面的人，不會留意它從哪裏來。人們只看見巨龍國，卻對這小小一張地毯視而不見，甚至因為嫌棄它污穢。就像肥土鎮花順記一家的突厥朋友花里耶所擁有的毯子，被人嫌棄圖案織錯，顏色不對稱，其實「缺點」正是毯子獨有特色。大家甚至不知道，地毯原來會飛，成為飛氈，是一塊瑰寶，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唯有仔細察看肥土鎮內的人和事，才能認識這張飛氈究竟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我特別喜歡《飛氈》裏各人物的背景設定。花家三位堂兄弟：花一、花二、和花初三，先後到日耳曼國留學，分別成為了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及考古學家。動植物之間環環相扣，形成生物圈；化學元素的不同組合，成為空氣、水和養分。不同生物及化學物質一環扣一環，組成日常生活的基礎。而考古則往泥土深處挖掘，知道自己的年歲，認識自己是如何一代接一代、一點一滴地形成。三位堂兄弟的旨趣，就像是一個一縱一橫的研究框架，讓西西帶領我們，從荷蘭水與蓮心茶、蜜蜂與蜂蜜、木頭與火災、電力與磚頭、自障葉與藥糖，認識肥土鎮如何由簡陋的木屋區發展成垂直社區，以及在這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失去的種種。

這既像神話又像寫實的歷史敘述，讓我們從花一、花二、花初三、葉重生、花艷顏、花里巴巴、花里耶、胡嘉、胡寧、羅微等人的故事，重新認識肥土鎮／香港的發展史。從平民的視角和生活出發，而非殖民管治者，建構屬於香港人的知識論述，顛覆由殖民者書寫的宏大論述。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1993／2003）曾說，被殖民者無法回溯自身歷史根源，唯有透過將歷史碎片，以「遊戲」（play）的方式挪用及拼湊，才能將身份再現 [1]。出版於1996年的《飛氈》，正值香港過渡期接近終結的時期。中英雙方各就這原先毫不起眼的小島的歷史，大書特書 [2]，作為主權交接主角的香港，反而被剝奪了發言權，本土身份更無從說起。西西的《飛氈》，正好為香港人身份建構，提供寶貴的論述資源。

[1] Hall, Staurt (2003).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Ngai, Pun and Lai-man, Yee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可參考王宏志的《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以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的講話。

《閨密》：不說教的女人戲

暑假檔期的電影很難選，因為不是卡通片、大路地感人的愛情片，就是大明星撐場的荷里活片。對於提材貌似破格的《LUCY》，我也沒興趣。兩個多月以來，主流電影只看過擺明是感觀刺激的《猿人爭霸戰2》及《忍者龜2》，以及因九把刀之名，看了平平無奇的青春愛情片《等一個人咖啡》，但統統難留下深刻印象。反而是最近一套女人戲，令我最難忘、最感動，那是黃真真的《閨密》。

黃真真的《閨密》，其實也是一套很商業化、很明星效應的電影。看看主演陣容，六名主演的男女明星，中港台三地各找兩人。這個配搭在香港觀眾的口味而言不算突出，但在中國大陸及台灣，幾乎肯定賣座。於我而言，入場當然不是為了看主演的幾位明星。事實上，我也不是黃真真的忠實支持者，過往只看過她的《六樓后座》及約半套《女人那話兒》。記憶中，黃真真不是那類技巧很高超、構思劇情很有深度的導演/編劇，但我認為她對於自己有親身經歷過、感受過的某些年齡、性別群體，拍出來的效果特別「真」，所以特別能打動觀眾。這就是我選擇入場看這套女人戲的原因。

話說回來，《閨密》這套電影，幾乎每個場口的設計都有很「商業」的考慮。例如三個女生所住的千呎連天台大屋，無論是在台北還是在中國大陸，也夠超現實。又例如電影中出現的浮誇派對、豪華跑車、沙灘演唱會，也明顯是「吸晴」之作。加上找來香港新一代電影天后薛凱琪演 Kimmy，以及找台灣小美人陳意涵來演希汶。前者以典型港女「很mean」的方式演活誘人、挑逗的女性，及後者那種嬌嗲、誇張的演繹，這套女人戲事實上也挻照顧男性口味（正因如此，我更喜歡在三人之中較為平實的楊子珊，她演的小美雖然內斂，卻更有深度）。不過，正正是這些商業化的設計，將《女人那話兒》帶點「戰鬥格式」談女性的味道拿走，從女性的日常生活、女生與女生的交往，及女生與男生的日常互動，帶出女性的自主性和獨特性，讓黃真真那些對女性經驗的書寫——一種有別於男性導演對女性定型印象——更容易入口、更打動人。

《閨密》中三女的角色設定，對自身期望、對男性及愛情的看法及價值觀，就大相徑庭，但三人湊成的閨密，卻為女性保留了她們的私密空間，而不受男性視野主導。Kimmy不相信愛情，喜歡每天和不同男士「握手」、希汶對愛情有著很受資本主義熏陶的憧憬、小美也有著少女對初戀的典型幻想，但卻不放棄自己的導演夢。三名女生走在一起，既可支持對方追求社會規範下的愛情標準，但也可如男性般大膽談性；她們的生活領域看似互相矛盾，但對方有危難時又二話不說互相支持；她們互相幫助的行為舉止看似瘋狂，但在對方眼中這又是最深入內心的支持；她們的另一半可以是男性，但也有另一個「另一半」是女性。她們彼此的性格上有著張力，但也是互相補足、支持和安慰。三位女生親密而充滿不穩定性的關係、互相牽引而接近瘋狂的故事，不僅讓女性觀眾檢視自身的生活經驗，這種複雜性也讓男性觀眾不自覺地載上另一副眼鏡去欣賞。作為男性觀眾，觀看這套女性電影，要學的不是所謂的「理解女性」，而是去除定型，謙卑地承認自己「不理解」這些從女性角度出發的愛情觀、友情觀、事業觀等等，以尊重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凝視眼光，看待這些寶貴的女性經驗書寫。畢竟，現代的男女平等，不是單單指男性可以做到的，女性一樣可以做，而是承認差異、承認每個人及每個群體的獨特性，如女性的陰柔、互助、分享等特徵。因著每人的獨特性，男女都是平等的。

《閨密》此電影，可說是以瘋狂及誇張作為方法，道出生活中獨特、但不受注目的女性經驗。或許這種幾近瘋狂的表達方法、不按傳統說教式電影的出牌，是女性導演才夠膽做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