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明報》 文:沈旭暉
回想10歲時,剛懂得看足球比賽,那時一名評述員常說「中場(時間)要打電話給福士教他變陣」,又能預知德國隊的禾拉與奇連士文先後入球。那時,我是信以為真的。後來知道那名評述員叫「阿叔」,也發現福士時期的德國隊比起歷史的輝煌,已遜色不少。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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