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會就「六四應否平反？」這個本來不用爭議的題目搞什麼全民投票，看似大條道理，之後又有一連串關於六四的謬論出籠，令人想起另一個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儘管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劣行鐵證如山，但仍然不斷有人試圖否定納粹大屠殺曾經發生。他們會以歷史研究、學術討論、言論自由的幌子，在各個領域，提出各種各樣的論點或疑問﹕「所謂納粹大屠殺，是否猶太人編出來的謊言？納粹黨是否有國策屠殺這麼多人？六百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是否誇大？所謂集中營是否存在？屠殺的照片是否真確？」等。他們不需要公眾全盤接受他們的說法，而只需要打開缺口，播下種子，把歷史上早就有定論的事件(closed conclusion)，變成一件可以重新討論、反問、仿彿有爭議性議題(open proposition)，他們的目的已達。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新納粹主義上台掃除第一道，也是最大的障礙。
化定論為爭議
在美國，有一個人叫Bradley Smith，領導一個名叫Committee for Open Debate on the Holocaust的組織，在大學的刊物裏刊登這類否認屠殺的廣告。天真的大學生相信言論自由的原則，往往允許廣告刊登，正中下懷。Bradley Smith自己也說﹕「我已經放棄了改變成年人的思想，我的對象是年輕人，只要他們開始反問、質疑屠殺是否發生過就夠了。」
歷史對共產黨比較仁慈，雖然在統計上，死在共產主義的人，比起死在納粹主義的數目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到目前為止，除了赤柬幾個頭目外，鮮有共產黨人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接受公開審判。現在中共政權如日中天、國勢日盛，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向它靠攏的人也愈來愈多，關於六四這個最刺痛它的議題，要打開缺口，對六四沒有回憶的青年學生是最佳對象。從最近王丹在英國被圍攻，城大學生會六四特刊事件，到現在港大學生會的所謂六四全民投票，都出現各種各樣試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這些謬論不外乎幾點﹕
一、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繁榮穩定，變成世界強國，證明政府當年的決定正確；
二、學生當年也有錯；
三、屠殺的各種各樣證據(如坦克壓死人的照片)是否真實？
對香港大學生特別有效
同樣，只要打開缺口，把二十年前這件大是大非的事件，變成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然後再讓各種各樣的謬論出籠，最終給年輕一代一個印象﹕「六四鎮壓是否正確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修正的目的已經達到。
這種修正的策略，對香港的大學生特別有效。香港的大學生很多都有惰性，他們都習慣被動地接受一些二手說法，對於艱深、有爭議性、資料難找的問題，少有好奇心和主動尋求真相；加上他們很多都染上中國人怕事、怕得罪權貴、怕出頭的性格，對於有爭議性的議題，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人的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自我安慰機制，對一些困擾自己良心，但又改變不了的醜惡事情(如對西藏的鎮壓)，往往不去面對，甚至合理化，讓自己好過一點。凡此種種，再加上港大內地生日多，他們在資訊封閉的環境，容易接受官方的說法，如果本地生對這事情冷漠，這樣，現在來一次全民投票，一旦有人發動組織投票，「應否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被反對完全不稀奇。這樣，社會上就得到一個印象﹕連「最高學府」的學生也認為應否平反六四也是可以爭議，何況其他人？
港大這件事，還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薄弱。有人說﹕「六四的時候我還未出生，我對這件事印象模糊的是應該的。」這說法似乎合情合理，但細心想，其實千瘡百孔。我們要反問﹕南京大屠殺你還未出生，為什麼又可以記憶猶新？人類歷史幾千年邪惡、不義的事情這麼多，難道統統都應該沒有印象？
選擇性失憶
歸根究柢，這都是我們選擇記得什麼、不去記得什麼的問題。翻開香港人的歷史記憶檔案，其實會發現一連串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失憶。我們可以對三年零八個月歷歷在目，但對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印象模糊；我們可以把香港如何從小漁村到經濟起飛，變成今日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娓娓道來，但對保釣、中文運動，甚至爭取八八直選的歷史含糊其辭，說到底，這都是因為我們放棄了訴說自己歷史的權利，而任由官方(無論是港英或特區政府)幫我們說故事的後果。
人間正道是滄桑，公義不會從天而降，歷史也不會自己說話。對於那種種企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民間提高警覺，一旦出現就高調地、大力地反駁，不讓這個缺口打開，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死去的人、對得起我們的子孫。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儘管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劣行鐵證如山，但仍然不斷有人試圖否定納粹大屠殺曾經發生。他們會以歷史研究、學術討論、言論自由的幌子，在各個領域，提出各種各樣的論點或疑問﹕「所謂納粹大屠殺，是否猶太人編出來的謊言？納粹黨是否有國策屠殺這麼多人？六百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是否誇大？所謂集中營是否存在？屠殺的照片是否真確？」等。他們不需要公眾全盤接受他們的說法，而只需要打開缺口，播下種子，把歷史上早就有定論的事件(closed conclusion)，變成一件可以重新討論、反問、仿彿有爭議性議題(open proposition)，他們的目的已達。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新納粹主義上台掃除第一道，也是最大的障礙。
化定論為爭議
在美國，有一個人叫Bradley Smith，領導一個名叫Committee for Open Debate on the Holocaust的組織，在大學的刊物裏刊登這類否認屠殺的廣告。天真的大學生相信言論自由的原則，往往允許廣告刊登，正中下懷。Bradley Smith自己也說﹕「我已經放棄了改變成年人的思想，我的對象是年輕人，只要他們開始反問、質疑屠殺是否發生過就夠了。」
歷史對共產黨比較仁慈，雖然在統計上，死在共產主義的人，比起死在納粹主義的數目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到目前為止，除了赤柬幾個頭目外，鮮有共產黨人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接受公開審判。現在中共政權如日中天、國勢日盛，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向它靠攏的人也愈來愈多，關於六四這個最刺痛它的議題，要打開缺口，對六四沒有回憶的青年學生是最佳對象。從最近王丹在英國被圍攻，城大學生會六四特刊事件，到現在港大學生會的所謂六四全民投票，都出現各種各樣試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這些謬論不外乎幾點﹕
一、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繁榮穩定，變成世界強國，證明政府當年的決定正確；
二、學生當年也有錯；
三、屠殺的各種各樣證據(如坦克壓死人的照片)是否真實？
對香港大學生特別有效
同樣，只要打開缺口，把二十年前這件大是大非的事件，變成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然後再讓各種各樣的謬論出籠，最終給年輕一代一個印象﹕「六四鎮壓是否正確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修正的目的已經達到。
這種修正的策略，對香港的大學生特別有效。香港的大學生很多都有惰性，他們都習慣被動地接受一些二手說法，對於艱深、有爭議性、資料難找的問題，少有好奇心和主動尋求真相；加上他們很多都染上中國人怕事、怕得罪權貴、怕出頭的性格，對於有爭議性的議題，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人的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自我安慰機制，對一些困擾自己良心，但又改變不了的醜惡事情(如對西藏的鎮壓)，往往不去面對，甚至合理化，讓自己好過一點。凡此種種，再加上港大內地生日多，他們在資訊封閉的環境，容易接受官方的說法，如果本地生對這事情冷漠，這樣，現在來一次全民投票，一旦有人發動組織投票，「應否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被反對完全不稀奇。這樣，社會上就得到一個印象﹕連「最高學府」的學生也認為應否平反六四也是可以爭議，何況其他人？
港大這件事，還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薄弱。有人說﹕「六四的時候我還未出生，我對這件事印象模糊的是應該的。」這說法似乎合情合理，但細心想，其實千瘡百孔。我們要反問﹕南京大屠殺你還未出生，為什麼又可以記憶猶新？人類歷史幾千年邪惡、不義的事情這麼多，難道統統都應該沒有印象？
選擇性失憶
歸根究柢，這都是我們選擇記得什麼、不去記得什麼的問題。翻開香港人的歷史記憶檔案，其實會發現一連串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失憶。我們可以對三年零八個月歷歷在目，但對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印象模糊；我們可以把香港如何從小漁村到經濟起飛，變成今日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娓娓道來，但對保釣、中文運動，甚至爭取八八直選的歷史含糊其辭，說到底，這都是因為我們放棄了訴說自己歷史的權利，而任由官方(無論是港英或特區政府)幫我們說故事的後果。
人間正道是滄桑，公義不會從天而降，歷史也不會自己說話。對於那種種企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民間提高警覺，一旦出現就高調地、大力地反駁，不讓這個缺口打開，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死去的人、對得起我們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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