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頭》與本土文化

為捧台灣電影場，看了《陣頭》的特別放映場。老實說，故事並不吸引，只是老掉了牙的青春/勵志情節，但電影令人感動的地方在於它對台灣民俗文化的深度描寫。對台灣社會有基本認識的人都會感受到，台灣人不僅重視本土文化，更會為當地的文化而感到驕傲的。回家途中在想：香港有沒有可能打正旗號以本土文化為題材拍一部電影？近年香港有幾套電影都側重描寫本地的街頭風景，但一時間我只想起曾翠珊的《大藍湖》是重點描寫本土文化的。大家可能會想，香港的文化沒有台灣的那麼深厚，我們的文化又沒有人家的那麼有特色，所以很難以香港本土文化作題材的。但這樣說，其實有點不合情理。以「正統」歷史觀來看，香港開埠一百六十多年，而台灣「建國」才六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底蘊如何計算也不會輸給台灣吧。那究竟是香港真的「冇文化」，還是我們對本土文化不夠重視？

提到本土文化，大家都很熟悉長洲太平清醮、舞龍、龍舟等傳統文化，而這些文化傳統/活動亦已獲政府「看中」成為旅遊推廣項目。但事實上，本土文化的厚度一定不止於此。廣義來說，文化是一種生活經驗，經言語、文字、活動，及不同的象徵符號所傳承。因此，除了上述提及在香港流行的文化傳統/活動以外，本土文化必然也包括街頭巷尾的茶餐廳、深水埗的非洲及南亞社群、灣仔的喜帖街、廟街的小販攤檔及妓女……這些本土文化之所以值得尊重及重視，是因為它反映了社會裏不同社群的生活形態、人與人的之間的交往方式，以及社會的面貌。我們自小接觸的都是「勝利者的歷史」，據這些歷史論述所說，香港的文化就是「勢利文化」和「冇文化」，因為香港在「一百六十多年」歷史之中從來都是扮演經濟城市的角色。我們在日常生活所累積的寶貴的本土文化，從來被這些主流論述所活埋，它們和我們的距離就是「這麼近，那麼遠」。其實香港不是「冇文化」，只不過這些文化很多時候都在我們的視線範圍以外。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及生活形態如此輕視，又怎能像台灣人般敢於以電影等表述方式，向外展示本土文化？

實不相瞞，有時覺得香港人「感受」文化的能力很低。我想，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人對主體性探討仍有待加強，所以暫時很難像台灣人般，懂得從自身角度及生活經驗出發，審視本土文化的多樣性及價值，而上述「勢利文化」的主流論述或多或少亦令港人與日常生活的人和事產生疏離感。不知道將上任的文化局局長會否將「提升香港人的文化視野」視為任務之一，但肯定的是文化局局長必須有能力「感受」本土文化的多重厚度，並懂得尊重主流論述以外的文化論述，以免將香港文化本質化為「表演藝術」/「中國傳統習俗」/「具經濟效益的文化活動」。要做到這點，文化局局長當然必須具備自由的價值觀（這是最基本的）。因為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只有擁抱自由的價值觀，才能尊重、包容及欣賞不同的文化活動及論述。

電影節2012

從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節目表中選電影，心態其實有點像買大細。和到街市買菜不一樣，你沒有機會在付款前看一看要買的東西，而只能憑那段短短的電影介紹或那條trailer來判斷應否奉上65元。當然，能在電影節上映的電影，質素理應有保證。但於觀眾而言，電影是否真的好看而令其留下印象，甚至有所反思，始終是因人而異。幸好，近幾年來筆者在電影節看過的電影大都很不錯，而那些電影所涉獵的提材及拍攝的風格，又確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雖然我一直都沒有寫影評的習慣（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但記下電影節中看過的電影，做個小小的記錄，也是個不錯的主意。

《羊農保衛戰》
1971年法國，政府在無預先諮詢及知會的情況下決定擴充拉爾扎克軍營，一班本來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羊農集結起來抗爭，反對收地。由每天與軍隊角力力保所屬農田及道路不被侵佔，到徒步走到巴黎艾菲爾鐵塔下紮營抗議，足足十年的抗爭，終於成功保住農田。貫穿電影的兩條主線：非暴力抗爭及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非暴力抗爭的目的，是以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抵抗不公義的制度或法例，或推動某些變革；而採取非暴力抗爭的好處則是抗爭者可以「低成本」的手法進行抗爭活動，以及突顯「制度暴力」與暴力鎮壓的醜陋。至於反對國家權力無限延伸，除了是爭取公民應有的政治及公民權利，在全球化的語景下，亦包括爭取生活權利（rights to everyday life）的生活民主化（everyday democracy）這條戰線。其實，這些事近幾年來不斷在香港發生。可惜，法國人對非暴力抗爭是大力支持，理性的香港人則是憑一、兩個在電視出現的畫面對非暴力抗爭大力抽水；法國人有的是示威與集會權，香港人有的卻是公然的暴力打壓……

《三人華爾茲》
已婚五年的中女在飛機上遇上一名靚仔，發現原來該名靚仔是自己的鄰居。中女原本只想柏拉圖式戀愛，但沉悶的婚姻生活卻令她心思思想突破「只談不做」的底線。本來最憎在「中間狀態」的感覺的中女，要在對婚姻忠誠及新歡之間做取捨。「這是二選一，還是只是開始另一段沉悶的婚姻？」這是我看完電影之後的問題。現代社會一夫一妻制度，將愛情、經濟、性需要、生育、居住、生養死葬通通打包在一段婚姻之中。我不是鼓吹要打破這種制度，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對愛情、婚姻的想像，其實狹窄得要死。正常人（筆者應該不是正常人）都渴望愛情、渴望家庭、渴望幸福，這似乎是無可口非。不妨想一想，現代社會之中所謂的愛情，其實不過是「男的要找個對自己好的女仔、女的要找個可以保護自己的男仔」，間中互相說句「我愛你」，而男要變得「溫柔體貼」，女的要扮Cute聲；所謂家庭就是有丈夫有妻子有子女有老爺奶奶，N代同堂；所謂幸福就是可以在XX歲之前買到房子一家人居住，然後，子女成才、父慈子孝。當愛情、家庭、幸福成為一堆方程式，愛情和幸福就是由A到B再到C，就算換個伴侶（即「換畫」），仍是依着同一堆公式生活。有意義麼？我很懷疑，現代人的婚姻/愛情，大多其實是有形式但沒內涵的。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學者Abbas以「消失」來形容香港的空間，在近年「推土機」式市區重建下，這見解顯得特別獨到。《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描述了三個正在「消失」中的空間：音樂的空間（工廈裏的Band房）、生活的空間（社區）及自由的空間（圍繞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的公共空間）。我們和這些空間的距離其實一點也不遠，只是我們都不會留意它們的存在，不會用心感受它們的價值，也不會去想如何保育它們，所以當它們被摧毀、被侵佔，我們都懵然不知。直到近年強拍條例、推土機、國家暴力（警察）一齊來了，大家終於察覺到有保衛這些空間的必要。其實這些空間的存在，讓我們從空間實踐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建立了這地方的藝術、文化、社區網絡、社區生活、自由氣息，以及民主的土壤。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東西是重要的話，那便請在這些空間消失之前，好好使用及保育它們，不要讓「人民的空間」被強權和官僚摧毀。

《普京之吻》
主角瑪莎是這套紀錄片的主角。她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立的青年團的成員，更曾經在青年團的核心領導層工作。事實上，瑪莎只要緊緊追隨青年團的路線，她的政治前途可謂一片光明。其實，這青年團有點像中國的紅衛兵。因為它的動員能力非同小可，也可以將所有反對普京的人打成國家敵人。這青年團極度擁護強人領袖普京，更說他是上帝派給俄羅斯的天使。某程度上，這是對的，因為普京的確將以往葉利欽統治時官商勾結、財閥獨大、民不聊生的情況完全扭轉過來。但強人統治，卻不容許異見的存在，凡發表反對普京的意見的人，都會受言語攻擊甚至是暴力對待。可能是因為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可怕，瑪莎最後選擇了淡出青年團。梁振英成新任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近日在討論梁振英會否以「普京模式」管治，似乎是因為他與普京的作風和政策理念，都頗為「相似」。明天的香港會否像今天的俄羅斯一樣，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發展與自由，絕不是二元對立；捍衛自由與改善民生，也不是非此即彼。送走了葉利欽，其實不一定要迎來普京；正如爛橙（唐）和爛蘋果（梁），其實可以兩者都不要。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條件，其實比很多半民主國家好得多，有時我很不明白，為甚麼香港人總是在「誰是lesser evil?」的問題上糾纏，而不是一鼓作氣追求民主？

《黑色星期四》
這是一套關於「波蘭的六四」的電影。1970年波蘭的Gdynia發生了軍隊射殺平民的事件（對，又是專制政權的國家）。事件的起因與過程，在此不贅。看完這套電影之後，我在想兩件事。第一，對「烏托邦」的想像，令我們生活在更恐怖，而不是更好的國度，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德國的希特拉和納粹、中國的毛澤東與共產黨、赤柬的波布與紅色高棉，都是因為對「烏托邦」的渴求，所以只為意識形態與權力服務，而忘記了「人」的價值。這不是本末倒置是甚麼？其實與其追求「烏托邦」，不如建立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盡量阻止不義之事的發生。第二，波蘭的工人階級是如此的團結，怪不得在80年代可以發動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推翻共產政權。香港人何時會有這種團結和能動力，一鼓作氣追求民主？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The organization is dead, the movement is alive」，社會行動者和能動力從來都是社會運動重要一環，波蘭的工人階級革命就是最佳的體現。香港要推展民主運動，理應在這兩方面多加思考。

《德國歡迎你》
談到土耳其裔德國人，球迷會想起Mesut Özil，去過德國旅行的人應該會想起「通街都係Kebab」的景觀。二次大戰後西德為發展工業大量輸入土耳其勞工，造就了第一代土耳其移民的來臨。今天大家在足球場上認識的Mesut Özil、Altintop兄弟、Ilkay Gündoğan等德國土生土長的土耳其裔球員，其父母大多是這第一代土耳其勞工的一分子。當今是全球化的年代，跨境旅遊以至移民都是司空見慣的事，而大家近年都會聽到不少XX裔運動員入籍X國的例子，（國民）身份認同的議題不單在香港熱爆，也在近年經濟不景的歐洲，成為不少右翼政客的政治本錢。電影主角Hussein，雖然移居德國多年，但心裏仍然記掛着自己「土耳其人」的文化身份。Hussein的老伴由當初抗拒移居德國，到今天嚮往取得德國護照；四名子女有的和了德國人結婚，年幼的孫兒是土/德混血，在學校裏不知應加入「德國隊」還是「土耳其隊」，而孫女卻和英國人拍拖，還「搞出了人命」，一家人各有各的「身份認同」。人們往往認為國族認同（即基於血緣及民族）和身份認同難以分清，但電影中的Hussein提醒我們，在身份認同其實可以是多元（Multiple）及異質（Heterogeneous）的，視乎不同場合與語景，你既可以認同自己是「德國人」，也可以是「土耳其人」，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和平地共處，即使是與土耳其曾有歷史恩怨的英國人。這裏說明的其實不過是世界公民的概念。雖然現時各國仍受國界所分，不同族裔的人要成為某國國家的公民，就要融入該社會的主流文化，以及遵守該社會的核心價值，但很多開放社會（即以尊重個人自由及人權為基石的社會，具有政治權力分散及文化多元的特徵，如德國、加拿大）都會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下，容許各族裔的人保留自己的生活習慣及宗教自由。如Hussein所言，護照不過是「一張紙」契約，只要各人抱着寬容、自由等價值，大家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分子。這套電影其實很切合香港今天的社會狀況。

《那年春夏．之後》
有關本地社會運動的獨立電影其實一直存在，但可以跳出小眾性質的放映會，在較大型的電影節放映，接觸到一些本來對社運並不暸解的觀眾群的電影，則是寥寥可數。相信有參與過社運的人也會在運動中見過這套電影的導演盧鎮業在拍片，可能是因為本片導演本身也積極參與社運，與社運活躍分子也是相識的，本片所表達觀點與信息其實和近年社運的理念也頗為相近。以下是筆者的兩點感想，大家如果有機會看這套電影（不管你當它是一套類似公民記者所拍攝的記錄片也好，是社運的文宣也好），又或者將來有機會參與社運，不妨思考一下是否合理。第一點，對於近年社運及示威的「激進化」，（所謂）保守的人會說社運人士在搞亂秩序，警方採取的一切行動只是為保障公眾利益和安全；（所謂）激進的人會說警方是代表國家政權的暴力，而既然警方不斷在侵犯公民權利，所以以衝擊的形式對抗制度暴力是合理的；（所謂）理性的人會說示威者激進行為令警方不得不使用更多暴力來「鎮壓」，而警方的行動又會製造更多的不滿，所以雙方對這因果循環都有責任。在三個觀點之中，第一和第三種觀點相信會得到最多香港人認同，但不知大家有否想過兩個簡單問題：1）示威集會要向警方申請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法例，世界上有哪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會有這樣的惡法？2）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從來都難以定分界，但為何執法當局每一次都可以不停地將「公眾利益」的範圍愈劃愈大，拿走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卻愈來愈多，而且不容許公眾參與「劃界」的過程？說到底，香港人對公民權的思考往往局限於社會（社會福利及保障）及經濟方面（參與及組織經濟活動），對政治性的公民權的思考則甚為貧乏，難怪大部分人都會很「自然」地擁護第一與第三種觀點。筆者不認為「衝擊」的最佳的社會行動形式（雖然有時有其必要），但大家必須對自己作為「政治人」，及香港作為「政治社會」有更多思考，才能充分理解「示威者究竟在做甚麼？」及「香港社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第二點，反資本主義是近幾年在社運界重新牽起的思潮，但筆者認為無論是社運參與者還是評論人，對這題目的認識似乎十分模糊。「資本主義」固然是一套經濟制度，但在這個年代，它所影響的不只是經濟活動的形式，還有我們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對身體和個人需要的理解，以至政商關係等等。因此，「反資本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口號。「反資本主義」所指的，究竟是反對私有產權、金錢制度、商品化、金融活動等資本主義的經濟面向，還是反對資本主義對我們的工具理性壓迫？抑或是爭取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制衡大財團的勢力？筆者相信在討論應否放棄資本主義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的不同面向有更深入的暸解。起碼，大家會更清楚知道「反」的究竟是甚麼，而在社運的動員（Mobilization，意指將坐喺屋企食花生的人號召上街）方面，亦會更為有效（正如社運人士梁穎禮在片中所言，「效率唔係要快，係要中」）。

《死亡讓我活多次》
死亡從來都是沉重的話題。年輕的人會百無禁忌，到了中年的人會避而不談，而電視編劇則多數會將死亡的結局放在奸角身上。提到死亡，對很多人來說是「那一刻」的事，因為「那一刻」之後所有生活中的快樂、疾病帶來的痛苦都會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因為只是「那一刻」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會去想死亡的意義。如果換個角度看，死亡不是「清除」生命中發生過的事，而是「留下」一些東西，死亡對於仍生存的人可能變得很有意義。正如電影中的杏平，雖然是從事清理遺物的工作，但正是因為與死亡接觸，讓他重構每一個死者生前點滴，感受生命的真實。這不但令他從童年所經歷的悲劇的陰霾中走出來，同時令很多死者的親人與死者的靈魂再次相擁。杏平的同事有紀，也是因為死去的腹中嬰兒，才能不斷提醒自己好好活下去，而與杏平這「死過翻生」的人相遇，也令有紀重新感受愛。現代城市中個體主義盛行，俗語即是「話之你死，關我X事」，大家彷彿都忘記了人與人之間是應該有愛，也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與生命是相連的。死亡的「經歷」讓人重新認識生命，也令人在悲痛中找到愛，去支撐活著的人的生命。這也許是死亡的意義。

其實近幾年筆者在不同電影節中看過不少很出色的電影，較為喜歡的有《蛋撻》、《一頁台北》、《Away we go》、《幸福的旁邊》、《一國雙城》、《大藍湖》，以及《足球有毒》等。由於已經是一、兩年前的事，所以難以逐一補寫介紹/感想。雖然本人語文能力非常普通，也不懂得寫甚麼影評，但始終覺得電影及藝術是需要時間消化及思考的，而將看過的電影記錄下來則是一個「再咀嚼」的過程。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電影/藝術（有意或無意）帶出的信息，令它們成為枯燥生活中的精神食糧。

是體育競技，不是嘉年華﹗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說了，香港國際馬拉松（即渣打馬拉松）只是一個全城盡慶狂歡的嘉年華，不是運動競技比賽。曾經有人跟我說，幹嘛執著甚麼運動比實的本質和意義，大家跑完覺得開心就好了（這是一位平日不會做運動，但卻走去跑了個十公里的仁姐的感想）。我當時在想，你只是在參與一個嘉年華，會有可能不開心嗎？但除了那個多小時的亢奮之外，你還得到甚麼？渣打馬拉松其實只是另一個新春花車巡遊、另一個長洲太平清醮、另一個書展。它們別無兩樣的原因，是因為它們都只是用來吸引遊客的工具，而不是推廣體育/文化/讀書氣氛。當這些本質都被抽空，對很多參加者來說，參加不外乎是「感受氣氛」。

當然，平時做些少運動都會「死」的人突然之間有強烈興致去跑渣打馬拉松此奇怪現象，原因除了包括「香港人喜歡湊熱鬧」此常識外，最根本的原因莫過於是主辦單位及特區政府從來都沒有將渣打馬拉松當成是體育活動來辦，而只是一個旅遊項目，或一個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都會」的手段。事實上，特區政府自董建華年代以降已極力希望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都會」，方便資本積累。他們如何以文化作為手段（興建西九文化區）來達成此願景，相信不用我多說（詳見Ku and Tsui, 2008, The “global city” as a cultural project: The case of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很明顯，特區政府近年已經找到新的手段：大型體育盛事。

先看看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對舉辦體育盛事的目標及發展方針：「為了扶植更多可持續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委員會於2004年11月設立了“M”品牌制度及支援計劃（“M”品牌制度），把“M”品牌授予在香港舉行並獲認可的大型體育活動。為迎合個別“M”品牌活動的需要，委員會將特別制定整套支援措施，以協助這些活動發展為市場主導及有利可圖的定期活動」，而建立品牌制度的目的，則是「發展大型體育活動可為香港培養可持續的體育文化，培養市民的自豪感和促進社會凝聚力，並為社會帶來實質的經濟利益，以及有助把香港的形象提高為亞洲體育盛事之都。」[1]近年香港舉辦的大型體育盛事多不勝數，除了渣打馬拉松之外，還有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世界女排大獎賽等等。如果依照引文，這些大型體育活動已不是運動比賽這般簡單，而是為了香港建立良好國際形象，以及作為資本增值的手段。再看一看早前為申辦亞運作諮詢時，曾德成局長的發言（因諮詢文件已從政府網頁中刪除）：「申辦亞運並非一盤生意，透過這國際級大型體育盛事的推動，以及體育場地的提升和普及，將大大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以及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和提倡健康生活，這都絕非金錢可以衡量，而是為我們下一代建立健康豐盛未來的投資。」[2]雖然局長多番強調申辦亞運並非只為了經濟利益，但在民政事務局網頁中的局長隨筆中，曾局長則有如此演繹：「香港是否『去馬』申辦亞運會的問題，受到各方關注。先前落敗於多哈的經歷，使人警惕。不過，多年過去，情況發生了不少變化。香港各方面的實力有所增強，體育健兒的成就尤其進步，而且積累了舉辦東亞運的經驗；更大的變化發生在香港的大後方，近在咫尺的珠三角發展速度令人咋舌，並且與香港建立更緊密關係。整個地區已成為國際矚目的超級城市區。這都值得計算在內。」[3]不需要我多解釋，大家都應該明白所謂的體育盛事，目的從來不是提升香港人的健康素質，或推廣健康生活及體育文化，而是打造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發展經濟。須知道，在全球化下的資本積累，著眼點不是一個城市可以生產甚麼，而是將城市以品味、文化、活力等符號來包裝，從而成為匯聚各地金融資本的世界中心城市之一。

走筆至此，有人可能會覺得我抽政府水，因為政府的文件裏常常都提到舉辦這些體育盛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藉此興建體育設施及促進體育發展，何以我視而不見？對對對，政府的文件及曾局長的發言確有提到這些，但究竟舉辦體育盛事的收益有多少會撥歸體育項目發展及地區體育建設之用？我從來沒有見過相關數據，也沒有聽聞過政府有就此訂下過任何指引。如果大家記性好，都應該會記得曾局長在申辦亞運諮詢時，就有關香港體育運動長遠發展的資金的問題都只是支吾以對。我只知道，如果這政府是重視體育發展的話，就不會讓多個體育總會的運作長期沒有監管，停留在業餘水平；如果這政府是重視體育建設的話，就不會令多項體育設施的建設多年來都只聞樓梯響（說好的場地呢？）；如果這政府是重視體育文化的話，就不會每年都要渣打馬拉松的跑手在渺無人煙的高速公路作賽，而不是彌敦道、告士打道或軒尼斯道等大街，好讓市民大眾一同感受體育賽事的氣氛和建立對運動員的尊重。

如斯的政府，如斯的主辦概念，弄出來的又怎會是好的「體育賽事」？雖然我不否定大家可以透過參與大型體育賽事發掘到做運動的樂趣或建立做運動的習慣的可能性，但當政府和主辦單位一味只顧體育運動的工具性價值，只重視參賽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不是著眼於透過體育賽事推廣香港的體育發展及建立體育文化，參加者即使在比賽當日high high的「動起來」，也難以領會到運動競技的真正意義。更何況，以湊熱鬧的態度來參與馬拉松，其實與玩命無異。近幾年有關渣打馬拉松的新聞報道，往往刻意提及比賽中抽筋及受傷（甚至是死亡）而需要接受治療的人數。其實正正反映很多人平時根本沒有足夠操練或準備就「上戰場」，而據我的觀察，有些人連甚麼是合適的運動裝（或配合比賽當日天氣的衣著）此基本知識都似乎不懂，受傷的機會又豈會不大增（當然我沒數據證明我的因果推論，請隨便抽水）？大家其實都忘記了，渣打馬拉松是運動比賽、是體育競技，不是嘉年華﹗

體育競技的本質是挑戰自我，而這是需要刻苦的練習來達成的（「開心」的練習做不到）。將運動比賽當作嘉年華的人，永遠體會不到挑戰自我的過程中及成功後的「開心」。

[1] http://www.mevents.org.hk/tc/about_introduction.php
[2]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11/15/P201011150230.htm
[3] http://www.hab.gov.hk/tc/about_us/from_the_desk_of_secretary_for_home_affairs/shaArticles65.htm

我們和他們

近來身份認同/本土性/香港人/內地人/排外/雙非/新移民/歧視/蝗蟲/D&G/城邦論/港獨等問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無論你我是否牽涉其中，或多或少也會感受到當中的民怨/仇恨情緒/對主體性的訴求/（假）理性思辨，等等。上述問題的根源固然是互相牽連，而我一次過用那麼多「/」將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及當中的爭論一次過串起來其實是很無賴的做法。一來是因為我腦中沒有甚麼學術框架去整合這些問題（平日太hea所致），二來是因為我對相關的政策討論及法例沒有太多概念（平日太懶看新聞所致）。但有兩點我是肯定的：（一）一群和「我們」香港人不同的人，在香港的人口比例（流動及常住）中佔着愈來愈高的比重，可以這樣說，「他們」正將香港「殖民」；（二）一些屬於香港人的獨特的生活經驗及價值正慢慢消失（或逐漸被陰乾），現在已差不多到了「臨界點」，令港人不得不起來保衛這些經驗及價值。這兩點觀察是否成立並不重要，反正以下說的只是我生活上的所見所聞；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討論，以及近月發生的事中，以香港的本位出發，重新思考「香港是甚麼」此問題。

既然我沒有甚麼嚴謹的分析框架，那便唯有以本人的生活體驗來說明吧。話說本人就讀的大學，每年都會招收很多內地研究生（其實間間大學都如是），而內地與本地研究生的比例，大概是九比一（非正式計算）。本人有幸成為那個唯「一」的本地生，平日碰口碰面的都是內地生。這和我在之前就讀的兩間大學都很不同：在港大，I speak English all the time；在中大，我上堂同傾計都係講廣東話；但在科大，我差不多每天都是說普通話。老實說，這經驗令我感覺很不爽。不是說我的內地同學不友善，也不是說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在香港的大學，不能說自己的最熟悉的語言，而要說一種雖然由小學已開始學習，但仍感覺異常陌生的語言——普通話。你可能會問：為甚麼在港大說英文又沒有問題？（愛國愛黨人士可能會加多句：你這殖民地走狗﹗）我當然明白主因之一是「英語霸權」的問題，但事實上，英文在我成長歷程及學習生涯中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普通話只是可有可無。我由幼稚園開始學習英文，中學七年都是在英文中學度過的，我知道長輩們都會期望我有不錯的英語水平，也知英語是我升學就業的必要條件。我雖然不會認同「英文好就萬事無憂、英文好就勝人一籌」此等說法，但至少不會像對普通話般抗拒英文，因為學習（港式）英語及以它來作溝通工具，就和廣東話一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否認的是，廣東話與（港式）英語，是構成的我個人身份的重要元素，而普通話卻不是。當然，若果有人問我的母語是甚麼，我一定會答是廣東話，而我也知道廣東話必定是這城市最廣泛認同的語言。在自己的城市說屬於該城市的語言，是正常不過的事；夾硬要我說一種「外來」的語言，就等於要我和這城市及和自己的身份認同抽離。屬於我和我的群體成員的語言，是廣東話（對部分人來說，也包括「港式」英文），我有不爽的感覺是因為我被逼說不屬於我的語言；而這不爽的感覺也說明了，說廣東話的「我們」和說普通話的「他們」有著明顯的分別。

上述的經驗當然不是說，本地人與在港的內地人沒有共同的語言就不能溝通，而是要說明，廣東話才是香港人集體認同的語言。來港的內地人很少（當然不是全部）會主動學好廣東話來融入香港人的群體，他們也不太明白廣東話最生動有趣之處（如各式各樣的詞組配搭）。這就是「我們」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共同的語言是群體認同的基本元素，亦是分辨「他者」的工具。當然，「我們」和「他們」最根本的不同之處，是價值觀。姑且用兩個例子說明。有一次兩位內地同學們在討論為何那陣子中國的意外特別多，我在旁（偷）聽著他們的對話，發覺他們重視的似乎只是甚麼天災、地方官員處理不當的問題。我想，大部分香港人一聽，就知這些「意外」其實是專制獨裁與地方貪腐惹的禍。又有一次，我和一位內地同學談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我問他內地的知識份子現在所享有的學術自由狀況如何。他說，內地知識份子還是有學術自由的，只是他們不能公開討論敏感的政治議題。我當時想，原來內地同學對「學術自由」的定義和標準是比我們低這麼多的，我有一刻還在想：「其實你知不知道學術自由和知識份子的責任是甚麼？」我們所相信的學術自由，是知識份子可以自由地發表其見解、思考一切「敏感」的議題，以及介入公共討論。郝鐵川與左報認為知識份子應該躲在學院裏自成一角地做「學術研究」，我們之所以覺得這是謬論，是因為我們對學術自由的重視程度和「他們」有著根本的分別。我並非指所有內地人都像郝鐵川與左報般以大幅收緊學術自由的定義來打壓異己，而是說，香港人所內化的那些價值，不一定在內地人心目中佔同等重的份量。就如很多內地同學都會讀有關民主的理論，但他們不一定如香港人般真心相信民主不單是一種普世接納的政治制度，也是規範社會的價值觀。

上面所提到的種種，其實只處理了我兩點觀察的第一點的頭半部分，後半部分有關「殖民」的問題，顧名思義是指一班不請自來的群體「住進來」我們的地方，並開始改造我們的生活習慣、思想、價值觀等。這和中共在香港的「再國族化」（又稱國民教育），以及中國的資本巨輪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時間所限，唯有留待另文再續。必須注意的是，我所強調的兩個群體的不同，並不是建基於七、八十年代「阿燦 vs 香港人」框架。亦即是說，我所說的「我們」，不是以貶低「他者」來建立自我優越的身份；而且，如果在港內地人能融入香港的語言、文化及價值，「我們」亦應主動歡迎，而不是像對著省港旗兵的大賊時的抗拒與仇恨。因此，承認這種差異，不等於民粹/極右/希特拉，而是從香港本位出發回應「我們是甚麼」的第一步。只有確立及守護了屬於「本土」的東西，我們才能發展出一種超越「經濟奇蹟/社會流動經驗」為基礎的本土論述，即一種以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的視野，面對「香港需要怎樣的人口結構」/「香港需要怎樣的政策來配合港人的需要」/「香港應否獨立」等問題才不致失語。

那些年，我們的成長故事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香港一上畫隨即登上票房冠軍，其實不是甚麼出奇的事。青春愛情小品，笑的哭的場景恰到好處，故事漫畫化得來卻予人「真實」的感覺，當然還有其勾起觀眾青春回憶的威力，加上作者/導演九把刀的流行作家效應，電影叫好叫座是意料中事。

《那些年》成功之處，除了是勾起了觀眾青澀的愛情回憶（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建基於柯騰和沈佳宜的故事而對「錯失的愛情」的想像而已），還有九把刀為（港台）年青人代言的功力。在合拍片、古裝武打片及中共偉大革命建國建黨片當道的香港電影市場，像《那些年》般以校園、青春為題材的電影固然少之有少，更遑論會有導演斗膽將校園反叛的荒唐事、對學業的厭倦、打手槍、「升旗」、看A片等「不堪入目」的情節搬上銀幕[1]。須知道，連《女王的教室》和《老婆大人II》都會被人投訴醜化老師和校長，萬一電影多幾句粗口，鏡頭拿揑得不太準確，電檢被降兩級，幾百萬投資就沒了。雖說電視劇與電影的檢測標準大不同，但若果有甚麼XX家長協會或XX教師委員會批評一下，這些電影的口碑還剩多少？
影評人家明問得好，為甚麼我們總是要向台灣電影找尋共嗚，「是我們社會對童年、少年的生活不夠關心？是我們覺得成長的題材不能登大雅之堂？是合拍片已經扼殺了我們的回憶、生活及想像？還是我們的流行文化欠缺像九把刀這種獨當一面的70後，能夠為自己一代發聲？！」畢竟香港是個對年青人太多規範的地方，對成長歷程太多限制，太少想像：學校是一傳授知識之地，也是培育德智體群美的「聖地」，其他與「學習」無關的事情則通通被定性為「沒意義」或「反叛行為」；在少年時怎樣反叛也好，到某個時候就要學懂「成熟」，在這文憑社會裏競爭至死，然後依着「人生方程式」結婚買樓生仔。我們對年青人/校園/成長的想像就是那麼刻板、那麼教條。但事實上你問任何一個經歷過中學生活的人，我相信十之八九會答你，他們最深刻最享受的時光，總不會是循規蹈矩上堂聽書，或學懂甚麼Differentiation或Plate tectonic theory的時候，而是友擠間一起吹水、一起練波練跑、一起作弄老師的經歷。那愉快、反叛、荒唐的時光，是我們都有過的自由自在的青蔥歲月，只是我們都不能想、不能提、不能回憶，就是因為我們要成熟，不能再幼稚下去。我們失去的不止是年青時的純愛，更是當年的「幼稚」，和那時甚麼都夠膽想夠膽試夠膽做的幹勁和精力。香港社會就是容不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成長故事，只有冷冰冰的成長方程式。究竟是甚麼將我們的青春與回憶都磨蝕了？

《那些年》的故事讓我們感到絲絲的哀愁，除了是因為柯騰和沈佳宜那段錯失的愛情令人惋惜，還因為它映照了我們在現實中對找回失落的青春的無奈；《那些年》裏面的校園故事叫人嚮往，因為它充滿了我們年青時都有過的有血有肉的的情感、遺憾、輕狂、苦澀；我們喜歡九把刀，是因為他提醒我們年青人應該要有不斷對抗主流價值的勇氣和熱血[2]。不要讓我們的青春埋葬在刻板的成長公式中。我們要有勇氣把有血有肉的成長經歷留住，不要將青春的色彩從生命中抹掉。「每個男生心中，都有一個沈佳宜」，所指其實是每個人都有一段難以忘懷的青春。那段年青的時光雖然總是帶着遺憾，但卻是人生中最寶貴、最燦爛的經歷。柯騰最後對沈佳宜說「那我就繼續幼稚下去咯」，也許就是說他要像年青時般一直喜歡她，一直把青春的烙印留住。

[1] 家明，〈那些年，我們一起念中學〉，明報，2011年9月18日。
[2] 健吾，〈寫作是一種戰鬥 專訪九把刀〉，明報，2009年2月22日。

《吉房》

何謂一齣好的話劇？大概是指故事原創性高，劇情夠張力，加上音效與舞台佈景設計出色的劇作。筆者看話劇的年資尚淺，只能交出這「行貨」答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齣話劇可以引領觀眾想像「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那麼它應該很難不歸入「出色劇作」之列。由資深演員陳煦莉編劇的《吉房》，以一個自殺故事為題材，帶領觀眾進入無限可能性的多元世界。故事富奇幻色彩之餘又感動人心，是難得一見的本地劇作。

「超越四維空間」
「只要你不要想那死的念頭，你就不會跳下去」/「只要你肯去想像，你就是那個人」，這些情節聽來帶點周星馳《回魂夜》那「只要你信，其實甚麼事都有可能」的影子。事實上，每個人小時候都必定會想像一些「無可能」發生的事，但隨着年齡的增長，那些「無可能」就漸漸從我們的想像空間中溜走。我們生命中「有可能」的事，就是那些依附着一個又一個的「名稱」及「定義」的東西，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就局限於那些標籤給予我們的想像。我們知道甚麼是「蘋果」，是因為我們老早就預設了「蘋果」的外表應該是紅色、果肉應該是肉色、味道應該是甜而且帶微微的酸味……但如果有人告訴你面前的是「A．P．P．L．E」而不是「Apple」，我們對這顆紅色物體的認識與想像就會截然不同。同樣道理，甚麼是「男仔」、「女仔」、「人類」、「社會」，甚至是何謂「快樂」、「痛苦」等等，其實都只是建基於我們一大堆既有的看法，或我們對那角色的期許。學術上，這叫「定型」（stereotype）；簡單來說，叫「先入為主」。嘗試放下對人/事物/世界的前設與標籤，我們的想像空間其實可以遼闊，世界也不是那麼單一，而我們的生活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If I were you / If you were me
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陌生人的世界。生活在城市之中，每個人都要「懂得」如何與陌生人擦身而過，也要學懂在交往時回應對方的說話，以及察看對方的神色及身體語言。這些技倆讓我們「了解」對方是甚麼人、具有甚麼性格、關心哪些利益等，而我們也因此而懂得回應對方。正如David Riesman在《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一書所言，現代人大都是「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的人，我們的行為取決於我們意識到的他人看法為何，而不是以自己內在的感受與情緒為行動基礎。但是當每個人都只依照對方的「眉頭眼額」來打量對方，而且以自己意識到的其他人對「正常反應」的觀感來作出反應，現代人所缺少的就是那些人與人發自內心的感情交流，結果便形成了一班「寂寞的群眾」。我們常常都說，聆聽是溝通的第一步，但現代社會人與人的交流往往只局限於我們在溝通場景中所需要的「資訊」：說話內容、語氣、表情及形體動作。我們所「了解」對方，往往只是我們「需要」了解的那個，亦即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即以自己為主角）而了解的。《吉房》一劇提醒我們，要真正了解一個人及真正的聆聽對方，就要「想對方所想的」，亦即「成為」他/她，讓對方成為主角而自己成為配角。嘗試不以表徵去判斷人，以及放下自己「主角」的身段，他/她的個性和想法往往比我們所設想的更豐富、更立體。正如我們有時會認為別人自以為是，其實會不會是我們自以為是地認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聆聽與了解，就是將一個空間完完全全的留給對方：「The magic if I were you」。而相對地，每個人都是藉着和別人溝通與交往來認識自己，以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們想認識「我」，便先要認識「你」（亦即成為「你」去認識「我」）；想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被愛/被人明白，便要先成為「你」去愛人/明白人；想別人懂得「the magic if you were me」，就要先懂得「the magic if I were you」。這樣，人與人才能真正的連在一起，我們才不致成為「寂寞的群眾」。

「房」，代表有邊界的空間；「吉」，卻是代表無限的可能性。「吉房」這詞，就像提醒我們，永遠在心裏留一個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位置，去認識別人、認識生活、認識世界。放下固有的想法與自己的角度，跳出框框，這個世界充滿無限的驚喜。

廿二年

真的，原來還有很多人願意當瘋子。廿二年了，燭光還在維園燃點着。你真的會相信，自由仍是會開花的。我們跟着幾乎一模一樣的流程、喊着一樣的口號、唱着千篇一律的歌，為的是悼念八九六四的死難者，每年如是，風雨不改。六四晚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將歷史事件再次鑲嵌在我們記憶之中，而是因為它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繫起來，讓我們不斷的重新理解事件，認識事年對當下一刻的意義，並以歷史的教訓與經驗，思考中國的未來。

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要求的當然是中共需要重新評價及交待事件，且對死難者家屬賠償及道歉，更要揪出下令開槍殺人的主事者，對其罪行作適當的裁決。一個國家政權對人民道歉，直接關係到的就是認授性的問題。政權認授性可以是基於領袖魅力（如毛澤東）、傳統（如作為「天子」的帝王）或法理（如民選政府）。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共再沒有出現魅力型領袖，而傳統的枷鎖也在急速的社會及經濟現代化下消退。更重要的是，中共自1949年執政至今，根本沒有自由而平等的選舉制度令其政權得以宣稱是基於人民授權而執政的。中共當年以子彈換穩定（今天以金錢換穩定），勉強保住了政權。今天我們要求中共將八九民運確認為愛國民主運動，就是希望中國經過幾千年的帝制及個別領袖的魅力型（及獨裁）統治之後，可以一步一步踏上政治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要求中共道歉及追究責任，就是要他們承認當年以「不合法」也不合乎現代社會道德標準的手段來保住政權，並需以政治改革來獲得現代政權所需要的合法性。

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並以民主政體來保障中國人作為「人」的權利與自由。幾千年來，多多少少生活在君主制及傳統小農社會的中國人，一生中只有「家庭」/「集體」而沒有「個人」，只能臣服於「王權」/「習俗」而不能作任何自由選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經濟、文化、社會關係等範疇上放權，使它們走上了自由化的道路，成績有目共睹，但在政治上卻緊握大權，令中國國民仍未能體現作為「自由人」的價值及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八九六四之後，死難者家屬被嚴密監控而失去行動自由，被以言入罪而失去政治上的思想自由的民運/維權人士愈來愈多，而不少人的家園及農田「被強拆」、「被乾旱」，也沒有制度上的渠道表達自己的訴求。一個「被」字，成為中國國民失去作為「人」的權利與自由的代表符號，也是當代中國社會與「只有集體/王權而沒有個人」的前現代社會的共通點。但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應該有屬於自己以及自由的意志來為自己生活及幸福作出抉擇，在文化、經濟、社會關係等層面上如是，在政治上也應如是。有人會質疑這是以西方自由主義對人及制度的理解梗生生套入中國身上，但人權、民主、自由等至今已成了世界上「制度化」了的價值，任何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建基於這些價值之上。事實上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強調建設和諧社會首要的是「民主法治」，姑勿論這真是國策還是辯詞，也證明了任何國家都不能逃避民主化的責任。八九六四前後正值東歐變天，世界踏入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這浪潮在中國卻被共產黨以武力鎮壓下來；二十二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堅持要建設民主中國，是因為我們希望祖國能闖過政治現代化這最後一關。

上述這些不是甚麼新觀點，我只是不厭其煩的再說一篇。「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二十多年來仍是我們的堅持。我們每年到維園，將這份堅持承傳下去。我們有時或會感到無奈或無力，覺得改變不了現狀。司徒華先生生前曾經說過，不要看輕寫給在囚八九民運人士的每一封信，因為中國共產黨每一封信都會記錄在案，只要一天還有人寫信給他們，中共都會害怕，怕這件事仍未被人忘記。所以我們要堅持每年悼念八九六四，不要讓中共令我們（如陳冠中的小說《盛世》般所言的）集體失憶，同時令八九六四的歷史連繫上中國當下的處境，讓歷史作為前路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