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記/逃離香港

香港生活太焗促、太趕，需要找個地方慢下來。停一停、走一走路、吸一口氣。選擇去了台北，部分因為未去過，部分因為人去我去，也有部分是因為想體驗一些「正常」的生活速度。最後決定一個人，獨自上路，去台北過四日三夜。

從香港人的目光看台灣/從台灣見聞看香港

還有一個選擇去台北的理由，是因為那裏與香港的生活方式很近，自己比較易適應。到了才發覺，那裏其實「很香港」。事實上，香港有的，台灣一樣有。但一樣的硬件，台灣卻能為你帶出不一樣的感覺。舉幾個例子說明。首先，在台北信義區、市政府一帶，是一個商業及旅遊區，名店林立，大陸客及日本客絡繹不絕。但在此商業味濃的地帶，你卻會見到誠品的存在，令你在煩囂的都市中有一安靜思考的空間。以誠品旗艦店來說，除了二樓及三樓，其他樓層與一間百貨公司無異，但沒有人會質疑它「商業侵蝕文化」。這是因為它有一份對文化的尊重，不會因為它利潤少而將它放到次要的位置。

第二個例子，是對待小販及小商戶的政策。去台灣的人，不會不去逛當地的夜市，一嚐當地美食。除了聞名於世的士林夜市，各地皆有自己的夜市場。我去過的，就有寧夏夜市，我住的旅舍樓下，也有一個小小的松江夜市。台港兩地都有所謂的小販政策，為甚麼香港只有農曆新年那幾天小販管理隊放假，才出現一個「桂林街夜市」？我想說的是，這不是「嚴謹 vs 寬鬆」的比較，而是台灣夜市的成功，是因為對小市民、小商戶有一份尊重。尊重他們的職業是有價值的，同時透過交通管理、空間改造等方法幫助他們繼續生存。很多保育人士說，要保育一些舊東西，最好就是不要由上而下地搞它，讓它自自然然地生成。但可以做得更好的，是理解在那裏生活、工作的人們有何需要，然後幫他們（注意，前提是那些需要是由下而上地提出來，不是坐冷氣房的人構想出來的「需要」）。當然，也沒有人會認為那些市集是骯髒、不堪入目的，也不會有人認為市集內人多擠迫，就等於沒有秩序。這才令夜市、不被任何人看輕。類似的例子，有大同區的迪化街。那裏的老乾貨商店及布行至今屹立不倒。很大原因，是台北市政府沒有因為那些建築物殘舊而推倒重建，而是把它們復修，整全也保育下來。結果，它成為了台北現存最完整及最具歷史意義的老街。相信人們的空間實踐，尊重職業的多元性，不看輕平民社區的歷史價值，就是令小商店、老商戶在台灣生存（以至聞名於世）的因素。

另一例子，台北也有（而且更多）香港都有的藝術空間。例如信義區的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就好比石峽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淡水的文化園區，就好像香港的牛棚藝術村；西門町的西門紅樓，就像上環的西港城。這些藝術園區大都由舊建築改建而成，為藝術家及文化人提供生存空間。它們與香港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大眾對這些地方不會有疏離感。例如你會見到台灣人會一家大小到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消閒、看展覽。文化、舊建築像是台灣人生活一部分，甚至不會煞有介事地標誌那些是「文化」。這也當然是因為台灣的保育會從整全的角度入手，不會單單保存一件「死物」建築，而是思考如何將改建後的建築物融入當地環境，裏面再配以合適的藝文活動。

同樣的硬件，但比香港做得不一樣的例子，還有環保及垃圾處理方面。在台灣所見，垃圾分類基本上是常識。每一戶家庭，以至食肆、商店都會自動自覺做垃圾分類。我相信香港的環保回收箱不會比台灣少（以地區大小比例上而言），但香港的環保政策怎看也不算是成功。我相信，這是兩地的文化差異，引致兩地垃圾處理的分野。環保工作要做得好，最重要的是改變人們的文化觀念。其中之一，就是對生活及未來的想像。要令人相信環保工作是有價值的，首先是令人相信今天做的垃圾分類，會令明天更好。我雖然沒有就此議題與台灣人談論過，但從他們處理垃圾的方法所見，他們對居住的社區，有一份憧憬和期盼。這是香港人仍未足夠的。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我所見的台港差異。背後主要的分別，我相信是台灣比香港，對差異社群有多一份尊重、對多元價值有多一份堅持。歸根究底，是兩地的政治制度分別。「正常人」都知道，香港的是半民主選舉，台灣的是全民普選。這種因政治制度而引伸出來的差異，可由「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的所見所聞說明。我在台灣的第一個遊覽地點，就是二二八紀念館，當中展出了事件前因後果的各種證據、史料。最記得的是，展品當中有兩封信，是蔣介石與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通訊，說明當中派軍隊鎮壓民眾，是兩人的決定。展品介紹更清楚指出，兩人是要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的人。在那裏，你見到台灣人是個不會害怕談論歷史、不忘歷史教訓的民族。兩天後，是二二八事件六十七周年，當日下午官方有追思活動。為了打發上午的時間，我先到台灣地標中正紀念堂參觀，一來湊熱鬧、做個稱職的遊客，二來看看蔣介石如何被神化為開國及民主之父。下午，回到二二八紀念公園，遠觀（原本以為是公開活動，原來是官方的，所以只有媒體及相關家屬及人員才可進入）追思活動。因為這個活動，我的台灣之旅竟然可以親眼見一見總統馬英九。作為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可以對該黨當年所犯過錯毫不避諱，也向死難者獻花。他們就是這樣有趣，一方面對蔣介石歌功頌德，另一方面鞭撻他所犯罪行。這種對自身過錯的反思，不是香港特區政府、或中共政權可以比得上的。他們不害怕面對歷史，是因為他們有普選，不害怕面對人民。要執政，不是要將歷史活埋，而是要真誠面對歷史，才贏得人民信任。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另一有趣的場面，是當官方活動結束之後，民進黨人士立即「進駐」紀念碑旁，搞他們的「民間」追思悼念活動，同時高舉橫額，要求國民黨殖民政權下台。這在香港是難以見到的，因為示威者未開始叫口號，在官方活動進行期間，應已被保安抬到老遠的地方。但台灣人就是不怕，你搞你的民間活動，爭取人民支持，幾年後的選舉一較高下。多元的政治意見，可以在同一平台中發表。當然台灣的民主制度不是完美，但正因為有這制度，才迫使執政黨不能不對歷史自省。今天任何台灣執政黨，也不會搞一言堂，不搞打壓，容許人民自由發聲，尊重不同人的意見。我想，台灣人尊重他人、堅持多元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就是因為在民主制度下，一點一滴而形成的。

孤身上路記

未出發前，當然曾對獨自去旅行掙扎良久。畢竟人在異鄉，也要考慮安全問題。但其實即使有同伴，安全問題也存在的。與其是這樣，一人上路也無不可，小心一點就可以了，況且台北也不是罪案率高之地。在喧鬧中和其他孤獨的人勉強結連，平日已經試得夠多了。孤身上路，可以真正留空間給自己，看自己想看的，逛自己想逛的，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享受獨自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樂趣。

一定會有人質疑，一人旅行不會孤獨嗎？當然會的，特別是當你遇到問題時，例如迷路時。但只要踏前一步，向陌生人求助，你會感到，當你有問題時，全世畀都會來幫你的。特別是台灣這地方，很多人都很友善，是你會真誠地想向他/她說句「謝謝」那種，而不是在香港般，說「唔該」是為免他人黑面。解決問題以後，害怕一個人的感覺就會慢慢消退。至於一個人在途上，沒有人分享在誠品找到一本在香港找不到的書的興奮、一同在夜市搜羅美食、一起在西門町「昅美眉」、參觀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館、中正文物展示室及二二八紀念館之後交流對台灣歷史的看法、或欣賞淡水漁人碼頭日落的良辰美景，會否有點失落？有時會的，但我認為，在一個人的自由與幾個人偶而分享快樂（而更多時候可能只是無謂的吹水，或沉默）之間，我會寧可選擇前者。而且回到青年旅舍的大廳裏，就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跟你聊天。些少遺憾的是，由於我在香港近幾個月感覺太差，心理簡直是處於「不平衡」狀態，今次選擇了較自閉的生活方式，算是一個失敗的Backpacker了。

一個人旅行有甚麼好處？實際上來說，與同伴一起（不是說朋存們不好），難勉要在速度上、住宿上及景點選擇上有所遷就（甚至爭論）。特別是我在旅途中喜歡有點漫無目的地到處逛，有時景點與景點近（我所定義的近，大概是深水埗至油尖旺的距離），甚至不選擇坐車。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件很戇居的事，也十分累（當然我也會累，但我樂意這樣做）。一個人旅行的話，簡單來說，就是隨心而行，僅有的限制，就是時間、金錢（視乎你對旅程的要求如何而已）及體力。何況，我認為，雖然人是群體動物，但每個人都應學識一個人生存。這不是自閉，而是要學懂面對自己的內心，學識與自我「交談」，明白自己真正的心情是如何。也從實際的角度來說，一個人去旅行，就不可以依賴其他人，由計劃旅程至回程，全部自己一手準備（當然，有不懂的地方就要立即求助）。這次就是因為事前計劃得不太好，要買貴幾百元機票。要孤身走我路，學懂計劃周詳。

今次算是完滿地完成了第一次的一人旅行。由始至終，我都相信，旅行不只是飲飲食食，而是讓你離開你熟悉（但厭倦）的地方，從旅途上遇上的一切困難時、從在異地別處與他者相處時、從自己硬著頭皮去幹一些平時不會幹的事時，直視自己的「不可能」，並重新理解自己及自己所屬社群的面貌與不足。

走出幻想，面向真實

《發夢王大歷險》本身不是我喜歡看的電影類別，無意中看過影評，發覺原來主角的故事與（以前的）自己有不少相似地方。抱著一看無妨的心態去看，總算沒有浪費金錢。

主角Walter Mitty，一個愛發白日夢的人，事業平平無奇，人到中年仍未有女伴。用香港人的語言形容，就是「毒撚」一名。Walter的現實世界是虛擬的，是用幻想中埋砌出來的：終日幻想受女神愛慕，以及將工作中的敵人打敗。沒有這些幻想，他甚麼都不是。或曰，真實的Walter只存在於幻想的結構中。在那裏，他是眾人的英雄，他才感覺到自己真正存在。用想像支撐真實，或從想像中找尋現實，令Walter成為其他人眼中傻子，甚至是瘋子。

但真正可悲的是，在這個後現代社會裏，有誰不是Walter？甚麼是瘋狂？瘋狂就是幻想世界中的東西，在現實中出現，以「虛擬」取代、支配「真實」。就像精神病人，將他們天馬行空的世界帶到「現實」，打破「正常」大眾的語言結構。就如電影中的美國人及機場保安，以幻想中的阿富汗人「恐怖」形象，來理解他們的生活及設計機場保安措施，又或如那幾萬人透過Walter在社交網站中歷險的資料，幻想出這個人「真實」一面，及發Winks給他。在每個人都「連結至network中」的時代，我們人人都是自己幻想世界的奴隸，任由它支配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對生命的選擇，阻止我們建立更美好的生活、更進步的世界。

唯有真正的前進、向未知的世界進發、衝破牆壁，我們才能體驗比幻想更「真實」的世界，以及對現實有更立體的誌識。Walter在神推鬼擁下踏上尋找Sean O’Connell之旅，重新找回兒時的赤子之心，踏上一個不平凡之旅，令他真正成為眾人傾慕的人。其實，不是因為旅程本身艱難，令完成旅程的你變得不平凡；而是因為你肯踏出第一步，你已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正如在（香港的）地鐵車廂，人人擠在門口，只要你肯行進一點，就會覺得很鬆動、很自在。不是你行多幾步的選擇本身很精明，而是你比別人先走出第一步。人的能動性，往往為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走出幻想出來的真實，直視束縛著你的東西（所謂穩定的工作、所謂的很難、所謂的力有不逮……否則它永遠束縛著你，令你在想像界中兜兜轉轉），面對未知、可怖、「真正」的真實，也同時把真實中美麗的一面一併接收過來。說得簡單點，就是走出Comfort zone，在面對艱難的同時，令這份經歷變得更加可貴、更值得回味。

真正的變革，存在於未知的將來。

從《酒徒》看舊香港的雙重殖民性

說來慚愧，讀了這麼多年書，現在才完整的讀完劉以鬯先生的經典著作《酒徒》。教我「香港社會」的老師曾說，要認識香港社會，《酒徒》是必讀之選。文學寫作與社會時代背景絕對是密不可分的。從《酒徒》裏那位小人物在香港這殖民城市的故事，我們窺見南來文人身處一個夾縫狀態下的壓抑，更可看到雙重的殖民性如何在香港這地方出現。

香港雖然在1842年已被英國佔領，但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邊緣城市，香港卻成為中原地區以外一個在經濟及政治上相對自由的空間。《酒徒》的主角經歷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後逃難至香港，在這個免於政治動盪的城市得到喘息的空間。如我們的中、小學教科書所說，這十多萬由內地來的人口為香港帶來資金和技術，推動了香港工業發展。事實上，這些南來人口也為香港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資本。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酒徒》的主角也是一位南來文人，並希望在香港延續他的文學理想。對於這些南來文人，雖然他們在香港免受政治動盪之苦，得以在香港宏揚中國新儒家文化，但他們的目標從來都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拯救危在旦夕的中國傳統文化。

然而，一如不少逃難來港的人，香港雖然給予他們喘息的空間，但他們從來不當此為「家」，而且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夠如錢穆般在香港堅持其理想。正如那個酒徒，他雖然逃離動盪的中國大陸，但香港這地方的「自由」對他來說也不是好東西。在他眼中，香港無疑是個自由世界，但這種自由卻用在寫作庸俗的四毫小說及黃色小說上、在盜印文學作品上、在出售自己的身體以換取金錢上……作為知識份子及作家，那位酒徒對這種商業至上、功利主義掛帥的「人吃人」的社會心痛惡絕。雖然他心底裏仍想為保存中國文化的元氣及復興中國文藝出一分力，但面對如斯現實環境，他身受其害。他的作品沒有人懂得欣賞，甚至被盜用。在既不可能「回歸」中國大陸，亦不可能認同這醜惡的殖民城市下，他唯有借酒逃避現實。

《酒徒》裏不但呈現了南來知識份子在夾縫狀態下的壓抑，也展露了這些「高等文人」審視香港這殖民城市的人和事時那殖民者的視角。在那位酒徒眼中，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商業味極濃的城市，更是一個文化沙漠。如上面所言，他認為香港人根本不懂得欣賞高雅文學，以致高質素的文學作品及文學雜誌不能在香港落地生根。那位酒徒鄙視那些自詡為「作家」的香港代表團，覺得他們思想守舊，不懂得世界文學最新的發展，無力復興中國文藝。即使是麥荷門，也不過是空有理想，而鑑賞文學能力差劣的年青人，不能帶領中國文學走上前衛的路線。從那位酒徒和麥荷門討論《前衛文學》的出版事宜時可見，作為知識份子，他覺得有需要將世界文學的新趨勢引到香港，提升香港的文化水準。

事實上，這種由上而下看待香港文化的態度，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南來文人獨有。過去由中國說的香港故事，大部分都是負面的。如《酒徒》裏的主角，他們批評的對象不是針對英國殖民者，反而是身處香港的華人。例如在十九世紀逃難到香港的王韜，便以中原視角，將香港視為蠻夷之地，將香港形容為「蕞爾絕島」，又以「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離」形容香港文化。有關中國大陸文人如何以「中心」視角看待香港這「邊緣」的蠻夷之地，盧瑋鑾的《香港的憂鬱》有詳細的紀錄，在此不贅。這裏想表達的是，香港本身已是一個被英國侵佔的城市，但同是華人的南來文人，不但沒有以「香港人」的本土視角出發，對抗殖民主義，反而以「中原者」的視角看待香港文化。這和十九世紀歐美殖民者自視為「文明開發者」（Civilizing missioner）的心態不謀而合。如果香港是如學者李歐梵所言，是「邊緣的邊緣」（意指香港既是中國大陸的蠻夷之地，又被外國人侵佔為殖民地），那麼《酒徒》裏那位被中原政權趕出來的「邊緣人」，對香港作出的論述便是邊緣對「邊緣的邊緣」的內部殖民。這位酒徒作為一個邊緣人，在文學成就不被認同及在物質條件匱乏下，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大/自卑感。他必需借助對世界文學最前沿的知識來對自己作出心理補償，肯定自己在文化上優越的地位，但這同時令他鄙視一切在香港出產的文學作品。在這種雙重殖民的狀態下，本土文化被壓抑，解殖遙遙無期。

無疑，《酒徒》對我們認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有極大的幫助。特別是它讓我們看見這個殖民城市時的壓抑，也讓我們看到一種「內部」殖民如何在香港發生作用，即一種不是由外來者侵略而成的殖民主義，而是同一民族內出現的不平等狀況。事實上，任何人要了解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構成，以致九七後的解殖狀態，《酒徒》都是不可不讀之作。這篇文章並非對《酒徒》仔細的文本分析，但希望為這本經典著作提供一個閱讀和分析的視角。

辭海裏的匠人精神

隨著電子讀物及電子產品的普及，資訊流動速度大大加快。這引伸了近年一些為人注視的問題：究竟電子書/電子讀物會否有一天完全取代實體書？在講求讀者可以參與即興創作的世代，實體書如何能做到所謂「互動」的功能？實體書的出版又如何能夠追得上讀者迅速轉變的口味及需要？在這些問題上，主流的討論似乎都錯置了問題焦點。最值得我們注視的問題，其實不是「實體書 vs 電子書」，而是在書籍出版的轉變過程中，文字工作中的匠人精神，正逐步失落。

電影《字裡人間》的一眾人物——辭典編輯——的故事正正對照出這種精神的失落。在玄武書房一個被眾人遺忘的一角，老總編輯松本正籌備出版名為《大波海》的新辭典。可是，編輯部面臨「人口老化」，老臣子荒木在這時決定退休，年輕編輯西崗也對編輯工作愛理不理。在西崗的女友介紹下，被錯編入市場部的語言學碩士馬締——一位愛讀書，但不善辭令、形象是典型宅男及「學究」的年青人——加入了編輯部，而《大渡海》的出版計劃亦正式展開。

可是，辭典作為文字生產最基本但相信是近年最少人翻閱的一類書籍，在電子辭典的普及下，正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故事背景設在1995年，正是手提電子產品開始普及的年代，實體的辭典開始變得可有可無，而玄武書房的社長更打算中止這個賺不到錢的出版計劃——一個預計需時十五年的計劃。在編輯部眾人努力下，出版計劃得以保住，但編輯部的人手卻因「成本效益」之名而被削減，只剩下松本、馬締及一位合約員工主理《大渡海》的編寫。這幾個人，以西崗自我辯護（及自嘲）的話來說，編輯部的人就像一班瘋子。事實上，他們「瘋」，不只是因為他們熱愛文字，準確來說是因為他們對文字工作有著Richard Sennett筆下的匠人般的技藝（craftsmanship）。

所謂技藝，就是一種抱着不求其他回報，只求把事情做到最好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講求「成效」、「靈活變通」、「即時回報」的新資本主義中日漸消亡，而電影開首荒木/馬締與西崗對文字工作的態度的對比正正說明這點。前者樂於埋首文字，追尋精確詞意，務求提升辭典質素，後者對工作抽離，並與生產出來的東西「異化」（或用香港人語，「打份工啫」）。前者對質素的追求，正好體現在他們每天的工作之中。他們在編寫新辭典頭數年的工作，就是每天對比現有辭典的詞彙及其註解，為其入檔，以及寫「詞彙卡」，即搜羅日常生活中較新的詞彙及為其加上註解。經過多年的詞彙蒐集，才能開始排版及校對（電影中的編輯們需要進行五輪校對及排版，比一般書籍都多）。這正是電影用「大海」作為其意像的原因。因為詞彙的蒐集，就像跳進大海，打撈值得收編的詞彙。電影中的新舊編輯，都沒有看輕年青人慣用的「潮語」。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們會仔細思考每一個詞彙背後的意義，並將之紀錄，而不是像當今的人打facebook status般「是是但但」寫了出來便算。這種對文字意義的執著——即使他們知道這些詞彙在十五年後未必流行——正正體現匠人精神。此外，松本對文字與圖畫主次之分的一絲不苟、馬締對辭典紙張「翻書感」的執著及絕不容許新辭典遺漏任何一個詞彙的態度，都是這種將質素放在首位的匠人精神的最佳體現。其實，馬締、松本、荒木都知道一本「完美」的辭典永遠都是一個生成的過程（所以馬締在新辭典的出版日便對荒木說：「明天就要開始做修訂版的工作」），但他們就是會不斷的將辭典改進，將每一次的修訂校對都做到最好。

編寫新辭典的工作，在外人（或觀眾）眼中極為沉悶。馬締、松本和荒木這些人，究竟是如何掌握技藝，以及讓其精神走進自己的生命？其實，寫字卡及校對等貌似十分機械化的過程，與福特式經濟生產並不相同。技藝不是單單依規則、程序來完成工作。它不但要求要求編輯熱愛文字，更在每天反覆演練（即手和腦反覆「對話」）的過程中，手和腦、實踐與思考達致合一，就像孩子在遊戲的過程中，與物件不斷互動對話，從而掌握技藝。在「慢工出細貨」的過程中，匠人在過程中得到愉悅，因為工作和製造物本身與其生活連結起來。換句話說，電影中馬締、松本和荒木在每天寫詞彙卡的過程中，不但將新詞彙記錄，每張詞彙卡到了他們的手，就等於走進了他們的生命，因為追求精確的詞意就是他們一生的志業（vocation）。正正因為字辭像海水般無窮無盡，所以每一個新詞彙就是他們追求更高質素和蒐集更多詞彙的動力。在這過程中，文字豐富了他們的生命（雖然他們不以此為工作本身的目的），讓他們得到最大的滿足感。就如松本一開始對新來報到的馬締說：「翻開文字，就好像翻開生命」。事實上，電影中除了有這幾個辭典編輯匠人，馬締的妻子香具矢也可算是一名匠人。她對不同刀子特點的講究、對磨刀的專注，以及不理世俗眼光成為女料理師傅，並以刀切技藝為馬締煮出各種食品，其實也豐富了馬締的生命。也許馬締認為香具矢煮的料理好吃，並非為味道本身「好吃」（例如香具矢自己及竹婆常常嫌味道太淡，馬締有時甚至會因工作太忙而沒有吃香具矢的料理），而是因為他從香具矢的技藝精神中感受到她對自己的照顧。

如此看來，實體書——特別是實體辭典——的存在價值，不是因為它們「有用」，而是因為它們提醒我們一種日漸失落的人文價值，即一種對質素的要求，以及對工作的專注和耐性。在電子讀物當道的今天，文字生產愈來愈粗製濫造（當然，實體書也有不少是文字垃圾），文字閱讀者也愈來愈不願意花時間在文字內容上，過目即忘。筆者曾任教科書編輯，親眼見證電子課本如何逐步成為出版商的主要推廣產品。這些產品多講求連接互聯網的各項資訊及學生可以互動參與其中。這些設計未必不好，但學生及現代人更需要學習的，是《字裡人間》中對文字深耕細作的技藝精神。

危機面前，為甚麼需要思考？——《責任與判斷》的洞見

香港的政治文化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研究範疇。當近年政治鬥爭及政治辯論愈趨激烈的同時，卻有不少人仍以「我討厭政治」為名，將自己隔絕於政治社會。他們往往拒絕參與政治討論，迴避政治表態。在各種公民自由都被迅速收緊的環境下，他們選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沒有人會比道德哲學家Hannah Arendt更熟悉這種「沉默」所帶來的禍害，而《責任與判斷》則收錄了此現象背後成因——惡的本質及道德抉擇——的相關討論。Arendt是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逃往美國，並成為該地公民。戰後，她獲《紐約客》雜誌邀請前往耶路撒冷，聆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訊過程，並以文紀實。對Arendt而言，艾希曼雖然位居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之位，但他就像很多普通德國平民一樣，個性平庸，絕非本性兇殘之徒。但正正是這種普通人，選擇以沉默面對納粹政權，一一接受了納粹指鹿為馬的謊言及其荒謬的道德價值，結果成為了兇殘政權的幫兇。

就此現象，Arendt提出了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指出拒絕思考、不願意為自己所做的事下判斷的人，都會引「惡」入室。Arendt指出，雖然平常人皆有思考能力，但並非人人都願意運用。她引用蘇格拉底的洞見，認為思考即是在獨處時自己與心靈中的自我——即我的「朋友」——無聲對話。既然沒有人會容忍自己與一個曾經作惡的朋友共處，所以在思考的時候，我也不會容許自己和自己發生矛盾，即不會容許自己作惡。在思考中產生的自我一致性，是判斷是非的基礎，而在顛倒是非黑白的世代，這些判斷往往決定了一個人會否成為了邪惡政權的共犯。拒絕思考的人之所以選擇以「和稀泥」的所謂理性來辨別是非，是因為他們拒絕回顧思索自己的生命、拒絕在價值層面（即如何實現「人」和「生命」）思考問題，所以在面臨道德抉擇時，他們並無能力判斷，只能沉默地接受當權者安排的「現實」。

由此觀之，思考對我們人生至關重要，因為它呼喚我們的良知，幫助我們在危機時作正確、善良的決定。正如蘇格拉底所言，「未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一過的」。思考或會帶來痛苦，因為我們可能要作與主流不同的決定，但正如約翰．密爾所言，「寧做一個痛苦的人，也不要做一隻開心的豬」。大多數香港人一直以「經濟動物」自居（或為榮），但從來沒有認真想想自己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應該身處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在政治環境愈來愈專制的今天，我們是時候開始思考人生，老實面對「自我」了。

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再思國民教育、愛港力、愛港之聲、香港青年關愛協會的前世今生

近兩、三年間，香港社會出現了一大堆左派「奇人異士」。他們「愛」字行頭，不但在國民教育的教材明刀明槍地宣揚愛國訊息，更以各種方式大力支持左派特首梁振英。回顧歷史，雖然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自97以來已經加緊推行一系列的國民教育工程，務求重塑香港人的國族意識，達致人心回歸 [1]，但這些「愛國愛港」工程在幾年前仍以「偷雞摸狗」的形式進行。例如特區政府之前推行的國民教育，一直都以德育及公民教育為名的框架下推行，而2008年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發表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也只是建議以「潛移默化、先易後難」的方式滲透學校。像《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如此明目張膽在香港宣揚中共「偉、光、正」的愛國教育，之前從未發生。另一方面，即使一眾親共政黨在董、曾兩朝，都在立法會大力為特區政府護航，在梁振英上任之前亦一直未見有類似「愛」字頭的團體，以打記者、搞遊行、在立法會直接與民主派開火等方式為政府搖旗吶喊。

雖然很多專制國家都曾出現明刀明槍地支持政府的團體及遊行 [2]，但這些東西近年突然在香港大量湧現 [3]，絕對是我們需要理解現象。要了解這些國民教育的出現及愛得瘋狂的愛國團體（特別是梁振英上任以來）何以會選擇用如此明目張膽的「鬥爭」策略，我們必須從土共（即在香港的親共人士）在六七暴動所經歷的創傷——被中共「拋棄」——開始說起。我們或者可以參考張家偉在2012年所著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正如作者在自序中道，雖然六七暴動對香港社會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但這段歷史在主流論述中一直被輕輕帶過。立體地認識這段歷史，除了有助我們擺脫「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加快社會建設」或「左派暴徒在六七破壞香港」等片面理解，這些資料對於我們理解土共在六七暴經歷的創傷，以至他們何以在近年大舉反撲，亦有很大幫助。

稍有涉獵香港歷史的人都知道，六七暴動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引發的。然而，中國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已經展開，當時香港的左派並沒有借機發動反「民族壓迫」的抗爭。香港左派甚至沒有參與在1966年發生的九龍暴動，他們何以在1967年借一動普通的勞資糾紛而開展他們的鬥爭？《六七暴動》書中提到，1966及67年間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對六七暴動的形成尤其重要。第一是1966年尾澳門的「一二三事年」。1966年11月，中國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得如火如荼，澳門左派借一場警民衝突挑起事端，大舉發動示威、罷市等抗爭。12月3日，澳葡政府為控制局面，不惜出動軍隊射殺群眾，造成11名華人死亡、逾百人受傷。廣東政府隨即禁止輸出糧食和食水予澳門，最後澳葡政府屈服，向左派道歉賠償及驅逐國民黨在澳門的人員。澳門左派的大勝，猶如為香港左派打了一支強心針，在香港發動反英抗暴的抗爭。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影響下，香港的左派已經躍躍欲試。但準確來說，直接促成六七暴動的原因，是中共內部權鬥 [4]。長久以來，中共對港的策略一直都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中共建國後，一直以香港此英國殖民地為輸入外匯的「窗口」而沒有急於收回。然而，1967年1月，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被「革命造反派」奪權，一直主張「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對港英當局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的周恩來（及廖承志等人）已告失勢，港澳地區自此融入國內文革工作之中。香港新華社內一些由內地調派來港的官員也想將文革的極左鬥爭搬來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梁威林及祈烽備受壓力下，新華社成為六七暴動的真正領導及策劃者。本地左派工會在新華社支持下，在1967年5月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爆發勞資衝突後借機發難，成立鬥委會，並將事件定性為「民族壓迫」，並策劃一系列「反英抗暴」鬥爭。

1967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令香港左派得到強大的聲援。不少本地左派更誤以為中國即將收回香港。6月10日，《人民日報》更發表〈針鋒相對 堅決鬥爭〉的評論文章，新華社及本地左派在此高調聲援下更在六月下旬發動大罷工和罷市，企圖重演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癱瘓香港的場面。之後，他們更發動「真假菠蘿陣」，在香港各處擺放真假炸彈，令港英當局疲於奔命。然而，一如港英當局所料，國內的強大聲援始終沒有以實際行動配合。除了在罷工、罷市期間繼續向香港付運糧食（運輸人員在收到罷市後才折返內地），也沒有在左派發動「真假菠蘿陣」時提供武力支援，令左派的鬥爭的影響力大減，亦令本地民眾對左派怨聲載道。1967年8月，北京發生了紅衛兵火燒英代辦事件，周恩來親自向英國方面道歉，間接表明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1968年春，周恩來擺平了國內的奪權武鬥，隨即下令本地左派停止放真假炸彈，並令新華社糾正錯誤，進行總結，為時逾半年的「反英抗暴」終告結束。

由此可見，六七暴動的成因，是源於中共內部的權鬥引起，而新華社香港分社，則以「上有決策，下有對策」的方式，不理中共為香港定下的長遠策略，轉以文攻武鬥的方式配合內地的極左鬥爭。六七暴動雖然是本地左派跟從北京的（錯誤）指示而起的，但中共卻一直不肯承認責任，亦從來沒有就此明確肯定本地左派的愛國熱情。六七暴動令香港社會產生恐共情緒，左派勢力從此失勢 [5]。但與此同時，六七暴動也令很多本地左派受傷或入獄，左派工會勢力亦大受打擊。如工聯會黃國健在《六七暴動》中訪問所言，六七事件後，左派採取自我孤立政策，自覺被主流傳媒抹黑，形成一種「被圍困心態」及「被迫害情緒」。

本地左派一直依著鄧小平「韜光養晦，不當出頭鳥」的要求，隱忍四十多年，但他們壓抑的心理狀態，到回歸後仍一直未能釋懷。九七後北京為與資產階級結成管治聯盟，先以商人治港，再以AO（或用左派語言：港英餘孽）治港，本地左派一直未受重用。正如左派重要人物曾鈺成所言，左派這麼多年來都是「有辱無榮」。回歸祖國卻不受重用的酸溜溜心態可見一斑。直至梁振英意外上台，本地左派的情緒大爆發，彷彿再一次「頭腦發熱」。他們以「愛」字頭團體打頭陣，大力搶攻輿論陣地，到近月甚至採用四十多年前「武鬥」的方式，攻擊泛民主派支持者；在立法會內則不惜以罵戰方式（如馬恩國、蔣麗芸之流）與泛民主派開火，而早前王國興「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言論，便將這種「鬥到底」的心態表露無遺。本土左派近兩、三年的文攻武鬥，明顯就是六七暴動受創後的「大翻身」心態促成的。

這次本地左派的強勢回朝，是否如正如四十多年前一樣，是源於國內政治局勢的轉變 [6]，尚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社會正如六七暴動時一樣，逐步走向「反對派 vs 愛國派」、「自由 vs 共產」等二元對立的狀態。發掘及回顧六七暴動的歷史，不是要為誰翻案，也不是要證明誰應為當年的事悔疚，而是要老實面對自身的過去。六七暴動，是香港各派都應該認識的一段歷史，只有立體地認識歷史，才能走出對/錯、害人/被害等短路式思維，為香港的將來打下理性的基礎。

[1] Tse, Kwan Choi (2007), “Remaking Chinese identity: hegemonic struggles over 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3): 231-248.

[2] 阿藹《編輯室週記：還有甚麼國家有撐政府示威？》，於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201311

[3] 順帶一提，其實我們亦可稱撐政府運動為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簡單來說，反制運動就是社會某些團體，以社會動員的方式來反對他們不認同的主張或「對家」的社會運動。在香港而言，愛港力等團體近年的行動，可視為對民主運動的反制運動。自中英談判以來，中共雖然以各種或明或暗的方式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但卻從未以反制運動的方式對抗民主運動。

[4] 西方學者早已對國家政治對社會運動的構成有深入研究，詳見Sidney Tarrow, David Meyer, Hanspeter Kriesi等學者的著作。

[5] 孔誥峰（1997），〈論說六七〉，載羅永生編《誰的城市》。

[6] 以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以來的政策及言論觀之（例如打壓《南周》、維護毛澤東思想、「七不講」政策），他似乎並不是評論家所估計的改革者，而是一位像江澤民、普京般保守的領導人。本土左派近一、兩年的愈趨暴力的行為，似乎是得到中央的默許甚至支持。

公共討論的兩種政治

近年香港眾聲喧嘩，吵吵鬧鬧，素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都變得熱中討論政治。參與公共討論的群體的擴張，以及香港社會的政治化（不是建制派常常指控的那種定義），本是好事，但兩種出現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卻難令本地公共討論空間得到健康發展。

第一種政治，名為「去政治」，本地建制派的拿手好戲。學者林蔚文曾對此現象作研究，指出歷史上有關政治運動的公共論述中，香港社會的不同群體（不論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都有意無意慣於在「繁榮穩定」的主調子下，將政治事件去政治化。六七暴動之後，這種去政治化的現象更見明顯。近年在公共討論中出現的「去政治」現象，固然是上述現象的延續，但「去政治化」的支撐點，已不僅僅是動員大眾自六七以降對社會變革的恐懼，或對所謂繁榮穩定的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是引用一種偽理性的思維方式。這種偽理性思維，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各打五十大板」式思維。這種去政治技倆在六四二十週年時被「發揚光大」後，近年似乎更頻繁地在公共討論中出現。例子包括「六四時中國政府有錯，但學生也有錯，而政府開槍是因為沒有橡膠子彈，也是無可奈何的」、「你有示威自由，但我也有不被你示威遊行阻礙我回家時間的自由」、「中聯辦門外的花槽阻礙你示威，但中聯辦附近的居民也有享受綠代環境的權利啊」等等。

以偽理性支撐的公共討論，總以「事情又唔可以單方面咁睇嘅」的口吻包裝，將鐘擺由一邊轉到另一邊（即「人人都有唔同觀點同角度」），並挪用一大堆語言和符號，製造「既然各觀點都有道理/ 既然各人做事背後總有原因/ 既然各人都有錯，那麼各觀點都是可取的/ 各人做的事是都是合理的/ 各人的錯都不應被責難的」的邏輯。這種不置可否的偽理性思維，往往將證據擱在一邊和將事實模糊化，放棄進入問題核心思考最政治性的一面。更甚的是，這種方式將問題背後的道德及價值議題抽空，令它與思考者再沒有任何切身關係。甚麼「民主」、「自由」、「六四」等都是放在討論桌上的「議題」而已，取態和立場就是無可無不可，它們對參與者來說只是一堆異化的東西，思考-判斷-行動三者也被切割開來。理性思考根基未穩的香港社會[1]，經常被這種去政治技倆，打得陣腳大亂，令公共討論搔不著癢處。

第二種政治，名為「消滅政治」，在近一、兩年間以驚人速度成長。準確點說，「消滅政治」是近年某些政治現象的結果，它的出現和敵我矛盾式思維近年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密不可分。近年，特別是梁振英上台以來，吸引眼球的政治事件特別多。公共討論亦迅速被兩股力量所主導：（支持狼英的）建制派及（自稱為）勇武的社群。前者喜歡以「敵我矛盾」來思考政治問題，固然不是新鮮事，但到了近年這種傾向在公共討論中可謂毫不掩飾地展露出來（背後的歷史因由在此不贅）。後者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共愈來愈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的反嚮，為了令香港不致成為一個極權的國度——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政治、只有暴力的國度——就要建立敵我矛盾中的「我」。簡單來說，為「自己」的核心價值和利益服務的，就是同路人，反之則是敵人。在「建制」和「勇武」兩股勢力拉扯下，「賣國」，「外國勢力干預」、「賣港」、「投共」之帽子在公共空間中橫飛，結果是將公共討論中的議題運轉速度加快，造成「思考短路」。

與前述去政治式思維的「拒絕取態」相反，這種思考短路，是連議題本身的事實和證據都未搞清楚就要取態和決定立場。沒有足夠討論和思辨空間的決定，從來都不是民主、自由的決定。姑勿論這些以敵我矛盾方式思考的人的原先意願是甚麼，這類公共討論的客觀效果，就是將公共討論的多元性，與政治一同徹底消滅——如果政治的意義是讓具差異性的人們進行言說活動，處理彼此的同共生活[2]，而不是將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們先還原為同質的社群，來達到為自由此最高目標的話[3]。公共領域，本為論述鬥爭的場域，所以必屬政治性的。但鬥爭，不等於二元對立；敵我分明，也不等於將所有論述二分為非此即彼的立場[4]。將公共討論空間的多元性消滅，就是消滅政治，同時也消滅了自由。

上述的兩種「政治」的出現，對正在急速政治化的香港社會，無疑是有害無益。香港人固然需要與那些打從心裡不相信自由、民主價值的人鬥爭，但其基石必定是建基於理性的。唯有理性，才能幫我們對抗上述兩種「政治」，為香港社會的民主化及政治化打好基礎。

[1] 本文所指的「理性」，不是建制派或飯民吹捧的那種，而是指一種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具批判性的思辨方式。

[2] 這裡並非指庸俗的多元文代主義論者所講的寬容、包容、尊重的問題，而是指與不同意見的他者相互交流，彼此說服。

[3] 在此意義下，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只有在具差異性的公共領域，才能享有自己自由。因為在與他者的言說活動中，他能從多個角度認識「真實」的世界，而多虧持不同觀點的的他者的在場及其平等地位，構成心智世界的真正自由。而當某種立場或觀點成為教條式（即超越人性的）「真理」，參與討論者的思考即被勒住了，其判斷及行動也不能得到自由。這點的概念引自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承諾》。
[4] 特此澄清，本文所指的鬥爭，是指與不相信平等、自由等民主價值的人的鬥爭；而維持差異性，則是指在相信民主、平等的社群中維持意見的多元性。本文堅信，後者固然要和前者鬥爭，但不是在自身的社群中以誅心論的方式，將不夠「勇武」的人打為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