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政權倒轉了的概念和三個民間自救方向

暴力面前，論述和語言顯得蒼白無力。畢竟失語才是當下這種環境的正常反應。如果你還如何君妖孽一樣，可以從容不逼侃侃而談，或者閣下應該審視一下身為人類的資格。可是，如果暴力的目的是要人噤聲。那麼應對暴力的最有力方法就是堅持話語、繼續發聲。當反送中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我要談的是林鄭（及中共）政權倒轉了的三個概念和三個民間自救方向。

1. 國家

當示威者用黑油塗污國微，大家早已估到當權者必定以「挑戰國家主權」等語語譴責。第一個撲出來發表偉論的是香江頭號敗類梁振英，之後是中聯辦和港澳辦。我沒想到的是，林鄭這個自稱讀社會科學出身的特首，竟然說得出連梁振英、中聯辦和港澳辦也不敢直接宣之於口的邏輯：香港的治安、金融、日常生活重要，但維護一國兩制才是「至為重要」？﹗

相信只有中國式邏輯，才會將國家置於個人之上。國家理論入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強調，國家之所以可以合法地存在，是建基於它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和平等權利。另一理論入門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則指出，國家之所以有無上權威，以因為要避免在自然狀態中那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情況。但無論是那一種國家理論，以及無論是那一種國家理論發展出來的政治制度，歸根究底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狀態，是希望個人能夠在符合人性的條件下生存。如果國家無法保障甚至刻意危害個人安全，這種國家要來幹嘛？如果這種國家還需要維護，你還不算是真正暴徒、敗類？

近年專（建）制派小丑喜歡引用一種論述：「個人自由唔係大晒」。其實正確的邏輯應該倒轉過來，國家政權「唔係大晒」。只要國家傷害人民，人民就有權反抗。塗污國微，其實真係好有禮貌好斯文。

2. 暴力

近月示威，黑警最喜歡說一句話：「記者無特權。」我要針對的不是黑警對待記者的態度，而是背後引伸的一系列潛台詞：因為警察要做野，所以記者無特權；因為「暴徒」很暴力，所以黑警可以有特權隨意使用任何暴力；因為有人犯法，所以黑警可以不擇手段違法對待「暴徒」，包括射頭、毆打、非法禁錮、僱用黑幫….. 這些歪理本身不值得花時間討論，因為對於正常人來說，執法者先要守法，過分使用武力就是不當和違法，這是基本常識。但只要上一上Yahoo新聞、Baby kingdom、香港討論區這些八婆網站，看看那些留言，你會發覺原來在二十一世紀香港，原來還有很多堅信以暴易「暴」的生蕃存在。特區政權正正是透過「因為要執法，所以可以無限使用暴力」這種倒轉了的邏輯，掩飾自己戕害人民性命安全，透過黑警/黑幫襲擊市民的罪行。

這種歪理邏輯之所以在香港仍有市場，背後是一個更大的論述及情感管理工程。我相信支撐那種暴力歪理的，是2012年以來專（建）制派建構出來的撐警論述。簡單地表述，「撐警」論述的運作邏輯就是「撐警 = 嚴正執法 = 消滅暴徒 = 守護香港 = 警暴合理」。這種論述厲害之處就是扣連上一般市民對示威「亂象」的厭惡及前線警員對部分違法進行的抗爭運動的敵視和怨恨，發展出一種強而有力的仇恨，合理化一切黑警暴力。

學者Sara Ahmed在文章〈The Organisation of Hate〉及〈In the Name of Love〉中指出，仇恨並非如我們一般所想般由內到外的心理現象，而是與愛這種情感緊密相連，透過建構一個正在傷害「我們」的「他們」，建立情感投注的對象。因為示威者「犯法」、「暴力」、「搞亂香港」，侵害了「我們」的繁榮安定，所以「愛國愛港」的「我們」應該仇恨「他們」，甚至將他們消滅。情況就好比西方社會排外及恐同組織製造出來仇恨罪案（Hate crime）。特區政權近年就是透過「撐警」論述，建構一個「正義 vs. 邪惡」、「我們 vs. 他們」的二元對立，而以前者則以保護香港之名，將任何形式的暴力合理化。

3. 撐警

如前述，所謂撐警就是撐一個警權無限大的警隊：一個可以隨意不遵守任何法規、警例的警隊。不用我多言，大家已能看得出「撐警」這個概念荒謬之處。這種「撐警」，不但沒有達到「撐」的意義，更將香港警隊三十多年來建立專業形象毀於一旦，是名副其實的「戕害警隊」。警隊高層在反送中運動不顧後果推前線去死事小，專（建）制派、特區及中共政權推警隊去死事大。畢竟，對特區及中共政權來說，警隊只是工具，隨時可以黑社會或解放軍取而代之。在「撐警」論述推波助瀾下，香港警隊之死，似乎之一去不回頭。

如果林鄭（及中共）政權靠三個倒轉了的概念來支撐其紀治，那民間社會應如何自救？

1. 民間自治

政治從來不是靠工具理性計算就會得出預期結果，而社會運動最可愛之處，就是製造disruption，令權力機器無法運作暢順，並帶來一系列不可預計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果林鄭（及中共）政權期望以國家壓倒一切，甚至不惜動用黑幫襲擊市民，製造國家恐襲，那麼香港自治 / 獨立就是他們的詭計帶來的不可預計的後果。

有危必有機，既然林鄭（及中共）政權決心傷害人民，那麼人民自救就是自然反應。元朗和沙田已經出現民間自衛隊，這正是實驗香港自治 / 獨立的良機。今年四月，反送中運動泛民那次「繼續開會」行動後我說過：「泛民終於有勇氣打破虛擬自由主義之下的虛擬議會及虛擬遊戲規則 …… 將來不單止要有人民/民間/民主議會，更加要有人民/民間/民主立法會選舉、人民/民間/民主修憲、人民/民間/民主立憲、人民/民間/民主特首選舉、就像9年前五區公投一樣，一於假戲真做、戲假情真﹗﹗」

我們要化今次危機為機會，實驗人民自治的模式。事實上，過去的抗爭活動早已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源：2003-07年利東街運動及2009-10年保衛菜園村的自主生活實踐、2010年的人民公投、2013年佔領中環的商議式民主。我們要在這些基礎上，實驗和演練人民如何由下而上，建立一個可行的集體生活模式（這個新模式甚至可以不用「國家」之名），對抗極權欺壓，在香港重建人性化的生活。

2. 和理非、論述、修辭

如一開始所言，面對暴力，我們更要堅持說理的重要。正如許寶強教授在星期日明報〈暴力與民意〉一文中所言，暴力是失去民心者用來苟延殘喘的工具，所以暴力當前，我們更應避免墮入當權者編排的「暴力」劇目。

這樣說不是要反對在適當時候作武力還擊，而是抗爭者是時候發揮「Be water」精神，發展和實驗更多和理非的抗爭劇目。早前一段時間，我不太明白在旺角、上水、沙田的示威為何要堅持留守至夜晚（因為那些街道根本無險可守，也沒有明確進攻目標）。之後我想通，每一次和黑警正面交鋒，就是實驗和反覆演練組織、內部溝通、陣勢、進攻、防守的機會，是為日後的抗爭做準備。

同樣道理，和理非式抗爭其實亦需要這些實驗和反覆演練。和理非式抗爭不只限於遊行、集會、唱歌、絕食、連儂牆，其實還有很多摸式可以嘗試。例如由佔領和堵路（blockade）發展出來自鎖戰述（lock-on）（詳見詮釋），則適合圍堵政總時用。行動不但和理非、無攻擊性，如果一千人一起lock自己在政總外圍，更猶如一個集體大絕食和大控訴行動，這只是例子。我想說的是，對抗暴力不一定要以武抗暴，和理非式一翼其實仍有很大潛力和很大的實驗空間。

對抗暴力，其次要做的是論述及修辭。所謂文宣，其實很多時候是平日的政治話語中一點一滴做起。一般而言，就算抗爭陣營的文宣聲明寫得再好，也不會被對家陣營聽入耳。問題並不只在於媒體渠道，而是因為抗爭者的話語本身和一般受眾有太大落差。因此，這個問題一定要由日常政治用語著手。例如建制派會叫民主派做「反對派」，這不是他們要符合正式政治述語（在西方社會，在野黨普遍被稱為「反對黨」），而是他們要在香港的語境下，為民主派建構一個「反對」的負面形象。因此，我經常強調的是，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了，正確叫法應是「專制派」，要由這一刻開始叫，一直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建制」在香港的語境是中性，「專制」才能真正突顯這班畜生的特徵。更重要的是，透過語言的轉換，提醒一般自稱為「建制」支持者的人，支持「專橫霸道」是一件羞恥的事。

又例如，「警暴」和「濫權」其實是相當離地的話語，所以要用「違法/犯法」來凸顯所謂執法的虛妄，所以近來出現「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這句口號非常好。但黑警近日的行動足以令到這句口號更加貼地，大家應該改口叫「香港警察，搞亂香港」、「追究警察襲擊平民」、「追究警察非法禁錮市民」、「將警隊暴徒繩之以法」、「反對黑幫治港」。

政治修辭之重要，是要令對家支持者「聽入耳」，改變他們的語言習慣，逐漸改變其意念、想法，以至行為。

3. 真．撐警

要對抗警暴，另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瓦解主流「撐警」論述中的情感操作，同時將「撐警」論述改頭換面，並賦予新的意義，擊破政權對仇恨的操弄。

我們是時候搞個「真．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抽出真黑警，黑白不兩立」、「撐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撐警察放病假」、「撐專業守法警隊」、「撐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詮釋：

https://pvc-innovation.wonderhowto.com/how-to/make-human-blockade-lockbox-0131067/

http://www.historyisaweapon.com/defcon1/lockbox.html

《立場新聞》轉載：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C%8B%E5%AE%B6-%E6%9A%B4%E5%8A%9B-%E6%92%90%E8%AD%A6-%E6%9E%97%E9%84%AD%E6%94%BF%E6%AC%8A%E5%80%92%E8%BD%89%E7%9A%84%E4%B8%89%E5%80%8B%E6%A6%82%E5%BF%B5/

沙田衝突再詮釋

1. 我懷疑，黑警早在7.1已有計劃做這個「提升士氣」圍捕行動，所以擺先空城計、再圍捕，點知最後示威者自己撤退，搞唔成，所以今次再來一次。但問題是，住宅區人來人往，通道左穿右插、四通八達，不同金鐘立法會enclave式空間佈局，不可預計性高得多，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war game打唔成，黑警自己搞柒自己，被人民反圍攻

2. 我經常說，「警暴」和「濫權」是相當離地的話語，所以要用「違法/犯法」來凸顯所謂執法的虛妄。「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這句口號非常好，但今次黑警行動足以令到這句口號更加貼地，下星期的民陣遊行，大家應該改口叫「香港警察，搞亂香港」、「追究警察襲擊平民」、「追究警察非法禁錮市民」、「將警隊暴徒繩之以法」、「反對黑幫治港」

3. 如果如目擊者所言，沙田衝突中有很多「唔關事」的市民加入指罵黑警，為示威者通風報訊、提供物資，甚至加入掟野，那是否代表香港已出現民意「逆轉」？對比三年前的魚蛋事件，責難示威者的聲音已經不是那麼一面倒，那是否說明特區政權倚靠警權治港已開始失效？進一步從政治文化而言，那是否代表特區政權及專（建）制派靠警民衝突製造混亂畫面，再大肆抹黑抗爭運動的統治策略已經不是萬能藥方？

4. 個人估計，林鄭繼續龜縮的時間表是捱過八月，等所有學生返晒學無咁得閒。但問題是，開得學，就罷得課，那又是另一個抗爭劇目的開端，再過多個月，就是施政報告，再之後就是區選，柒婆究竟籬得幾耐？

5. 如果警隊這條支柱倒下，連港豬式保守政治文化都開始動搖，特區政權還可以靠甚麼統治（不是管治），唯一的答案，是「引清兵入關」，用解放軍處理示威活動，然後新彊式治港。所謂戒嚴，又或者行緊急狀態，其實離我們很近。

6. 又，既然如今黑警前線與高層已現裂痕，我們是時候搞個「真．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撐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撐警察放病假」、「撐警隊專業守法」、「撐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7. 最後一個的題外話。近來香港出現情感低氣壓，無力感極重，情況似比傘運後期更嚴重。我不會說甚麼「正向思維」（畢竟我很討厭這種偽科學），又或者「這是一場持久戰」這類空話。我只想說明社會運動及抗爭運動的一個基本邏輯。我們之所以參加抗爭運動，不是因為有機會贏，而是因為一路輸緊，而且有可能一路輸落去，極權機器如常運轉。如果有機會贏，其實一早就可以制度內解決，不需要訴諸制度外抗爭。因此，所有抗爭運動，其實都是「失敗者」的運動。這種邏輯不是阿Q精神，亦不是失敗主義，而是：正因為世界無改變，所以才要繼續做更多去令它改變。因此，不要因為一路輸緊，所以無力；而是因為一路輸緊，所以越要有力，腰骨越要挺直。

撐警邏輯

如果7.14沙田大衝突是黑警仇恨抗爭運動示威者的大爆發，那麼我們就更應該名正言順、堂堂正正搞一次和理非「真 · 撐警」大集會，我們不應該再屌黑警和掟蛋，而是應該開宗名義，聲明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隊清白」、「支持警隊罷工，對抗高層無理指令」、「支持警隊專業守法，執行職務」、「支持警隊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嚴厲譴責警隊高層送前線去死」、「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緝拿殺人政權主腦」、「撐警方擺脫政治操弄」……。

過去15年多，前線警員對民主陣營抗爭者的怨恨邏輯就是：鎮壓示威 --> 被反擊 --> 仇恨「暴徒」 --> 升級示威 --> 再被反擊 --> 更仇恨「暴徒」。一直以來，「撐警」論述則以「撐警 = 嚴正執法 = 消滅暴徒 = 警暴合理」的方式運作。這種論述邏輯，正正是合理化警隊內部仇恨示威者的重要一環。要對抗警暴，首先要做的，就是瓦解主流「撐警」論述中的情感操作，同時將「撐警」論述改頭換面，並賦予新的意義，擊破政權對仇恨的操弄。

反送中運動有句口號，叫「Be water」。時而留守佔領，時而撤退回家，是Be water的體現；時而衝，時而守，亦是Be water的例子。按此邏輯，警民關係又是否只有「對立」一面？特別是7.14沙田大衝突之後，不少人都會覺得如此發展下去，結果不是警察死，就是示威者亡。離地的「大和解」在正義轉型前當然不會發生，但當下我們有沒有其他方式處理警民矛盾？

回顧反送中運動，勇武與和理非行動一直梅花間竹進行，令運動保持活力，持續至今。如果7.7、7.13、7.14連續三次和警隊正面交鋒，是透過衝突及對抗來展示對特區政府和警暴的憤怒，那麼現在是時候暫時回到和理非式抗爭，用別的方式展現憤怒，同時透過行動緩解警員對抗爭者的仇恨，可能的話，將他們一步一步爭取過來。抗爭者是時候發揮「Be water」精神，以創意攻陷警隊。

反送中運動的政治修辭

搞場空城計大龍鳳，無非是想set個台給林鄭、黑警及專（建）制派盡情譴責「破壞社會安寧」及「目無法紀」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然後名正言順「對違法行為追究到底」。這場媒體論述戰注定難打，以下是幾個政治修辭建議，或許有用：

1. 612大衝突後我曾經說過，只要這場運動有一個人死亡，林鄭月娥就是香港第一個逃犯：殺人兇手。所謂好嘅唔靈醜嘅靈，至今已經有三條人命白白犧牲。因此，大家口號不應該再叫「林鄭下台」（當然formal聲明要keep），而是應該將林鄭正正式式叫做「殺人兇手」，要將「林鄭繩之於法」，「對林鄭殺人追究到底」。而現在的特區政權，就是名副其實的「殺人政權」（跟中共看齊了，厲害）。

2. 前幾日的文章說過，警察執法之不當不止在於過份暴力，更在於其「犯法」。因此，抗爭者最近新增的口號「香港警察，知法犯法」，我覺得叫得相當正確及應境。可以改進的是，這種修辭應該更多用於正式場合及論述。例如泛民見傳媒及出聲明時，不應只說「撤查警方濫權」，而是「撤查警方涉嫌違法」或「違法使用武力」。又或者，藝術界朋友可以設計一張類似警方黃/紅/黑旗的banner，寫明「警方 請遵守法/警例」，在抗爭場合與黑警對峙時用（即類似之前有人整過的「警方 請冷靜」橫旗）。

3. 過往的藍絲撐警/撐政府集會有多暴力不用我多說，昨天《蘋果》用「撐警暴徒」形容這班人其實相當貼切。不過，我認為直接稱呼其為「紅衛兵」其實更加恰當。如果大家身邊有一些像林太老公一樣不問世事的人問你這班「紅衛兵」在做甚麼，你可以答，他們正在「搞亂香港」、「破壞社會安寧」及「影響香港繁榮穩定」。

4. 同理，為何要堅持撤回送中條例？因為一旦恢復二讀甚至修法，會令港人無端端失蹤、外資撤出香港、外國人不敢來旅遊…（個別原因大家自己發揮），最後結果是「影響香港繁榮穩定」及「破壞香港發展基石」。

4. 最後，亦是我每出一次政治post都會強調一次的，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了，應該叫「專制派」，要由正式場合到非正式場合，由泛民扑咪見傳媒到平時寫文寫facebook status都要叫，要由現在開始叫，叫到11月區選及下年立法會選舉。

在這種時勢討論論述修辭或許有點離地，但我始終相信，改變人們的語言習慣，就可以漸漸改變其意念、想法，以至行為。（舉個例，昨日早上《立場》的live video無意中錄到有位警官用對講機對同僚說「喺公園附近有幾十個暴徒….」，如此你可以明白黑警的野獸行徑了。）

《立場新聞》轉載：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D%94%E9%A0%98%E7%AB%8B%E6%B3%95%E6%9C%83%E5%BE%8C-%E5%AA%92%E9%AB%94%E8%AB%96%E8%BF%B0%E6%88%B0%E5%B9%BE%E9%BB%9E%E4%BF%AE%E8%BE%AD%E5%BB%BA%E8%AD%B0/?fbclid=IwAR39ouf7jyXLpLrlm7AvBD302NiSdYaQoEeB8AfPfEjz0Pa6YGHuQZj3aA0

反送中抗惡法運動中期檢討

反送中抗惡法運動來到這一刻，惡法未撤，人民不退。在這時候，不妨來一個中期回顧，在6.26及7.1兩次大型行動之前，檢討得失，展望將來。

歷史里程碑：

1. 6.9和6.16兩次大遊行，人數高達103萬及200 + 1萬人，打破了八九六四及零三七一的遊行人數紀錄，成為香港史上最大型的政治運動，其歷史意義相信不需要我多解釋。

2. 五月的真假法案委員會爭議，泛民團結一致以「繼續開會」行動回應專（建）制派及立法會秘書處無法無天地將石禮謙送上「主席」位。從政治文化角度言，那次行動的意義，在於泛民終於有勇氣打破虛擬自由主義之下的虛擬議會及虛擬遊戲規則，首次以人民之名及人民之實進行立法會會議。

3. 今次運動是繼陳毓祥在保釣運動身亡後，首次有人因為抗爭而死。與1996年那次不同的是，保釣是愛國運動，反送中抗惡法是反中、本土運動。另一不同的是，那次是意外，今次是抗爭者是為了運動目標本身以死相諫。回顧本地抗爭史，90年代的本土運動試過兩次（i.e. 石湖新村抗爭及荃灣天台屋抗爭）嘗試點燃石油氣以死相脅，但畢竟只是擺擺姿態，沒有來真。即使是在本土運動的火紅70年代，記憶中亦沒有出現同類抗爭模式（有心人可以再fact check）。今次義士犧牲的震懾力，在於勾起一股無分左中右的大眾情緒：悲憤。以悲憤作為運動的道德基礎及動員手段，是八九六四後首見，其動員威力在616大遊行可見一斑。

4. 前日包圍黑警總部，是繼2009年反高鐵快樂抗爭及2012年反國教大絕食之後，（我認為）攻擊力最強而又能保持和理非的行動。抗爭者憤怒而不狂躁，勇武而不躁動，這正正是對狂暴黑警最大的羞辱。怒屌而不亂衝，充分顯示抗爭者的克制和智慧。或者徐克拍完《智取威虎山》，不妨考慮一下拍一部《智取黑警穴》。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另一個和理非得來又威力無窮的行動，當然是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了。這些行動在在說明，勇武和和理非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完美及有機地結合一體。

延續與轉化：

1. 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未有讓步意圖，用對付雨傘運動的同一模式，以消耗戰來對付反送中運動。當然，這和呂秉權在《明報》文章〈修逃犯例——你要知的「習近平對港全景圖」（上）〉所提及習近平的治港方針有關。他引述習近平在2013年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的講話：「要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決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開來，否則還有什麼法治可言呢？」可見，以「以法治國」仍然是對付示威的大方向。當然，這個「法」只是為政權服務，而且不會輕易後退。林鄭和鄭若樺道歉，自然只是針對個人的技術性失誤，而非政策調整。

2. 與2014年不同的是，今次香港的抗爭得到更多的國際關注和支持。這種支持不再是lip service，而是真的有可能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下成為實質支持。2014年時，佔領者曾經寄望11月的APEC會議可能為運動帶來轉機，但最終甚麼也沒有發生。今年六月的G20會議同樣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關鍵時機，Trump已表示可能向習總提香港問題，且看626的大吹雞能否逼Trump真正打出香港牌。

3. 就行動模式而言，如果2014年的關鍵詞是「佔領」，今次運動的關鍵詞則是「流動」。簡單點說，就是前天抗爭者掛在口邊的「Be water」。這幾星期黑警的行動明顯是要殺盡所有大規模佔領的苗頭，同時抗爭者亦深明大規模佔領可能令民意反彈，所以佔領不再是可行之法，而取而代之的是機動堵路及遍地開花式不合作運動，例如612警民大衝突後的短暫佔領畢打街、616的小規模佔領夏愨道、逼地鐵行動、死火行動、621包圍黑警總部、以及當日辦公時間堵塞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及政府合署。上述行動既是在黑警嚴密佈防下間接促成，亦是在「流動」的新行動邏輯下出現。這種新行動邏輯，一方比傘運時的鳩嗚團更具延續性及組織力，同時亦避免了警方的大規模攻擊及民意上的反彈，為日後政治行動提供重要參考。

行動方向：

我個人較為離地，所以戰述事宜留給前線抗爭者、連登仔及勇武派思考，以下集中討論論述及修辭（rhetoric）層面

1. 泛民主派一向不擅長製造貼地的論述，或用貼地的修辭向大眾解釋理念和行動。相反，專（建）制派則是這方面的能手。一個建立入屋話語的方法，就是將主流或對手的話語「據為己有、拿為己用」（appropriation）。可能是基於（無謂的）道德堅持，泛民從來不會這樣做，而只不斷重覆一般（偏藍）市民不會知你嗡乜春的「法治」、「公義」、「核心價值」等話語。舉個例，目前「黑警」和「警暴」兩套修辭已經較傘運或魚蛋事件時成功入屋，但對一般（偏藍）市民來說，可能仍會覺得是你班示威者抵死或示威者挑釁在先。更好的話語方式，是挪用專（建）制派及政府由朝講到晚的「守法」修辭，以「犯法」及其他類似字眼直接套用於譴責黑警暴行之上，突顯「執法」之不當正正在於其「違法」，而不單單止是過份暴力。因為暴力是相對的，可以人言人殊，但違法與否則有相對清晰的界線，能直接地引起一般市民關於黑警的印/想像。

2. 2003年七一之後的區議會選舉，泛民成功令專（建）制派大敗而言，但由於輕視地區工作，幾年之後專（建）制派完全收復失地。今年11月區議會選舉臨近，可以預期泛民會較上次區選成功，但如何避免當年的錯，就是應該由現在開始，將「反惡法 = 爭普選」的論述，在社區內落地生根。相信沒有人比14年後在社區工作的傘兵更明白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了。

3. 最後，每出一次政治post都要講一次，請不要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而是「專制派」，要由這一刻開始叫，一直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建制」在香港的語境是中性，「專制」才能真正突顯這班奴才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將「建制派」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建設」的形象置換為「專橫霸道」。正如專制派會叫民主派做「反對派」，道理其實是一樣的。一字之差，media framing的效果可以差天共地。689和777的例子說明，政治行動的第一步，是幫對家改個好名﹗

《立場新聞》轉載：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F%8D%E9%80%81%E4%B8%AD%E9%81%8B%E5%8B%95%E7%9A%84%E6%AD%B7%E5%8F%B2%E6%84%8F%E7%BE%A9-%E8%A1%8C%E5%8B%95%E6%A8%A1%E5%BC%8F%E8%88%87%E6%9C%AA%E4%BE%86%E6%96%B9%E5%90%91/

反引渡條例運動前路

此文寫於2019年6月16日：

黑警選擇唔清場，說明政府再一次想靠打消耗戰，所以我地必須汲取傘運教訓，以免流失民意：

1. 雖然人數已達200萬，但香港地，港豬多，必須立即落區，說明不完全撤回的後果，以免公眾對運動拖長產生厭惡

2. 因為黑警暴力及烈士犧牲，民意已一面倒傾向運動，要留住大多數，就要「和理非」，我們不需用憤怒，亦不需將運動快樂抗爭化，目前的悲憤作為社會主流情感，是前六四後前所未見的，這種情感就是運動的道德基礎，正如鄺神話齋，不要我們做先動手一方，而是要用溫柔對抗暴力

3. 但運動必須盡早升級，民陣必須盡快重提三罷，用目前小規模佔領的空間爭取時間，令林鄭一星期之內（目標依難度排列）：撤法、撤暴動定性、查黑警、撤被補人士控罪、問責下台，否則23日再大遊行，然後該星期啟動三罷，到七一再大規模動員

4. 進一步而言，在論述層面上，應著手建構「反惡法 = 爭取普選」的關係

5. 每出一次政治post都要講一次，唔好再叫建制派做「建制派」，係「專制派」，要由呢一刻開始叫，叫到11月區議會選舉

運動要贏，就必須汲取傘運教訓，運動節奏、運動的形象面貌、戰述的多樣性要掌握得更好。

The Umbrella Movement 2.0: The 2019 Anti-Extradition Protest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on 13/6/2019:

In September 2014,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went onto the street, standing up against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 decision to bar Hong Kong from having a free and fair universal suffrage. Protesters occupied the roads arou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and confronted the police. After a tense day of stand-off, the police fired tear gas at the protester. The strategy to disperse the protesters, however, backfired and provoked mass anger among Hongkongers. Enraged by the police’s excessive use of violence, over a million ordinary citizens turned up and joined the protest, thereby producing the historic Umbrella Movemen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ong Kong’s sovereign master, nevertheless, stayed adamant and refused to give in. No fruitful outcome was achieved and the protesters’ goal to striv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failed. Yet on the last day of occupation, a big banner was left on the occupied zone, which wrote: “We Will be Back.”

Five years later,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once again, besieged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This time, the protesters were fighting against a controversial extradition bill with China. On 9 June 2019, 1.03 million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arched on the street to voice their disagreement with the bill. Ye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fused to withdraw the bill and even tried to push for passing it before July, forcing the protesters to escalate their action. Three days later, the day to sta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who are mostly at their early 20s, seized control of the area around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However, they succeeded only temporarily. Compared to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policing strategy was a lot tougher this time. Not only tear gas but also plastic bullets were fired. Trying to stop another large-scale occupy movement from happening, the Hong Kong police attacked protesters and even journalists aggressively. The protesters had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to some narrow streets. So far, more than 70 protesters were injured and some of them were in serious condition.

Despite increasing police violence, many youngsters still choose to stand in the frontline. Many of them see it as a desperate fight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Chinese government. As some of them call it, this is an endgame. What makes the young protesters feel the hopelessness and urgency to make the last roar?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on a rapid decline. In 2015, a local bookseller who sells books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as abducted and detained in China. In 2016, Edward Leung, a pro-independence young activist, was barred from running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stance. In 2017, six pro-democracy and pro-independence legislators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posts afte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unusually re-interpreted the Basic Law, the mini-constitution of Hong Kong, and claimed that the oaths they made during the commencing ceremony of the new legislative term were unqualified. From 2017 to 2019, several leading activists of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were sentenced to jail. Pro-independence activists, including Edward Leung, who were charged with initiating a “riot” in 2016, faced the same fate and they got a much heavier sentence. Two of them are now forced to seek asylum in Germany. For many Hong Kong people, the city is no longer the one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of the 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China in recent months came to be the last st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formally known as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Amendment, was tabled after a Hong Kong man murdered his girlfriend in Taiwan and then returned to Hong Kong last year. Since there has been no extradition agre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laimed it was a loophole to be plugged. An amendment to the current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was therefore proposed in February 2019, which would allow for extradition requests from authoriti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for criminal suspects. ​​​​​​​Once the amendment is adopted, anyone, including permanent Hong Kong citizens, businessmen, journalists, and visitors of whatever nationalities, could be accused to have violated Chinese laws in Hong Kong and extradited to China.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ten uses non-political charges to prosecute political dissent, and since there is no fair trial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deeply worrying that this would pose another great threat to the human rights of Hongkongers. Although the Taiwanese authority has stated its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aiwanese citizens in Hong Kong could be extradited to mainland China, and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for the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governments to make a one-time extradition agreemen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sisted on pushing forward the current version of amendment. Worse still, the government argued the urgency required to handle the current murder case allowed for only 20 day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Rejecting the extradition bill amendment, the civil society of Hong Kong, which had been low in morale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s become vibrant again. The fragmen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ate and the radical flanks has been glued. Apart from the demonstration and the occupy action mentioned above, there were 3,000 lawyers, prosecutors, law students, and academics marching in silence to request the government shelve the bill earlier this month.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lumni, overseas students, and many other civil society groups also started hundreds of petition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amendment. More actions are going to be held in coming days, including a creative action to “occupy” the cars of the underground train—a non-cooperative action attempting to paralyze the city without confronting the police directly. Also, more petitions are going o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uch as the one to request the U.S, British,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to block or reject the visas of the Hong Kong officials and the pro-China legislators—many of whom claim themselves as patriotic, loyal Chinese while holding a second nationality and lots of assets in the West. We do not know what will work, but as Lu Xun, a leading Chinese writer, famously said, “although originally there was no path on the ground,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walked through, it became a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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