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討論的兩種政治

近年香港眾聲喧嘩，吵吵鬧鬧，素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都變得熱中討論政治。參與公共討論的群體的擴張，以及香港社會的政治化（不是建制派常常指控的那種定義），本是好事，但兩種出現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卻難令本地公共討論空間得到健康發展。

第一種政治，名為「去政治」，本地建制派的拿手好戲。學者林蔚文曾對此現象作研究，指出歷史上有關政治運動的公共論述中，香港社會的不同群體（不論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都有意無意慣於在「繁榮穩定」的主調子下，將政治事件去政治化。六七暴動之後，這種去政治化的現象更見明顯。近年在公共討論中出現的「去政治」現象，固然是上述現象的延續，但「去政治化」的支撐點，已不僅僅是動員大眾自六七以降對社會變革的恐懼，或對所謂繁榮穩定的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是引用一種偽理性的思維方式。這種偽理性思維，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各打五十大板」式思維。這種去政治技倆在六四二十週年時被「發揚光大」後，近年似乎更頻繁地在公共討論中出現。例子包括「六四時中國政府有錯，但學生也有錯，而政府開槍是因為沒有橡膠子彈，也是無可奈何的」、「你有示威自由，但我也有不被你示威遊行阻礙我回家時間的自由」、「中聯辦門外的花槽阻礙你示威，但中聯辦附近的居民也有享受綠代環境的權利啊」等等。

以偽理性支撐的公共討論，總以「事情又唔可以單方面咁睇嘅」的口吻包裝，將鐘擺由一邊轉到另一邊（即「人人都有唔同觀點同角度」），並挪用一大堆語言和符號，製造「既然各觀點都有道理/ 既然各人做事背後總有原因/ 既然各人都有錯，那麼各觀點都是可取的/ 各人做的事是都是合理的/ 各人的錯都不應被責難的」的邏輯。這種不置可否的偽理性思維，往往將證據擱在一邊和將事實模糊化，放棄進入問題核心思考最政治性的一面。更甚的是，這種方式將問題背後的道德及價值議題抽空，令它與思考者再沒有任何切身關係。甚麼「民主」、「自由」、「六四」等都是放在討論桌上的「議題」而已，取態和立場就是無可無不可，它們對參與者來說只是一堆異化的東西，思考-判斷-行動三者也被切割開來。理性思考根基未穩的香港社會[1]，經常被這種去政治技倆，打得陣腳大亂，令公共討論搔不著癢處。

第二種政治，名為「消滅政治」，在近一、兩年間以驚人速度成長。準確點說，「消滅政治」是近年某些政治現象的結果，它的出現和敵我矛盾式思維近年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密不可分。近年，特別是梁振英上台以來，吸引眼球的政治事件特別多。公共討論亦迅速被兩股力量所主導：（支持狼英的）建制派及（自稱為）勇武的社群。前者喜歡以「敵我矛盾」來思考政治問題，固然不是新鮮事，但到了近年這種傾向在公共討論中可謂毫不掩飾地展露出來（背後的歷史因由在此不贅）。後者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共愈來愈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的反嚮，為了令香港不致成為一個極權的國度——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政治、只有暴力的國度——就要建立敵我矛盾中的「我」。簡單來說，為「自己」的核心價值和利益服務的，就是同路人，反之則是敵人。在「建制」和「勇武」兩股勢力拉扯下，「賣國」，「外國勢力干預」、「賣港」、「投共」之帽子在公共空間中橫飛，結果是將公共討論中的議題運轉速度加快，造成「思考短路」。

與前述去政治式思維的「拒絕取態」相反，這種思考短路，是連議題本身的事實和證據都未搞清楚就要取態和決定立場。沒有足夠討論和思辨空間的決定，從來都不是民主、自由的決定。姑勿論這些以敵我矛盾方式思考的人的原先意願是甚麼，這類公共討論的客觀效果，就是將公共討論的多元性，與政治一同徹底消滅——如果政治的意義是讓具差異性的人們進行言說活動，處理彼此的同共生活[2]，而不是將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們先還原為同質的社群，來達到為自由此最高目標的話[3]。公共領域，本為論述鬥爭的場域，所以必屬政治性的。但鬥爭，不等於二元對立；敵我分明，也不等於將所有論述二分為非此即彼的立場[4]。將公共討論空間的多元性消滅，就是消滅政治，同時也消滅了自由。

上述的兩種「政治」的出現，對正在急速政治化的香港社會，無疑是有害無益。香港人固然需要與那些打從心裡不相信自由、民主價值的人鬥爭，但其基石必定是建基於理性的。唯有理性，才能幫我們對抗上述兩種「政治」，為香港社會的民主化及政治化打好基礎。

[1] 本文所指的「理性」，不是建制派或飯民吹捧的那種，而是指一種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具批判性的思辨方式。

[2] 這裡並非指庸俗的多元文代主義論者所講的寬容、包容、尊重的問題，而是指與不同意見的他者相互交流，彼此說服。

[3] 在此意義下，參與公共討論的人，只有在具差異性的公共領域，才能享有自己自由。因為在與他者的言說活動中，他能從多個角度認識「真實」的世界，而多虧持不同觀點的的他者的在場及其平等地位，構成心智世界的真正自由。而當某種立場或觀點成為教條式（即超越人性的）「真理」，參與討論者的思考即被勒住了，其判斷及行動也不能得到自由。這點的概念引自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承諾》。
[4] 特此澄清，本文所指的鬥爭，是指與不相信平等、自由等民主價值的人的鬥爭；而維持差異性，則是指在相信民主、平等的社群中維持意見的多元性。本文堅信，後者固然要和前者鬥爭，但不是在自身的社群中以誅心論的方式，將不夠「勇武」的人打為敵人。

有關畢業的想像

老實說，我一直以來都覺得那些教人搵工的工作坊是很無聊的，但即將畢業（有幸畢到業的話）的我竟然今天竟然也很屎忽痕地在學校Career Center參加了一個教寫個人履歷表及求職信的工作坊，聽了個半小時。正當我為找不出自己的奇怪行為而苦惱的時候，那位講者的其中一句話，給了我一點提示。

相信很多生活在香港的青年人對以下的話語結構都十分熟悉：讀「完」書，就要投身社會。在兩個小時的工作坊中，講者很突兀地（對於我來說）重覆了數次類似的話語：enter the society。這種強調「投身社會」的說法，其實預設了「學校」與「社會」乃兩個不同領域，或將它們視為兩個截然二分階段，這和我在社會學中所認識的有很大出入。學校/教育乃社會其中一種社會制度，如果學校是「非社會性」的話，我們應該是不會乖乖的在學校接受這麼多年的教育的。如果用講者今天所用的句式及其變化形（entering the society / enter the society / enter into the society）在Google搜尋一下，會發展出現的外國網站大都是關於釋囚重投社會，或者政治哲學中提及的「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的。以我水皮的英文知識，外國人較常用enter into the workforce，或最簡單的find a job，而不會用enter the society。

好，離題了，先別捉人字虱。我不清楚這種「投身社會」的話語是否只有香港才這麼流行，但肯定的是，香港學生畢業之後，在商業性的就業市場找一份工作幾乎是唯一的出路。畢業與「投身社會」工作中間是一個堅固無比的等號。換個說法，只要你接受「投身社會」的話語，你就好像被呼召進入了經濟性的生產關係，即是「出黎做嘢搵錢」。例如你很少會將它聯想到參與環保工作、扶貧事工等「貢獻」社會的工作。

畢業與就業的關係，（根據個人觀察）背後反映了香港人對讀書/就業的幾種不同想像。第一，書是可以「讀完」的，而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可能和日後工作相關（但更多情況是和其他社會範疇及經濟生產毫不相干）；第二，學校的「功用」不一定是為了教授學生將來需要的工作技能，最重要是提供一張證書作為「進入社會」的通行證；第三，既然學校是為社會準備「人才」，所以兩者必然是階段性的，而「進入社會」之後，在學時所擁有的價值、夢想等等，都因為要「成熟」起來而放棄，並接受「社會」的另一套價值。

這些對畢業與就業關係的想像是如何被建構出來，自然大有文章，在此不贅。我想說的是，我們如何理解畢業與就業這回事，其實總是受著某些意識形態影響的。我們在大部分香港年青人（及曾經年青的人）的人身上，看到了以下的模式：他們完成了校園生活，所以需要「出黎做嘢搵錢」，否則就是不思進取，或對社會沒貢獻；他們明知一張證書不代表你擁有多少知識或能力有多高，也把它「當成」是可以在社會生存的通行證及在社會有價值的證明；他們需要（被）成長，而在過程中他們需要放棄很多他們曾經認為重要的東西；他們或會視放棄理想為「痛苦」或「邪惡」的，但他們知道這個過程可以為他們換取一些東西，例如金錢、消費力，所以其實他們很「享受」放棄夢想、放棄一切價值，然後說句「喺香港係咁架啦」。

一種「資本主義式消費及物質生活」的意識形態，加上港式犬儒的態度，兩者二合為一，主宰著我們如何想像畢業後的人生路向。意識形態之所以是意識形態，是因為它從來都不易被發現，但即使它被揭示，很多時我們仍會犬儒地接受並「享受」被它主宰。老實說，今天已經沒有人會天真地相信讀完大學必然代表能找份好工，並很快可以擁有小資生活；也沒有人會否認活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就是等於剝削。可是，我們還不是乖乖的找份工——一份商業性、「有糧出」的工作，不管是高薪的還是低薪的（即所謂「做住先」）。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最懂得製造慾望，令我們與想要的（物質）生活永遠有所落差，例如高處未算高的消費力、永遠達不到的豐裕生活——簡單來說就是不能被滿足的「缺乏」。我們需要無時無刻填補這缺乏，用以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成熟的」、「能在社會生存而且是自力更生的」。意識形態就在我們享受著不斷調校自己來符合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個人化價值和「有用」的標準時，被我們犬儒地接受並延續下去。

唉，睡意太濃，思緒太亂，又工作坊又意識形態，似乎說得太遠，更加有點胡扯。話說回來，我想說的其實是，我屎忽痕去這工工作坊，似乎都是因為某種意識形態在我身上發功，以及我接受了它在我身上到處遊走，不然的話我應該不會因為搵工與否/搵甚麼工/可否搵一份不似工的工/搵不搵到工而煩惱。

Les Miserables & 一月一日

昨日看完Les Miserables之後，腦裏只能不斷loop戲入面的歌。文化盲和歷史盲如我，沒有看過歌劇版，無法（也無能力）比較哪個版本較好。或許由於2012電影版上映時間巧合，Les Miserables的故事與人物背景令我聯想到今日香港的某些人和事：

Javert（Russell Crowe）：依著既有法律，維護既有秩序，就能體現正義，這可能就是Javert心中的「正義」圖像。但當既有社會秩序成為維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工具，這樣的社會就不再是讓人們安身立命之所；當用來保障每個人自由、平等的法律變成壓迫（那些權利本來就少得可憐的）低下階層的惡法，這樣的「法」就再難能體現它的「義」。不公義的制度，就是靠Javert這些的國家「機器」、這些對不公義視而不見的幫兇來維持的。結果，「正義之師」踐踏在人民的頭上。他就像今天的香港警察，以及那些坐喺屋企un un腳，以為「支持梁振英、等佢慢慢做d野、就是為了香港好」的香港人。

Jean Valjean（Hugh Jackman）： 為了一條麵包坐了十九年監，還要一世背負假釋犯的身份。其實他只想做個好人，只想好好的做一個「人」：有基本衣食、有權「愛」人、有權選擇人生的路。但不 公義的社會制度令他終生逃亡，甚至剝奪他做一個「人」的權利及作為「人」的尊嚴。他就像今天新界東北的村民、劏房居民、每月只能依靠生果金過活的老人家， 以及寧願搵工都唔攞綜援、但搵埋搵埋都唔夠交租的人。

Gavroche（Daniel Huttlestone）：一個戲份不多的小孩。在Gavroche眼中革命是不會「失敗」的，因為他眼裏只有一個美麗新世界：自由、平等、博愛。「Who will need charity?」，型到癲﹗在一眾起義軍成員都認為敵不過國家軍警時，竟然是他帶頭唱起「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就是霸氣﹗不知一眾飯民議員，以及那些諗住遊行完去打邊爐的香港人看到這位小孩，會不會感到汗顏？

當然，香港還未退步到十九世紀法國時那般，但如果讓你選擇，你會選擇做哪個角色？你又會選擇生活在怎樣的社會制度之下？

一月一日，你還坐在家，不出來遊行？

青春劇，還可以怎樣拍？

青春劇可謂是歷久不衰的劇種，雖然觀眾群未必很多，但總能令每個年代的年青人找到共鳴。香港電台的Y2K系列，已經成為近十年的「青春品牌」，並出產了方力申、余文樂、蔡卓妍、關智斌、唐詩詠、羅仲謙、Janice Man等大家熟悉的名字。回顧港台過往四輯Y2K，不難發現它們都很符合「青春」的公式。在四輯Y2K之中，「愛情」和「夢想」都佔相當重的份量，而圍繞這兩條主線的，就是一大夥朋友之間的友誼。有趣的是，四輯之中其中兩輯都以校園為背景，並且以運動為故事主線，以帶出年青人的「活力」。總括來說，以愛情和夢想為主線，加上年青人對生命的「煩惱」，再輔以校園生活及友誼的情節，得出來就是一套很符合成年人對年青人的想像的「青春劇」。青春理應意味着無限的可能性，但「青春劇」卻出奇地悶爆。不信的話，可以看看TVB拍攝的四葉草系列，其實都是應用着同一條公式。

這裏不是想對這些青春劇作出類似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我感興趣的，是為甚麼一輯又一輯的Y2K系列（及其他媒體的青春劇）竟然都是建基於同一種對年青人的想像？假設可以成為港台導演的都是起碼年過三十的「成年人」，他們對年青人的想像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兩條問題，或許需要對港台及其他媒體的製作過程作深入考察及對製作人員作訪談才能得知答案。但我嘗試從我個人對2012年新一輯的Y2K的觀感出發，探討它是如何突破了舊有的「青春公式」，從中窺探背後製作思維的轉變。

2012年新一輯的Y2K，雖然仍舊以新鮮出道或準備出道的靚仔靚女為賣點，劇情設計照舊有夢（理）想和愛情（雖然愛情元素明顯地比以往少），但出來的觀感卻令人耳目一新。新一輯的Y2K，正式名為DIY2K，故名思義，故事圍繞幾個剛剛於設計系畢業的年青人為主角，講述他們如何發展自己的設計志業。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可以解讀為年青人如何DIY（Do-it-yourself）自己的人生，而這和過往四輯Y2K中，年青的主角很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地成為一班主流社會要求的「有活力」、「有夢想」的年青人截然不同。從新一輯的故事背景來看，DIY2K則突破了「年青人=校園」的想像，因為這次正正是講述主角們由「校園」過渡至「社會」的經歷。

如果在既有的「青春公式」中，追求夢想是校園生活以及青春的一部分，那同樣意味着的，就是夢想只能在青春時想一想就好了，脫離「校園」之後就得「成熟」、放棄夢想。以往Y2K系列所描述的，不過是年青人如何從實踐夢想的過程中學習成長及過渡為所謂的成年人。可以說，過往的Y2K系列總是依着一條由成年人想像出來的青春公式，拍攝出來的「年青人」就是這條公式下的「有活力、有夢想」的形象，但卻從來沒有讓年青人質疑「夢想只能局限在校園」這條公式的合理性，或質問「誰的夢想？」（是年青人的夢想，還是社會期望/准許你擁有的夢想）這條問題。但DIY2K卻反其道而行，描述一班年青人面對「社會」、在主流世界中拒絕「成長」，並保持着青春應有的「拒絕妥協」。正如節目介紹中所言：「如果說，設計是要從平凡中變出美好，在困局裏創造出路，那麼，六位青春掛帥的追夢型人，在這個被物質堆砌得天花亂墜的城市，能否為自己創出一片異想天空？」DIY2K正正是將年青人從校園的「世外桃源」帶回「社會」，讓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子。這正正點出了過往Y2K系列的問題所在，因為每位年青人既是社會的一份子，也是社會的產物，你不去談年青人與社會環境（Social context）的互動，得出來的所謂的「年青人的追夢/思考生命的故事」，不過是空洞無物的東西，難以令人信服，更難叫人感動。得出來的結果，就是年青人永遠無法利用青春賦予他們的無限可能性，去製造一條屬於自己的「青春公式」。DIY2K最大的突破，正正是它放棄了「校園生活」這抽空的、狹隘的場景，並將年青人所身處的社會（大）環境勾畫出來。它從年青人追夢的過程與主流社會價值、慣習的緊張關係（tension）之中，將年青人改變世界的能動力（agency）及能量重新展現出來，而不是單單從視覺上的跑跑跳跳展現所謂活力。DIY2K選擇了以香港近年的社經環境為背景，而正因為有這社會背景的勾畫，才具體地表達了年青人面對此沉悶的、物質化的香港的鬱悶和無奈，而不是抽離具體社會現實的「青年煩惱」。因此，DIY2K的故事，比一般青春劇更令人感受到主角們天馬行空的追夢故事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因為它的確是為香港注入生氣，而不是再生產既有的青年形象。

既然年青人的故事必定要座落於大社會環境才會好看，那DIY2K要展示的「年青人夢想」，也是與社會互動性較強的，而不能局限於一個比賽獎杯、一個獎學金、一隊成功的球隊等偏向個人化的東西。在一個會「吃掉夢想」的香港社會，DIY2K一眾主角竟要改變生活、改變世界﹗既有制度一來不輕易被人改變，二來令你感到氣餒和無力。正如在第一集一眾主角大喊自己的夢想，明明Jason就是想要改變世界、改變當今破壞環境的人類生活，但說到一半，都要把要說的話吞落肚，半開玩笑地說其實只希望「凍飲以後唔使加兩蚊」。正因現實世界難被動搖，所以更需要有年青人追求不可能的能量，更能顯示青春的特質；正是年青人和世界的互動，才令整套劇生氣勃勃。DIY2K最好看的地方，是它在短短十三集中，展現了當今年青人回應或改變世界的不同方式：Jason面對主流社會價值及慣習永不妥協，對自己的環保理念寸步不讓；阿談在大型fashion design公司工作，學習在理想與現實中遊走，一步一步將既有框架打破/擴大；爆樽堅持理想與工作不能相容，因為只要兩個領域一重疊，fashion design就變得不好玩了；Chris努力突破怪獸家長對他的制肘，行自己的路、不行ready-made的路；任總先求金錢、才追求理想，但最後還是察覺有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無厘頭女孩海寶不理他人目光繼續無厘頭；Ranya在攝影工作中不忘身邊的人和事，努力讓工廈中的小人物小故事留下來，也令工廈成為有活力的地方。這些改變世界的故事體現了年青人追夢的過程與主流社會不同程度的緊張關係，而正正是從主角們的妥協、堅持或突破的經歷，才叫人（特別是年青人）產生共鳴。

如果以往Y2K系列談的是年青人的夢想，我更覺得DIY2K談的不是夢想，而是「理想」。前者是在年青時想想而已，永遠只能停留在校園中；後者是有計劃、有路向的，但同時不失對自我的堅持和追求突破框框的力量，在不可能中創造可能。同時，追求改變世界，則要求必需反思生命、反思社會，並從中建立更適合「人」居住的世界。如果你不作反思，就永遠無法介入社會、改變世界。故事的情景由一開始一個「悶到爆嘅香港」（爆樽語），收窄至反對工廈「生勾勾、被活化」的具體情景，但主角們所追求的理想，卻由以開辦Neverland來實現自己的設計夢，擴展至反對發展至上的主流價值、要讓香港成為更多年青人、設計師、畫家、小商店店主實踐夢想的地方。這種對比更能顯示出年青人的個人理想，根本就離不開社會的大環境。如果你不去反思及介入社會的大環境，所謂夢想就只是社會給你的「夢想」。相對於過往Y2K系列的主角們追求（與社會大環境抽離的）夢想的故事，DIY2K的主角們既追求個人的理想，也力圖改變那限制他們實現理想的大環境。這種故事，在2012年的香港，尤其叫人熱血沸騰。

DIY2K大大豐富了「青春」的意涵，雖然依舊包含「青春公式」的元素，但卻讓年青人成為規劃公式的主人，故事結尾更以主角們帶着V煞面具參與七一遊行作結，強烈地表達了要改變香港整個社、經、政結構的信息。在今天的香港，「超穩定」社經結構與半獨裁政體融為一體，能夠不隨波逐流成為既有制度下的一粒倒模螺絲釘，努力突破框框，追求自主規劃自己的人生，就是對既有制度的控訴，也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正如ToNick主唱的主題曲歌詞所言：「唔信個個要一樣嘅樣，唔信個世界得一個方向，唔驚出位跨張，唔稀罕攞咩獎，唔簡單普通自然唔一樣，就算個個笑我荒謬空想，就即管欣賞這個異相，就算一隻手拍掌，就算得我這模樣，我要發嘅夢仍然一樣，獨一的異相」。

在我看來，DIY2K也反映了港台背後的製作思維：青春劇不能只談年青人本身，而是要帶出當今他們身處的大環境，及其對年青人的限制，這樣才能繪畫出當下年青人的面貌。因為他們是社會重要的Stakeholder，這是一直以來主流社會從高而下的視角所忽視的。同時，他們更是徹底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一反以往「年青人就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意味延續多於改變）的論述。港台青春劇的製作思維的轉變，可能是因為其製作人員本身也看到近年香港社會的問題所在，年青人和港台本身都同是這大環境的受害者（當然原因不同）。當然，港台青春劇的的製作思維的轉變，以及是否真的有轉變，都只是我初步的猜想。但肯定的是，DIY2K超越了一貫青春劇的公式，它未必打動到社會主流的、多數的人，但它肯感動到我（雖然我不再青春年輕）。

P.S. 節目重温：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diy2k&p=5617

對反國教運動的一些感想

由於太多工作未做完，今晚做了逃兵，沒去政總。做完上fb，即見到大聯盟決定「撒離」（其實「撤離」這詞太負面，用「改變策略」似乎較恰當）的消息。人不在政總，難以感受參與者的失望心情。原先估計大聯盟會佔領多起碼幾天至一星期，畢竟很多人對狼英的「讓步」不收貨，而且大聯盟也可待立法會選舉有結果後才決定下一步策略何時做及如何做。當然，這是一個花生友的馬後炮。撤不撤及何時撤，任誰在那一刻做決定，也不能100%肯定那決定是正確的。對於現在在炮轟大聯盟決策失當的人，我只想說，賽後檢討是當然很重要（例如做決定前與群眾溝通是否有更佳的方法、在宣佈撤離一刻是否應同時公佈下一步行動以維持群眾的momentum），但不要因此而本末倒置，因不斷指摘做決定的人，而不去思考下一步如何行動。更何況，就資源及repertoire of action（要延續運動就不能只有一種行動模式）的角度來看，大聯盟今晚的決定是合情合理，也沒有違背任何原則。撤不撤及何時撤兩個問題，十二萬人內是不會有「一致共識」的，當中一定有人想留，有人想撤，如果你想繼續佔領的話，大可以繼承學民思潮的動員工作，但你便要思量資源及文宣的問題了，這些東西都不是在fb打兩個status便能解決的。「分歧」是民主社會的特質，最重要的是，別因此而拒絕與見解不同的人（但別忘記，他與你都是抱著共同目標的）在往後的行動中合作。對於在猜度大聯盟中是否有共產黨內奸、家長關注組是否另有詭計的人，我只想說，This is nothing material for the campaign!

上述這些是看完林輝與黎則奮兩位仁兄今晚的fb status的有感而發，本來不是想說這些的。言歸正傳：

既然大聯盟已決定離開廣場，就要盡快思量持續運動的抗爭模式，否則梁政府很快就會將現時因為公眾關注而決定不開科的學校吸納。反國教是全港性的全民運動，社會運動團體要延續抗爭，就要將組織轉型為長期性的、架構分明的團體，才可以持續有效地吸納資源及組織抗爭運動，這是社會運動理論的基本概念。家長關注組宣佈發展成註冊團體，應可更有效地連結各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一個我由細到大都覺得好撚廢、無撚用、但在今次反國教運動中發覺原來又廢唔晒的物體。要監察各學校是否偷偷被赤化，或教育局有否使陰招逼使學校就範，最好的方法自然是盡量吸納各學校的家長教師會成員，將監察的網絡擴大及系統化。所以大家現階段要踴躍捐款，將家長關注組的規模搞大（copy from潘小濤fb status：恒生銀行戶口787-352103-668；戶口持有人：So Mei Chi/Lai Pui Ying，兩名戶口持有人是關注組核心成員）。組織穩固的團體以外，在各中、小學作「落地式」抗爭亦是必要。反國教運動期間不少學校都成立了聯署小組，要延續抗爭，當然不可以讓聯署人輕易成為free rider，簽完名走人。大聯盟可呼籲各校友關注組轉型為監察學校的小組，讓被動參與的人扮演主動監察者的角色。而家長關注組與校友關注組的有機連結，則是監察網絡是否有效的關鍵。此外，青年學術界後援會及近150位大專學者的聯署，除了為罷課這最強的武器在操作層面上打好了基礎，也應開始在論述層面上為更廣闊的不合作運動打好根基，畢竟香港人很喜歡標籤社會/政治運動為「不理性」的。
 

現階段反國教運動最成功之處，是令不少港人的political consciousness及political efficacy得以大大提升，也讓港人再一次肯定了香港核心價值。現在正是將這些成果轉化為往後運動的基礎的時候。我們要吸納這些被喚醒的人，建立更龐大的submerged network（唔識譯，大概是指潛伏在日常生活中的抗爭群體），在生活中不同範疇進行對抗赤化的抗爭。其實回歸以來赤化（那些交流團、國民教育教材其實早已出現）一直都在進行中，過往這些東西彷彿都被去政治化，所以我們沒有理、沒有問、沒有反抗，到今天國民教育「米已成炊」才如夢初醒。所謂建立更龐大的submerged network，一方面是令這些剛被喚醒的人意覺到交流團、自由行、經濟融合等似乎與政治無關的議題，其實是很政治化的；另一方面是將抗爭力量散佈在生活不同範疇，令往後的群眾動員有一呼百應之效。這除了是意識提升的過程，也是為進步運動穩固群眾基礎。

其實最重要的是，即使日後離開了「反國教」這條戰線，這些陣營和網絡都會積極參與其他抗爭，好讓這些網絡的生命力得以維持，不要讓它們在一段時間後淪為沒人打理的fb群組。

洗腦的國民教育？（初稿）

（與成名教授合寫）

為了說服公眾國民教育科沒有「洗腦」的意圖，特首梁振英早前承諾會將科目中有關當代中國的教材上載網頁，讓公眾監察。然而，教材只是科目的一小部分，所謂「魔鬼在細節裏」，我們不妨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文件指引》（下稱《指引》）所建議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方式，仔細分析此科是否「洗腦」科目，以及「洗腦」對我們下一代的影響。

首先，我們應當先了解「洗腦」究竟所謂何事。冷戰時期，美國中情局曾經對共產國家對人民洗腦的方式進行研究，指出對人類行為控制的第一步，就是要讓人清楚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正如小孩知道父母、老師等人會透過責罵、訓導、評分等方式，對其行為加以操控。由於操控者與被操控者的關係往往是建基於極大的權力不對等，被操控者對操控者幾乎是完全的依賴，所以被操控者即使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也不能或極少作出反抗或挑戰權威的行為 [詮1]。正如學生雖然間中會違反老師訂下的班房規則，但卻不會推翻「老師/學生」整套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畢竟學生是需要依據老師的教導及評分來完成學校課程的。

但亦有學者指出，這種建基於「服從」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其實不能完全令被操控者「完全認同」或「內化」操控者所訂下的準則 [詮2]。因此，操控者需要透過多個層面的監察來確保被操控者的行為「達標」。同時，操控者也會透過控制環境因素，令人在社會壓力下產生服從，又會以各式各樣的懲罰方式來對被操控者的行為加以箝制，例如是在心理及心靈層面上令人感受到威逼、排擠等 [詮3]。所謂「洗腦」，正正就是透過權力不對等—監察—環境壓力—懲罰的連串關係而令被操控者在面對是非判斷時，繞過其理性思辨能力而直接認同操控者所給予的信息，達到所謂「洗腦」的效果。

事實上，當我們不難發現《指引》裏有關國民教育的建議教學方式及評核標準的描述，與上述有關「洗腦」的分析是頗為吻合的。特區政府經常強調國民教育科不涉及「洗腦」，但卻要求學生需要達到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感和歸屬感等以情感為主導的標準。《指引》明言，國民教育科的教學，將以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的方式推行（見第119-120頁）。同時，《指引》也要求學生了解國家憲法、承擔國民的責任，以及認同國家發展的努力及成就，但在一黨專政、法制不全、公民權利受壓制等問題上，卻以「客觀和理性」為名，將這些問題通通當成「困難與挑戰」。在評核方式上，國民教育科要求教師了解學生國民素質的轉變和發展，觀察學生有否在情感觸動以至態度上有所轉變，例如要求教師觀察學生有否因為成為升旗隊隊員而感到光榮 〈見第90頁〉、或問學生會否「像運動員一樣，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有感動流淚的感覺」（見「德育及公民教育資源網」內名為「生活事件：我學會了唱國歌」的教材）；《指引》又要求學生以問卷及分享方式互相評核。正如上述對「洗腦」的分析所言，基於學生對老師的服從及依賴，學生難免會不知不覺地調整自己的行為來達到所謂「愛國」或「認同國民身份」等標準；而同儕互評的方式，亦會製造一個互相監控的環境，令學生在群眾壓力下順從課程的要求。

我們當然相信香港教師的專業教學，但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一個名為「香港新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論壇上提到，「如果三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詮4]。根據此言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教育局將來大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而教師在壓力下，很可能會加大力度監控學生，務求令「製成品」達到教育局訂下的標準，學生面對「洗腦」的壓力亦自然大增。

如果國民教育科真的以上述「洗腦」方式，要求學生達到以情感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那後果將會不堪設想。正如學者Perry Elizabeth指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正是透過「批評及自我批評」、「思想改造」等洗腦方式來操控人民對共產黨的情感，達致群眾動員及打擊敵人的目的 [詮5]。熟悉香港歷史的讀者都會知道，這種盲目「愛國愛黨」的情感直接催生了六七暴動。毫無疑問，我們有需要叫停這種以「洗腦」方式來操控學生情感的教育，畢竟小學生仍未有足夠能力以自主思考抵抗「洗腦」。

讀者們當然會問，為何特區政府硬要推行問題多多的國民教育，寸步不讓？事實上，北京早於1991年，便為香港訂下了五大參與國家的項目，當中包括了「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範疇」。但回歸後，多項調查均顯示香港青年對國情認知「不理想」，不少人更不知道國家主席是誰等基本國情。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更加大力度推行「人心回歸」的工程，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回歸十周年訪港期間更指明特區政府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翌年4月14日，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隨即通過了一份名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的文件。文件應中央政府要求，指明「政府需要在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加大力度」，更建議以「潛移默化、先易後難」的方式滲透學校。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亦已在去年赤裸裸地表明，德育及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教育」，要教年青人「要聽中央政府的」。由此看來，國民教育根本就是一項迎合北京的政治任務﹗

同樣令人憂慮的是，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時對相關機構、活動、教材的鉅額資助，從來都不公開、不招標、不諮詢，當中包括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為人詬病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以及由教育局、中聯辦共同支持的「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滙聚火車團。即使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公開表明《手冊》部分內容偏頗，但卻沒有要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徹回《手冊》，或呼籲學校不要使用《手冊》，這令人懷疑國民教育的推展，其實是特區政府、北京與北京友好機構的黑箱作業。

諷刺的是，雖然特區政府不斷強調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但有研究發現公民教育是否獨立成科，對學習成果的影響其實微不足道 [詮6]。既然國民教育本身已問題多多，特區政府就更加不應硬推此科而犧牲學校教學的自主性。更甚的是，這種潛移默化的洗腦教育，比明刀明槍的廿三條立法更令人膽戰心驚，因為它足以剝奪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的思想自由。這種剝奪思想和教育自由的做法將嚴重侵蝕香港核心價值和摧毀一國兩制﹗

詮1：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5 April 1956, A Report on Communist Brainwashing, http://home.netcom.com/~ncoic/brainwsh.htm

詮2：Kelman H.C. & Hamilton V.L. 1989. Crimes of Obedience: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詮3：Pile, Lawrence A. Thought Refor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del

詮4：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3/1/7/1021317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31742&mdate=0608002457

詮5：Elizabeth, Perry. 2002. Moving the Mass: Emotional Work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2): 111-128.

詮6： Fairbrother, Gregory P. & Kennedy, Kerry J.. 2011. Civ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Hong Kong: What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41(4): 425-443.

A Few Remarks Before 7.1.2012

1.你可能是因為曾蔭權的貪婪，或梁振英的僭建而上街，但請注意，我們要反對的，除了是領導人的個人失德，更加是制度的腐敗﹗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人。民主制度未必可能完全阻止領導人的失德行為，但肯定可以讓我們在選舉前提名一個我們認為在才能上、品德上合適的人，更可以透過合法的程序令失德的領導人下台。我們箇然應該要求領導人才德兼備，但我們更加應當要求一套完善的制度，透過監察、透過程序、透過法律，阻止擁有權力的人為社會帶來傷害。因此，大家上街喊口號，千祈唔好學似話提選舉呈請提到冇晒影的民主黨咁依依哦哦，要喊，就喊「選舉無效，立即普選特首」（而唔係默認左梁振英上台的合法性才叫佢辭職）﹗

2.為甚麼要反狼？重申一句，七一上街不止是反狼，而是反對一個不民主的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正逐步侵蝕我們的自由及公民應有的權利。人人生而平等，而人作為人，亦應該有自主規劃人生的權利。記住，沒有人是皇帝，沒有誰比誰天生擁有更多權力，也沒有誰比我們自己更懂得如何規劃我們的人生。一個領袖需要透過民主選舉產生，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是經過我們的選票授權，得到其「合法性」，而有權力制定影響我們人生的政策。一個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的領袖，憑甚麼使用公權力，主牢我們的生命？你可能會說，「XX特首人品/能力好，信得過。」我會問：「憑甚麼？」我信一套好的制度，多於單單信一個人的「承諾」。因為只有一套好的制度，當權者才能真正經我「同意」下得到他的權力，也能監察當權者不會胡作非為，更重要的是當當權者侵犯我們的自由時，可予以懲罰。這些事，不是他一句「我會保障香港嘅核心價值」就過關的。我們上街，是反對一個沒有「合法性」的特首。

3.有些人心裡仍然有些疑問，包括「你反對人地上台，唔通畀你長毛/黃毓民做就得咩？﹗」、「大家理性d咁諗，其實梁振英唔差架喇，唔通畀唐英年做？」。對於這些問題，我想說的是，其實這是問錯了問題。大家慣常問的，是「誰有資格統治？」，再苦苦思索一個好的領導人應具備甚麼品格、甚應才能，然後得出「唐英年雖然資質平庸，但勝在有施政經驗」、「梁振英雖然今次說謊，但他很體諒基層老百姓」、「長毛淨係識嗌，邊做到特首」一類答案。但問題來了，為甚麼董建華有多年經商經驗，他在任時經濟會搞得一團糟？曾蔭權能在港英年代爬到財政司的高位，能力一定不差，何以在任七年香港社經政三方面沒有一樣是好的？事實上，要數一個領袖應具備的條件，幾時先數得完？小學生作文咩？與其問怎樣才算好的當權者，不如問：「一套怎樣的制度才能令好好監察當權者，並盡量減少無能的當權者為社會帶來的傷害？」如此一問，你會發現為甚麼官與商可以公然地卿卿我我而沒有人能阻止；你會發現為甚麼特首如此貪得無厭而沒有民選議員能予以監察或懲罰；你也會發現很多利民的政策不能早早實施而令香港「蹉跎歲月」。我沒有說當權者的才德不重要，但一套合乎公義的制度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4.最後，你可能會問：「中共好惡，你地班友係乜料？上街就改變到現狀？」如果你是哲學撚，我會答你：爭取自由是我們的「義務」。把人當為目的，追求自主與自由的人生，是人本來就應該做。所以無論你的行動是否可以取得（見得到）的成果，行動本身已有最高的道德價值。如果你是務實撚，我會答你：可以，因為中共這沒有民意授權的政權是最怕人民的，只要人民肯發聲，它就醜態畢露，你看那過千億的維穩費就知道。我們上街就是奪回（記住，不是「表達訴求」，他們不是我們的皇帝）被當權者侵蝕的基本自由及權利，而上街這行動本身亦是行使我們的自由。我們在此關鍵時刻行使我們的示威自由，正正就是說：「這些東西是我的，你沒權奪去它﹗」

5.我明白很多人都因為「暴力、激進」的報道，而刻意提醒自己要保持「和平、理性」，甚至對示威遊行活動很有戎心。在此我簡單回應兩點。1）示威集會要向警方申請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法例，早期殖民統治為了限制工會活動，集會是要得到殖民政府許可的，時至今天遊行集會仍是要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的。如果香港真的是「從水深火熱的殖民統治」中走出來，那麼我實在不明白為何仍要保留這條殖民惡法。試問，世界上會有自由民主的國家有這樣限制遊行集會的惡法嗎？2）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從來難以定分界，但當執法當局每一次都可以不停地將「公眾利益」的範圍愈劃愈大，拿走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卻愈來愈多（試想想那水馬陣﹗），而且「劃界」準則往往以「保障公眾安全」等含混不清的理由便說了過去（注意，警方從不交代示威者是如何「威脅」公眾安全，也不會解釋為何示威區一定要距離X百米才能保障安全），你認為你喪失的自由合理嗎？

說到底，示威遊行的「權利」話語仍有待深化。一般香港人（甚至是一些民主派領袖）往往將示威遊行與和理雙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掛鉤，即使示威遊行，也不會超越警方及當權者所設下的界線。如此，執法者及當權者便輕易地挪用「法治」的觀念，將法治矮化為「守法」及「秩序」。自67暴動以來，殖民政府的公安條例在社會一片「恐共」情緒之中得到合法性。而在這law and order discourse主導下，執法當局種種限制社會行動的手法不但不被挑戰，而每每有示威者作出「激進」行為（well，現在激進的定義可能要擴闊為「大聲叫喊」），公眾亦往往把他們標籤為「秩序破壞者」或「麻煩製造者」，卻毫不意識到，只要示威者沒有作暴力或傷害他人的行為，他不過是行使公民基本的示威及集會權。別忘記，這也是基本法賦予的。事實上，所謂的「法治」，不單是「守法」及「秩序」，更是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由此達致社會公義。對法治的解釋，戴耀延教授的十六字真言可謂易記易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以這四個標準來看，香港在頭兩個層次是合格有餘的。在第三個層次，只要不涉及中央釋法問題，香港也是可以的。在最後一個層次，所謂的「義」，是指社會公義，分為三方面：1)基本人權如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得到保障；2)市民享有選舉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3)社會弱勢社群能享有最起碼的社會資源。在這層面，香港肯定是不達標的。試想想，當示威區被隔離至母雷公咁遠，當示威者進行非暴力抗爭都被標籤為影響公眾安全，當大聲叫喊都被視為有可能破壞秩序，我們的「法」是否可達「義」？有人會問，示威遊行這些「激進」行為為甚麼與公民權利扯上關係？簡單來說，示威遊行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向當權者施壓。當遇到不合理政策或公民權利受侵犯時，示威遊行是制度以外的爭取手段或抗爭方式（well，這好像是中學EPA教的，實在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香港人會視示威遊行為「搞事」？），也是製造輿論壓力及發聲的主要途徑。所以示威遊行是公民（尤其是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的基本權利，不是執法當局「批准」的。我所說的「示威遊行作為權利」，不單是從基本法搬字過紙，而是指有些人被剝削了公民的fundamental rights（fundamental之所以為fundamental，是因為沒有了它們，你難以作為一個「人」而生存），而且在制度內難以取回這些東西，所以他們是「理所當然」地走到街頭抗爭的。因此，別跟我來「平衡論」那套。「示威者有權示威但也要顧及他人權利」這種論述根本沒有考慮抗爭者與非抗爭者的「起步點」是不同的，如果要「平衡」的話，就更應讓他們用盡一切不傷害他人的方法示威，即使對日常生活構成阻礙。事實上，今天不走到街上抗爭，香港人根本難以保障已逐漸減少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更遑論改變現有不公義的政經結構。總的來說，香港的執法者往往重「秩序」而輕「義」，而一般香港人亦似乎不太了解示威遊行對實踐、保障公民權利及社會公義的重要性。因此，如何深化「法治」的論述，以及推廣示威「權利」的話語，似乎是民間社會需要努力的。

這和七一有何關係？如果你是自認「保守、和平、理性」的一群，可以嘗試在行完七一後可以參與留守的行動（我這樣說，不是代表社記或人力發言），以行動實踐你應有的示威集會權，或以身體佔領屬於公民的空間（政府不是說門常開嗎？），或「見證」一班「激進」示威者是如何不合理地被嘖胡椒噴霧（你看過這些場面就知執法者是如何野蠻）。最重要的是，這可以告訴當權者，他們不需要，也不能使用防暴隊及催淚彈對付走上街頭的香港人，因為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