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晚會之後？

六四二十三週年的燭光晚會，大會公佈參與人數為十八萬。即是說，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連續四年超過十萬（保守估計）。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而能夠連續四年取得此人數，除了代表港人良心未死之外，亦意味著香港的社會運動，其實有一個為數不小的潛在群眾基礎。就算只能成功保住1/4人持續地參與抗爭運動，其實已足夠令特區政府及中央嚇到腳震。問題是，民間社會的各路人馬如何有效地將他們動員起來，持續地參與抗爭。面對廿三條分拆上市、梁振英上台兼大玩民粹、官僚/紅色資本主義即將橫掃中港，民間社會不但需要思考如何穩固已有的群眾基礎，更應開拓民主運動的新參與者及支持者，也要仔細調整動員策略，令群眾運動成為堅實的反抗力量。

以下提到的問題，相信很多已在反對派內開始討論，但小弟認為既然要討論，就應擴大討論的圈子，集思廣益。小弟乃小學雞一名，姑且在此整理一下這些問題，兼拋磚引玉。

新參與者及新支持者？
1. 九十後年青人：近年各項的示威/遊行/集會多了很多年青的面孔，以六四晚會尤其明顯，而他們的參與大都建基於互聯網的動員。要吸納更多九十後年青人持續地參與抗爭運動，反對派少不免先要「統戰」一班老師（尤其是八十後那班），讓他們成為群眾動員的meso factor。事實上，中共現時不只嘗試染紅大學學生會，在中學層面亦正做很多「搶人」的工作。面對這樣的環境，我相信有不少老師仍未想棄守城池的。反對派的工作，不但是爭取老師對民主運動的共嗚，更是幫助老師在現時殘缺不全的教育制度下在班房裏作工。例如以下三點。第一，鼓勵老師將政治帶黠通識科。現時通識科的設計不見得鼓勵學生「批判地」思考政治議題，也不會訓練學生思考香港究竟缺少了甚麼基本的公民權，更遑論會鼓勵學生身體力行爭取這些對其人生及整個社會尤關重要的基本公民權。我明白，把政治帶回通識科，對很多老師來說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所以反對派的工作，某程度上是要說服老師站在理想的一邊。第二，近年很多社會運動都被權力精英及主流媒體標籤為「暴力、激進」。面對「暴力 vs 非暴力」的論爭，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師會向學生釐清何謂「非暴力」，也不知有多少老師會反智地將「肢體碰撞+大聲」等同暴力並傳遞給學生。雖然學生會在網上接收不同資訊，但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仍是存在的。當然，老師也有權「保守」，但如果他們在選擇「保守」之前已對社運先入為主，這絕對不利於未來的社會運動動員。如何走入這群「保守老師」的世界，讓他們起碼知道社會運動及「非暴力」究竟是甚麼，是反對派需要思考的。第三，近年通識科的推行間接製造了更多機會給一些有心有力的老師，讓他們帶學生走出班房到反高鐵集會、六四晚會等認識中國及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這些都是極具意義的「活動教學」，因為有時親身感受比看書更能幫助學生達致Cognitive liberation。雖然會這樣做的老師為數不多（畢竟平日教學及行政工作已令老師忙透，畢竟很多學校的管理層是很保守的，畢竟香港很多怪獸家長），但反對派是否應主動接觸老師，提供更多「感受現場」的機會？就算只是參觀新菜園村，或看一看地產商在新界鄉村的所作所為等簡單活動，也比回家看網上新聞有意義得多。話說回來，反對派要吸納新血，除了對學民思潮、校園意志這類組織多加支援外，是否亦應加大力度連繫上這班老師，然後在上述幾個層面開展教育及動員工作？我明白社運界本身圈子不大，也知道部分社運人士與主流民主派（i.e.教協）仍有隔閡。但如要有效連繫老師以及將民主光譜上不同的思潮帶進中學校園，整個反對派是否應著手思量主流民主派與社運界如何對話/合作/互動（像反高鐵運動般，議會內外夾攻，打場漂亮的仗）？例如像參觀新菜園村般由社運界啟動的活動，是否可以利用教協的網絡宣傳？

2. 分裂出來的統治精英（高級公務員、香港財團）：我知這點有點無稽，但我想說的重點不是鼓動統治精英罷工或直接參與抗爭（這是沒可能的），而是藉統治階層的精英分裂，與民主運動產生串連。眾所周知，高級公務員一般對程序理性十分專重，而在行政主導的模式下，有規有矩的政策制定程序（由諮詢至正式提交立法會審議）一直都被視為香港成功的基石。某程度上，他們亦是以往殖民地政經制度之下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愈來愈多的「中央order」、梁振英視程序為無物的行事方式，以至梁振英用人唯親打造紅色政治團隊，正逐步將高級公務員的勢力瓦解以及被架空。他們面對的問題，不單單是被搶佔高薪厚職，而其一直堅守的價值與規範將被沖擊甚至破壞。其實自從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以來，行政長官與高級公務員已出現分裂，如今「董建華 version B」將推出5司14局，進一步架空公務員團隊。如AO團隊真的以不合作的態度對抗梁振英政府，民間的社會運動能否與此產生關聯，令統治精英支持民主改革？而當將來政府內部精英分裂，製造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時，民間力量能否逼使統治精英明白維護他們利益的最佳方案不是公務員黨回朝，而是發展健全的民主體制（及真正政治中立的官僚系統）？

梁振英上台後另一個有可能出現精英分裂的位置在於香港財團與一眾紅色財團及香港二、三線財團。雖然梁振英不會一下子將原本處於領導地位的大孖沙們踢走，但他上台之後政經利益會如何洗牌？洗牌對大孖沙的既得利益會有多少影響？八十年代時這班香港財團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到了今天他們的統戰價值已大不如前，因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開始成熟。到目前為止，一眾大孖沙似乎仍未高調開腔支持梁振英。為保長遠利益，這班大孖沙會否為民主改革背書？如果這種樂觀的預測有一天到來，民間的社會運動可以做甚麼去「吸納」這班民主運動的支持者？

上述這些問題聽來未免太過樂觀，但民主運動要成功，除了民間力量底氣要充足外，也不能像老一輩的社運份子般對政治結構上層的變動抱「唔關我事」的態度。社會運動需要把握任何潛在的政治機會及支持者。其實統治精英之所以選擇支持民主運動，說到底都是因為希望保障自身團體的利益及他們在統治架構中的地位（君不見唐英年為吸納泛民選委支持，竟在最後一次選舉論壇中表態「支持」盡快普選？）。反對派要爭取這班分裂出來的精英的支持，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下，他們有尋求社會運動力量串聯的意圖與需求？順帶一提，統治階層的精英分裂難免會令特區的運作嚴重失靈，尤其是沒有認授性的特區政府。反對派是否能夠把握上升中的民怨，做好議題設定的工作（準確來說，這叫構框，即framing），發展更強大的民主運動？當然，不能不提的是，北京方面也不會對精英分裂坐視不理而主動修補精英團體之間的關係，而這將不利於反對派爭取精英的支持。

動員策略
1. 認清及認識敵人：葉蔭聰今年6月4日在明報的〈中港的後極權秩序〉及去年6月6日的〈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寫得實在太好，小弟沒有補充。

2. 立場要清晰：這點主要是針對泛民主派的。主流民主派的一個「陋習」，是喜歡先承認現狀，然後才指出現狀是如何不濟，再「鏡頭一轉」指出普選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問題是，如果現狀是不合理的，為何要先接受它？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泛民主派不敢挑戰政府的合法性（在此我不作陰謀論猜測），直接指出這政府是不合法（Illegitimate）的。「不合法」，代表沒有經人民授權，代表港人其實可以直截了當地不承認它。不將「不合法」的慨念及其與當今香港腐敗的關係帶出來，根本不足以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抗爭，更遑論參與公民抗命。結果就是，民主運動的抗爭論述總是「不到肉」的，抗爭模式亦總要在這「不合法」政府下所謂的lawful acts作抗爭（有些人竟然還要為有份參與小圈子選舉而自high）。如果「反對派」的立場總是如此模糊，不合法的政府只會被反對派「合法化」。抗爭運動理應直視現有遊戲規則的不合理性，爭取奪回定義遊戲規則的話語權，這才是「港人治港」。如果一開始已經接受敵人設下的規則，未打先輸陣，又如何有能力去顛覆它？70年代部分社會行動者也曾以不承認殖民地法律之合法性的立場搞示威及集會（雖然當時社會大眾不完全認同此立場），自此以後反對派便甚少以「不承認現有政權」的姿態作抗爭。沒有人知道這樣的論述在當今的社會環境會有怎樣的動員效果，但反對派有責任對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堅守其反對立場，讓人們看清楚反抗的理由。

3. 論述要擊中要害：面對國家及資本在多個生活範疇的壓迫，抗爭運動的戰線自然相應地擴展開去，但亦要避免因戰線的擴展而失掉論述的聚焦點。論述無疑應因時制宜，就個別抗爭運動的不同議題作針對性部署，但亦應找出不同運動之間的有機連結，扣連上國家、資本兩大問題，令不同抗爭運動的論述匯集成更強的力量。保育、環保、新界農地、公共空間等議題固然較易入口和消化，但群眾對抗爭運動的認識如果只停留在這些層次，則難以匯聚起來成為更廣闊的反抗力量，對抗國家與資本兩大壓迫源頭。在「小問題」與「大問題」之間，論述應如何落墨？知識份子們的大智慧在這裏如何發揮？

又，面對梁振英的民粹威權治港年代，及其「政治上極保守、經濟上假左翼」的立場，民間社會的論述戰更需要「靈活走位」。平日宜多揭露其「以改善民生為名，勾結紅色資本家為實」的真面目，踢爆以語言修辭技術掩蓋的專權獨裁，到抗爭運動白熱化時則應直接挑戰其管治合法性。

4. 連結中間群眾：現時民主運動動員的問題，是如何令多達十多萬的潛在群眾不是「行完七一就走」或「六四悼念完就走」，而是積極地加入抗爭行列。這條問題注定難答，因為香港人向來難被動員。但肯定的是，「中間群眾」不是鐵板一塊，裏面包括多個不同群體，如專業人士、公營機構職員、青年、基層勞工、基層婦女等等。要將不同群體動員起來，先要了解它們各自關注的切身利益與價值取向，並將它們與民主運動的價值連繫起來。例如美孚新邨事件，正好反映要動員一班政治保守的中產社群的切身利益與價值取向（如物業價值、居住環境），是如何受官商勾結、非民主制度所影響。在接觸及動員不同群體的問題上，我想再一次提出社運界與主流民主派良性互動的重要性。泛民主派現有的區議會網絡雖然不及建制派，但也不是完全被比下去。社運界如果沒有泛民主派的區議會網絡，如何能穩定地網羅及動員為數龐大的中間群眾（不是每個議題都像反高鐵般具普遍性，而網絡動員效果也不穩定）？而泛民主派如果不走蛇齋餅糉路線，不在物質資源上和建制派硬撼，是否應向社運界借鏡甚至跟他們合作，將社運界推祟的日常生活民主/參與式民主思維在社區落實，擴展民主教育，以爭取更多既支持民主改革又願意身體力行的群眾？例如基層群眾，他們是最受現有不公制度影響的一群，但又往往最難被動員。既然區議員是與這群基層最接近的人，那麼利用現有泛民區議員的網絡，是讓基層認識不公義制度與民生的關係最快捷的方法。而當他們受參與式民主的思維充權，懂得利用自身力量參與政策討論以至改變既有制度，他們將成為抗爭運動的忠實支持者。「中間群眾」面目雖然有點模糊，但他們絕非不可能被動員參與抗爭運動的，重點是好好利用現有網絡，然後針對不同群體需要及利益爭取他們支持，同時擴展民主教育。

此外，近年社會運動多被權力精英及主流媒體標籤/抹黑為「激進」、「暴力」，難免令一些既想做些事，又不想「太激進」的人不知如何加入抗爭運動的行列。對於「應否衝擊？」這老問題，民間社會現正處於兩難局面：不衝便沒有soundbite，一衝擊就被人無限抹黑。事實上，被媒體標籤事小，衝擊最致命的問題是容易脫離群眾﹗衝擊之所以經常出現，是希望將不合理的制度喝停（如警權過大），又要取得公眾注目。但問題是：社會上大部分人是否認識衝的行動意義？退一步來說，即使用的是120%的非暴力抗爭手段，如堵路，但當大家不明白你為甚麼要這樣做時，你的行動已和群眾脫節，很多師奶阿叔阿嬸及其他「理性」的香港人就只會對著電視鬧句痴線。解釋行動意義，是事前功夫；事後才做，效果往往減半。雖然我不認為抗爭運動應刻意地避免所有衝擊行為（畢竟這樣做實在太防守性，而且有時衝擊是剎那間的決定），但起碼應在抗爭運動前決定（或估計）在甚麼時刻才發動衝擊。其實，最重要還是在運動初期建立論述基礎，引起群眾的共嗚及思考，即使之後發生肢體衝撞而被媒體抹黑，也不致否定整個抗爭運動的意義。當「激進」行動發生之後—例如衝破防線阻鄭汝樺離開立法會及菜園村巡守隊以身體阻擋工程車長驅直進—如何有效地將行動意義及成果向公眾交待亦是社運界及知識份子（他們的形象應該較「溫和」，他們的意見可能較能引起共嗚）需要思考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在零三七一後被神聖化，當前民間社會需要做的是更多將「激進的」社會運動之確實成果放在公眾眼前，讓他們明白成功的抗爭不一定局限於「七一模式」，而「非暴力」的定義也不是那麼狹窄的。

或許以上提出的問題及討論對部分人來說不算新鮮，但在民粹威權主義即將橫行的年代，最重要的是讓更多人知道香港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核心，讓更多人思考如何改變現狀。因為民主運動不是反對派的小圈子遊戲。最後，引用一句記者們經常說的話作結，「讓他們看見，讓他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