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歷史不會自己說話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二日《明報》 文：毛國仁

港大學生會就「六四應否平反？」這個本來不用爭議的題目搞什麼全民投票，看似大條道理，之後又有一連串關於六四的謬論出籠，令人想起另一個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儘管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劣行鐵證如山，但仍然不斷有人試圖否定納粹大屠殺曾經發生。他們會以歷史研究、學術討論、言論自由的幌子，在各個領域，提出各種各樣的論點或疑問﹕「所謂納粹大屠殺，是否猶太人編出來的謊言？納粹黨是否有國策屠殺這麼多人？六百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是否誇大？所謂集中營是否存在？屠殺的照片是否真確？」等。他們不需要公眾全盤接受他們的說法，而只需要打開缺口，播下種子，把歷史上早就有定論的事件(closed conclusion)，變成一件可以重新討論、反問、仿彿有爭議性議題(open proposition)，他們的目的已達。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新納粹主義上台掃除第一道，也是最大的障礙。

化定論為爭議
在美國，有一個人叫Bradley Smith，領導一個名叫Committee for Open Debate on the Holocaust的組織，在大學的刊物裏刊登這類否認屠殺的廣告。天真的大學生相信言論自由的原則，往往允許廣告刊登，正中下懷。Bradley Smith自己也說﹕「我已經放棄了改變成年人的思想，我的對象是年輕人，只要他們開始反問、質疑屠殺是否發生過就夠了。」

歷史對共產黨比較仁慈，雖然在統計上，死在共產主義的人，比起死在納粹主義的數目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到目前為止，除了赤柬幾個頭目外，鮮有共產黨人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接受公開審判。現在中共政權如日中天、國勢日盛，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向它靠攏的人也愈來愈多，關於六四這個最刺痛它的議題，要打開缺口，對六四沒有回憶的青年學生是最佳對象。從最近王丹在英國被圍攻，城大學生會六四特刊事件，到現在港大學生會的所謂六四全民投票，都出現各種各樣試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這些謬論不外乎幾點﹕

一、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繁榮穩定，變成世界強國，證明政府當年的決定正確；
二、學生當年也有錯；
三、屠殺的各種各樣證據(如坦克壓死人的照片)是否真實？

對香港大學生特別有效
同樣，只要打開缺口，把二十年前這件大是大非的事件，變成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然後再讓各種各樣的謬論出籠，最終給年輕一代一個印象﹕「六四鎮壓是否正確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修正的目的已經達到。

這種修正的策略，對香港的大學生特別有效。香港的大學生很多都有惰性，他們都習慣被動地接受一些二手說法，對於艱深、有爭議性、資料難找的問題，少有好奇心和主動尋求真相；加上他們很多都染上中國人怕事、怕得罪權貴、怕出頭的性格，對於有爭議性的議題，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人的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自我安慰機制，對一些困擾自己良心，但又改變不了的醜惡事情(如對西藏的鎮壓)，往往不去面對，甚至合理化，讓自己好過一點。凡此種種，再加上港大內地生日多，他們在資訊封閉的環境，容易接受官方的說法，如果本地生對這事情冷漠，這樣，現在來一次全民投票，一旦有人發動組織投票，「應否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被反對完全不稀奇。這樣，社會上就得到一個印象﹕連「最高學府」的學生也認為應否平反六四也是可以爭議，何況其他人？

港大這件事，還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薄弱。有人說﹕「六四的時候我還未出生，我對這件事印象模糊的是應該的。」這說法似乎合情合理，但細心想，其實千瘡百孔。我們要反問﹕南京大屠殺你還未出生，為什麼又可以記憶猶新？人類歷史幾千年邪惡、不義的事情這麼多，難道統統都應該沒有印象？

選擇性失憶
歸根究柢，這都是我們選擇記得什麼、不去記得什麼的問題。翻開香港人的歷史記憶檔案，其實會發現一連串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失憶。我們可以對三年零八個月歷歷在目，但對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印象模糊；我們可以把香港如何從小漁村到經濟起飛，變成今日國際大都會的「成功故事」娓娓道來，但對保釣、中文運動，甚至爭取八八直選的歷史含糊其辭，說到底，這都是因為我們放棄了訴說自己歷史的權利，而任由官方(無論是港英或特區政府)幫我們說故事的後果。

人間正道是滄桑，公義不會從天而降，歷史也不會自己說話。對於那種種企圖修正我們對六四看法的謬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民間提高警覺，一旦出現就高調地、大力地反駁，不讓這個缺口打開，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死去的人、對得起我們的子孫。

二零六四

今年的「六。四」似乎來得特別早。

可能是因為今年是「六。四」事件的二十週年。也可能是因為今年是「89」一代剛踏進大學的一年。

在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所舉辨的兩個有關「六。四」的論壇，內容雖不至於有大突破，但總算再一次提醒大家「毋忘六四」，也再一次叫人反思兩個問題：(1)應否平反「六。四」？ (2)要是平反的話，應該如何平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就是你不懂任何學說理論，只憑良心，都應該認為要還當年的學生一個公道。文字、圖片、數據都可以由不同角度去解讀，但中央政府至今一直未有公佈在「六。四」中傷亡的確實人數，而二十年來中央政府亦不斷淡化「六。四」事件，令事到今天竟然還有人質疑「六。四」事件「是否暴力鎮壓」。這的確要「讚」中央政府對事件的「模糊工作和教育」做得好。至於第二條問題，除了關乎中央政府的態度，還需要考慮到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大環境。

應該要平反!
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中的傷亡人數支吾以對，而在那個對外公佈的官方數字中，我們發現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有二百多人，受傷的則有七千多人。我們姑且不去質疑這個數字的真確性，但，一個國家政府竟然用槍射殺人民，就算只是射死一人，也嫌太多。就如程翔所說，學生的錯大不過國家的罪!當年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為的是實踐其「優生學說」，証明並且鞏固日耳曼民族的優異性。中國政府(的個別領導人)決定用槍射殺自己的人民，為的也是鞏固自己的政權。然而，相比之下，殺害自己的子民，比希特拉屠殺他國人民，似乎更是猶過之而無不及，更是瘋狂!

可能你會說我說得過份了(其實我覺得一點也不過份)，但實際上平反「六。四」除了是還學生一個公道，也是中國大國掘起的重要一步。二戰之後，德國人坦然承認自己的過錯，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更在猶太人墓前下跪。然而，當德國希望再一次成為歐洲的盟主，就意識到除了要解決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亦是不容忽視。德國在二戰之後一直視納粹主義為禁忌，但當要解決二戰的政治問題時，德國人再一之勇於面對納粹主義，正視當中的人性化問題。近十多年，德國影壇一直有談及，甚至描繪希特拉及納粹主義的電影。例如《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玩謝希特拉》等等，都是對希特拉晚年患上柏金遜症及納粹主義陣營內一些較人化的描述和諷刺。出奇地，這不但沒有刺激到德國人反納粹主義的神經，還反射出當年納粹主義的非人性和非理性。回到中國，要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面對「六。四」是中央政府必定要做的一步，而向「六。四」的死難者道歉以至將「六。四」的錯視為一個教訓，更是中國逐漸增強其軟實力的重要一步。

如何平反？
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質素成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議程。基本上，中央政府一直避免直接處理各項具爭議性的政治、民主議題，這在中央政府在釣魚台主權、南沙群島主權、日本就二戰道歉等問題上一直採取忍讓的態度可見一斑。對於「六。四」的問題，如之前所說，中央政府一直希望淡化事件。因此，平反「六。四」的可能性，還需視乎兩個問題：(1) 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 (2) 中國會否希望在國際上進佔更高的地位。事實上，現時很多具爭議性的問題都會「讓路」予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在國家領導人心目中，保持國家經濟平穩增長及增加內需，是增強國力的基本。觀乎本月初的G20峰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員，而中國亦幾乎和美國一起「主導」了整個會議。但在內需和人均收入仍遠低於美國的前題下，中國要「主宰」國際經濟仍有一段距離，而現時中國亦暫時不希望像美國般要「領導」世界。在此為前題下，現時中央政府似乎不會放心去面對「六。四」的問題。

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只要能保持平穩增長，在下一個十年不難成為世界的領導者，而當外圍環境因素成熟時，相信中國亦能在國際上取得更多話語權，希望能與美國一同取得領導地位。當中國真正希望領導世界時(這也是歷史發展的洪流，是無可避免)，不能逃避，要老老實實地面對「六。四」的問題。另一方面，到一下個十年，那一班曾經經歷「六。四」的一代坐上中共領導的位置，如何憑良心面對「六。四」、面對歷史將會是他們如何面對人民的重大考驗。當下個十年人民的知識水平和對民主的訴求進一步增加，中央政府更加不能避免地要處理平反「六。四」的問題。

平反「六。四」，似乎還要多等一個十年。但，無論過多少個十年，我們也不應淡忘「六。四」。要記住「六。四」的傷痛和歷史的教訓。

（轉載）球場上的人造衛星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明報》 文：安裕

我是貨真價實的利物浦鐵桿粉絲，辦公室裏的幾位紅軍擁躉之間都有某種秘密聯繫，利物浦大勝曼聯翌日，在窄窄的過道走廊擦身而過剎那的含笑眼神確認了這種在被壓迫空間下的地下黨式關係。去了牛津的肥仔聰至少一百次被迫聽我說一九八六年春天在倫敦一家餐廳攔下Kenny Douglish，死乞百賴要這位利記神射手簽名的往事。肥仔聰離港前我本來準備把那部簽了名的《Politics in the USA》送他，讓他有天親臨Anfield時，能夠擁有不同利物浦世代的時空跨越。但這傢伙說走就走，不及送上，始終緣慳一面。

其實，我還有另一個身分﹕香港老牌球會愉園的前鐵桿擁躉。愉園和利物浦是令人愛恨交加的球會，都是遇強愈強，遇弱更弱；八十年代愉園與精工南華三分天下，愉園每遇精南便打醒十二分精神，讓我和父親這些擁愉躉好不高興。鋤強扶弱固然是愉園成為第三勢力的原因，但更多潛藏在心裏的是，愉園是打正招牌的愛國球會。在風雨如晦的六七十年代，在港英台灣勢力壓倒一切的日子，愉園是香港心懷紅色祖國的左派人士明燈，尤其是在敵我鬥爭激烈的足球圈。

前幾天的屯門普高疑似放水事件，對手是愉園，我這退役擁愉躉是難過得想哭。七十年代末多少個星期五的下午，課後沿學校山路疾跑下亞皆老街，或是翻過後山圍欄奔過火車橋跑過大坑東道直插花墟球場，學生票三元入場看愉園對電話對駒騰對東昇對流浪。當同學還留在學校幾十人爭逐那個火車頭四號波時，我則整副心神在花墟與長髮飄逸的門神朱柏和、一夫當關的中堅鐵衛鄭潤如、五十碼長傳準確如裝上GPS的張子岱在一起。儘管校風開放，牧師仍說我喜愛左傾的愉園而不是華麗的精工或他家鄉的流浪是weird。

認識愉園是因為我那工會鐵桿會員父親的緣故。他同我們說到六七年「反英抗暴」期間，愉園退出足球圈，爾後又加入從丙組重新踢起的英雄故事。在親台勢力籠罩的六十年代香港體壇，打五星紅旗畢竟要有相當勇氣。傳奇中的傳奇，是緊跟愉園退出之後重新上路的不乏香港代表隊成員，如盧德權如廖錦明，多少年來，我一直納罕這些球員的政治覺悟真的高得願意以甲組腳之身在跑馬地踢免費入場的丙組乙組比賽。前些年祖雲達斯打假波降班後球星四散，意大利佬決不是《教父》電影裏那樣的全是義氣仔女，大難臨頭各自飛，與我們漢家子弟差遠了。

足球精神 Love and Hate
足球全然是love and hate的精神反映，洗衣街和亞皆老街交界的報紙檔是我的最愛，它總有一份《香港商報》與《香港時報》的拍拖報，像是專為我而設。一字之差足以謬之千里，《商報》是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左派報章，《時報》則是漢賊不兩立的親台傳媒，兩報的足球新聞極佳，前者的愉園消息是連球隊集宿吃牛排也圖文並茂，後者雖然對愛國球會諸多糟質，但間中也讚幾句「愉快完」踢得不錯——連敵人也盛讚，這輩子跟定愉園是錯不了的選擇。讀報多了，漸次發現內有文章，那便是「人造衛星」這四字詞。

人造衛星是什麼不必贅言，七十年代的足球圈有「人造衛星」卻是咄咄怪事，黃泥綠坪和太空科技是八竿子也打不的兩碼子，但因為九十分鐘的得失拉扯一起。原來，「人造衛星」是指球賽放水輸波，以保住同一陣營戰友免於降班。至於何以叫「人造衛星」，年代久遠，已不可考。

六七十年代 球場左右分明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不是今天晚間電視新聞報道前奏國歌的一片紅，當年台灣勢力在香港無處不在，足球圈更甚，台灣踢足球的人不多，中華民國足球隊全體成員便是香港球員，還曾經在亞洲賽亞運會踢出名堂，林尚義黃文偉應該是有功在身並且覲見過蔣介石的香港人。中共的勢力那年代也在這塊殖民地的體育圈暗爭一日長短，愉園是龍頭，之後有東昇，接下來是駒騰公民，俱是掛五星旗的核心左派，與親台的東方、光華隔著維港各據一方——愉園大本營在禮頓道口的蟾宮大廈，在埔頭大球場有半個主場之利；東方會址在深水大埔道，花墟距離那裏只一箭之遙，加上石硤尾山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有幾十平方米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政治意味是球圈以外所不能明白的。

既然各有地盤各有集團，在汰弱留強的球場唯一痛擊對手之道便是把對方殺得片甲不留，把一眾對頭人送下乙組；更重要的是，敵人少一個，在足總開會投票也就少一張反對票，要推動諸如「邀請中國隊來港表演」，或是「派隊到台灣參加邀請賽」無往而不利。香港也許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球隊升級降級與內戰延續接龍的地方。

作為天天關注球賽戰果的球迷，哪有可能不知足球賽是講實力的比併，但一些球賽結果卻不能不令人從另一個方向來想。左派強隊未到聯賽中段已經上岸，但身邊的兄弟卻在降班邊緣載浮載沉，於是就放出「人造衛星」，幫人一把，出現頗令球迷不能理解的非正常賽果。說也奇怪，那時候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有「人造衛星」這回事，我甚至在左報和右報體育版都讀過這詞，似乎是一種人人都能接受並覺得合乎情理的結果。

有一次，愉園在瀕於降班邊緣的電話腳下失分，我不敢相信饒勇善戰的愉園會輸給老弱殘兵的電話，翌日《香港時報》的報道中赫然出現意有所指的「人造衛星」。到今天，誰都不能夠指證當年球圈有放水成分，也沒有真憑實據能捉賊拿贓，但不妨到大學或中央圖書館找一下，也許讀了舊報紙後會有所得。同樣，每到季中便陷入降班危機的右派球會，往往在生死時刻無端在眾皆看淡下打幾場勝仗，保住甲組之身，翌日左報包管又見「人造衛星」一詞。

真實的體驗是一場甲組比賽結束後的事。花墟場的比賽完了，幾個同學蹲在觀眾席上吹牛吹得天花亂墜忘了散場，到了抬頭一看全場只走剩我們這幾個穿校服的。某甲忽說有尿意要上廁所，大伙陪他到鐵皮棚架後的球場廁所一道解決，甫進去，還未脫去球鞋的後衛球員，對尿兜與旁邊的人說，「我真係好怕佢射唔入」。說這話的球員名字已記不起，球隊也早已不復存在，但那句話在冬日的黑沉傍晚有如五雷轟頂，「下，唔通你真係放水？」

向這些老球員致敬
我不知道這些「人造衛星」是誰放出來，但從戰果來說人們有質疑並非怪事。足球場是英雄地，可是由於內戰的親痛仇快歷史，我們上一代經歷了兄弟相殘的民族悲劇，足球比賽fair play的真正意義蕩然無存，全場二十二個球員肩膀扛著他們這一生都不可能承受的重。我相信當年真的有「人造衛星」，更相信賽場上的幾十口人沒收過一分錢；他們有幸的是球技比我們這些業餘球員來得高強，不幸的是他們在國共鬥爭這齣政治荒謬劇裏擔任配角。然而我是打從心底向這些球員送上最高敬意，愉園東方心各所屬，胸懷毛主席敬愛蔣總統，那是對一種思想一種理想的尊重，絕非為了幾個銅板出賣靈魂，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

P.S.
發稿前一刻收到葉輝的訊息，「人造衛星」等於「假波」——人造即是「假」，衛星是圓的，喻意「波」。
謝謝葉輝。

言之有物

牛頭角下邨(牛下)清拆在即，繼藍屋、天星和皇后碼頭等文化保育議題之後，再牽起一段本土文化熱潮。不少攝影發燒友都趁牛下仍「健在」時，急急拿起相機，去記錄低這香港早期公屋的面貌。平時不是特別愛好影相的市民，也響應這鼓熱潮到牛下湊一湊熱鬧，說「體驗香港舊生活」、「回味香港集體回憶」云云。彷彿，大家都再一次為這「消失中的香港式生活」而慨嘆，為「被毀滅的本土文化」同聲一哭。

在「發展主義」的洪流下，香港不少舊區被推土機輾過，很多特色街道也被納入重建計劃的議程內。種種客觀因素包圍底下，一方面很多「疑似港式茶餐廳」(如翠華)及「懷舊建築物」(如西港城)不斷湧現，另一方面「深水步唐樓」、「香港最早期公屋」、「舊區小店」及「奶茶+菠蘿油」等則一躍成為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代表。原來是不告別也不發現。原來是多得重建，才令我們重新認識香港，定義何謂(何謂不是)「香港特式」、「本土文化」。然而，當太多「特式」充斥底下，我們可否停一停、想一想，為何這是「香港特式」？當「因為它有價值有集體回憶，所以值得保留」成為文化保育的抗爭的論據，這樣又是否存在太多漏洞？

如何令本土文化的論述更實在、更豐富，的確是個大難題。又，要在本土論述中堅持某些價值的重要性，同時避免跌入將本土論述本質化的陷阱，亦是學者們爭論得面紅耳赤的話題。

梁款語，要延續新一代本土故事，在論說層面，要言之有物；在技術層面，要有根有據；在大眾層面，要貼近民心。言之有物，在於清楚認識香港歷史的回憶與詮釋。集體回憶，人人不同，而每人對歷史的詮釋亦有差異，所以要得到集體共識去決定某些本土價值的重要性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因此，將不同對集體回憶的詮釋結集起來，再與本土歷史和現今的發展模式加以整合，是挑戰香港政府「發展主義」的重要武器。在技術層面有根有據，在於集合民間智慧，配合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為社區發展訂出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替代方案。在大眾層面貼近民心，在於走進民間，體驗最真實的生活(而非純粹像遊客般以Tourist gaze來「睇」驗生活)。

補充一點，我認為知識下放亦是延續本土論述的重要一環。要將本土文化、保育等概念灌輸予社區百姓及公眾，讓大家明白所謂何事，才能真正動員公民社會的力量。這樣，大眾才會認真對待本土論述，在面對本土文化、文化保育等議題上顯得有心有力，而非停留在「因為它快要消失所以別具特色」或「因為有特色所以要保育」等吹水邏輯上，亦能避免不知如何將本土價值定位的困局。

本土論述，不應只是「吹吹水」；文化保育，應該有根有據出心出力。否則，香港只會出現一個又一個像「深水步唐樓」、「上環懷舊建築物」、「正宗港式茶餐廳」等供本地及外國遊客觀光的疑似博物館。

（轉載）哲古華拉的電郵與手機

摘自《亞洲週刊》二十三卷第九期 文：邱立本

古巴和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情緣，一度分享浪漫的革命情懷。古巴的革命之父哲古華拉其實對毛澤東的思想很有認同感，反對官僚，重視草根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後，他並沒有耽於享受榮華富貴，而是以整個拉丁美洲的命運為念。一九六六年，當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之際，他告別了哈瓦那舒服的部長級的職位，踏上自己的拉丁美洲革命之旅，餐風飲露，轉戰不同的叢林，一九六七年，他在玻利維亞被俘處決，得年三十九歲。

在他死的那一刻，他當然沒想到他所嚮往的中國，最後會揮別了毛澤東主義，也沒想到他的親密戰友卡斯特羅，半世紀後還萬壽無疆地執政，並將政治權力世襲，由弟弟勞爾接班。

這位有道德潔癖的革命家，會覺得中國和古巴的發展都讓他尷尬，儘管他為古巴的教育和醫療而自豪，發現它們意外地成為中國的鏡子，映照今日中國在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上匱乏的痛苦。

但這一位理想主義者，在慶祝古巴革命五十週年之際，也要面對新興的挑戰。當全球都進入了互聯網的世界，中國網民已高達兩億九千萬人之際，古巴的互聯網還是被嚴密控制，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設限重重，網民的數目極為有限，因而幾千名的中國留學生都叫苦連天，去古巴留學，陷進了一個網絡的荒原，與神州大地的紅火網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更不要說中國的手機用戶已超過六億，冠絕全球，而中國的手機短信的使用量和穿透力，也是獨步世界。相比之下，古巴的手機才只有幾十萬，並且要靠黑市的管道才可以搞到。

熟讀亞里士多德和濟慈的哲古華拉，應該不會反對互聯網和手機，不會讓他的古巴同胞，看不到維基百科上有關他的條目，不會讓他不能用手機打電話給卡斯特羅。古巴當局強調，互聯網與手機的短缺，都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禁運政策所造成。但聰明絕頂的哲古華拉曉得，這其實幫了古巴當局的大忙，因為如果古巴的互聯網和手機很發達，就會改變了整個社會的脈搏，也會推動變革的力量。在中國，從廈門PX事件到重慶釘子戶，都可以看到互聯網在改革過程中的重要角色。

哲古華拉還發現，古巴將會面對美國新總統奧巴馬的挑戰。這位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正在探索放寬美國政策，讓兩國加速交流，再續前緣。就好像當年美國的尼克遜總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帶來了中國的巨變。當古巴要融進全球化的體系時，它就不可能和北韓和緬甸那樣，在一個封閉的格局中自說自話。

哲古華拉也許會喜歡打一個電郵給奧巴馬的黑莓手機，約這位愛抽煙的總統來哈瓦那，抽一根古巴雪茄，聊聊雙贏的策略。

香港四代人續篇

由本地著名社會學家呂大樂所著的《香港四代人》，細緻地刻畫了香港四代人不同的精神面貌，同時也描繪了香港核心價值在過往數十年裏的轉變。依照作者劃分，香港第一代人是由大陸移居香港、飽經戰亂的老人家。他們安分守己，為下一代悉心打算，也同時忍受了下一代年青時的狂野，讓他們盡情享受其生活空間。第二代人享受了第一代人的照顧和「無限忍耐」，在香港經濟起飛的六、七十年代一展所長，令他們得到了社會的主導權，而他們的成功故事也成為他們努力讓第四代承繼者自己的想法的動力。第三代人在作者眼中是平庸的一代。他們在第二代人主宰的社會大環境中無法出頭，一於消費享樂至上，活在當下，但卻不成大器。第四代人生長於香港社會最富裕的年代，他們一方面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但卻成為第二代人「自我膨脹」下的犧牲品。作者認為，他們是被寵壞的一代，也是連反抗第二代人都不懂的的一代。

《香港四代人》這本書無疑為香港不同年代的人的文化面貌作了一個詳細的記錄。然而，本身為香港第二代的作者大致上都是依照自身經驗和自己所認識的人作為代表，不免會與一部人的生活體驗分離。我認為，要把這個香港四代人的故事說得更完滿、更充實，總要聽聽每一代人的自身說法，也要知道他們究竟如何看自己所屬一代以外其餘的幾代人。

我對第一代人認識不深，所以唯有從第二代人說起。如呂大樂所說，第二代人生長於充滿競爭、「香港夢」高漲的六、七十年代，他們的成功故事自然成為他們用來「合理化」今天一言一行最有力的武器，也令自己成為傲慢極權的表表者。出於(過份)愛護的心態下，他們總希望他們的子女像他們一樣，成為競爭中的勝利者，這可以理解。然而，他們似乎忘記社會是不停轉變的，不同世代的價值觀也各有不同。也許他們沒有意識到(就算意識到也不以為意)，把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那套價值觀和想法套在第四代人身上，是一種「錯配」。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下成長和取得成功，卻為第四代人製造最「有限度自由」的成長環境，因為他們早已把年青時代所相信的「自由」忘記得一乾二淨。如果要為這提供一個解釋，我認為一切只因第二代人「怕」：八十年代初他們怕回歸祖國會奪走他們在殖民地時代所得到的一切，到現在他們反而怕「太民主」、「太自由」，也怕他們的「成功方程式」以外的一切。經年月的打磨，他們知道現時的環境得來不易，所以反而怕轉變。他們認為夢想應該停留於「發夢」的層次，相信做人還是實際一點好。說到底，第二代人有幸生長於充滿機會的大環境下，令他們取得成功，到最後卻成為向大環境和現實低頭的可憐虫。

第三代人在呂大樂筆下是講求生活品味、相信活在當下、卻又遲遲不出頭的一群。相比起第二代人，第三代人所經歷的競爭和社會問題較少，可能因為這樣，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和演繹也大大不同。對於第三代人，他們在年青時期親眼目睹中英談判、八九民運、數次股災，令他們發覺活在當下的重要性，也知道「民主、自由」可貴。到他們親身經歷負資產、金融風暴、「七.一遊行」和今天的金融海嘯，令他們知道生命不應如第二代人所說般只有競爭和金錢，也認為香港的環境和制度，是需要有點改變。對於生活，他們認為應該要好好享受，也許是錯有錯著，這種價值觀正慢慢將香港由功能城市演變為宜居城市。今天的香港不只有金融和經濟，環保和文化等逐漸成為大眾關注的議題。對於香港的未來，他們比第二代人更相信「自由、民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更懂得去發聲爭取。也許第三代人仍未出頭，但事實上他們正一步一步地令香港變得更好。雖然未竟全功，但精神可嘉。

我生於八六年，是個不折不扣的第四代人。呂大樂在書中所舉的大部分例子，如被強迫玩樂器、選擇課外活動時被「指指點點」、被灌輸「加入校隊對日後有幫助」的觀念、選科時「被建議」讀某些科目等等，我全都經歷過。對於呂大樂在書中所言「不要問他們喜歡什麼，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絕對深感認同。也許和第二代人一樣，第四代人是向環境和現實低頭的一群。「二十多歲，還可以做甚麼?」是很多第四代人心底裏的問題，這確實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但事情卻不得不如此。第四代人曾經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喜歡的，但在大環境的薰陶下他們知道夢想難以實現，到發覺應該行動為夢想爭取時才發現原來一切已經太遲。不過，可悲歸可悲，事實上，第四代人知道「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的道理，也知道應該為自己喜歡的去堅持。其實，不是他們不知自己所喜歡，而是他們不敢說出自己所喜歡的。對於「二十多歲，還可以做甚麼?」的問題，第四代人其實有很多連第二、三代人都不敢想的瘋狂答案；對於第二代人夾硬灌輸的想法，第四代人其實討厭照單全收。但與此同時，他們知道社會不會有太多空間去容納他們的答案、他們的聲音。當第四代人跟第二代人談理想、談心中所想時，大概只會發現第二代人意見接受，但態度依舊。其實第四代人講不出答案，並不代表他們心底裏沒有答案。物極必反，被抑壓的終究會化成反抗的動力，第四代人仍相信終有他們發聲的一天。呂大樂認為第四代人一開始就是輸家，未踢先輸，但我覺得這場球賽才剛剛開始，哪怕這是一場逆境波。

細看之下，第二代人和第四代人同樣是向社會大環境、大氣候低頭的現實主義者，但不同的是，第二代人即將從高位退下來，第四代人卻磨拳擦掌企圖有朝一日把現實改變。至於第三代人，他們看似兩袖清風、享樂至上，其實他們正(企圖)靜靜地把香港變得更好更美。

（轉載）離不開Andy Warhol的魔掌

摘自二零零九年三月八日《明報》 文：林奕華

張栢芝接受有線 娛樂台訪問時我不在香港，雖然友人把YouTube 的連結電郵給我，但到了外地就是另一個世界，我沒有把它打開。八日後，阿嬌（鍾欣桐）上《志雲飯局》，播出前全港鋪天蓋地都是梨花帶雨的圖像和報道，配合三月黃梅天氣，周圍似是被淚水洗禮似的。剛巧前一晚我在看一部叫Factory Girl的電影，之前給學生上課，教材是戴安娜 王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接受BBC訪問時證實已與查理斯 王子分居，並一口氣澄清及承認之前的所有緋聞。這這些些加起來，沒法不讓我想到現代人的愛、恨、情、仇，大抵將來一百年依然離不開這個人的五指山，或魔掌——Andy Warhol。

那個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只對鏡頭說Yes或No的人。「你只會說『是』或『否』嗎？」「不是。」「接下來的問題你打算繼續以這態度回答嗎？」「是。」若論權力多寡，發明遊戲的人，到底不同按照規則玩遊戲的人。「訪問」，Interview，是Andy Warhol創辦的一本雜誌，至今在英文書報店仍可以港幣六十元上下買得到。每期以人物專訪做主菜，但從無出現華荷式答問法的第二篇，證明經「大師」點石成金，之後的均僅此而已——訪問的意義，不外乎「承認」與「否認」。當受訪者的答案變成只為訪問者有預設性的問題服務，Y也好N也好，僅形式而已。

《志雲飯局》才播了宣傳片，坊間已來不及比較阿嬌與栢芝的「表現」和誰的內容更勁爆。比較的焦點有兩個，淚眼照片和在他們口中的陳冠希 。理論上阿嬌的「菜式」尚未揭盅，但口碑已被栢芝贏了去。你或會說，有冇搞錯，如此痛苦的自我剖白也有星級評分？當然，誰身為娛樂人物，有生一日也是要娛樂別人。這個行業的宿命便是很難很難反被動為主動，所以Warhol的「是否」才會是行為藝術——看穿了內容不重要，形式才是一切的名人生存法則，才能練成金剛不壞，把媒體——也就是大眾的慾望（八卦）——玩弄得得心應手。

栢芝「江湖」阿嬌「童話」
一般人對栢芝叫好而對阿嬌抱持觀望，並非單只因為早一星期站出來的那位佔了先機，而是各種蛛絲馬迹令後來者看來顯得太被動。被動，當然有助加強「弱者」的感覺——我不敢說這正好切合坊間傳聞阿嬌是為了復工而鋪路。但媒體遊戲之所以引人入勝（也是「性」），皆因它是集天下各種權力進行鬥法的擂台。所謂「各施各法」，便是歡迎人人以出奇制勝證明自己手瓜更有力。相比阿嬌在宣傳片中頻頻垂淚、拭淚、眼中噙淚的「弱」，栢芝在提及陳冠希時的「咬牙切齒」便因強悍而「有戲」得多。

也就是說，栢芝可以被演繹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下面便是cliffhanger，教愛看熱鬧的人懸念無限。短短半小時的「訪問」裏，主持人（歐永權）近似「隱形」，又或，他只是人形mic stand，放在那裏讓栢芝的聲音得以被amplified（擴大）。與其說是「接受訪問」，不如說「訪問」純屬形式，它其實是一篇以自白書形式來寫的挑戰書。挑戰的矛頭，栢芝講得清楚，「（傷害我們的）不是傳媒」——即是所有恩恩怨怨與第三者無關——卻是「你」（陳冠希）。

當事人激動歸激動，我倒注意到有線對待栢芝的尊重﹕

（一）她說話的部分沒有加上配樂——這是保持當事人情緒的原汁原味，不加鹽加醋。試想，若在栢芝說到忿忿不平處以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襯底。那將是多麼「山雨欲來」；
（二）栢芝的思路在沒有細碎刪剪下使她看來暢所欲言。用另一種說法，是她能使人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Articulation的目的，除了是表達感情，也是明確清楚地讓所思所想曝光，栢芝的「站出來」獲得良性迴響，一般說法是欣賞她的堅強，我認為更與香港人對「一人做事一身當」的「江湖情結」不無關係。

一個很「江湖」，另一個很「童話」。阿嬌在《志雲飯局》宣傳片中儼如小公主還原灰姑娘——梳髻的栢芝看來精明果斷，有「經一事，長一智」的決心，阿嬌的長髮形象則相對吃虧在「沒有改變」，以致給人感覺「無甚驚喜」。栢芝穿黑白格子上鏡，襯托她的愛惡分明。阿嬌則是淡掃娥眉，繼續純情樸素。這麼「清淡」的「包裝」，換來周刊「要喊唔要笑，飯局照稿背」式還沒見官先打三十的評價。如果飯局的內容沒有超越栢芝的尺度，又或soundbite的精彩比不上栢芝的「我即刻入房抱起個仔，未抱起前唔識形容嘅驚，驚到腳軟……為咗個仔要企起身」、「我唔係受害者」、「好彩我一向爹哋媽咪教育我有錯就要認，打就要企定」、「自己就做一個法官，同時做埋犯罪人，判自己坐監」……等，阿嬌作為藝人的「娛樂價值」，也就是因復出而接受訪問的意義，便會有點流於「徒具形式」。

每條問題都有潛台詞
《志雲飯局》的主持人可有納悶——為什麼上節目的不是栢芝？栢芝會不會也有在無綫與有線的Y與N之間經歷抉擇？Pros and cons可以有一萬個，但我認為最關鍵性的只有一個﹕去了飯局，任何人的答案都有可能變成只是為「是」與「否」服務的「落口供」。
且看阿嬌受訪文字版本的飯局式問題（摘錄）﹕

（一）現在心情平復了？是否可以很坦承面對這件事？
（二）今年你廿八歲，入行前後一定試過拍拖，是否公司一直希望你保持玉女形象，就算拍拖也不能公開？
（三）你怎樣認識Edison？
（四）為何你會願意跟他拍一些親密照？
（五）影完這些相，有沒有擔心流傳出去？
（六）開始流傳這些相，你是怎知這件事？
（七）看到這些相後，有沒有找過Edison？
（八）他現在說希望受影響的女仔能過正常生活，你怎看他這番話？
（九）開記招是自己意思還是公司的意思？
（十）記招中說的話，是自己想還是公司替你想？
（十一）記者會的目的，是想認錯？還是對公司一個交代？
（十二）記者會後有更多抨擊，又說你沒誠意道歉，你的反應是怎樣？
（十三）有沒有對這行業心灰意冷？覺得自己不能再立足娛樂圈？
（十四）有沒有一刻想過輕生的念頭？
（十五）你準備怎樣爭取回這份自尊？
（十六）這麼大的傷害，你認為是誰造成的？
（十七）你憎恨他（陳冠希）嗎？
（十八）會否影響你將來再認識男朋友？
（十九）你是否很容易喜歡人，人家對你好些就可以？
（二十）Juno會否是最新近交的好朋友？他何時跟你合作過？
（廿一）跟Juno有沒有發展的可能？
（廿二）你有沒有想自己何時會結婚？
（廿三）萬一公眾不接受（你），你有什麼打算？

每條問題都有它的預設與潛台詞——簡單如「你怎樣認識Edison？」，其實在「認識」二字背後可以大有文章，例如俚語中的「帶眼識人」。這使看似as a matter of fact的一問一答潛藏被訪者與訪問者多少動機上的角力﹕是幫忙？是利用？是澄清？是標籤？

對受訪者而言最沒爭議性的做法，是「和盤托出」。但眾所周知，所謂的有碗說碗不外是「形式」，因為艷照門的當事人不可能在熒光幕前作出比相片更有真實感的解畫，阿嬌的劫後餘生記因此難免不被讀作「流水帳」——也許這亦是藝人與其所屬公司想要的效果﹕「覺今是而昨非」是形式，期望被賜予站起來的機會才是「目的」，而看來唯有以當事人現身說法重提舊事（但又淡化所有細節）冲淡大眾的想像，阿嬌才真有機會在眾目睽睽下「重新做人」。

消費「罪咎」的遊戲
上述况味，與栢芝的「不怕撕開傷口讓大眾看見血淋淋」形成強烈對比。二者的差異構成社會對栢芝與阿嬌產生不同觀感，也讓Andy Warhol的精神在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誰的華人世界得以發揚光大﹕一個絕對不喜歡自己，自卑、自恨，但又因此而絕對自戀的人，正因為深明不是唯一的一個，才會找到令他凌駕所有人而榮登「通俗藝術之父」的一條路——我們都生活在罪咎感揮之不去的時代（社會不會鼓勵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小」，慾望的「大」），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相信媒體（權威）所說的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然後，將焦慮投射——不，是寄情——將負能量情懷化、道德化——在別人為活着而付出的代價（所謂「犯錯」）之上，繼而以或隔岸觀火，或搖旗吶喊投入一干消費「罪咎」的遊戲中。Pop Art在二十一世紀文明社會的全面勝利，是因為愈來愈多人成為了Factory Girl（Edie Sedgwick）而不自知，以時尚、藝術、設計、多媒體之名，我們都在戮力製造可以被「愛」的自己，偏偏如影隨形的，卻是「恨鐵不成鋼」的「我」。

是這個「我」令艷照門事件一年後仍能令媒體再有機會炒作與熱賣，雖然社會成本不只是一檔炒栗子。又，栢芝和阿嬌真想從挫折中站起來，不妨參考二○○六年的傳記電影Factory Gi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