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終端機。六四。年青人

「當我們自以為對世界相當重要的時候，
其實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我們的幼稚。」
-陳凱歌《少年凱歌》(彭浩翔《AV》)

據說，分歧終端機可以解決搓包剪揼時「彈弓手」及「慢出」的問題。依照黃又南在《AV》所說，有了分歧終端機，「巴勒斯坦的問題可以很快解決」。

每個年代的年青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二十年前的五月中旬，有一班二十出頭的年青人，在北京街頭開始絕食，為的是承繼五四運動的精神，求民主、反貪瘸。他們說：「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六月上旬，北京開始戎嚴，學生們雖然留守陣地，但仍堅守不搞亂北京的大原則，直至軍隊入城清場，他們以鮮血作回應。當時，他們以為自己很重要。

今天，有人為那班年青人的行為，冷冷的拋下「不成熟」、「不理性」、「組織差」等評價。但更多的評價，是說他們繼承了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為中國的民主路及大歷史寫下新的一頁，也呼喚了香港人的民族自覺。原來，他們在以為自己很重要的時候，的確很幼稚。可幸的是，世界已經原諒了他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幼稚。

幼稚，源自無知。而無知，可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的無知，是連事實如何也不搞清楚，甚至沒有想過去搞清楚。別人說中國有貪污，你就信有貪污；別人說一黨專政不好不民主，你便對共產黨萬分討厭；別人說六四民運死了很多人很慘，你連他們為甚麼會死也不知道!

第二個層面的無知，是源於沒帶腦袋。對疑似具說服力的觀點唯唯諾諾，自己沒有腦袋，不懂去建立自己的一套觀點。是甚麼人告訴你六四是應該要平反？是你的老師？父母？抑或是泛民？Foucault說知識/論述就是力量。你不想像奴隸般屈服於二十年前中共的「硬力量」，難道你今天會想成為奴隸，屈服於別人的「軟力量」下？沒有分析能力，自己成為了民粹主義下的棋子也不知道。

今年四月，有位大學學生會會長說要為六四事件提出一個既理性又宏觀的討論。今個六月，香港有一班大學生在絕食64小時，以示人民不會忘記歷史的傷痛。在網上的虛擬世界，很多人(只)寫下「VIIV」等記念六四的代表符號，如果看到一些政治正確、義正詞嚴的文章，便click下「like this」，禮成，that’s it。他們都以為自己的行動很重要。

可是，世界會原諒他們的幼稚嗎？香港的年青人很奇怪。在資訊氾濫的世代，年青人不難去了解事實，偏偏很多人連上網上搜尋器找一找資料也懶得做。關於六四，我敢打賭每個香港中三以上的學生都可以說出「死過人」、「共產黨」、「鎮壓」等等似是而非的關聯詞。可是，當很多人連在自己家門口發生的事都不清楚的時候，會有多少人分得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又有多少年青人可以隨便提起一件世界大事，然後說出當中的來龍去脈？很多香港的年青人，連第一層面的無知的門檻都跨不過。基礎打不好，年青人便「憑良知」、「憑公義」地去對社會的不公提出控訴。結果，是邏輯混淆的「理性宏觀討論」。結果，是大量有「憤青神髓」但理據空洞、分析力欠奉的論述。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又一部分歧終端機。這次，世界不會原諒我們(對，是我們，連筆者在內)的幼稚，因為我們連自己無知也不知道。

年青，不是犯錯的理由。年青，不是狂莽的理由，更不是無知的理由!要擺脫無知，最簡單就是裝備自己。二十年前資訊匱乏，那班年青人尚可有條不紊地指出國家的問題在那裡。今天資訊科技發達，為何我們連認識事實都不去做？基礎打穩後，多看看不同人士的文章，理解他們的觀點，最好可以指出他們在邏輯上的謬誤，拆穿他們的謊言。拾人牙慧不是罪過，但我們要懂得如何在別人的觀點之上建立你自己的觀點。反思，是建基於了解事實和分析能力之上。

沒有年青人不是幼稚的，但要知自己無知，知自己不足，從而在各方面裝備自己。局限下極大化，在年青一刻，做到最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回望，你不免會覺得自己當時幼稚得很，也會知道可以做得更好，但你會知道你當時已做得最好，也會答得出「我知自己當時在幹甚麼」。世界亦會原諒我們的幼稚。

如果有一刻，你意識到分歧終端機只是將大家出手的時間反應差減低，也意識到原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分歧源於歷史問題，世界大概也會原諒我們的幼稚。

三套天水圍

《圍城》、《天水圍的日與夜》和《天水圍的夜與霧》都是以天水圍為題材的電影。觀眾對三套電影有好評，亦當然有劣評。當中的電影情節是確切地描繪天水圍，或是過份誇大天水圍的悲情；是過份平淡，或是渲染暴力，都不是最重要。我們要問的是，究竟天水圍發生了甚麼事？是天水圍註定悲情，抑或是整個香港都出了問題？

先談《圍城》。《圍城》以天水圍區內的青少年問題、童黨、黑社會及家庭問題為故事主線，所談及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惡性循環：家庭問題導致青少年失去健康的成長環境，以致他們終日與童黨及黑社會為伍，地下秩序亦漸漸取代傳統家庭及社會規範，而面對如斯環境，父母、學校以致警方都顯然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例如電影中「老師」及「警察」的角色被描繪成幾乎隱形或無能為力，而片中出現過的「父母」亦顯然採取「由它去」的態度，甚至被描繪成悲劇的始作俑者)，而這亦形成了一個「天水圍式」惡性循環。如果我們要理解電影中所談及的一系列青少年問題背後的原因，我們會從《圍城》的情節中追溯到家庭糾紛和暴力的問題。這問題一代傳一代般延續下去，像是天水圍的原罪一樣。然而，如果以社會學的理論去理解天水圍這區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導致青少年無法依從社會規範(anomie)及行為偏差(deviance)的主因是家庭結構出了問題，那麼導致傳統家庭結構倒下的原因是甚麼？而那在電影中近乎隱形的兩大社會制度：學校和政府對天水圍的青少年社教化的角色又是甚麼？這些問題似乎在電影中都沒有提及。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那麼我們也不能確定這些問題是天水圍青少年獨有，抑或天水圍的青少年只是被無限上綱。甚至，我們也解答不了天水圍的青少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這簡單的問題。對於一套電影描繪天水圍青少年的電影，我會期望更多。

說實在，另外兩套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和《天水圍的夜與霧》雖然同為本地導演許鞍華「孖生」作品，但兩套電影的所希望帶出的訊息、探討角度及拍攝風格都大相逕庭。因此，我們也無謂硬將兩套電影作比較。但有趣的是，前者是走入生活，以微觀看天水圍，後者則以小見大，以宏觀看天水圍、看香港。有人認為《天水圍的日與夜》的情節過份平淡，欠缺令人熱血沸騰的高潮。然而，既然這套電影是希望描繪一切日常生活上的最簡單的事︰親情、友情、工作、上學，那麼平淡的情節便是最佳的表達方法。試問有那個家庭天天都是溫情洋溢、感動流涕？原來最熱血沸騰的高潮，就是在最簡單事上。原來天水圍這一區，對於我們的感覺就是這麼近，那麼遠。正正就是因為一個正常人不會無端端說自己是正常人，也不會對人說「我有所有正常人都有的『特徵』」，所以《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在造作地表達天水圍和香港其他地方根本沒有大分別，而是在說一個小故事：一個普通香港人的故事(或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因此，片名其實大可以做《九龍城的日與夜》或《西環的日與夜》。至於為何要叫《天水圍》，gimmick而已。

相比起《天水圍的日與夜》的micro，《天水圍的夜與霧》說的可算是macro。正如之前所說，《天水圍的夜與霧》是以小見大、由內到外；由天水圍到香港、由香港到中國大陸。《天水圍的夜與霧》以一個「典型」天水圍家庭暴力慘劇作為電影中心，再以交錯不斷的回憶片段組成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並讓我們從中窺探政府不同政策的連繫和流弊，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因此，《天水圍的夜與霧》是具宏觀性的。由曉玲(張靜初飾)被殺開始，電影中不同角色的回憶片段引領我們一步一步看到香港社會政策的不同弊端，及政府部門行政上的官僚主義。先是由區議員口中帶出「其實政府的綜緩制度有很多流弊」，跟著那個缺社工當值的庇護中心和那位嬉皮笑臉的社工讓我們質疑政府對社福界的支援及訓練是否足夠(是否應該引入一筆過撥款來增加社福界競爭力和專業性？)，到最後那位警員冷冷的一句「警察不是社工」(何謂真正的Community Policing？！)，給政府來一記當頭棒喝。另外，我們又可以從那位怕事的鄰居看到，原來香港人還是慣了活在自己的私人領域，對於自發組織或參與民間團體乃並不熱心，這是給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諷刺。這些問題是天水圍獨有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個炸彈只不過是不幸地在天水圍爆發，但其實整條藥引是遍佈全港的。另一方面，《天水圍的夜與霧》也帶出了香港人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轉變。從李森(任達華飾)由一個好丈夫演變成殺人狂的心路歷程，我們看到他轉變的原因，除了是因為一個男人的尊嚴因申請綜緩而受挫之外，亦是因為一個香港人由以往有「幫助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大能，變成一個寄中國大陸籬下的受助者。當發現原來香港連深圳都比不上，自己竟然被當日的失敗者迎頭趕上，自大、自卑、妒忌、憤怒的感覺集於一身，似乎是不少香港人的寫照。

三套以天水圍為主軸的電影，描繪出來的天水圍有喜亦有悲，有美亦有醜，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知，天水圍沒有原罪。談天水圍，是手段；談香港，才是三套電影的目的。

環保是戰術

在過去八年，布殊政府雖然擁有「大國責任論」的最高話語權，但連美國自己在推動環境保護及提高能源效益方面一直都未有顯著成果。布殊政府就像慣了對其他「大國」指指點點，講多過做。到今年奧巴馬上台，美國在推動環保及發展再生能源的範疇上，亦開始擔起領導者的角色。無他，對人對己，這都是個最佳的選擇。

奧巴馬上台後，面對的最大難題當然是金融海嘯。偏偏奧巴馬最落力落實的，是一系列的推動環保及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奧巴馬甫上台，就宣佈投資發展低碳技術，為大廈及公共交通工具添加綠源設備。最近，奧巴馬政府再宣佈要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及提升汽車燃料的能源效益，致力減低汽車所導致的污染。無疑，奧巴馬比布殊聰明。相對於布殊花上以億計的軍費去攻打伊拉克，以奪取油田的控制權的打算，奧巴馬的投資顯然有效率得多。提升「能源效益」，顧名思義就是以相同甚至更少的能源來換取更高的經濟回報。這相對於布殊政府投入更多以換取更多回報的方針明顯聰明得多。事實上，企業花錢投資環保工業，著重的當然是經濟回報。發展再生能源及低碳技術，是幫助企業開拓對環保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的新興市場的重要途徑。瀕臨破產的通用汽車其中一個敗筆之處，正正是數年前未有重視消費者對小型慳油汽車的需求，以致今天在市場上被對手大幅拋離。

改善環境及推動經濟發展，固然是奧巴馬最希望達到的兩個目標。作為一個聰明人，奧巴馬的目標似乎不止於此。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一直以來都主宰了國際金融及政治的話語權。但美國現時正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究竟應否繼續由美國「領導世界」的疑問。這邊箱美國被金融海嘯轟得體無完膚，法德兩國又一起指責美國是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另一邊箱，中國又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作為儲備貨幣的角色，期望挑戰美元作為各國主要儲備和貿易貨幣的地位。奧巴馬在此時提出推動環保及發展再生能源，令美國擔起了可持續發展及保護環境的先驅者及領導者角色。環境、經濟的雙嬴局面亦正正是世界各官方及民間團體希望看到的。大家都喜歡談大國責任，美國這次挍盡腦汁保護地球環境及為全球長遠經濟發展謀出路，可謂「盡足大國責任」。又一次，美國擔當了世界的領導者。「巧合地」，提升能源效益原來是美國改善環境的重要一步，而生產環保車又正正是美國將近崩潰的汽車業的救星。原來，美國的「盡責方程式」是結合國際利益和自身利益。奧巴馬的環保政策，是一舉三得。

另一方面，當低碳技術及再生能源等環保科技成熟後，世界各國對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氣等)的依賴自然大大降低，我們可預期由能源危機所引發的地區性衝突，如美國攻打伊拉克般的石油政治戰爭及最近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糾紛可望漸漸減少。當石油不再是國際關係及經濟首要考慮的議程，地緣政治將會揭開新的一頁。也許奧巴馬未必會其任期內看到這些轉變，但姑勿論環境會否因發展低碳技術及再生能源而大幅改善、企業會否在金融海嘯下因發展環保科技找到新出路、中東局勢又會否因此而改善，奧巴馬都會是歷史上推動環保革命的第一人。

今天，推動環保已經不可能是一國之事。我們發現奧巴馬的環保革命不單單是一個針對改善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方案，亦是一個對世界經濟及地緣政治都有深遠影響的革命性政策。今年十二月在哥本哈根舉行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會議，除了有機會讓各國元首「update一下」京都條約的內容外，還可以讓各國開始爭奪對「環境保護」的話語權。

參考資料:
Obama to regulate 'pollutant' CO2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8004975.stm

Obama to curb vehicle emissions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8056908.stm

P.S.
現代文明隨著工業革命而來，而人類的生活亦隨著科技的發展而大大改善。二次大戰之後，急速工業化雖然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舒適生活，但事實上過度開採能源、大量燃燒煤及使用石油，卻直接產生大量溫室氣體，令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倒頭來，摧毀人類文明的可能會是工業和科技。不得不承認的是，人類過度生產及消費是導致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近二、三十年資本主義主導的「光輝歲月」，無疑是靠機器推動出來的。無論是福特主義底下的大量生產，抑或是為了迎合小眾市場的生產模式，依賴的都是機器，而機器所需的，正正是石油、媒及天然氣等燃料。當然，我們不是要轉為過著馬克斯所說般「日間耕田釣魚，晚上吟詩作對」的生活。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更有效益地使用能源，保護環境，不要下一代來給我們「還債」。

（轉載）發展智庫才能改善施政

摘自《亞洲週刊》二十三卷第十二期 文：胡恩威

香港現時政府弱勢、管治處處現危機，歸根究柢，是政策研究質量不足所致。特首曾蔭權下的政務官不重知識，只懂按行政程序處理政策問題。若曾特首的政府班子要繼續執政，公務員便須首先提升研究能力，不但要提升知識含量，也要開拓長遠的政策研究架構。由於進行長遠性的政策研究是構建知識型社會的關鍵，所以發展智庫，不論是從民間層面、大學層面、政府內部層面，都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國內地近二十年雖然也沒有全面選舉，民主政制的發展仍與香港有距離，但其智庫發展的蓬勃是香港不能美的。內地「十一五」政策文件是集多所智庫共同參與研究的成果，政策文件亦處處可見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

內地智庫的發展亦已相當具規模，不但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省也有社科院、各級政府亦有政策研究室，而國務院下又設發展研究中心。內地政策的公眾參與便是透過這些智庫不斷進行調查分析而體現出來的，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僅透過沒有深度的論壇、公聽會、發放心意卡來收集意見。從政策引入公眾參與來看，內地顯然高明得多。

至於香港的政黨也是缺乏參與政策研究工作。雖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香港跟英國不同，政黨、民選的立法會議員不能參政，故香港的政黨不會像英國政黨般定期開展政策研究，提升執政水平。香港的政黨只會參與地區工作，組織地區支部、群眾組織，推動地區事務的發展。在缺乏定期的政策研究支持下，香港的政黨在提供政策建議的時候，因而往往只能提出一些貧乏如「加強監管」、「多撥資源」的詞彙，充斥著民粹主義；亦正因香港普遍政黨的政策既沒有深度的內容，也沒有深入分析，令採取激進手段的社民連因而可更容易吸引選民的支持。

在特區政府架構下，則有中央政策組這個部門負責研究政策，擔當政府智囊。中央政策組成立於一九八九年，主要職能是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中央政策組編制有首席顧問、副首席顧問、顧問、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等全職核心人員及支援人員。此外還有近四百名不同界別的非全職顧問。

中央政策組的歷史可追溯至殖民時期衛奕信年代。衛奕信一九八九年創立了中央政策組，並特意揀選非公務員的學者、及從商界引入一些專家作為成員，以便引入官僚架構以外的政策建議。中央政策組扮演著政府的探熱針，整合政府未成形的政策，而其發展階段可按不同年代的領袖而劃分。

衛奕信時代的中央政策組是吸納經濟精英、培養政治人才的時期。因為當時殖民政府與市民的溝通普遍存在隔膜，往往要透過組內專業人士得知市民意見，所以中央政策組的人員質素相當重要。衛奕信揀選顧汝德出任首任首席顧問，顧汝德出身記者及經濟學家，任內負責就一系列經濟、政治及社會問題，制訂政策，表現獲認同。而顧汝德的職務亦延至彭定康時代，他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共達九年之多。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帶領中央政策組走向另一時期。這時期中央政策組有「政治心戰室」的稱號，組內人員當時專為彭定康商謀及推銷政策，促進各項政策的討論。

除繼續沿用顧汝德外，彭定康亦委任了韓新、戴彥森、黎偉略等人加入中央政策組。顧汝德負責收集各方意見供彭定康參詳；韓新為資訊統籌專員，負責發放政府消息和策略性公關工作，而戴彥森和黎偉略則是跟隨彭定康從英倫來港的私人助理。適逢當時中英政治爭拗激烈，「心戰室」的角色主要是進行公關、推銷政策，以為彭定康建立形象。

到董建華上任，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一改非公務員出任的慣例，由高級公務員蕭炯柱出任。蕭在一九九九年離職，由鄭維健博士接替。鄭維健是癌病專家，八十年代加入商界，他在任內三年積極統籌施政報告中的各項主要政策。董建華在任時，曾有意擴大中央政策組，可最終也突破不了官僚主導的短視本質。中央政策組現時由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劉兆佳任首席顧問。

中央政策組沒有一套完整的長期研究策略和人才庫培養計劃，香港政府所做的研究傾向以價低者得的招標模式，僱用顧問公司進行。政府內部不發展長期研究，自然也不會培養處理各政策問題的專家。政府現時用招標方法，只能滿足執行程序的方便，根本不能為改善政策研究質量作長期的貢獻。另一問題，政府研究政策的方法很多都是先有結論後做研究，透過研究結果引證原先假設的結論，譬如，政府認為小販是破壞市容的罪魁禍首，便會開展研究引證此假設。這種處理政策研究的態度不但局限了窺探問題的完整性，亦令政府往往只能應變問題而非藉深入分析的研究，預先推斷問題，繼而作出前瞻性反應。

（轉載）南京‧北京‧東京

摘自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明報》 文：張彧暋

《南京！南京！》是相當奇特的電影。選擇這爭議性題材，導演陸川打從開始就能預計各方面都難以滿足，吃力不討好，更何他說要拍給日本人看呢。日本媒體關於這套電影的第一單新聞，就是廣東省的觀眾因為看得太激動，把奶茶掉到銀幕去，結果日本保守派（又一次）證明中共虛構南京大屠殺30萬死者，進行民族主義的「反日愛國教育」。

如果你認為這些說法離譜，那麼當同一個政府說廣場一個人也沒死，而皇軍殺了30萬人，那麼這些說法對那些冥頑不靈的軍國殘餘來說，似乎也毫無說服力。從日本的保守勢力看過去，打從開始虛構史實的就是中國政府。這對各位中文讀者而言，這可能是接近精神錯亂的講法，但當我們高舉「以史為鑑」的口號，就變成了大家堆集與選擇史料的遊戲。

按當下需要而被扭曲的歷史
從中方望過去，日本自己做錯事還大條道理反咬中國不注重歷史。問題是，如陸川說，如果認識只停留在「30萬人給皇軍屠殺」的口號，那麼所謂以史為鑑，其實並不代表我們每個人都去做歷史學者去檢查史料。而日本保守派還認真的跟你一份一份資料與照片，說這是虛構，證明不少照片與傳言相當可疑。其實，你看看最近那麼多人為六四事件查考史料，就知道背後的最重要問題不是歷史的真偽判別，而是我們為了什麼當代社會需要而去認識歷史。

1990年代打後，日本良心派學者認為，你要是殺了人，才不會那麼笨留下證據吧？因此，日本的新史學也相當注重訪談，但史料變成證言的話，結果就更加羅生門，人人也可以質疑。因此，這些日本學者認為要根本地解決類似問題，就是要擺脫以國家的框架去詮釋歷史，並且清楚了解，歷史的構作、史料的選擇，往往根據當代的需要而來。講故事，你總有目的。

陸川導演聲言，要破除舊故事的虛妄，他要做的是「去符號化」，擺脫過往把皇軍描寫成禽獸的印象，而單純的把戰爭中的「普通人」呈現在觀眾的面前。導演的「去符號化」在電影中表現得相當成功，那種種電影藝術的鋪排與張力，我認為這是近來最要我命的電影。當電影一完，我是難以抗衡對「人」的種種悲劇所帶來的感覺。真好，這時代還有能如此令人肺腑為之動搖的電影。

可是陸川會不會是呈現更多的符號？那個很皇軍的「太陽」，很像黑澤明《羅生門》中那日光下的悲劇。那個被皇軍拉倒的銅像，很伊拉克。那些很令人發冷的情色場面，是不是日本AV？觀眾可以有很多空間去詮釋，但這一定不是歷史故事，而只是藝術。而如果這樣說北京的事件，你接不接受？陸川站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縱然我十分喜歡本電影，但我認為陸川處理日軍相當失敗，他根本不知道皇軍種種行為背後的社會邏輯，而無法呈現一個立體的日本士兵。整個日本戰爭體系的胡來，其實能以「恐懼」與「無知」來形容。日本皇軍主要由農民組成，面對中華文明幾千萬普通百姓，其實相當惶恐不安。補給差勁、完全沒有戰略，而日軍組織之毫無效率與山頭主義，才是戰爭罪行的社會組織原委。由恐懼與無知而導致的荒誕行為背後的社會原理，電影只能呈現空白，皇軍不再是禽獸，而只是毫無意義的符號。

這哪是人性的問題？背景就是一切（context is everything）。而缺乏任何背景、道理與合理的故事，只剩下一堆符號與人性，這才是南京、北京與東京的共同現代悲劇。同樣，我相信特首會很喜歡看一個「去符號化」的《南京！南京！》，講一個「去政治化」的、沒有故事的北京故事。

（轉載）悼林尚義﹕阿叔與他的西德奇蹟……

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明報》 文：沈旭暉

回想10歲時，剛懂得看足球比賽，那時一名評述員常說「中場(時間)要打電話給福士教他變陣」，又能預知德國隊的禾拉與奇連士文先後入球。那時，我是信以為真的。後來知道那名評述員叫「阿叔」，也發現福士時期的德國隊比起歷史的輝煌，已遜色不少。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下一步該怎樣走

陳一諤繼成為首個以「一人內閣」參選香港大學學生會後，再成為首個遭學生公投罷免的學生會長。無疑，陳同學的謬論實在太膠，怪論太怪。對於他遭罷免，我並不感到意外。

我不能贊同陳一諤所說的話，即使是他在網誌中那些論點較為清晰的文章，我亦不完全同意。大家不難發現陳一諤在「平反六四」的討論邏輯混淆，對錯焦點。首先，我們所相信的「平反六四」並非如陳同學所說般「只承認八九民運是一場愛國運動」。你可以不同意大家所相信的「平反六四」的定義，但請提出理據，也不要胡亂將「平反六四」的口號放進政綱中欺騙選民。第二，請認清「反思歷史」和「質疑事實」的分別。要是「質疑事實」，請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如果不能，你不是無情也是無聊。第三，「學生也有錯」並非一個去淡化或否定中共暴力鎮壓的理據。陳一諤的謬論太多，大眾已有公論，我在這裡不多談。

對於罷免陳一諤，權力鬥爭和民粹主義作祟，都不是不去罷免他的理據，正如上述「學生也有錯」並非否定中共暴力鎮壓的理據。但我會說，「罷免是道理，不罷免是人情」。賣這個人情，原因有二。第一，如果一位學生領袖只懂說政治正確的話，我不相信他會有甚麼作為。說出正確的話但原地踏步，這不是我希望見到的，可惜我在大學的頭兩年半中看到的正正就是這樣子。我不會說陳一諤所說所做的是正確，但在整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個「step forward」。當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出現，起碼能刺激同學去了解事件(相信讀了三年大學的同學們都不能否認現時的大學生大都只關心經濟，而非社會民生、政治、中國、國際.....)，而在辨證的過程中亦必然令大家更有力地去否定「不正確」，讓更多人認識並肯定「正確」的價值，這對於整個運動來說，已經一個進步。第二，我雖然並不支持他的觀點，但他提出觀點的勇氣是值得欣賞和鼓勵的。我不怕他說錯甚麼話，只怕不敢再說錯話。即使他的觀點是錯誤百出，抑或是誤打誤撞，只要有人能從其錯誤觀點中找到適當的切入點，例如從柴岭「走佬」的問題引伸至學生運動的合作、動員和組織，或從學生與中共對話及學生如何「不理性」的問題上引伸至研究學生當時的話語權等議題，就算只是錯有錯著，也未嘗不是推動整件事向前的方法。因此，就算這位「反派」的觀點是徹底錯誤，我並不介意多了這位「反派」的存在。

陳一諤選擇做「反派」，所做的by nature就是「不正確」，亦代表著他是製造亂子的人。「反派」的命運，就是註定有朝一日要被消滅。但消滅了「反派」，下一步又該怎樣做?

大家都批評陳一諤不能代表民意，沒資格做學生會會長，又認為「港大學生會會長應該分清是非黑白，要為其言論負責」。當大家都罵得太易，又有否想過這正正埋沒了「反派」出現時所引伸出來的討論?當我們集中注意力否定陳一諤那種「見樹不見林式」理性討論，我們又有否花時間想過我們需要的是那種可以擴闊視角的討論?而我更關心的是，下一任領袖如何繼續政治正確，為港大名聲負責，又如何從「正途」去令「平反六四」的運動更進一步。這是一個比爭取罷免陳一諤所需的一千多張票更難更吊詭的問題。

又，當我們發現原來支持和反對罷免的票數，只是六四之比，大家不禁會想，之後引伸出來的，會是如泰國般的亂局，還是一個「團結一致，獨立自主」的學生會。